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第一名相管仲

管仲(约公元前723年－前645年)，《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管仲，名夷吾，颖上(今安徽颖上)人也。”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管子》一书并非是管子一人所写，但它集纳了管子和先秦社会的治国思想和智慧。
    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管仲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家，亦是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
    读懂管仲有一个难点：即对管仲施政与经济举措的理解。举例说，司马迁在《史记》中赞扬管仲设轻重九府，说管仲“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这句话的意思是：管仲制定全新的政府机构，管理好了国家，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盟主)。由此看来，管仲设立轻重九府，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可惜的是，之前未有从这方面描写管仲的文学作品出现。
    管仲的轻重九府又设置了哪些经济调控部门呢？史料上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作者自己去寻找。从《管子》一书里，会时常发现这样的经济词汇，例如：轻重、料民、准绳、平准、籴粜、官山海等，这些词汇分别类似于今天的财政、统计、税收、计量、物价、贸易、专卖等宏观经济职能。作者发现，管仲是非常的伟大：在国史中，管仲第一个创建了像今天的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的机构，最早领悟国家宏观经济管理。
    在管仲之前的历代统治者大都没有大国意识，打下江山就将割地分封给亲友功臣，让诸侯国来拱卫自己，但结果是用分裂埋葬了自己。唯有管仲成为齐国相国时，专注于国家制度建设。管仲说：“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意思是：以管理家的视野，去管理一个乡是管理不好的；以治乡的视野，去管理国家也是管理不好的；以治理国家的办法，来处理国际事务也同样处理不好。
    由此可见，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这个时期是中华嬗变为大国的黎明：既有黎明前的黑暗，诸如兼并战乱等，又有催生中华成为大国的思想曙光，有管子、老子、孔子、墨子等诸子百家，乃至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积累了中华走向大国的政治、思想、学术基础和经验。其后，才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大国形态。
    所谓“大国”，是一种国家形态。当今西方大国中的多数国家(如英、法、德等)，其国土面积和人口只相当于我国的一省或几省，但论到国家的制度建设、管理水平、科技水平、都要比其他国家先进许多，也有更大的国际话语权。
    管仲很早就意识到了国家的含义，他说：“所谓同者，以先后智渝者也，均则同争，倍则说，十则从服，万则化。”这句话的意思是：国与国之间的先进与落后，是由治国的思想智慧资源来决定的，彼此均衡，就有竞争。如果超人一倍，别人则服你；如果高人十倍，人家愿意臣服你；如果高出万倍，人家就愿意被你同化为一体。
    许多西方著名学者也开始读管子。风靡全球《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就曾写道：“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中国与希腊正处在形成大国(萌芽)的时期。随着大型组织拥有的制度性权力增加，人们必须面对组织权力带来的危机，需要有领导管理哲学，中国的管子与稍后的孔子为中国领导哲学方面打下了基础，两者相距百年，我认为这不是偶然。”
    简而言之，管仲政治成功的秘诀就是“亲民的政府加上亲民的政策”。这个逻辑看似简单，但要实现这个逻辑，却涉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管仲的历史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10个方面：
    (1)最早提出“重民、顺民、益民、安民”和“富民强国”的治国主张。其后两百年，才出现儒家宣示的“民重君轻”政治学说。
    (2)最早设立类似国务院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政府机构。司马迁说：“管仲设轻重九府，贵轻重，慎权衡。则桓公以霸。”
    (3)最早提出“以市劝业”的市场经济主张。
    (4)最早规划国家行政区划。规划“三国五鄙”(三大城市行政区，五大农业行政区)，奠定了中华从诸侯割地走向国家行政体系的雏形。
    (5)最早提出国家要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宏观经济学说。实施盐、铁专营的“官山海”，主张“利出一孔(渠道)”，物价要由国家来主导。
    (6)最早实施原始的社会保障体系。齐国实施“九惠之教”，具体的内容是：“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赈困；接绝。”
    (7)最早提出大国秩序所必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法制理念。鲜明地指出：“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8)最早提出社会化分工，实施“农、工、商、士，四民分居”。
    (9)最早领悟人有精神需求，故建“女闾三百”的商街，发展文化娱乐休闲服务产业。
    (10)军事与外交政策方面：主张“慎战”、“先修内政而后外举”，提出有限的军事透明度，“事有所隐”，“寄军令寓内政”，实行兵民结合；管仲在齐国的外交和对外军事斗争方面有着独特的建树，所以，齐鲁的后人——孙武和孙膑，深受先贤包括管仲军事外交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写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兵书《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盛世时代，往往都借鉴于管子的思想，国史中最为称道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都是如此。
    据学者研究，汉朝“文景之治”时期，经过文、景两帝近40年的治理，官仓里装满了粮食，装满了铜钱，百姓家家养马，出门没马骑，就感到惭愧，可见其繁荣。“文景之治”的三大善政，都与《管子》思想有直接的关系。“重农轻赋”与“桓管时期”“关讥而不征”鼓励通商的政策如同一辙；“与民休息”、“黄老之治”与《管子》“无夺民时”的思想完全一致。
    曾辅佐过文帝和景帝的重臣贾谊和晁错，常在著述中引述《管子》言论。到了汉武帝时期，武帝重臣桑弘羊，设立平准、均输机构监控全国经济，收回煮盐、冶铁、铸钱三业经营权，则几乎是全面借鉴“桓管之术”的治国理财之道。汉代重要经济文献《盐铁论》，记述辩论者多次用“管子日”来证明观点，可见，管子思想对当时政治的重要影响。
    据学者研究，唐朝“贞观之治”的政治团队，唐太宗李世民、魏征、房玄龄等，都潜心研究《管子》中的政治思想，李世民的宰相房玄龄，亲自译注《管子》；魏征编纂《群书治要》时亲自撰写《管子治要》。正因为那段时期极重视借鉴管仲治国思想与实践，开启了中国古代最理想的朝代——“贞观之治”。
    新中国成立以来，更加重视对古代科学治国思想的继承。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惩治贪官，曾引述《管子》言论写下这样的批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臣下个个胡作非为，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如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与时俱进”等政府执政理念，均可溯源于《管子》的思想。
    初读这部作品时，我就历史资料的引用、创作技巧的运用、人物形象的把握、主题的提炼提了一些建议，作者在修改中采纳了我的建议。后来，我在我所负责的《未来》杂志上发表了部分作品。杂志出来后，引起较大反响。安徽省政协主席杨多良先生亲自写出批示并写信给我，希望对这部作品予以关注，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也多次打电话与我们联系。
    挖掘历史是一个艰苦而又长久的主题。安徽人文底蕴非常深厚，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们将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