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历史尘封的会计传奇

夏日的北京，两岸柳树成荫的三里河静静地流淌着。1974年那个冬季，顾准的骨灰有一半撒在这条通向远方的河流中。
　　顾准和他的时代渐行渐远。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顾准生前著述被人们一一发掘，但他的会计研究成果并没有引起业内强烈反响。到90年代中期，几乎在整个中国知识界范围内掀起了“顾准热”，但人们反思、讨论顾准的重点都集中在他的思想层面和经济学层面。
　　顾准是一位冠盖绝伦的会计大师。直到现在，国内从会计角度对顾准的研究也是刚刚起步。会计人文专家张连起不无遗憾地说。
　　一位曾责编过顾准传记的老编辑坦承，近10多年来出版界更偏重他作为思想巨子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在传记中会计元素并不被强调。
　　顾准的会计生涯占据了他59年生命历程的很大一部分，但关于他的这些经历曾在种种追忆中被弱化。
　　天才少年：15岁的负责人
　　1930年，“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在上海新创办的会计函授学校，聘请了一位年仅15岁的少年当负责人。他就是顾准。
　　3年前，刚满12岁的顾准肩挑家庭的重担，经人介绍来到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后改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初进事务所时，他干些给客人倒茶、到银行送款的杂活，办理公司登记和商标注册的业务。1928年秋天，顾准在潘序伦开办的立信会计夜校读了半年簿记，并通过勤奋自学，逐步掌握了会计这门学科，渐次当上了事务所的会计员、查账助理。
　　在负责会计函授学校前后，顾准已经在当时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天才少年”。
　　14岁，他就参与了立信夜校教材《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的编辑工作。
　　16岁，他走上夜校的讲台授课，但由于年龄太小，课堂内一片哗然，一星期后便被轰下了台，不过一年之后，重新讲课的“小老师”站稳了讲台。
　　有一则传说在业内流传，顾准还有一手“双飞扫”的绝活，双手两把算盘打得快速如飞。
　　他上班时，穿一件布长衫，拿一把洋伞，夹一本书，朴素无华，好学不倦。他不仅专攻会计，而且知识面广，对于国内外大事侃侃而谈。立信会计夜校当年的教务负责人李鸿寿曾如是描述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的顾准。挑战业内专家的
　　会计新星
　　上世纪30年代初，在那场有关中式簿记的“改革与改良”论争中，风华正茂的顾准用西方会计理论审视中式簿记的命运，与潘序伦一起挑战改良派，由此在上海会计界声名鹊起。
　　上世纪30年代初，伴随着“实业救国”思潮的积极影响，中国的民族工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传统的记账方式已不能满足日渐复杂的经济活动。
　　中式簿记的发展面临着十字路口的选择。是全面引进西式簿记，还是在原有基础上稍作修改，中国会计学领域就此掀起了一场“改革与改良”之争。
　　改革与改良两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当时会计界的执牛耳者。主张改革的是潘序伦，力主改良的是徐永祚。此时的顾准，年不满20岁，但俨然已是力主改革的立信派主将之一。
　　1934年，继潘序伦发表《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祚君书》之后，顾准撰写了《评徐永祚氏改良中式簿记》一文，矛头直指徐永祚改良中式簿记的观点。顾准详述改良中式簿记的缺陷之处，进而将中式簿记和西式簿记的优劣进行对比，力倡借贷理论的普及，“否则会计理论不能昌明，会计学术进步难期。”锐意观点和批判勇气让人钦服。
　　采用西方的借贷法还是改良上收下付的记账法，尽管观点针锋相对，但那场论争不失优雅，就学术论争而论争。后来，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门派出一名官员，广泛与经济界人士座谈，在“统一会计制度”中，既采用借贷复式簿记，又承认改良中式簿记。这次短暂的改革与改良之争便告结束。
    30年代的高产会计作家
　　亦师亦友的潘序伦约稿不断，顾准不经意间成了30年代上海高产的会计作家。
　　1937年1月，特务追捕在上海展开中共地下革命活动的顾准时，手持他在19岁写成的《银行会计》。《银行会计》是国内第一部银行会计教材，会计作家成为了顾准当时最重要的身份标记之一。
　　1934年8月后，顾准因革命身份暴露，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从事地下活动，写作一度成为他的惟一经济来源。自1934年写成《银行会计》后，顾准陆续写成出版了《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此外，顾准还参与修改了《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并在离开上海后写作出版有《中华政府会计制度》。
　1940年7月去苏南参加新四军前夕，顾准查看立信会计事务所编译科保存的商务印书馆历年版税清单，发现自己写作出版的著作为事务所创收版税多达10万法币以上，而当时上海高校的普通教授月收入不过两三百元而已。
　　刚直求真的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
　　顾准在上海解放后主持财政和税收的工作不到3年时间，但尊重实情力主“重估资本”、“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等理念和措施，既富可贵的求真态度和勇气，又留下种种理论性启示。
　　在老上海人的记忆中，曾有一说，顾准是一个“发布公告最多的局长”。
　　1949年5月底，顾准随解放军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开始主持中央财政重镇上海的财政和税收工作，在经济过渡时期大刀阔斧地宣布了众多措施。
　　自1940年离开上海后，顾准在其后9年的革命工作中与会计时断时续地发生着关系。这次回到上海，顾准身兼上海市财政局长、税务局长等重要职务，积极开展起新中国会计机构建制的实践，并探索一套符合上海实情的税收措施。
　　顾准从社会上招聘了一批既懂企业经营管理又熟悉企业会计的人士，在华东财政部组建了“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跟各部局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经常性业务联系，并帮助东北财委在上海招聘人员，组成一个高级会计人员的班底奔赴东北。后来这批人成了中央财政部会计制度司的基础。
　　解放初，通行于各城市的税收方法是民主评议法，即规定某一时期的税收总额，分摊到各行业各户，再由各户自报后进行公议确定税额。这不失为经济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顾准完全可以按照这种方法开展工作。但顾准认为，这一做法在上海施行可能引起不公平的后果，应该利用上海民族资本企业账册俱全这一条件，让企业“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并通过税务局从社会招聘的会计师组成特约查账员“查账征税”，以完成税收任务。
　　顾准在上海主持的税收措施实效不错，也受到了上海私营企业的普遍欢迎。不过在1952年2月28日，《解放日报》刊出顾准的“错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之后，顾准即被撤销一切职务，调离上海。
　　这次突如其来的遭遇，让顾准一直感到不解。即使在文革期间“历史交代”中，刚直的顾准对这段经历仍持保留意见。他坚持认为当时自己主持的一项措施——重估资本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措施。
　　质疑苏式会计制度的研究者
　　会计研究，是顾准60年代在经济研究所工作的主要任务，也是他宏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起点。他的会计研究不仅是一种技术研究，更融进了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在1962年，潘序伦在致顾准的一封信中自谦地说“我弟之才，十倍于我”，并预祝顾准在会计研究上取得新的成就。其时，顾准刚摘掉“右派”帽子，从天津市宁河县黄庄农场回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里委派给他的科研任务就是会计研究。
　　回到经济研究所之前，顾准曾到河北、河南、北京、天津等地的农村劳动了整整4年。
　　在农村，顾准并没有停止学习和思考。在劳动期间，只要是能挤出的时间，他都用来读历史和哲学。顾准生前好友、同事吴敬琏回忆，在河北省赞皇县劳动的日子里，他和哲学家李泽厚俩人，一边抬筐，还一边讨论问题。
   在广泛涉猎历史和哲学的基础上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顾准当时宏大的研究愿望。会计研究是这一宏大研究体系的“准备活动”，也是他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考的起点。敏感特殊的身份，使顾准当时并不拥有自由的研究条件，名为会计研究，但经济数据一律不能接触。质疑现行会计制度，提出改革思路，对顾准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风险性，但他还是在上海、东北等地认真地进行调研，并在多种场合提出当时可谓“骇人听闻”的“成本利润计算体系”。
　　其时，我国沿用的是原苏联四五十年代制度为蓝本的会计制度。在顾准的眼中，现行的会计制度体现出了种种局限性。从进所两个月所翻译的《美国总会计师制度》到《会计原理》和《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处处可见顾准对现行会计制度的深入反思。
　　在1962年9月到12月的上海调查中，顾准发现，当时我国的苏式会计制度存在“资金会计”的局限性，服务于国家财政系统监督控制企业流动资金的要求，但在现实中却不能满足企业经济管理和会计实践。冒着再做“右派”的风险，顾准在多种场合坚决反对把企业会计仅仅限制为“资金会计”，直率地提出“社会主义的企业会计既是经营基金循环的计算体系，也是成本和利润的计算体系。”
　　让企业会计成为“成本－利润”计算体系，是顾准在1963年11月完成初稿的《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核心内容。
　　三易其稿的这本书在顾准生前并未成“书”。一直到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才让它真正问世。《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的公开出版搁浅了将近20年，而《会计原理》留下了更多的遗憾，才完成部分篇章，顾准便失去了研究写作的自由。
　　在开始写作《会计原理》的时候，顾准的领导、挚友孙冶方一度以为它就是《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当他得知《会计原理》计划中庞大的篇幅，笑谑“那该有多少稿费！”
　　针对当时高校会计教学课程内容繁复、脱离实际的时弊，顾准试图引导学生从实际操作训练入手，再进一步理解高级的经济概念。他甚至跟中国人民大学的赵玉珉教授商量，想去人大试教，边教学边修改《会计原理》。遗憾的是，在1964年10月，顾准再度被迫停止写作。文革期间，顾准仍在构想这本书重写的提纲，并摘采卡片，更令人唏嘘。
　　1984年，这一残卷几经周折后终于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耄耋之年的潘序伦在《会计原理》出版前夕既喜又悲，“这篇遗著虽属残卷，仍可独立成篇”，“许多有关会计理论和实务问题，均具有其独到的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