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国农村的金融不应垄断

作者：魏学珍

大陆连续3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立誓要把农村金融改革带入深水区。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度强调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并把它定为今年金融改革的6项任务之一。而在去年末，银监会更是出台了“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首次正式把农村银行业引入竞争。仅仅过了3个月，由民间资本参与的村镇银行崭露头角。

3月1日，以小额贷款为主营业务的中国首家村镇银行在大陆西部县城四川仪陇诞生,这在大陆农村金融史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农村金融也终于走出了由农村信用社“一农”扛“三农”的局面。

为此，就这些问题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由于多年来一直从事着小额信贷的研究和实际操作，茅于轼被人称之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

农村金融业应该完全开放

凤凰周刊：在银监会发布“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只有3个月，首批试点的村镇银行就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这是否意味着民间资本开始进入了正规渠道？你认为它对中国目前的金融格局会产生哪些影响？

茅于轼：这次新注册的村镇银行大大降低了门槛，使得在农村办金融的资本要求变得很低，这个跟过去相比是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它要求大银行做大股东，又没有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我们知道国有银行毛病非常多，让他们做大股东老毛病又带进来了，所以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要彻底解决问题，政府就应该许可民间来办银行。我们国家的金融市场为什么这么不好、效率这么低、坏账这么高、赚的钱很少又不断的出问题？我觉得这个跟所有权有关系，应该让民间来办银行，这个没有什么可怕的，美国7000多家银行没有一家是政府办的，全都是民间办的。我们改革金融业是比较失败的，别的行业就算是最糟糕的行业的改革都比金融业好，越是放得开越是做得好，当然各个行业有各自不同特点。但有些行业其实是没有必要垄断的，像金融业就完全没有必要垄断，它不是个垄断行业，全世界的金融业都是充分竞争的，大的很大的，小的很小，这个比较健康。我们现在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所以金融业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农村的金融业是一个最容易突破的口子，现在全世界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经验也有很多，所以中国可以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在农村突破金融业的垄断。

吸收存款目前风险较大

凤凰周刊：现在试点的村镇银行似乎还有很多限制，比如境内商业银行发起人持有股份不得低于20％，而单一股东参股比例则不能超过10％，这些规定是否会妨碍村镇银行的发展？下一步有没有放宽的可能？

茅于轼：当然。国有银行占据20％的股份，它是最大的股东，其他最多的也就是10％，所以抉择权就不在你手里，你有的只不过是出钱权，但没有用钱权，这个就是矛盾所在。

小额信贷的模式说明了一个事实，这种方式是可以运作的，而且前景也应该是很好的。问题是得让民间资本进来，而且能够自己运作。现在看起来政府正在一步步地往前走，下一步也许这种模式会逐渐推广，再往下一步就是不再让国有银行来控股，而由自己控股。

但目前有一个情况我觉得是个问题，以前的小额信贷都是“只贷不存”的，现在的村镇银行也开展了存款业务了，这个比较危险。存款业务应该非常小心，我不赞成一开始就让它吸收存款。

本来2006年的规定也是“只贷不存”的，后来尤努斯（孟加拉国农村银行创始人，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来了以后，强调小额贷款必须有贷有存，就有了变化。但我仍然坚持在中国吸收存款必须慎重，因为这个风险比较大。

凤凰周刊：如果只贷不存的话，资金从何而来，又怎样保证可持续性发展呢？

茅于轼：只贷不存是有问题的，所以尤努斯倡导有贷有存。但这需要一个发展过程，一开始就吸收存款是有风险的，开始的时候应该用你自己的钱去贷给别人，等你做了几年以后有了成效了，别人也觉得你是可靠的，你可以吸收存款，但也只能少量吸收，再过几年证明你的信用没问题，才可以大量吸收，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信用的东西说是没用的，你得做出来给人看，做得好别人才能相信你。

小额贷款是个阶段性的产物

凤凰周刊：我知道在中国，你是第一个吃“小额信贷”螃蟹的人，从1993年就在山西成立基金会。目前的村镇银行是不是在你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茅于轼：完全不同的模式。最主要的是两者的所有权结构不同，我们是私人办的。村镇银行是需要一个国有商业银行来做大股东。还有两者对小额贷款的上限规定也不一样，我们规定的是不超过5000元。但是操作模式是差不多的。

凤凰周刊：那你认为哪种模式对农村的帮助要大些呢？

茅于轼：目前针对农村市场，小额贷款的帮助是更有效的。我认为小额贷款一定是要贷给农户的，因为现在首先需要帮助的是那些最困难的农户。而村镇银行他们想做的是大额贷款，不完全是农户而是农民小企业家，因为大额贷款更赚钱。

但是农村经济要发展，靠农户还不行，还得靠农村企业家，所以小额贷款也是个阶段性的产物。在农村经济收入逐渐上升之后，小额贷款就没有了。

凤凰周刊：没有注册不就是跟地下钱庄一样吗？当地政府允许吗？

茅于轼：现在我们处于模糊地段，他们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但他们肯定不会关我们的，舆论那么多报道，领导也去看过，包括省长和银监会的副主席都去看过，不但看，还自己掏了1500元捐给我们，支持我们这个事，那怎么可能会把我们关掉呢。

高利息是最重要的经验

凤凰周刊：有人认为，小额贷款应当效仿“尤努斯模式”，以扶贫为目标，发放贷款时上限要低，以真正服务于拿不出任何抵押的广大贫困农民。但实际情况却是，小额贷款的利率远高于商业银行，这好像很矛盾。

茅于轼：全世界的经验，小额贷款的利息都是高的。很多不明白的人包括舆论界认为：你借钱给穷人还要高利息那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小额贷款之所以能成功，就是把这个观念彻底改变了。开始的时候都以为要低利息，结果搞了三十多年小额贷款，得出最主要的一个经验就是高利息，这是因为小额贷款是比较琐碎，成本非常高。而且小额贷款风险也大。所以哪怕是小额贷款有20％的利息，也不会有大量的银行进来，他们还是不愿意干。

另外，小额贷款的农户因为有劳力没资本，当把资本贷款给他后，他的劳动就发挥作用了，在获得高额的回报之后，他们也有足够的承担能力。这跟企业家贷款是很不一样的。所以，高的支付能力和高的成本就决定了小额贷款是高利息。

但在赢利性和扶贫性上，小额贷款首先是扶贫的，然后才是盈利的。这两者是不相矛盾的，必须是又赚钱又扶贫，但应以扶贫为主。如果把扶贫性去掉，那我就不搞小额贷款就做大额贷款了。

凤凰周刊：要保证盈利，风险控制就非常重要。你的经验又是哪些呢？

茅于轼：我们每年都有2％的风险准备金。事实上这个数字可能稍微低了点，应该需要3％，因为坏账率大概就在3％的样子。农民的信誉还是比较好的，但因为农民很穷的，他花钱的地方非常多，还款也是花钱的一项，区别就在于他把还款的优先地位是放在最高还是最低。放在最低那他在花完其他的钱之后才来还款，放在最高就先还款。这就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经常去提醒他，促使他们把还款放在优先地位，及时还款。这里面的关键是在管理上，我们的借款是1年，一般会提前一个月通知他。过去还有一个罚款的措施，没有及时还款加重利息，后来取消了。因为我们觉得提高还款率不在乎利息高低，而在乎管理。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