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科大王勇：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浮沉逻辑和结构位置

王勇：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引起商业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而密集的关注。对于这一重要改革文件的专家解读与评论也铺天盖地。这也说明国企改革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全局的重要性。
前几日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个关于中国宏观与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学术会议，与会者几乎一致认为现在我国的货币政策学术研究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复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实它是在同时执行传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功能，与经济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都纠结在一起。其实，当前的国有企业又何尝也不是如此呢？
国企问题还重要吗
我自己对于国有企业问题的研究让我深深地意识到：如果不理解清楚我国的国有企业问题，就无法真正理解我国的政商关系与产业升级问题所面对的很多核心制度与政策的内生性，也就无法真正理解清楚中国的经济增长。
但并非所有学者都会像我这么认为。可能有些学者会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5年，其间也一直在讨论中国的国有企业，什么时候是个头？"还有不少学者甚至会带着轻蔑的口吻反问说："国有企业问题还重要吗？"比如，去年美国彼特森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尼库拉斯·拉蒂教授写了一本引起广泛注意的书，该书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中国的国有经济在整体经济中的份额已经越来越小，所以国有企业已经不重要了；第二，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非国有部门的经济增长所带动的，而不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成功。
去年拉蒂教授到香港科技大学来宣讲这本书，我与他面对面地深入交流，我提出：我非常认同他的第二点，这也是他的最重要的观点。但是我不认同他的第一点，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即他只考虑了数量比例的变化而没有考虑结构问题。
垂直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
在与科大同事合作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经过90年代后期国企大规模的改革以后，整个经济形成一个垂直结构，即一些核心的上游产业（比如能源、金融、电力电信）依旧由国有企业主导和垄断，而绝大多数的下游产业（比如作为消费品的制造业和酒店，宾馆，娱乐等消费性的服务业）都已经放开，国企退出，由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市场结构比较接近充分竞争，所以基本完成了市场化改革。
这种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市场结构在上下游产业的非对称性分布，我们称之为垂直结构。在这种比较独特的经济结构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并利用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会，在结构转型（即工业化）和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正是由于下游民企的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张，使得它们对于上游的能源、电力、电信、金融等一系列关键性的投入品与中间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大，而这些关键的上游产品与服务恰恰是被国有企业所垄断的，因此下游民企生产率越高，产出越多，出口越多，上游的国有企业就越能赚钱。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2002年以后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反而超过了民营企业。比如2011年在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57家企业里，国有企业占到了93%，而同年美国国企比例为3%，法国为11%；其中这些企业分布在最上游的25%的产业里的比例，中国接近50%,是美国的3倍，法国的5倍。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国有企业在很多维度上的数量比例在整个经济中的份额下降，而是要看剩下的这些国有企业分布在什么产业，有着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在整个宏观经济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也是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结构分析法的一个具体运用。
为什么90年代国有企业平均利润率低于民营企业
那为什么90年代国企改革时国有企业的平均利润率要低于民营企业呢？这是因为，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主要发生在下游产业，是水平结构的改革，也就是说国企与民企是在相同产业的（下游）产业内竞争，国企被国内民企与外资企业打败而退出。那个时候，民企生产率提高业务做大，或者对外贸易越开放，就会伤害到同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正好与2002年以后的垂直结构下的情形截然相反。
因此，如果不理解90年代水平结构下的国企改革与现在要面对的垂直结构下的国企改革的区别，就无法对现在国企改革提出有针对性地有效建议，也无法对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政策作出有效的评估。然而，遗憾的是，我觉得现有的关于这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绝大多数评论，基本上只是在强调国有制不好，或者垄断不好，却没有足够强调与90年代国企改革的本质区别何在，没有足够强调结构与产业特征，没有足够强调此轮国企改革背后的政经关系与前几轮有何质的不同，从而没有足够强调国企改革对于低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不同含义。
为什么说劳动力成本上升是新国企改革的驱动力
在前面的分析中，垂直结构下国有企业不是赚钱的吗？为什么还要改革呢？这是因为上游国企要在垂直结构中攫取高利润必须还要满足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劳动力成本足够便宜。只有当劳动力足够便宜，下游的民企才能承受住所支付的比较昂贵的金融、能源与电信成本，在国际市场上还能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以后，经济结构已经过了刘易斯拐点，所以在过去的五六年中劳动力的成本也随着结构转型的深化而不断快速上升，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土地价格上涨，使得下游民企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在与越南等国的下游企业厂商进行国际市场竞争时，中国民营企业所需要支付的高昂的上游投入品与中间服务的价格就会越来越成为遏制民营企业竞争力的瓶颈性因素。如果上游国企不提高生产率不降低产品的价格，那么上游国企垄断就会变成压垮下游民企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如果下游民企这头奶牛被压死了，那么上游国企业就无法再继续从民企这头奶牛中抽取牛奶了，整个经济也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为什么上游的国企行政垄断必须被打破，必须要引入更多的市场进入和市场竞争。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对中国下游产品的外需相对大幅减弱，再加上房产、汽车限购，土地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的一系列制度性扭曲，导致农民、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的相对下降，再加上反腐力度加大等各方面的制度与经济因素，所有这些都导致对下游产品与下游服务的内需也相对下降，从而对下游民营企业产品的总需求相对下降，由此导致下游企业对上游国企产品的需求也相对大幅下降，进而导致上游产业不少国企的"产能过剩"，比如钢铁、铝业等等国企的平均利润率大幅下滑，幅度甚至超过了下游民企本身。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上游垄断性国企对其产品与服务本来就是征收价格加成，所以同等数量产品销量的下降会比下游民企遭受更严重的销售收入的下跌；二是因为上游国企虽然出现大面积亏损但是政府出于就业维稳等政治考虑不让它们破产，而是通过国有银行对其实施巨额补贴，或者依靠增发货币等方式继续维持经营，不退出，从而拖垮了上游整体国有企业的利润率。因此，上游国企必须要尽快地被改革！非常迫切！非常关键！
为什么说单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改革是不行的
当我们理解清楚了国有企业在整个宏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作用，我们就能更加明确国企改革应该遵循的方向。譬如，当前国企改革若单纯只将国企私有化或者只是将现有的上游国有企业中融入更多的民营股份搞混合制行不行？
我认为恐怕不行。理由是，如果当上游产业的享有行政垄断权力的国企变成私企或者拥有更高民营股份的国有控股公司以后，若该公司依旧是被权贵利益集团控制并且依旧享受实际上的行政垄断保护的话，那么上游国企从下游民企抽垄断租的机制就依然没有被打破，因此上游企业的垄断与低效对产业升级、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依旧会产生瓶颈遏制作用。
有鉴于此，更为关键的改革，是要打破上游有些产业的行政垄断，要允许更多的市场准入，尤其是民企的准入。对于上游现有的国有企业，即使不改革国有所有制，也都应该尽量剥离本不应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性负担，同时取消政府干预性的补贴，让上游产业中的国有企业与新进入的民营企业真正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实施优胜劣汰，就像90年代末下游产业的开放一样。只有上游产业的有效竞争，才能真正促进上游产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从而为下游产业的健康发展与升级提供更好的投入品与中间服务。也只有这样，整个经济的产业升级才可能全面推进，使得中国经济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总结
以上分析也仅仅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侧面，还有很多方面限于篇幅无法充分展开。现在国有央企改革的实质性的直接阻力很大程度上似乎依旧来自于中央政府各部委之间企图控制更多国有资源的"本位主义"之战，背后是这些部委领导与员工的利益分配要依赖于对这些国家公共资源的控制权的议价和博弈的能力，也就是说，核心症结在于政府人事、财政与预算体制的"丛林法则"。试想，如果所有部委公务员的实际的私人经济政治收益都与本部委所控制的国有企业及其他公权力无关的话，国企改革又将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所以国企改革背后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艰巨的过程。真正落实改革的时候，不能一刀切，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分产业，分阶段，分先后，分主次地进行改革。国企改革也不是孤立的，必须有全局眼光，需要与其他相关制度改革互相配套，同时也在不断的渐进改革中引发一轮接一轮的对其他制度与政策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