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中国不会国家破产

中国经济杠杆率几何

　　关于中国经济的总体杠杆率如何，有着诸多研究，但可信者甚少。

　　被广泛流传的结论是这样的：1.覆盖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住户部门的广义债务率在200％左右。2.中央政府的债务率在20％~40%；对地方政府的债务率估算分歧较大，似乎比中央政府债务更为严重一些，加总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大致在70％。3.企业部门的债务率在120％。4.住户部门的债务率在20％~30%。

　　其中，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的研究相对谨慎，而投资银行等的研究则悲观得多。其中较为典型的研究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4年1月发布的报告中称，中国广义政府负债率为45%，地方政府负债率约27%。

　　国家审计署在2013年底推出了《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1.全国政府性负债率为36.7%，截至2012年底，全国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9.1万亿元。2.地方政府负债率为48.5%，定义为（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中可能需要偿还的部分）/GDP。截至2013年6月，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0.89万亿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67万亿元，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4.34万亿元。

　　中国社科院在2013年发布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其结果是：1.全社会债务率为215%，计算分母为GDP，分子为企业部门债务+居民部门债务+金融部门债务+政府部门债务，全社会债务规模达到111.6万亿元。2.政府债务率为53％,分子为中央政府债务+地方政府债务,其中2012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加总的债务接近28万亿元。3.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13％,定义为企业债务/GDP。

　　包括IMF、高盛、花旗、美银、瑞信、渣打、国家审计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的相关研究显示，广义政府的负债率大多处于45％~75%的区间，地方政府负债率大多在25％~35%的区间。国内券商关于中国经济总体杠杆率的研究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通常不公布计算公式和数据，二是从结果看通常是对海外相关研究的悲观强化。

　　中国不会国家破产

　　中国是否会陷入“国家破产”境地？或者需要对政府和企业部门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的去杠杆化操作？我们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否定理由之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导致了单纯债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较小，如果有一场危机，那往往并非因为财政或金融因素。目前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债务状况，比上世纪70年代以及90年代好得多。

　　否定理由之二：上述各种推算都只计算债务方，而不计算资产方，这脱离了中国国有制的特定制度背景。就综合负债率的计算而言，其实不必那么复杂。在信用体系下，货币信用都是央行创造的，如果我们将（M2＋综合外债）/GDP，可以轻松得到类似结果（外债包括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境外债务）。因此在综合负债率之下，再分别计算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和住户的负债率，显得没有意义。此外，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达12％,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综合考虑银行的公开和非公开准备，得到中国金融业杠杆率为10倍也在情理之中。 综合负债率缺乏意义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我们只计负债不计资产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啤酒杯中的泡沫和空的部分，但没有将视线放在充实的部分。更何况从10年左右的时限看，环境恶化和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债务才是债务问题的关键。但上述计算却几乎均未包含此类因素。

　　否定理由之三：我们确实需要观察国有体制下资产方的长期积累。改革开放30多年，各类资产的总额足够庞大。以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例，其拥有的资产清单并不低。一是央企资产总额约100万亿元，金融资产约160万亿元；二是地方国企资产总额约30万亿元；三是政府拥有庞大的楼堂馆所、教科文卫、文物古迹等非经营性资产。若只考虑楼堂馆所类非经营性资产，可能就达到20万亿元以上；四是功能强大的基础设施，例如10万公里高速公路、10万公里铁路、数万公里高铁，同样具有逾15万亿元的重置价值；五是国土海洋矿产森林等资源；六是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上述资产方粗略加总已超300万亿元。

　　就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而言，存在各种统计口径，我的草根经验是，县以下基层政府的综合债务约是其当年各类财政收入1到1.5倍之间，也就是10万亿~15万亿元之间。

　　就中国企业的债务率看，与其看其债务是否超过GDP，不如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观察企业负债率，也许更为可靠。

　　就中国金融业的债务率看，我们尝试以最悲观的方式估计银行业，结果大致上中国银行业有能力避免系统性危机。

　　就中国住户部门的负债率而言，我们也不悲观，中国城镇居民至少拥有约80万亿元的房产和接近50万亿元的储蓄。即便居民相互借贷是银行消费信贷的2倍，中国住户部门的负债率仍然低于25％,储蓄率仍然高企。

　　中国有很大的去国有化空间

　　进行上述分析的动因在于：不应只看到中国的债务问题，而应看到资产积累；不应假设中国没有去杠杆的余地，而应看到政府和企业债务端不计成本的膨胀，很大程度上恰恰在于对资产方惘顾效益的扩张冲动。我们反而担心，殷实家底是否会导致经济改革紧迫感不够。目前的中国有很大的改革余地，如果我们看到债务积累重视降低杠杆，那么几乎就等同于我们应该认可，中国有很大的去国有化空间。混合所有制的核心也许是渐进去国有化。

　　去国有化的改革历程也往往被问题倒逼而成，从企业承包制，到通过改制甩掉效益不佳的中小国企；从“三年脱困”到上市改制和国有股减持。都是从小到大，从易入难，从表面敷衍到有可能触及灵魂。

　　这种去国有化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制度压力：

　　一是从东西德合并进程中，东德土地、企业、政府办公楼等各类国有资产集中地、大规模地私有化来看，折扣率为20％~25%，从中国国企三年脱困的私人承接、银行承接来看，这些国有资产也因短期集中抛售而仅有不足三成的账面价值。反观国有股减持，通过资本市场渐进减持的价格令人鼓舞。因此休克式的资产出售显然不如渐进式。如果说当下一些政府部门、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可能出现债务违约，较为理性的方式可能是容忍有序违约的发生，并在资产端进行处置，甚至政府租楼办公也并非不可取。我们越将中国债务问题看得剑拔弩张、生死一线，就越可能将债务违约看成蚁穴之溃。而无限后推只能导致问题更为严峻。

　　二是从中国的国有体制和腐败大案看，人们可以轻易观察到，那些不实际持有企业股权的所谓国有企业董事、董事会，并未真正起到当好中央或地方政府国资“看门狗”的作用，这些“看门狗”很难抵御行政层级比其更高的官员的鲸吞蚕食压力。各级国资委也同样力量不足。

　　如何在庞大的国有资产中形成合格的“看门狗”？只有在股东层面、董事层面真正形成有市场约束力的真正董事的介入，问题才有可能得以解决。民营董事对其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应能比挂名董事更为有效，做好各级政府等出资人的看守之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看看御用经济学家们都说什么胡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