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红利——我的那一份到哪儿去了？

国企红利——我的那一份到哪儿去了？

赵启强12月26日 16:25 分享到：
老百姓眼睁睁地望着一笔笔近似天文数 字的国有资产被挥霍、被侵吞而心慌意乱地 追问：“我的那一份到哪儿去了？！ 应该让老百姓明白那份巨额国有资产中 有他的一份，他们应该敦促权力干预和监督 ，以避免某些利益集团在“国退民进”呼喊声 中，让国有资产的管理者、经纪人，由管家、保姆变成了主人而完全失去了对他们的监控…… --
国企红利——我的那一份到哪儿去了？

赵启强

前几天，国资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其中涉及到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备受社会关注。

面对国有企业上缴红利过低的质疑，国资委发言人回答，将“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最终到2020年提高到30％。”

这是一个老问题，早在2011年2月，人民日报就发表过一篇署名文章，并引发过人们对国企社会责任的热议。这篇文章的标题是，“2010年国企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上缴红利仅440亿”。

这篇文章的标题已经说明了问题，国企上缴的红利只占“国有资本收益”的5%。这好比我们将一大笔钱交给代理人理财，赚了2万元。代理人除去自己的开销和高薪（而且是无论盈亏都照拿的高薪），还要拿走红利19000元。这种分配方式当然会激怒被代理人。

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轰动，还在于作者柴晶拿这个问题与国际接轨。他说：“按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30%到40%之间，而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英国盈利较好的国有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至80%。”

这个老问题还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委员代表的关注。中央党校的一位学者指责道，“40多万亿元国有资产变成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这是不合适的！”；

也有百姓发问：“国有企业属全民所有，国企利润应该回报咱老百姓！”

情绪化的指责之后，是冷静地思考和追问：这些属于全民的国有资本红利到底有多少？

据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年6月的一份报告，“2001年至2008年，国企少缴纳的利息共计2.85万亿，（加上）地租3.09万亿，资源租5000多亿，亏损补贴1198亿元。国企少付的成本是6.48万亿，国企享有的上述利益，远大于国企账面显示的4.92万亿积累利润总额。”

所以，央企上缴的那几百亿，远没有从国家那里得到的优惠、补贴多。这表明，占有了巨额国有资本和国家资源的中国国有企业，几乎没有丝毫的社会反馈。

难怪天则所所长盛洪会说“国有企业已被内部人控制了”！

另一个问题：巨大的国有资本与其产生的巨额财富都到哪儿去了？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弄清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将国企的经营权完全下放而很少过问。因此，别说公众的知情权，就是中央一级的媒体，在财大气粗的央企面前，所谓的舆论监督权也是一句空话。常常在报刊或屏幕上看到被粗暴地拒之门外的记者（包括央视记者），那种蛮横、霸道比起权力部门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国民这笔巨额财富的去向，我们只能从审计署每年的审计报告中，看到一些端倪——每年被抽查的央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不差钱”，即使是亏损国企也同样财大气粗、敢于一掷千金；而赢利大户则更是花大钱理直气壮了！

怎么个财大气粗？怎么个乱花钱？当然是违规消费。从大手大脚，到“巨手巨脚”（最新民间语言）的奢华——

我们看到过一周之内购买了300多万元茅台、洋酒的发票，看到过价值千万原的吊灯照片（后来相关央企出面澄清，说吊灯只值百万，并没有传说中上千万那么贵）。

如果说这类违规消费，算是对国有资产的“豪夺”，那么并不违规的“巧取”——即合法的职务消费，以及合法的高薪酬、高福利，则更加触目惊心。

国家审计署曾经在“中国人寿”查出一份给47名高管购买“补充养老险”的保单。其福利之厚，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按照保单，56岁的前总裁孙某“退休后，每个月可以领取9.28万元，如果加上可报销的医疗费用，他每月所获权益最高可达11万元。”

要说明的是，这两位老人并非享受红利的资本家、投资人（如果是资本家、投资人，不仅分红终生，还可以子子孙孙永远分下去！）。他们是前高官，除了这份国有资本红利收益，还享受着部长级别的退休金和这个级别的福利待遇。

除了央企高管，整个国有垄断行业也都受益。据广西国际商务学院教师高宗敏的《垄断行业收入问题研究》一文统计：“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垄断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现在清楚了，奢侈、高薪酬、高福利、集体私利，正是国有企业未上缴红利的部分流向。

早在前年，国资委就要求所有的中央企业，从2012年起，必须向社会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国资委的举措无疑将央企的责任范围，从对党、国负责，扩大到社会层面，将企业行为置于公众的视线之内。以往公众只能依靠“审计署”的抽查才能了解的事，将来有可能从这个硬性规定的报告中看到了。

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这个进步的大小，国资委将央企社会责任归纳为八个方面：一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二提高持续盈利能力；三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五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六保障生产安全；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八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然而，作为国有企业——尤其是资产上千亿的央企，如何分配巨额国有资本所产生的红利？并没有包括在“社会责任报告”的样板模式之中。

政府代表全体人民，将小半个家当交给国有企业经营，那么国企和它的管理层，就有责任向全社会汇报这样几个重要问题：

如何经营管理这份巨大的资产？

如何分配这笔巨大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这些本质上是管家、保姆、代理人的国企高管，到底领取了多少报酬？他们是节俭的，还是挥霍无度？

这几个问题应该是担负着全社会经济重任的国企高管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责任。

我们期待着这一轮的深化体制改革中，国资委能强制性地要求央企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报告上述问题，让人民对自己的财富有更多知情权。

有了知情权，老百姓就不至于眼睁睁地望着一笔笔近似天文数字的挥霍、侵吞而心慌意乱地追问：“我的那一份到哪儿去了？！”

当然，即使有了知情权、即使知道了这笔财富的去向，要进一步行使监督权尚有困难，但至少可以让老百姓明白那份巨额资产中有自己的一份，从而激发他们敦促权力干预和监督的积极性，以避免某些利益集团在“国退民进”呼喊声中，让国有资产的管理者、经纪人，变成事实上的资本家，让管家、保姆变成了主人而完全失去了对他们的监控……

数万亿社会财富的去向毕竟不是小事，我们为什么要拖到2020年才得以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