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回忆文革：高干相遇不敢说话

文章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
　　作者：金汕 陈义风著 陈人康口述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见到朱老总的老伴儿，双方只是简单亲切的几句问候
　　父亲当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从一个军种的领导进入全军的领导班子。父亲那几年常常外出，视察地方部队的情况，有的时候也趁机拜会一下老战友。
　　那时候还有相当一批干部没有解放，而父亲不倒反升，父亲去看望他们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安慰。
　　有一次到上海，这里是四人帮的老窝，有很多父亲的老战友，但几乎全部倒台。陪同父亲的上海市革委会成员除去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其他人都与父亲见了面。
　　父亲提出希望见见老战友曹荻秋、魏文伯，几个上海市新贵领导一怔。还是工人造反司令陈阿大口直心快，说：“看他们干什么，走资派！”
　　通过了解，父亲得知曹荻秋、魏文伯还挂着，并没有定性为敌我矛盾，于是还是与他们见了面，见面后彼此感慨良多，但是也没有敢把心里话掏出来。那个时候谁都怕言多语失，带来灾祸。
　　还有托父亲给孩子走后门参军的也很多，那个时候参军就相当于今天的出国留学，是年轻人最向往的事。父亲虽然介绍几个人参军不是难事，可他也怕落下走后门搞不正之风的嫌疑，所以推掉的要远远多于帮助办的，这也得罪了一些人，来托父亲办事的都不是“白丁”，有的职务比父亲还高。
　　有次父亲接到何香凝老人的来信，信中述说她的孙女也就是廖承志的女儿在内蒙插队，处境很不好，受了不少罪，希望父亲帮忙让孙女参军。父亲非常尊重这位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他给有关部队写信，要求“抓紧办”。办成后何香凝老人还来信感谢。1995年父亲病情加重，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港台办主任的廖晖亲自到医院去看望了父亲，也许廖晖还记得父亲替廖家办过一件事情。
　　记得那个时候高级干部常去的地方就是北京饭店，去饭店除去开一些会议外，还可以去理发、休息。据说除了毛主席，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去过北京饭店。我们几个子女也轮番被父亲带去过。有次我蹭了一碗面条，随口说了一句：“太淡，没味道。”
　　父亲对我的不屑有些意见，说：“总理来了都吃这个面，你还觉得没有味道？。”
　　有一天父亲走在大厅休息，突然一个老太太迎了上来。父亲高兴地说：“康大姐，您来了，朱老总好吗？”康克清也很高兴，毕竟在井冈山时代他们就认识了。但康克清情绪明显有些压抑，她警惕地看了看周围，说：“朱老总也很想念大家！”说这话的时候康克清有些伤感。是啊，红军时候朱老总正值中年，从几乎随时会被敌人剿灭的井冈山打出了天下，当年都称“朱毛”。可是现而今年近90的老人还没有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贵吃香。
　　父亲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发自内心地说：“朱老总年纪大了，一定让他老人家休息好，他活着就是我们大家的福气。”我当时有些纳闷：人称“红军之父”的老伴儿，怎么会这样谨小慎微。从中也可看到当年政治空气之紧张了。
　　两年以后，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朱德逝世的消息，父亲参加完追悼会回到家中，吃晚饭的时候他说：“朱老总面相特别忠厚。朱老总人缘特别好，在延安的时候他50多岁，和战士一起打篮球。分拨的时候，两边战士怕输球都不要他，把他晒在一边，他也不生气，多随和呀。”
　　父亲在晚年也和我谈起朱老总，他承认老人对不少运动是消极的：“批判彭德怀、搞文化大革命、重用江青，朱老总都是很不以为然的。可是朱老总的党性又不可能让他公开反对，正好老人家的年纪大了，选择沉默也就成了没有其他办法的选择。”
　　粟裕以为我和三哥是父亲身边的战士，显得有些紧张
　　1974年的夏天，我和三哥陪同父亲到北京饭店。父亲要理发，正好碰见粟裕大将。他和父亲握手问候，只是把话题停留在各自身体上。我明显感到他们都有顾虑，我看到粟裕不时地看着我们，显得有些紧张。父亲赶紧说：“他们是我儿子。”
　　粟裕这才走过来和我们握手，但没多久就匆匆离开了。
　　1984年粟裕逝世，我和父亲又聊起这位被称为中国第一大将的杰出将领。粟裕也像我问过的多位“疑问人物”一样，我始终对战功赫赫的他几乎一直被“冷藏”大惑不解。出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对中国的军事家很感兴趣，当然平民百姓的子弟，像我这样热衷于讨论中国军事家的也不少，很多年轻人谈起中国的名将都如数家珍。
　　父亲那天和我透露过一件事情，就是五十年代在一次小范围的军事家会议上，主席曾经流露出对粟裕的不满，而且还使用了激烈的语言。我追问父亲，主席为什么这样？父亲说：主席为什么这样我也搞不清楚，我只知道解放战争跨越长江的时候，主席让粟裕尽快渡江。但是粟裕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认为需要等待时机，晚了几天。
　　父亲说，粟裕这样做成功地渡过去了，当然按主席的打法我想也会渡过去。
　　父亲说：“当年我们一些高级军官都知道主席和粟裕的一段对话。毛主席说：‘你们那样果敢、迅猛地消灭了74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蒋介石， ‘第二个没想到的人，就是我毛泽东呀！’可见主席当时是多么欣赏粟裕。”
　　我问父亲：“那粟裕解放后怎么会是那种情况？”
　　父亲说：“现在说话比十年前宽松多了，我前不久听说，解放后陈赓曾对粟裕说过：‘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粟裕打仗好，战场上的事必须尽快敢于做决断，容不得层层请示。可是解放后就不一样了，一个领导干部必须一级级地按规矩办事，按战争年代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做法让一批干部吃了大亏。我刚刚进城也有不适应的感觉。1952年，粟裕当上了副总参谋长，1954年后，当上了总参谋长。他办事情有自己的观点，不唯上，不唯权，由此在工作中得罪了两个老帅，有的时候让他无所适从。后来粟裕也知道不能太较真，到了1955 年评军衔问题时，粟裕很有可能当元帅，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几次诚恳要求不当元帅。主席决定让他当第一大将。但是粟裕1958年还是受了批判，还是有两位老帅对他有看法。同时也有几位老帅受到株连，比如刘伯承、叶剑英。谁工作中都会有缺点，一上纲上线就没有边了。那次批判幸亏总理、陈毅力保，否则粟裕有可能被打成‘反党集团’。粟裕的总参谋长被免了。由于主席那个时候听了倒粟的汇报，也对粟裕做出了不好的评价。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整人也不是毛主席的专利。”
　　父亲故去后，我仍然关注粟裕之谜。我听北京一些差不多大的*讲，彭总1959年在庐山为民请命挨整，有人做粟裕工作，让他揭发彭总，因为粟裕被批是彭总主持的。但是粟裕拒绝了，他不愿意干落井下石的事情。一直到文革，粟裕一直处于似倒非倒的状态，他的谨慎、低调让他没有成为“敌人”。而他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的问题，直到他去世后8年才彻底解决。
　　粟裕和父亲是多年的老战友，想想粟裕，感到父亲受到一点冤枉也可以理解了。在这个特殊的“气场”中，个人的命运常常是难以违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