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萨克逊VS. 莱茵兰的竞争

所谓“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属于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和理解的那种资本主义，主要以英美为代表。这种资本主义在运作过程中，政府较少卷入，市场成为主要的调节手段。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是“违反市场规律”，那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尽管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更注重短期赢利。与此相对，“莱茵兰资本主义”则以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日本为代表，属于“社会市场经济”。“社会”是最后的尺度，“市场”必须符合社会的目标。“社会市场”的运作，建筑在资方、雇员、和政府三方共识的基础上，资方和雇员被称为“社会伙伴”，政府积极卷入，在社会伙伴之间扮演协调人的角色。大家以社会的长期利益而非企业即时的效益作为目标，以协商代替冲突。另外，还有学者归纳出“拉丁资本主义”，主要指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资本主义的运作，属于典型的大政府资本主义，政府的法规和政策对整个经济有着强大的影响，经济活动经常以对政府提出要求为基本的运作方式。不过，大部分学者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盎格鲁萨克逊和莱茵兰两种资本主义的形式上。[1]

“盎格鲁萨克逊”和“莱茵兰”这两种资本主义，在冷战期间是密切的盟友。特别是战后西德和日本的经济制度，是美国占领当局亲身参与建造的。到了冷战后期，特别是七、八十年代，随着德、日经济赶上美国，这两种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竞争日益尖锐。到了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垮台，中国也在大力推行改革开放，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领域都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在这一“历史终结”的时刻，资本主义内部这两大形态的对立终于被凸显出来。1992年，麻省理工的管理学院教授Lester Thurow出版的《针锋相对》一书提出，冷战后欧洲和日本的“社区型资本主义”(communitarian capitalism)与美式资本主义的竞争，将代替经济竞争而决定谁将领导世界。不过最具影响的，还是由当时法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ssurances G n rales de France(FGF)的总裁、国际基督教企业总裁联盟的主席Michel Albert于1991年出版、并在接下来几年迅速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的《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美国是如何让对个人成就和短期利润的执迷把它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一书。他正式提出了“盎格鲁萨克逊”和“莱茵兰”这两种资本主义的分野，并警告世人：冷战的结束，使从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了优胜的资本主义开始变成了一种威胁。以个人成就为基础、追求短期效益的“新美国模式”，也就是“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将与以社会的集体成功为目标、追求长期效益的“莱茵兰资本主义”展开竞争。前一种资本主义更具诱惑性，但后一种资本主义才更有效率。他把这种竞争描述为龟兔赛跑。“盎格鲁萨克逊”的兔子对“莱茵兰”的乌龟。现在正是大家看着兔子飞跑的时刻。“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的独大，对整个资本主义而言都是一个危险的发展。要知道，1991年在美国作为“世界帝国”刚刚崛起时，谈论美国到了“崩溃的边缘”是需要相当额预见和胆识的。你觉得他是在夸夸其谈吗？那么就请听他1991写下的警世之言：

“地球上最大的银行已经危险地暴露在房地产市场坍塌和滚雪球般的坏账之下 特别是那些争先恐后地发放垃圾证券的银行，最终会被这些证券所搞垮。但是，这些最大的银行知道得很清楚，它们已经大到无法垮台的程度。但最糟糕的命运降临时，他们可以指望政府出来拯救。美国的政治领袖将在这样的时刻站出来干预，以防止这些主要金融机构的垮台造成致命的连锁反应、导致更广泛的灾难。”[2]

这里有白纸黑字作为证明：他最早、也最精确地预见了17年后美国的次贷危机、华尔街的崩溃、与世界经济的“大衰退”。

世界经济冷战后的发展，证明了Michel Albert的担心。九十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崩解，陷入了长期地低增长阶段；德国则被东西德的统一压得喘不过气来，拖累了整个欧洲经济的发展。美国则一枝独秀，在IT革命和全球化的推动下经历了令人惊异的高增长，迅速崛起为“世界帝国”。“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显示了令人信服的优越性。从欧洲到日本，“莱茵兰资本主义”的世界在强烈的危机感中从事一系列改革，不断地把自己的经济体制改造得更加“美国化”，似乎不这样就要出局。

但是，自九十年代末期，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等“莱茵兰资本主义”地区的经济表现相当不俗。进入本世纪后，先是IT泡沫的崩解，随后又是次贷危机把整个世界拖入“大衰退”，始作俑者全是号称有着最优越的制度的美国。“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由开始受到了质疑。

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在“盎格鲁萨克逊”和“莱茵兰”两种资本主义之间分出高下。首先，我不是“模式决定论”的信奉者。“模式”各有优劣，但其最终的表现还要看具体的运用。让我们回到麦克与马丁这两个家庭的比喻。你很难根据“模式”来预言谁最终会成功。从“模式”的逻辑上看，麦克把孩子赶出家门，集中资本和精力创业，成功的条件似乎比马丁好。但是，他可能因为经营的错误，也可能因为赶上坏的经济周期，最终赔得倾家荡产。马丁的孩子没有被赶出家门，并且受到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父母的百般关照。但是，他们即使最终从常青藤毕业，还是可能找不到工作。同时，麦克的孩子被赶出家门后，确实有进行一番卡内基式的奋斗而成为大企业家之可能。“模式”所能界定的是发展的条件，但并不能决定结果。第二，不同的模式，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对不同的外在挑战进行回应时，各显示了不同的利弊，有时难免出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现象。虽然“模式”不能决定结果，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麦克和马丁失业的初期，把孩子赶出家门、集中资本和精力的麦克，创业条件相对要好一些。马丁的孩子们在家中的支持下，未来十年成功的可能性也大得多。

“盎格鲁萨克逊”和“莱茵兰”这两种资本主义的命运也是如此。我后面将要论述，在技术革命的突破时代，能够把个人从各种社会组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最大的自由进行创造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比较容易显示其强劲的生命力。这也是为什么微软、苹果、谷歌等等创意公司都诞生在美国的原因。但是，当技术突破潮过去、世界经济进入渐进优化阶段时，有组织和社会凝聚力优势的“莱茵兰”模式则容易占得优势。这恐怕也是日本和德国的汽车业打败美国汽车业的一大原因。从上个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德国、日本的经济表现明显更好。美国则危机重重，乃至1987年保罗.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从1500到2000年间的经济变化与军事冲突》中指出，低增长和高军费开支使美国无法维持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最穷的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并不参与民主政治（投票），几百万制造业的高收入工作已经丢失，代之以几百万服务业的低收入工作。美国的财富在世界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仅仅是五十年代的一半。美国虽然不是必然衰落，但无疑面临着历史上的衰落大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3]这大概算是“十年河东”吧。可惜，作为历史学家，他实在不该在1987年就预写2000年的历史。他话音刚落，美国这一病夫就昂然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强大的世界帝国。在“莱茵兰”的资本主义世界，则满目萧条。这又是“十年河西”了。但是，站在全球“大衰退”的今天，我们是否应该同样地面临再次“十年河东”的问题：“盎格鲁萨克逊”和“莱茵兰”资本主义的命运，是否又一次调换角色呢？

我的使命并非进行预测，而是比较这两种资本主义的优劣，并为中国寻求更适合的榜样。应该说，我在整个论述中，将更倾向于“莱茵兰资本主义”。这并不是说我认定这种模式更加优越，而主要考虑到中国人对这样的模式过于陌生。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正好和八十年代“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中里根和撒切尔掀起的“保守主义革命”同步。自九十年代起，美国又崛起为“世界帝国”，以高速经济增长成为全球的典范。中国人特别是经济学家自然也把美国模式当成了市场经济的主要模式，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盎格鲁萨克逊”和“莱茵兰”这两种资本主义分野之存在。在这方面，中国知识界正在重复十九世纪末的错误。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突然意义到学习西方的重要，情急之中的反应就是赶时髦，什么学说新就追什么。结果，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一时热辣的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宗教这种更为根本的传统反而成了“封建迷信”，更不用说对欧洲“封建主义”的现代性毫无意识。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时髦理论，也就成为中国现代意识的基因。这特别能解释主流经济学家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市场经济理论为什么那么热衷。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内部的“保守主义革命”及美国的崛起同步，更使得中国知识界把这一时期主宰西方思想潮流的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思想当成《圣经》一样。因此，破除这种“美国主义”，把“莱茵兰资本主义”带入当代的“中国意识”，就成了本书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