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景公为什么不敢“平坟”？

□狄 马

    我对传统信仰向无敬意，但对河南周口出现的大规模“平坟”事件仍然感到震惊。传统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它不可能对所有的现实问题提供答案，这就迫使我们对固有的道德观念作出调整。但迫使我们作出调整的原因一定是有了更好的价值和生活。单单是因为“发展”、“进步”以及“城镇化的速度”，还不足以说服我们放弃几千年来的丧葬方式。因为发展不等于幸福，进步也不等于自由，“城镇化的速度”并不必然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在当今政府18亿亩土地红线不能触碰的情况下，谁都知道，“平坟”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腾出更多的土地拉项目。所谓的“项目”其实也简单，就是盖楼、卖楼、拆楼、再盖楼；但民众付出的代价却是把祖先的尸骨从坟墓中挖出，放在政府指定的货架上；而这在他们看来就是暴尸荒野。

    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实际上好多社会禁忌是没有任何理性基础的。比如转世，比如人死有灵，比如因果报应，在“唯科学主义者”看来都属于“迷信”。如果把“唯科学主义者”认为的“迷信”都连根铲除，我们每个人都会变得寸步难行。原因简单：我们在生活中遵守的大部分习俗和规则，都是说不清原因的。我们能说清我们为什么敬父母，爱孩子吗？我们能说清我们为什么喜欢异性，恐惧黑夜吗？在现代科学已经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人们根据现实的需要，对于祖先流传下来的习俗、观念和道德原则进行修正，以减少冲突，这不是坏事；但这种改善规则的努力，一定是数以万计的个人自发行动的结果，而不是某一个君王或领袖突发奇想，随意编织的结果。没有那种观念、习俗是从未受到挑战的，但也没有那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他所喜欢的观念、习俗，除非他有更好的观念、习俗可以替代。尤其是牵涉到像“祖先崇拜”这样一个种族最为核心的信仰时，即使是“家天下”时代的君王也不得不表现出敬畏。

    《晏子春秋》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齐景公的办公大楼“路寝之台”建成后，有个叫逢于何的人母亲死了。在路上碰见晏子，就给晏子行大礼。晏子问：“我能为你做什么呢？”逢于何说：“我的母亲去世了，而父亲的墓就在路寝之台的内墙下，我希望把他们合葬在一起。” 晏子听了很为难，但还是答应给景公带话。虽然不免有些担心地问，万一不成，你怎办啊？逢于何回答说：“有权有势的人当然有办法，但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如果得不到允许，我将左手拉住灵车的辕木，右手捶打着自己的胸口，站在这里挨饿而死，以此告诉四方之人：我逢于何是个不能安葬自己母亲的人！”换成现在的话说，就是：逢于何的要求如果得不到满足，他就到政府门前上访，上访不成，他就在这里绝食而亡。实际上就是告诉景公：我的母亲如果得不到安葬，我将在你的门前举行一场一个人的示威游行。

    晏子进去后，就把事情给景公说了。景公气得脸都白了，说：“从古到今，你听说过把死人埋在国君宫殿内的吗？”这时，晏子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骨就显露出来了。他说：“古代的君王，他们的宫殿建得很节制，不侵占活人的房子；他们的楼台很简朴，不侵占死人的墓地，所以，当然没听说过要到国君的宫殿内埋人的事。但您现在大规模修建宫殿，侵占活人的房子；广修楼台馆所，剥夺死人的墓地。使活着的人忧愁，不能安居；让死去的人分离，不得合葬。尽情享乐游玩，对生者死者都亵慢无礼，不是仁德之君的作为；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望要求，不管百姓的死活，不是保存国家的正道。而且晏婴听说：活着的人不得安居，叫蓄忧；死去的人不得安葬，叫蓄哀。蓄忧招致怨恨，蓄哀导致危险，你还是答应了吧！”

    晏子出去后，一个叫梁丘据的大臣对景公说：“从古到今，没听说过到王宫埋人的，你怎么答应了？”景公说：“推平人家的房子，祸害人家的墓地，羞辱人家的葬礼，还不许人家安葬亲人，这是对活人刻薄寡恩，对死人傲慢无礼。《诗经》中说：‘榖则异室，死则同穴。’我敢不答应吗？”逢于何于是把母亲葬在了路寝台下。只是没有穿孝服，没有嚎啕大哭，进行完基本的仪式后，就流着眼泪离开了。

    这是发生在春秋末期的事。它告诉人们，一种信仰或观念是几代、甚至几十代人根据他们所处的环境、所能利用的材料自发习得的结果，即使是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君王也不能随意颠覆。我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把其中一部分不合理的，不适应世界潮流的观念、习俗根据变化了的现实作出修订——比如当今世界普遍推行的自由价值和法治观念，就是这样一种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原则。但在修订之前，我们得先分清，传统中的那些价值是妨碍我们走向民主自由的，那些价值是可以与宪政文明并行不悖的，而那些价值是打着现代化的幌子，实际是要摧毁现存的一切文明规则，让我们彻底回到野蛮人的生存状态里的。

    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传统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其中有的门类受意识形态（在古代中国，主要指的是以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为核心的一整套关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基础理论和教条）的影响很大，比如传统的政教、律令、哲学、道德就因为皇权专制的直接需要，几乎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即使是那些讲无为、任自然的，也散发着一种冷血的气息。有的门类则由于性质上离皇权较远，皇帝和他的官僚系统即使需要它为专制服务，也不是直接的，因而意识形态的色彩较淡，反而保留了一种人的气息、自由的特质，比如古典的诗词、绘画、音乐、舞蹈、建筑、医学等。对于前者，由于它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我们当然要抛弃；对于后者则不妨存留，慢慢赏析。但对于第三类，像河南周口在“平坟”事件中所做的，打着“发展”、“进步”的旗号，干着骗钱坑爹的勾当，不但现代化的影子见不到，就连祖先留下来的少得可怜的人性的影子也会铲除净尽。

                                     2012年12月3～7日草于长安饮马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