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虹：知遇春天

　　——为《时尚先生》杂志封面故事的撰文
　　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 程虹
　　看到这期杂志封面小样的时候，感觉有些异样。拍摄那天是2013年1月11日道农会的现场，200位嘉宾前台后台地穿梭成欢乐的列车。照片里的人居然可以悄然离开欢乐的人群留下来这样的合影，淡然又深邃、平静又激情。
　　认识他们已经很多年了，岁月在每个人脸上都刻下痕迹，我的眼中，那些纹路都是生命的光芒，深深浅浅，但是一直努力绽放。他们都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大家每年有很多机会在一起研讨商业课题、一起出国访问，一起喝酒聊天……他们是一群感恩的人，感谢命运，感谢机会，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们最感佩的人是邓小平和他的政治勇气。于是在最开始，我也觉得他们只是受益者，不过比别人多出些好运气，多出些些努力。后来，慢慢知道他们的创业故事和那些故事里不为人知的情节，知道他们肩上的担子和那千斤的重量，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责任情怀已经远远超越创富和享受财富带来的快乐。我才知道，中国三十年市场成长的伟大成就，不是某个政治伟人精心策划的结果，而是天随人愿，是一群人不懈担当、尝试，历经失败和风险，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干出来的结果。当邓小平释放他的政治理想的时候，这群后来被称为企业家的人，也在随后的时间里开始放飞他们的梦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今天看来，这个梦想委实不大，他们在起步的几年间就不那么顺利地完成了第一个梦想。随后，他们为改变自己周围人的生活而努力，员工由几百人，到几千几万人，公司快速长大，他们开始被人称为企业家，开始被财富榜、富豪榜、商业领袖榜等形形色色的榜单所关注……他们享受着舞台上绚烂灯光下瞬间的快乐，他们更知道，这一刻的光荣要用长久的艰辛和更长久的坚持才能获得。
　　他们为什么能走那么久?而且还能走更远?这是我在心里问了很久的问题。七年前，参与创办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工作可以带给我问题的答案。
　　直到有一天，俱乐部理事互访造访蒙牛，在草原黄昏的蒙古包里，我们玩一个“墓志铭”的游戏：每个人写下一句自己的墓志铭，然后解读它。几年过去，不记得每个人写下了什么，只记得一群中国商业上最成功的人，坐在蒙古包低矮的板凳上，气氛有些凝重，有人流下了眼泪。今天我重新翻看那一页页“墓志铭”，又一次发现大家多年未变，初衷未改。柳传志写道：我赶上了一个有强烈对比的时代，我迷惘，我痛苦，我努力，我尽量为一切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做了奉献，也得到他们的承认。我真心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人，我死而无憾。王中军写的是：由于时代的安排，我给人们留下了几部电影，可以说我是一个快乐的人，非常满足。如果时间可能我会留下更多的东西。王均豪：感恩社会，建百年老店，努力做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好生意人。张维迎：所有我喜欢和喜欢我的人都因为我的存在而更加快乐。后面的很简短，李书福写下：活着是为了更好地死去。周其仁写：下辈子我还这样。这个简单的游戏，寻常看来很多人忌讳这样的表达，生命的尽头多是恐惧、悲凉和黯然神伤。而这些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他们释放过生命中最大的能量去追寻最强烈的梦想，他们以挑战激流险滩般的勇气去战胜困难，他们在风险面前总有愈挫愈勇的力量……所以他们才有在假定的生命尽头的淡然、释怀甚至是快乐!
　　他们是被上帝拣选的人吗?他们是被环境和历史所造就的人吗?抑或是他们传承了某些伟大的基因?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一路走来很愉快，是由日常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积累起来的生命之河的快乐畅流。商业成功可能是他们最初的涌泉，在奔流入海的过程中，他们汇聚起沿途的所有经历，从四面八方流向大海。于是我们看到，很多不同模式的商业成功，很多不同路径的创业过程，加上很多迥异的性格，并不影响他们走向同一个方向：海在哪里，哪里就是方向。每个人心里的海洋就是那处既深邃又清澈的地方，那是隧道尽头的明亮，今天我们称之为商业的意义。
　　阿里巴巴上市以后，马云曾很多次谈及新商业文明：新的商业模式不是为自己寻找价值，而是通过解决社会需求为别人创造价值。柳传志是著名的“耕地派”，在很多场合谈及联想控股在他这代人身上的使命是“产业报国”——让中国在世界上有尊严。柳总曾在企业内网上撰文说：“我从不掩饰，我就想种好联想这一亩三分地，把自己该护的这一圈人护好。我们为社会做的贡献是：企业发展了，多缴税，多增加就业机会，诚信经商提高社会正气，尽力多参与公益活动，让社会空气更湿润。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我只能做到先联想之忧而忧。我很佩服范仲淹老先生，但我既做不到，也不想做。我想做的是，比如把联想的事做扎实，让联想的人生活好，我就会努力去做，也能做到。”
　　2010年春天，李书福签下吉利并购沃尔沃的合同。提笔落笔之间，完成了一桩令人瞩目又悬疑的跨国婚姻。在那之前，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吉利互访，互访的内容除了吉利发展战略探讨之外，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并购沃尔沃咨议会”，那个下午没有人有倦意，会议上在座的有柳传志、李东生、郭广昌等，都是中国公司走出去的探路者。李书福表现得略有举棋不定，后来明白那是他为了引发大家的深度讨论而做出的一种姿态。讨论果然激烈又纵深，一个堪称中国最顶级的商业顾问团，表现出兄弟一样的情怀：兄长倾其所知为了兄弟不重复同样的错误，不出现同样的问题。随后的一段时间，媒体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价格高了低了?文化冲突会有多大?市场在中国还是欧洲?林林总总，技术面的分析铺天盖地让人应接不暇的时候，我想起李书福在会议上一句简短的开场白：我想做世界上一流的汽车，但是如果不并购，以创业的方式积累发展，世界一流汽车的梦想与我此生无缘!
　　任何技术预测的结果，都是概率事件，大一点小一点而已，这样的不确定性正是商业决策面临的常态。在所有的概率事件中，最为坚定的一点正是李书福关于做世界一流汽车的梦想。由此，回想过去二三十年那些在中国创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启程时最大的资源优势就是梦想和勇气。朱新礼是一位带领公司和团队从山里走出来的企业家，而今，朱新礼在全国多个地方建立了产业基地，选址不约而同都在山区。然而此山非彼山，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朱新礼常常带着山东人的豪爽直言：我们当初创业的目的就是想怎样才能改变村里人的生活，怎么今天创业更多的人是在想怎样才能赚到钱?
　　硬汉王石登顶珠峰后开始了他的国际游学，他哈佛研究的课题关乎商业伦理，王石坦言：“商业伦理的基础课程是宗教，对于我的英文基础来说，读宗教的内容是难上加难。”但是王石完成过他人生的第一个任务——打造一个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完成了他的第二个人生目标：挑战7+2自然界体验极限，又在60岁以后抵达了他的第三次生命高点：攻克一门新的语言并用之进行专业学习。这中间，他当然经历过技术面的无数困难：在语言班跟自己女儿年龄一般大的年轻人同场考试，在哈佛只能先选上那些英语发音易懂的教授的课，拒绝所有的吃喝应酬整理课堂笔记到深夜，以弥补自己的英语差距。记得2006年，我们一行人重走玄奘路，由西安开车去印度，在新德里的餐厅里边吃边聊。那天大家刚刚从恒河边回来，看到了天葬和河岸边众多濒死的人，他们穷其生命最后的全部力气，爬也要爬到恒河边，只要沾到恒河的水，就可以获得幸福来生。我从那些暗淡的眼神中都能看到关于生命意义的一点点残留的光泽。那天餐厅的气氛有些凝重，大家讲话的声音很轻，有人问王石：为什么你是万科的创始人，却甘愿把自己变成一个职业经理人?王石说，对凡人来说，名和利不可兼得。我设想过我们祖上有了钱以后的各种生活方式，没有一种是我喜欢的，所以拥有更多的钱对我来说无意义。然后，对王石的无意义，并不妨碍万科用少于预计的时间完成了千亿级公司的目标。
　　近两年，参加过很多公司的周年庆，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极少有企业家在这样的时刻讲述财富的故事和追富的梦想，尽管创业和经商几乎占去他们生命最黄金的全部时间，在需要总结和庆祝的时刻，他们有机会让内心真实的声音响起：二三十年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2011年秋天，万通公司举行它的二十周年反思会和联欢会，当年跟冯仑一起创业的兄弟被江湖称为“万通六君子”，尽管已经劳燕分飞，但在那个晚上，六个人因为万通的二十年再聚舞台，回忆当年海南的起步，最清晰的记忆是板房里睡在上铺的兄弟。如果真得有成功，如果成功真得可以永远，那晚六个人手拉手在一起的时刻就是成功，就是永远。2012年初冬，参加复星集团的二十周年庆，一样是创业的团队齐聚首，不同的是这个团队在郭广昌的带领下从来没有分开过。这个从复旦同学走出来的创业团队请来学生时代的老师，感恩时代、学校、恩师，当然还有客户、团队、家人和朋友……
　　商业的意义肯定不是商业本身。那是什么呢?我没有答案，也没发现周围的人有答案。可能跟生命的意义相似吧——意义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但意思一定要有。对于企业家而言，意义的参照系是一把魔幻的时间尺：如果时间尺度量的是过去，他们毫无疑问已经成功;如果时间尺是一生那么长，他们还在努力做好当下的每一天每一件事;如果时间尺是未来的历史长河，他们便是普通不过的沧海一粟，但他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全力以赴地努力过，并由此获得了世人的关注和尊敬。他们的公司或许都将老去，他们的故事有一天都将成为传说，他们心中的意义或许会被更多人记忆、分享和传承……
　　如果让我总结我认识的企业家，只讲当下，我见到的他们都是满面春风，因为他们还在全力以赴地追寻梦想，他们心中还有更大的梦想在远方，生命一旦懂得怒放，即便在风沙的路上都能如沐春风。就像这个春天，雾霾还有残留，沙尘偶有肆虐，但时间义无反顾地走向春天，不游移不回头。
　　企业家，是一群在心中知遇春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