茅于轼:我被查过有无国外敌对势力背景

《南方农村报》对话茅于轼

南农：现在没有更强硬的干涉、阻力吧？

茅：现在还没有。去年快年底的时候去过不少人调查，这些人调查的目的是不同的，他不是为了（调查）非法集资，他是为了看看我们这个组织有没有国外敌对势力的背景。（笑）我们这个政治特别敏感。他们钱也特别多，派了好多人去，穿着便服，到处去打听，去问，你们这个钱是不是外国人出的，有什么政治目的。

南农：是什么原因？抵押的问题吗？

茅：问题是你问谁借啊。（南农：就是说没有其他的途径？）你问信用社借钱，你得认识信用社主任，或者你得给回扣，借一千块钱，送礼一百块，才能接到。我们这也不要抵押，不要担保，他能借得到。

《南方农村报》记者赵威 特约撰稿老盾 北京报道（南方农村报供网易深度报道专稿）

他们调查我们有没有国外敌对势力背景

南农：您在山西这个龙水头试点是现在全国唯一的一个又能存又能贷的小额信贷的试点，这应该是您的一个特色。尤努斯在零六年十月份来的时候也提出，中国只贷不存，像断了一条腿。您在一九九八年就开始吸收借贷的时候，当时的风险有多大？

茅：那个时候我没感到有什么风险。因为我不是向公众吸收存款，我是向我的亲戚朋友。我是个人借贷。我没有公布说我们在吸收存款。个人借贷这个很自由的。那个时候到我这来存钱的，或者说我问他们借钱的，都是我认识的人。但是到了后来者慢慢情况有变化，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也愿意把钱存进来。那个时候可能大概是零二年，或者零三年的时候，开始有当地老百姓的存钱。这个过程也是很自然的一个过渡。首先是我们有些客户吧，就是说借钱的人，他又有钱了，他就愿意把钱放在我们这，给别人来利用。慢慢地就扩大了。扩大到后来这三个村的人都能够到我们这里来存钱。

南农：后来好像还被当地指责为非法集资？

茅：人民银行的天津分行，也许是天津分行管他们这一片，给我发过一个文，让我们取消这个。我给他们回了一封信，我说这个事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你干嘛要取消我，（笑）他们也就不了了之了。

南农：现在没有更强硬的干涉、阻力吧？

茅：现在还没有。去年快年底的时候去过不少人调查，这些人调查的目的是不同的，他不是为了（调查）非法集资，他是为了看看我们这个组织有没有国外敌对势力的背景。（笑）我们这个政治特别敏感。他们钱也特别多，派了好多人去，穿着便服，到处去打听，去问，你们这个钱是不是外国人出的，有什么政治目的。

南农：目前三个试点村哪个效果最好？

茅：应该是最大的那个村，龙水头。这个村好像有一千八百人，人比较多。那两个村少，现在越来越少了，有一个只剩下二百多人了。

南农：为什么会减少呢？

茅：移民啊。那个村条件不好，所以政府帮助他们移民。他们自己也想要出来。本来有三百多人，现在剩了二百人了。还有一个村有一千多人，一千零一点，加起来大概有三千多人。

南农：您搞这个试点今年是第十四个年头了，您觉得这十四年下来，小额信贷给龙水头村带来的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哪里？

茅：是这样。这个地方十几年变化确实是挺大的，这个变化你也不能说就是小额信贷造成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机会。所以你要说小额信贷有多大的作用，你可以这么估计。就是我把这个钱借出去，他一年能够创造多少财富。由于有了这个钱，他创造财富的能力就增强了。我们这么多年一共借了多少钱出去，还回来之后又借出去的，他们有统计的，我记不清这个数了，我估计可能有六七百万吧。我们现在一共有一百三十万块钱，但因为周转的关系，大概有六七百万，借出去了六七百万。你想一块钱如果能创造，譬如说三毛钱的财富，那么就能创造出一百多万块钱，这个就是能算得出来，能估计得出来的数。如果说是三千人，一个人就是三百块钱，平均起来一个人能得到的好处我看也就三四百块钱吧。平均起来。

南农：但是三四百块钱对于他们来说，应该说……

茅：不大不小的一个数目。我们这个工作不光是在钱上，我们有好多别的活动。因为这整个是一个扶贫项目。我们还有教育扶贫，还有一种方式帮助他们，组织活动，送书给他们。特别是把当地比较闭塞的地方向社会开放，去的人也很多，出来的人也很多。通过小额贷款他们出来了几十个人次，这一切都极大地改变了当地老百姓的观念，把他们带进了市场经济。这个作用是很重要的。当然他们还有别的渠道，出来打工啊，出来卖产品啊，跑运输啊，也是见世面的一种机会。我们小额贷款也起到这个作用，把他们从一个自给自足的，自己种粮食自己吃，这么一个经济变成市场经济，变成一个有借贷关系，通过资本创造财富。我们还介绍当地很多人到北京工作，我们的活动很多的，小额贷款是其中一个。

老百姓借款最大的难度在哪儿？

老盾：老百姓在其他地方借款最大的难度在哪儿？

茅：最大的难度？借不到呗。

老盾：是什么原因？抵押的问题吗？

茅：问题是你问谁借啊。（南农：就是说没有其他的途径？）你问信用社借钱，你得认识信用社主任，或者你得给回扣，借一千块钱，送礼一百块，才能接到。我们这也不要抵押，不要担保，他能借得到。

南农：您的运行当中，没有担保，没有抵押，怎么保证信贷的安全？

茅：所谓的安全是什么问题呢？有的人借了钱不还。这个你必须要他还。有的人借了钱他还不起了，你必须要他换，他拿命抵了，这个你只好拉倒了。你要想清楚，这是个什么问题。有没有人借了钱还不起了？肯定是有的，这些人比例不高，我估计百分之三的样子。这些人就得销账了。借得钱我们就把它消掉了。

老盾：这种销账对其他的借贷的农民会不会产生影响呢？其他农民会不会说，他不还我也不还了。

茅：对，是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从来不销账。我们内部销账，对外不说销账。对外一说销账，（农民说）那我也还不起了，你给我也销了吧。我们的帐上他总在那儿，我们的墙上挂出来的借款人他的名字总在上面。但是我们内部现在有准备金，从贷款的利息收入里提出风险准备金，抵消这部分损失。

南农：这部分损失大概能占到多少比例？

茅：不到百分之四，我估计。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银行也有坏帐，不管什么情况，都有坏帐，有高有低就是了。从农村的情况看，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不同。我们这也有还得起而不还的，我们得追。什么叫还得起呢？很难定义。它不是没有钱，他有钱，但是他钱的用场很多。买东西啊，各式各样的用场吧，还钱它放在第几位？放在最后一位他就等于不还了。他先干别的。你要叫他还钱放在第一位，借了钱首先得还钱，别的事以后再说。这就是他心里怎么排用钱的顺序。你盯着他紧，他就还了，盯得他不紧，他就拖着了，他也不说不还。有一天他发了财，他会还，他发不了财，他总也不还。你就得老盯着他。你可以借了再还，还了再借嘛。

最大苦难是不“合法”

南农：您搞这个也遇到了很多实际的困难。这十三年来，您觉得在山西这个试点当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茅：最大的困难是现在不合法。

南农：政策上不合法吗？

茅：就是政策上不合法。

南农：您在山西的这个试点，这个模式，与尤努斯的模式有什么差别吗？

茅：信念是一样的，做法不完全一样。比如说，他为了保证还款，他有一个组织，几户人（赵：五人组是吧？）互相要提醒，每个礼拜都开会，而且他是每个礼拜都要还款的。你借了一百块钱，每个礼拜都要还两块钱，五十二个礼拜还一百块钱。我现在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次借一次还，也没有开会，也不需要相互提醒。我们的管理人员，在还款以前的一个来月通知他，提醒他还钱。具体做法不完全一样。我觉得我们这个做法比较好。

南农：好在哪里呢？

茅：大大降低成本了。你想，你一次借钱，五十次还钱，你的账就得记五十遍，非常复杂的。还了一部分钱，本金就减少了，利息率就变了。你想想有多麻烦。我们现在五十次变成一次，当然降低成本了。而且开会要花时间，人家讨厌老开会，我们还得生产呢。再有就是，我借一百块钱，每个礼拜都得还两块钱，我这一百块钱是用好还是不用好啊？用了到时还不出钱来了，就不敢用它，或者只敢用一部分，资金运作受到很多限制。现在一次借一次还，你那一百块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一年之后能还来就行了。它的运作效率就提高了，资本的灵活性增加了。

南农：但是同时风险也增加了。

茅：风险加大了，这个不错。风险是小额贷款的机构承担，好处是农民得到好处。但是（尤努斯模式）成本也增加了，那个增加的很厉害的。每个礼拜还一次款，我不知道他账怎么记法。

南农：这应该是最大的差别是吧？

茅：这个是最大的差别。理念是一样的。理念是帮助穷人小额贷款。有个限额，不能超过多少钱，我们现在不能超过五千块钱。本来四千，现在变成五千，以后可能还要提高到六千。

小额信贷不是万能药

南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在《学习时代》上发表一篇文章，《小额信贷的若干问题》，说小额信贷不适用于偏僻地区。但是我们发现小额信贷都是以扶贫方式出现的，贫困的地区方往往都在偏僻地区。您这个观点是否有些矛盾？

茅：（小额信贷）它不是万能药。偏僻地区不能接近市场，他没有基础设施，没有市场，他借了钱怎么还？怎么创造财富？肯定要有一个市场，它能够进入这个市场，您借了钱不管是养鸡或者是种菜，你能够卖掉，那就有钱可赚。如果这个市场很远，你够不上，这个问题小额贷款帮不上忙。

南农：也就是说小额贷款不是万能药。

茅：对。而且，它就是针对贫困农户。当农户他脱了贫以后，他就要大额贷款了，小额贷款就满足不了他了。他的生产规模扩大了，他要搭个塑料棚，里面还有各种设施，你借这五千块钱就不够了，他得两万块钱。这个时候就要另外想办法了。有时候他变成企业家了，他还要雇两个人帮他忙，这时候他需要的可能就是八万十万。所以这是分阶段的。现在的小额贷款是针对贫困农户的，这部分人还是很多的。像美国就没有小额贷款，富裕国家没有小额贷款，小额贷款只是针对贫困农户，就是发展中国家，你看世界银行的报告，（小额贷款）都是对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需要小额贷款，他是另外一种金融服务。不一样的。

南农：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在珠三角地区调查就比较明显。在广东那一带是没有小额贷款这种项目的试点的，但是农民需不需要贷款呢？我们下去了解了，农民是需要贷到款的。但他们又贷不到钱，您觉得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茅：是这样。小额贷款是个阶段性的问题。小额贷款是个阶段性的东西，等到农民富裕起来之后，小额贷款就变成中额、大额贷款了。这个额度就得提高，提高之后就发生一系列的新问题。管理上慢慢就不一样了。现在小额贷款放贷员就是普通老百姓就可以了，变成中额贷款，如果放款到三万五万，普通老百姓就干不了这个活，那就会很危险。必须是通过专门训练的人。如果变成几十万，那得专业学校毕业的才能干这个事。那个责任很重的。一笔贷款放出去十万二十万，那跟小额贷款性质就不同了。

不能寄托官方银行

南农：能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于官方的银行，比如说农信社，还有官方现在搞的这几个试点？

茅：这个事情我也说不清，我估计恐怕够呛。因为官方已经干了这么多年，没干好么。我估计够呛。

南农：您了解零五年开始全国官方的七个小额信贷的试点的进行情况吗？

茅：那个不是小额贷款。他们贷款都是十万以上的。

南农：但他也是针对农业的。

茅：他是借小额贷款的名。有句话很对，富人搭穷人的便车。用穷人的名义，我搞小额贷款，扶贫，其实他是帮助富人，帮助富人借款，不是帮助穷人借款。包括经济适用房，都是这样的，富人搭穷人的便车。

南农：现在我们了解农村信用社这一块还是官方在尝试农村小额信贷的唯一途径了，您怎么看待农村信用社搞的小额贷款，和我们民间的小额贷款？

茅：这是小额贷款的一个基本问题，还是一个所有制的问题，谁是小额贷款的所有人，赔了钱谁承担。谁赚了钱归谁的。农村信用社这个问题没解决，不知道是谁的，这样他搞不好。就像国有企业，赚了是老百姓的，赔了也是老百姓的，经理是一个代理人，赚了赔了跟他没啥关系，他不太会放在心上。所以私人资本为什么有效呢？就是赚了赔了都是他的，他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做好。所以我是极力主张要用私人资本搞小额贷款。

南农：您觉得您在山西的这个试点的模式算是成功吗？

茅：算是成功。

南农：那它今后会像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呢？

茅：现在我们就是要合法化。因为不合法化，我们图章都没有，银行账号也没有，很多事不能干。现在钱的汇出汇进只能走邮政局来汇，不能走银行汇，因为没有账号。人家要出钱，要帮助我们，这钱怎么接受？连个收据都写不出来，没有图章。统战部要给我们五万块钱，那时前好几年的事了，最后我们收据开不出来，只好拉倒了。

南农：您觉得合法化的路还有多远？

茅：可能今年也许有希望吧。

南农：能看到希望吗？

茅：希望应该是有的。

我比不上尤努斯

南农：我这里关于小额信贷的问题大概就是这些，最后还想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很多网友都在说在中国，您的实践能力是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茅：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他是服务了几千万人的，那个是了不起的，我这个只服务了几千个人，不能跟他比。

老盾：我还有几个关于小额贷款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您认为小额贷款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在中国对于商人、企业家会有吸引力吗？作为一种商业模式。

茅：有吸引力。因为它利息率高，可以到百分之二十，你要是弄得好，你就能赚钱。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如果用单纯的资本，这个是没有吸引力的，因为你想，你从农民手里拿到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但是你的成本呢，第一部分成本就是管理费用，包括人工、办公室、计算机、通讯，这种管理费用，如果你能够上几百万的话，你的管理费用大概就是百分之六、七，如果不到一百万，就得百分之八。跟规模有关系。就算百分之六吧。那么坏帐，刚才我说了，百分之四，或者百分之三，最好也就百分之三，很难再下来了。就百分之四吧。这就百分之十了。你的成本已经百分之十了。你的资本是有代价的。你的资本如果是银行借来的钱，那是百分之六的资本利息，那就百分之十六了。现在你收回来百分之二十，一滴不漏的话，你只有百分之四的回报率。

而且不可能一滴不漏。什么意思呢？这笔钱，今天还回来，今天就借出去，哪有那么巧的事？可能今天还回来，过了五天才借出去，那五天的利息不就没了吗？这么低的回报率，还这么费事，它没有人会干。所以这样呢，百分之四的回报率，我存银行还百分之二点几呢。那么什么条件下会有人干呢？我家里有一百万，我可以拿着一百万，到银行去借出，比如说借出五百万，我用百分之六的利息问银行借五百万，一百万作为抵押，我能借五百万，那我就放大了五倍了，我的百分之四的回报率就变成百分之二十了。我有一百万块钱，一年能赚回二十万块钱来。为什么赚二十万？因为我借了五百万，我拿这一百万去借了五百万，那五百万的回报率也是百分之四，四五不就二十万了吗。我有一百万的资本，得到了二十万的回报，我觉得这很合适。所以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能够用，因为小额贷款它不可能百分之百都损失掉了，我说百分之四的坏帐，那才百分之四，我现在百分之二十还不够？

所以它应该能借到的，应该有一个政策性的支持，支持小额贷款。因为现在银行钱很多，它怕贷不出去，它能贷出去百分之六的利息率，它觉得还是解了它的难题呢，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因为现在银行存大于贷嘛，贷不出去。小额贷款开放的话，几百个亿就贷出去了。

老盾：您觉得尤努斯是一个成功的经济学家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茅：成功的商人。不光是商人，听说他要竞选总统。这个有可能。他现在越来越变成一个政治人物了。他得的也是诺贝尔和平奖，也不是经济学奖。

老盾：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商人。

茅：对。

关于三农的其他问题

老盾：您能不能谈谈您运作的这小额贷款的其他参与的学者。

茅：好多人，汤敏，林毅夫，北大的卢锋，我的朋友、金融家等等。

老盾：您在北京开办的保姆学校，现在情况怎样？

茅：还好，培养了9000多人。但也有问题，招生困难，今年就没有完成预定目标

4000人，只招了3000多人。

老盾：这也是商业化运作吗？

茅：这是半商业化，有政府的钱在里头，每个从农村来的保姆政府照顾700块。主要是甘肃省，甘肃省扶贫办有这个预算，就是脱贫就业，每个给700块钱。如果没有这700块钱，我们学校也维持不了。

老盾：您是否赞同对农民或者农产品进行补贴？

茅：不赞同。我赞同帮助农民，但不是通过农产品补贴。农产品补贴是在鼓励农民务农，务农就给你钱。而恰好我们现在要鼓励农民进城，所以帮助农民的方法是要帮助他们进城。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减少农民。我办保姆学校就这意思，给他们培训，让他们来北京就业。他们的收入比务农高多了，现在我一个学生一年能挣一万多块钱，务农怎么也没有一万，五千就不错了。政府的钱要花在帮助农民就业上，而不是帮助农民种粮。

老盾：您认为农村社会保障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一种机制？

茅：第一是解决看病，第二是上学，其次是养老。最迫切的是看病问题，农民一生大病，这家庭就完了，几千块钱他们都拿不出来，就要借高利贷了。农民贫困主要原因是生病，这牵涉到农村卫生、营养等问题。只要这些方面搞好了，老百姓生病的可能性就小了。预防和补充营养，让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头具有抵抗力，不要等到生病才花大钱看病，在农村还缺乏这类知识。

老盾：您刚才谈到医疗、教育，那小额信贷在农村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茅：只能借款给农民。

老盾：如果涉及到上万的款数呢？很多就不愿意借了，比如看个病几万块钱的。

茅：这是个大问题了，一般农民碰到这种病，就基本上是等死了。

老盾：那什么样情况下，农民会去你那试点借钱看病呢。

茅：小额贷款解决不了看病这问题，小额贷款只能解决财富的创造，有劳动力没有资本的可以小额贷款，给他创造财富。解决看病问题应该是医疗保险，比如政府和农民每年各出50块钱，一年100块钱，可能得到2000块钱的医疗保险。

老盾：但是目前你的试点里面，也有部分的钱用在医疗教育方面。

茅：我要他们还的，原来不收利息的，现在开始收了，这不是慈善。

老盾：你为什么会由不收利息向收利息转变呢？

茅：慈善做不长的，会维持不下去的，最后会关门的。我现在只做一样，如果你有劳动力，没有资本，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老盾：我看到有很多慈善机构也在做小额贷款，您怎么看待呢。

茅：小额贷款给他们做歪了，最后都关门了，他们没有持续性。小额贷款要跟救济分开。

老盾：能不能通过利率来控制小额贷款的年限。

茅：这是可以的，但你首先要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你是创造财富还是单纯救济贫困，两个目的不一样，是通过创造财富来救济贫困还是单纯的给钱。

老盾：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导致弱势群体利益受损，你觉得市场化改革会损害农民的利益吗？

茅：这问题怎么看都是双轨制。教育、看病属于基础需要的部分，那个不能产业化，这需要政府出钱，老百姓没钱。像义务教育，不管有钱没钱，都得上学，都是免费的。超过9年，有钱就上，没钱就不上学了。医疗也一样，有病要看，但是有的病一看就要几十万，不看就等死。这要分清楚是基本需要还是超出基本的需要。基本需要政府出钱没问题，市场化、产业化应该针对非基本需要部分，有钱人愿意高消费，送子女上贵族学校，要有特别好的设施，有人愿意用他们的钱来办学，你没有理由限制他。产业化在这层面没有理由反对。医疗也是一样。但教育还是有点特殊，如果这孩子成绩很好，但没钱上大学，这就是一种损失，这就要有贷款，助学金、奖学金等办法。大学不同小学初中，不可能免费。我国大学90%是公立学校，外国90%是私立学校，有钱就可以上学。

老盾：网友问题。小额信贷，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基金不足问题？为什么他成功的不多，失败的不少呢。

茅：它只能针对低收入的农户，我估计这个还有10年的寿命，10年以后就不需要5千6千的小额贷款了，它需要的是几万了。那时候就变了，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了，像美国就没有小额信贷了。小额信贷解决不了农民企业家的需要。为什么失败？一个是经验不足，不懂得小额信贷必须是高利息的；还有就是所有权不明确，只有我这小额贷款是私人办的，其他的都不是，政府办的没人管，国际组织更没人管。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需要私人资本。

老盾：近年来，不少环境污染企业迁往不发达地区，主要是广大的农村，这出于当地招商引资的需要，这短期的利益与长期受损的行为，您如何评判。

茅：我觉得并不是完全不合理，先发展，后治理，基本上就是这条路。先发展，接着污染，后治理，等有钱了我再来治理。有一种论调是，先污染后治理，为什么不早治理呢，早治理不会造成那么大的损害。这说法似乎很对，事实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走的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穷的时候根本没有钱治理。现在我们有钱治理了，是到时候治理了。过去连饭都吃不饱，你还想什么治理污染呢，首先想办法吃饱饭。过去是想办法创造财富，解决吃饭问题，等到吃饱饭，就要健康了，想办法治理环境了，哪怕用更多的钱，也有这个能力。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要看污染程度，危害人的生命就不好了。都说北京的空气不好，到底有几个人真正因为空气污染生病，说不清；但有的村都变癌症村了，水被污染了，就不好了。日本在50年代也曾经发生过好几起大的污染事件，几十人几百人死了，因为水银中毒。污染到这程度就不行了。

老盾：政府在农村工作中怎样决策才科学合理？怎样才能在农村形成有利于三农发展的环境？

茅：简单来说，政府要为农民服务，不是政府管理农民，而是人民委托政府，摆正了关系就比较好一点。单纯从管理层角度出发，容易出毛病，现在很多决策脱离了老百姓的需要。三农要发展，前提农民是要进城。如果农民不进城，花更多的钱、更好的科学管理，三农问题不可能解决；农民进城了，三农问题也需要解决，剩下的一点农民他们需要资本、技术、基础设施和各种服务。

老盾：农业部门由于收益相对较低，导致资金向外流失，这应该是普遍规律，那通过种种制度创新，能否挽回资金外流这一趋势呢。

茅：收益率低造成资金外流，这是市场需求的结果，你没有理由让资金流到收益率低的地方，资金就是要朝利润高的地方走。农业的利润低，说明农业过剩，没有必要再投资了。资金利用率低就说明资金过剩了，资金就需要外流。复杂的是，有的地方过剩，有的地方缺乏。小额贷款就一例子，农民非常需要资金，非常缺钱。从宏观上讲，资金投入到各个行业里面，要选择回报率高的地方投资。具体方面，农民借不到钱也还是个问题。

茅老：我来帮他们订一份《南方农村报》行不行？（小标题）

老盾：农村重男轻女，老人怕老来没人赡养，请问国家怎样建立农村道德体系。

茅：这比较复杂。农村道德是全社会道德的一部分，农村道德很难保持洁身自好，它一定也在受影响，与外界接触多了可能学好了，也可能学坏了。

南农：您这次被评为最具行动能力的三农人物，您认为在三农问题上最需要的是哪样行动能力？

茅：最需要的，是保护农民的权益。中国农村问题那么大，是因为农民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护，农民是二等公民，谁都可以欺负他们，特别是派出所、法院、基层组织等。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别的问题都跟这有关系。现在失地农民那么多，本来靠近城市的农民是要发大财的，现在他们变成最倒霉的人了。现在我们农民没有土地了，土地是集体所有，由村干部来代表他们所有，这一代表就完了。出售土地的时候，农民没有发言权了，集体才有发言权，个人没有发言权，他的权利完全得不到保护。反过来，谁来侵犯农民的权利呢，这要看谁从里头得到了好处。无论到哪里，建筑物最漂亮的是税务局、公安局，他们得到了好处，他们的楼盖的比较神气。人类为什么能走向繁荣，过去几千年吃不上饭，最近200多年吃饱了，繁荣了，是因为平等，财产得到保护，想要侵犯不容易，代价很高。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分人得到保护，比从前好得多了，但农民没有好起来，还是那样子。

南农：您怎么看待我们这次活动，评比全国三农十大最具行动能力人物，网友评选为第一轮，三农专家意见为第二轮，农民意见是第三轮。

茅：我赞成你们这次活动，这是民评。

南农：农村媒体在三农问题解决当中应该处在什么位置，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茅：农村缺乏好的报刊，我在扶贫点，三个农村都设有阅报栏，但找不到特别好的报纸。农村文化生活非常贫乏，一份报纸要有好的内容，大家会去看。再有，农民订不起报纸，一年要一百来块几百块钱。我来帮他们订一份《南方农村报》行不行？

南农：可以呀。我带过来这两期报纸先赠送给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