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最后的“云南王”卢汉

作者:卢国梅 李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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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12月1日,卢汉取代龙云,成为新一任云南省主席,也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的第四代“云南王”。
　　相比于活跃的龙云,卢汉一生谨慎而低调。早期的卢汉似乎也乐于在龙云的光环下默默帮他征战南北、打理天下。而在龙云被驱逐出云南之后,卢汉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壮大自己的实力,最终成功地谋划了起义事件,投奔了新政权。
　　作为卢汉唯一的女儿,卢国梅曾被外界想象过的是优裕的“彝族小公主”的生活。但实际上,在父亲自食其力的朴素要求下,她的人生道路,是一个标准的“红旗下长大的”新公民的生活轨迹。也是受父亲影响,她对家族曾经的荣耀和财富,也看得风淡云清
　　
　　辅佐龙云
　　提起“云南王”,大家首先会想到的人物是龙云。从1927年确立统治到1945年被架空,龙云在云南整整统治了18年;而在龙云离开昆明后,父亲卢汉出任云南省主席,所以也有人称他是继蔡锷、唐继尧、龙云之后,第四代“云南王”——其实也可以说是最后一代“云南王”。
　　父亲的人生轨迹的确与龙云密不可分。他们俩都是彝族,龙云比我父亲大11岁,是我父亲的表哥。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父亲和龙云正式投入滇军。不久,两人进入云南讲武堂第四期学习。龙云学骑兵科,父亲学步兵科。1914年,父亲从讲武堂毕业,分配到滇军任少尉见习排长,开始了他的职业军人经历。
　　父亲早期见证了几位地方实力派对云南领导权的争夺。那时,第一代“云南王”蔡锷已经去世,取而代之的是唐继尧,1921年初,唐继尧被滇军第1军军长顾品珍逐出昆明流落香港,在唐继尧失去权力时,父亲和龙云也效忠于他。次年3月,唐继尧又重新确立了对云南的统治,龙云被任命为第5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驻守昆明,成为滇军实际上的二号人物,父亲被任命为近卫第3团团长,不久又升任第7旅旅长。
　　但是他们内部的争权夺势也从来没有停止过。1927年2月6日,龙云与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4位镇守使一起调兵逼近昆明,对唐继尧“兵谏”。被迫交出政权的唐继尧不久就病死,政权又失去了平衡,特别是胡若愚与龙云争夺领导权的矛盾加剧。1927年6月13日深夜,胡若愚派兵突袭龙云住宅,擒获龙云。这就是云南历史上的“六·一四政变”。龙云一只眼睛被炸瞎,被囚禁于铁笼中。
　　当时胡若愚也派兵包围了父亲的住宅。父亲在家里听到枪声后机警地从石墙爬出,藏在朋友家中。两天后化装逃出昆明,在楚雄等地收容部队,向昆明反攻,最终逼迫胡若愚释放了被囚一个多月的龙云。在随后两年中,龙云在我父亲的支持下,打败了胡若愚、张汝骥等部,统一了云南,自此开始了他漫长的统治历程。
　　回首上世纪30年代,中原大地军阀混战不断,而云南则相对安定稳定。龙云在云南站稳脚跟后,利用这个优势,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建设“新云南”,使地处边疆的云南成为民国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在此期间,父亲不但帮助龙云处理省财政一些问题,也在军政大事上为龙云出谋划策,是龙云最重要的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领导人。
　　与桂系、川系等其他派系的军阀一样,龙云也一直注意保存实力,对于拦击长征中的红军也不积极。在红军长征过程中,其两大主力——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先后两次路过云南。蒋介石命令龙云“追剿”红军。但是龙云要求滇军对红军尽可能多追少堵,尽可能让红军走出云南。有趣的是,当年红二、六军团路过云南时,父亲带领部队就跟在贺龙部队的后面。新中国成立后,贺龙与我父亲同时被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副主任,两人见面时,父亲还和贺老总开玩笑说:“我当年还追击过你呢。”贺龙笑答道:“我知道,我晓得,你追也追不上,击也击不倒嘛!”大家都默契而笑。
　　
　　英勇滇军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南京国防会议上,龙云慷慨表示“滇省将尽地方之人力物力”,出兵20万,参与抗战。不久,滇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0军,由父亲任军长。9月9日,60军在昆明南郊巫家坝机场举行誓师大会,出征抗日。
　　虽然出身地方军阀,但无论对龙云还是对父亲来说,民族大义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滇军出征抗日时丝毫没有隐瞒自己的实力,带上了最好的武器。
　　60军的装备和人数,尤其是兵员素质甚至超过了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所以当他们到达武汉后,蒋介石还特地曾命令这支军容整齐的军队绕闹市一周,以表明我们有优秀的军队来安定民心。滇军的很多人都是彝族同胞,他们特别善战,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后退。
　　当年,60军的军歌也非常有名。歌词是田汉的夫人安娥写的,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谱的曲,他还亲自到军营里教60军官兵唱这首歌。当被征调到台儿庄前线时,60军就是唱着这支雄壮的歌前进的。此时的台儿庄战事极为不利,李宗仁、孙连仲各部都已疲惫不堪,纷纷后撤,仅有汤恩伯一部留在邵县附近。他们到达时,甚至还没来得及将机枪从马背上卸下来,就与日军的板垣师团展开一场恶战。
　　60军浴血台儿庄最惨烈的战斗,就是禹王山攻防战。禹王山不过是座只有300米高的小山头,但因为这座小山地处鲁南大平原上,登上山头便可一览无遗地俯瞰60军阵地,汤恩伯部队大溃退时,禹王山被日军占领,这对60军各部构成了极大威胁。4月23日,父亲下令夺回禹王山。他们在敌人密集的炮火攻势下强渡运河,向禹王山发起猛攻,日军疯狂抵抗,一时敌我难辨。阵地上突然刮起了强劲的东南风,将浓烟卷向敌方的阵地,日军一下子看不清目标。184师师长张冲抓住这一机会,命令吹响冲锋号,部队一鼓作气攻下了禹王山。这场进攻战曾在1940年被定为优秀战例编入国民党军事院校的军事教材。
　　板垣征四郎带领日本皇家精锐师团向禹王山发起轮番疯狂的进攻。战士们拼死抵抗,并与鬼子展开血刃战。禹王山一战,日军死伤7000多人,全线溃败。
　　由于60军前仆后继的英勇阻击,打得日军寸步难行,伤亡惨重,使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日本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不仅粉碎敌人由台儿庄直下徐州的企图,也为数十万的中国军队大部队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台儿庄这场28个昼夜的大血战中,60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军3.8242万人,阵亡1.3869万人,受伤4545人,失踪430人。各级军官牺牲177人,最终已不足5个团的兵力。
　　台儿庄战役的总指挥是李宗仁,而滇军和桂系一直有矛盾,所以当60军被派去执行最艰难任务的时候,下面的军官也颇有微词,有的人认为李宗仁是借机报复,父亲的一位老下级张冲曾经向我们回忆,他曾在父亲面前愤愤不平地念叨说:“不行就走,谁跟他们打啊!”父亲说:“怎么能走呢?!这是民族战争,打日本!”
　　台儿庄战役以后,滇军名声大振。不久,60军改编为第30军团,之后再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及赣北战役。1940年,日本占领越南北部,危及云南大后方,蒋介石委派我父亲为滇南作战军司令,调回一部分滇军防守中越边境,父亲圆满完成任务,在5年内没有让日寇越雷池一步。
　　抗战后期,父亲升任第一方面军的总司令,军衔升为上将,与他身份相同的几个方面军总司令,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出身黄埔的正规军,父亲是滇军出身,又是少数民族,能干到那个位置,也表明相当不简单。父亲也是一员福将,打了那么多年仗,而且每次都冲在前头,这么多年只是手指头擦破一点点伤。
　　
　　越南受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为盟国接受日军投降的最高统帅,并同时下达了第一号总命令,对同盟国各自的受降区域做了严格的划分。总命令规定:“除满洲外中国境内的所有日本部队,包括空军、海军、陆军和后勤部队,以及台湾和北纬17度线以北法属印度支那的全部日军,都必须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受降。”
　　
　　按照这一命令,国民党政府将中国战区划为15个受降区,以何应钦为全权代表。其中第一受降区以第一方面军父亲卢汉为受降主官,到越南接受北部约6万多日军的投降;越南南部地区的日军则由英军受降。
　　不久,第一集团军被扩编为第一方面军,除了属于滇军的第60军、第93军外,还包括来自广东的第62军和中央军第52军、第53军共5个军、4个独立师,20万中国部队按几路分别入越集结。虽然父亲名义上是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但实际上他也只能指挥滇军各部。而滇军的10万部队出发前,蒋介石向龙云保证,滇军完成受降仪式后马上回云南。
　　9月28日,受降典礼在河内原法国总督府大礼堂里隆重举行,父亲以受降主官的身份,庄严地向日军投降代表下达了汉字第一号训令,并通过英、日语翻译宣读完毕。日军投降代表土桥勇逸中将在投降受领证上签了字。作为第一方面军的最高首领,去越南接受日本投降,是父亲军人生涯的最高荣耀。
　　就在父亲率领几乎全部滇军入越后,蒋介石却坐镇西昌,策划了轰动一时的“驱龙事件”。
　　10月4日,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以中国陆军总司令的身份,飞至河内,名为视察情况,实际上也在监视父亲的动静。接着,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到越南,向我父亲递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要求他“晓谕所属,以安众心”。
　　此时,父亲虽有20万大军在越南受降,但蒋介石的中央军以更多的兵力成犄角之势形成威胁,同时父亲也从蒋介石的亲笔信中读出了蒋介石对“倒龙”之事早有部署,所以他只好保持冷静。龙云后来对我的父亲也有些怨气,他还希望父亲能像在第一次“倒龙事件”中那样,冒着生命危险,率兵反攻昆明,拼死救他。可是时局毕竟还是不一样了。
　　后来也有很多人议论父亲、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其实,父亲总的来说是忠于龙云的,有“外敌”时,他们俩的立场总是一致的。当然他们俩之前也存在些微妙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属于兄弟之争,公平地讲,也并不是由蒋介石挑动的。不过父亲在世时,他从来不谈论和龙云的关系,对龙云也从来不评价。
　　
　　昆明起义
　　解除了龙云的武装之后,蒋介石也知道,单靠杜聿明的军队是无法控制云南的,他还必须依靠父亲。1945年12月1日,父亲接替龙云任省政府主席,成为新一代“云南王”。
　　从另一方面讲,蒋介石也通过此举巧妙地解除了父亲的军权,之前还安排李宗黄做代主席,父亲成了在国民党军政势力监视下的“光杆主席”。但父亲也很巧妙地利用他的乡土优势,努力经营,尽力扩大自己的实力。
　　那时候,受金圆券改革失败的影响,云南的金融财政也非常混乱。父亲主抓财政这一项,在云南自己造币在老百姓当中流通,短时间内迅速稳定了金融。另一方面,父亲从他前半生的征战生涯中深深领悟到:在那个时代,必须要有军权,所以他自力更生,造了很多*,扩充自己的军费和军饷。
　　父亲接任云南省主席的第一天,昆明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军队特务向游行队伍投掷手榴弹,炸死4人,这便是震惊一时的“一二·一”惨案。父亲表示同情学生运动,赢得了学生的拥戴,他也借机赶走了蒋介石派来的李宗黄。
　　那时候,父亲的政治立场也并不明确。虽然他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若即若离,但他也并没有下决心走到共产党这边来。他只是以地方实力派的一贯心态,力求壮大自己的实力。在他的争取下,蒋介石同意他成立“云南保安司令部”,父亲于是很快以入越受降的原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为基础,改组成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由他兼任保安司令,取得了对省内地方部队的控制权。到1949年起义前夕,这支部队已达5万余人,成为起义中的基本武装力量。
　　1948年底,父亲对秘书这样说:“我们都坐在国民党这只船上,由于这只船的管理人员太不行、太坏,使这只船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眼看就要沉没了。不过,它既是一只大船,不是一下子就沉下水去,还得慢慢地沉。沉是注定的了。问题是坐在船上的人各自怎么办。”
　　1949年初,国民党在军事、政治上的全面崩溃,使父亲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2月下旬,他派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秘密与中共接触,父亲与中共华南局的联系也从此建立。
　　作为云南的一方首领,父亲的政治态度显得更为关键。那时我9岁,正在昆明上小学,对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什么体会。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沈醉的军统早已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和附近邻居家布置了各种暗哨,家里来了什么人、干了什么,都有人监视。他们也到处搜集信息和情报,来判断父亲究竟是亲共还是反共。如果被发现“变心”,绑架甚至暗杀,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父亲决定让家人先转移到香港。
　　1949年6月,原任国民党北平警备区中将司令官的周体仁受到周恩来、朱德委托,辗转回到昆明,与父亲长谈。父亲感叹:“傅作义兵比我多,地比我富,尚且依靠共产党,我卢汉怎么还为老蒋卖命。”此时的父亲,显然已经为自己的政治道路做好了选择。
　　1948年8月24日,放心不下的蒋介石特地由台湾飞重庆,屡次电召父亲去重庆。父亲担心去了被蒋介石扣留不放,称病不去。蒋介石又派侍从室主任俞济时飞到昆明,再次催父亲到重庆,他又让张群出面给我父亲打电话,保证重庆之行一定是安全的。另一方面,余程万第26军已由开远向昆明移动;李弥第8军已由四川泸州向云南前进,先头部队已到达宣威;刘伯龙第89军由贵阳向云南前进,先头部队已到达盘县。当时昆明的形势格外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无奈之下,父亲不得不在9月6日飞重庆。没有料到的是,父亲在重庆受到了蒋介石的热情接待。他委任父亲出任绥靖主任,给了他指挥云南军警宪特的大权,还承诺让他把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现银100万元的军费,武器、弹药装备陆续补充。
　　蒋介石如此慷慨,是有目的的:此时解放军已占领了大半江山,他寄希望于大西南,想把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到云南,把这里变成反共基地。父亲也只好先表示同意,以求先能安全回到云南。其实当时的形势对父亲还是非常危险的。国民党一些高官坚决反对把父亲放回云南,阎锡山认为这无异于放虎归山。我后来听说父亲的飞机刚刚起飞离开重庆,他就派人追到了机场。
　　而这样一来,也真是应验了阎锡山放虎归山的那句话。从重庆回来后,父亲下决心起义的态度明朗了。如何把握准时机是一个问题。此时,国民党的残部向云南溃退——其实所谓残部,从另一个角度看,也都是对蒋介石最忠心、最嫡系的中央军主力。而解放大军离云南尚有一段距离,如果把握不当,这部分国民党部队先进攻并占领了云南,真的变成反共的基地,那也将给中共的新政权留下无穷后患。所以叶剑英给他密件,要求他先稳住,一直拖到解放大军压境时再起义。
　　12月9日这一天,张群第四次来到昆明,父亲安排他住在青莲街的卢公馆里。9日下午,父亲在公馆里大摆宴席,宴请美国驻云南总领事陆德瑾和副领事,英国总领事海明威和法国总领事戴国栋等人。当时卢公馆门前车水马龙,一派宾主尽欢的祥和气氛,这也在相当程度上迷惑了暗中监视父亲的那些人。其实父亲的警卫团早已暗中布置完毕。
　　父亲其实早早以张群名义发了一张通知,假称因张群到来,晚上21点开会。晚21点整,第26军军长余程万、第8军军长兼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李弥、云南绥靖署保防处处长沈醉和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西南宪兵区指挥宪兵李楚藩、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5军区副司令沈延世、第193师师长石补天等,如约来到卢公馆。可是父亲一直没有出现。众人等得有些不耐烦,这时父亲的警卫长龙云青带着一群卫兵走了进来,用手枪对准他们,把他们缴了械。当时只有李弥不甘屈服,还厉声质问,但已无济于事。这些人的副官、卫士和司机,早已被俘虏。
　　
　　当时一直跟随父亲的副官杨志华后来向我们回忆了很多细节。他说,李弥、沈醉这些人是用父亲的专车一个个单独送到五华山光复楼扣押的。之后,父亲自己从后门走上了五华山。12月9日晚22点,父亲在五华山正式宣布起义。
　　这时,张群仍然住在我们家的新公馆里,他往成都打长途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其实电话早已经被撤了线。张群可能感觉事态有变,他要求副官带他去见卢汉,可是进来的却是父亲这边的两名警卫,告诉他卢汉已上了五华山,云南已经起义了,张群顿时目瞪口呆。
　　父亲宣布起义后,还致电刘文辉,要他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惜此电为蒋截获,蒋介石在1949年12月10日14点,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自此永远地离开大陆。
　　跟父亲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到他跟什么人讲当年起义的过程,尽管里面肯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不管外界是赞美也好,批评也罢,他顶多是笑笑,既不解释,也不反驳。父亲其实是一个心思十分缜密的人。早期在滇军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他就要学会如何安全地生存下来,保存自己;而后来夹杂在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更加惊心动魄,特别是他在众多军统特务严密监视的情况下,都没有暴露自己,隐蔽得非常成功,这也足以说明,父亲是非常有谋略的一个人。
　　1950年初陈赓与宋任穷接管了云南,他们对父亲表示了充分的尊重。云南是边疆地区,又有很多少数民族,一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引起不少麻烦。而当时事务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商议决定的,他们互相尊重又默契配合,父亲终生与他们保持了很好的私人关系。
　　
　　新生活
　　1954年,父亲与贺龙一道,从西南调任北京国家体委,贺龙任主任,他当副手,虽然体育是他完全陌生的领域,但父亲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一点失落感都没有。家里面所有体育的书都有,每次体育比赛都有人送票,他每次都会欣然前去。有次我爱人问他:“您爱看吗?”他说:“当然也有兴趣了,另外,这是我的工作,所以人家给了票我就必须要去。”
　　从上世纪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对他们来说是黄金时代。父亲也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条路走对了。他也努力地学习共产党干部的行事作风,比如到哪儿吃饭,都要去厨房看看,跟厨师握手。公家配给他的车,他看得也很严,有一次家人突发急病要用他的车送到医院,他还记下来,给公家交油钱。我们到北京后被安排在后圆恩寺胡同的一个大四合院里。房子的性质是借住,配发的家具都是向公家租用的,一张桌子每月租金5分,一把椅子每月租金3分。父亲对这些家具也爱护得特别仔细。有一次,我很想在墙上挂一幅画,父亲死活不同意,只因为用图钉会破坏墙面。父亲去世后,我们从四合院里搬出来,政府来人,看到这个家具,还惊讶地说:“怎么这么新?”
　　我想,父亲在考虑是否起义时,肯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早已经把一些事情想得非常清楚了:既然走到这一方来,就不要与以前有任何瓜葛。决定起义后,他把自己以前的很多东西都烧毁了,包括他做军人时的照片,看一个烧一个。所以到现在,我们手里几乎没有父亲以前的旧照片。“文革”时,有的人被抄出来还保留着的国民党的勋章、奖状之类的东西,他听到这种消息时就说:“这个人真奇怪,为什么还留着那些东西呢?”
　　我的两个哥哥比我大很多岁,他们很早就去了美国,我是留在父亲身边唯一的孩子。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长,成为自食其力的人。他觉得我如果一直待在昆明,别人肯定把我当成大小姐、公主一样地伺候,为了锻炼我,他决定把我送到北京来读书。
　　1953年,父亲借着到北京开会之机,把我从昆明一起带了过来,给我转到了第28中学,这是一所普通中学。父亲回到昆明,我独自一个留下来继续上学。我住的宿舍是60个人的大通铺,条件很差,周围同学都没人认识我。父亲把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存在龙云夫人顾映秋家,我定期去他们家取。
　　父亲的性格与龙云完全不一样。龙云性格外露,社会活动能力强,所以比较容易引人关注。相比之下,父亲一直很低调,嘴也非常严。他平时极少在我们面前点评时政,也从来不议论他人。我想,这固然有他本身的性格原因,也与他戎马一生的军人生涯有关。他经历的很多事情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所以必须严守秘密。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谨慎低调,闭口不谈自己的事。
　　
　　最后岁月
　　我们家在昆明有很多房子,宣布起义之后,父亲把这些房产,包括我二哥在上海的房产,都列在一张清单上全部上交国家。
　　我们的家,也就是策动起义的卢汉公馆在昆明翠湖南路4号,是一座法国风格的两层别墅。父亲调到北京工作之后,我们一家都搬了过来。父母就花钱雇人看房子。但没过多久,省政府出面协商,说要借用那套房子。父亲得知后指示家人,除了把一些细软收拾出来,房子内部的摆设、油画、地毯,都不许动,原样借给政府。
　　房子一借就是50多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家搬到北京之后,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必然要去龙云家看他,留在那儿吃顿饭,有时我也会陪着去。
　　父亲对他所选择的道路深信不疑。他以前很喜欢京剧,也收藏了很多京剧名角的唱片。开始破“四旧”的时候,他主动把收藏的唱片拣出来砸了一些,但起初还留了马连良等人的唱片,没舍得。把那部分砸碎以后,他在院里溜了两圈,想了一想,回屋子后,一狠心,全部都砸碎了。也许因为父亲早就淡出了政治,所以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受冲击并不厉害。
　　1973年,父亲被查出患了肺癌。虽然父亲从来不提,但我们都知道,他非常想见我的两个哥哥。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就和两个哥哥失去了联系。抱着试试的态度,家人试着向组织提了一下,没有想到,在外交部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与失散25年的两个哥哥取得了联系。两个哥哥得知消息后,都从美国赶了回来,轮番伺候父亲,让即将离世的父亲得到了最大的安慰。
　　1974年5月13日,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代“云南王”和他经历的那些岁月,已永远成为一段传奇。
　　(《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