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的财富履历

看多了财富故事栏目，总会生出些许无力感——早一辈的财富缔造者已经充分享受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溢价，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才能产生同为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同样一去不复返的“92年”造就了陈东升、冯仑、潘石屹、王功权这批白手起家者，去掉时代洪流掠过的粗砺，我们试图挖掘那些更具参考性的财富细节，还原传奇与平实，比如这一位早行人——陈东升。

当很多人逐渐习惯用“中国的Facebook、中国的Twitter”这个句式形容一个商业模式时，陈东升比这些人早了20年，他几乎同时干掉了三个领域创业后生仔的梦想，创办了中国的索斯比、中国的友邦、中国的宅急递，捶胸顿足吧，《增广贤文》古训曰：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十年前杂志以“92派：三个红顶商人的十年”为题，刻画了陈东升、田源、毛振华这三个92派企业家的十年沉浮。对此，陈东升抵死不认“红顶商人”的帽子，他在微博上大喇喇申辩：“绝不接受自己是红顶商人。社会一直不了解甚至认为我们享受了特别制度红利，我申请办泰康(泰康人寿)，四年之内在人行(人民银行)只我一家在申请。”
1992年，在陈东升同时递交两份申请时，他也不曾想到自己缔造的是两个行业拓荒，一个是申请创办嘉德拍卖行，另一个是申请经营人寿保险业务。同年，邓小平南巡，国家体改委等五部委发布《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1993年5月，中国嘉德获准创立。1996年8月，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获批成立。1994年，陈东升还和弟弟陈平一起创办了宅急送的前身——北京双臣快运。
如果不是“下海”，陈东升现在可能还是个学者，“在武大当个教授，有七十二弟子，自己有一个皮划艇，在月光下荡漾在东湖的湖心”。
如果要在政治家、企业家和学者中间选一个身份，也许，他更愿意实施政治抱负。在一次公开演讲中，陈东升说：“上大学时，我最崇尚的职业是科学家和教授，第二是企业家，对政治家是最看不上的。现在倒过来了(笑)，我觉得对一个男人来讲，政治抱负应该是第一位的。做不了政治应该做企业。因为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需要具备非常多的素质，需要具有非常多的约束力，要把各种能掌控的因素、不能掌控的因素进行调和。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比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所需要的特质更高，他成功的概率也更低，更不容易。学者的生活相对要简单得多，因为他可以掌控自己。我认为我自己的这种思想转变，其实也代表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发展过程。”
1992年，一周筹齐2000万
35岁之前，陈东升走的是仕途——22岁，也就是1979年，他考入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发达国家研究室，五年之后，31岁的陈东升成为了最年轻的副主编，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享受副局级待遇。这也是外界将陈评价为“红顶商人”的出处，但细究他的这段经历，陈东升像学者多于官员。在《管理世界》杂志社工作，陈东升和普通的老北京一样，午餐是从家里带的，谈不上什么特权或便利，但体制内研究员和媒体人这两个身份，带给陈东升更多的是眼界和资源，不是第一桶金，胜过第一桶金。
早在中国企业尚未制度化之时，陈东升已经跟周围的朋友谈“百年老店连锁的发展趋势”，曾被朋友调侃“我们之间有经济时差”。陈东升在与武大老同学聚首时回忆：“1993年刚下海之时，我常与朋友谈：假如我10年前(1983年)就下海经商，圈子里的人一定会说，陈东升犯了什么错误，别无他路，被迫经商;假如我5年前(1988年)下海，圈子里的人会想，陈东升一定是仕途暗淡，本事不大，另找出路;现在下海经商(1993年)，创办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圈子里的人都投以敬慕的目光，说‘哥儿们有本事’。”
1992年邓小平南巡活络了经济的筋骨，也顺带将企业界分野——此前的企业更像投机倒把者，靠资源、关系、背景，赚转轨的钱，其后才形成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无论是靠房地产起家、走圈地运动的南派，还是靠寻找行业空白点、创造行业先锋企业的北派。陈东升与同期出道的冯仑、王功权、易小迪、潘石屹、俞敏洪一样，都属于“思想家下海”。只是，不同于海南农地里刨出的第一桶金，陈东升的起点更高，他怀揣几块空想主义的“萝卜田”，以及类似“美国今天火的，就是明天中国火的”这种非常初级的理念，却能够让钱自己找上门。
陈东升这么回忆当时筹钱的境况：“当年想创立企业可是不知道资本从哪儿来，有了这两个文件后，就可以去募集资金，可以去依据一种商业模式来寻找投资人”，陈东升所说的两个文件就是1992年体改委出台的《股份公司暂行条例》和《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嘉德、泰康都是在这两个暂行条例后成立的。对这两个文件陈东升记忆深刻，当时天天把它们揣在怀里，办嘉德时，他要起草公司的章程、治理结构，就马上拿出来翻看查找，然后按文件内容起草。
陈东升的“萝卜空地”有两块：拍卖和保险，皆得益于他担任政府研究员时的经历。1991年初夏，晚报一篇《中国呼唤“索斯比”》的文章，让陈东升动了开拍卖行的念头。靠着当年《管理世界》搞500强企业评选积攒下的人脉，陈东升用了一个星期就募齐了2000万元。而四年后，在泰康人寿成立之初，可以看到股东涉及多个领域——除了陈东升自己控制的嘉德国际，没有一家股东的股份超过10%，股东名单上赫然写着：物美控股、中诚信托、北京和康友联等公司，这些参股人均属于“武大帮”，不难看出陈东升的通人之术。
东京偶遇“一事无成者”陈东升
1990年，刚过而立之年的陈东升，以《管理世界》杂志副主编的身份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日本人寿保险业对国民经济的输血功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促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创办企业的冲动。
当时，33岁的陈东升漫步在东京新宿街头，沉思日本的复兴与腾飞，他个子不高，说话语调平静，夹杂着一些湖北天门口音，跟同龄人比气场更足，在那个还不时兴show自己的年代，陈东升已经表现出挑，虽然他作为企业家的魅力显露仍是后话。
在东京的这段经历，陈东升曾对三五好友私下说出当时心境：我1990年访问日本时，边访问，边想一个问题，假如我留在了日本，能干什么?自己一不懂技术，二没有一技之长，那只有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了。但反过来一想，自己有头脑、善管理，能聚合各种资源，说不定能干一番事业，那真是越想越兴奋。
盘点陈东升不多的专访，他必提的是“92派”与“模仿”这两个字眼。92年和模仿，一个是时代特征，一个是经营之术。但横亘于其上的莫过于陈东升对自己的总结“聚合各种资源”。
陈东升生于1957年，是典型的射手座，父亲陈万林是湖北荆门市京山县杨集镇双墩村人，解放前跟随湖北老乡李先念的部队，解放战争结束后，陈万林被安排在湖北天门工作，陈东升与哥哥陈显宝、弟弟陈平都出生在天门。
天门，古称竟陵，取大洪山余脉在此终结之意，明末钟惺、谭元春皆生于此，在文学史上以钟谭二人为代表的“竟陵派”占据重要地位。虽是古镇，但在解放初期也不过是个物质极度贫乏的村野，与陈东升一起长大的伙伴对他的记忆很模糊，“当时都是光着屁股打弹珠，一起玩的野孩子，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不过他有时候很静，想东西比我们多。”
在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书期间，陈东升就慢慢显露出思想者的特质。从本科到博士一直是他同学的毛振华(现任中国诚信公司董事长)还记得陈东升在学校组织多学科研究会、知识竞赛时的情景。
“那时候陈东升发起成立了一个‘蟾蜍社’，激励自己要抱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志向，或讨论国家大计，或探讨学术。陈东升甚至在宣言里明确表示：如果我们班将来能出什么大人物的话，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吧!”
在1979年上大学之前，陈东升在湖北天门下面的一个研究所工作过，“有社会经历的人知识面比一般的学生广，而且他有更强烈而明确的理想，知道往哪个方向塑造自己。”陈东升有一套“爬梯子”与“搭舞台”的论调——办企业，犹如搭舞台，庸才搭草台，人才搭舞台，天才搭巨台。不断结交天才和人才是促成眼界提升的路径。
在《管理杂志》的最后一年，陈东升模仿美国杂志的世界企业500强评选，搞起了国内500家大企业评选。这批人对陈的作用不可估量，或师或友，或携手同行，或已被超越。
在前妻陆昂眼中，陈东升光环耀眼。陆昂身为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经济学家董辅礽，陈的一位女同学讲过一个段子：他(指陈东升)经殷明德介绍认识陆昂，从北京相亲回来，兴奋地谈到陆昂的种种“愤青”，顺带评价了我们四个女生，和她相比就显得太平庸了。
在陈东升面前，创立了道喜红酒网和Artcool的陆昂更愿意这样定位自己——“我是他的隐形秘书”，帮陈打理嘉德在线，而此后陆昂在与陈东升无论是事业或家庭的互动中，似乎都隐形于陈东升的光环之下，显得“性格被动”、“处于从属地位”。
用对下一代的教育，缩小“思想剪刀差”
陈东升言人生中有两次“心灵得到淋漓尽致释放的时刻”。其中一次是嘉德第一次拍卖成功之后。那次，公司全体员工在当时最时髦的萨拉伯尔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