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与“永久黄”集团的企业文化

一、 从范旭东之死说起
    1945年10月4日，“永久黄”（永利碱厂、永裕盐业公司、久大精盐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社）创始人范旭东因病逝世，在社会各界和集团内部引起强烈震动。经济学家许涤新在《新华日报》发表专文，称“为中国的化学工业打下了基础的范旭东先生，突然逝世，这不仅是工业界的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损失。……我们感到无限的悲痛，悲痛中国失去了一位工业界的战士，悲痛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以挽手合作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而奋斗的友人” 。在10月21日下午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共有政界、工业界和教育界人士约500余人前往吊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若飞、郭沫若、胡厥文、蒋介石等各界人士共送诔词、挽联200余幅。11月3日，上海各界举行范旭东追悼大会，参加者近500人，“各界均有挽章诔词”，“极尽哀思景仰之忱” 。科学界人士痛感范旭东之死，“不但是工业界的大损失，也是科学界的大损失” 。有人甚至提议为范旭东“请求国葬” 。在范旭东逝世一周年之际，《科学》杂志以较大篇幅刊载了任鸿隽、张洪沅、吴承洛和侯德榜的纪念文章，以表示对范旭东的“衷心哀悼” 。1947年6月至7月，范旭东的灵柩由重庆经南京、塘沽、天津，运往北平安葬。先后在宁、津等地进行了公祭，灵柩经过天津火车站时，有200余人前往致祭。7月20日，由胡适等人发起在北平公祭范旭东，胡适、萧一山、鲍国宾、胡步会、李嗣聪等出席。
    在“永久黄”集团内部，“范先生逝世，是大家想不到的，真像做梦一样”。范旭东的离去，对“永久黄”集团而言，“损失太严重了”。“愁云惨雾”笼罩着集团各个企业，从管理干部到普通员工“真有说不尽的悲感” 。当时的媒介这样报道“永久黄”集团在自贡的员工听到范旭东逝世时的场景：“范总经理逝世的消息，在十月六日的夜间，忽然自重庆传来。这一个晴天霹雳，震昏了整个新塘沽，同人们都怀疑自己在梦里，没有人有胆量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甚至眼睛。但是，哀音确实在每个角落里回荡着，报告噩耗的布告并且已经张贴在紫云宫的门首，新塘沽的一草一木都涂上了一层灰色……自那天起，完全沉浸在苦闷的深渊里，触目莫非愁颜，入耳尽是悲声，人人心里都像坠上了一个沉重的铅块，彼此见面只是黯然相对，谁也想不出妥当的话语来说出自己的悲恸！连那宏伟的机器声响也似乎在哀诉些什么，听过去，别有一种凄怆滋味”。在集团追悼会上宣读祭文时，许多人在哭，参加追悼会的来宾感慨地说：“这是真情的哭，由这哭声里，我听到永利前途的希望，也看出了范先生平日的为人” 。这种悲痛的心情历久不衰。当范旭东逝世两年后灵柩经过塘沽时，久大、永利两厂职工和“永久黄”集团子弟学校明星小学师生两千余人冒着酷热前往迎接。时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在鞭爆如雷的声中，灵柩移到码头了，……大家都在屏息静默着，用力的看着灵柩和前面的一幅遗容，有些人在悄悄的擦拭眼脸下的热泪。汽笛发出哀鸣，夹杂着悠长悲哽的钟声，白河也像在呜咽！灵柩轻轻升起，大家前拥后簇，迈着稳重的步伐，把这安睡了的伟人，奉迎到久大老厂来”。在公祭时，宣读祭文的张师仲“声泪俱下，与祭者都为之动容” 。
    管理和科研人员陈调甫、侯德榜、孙学悟、任可毅、黄汉瑞、石上渠、李金沂、唐汉三等人将对范旭东的追思化为一篇篇情真意切的文字，先后在《海王》杂志发表了《化工界开路先锋——范旭东先生》、《范旭东先生之伟大》（该文在《科学》杂志发表时改名为《追悼范旭东》）、《追念范兄》、《纪念范旭东先生》、《回忆范先生》、《学学范先生》、《范公旭东生平事略》、《学习范先生工作精神》、《永别了，领袖》、《范旭东先生没有死》等悼念或回忆性文章。在这些文章中，除了高度评价范旭东缔造“永久黄”集团的卓越功劳和其为发展民族化学工业的奋斗精神外，尤其深切缅怀范旭东作为他们事业“领袖”的高风亮节和“伟大人格” 。表示：“同人惟有继承先生之遗志，遵循先生之计划，齐心合德，努力前进” ；“今后不仅守成，还要把范先生的遗志继续完成” 。范旭东逝世三周年之际，《海王》代表“永久黄”团体郑重表示：“我们以‘齐心德合，努力前进’来虔诚地纪念我们的导师——范先生！”


    由上可见，作为一名企业家的范旭东，其实际影响已不仅仅是一种经营上的成功，而成为一种精神上的象征，其文化意义已远超出其经济成效。“永久黄”集团员工对他无比的爱戴与尊崇，足以说明范旭东在团体中的“领袖”与“导师”形象是多么神圣。“永久黄”团体何以如此感念和崇敬范旭东，范旭东的经营策略与人格魅力究竟对员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与企业发展关系如何呢？笔者试图引入西方“企业文化”理论，进行一些说明。正如管理学家所言：“除非我们深刻地理解了一个公司的文化，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公司和个人的行为，不能理解在公司组织中人们所流露出的各种感情” 。

二、何为“企业文化”
    所谓“企业文化”是“组织文化”的一种，组织文化包含“工作组织中的规范”、“组织的主要经营价值观”、“指导组织对雇员和顾客政策取向的哲学基础”、“组织中普遍接受的规则”、“在组织中传播的‘情感’或‘氛围’”等方面内容。组织文化是“组织成员所共有的基本信仰，这种基本信仰的形成取决于组织的外部生存条件和内部的组合” 。企业文化，通常“是指一个企业中各个部门，至少是企业高层管理者们所共同拥有的那些企业价值观念和经营实践”，即企业共有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
    西方管理学家研究指出：企业文化一般具有三个层次，首先是“表象”层次。“它形成了（公司的）物质和社会环境，在这一层次人们可以看到物质的东西，如组织的技术、所用的语言、艺术品和公开的行为方式” 。当人们观察一种企业文化时，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一层次。第二层次为公司的“价值观”。当公司的某种价值或理念“认同”在价值判断过程中被不断强化时，就会形成一种带有普遍规范意义的“中心价值观”，这些价值判断一般是“有意识形成的，用以指导公司成员应付各种环境变动” 。第三层次为“基本信念”。是公司“价值观”的深化与推广，它们是公司的“真理”，“人们相信，只要依此行事，他们就能成功” 。
    企业文化区别于其它文化形态之处，在于它的现实指导性较强。管理学家指出：“企业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在于企业成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相互间交往，并且无论从事何种经营活动均获得了相当的成就” 。即“某种行为方式能解决公司所面临的问题，某种信念能平衡公司成员的心理，这类行为方式和信念反复起作用，就逐渐变成公司文化的一部分” 。说明企业文化实际上是企业成长过程中，应对公司内外环境、处理各种问题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判断与行为准则，“经过不同的示范和暗示机制”而逐渐形成的。
    企业文化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方面，首先在于明确公司的核心任务（即“最终生存”目标），“确认公司的核心任务和目标通常是公司战略形成过程的一部分”，“随着公司成员对公司的核心任务有了共同的概念，随着这种概念使公司能在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它就变成了公司文化的核心因素” 。其次，为了在公司目标上取得认同，公司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和逻辑思维方式。通过这种共同的语言和思想，“公司成员能自觉地把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和公司目标联系起来” 。此外，公司内部在达到目标的方式、衡量结果及奖惩标准、修改发展战略、和谐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认同”，也是公司文化构建的重要步骤。
    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过程的产物，反过来对企业经营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当企业文化“十分雄厚的时候，会产生强有力的经营效果” 。具体而言，“公司文化不仅影响公司内部的权力体系、沟通体系、组织和管理工作，而且也影响公司组织使命和目标的最基本信念” 。除企业经营之外，企业文化又是公司社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的经营目标与经营绩效的社会性，必然决定了企业文化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在民族危机时期，企业已不单纯是一种“经济人”，而更是一种“民族企业”，企业文化已不单纯是一种经营文化，民族性或爱国主义使它得到进一步升华。这一点在范旭东构建的“永久黄”集团企业文化中就得到很好的说明。

三、范旭东与“永久黄”集团企业文化的构筑
    范旭东，1883年生于湖南湘阴县，早年随其兄范源濂赴日留学，1910年自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科毕业。1914年在塘沽试制精盐成功，发起成立久大精盐公司。1915年12月正式注册，资本5万元 。1917年8月增资为15万元 ，1919年11月复增资为50万元 。至建厂二十周年之时，久大公司资本已增加为300万元，建有盐厂八处，并由人工熬盐发展为机械制盐 。1917年10月范旭东发起集资40万元，在天津设立永利制碱公司 ，后增至200万元 ，至1934年改组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时增至1100万元 。1922年，永利公司大楼建成，为当时“华北最高最伟壮之建筑” 。1927年永利碱厂出碱成功，“黄种人以新法制碱成功者，以此为嚆失” ，至1934年平均日产量达103吨。1928年，永利“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建国一百五十周年博览会上获奖。永利碱厂的创办与投产，“此在中国化学工业史上可以大书特书之一页也” 。1922年，范旭东将久大公司化验室扩大，成立中国第一个私立化学研究机关——黄海化学研究社，该社于1935年炼出中国第一块轻金属铝 。在北洋政府收回日本所占青岛盐田的过程中，久大公司多所策划匡助，1923年青岛盐田收回后招商承办，范旭东中标，与山东盐商组建永裕盐业公司，并购得青岛食盐出口权 ，“中国产盐能成为国际商品，以永裕（公司）为嚆矢” 。1928年，“永久黄”团体的联合刊物《海王》创刊。1937年南京永利硫酸铔厂建成开工。抗日战争爆发后，范旭东率“永久黄”各企业与机构西迁四川，久大在自贡自流井设厂，永利在自贡五通桥新辟化工基地，范旭东命名为“新塘沽”，宁、沽技术人员一律留用，不使一人失业。在此期间，永利川厂试验成功“侯氏碱法”。1943年范旭东提出宏伟的战后“十厂”规划，并于1945年与美国华盛顿进出口银行达成1600万元的信用借款协议，但终因国民党政府拒绝提供担保，而功败垂成。范旭东忧愤成疾，于1945年10月逝世 。
    在国是蜩螗、社会动荡的近代中国，“永久黄”集团虽历经艰难，但终得以成长壮大，取得令时人和后人叹服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范旭东的擘划与领导。《海王》杂志这样评价：“范旭东先生，起儒服，建鸿猷，奋赤忱，排百难，创立永久黄事业，为中国化工树先声” 。“永、久、黄”不仅成为一个事业联合体，更成了一种创业精神，成为中国近代企业文化的典范。那么，这种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在久大公司二十周年时，《海王》杂志发表评论指出：久大同人齐心协力，共同创业，“积下二十年功夫”，形成的团结协作和奉献精神，以及奋斗成绩，“这或者就是局外人所称的‘久大精神’，的确应当宝贵” 。范旭东自己说：久大公司在创办之初，“大家有个信念，就是‘公私行为务求明朗公正’，这一点在这三十年万幸勉强支持住了”；后又说道：“久大整个机构，自成一种风气，自股东以至全体同事，事业心都非常之重，不大计较一己的得失” 。1934年时，由《海王》杂志社发起，在“永、久、黄”团体内进行了广泛的团体“信条”征集与讨论，最后确定“永久黄”团体的共同“信条”是：“（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的发展实业，（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四）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这些都可以说是“永久黄”团体的成功之道，是该团体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
    不过，孤立地“欣赏”这些“信条”，理解程度是有限的。企业文化研究专家提示：“我们要特别注意企业家、公司创始人在公司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通常情况下，公司的创始人对公司解决其外部问题和内部组织问题有主要的影响力” 。无疑，范旭东是“永久黄”集团企业文化的缔造者，更是这一企业文化的灵魂。
    管理学家指出：公司创始人“是公司组织发展的指导者，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组织公司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就已包含了公司文化的萌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们的文化背景中，我们就可以隐约发现公司文化发展过程的蓝图” 。“永久黄”集团的实业发展道路源于范旭东的工业救国理想，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是范旭东创业的精神动力。他创业之始，“就抱定为国家做事之宗旨” 。与范旭东并肩创业的同事总结说：“（范）先生的热忱爱国，迥异常人”，“‘牺牲小己，供献国家’为先生最大信条” 。
    范旭东创办久大精盐公司，目的是改良盐质，“使人民有干净的盐吃，有便宜的盐吃”，同时“为中国化学工业奠定基础” 。亦即“以富国而便民用” 。因此，久大公司从一开始就“有些国家色彩” 。久大公司的创办，“为中国食盐开一新纪元” 。在此后的企业经营过程中，范旭东和“永久黄”团体管理层非常注重培养“服务社会”的企业文化。使团体成员感觉到：“我们团体为了服务社会而存在，这是我们的光荣” ；提示员工“不要忘了各人的责任，尤其不要忘了我们是为中国实业前途奋斗” 。久大公司成立二十周年时，专门举办厂史展览，俾参观者明白“久大二十年来为中国食盐界努力，进而奠定酸碱工业之基石，又未始非人生之意义与欣幸” 。范旭东号召“久大同人应本一贯之精神，再接再厉，为中国食盐界辟一明坦之道” 。
    营造企业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为了激发员工的敬业奉献热情。正如一位管理者指出：“永久的目标，是‘在工商业范围内，以最低廉的价格，供给国人以大量的最上等的食盐’”。但“本厂是营业机关，当然不能作削本买卖，那末，如何才能够以最低廉的价供给国人以最上等的食盐呢？这就是我们埋头苦干，想改良设计装置和技术管理等的大问题。我们的工作，非设法达到最大的效能和最小的浪费，则不能以最少的成本制出最良的产品。换句话说，就是不能以最低的价格，供给国人以最上等食盐。我们不惜深思苦虑，以求节省一斤煤，减少一个工，我相信这一斤煤、一个工，不是替工厂或股东而节省的，乃是替我们大多数贫苦的食户而节省的” 。还有人表示：“同人誓以整个的精神，为事业奋斗，公尔忘私，厂而忘身，责任愈大，同人应愈加努力，为个人前途计，为工厂业务计，为国家工业计，成败利钝，痛痒相关，毋敢稍懈！是以促进业务，改良技术，减轻成本，增加产量，为人人应有之职责，人人应具之志愿” 。
    爱国主义精神在范旭东的其他创业活动中同样得到充分体现。永利碱厂的创办，“其目标全注重为中国创一事业” ，即“树国家酸碱工业之基础，固吾国防化学之囿垣” 。用范旭东的另一句话说就是：“（永利）公司负吾国化学工业先导使命，日夕未敢忘怀” 。鉴于酸碱工业是化学工业的基础产业，在创办永利碱厂之后，范旭东又将目光瞄准制酸工业。南京硫酸铔厂原拟由国民政府与英、德两国合办，因外方条件过于苛刻，范旭东遂主动请缨，由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承办，将这一事业“才从虎口里又抢了回来” ，再次表现了他的“实业救国”情怀。正如范旭东向团体同人所言：“英德代表，不远万里而来，为的是和我政府签定合办氨气工业的契约，这事他们双方已经讨论了多年。政府的目的，在启发中国的化学工业，英德为的是把持市场，完全是背道而驰，而外人用意又比较深刻，大有不成功不放手的气势。我们同人本着良心的驱使，决然毅然排除一切困难，把这民生国计相关的基本工业，从虎口夺了回来，就国家全局上说，这当然是有重大意义” 。接手这一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大型工程，对于“永久黄”团体而言，同样是激励员工再接再厉，取得更大成绩的良机。当永利公司承办硫酸铔厂的消息在团体内部传开后，《海王》杂志发表评论：“以后我同仁用一分气力，便是得一分驱逐外力压迫的效验了。我（们）虽感觉到我们自己责任的重大，同时又欣喜我们得了直接替国家效力的机会。……我们现在只要各人在团体之中尽了自己的职务，同时便是替国家效了劳。这不是我们团体里学工业的人们、在工厂办事的人们平生的愿望吗？” 范旭东也号召：“我们同人尤其要意识国人盼望本公司是如何殷切，我们应当倍加奋励，莫辜负国人之期许；从前可以由平地造出碱来，今后驾轻就熟，更易为力，切不可丝毫放松”。勉励员工“同下必死之决心，猛力前进，任何困难，自然消灭，成败之权，操在大家手里，报国立业，此其机会” 。
    国势的日益阽危，虽然使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渐趋恶化，但“永久黄”团体对“服务社会”、拯救祖国的教育则在升华。例如1936年7月20日出版的《海王》杂志“工厂纪念号”发表评论，指出：“国家到了生死存亡关头，在沉闷的空气中只能尽我们的力量，……在事实上只要国民全体总动员努力救亡，中国并非不可救药，这个信念，我希望大家把住，不要泄气” 。抗日战争爆发后，范旭东率“永久黄”同人以“宁为玉碎”的气慨，回绝日本的利诱和胁迫，内迁四川开始全心创办华西化工基地的奋斗 。在四川创业期间，范旭东和团体同人的“爱国主义”得到了进一步张扬。范旭东曾这样对久大自贡盐厂员工说道：“本公司的生命已同祖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简单地说，只要祖国存在一天，我们决努力苦干一天，……虽然这里头吾们实含有无限的辛酸，会遭遇无数困难，但为了中国的制盐工厂，决不消灭于敌人的侵略，决不屈服于敌人的炸弹；同时为了由工业方面培养吾们长期抵抗的力量，本公司拿出剩余的力量贡献祖国，实义不容辞” 。斯语感人肺腑，发人深思，催人奋进。范旭东死后，“永久黄”团体继续高扬爱国主义精神，将“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作为“发展业务的最高指导原则” 。
    实业报国，重在实效，而实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近代科技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导致“经济加速增长或者是由于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创造了从前从未有过的机会” 。范旭东对科技之于实业、乃至国运的关系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在1936年时讲道：“学术研究是近代工业的基础工作，任何人都无从否认”，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成果，“何一不是先学术研究而后工业化的？”但是，“回想近百年来，西方学术技艺传到中国的状态，简直是糊糊涂涂和旧社会搅和着，谁也不从根本下功夫”。包括张謇、周学熙等著名企业家，“他们羡慕近代工业繁荣的情绪有余，这繁荣究竟是建造在甚么基础之上，却无暇计及”。因为不注重科技，所以张、周二公“毕身事功，无已浮萍，不待人亡，政已垂息”。联系国家实际，范旭东指出：“中国需要工业建设，已到‘得之则存不得则亡’的阶段” ；“中国今日若不知注重科学，中国工业有何希望？” 。那么，“如何能使同胞不再演那样舍本求末的悲剧，唯有请全国学术团体竭指导之责” 。在“永久黄”团体的四大信条中，首先就是“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充分体现以范旭东为首的团体同人对科学的高度重视。侯德榜在追悼范旭东时对其创立了“伟大事业”的“伟大之因素”进行了归纳，其中第二条就是“范先生笃信科学” 。陈调甫在范旭东逝世后撰文评价说：“二十年前办工厂而知科学研究重要者，除先生外，国内恐无第二人也” 。有人总结，范旭东“在化学工业上的成就，十足的代表他利用科学来发展近代工业的信心与毅力” 。
    对近代工业起巨大促进作用的是“学术”，而“学术”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则在于“研究”。正如范旭东所言：“第近世工业，非学术无以立其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探其蕴，是研究一事，尤为最先之要务也” 。范旭东从其在塘沽提炼精盐开始之始，实际上就走上一条科技创业之路，在基础科研方面的投入是必要的。但范旭东则对基础科研给予高度关注，将办“科研”与办实业同等重视，这在范旭东于1922年创办黄海化学研究社的事例上就可得到充分说明。
    黄海社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民营科学研究社，起初“专研究精盐副产及化学制造方法，对于原料之探讨、成品之检查、制法之讲求、技术之研究尤为注意” 。研究社经费除有赖久大、永利两公司划拨外，以范旭东为首的永利制碱公司七位发起人自动将应得发起人酬劳金捐助该社，以促进科研发展 。黄海化学研究社的科学研究为久大、永利的实业发展提供了“销钥”和“智囊” ，成为“‘永久’事业之神经中枢” 。后来，范旭东广聘著名学者，以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法兰西科学院作为黄海社楷模，尊重研究人员的个人志趣，相继吸引了一大批学者 ，将科研攻关方向扩大到其他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先后在制革、制纸、制麻、制肥料、冶金、发酵、中药提炼、改良农村化工等领域，均取得成果，多数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在四川期间，黄海社为改良当地制盐科技贡献良多，例如仅推广筱枝架及塔炉灶，就使四川各产盐区“减轻成本每年何止万万元” 。充分体现了黄海社“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的科研宗旨 。对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化工学术上的贡献”，就连范旭东本人也认为“足够惊人” 。
    除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外，范旭东还于1935年发起成立中国工业服务社，“期以微力辅助中国工业之进展”，并服务科研需要，俾“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工业实验有所裨益” 。在久大公司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又成立海洋研究室，“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开发海洋资源”，或曰“以化工学术，从事海洋资源之研究而开发之” 。这些均说明，范旭东笃信与发展科研事业，正是他与他的团体“服务社会”的方式之一。正如著名学者任鸿隽所言：范旭东“所追求的目的，是在应用科学的技术来为中华民国开辟一点天然的利源，为学科学的人们吐一口学人无用的恶气，而决不是为个人谋金钱的收获。因为金钱的收获，靠了他的轻而易举精盐已经得了，何必去干那困难重重的碱与铔呢？他这种精神，一直到抗战军兴后，流亡入川，还是继续不衰” 。
    无论科研还是管理，人才是基础。范旭东麾下集结了大批优秀人才，除分别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侯德榜、孙学悟外，尚有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曾参加过设计建造美国最大航空母舰的傅冰芝，以及从日本东京电气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李烛尘、美国普渡大学毕业的李祉川、毕业于东吴大学被范旭东送往美国留学的陈调甫、从德留学归来的阎幼甫等。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更是吸引了大批学者，其中有美国留学归来的张克忠、长伯年、长松年、区嘉伟、江道江博士，法国留学归来的徐应达博士，德国留学回国的聂汤谷、肖乃镇博士，以及国内大学毕业的方心芳、金培松等人 。
    一般知识分子在“久大”和“永利”公司的生产与管理一线同样受到重用，时人纪述：“中国工业初期，都是采工头包办制，（久大）公司力矫此弊，聘请多数外国留学生及国内大学生或专科生分别主持其事，以专责成。总经理除指示大政方针外，听其自由，故人尽其才，颇能收分工合作之效” 。久大和永利在人才培养方面也不惜花费，“历年派往外国留学者，络绎不绝于途；抗战（爆发）后遣往美国实习求学者更多”。时人称：“三十年来本团体所花教育费用，苟精密统计之，足使庸俗惊讶失色，然（范）先生为事业计，为国家计，知栽培后进，乃基本扼要之图，故毅然行之而无吝也” 。到1936年范旭东发起成立中国工业服务社时，“永久黄”团体已经“聚百余专门的工业技术人才”和“千余人的熟练工匠” 。
    在旧中国科技人才如凤毛麟角的历史背景下，范旭东之所以能在其麾下集结这么多优秀人才，除了他的实业雄心与爱国精神感召和自我培养外，还在于他尊重和爱惜人才。像孙学悟等不少人才都是范旭东想方设法，非常诚恳地邀请过来的，并为他们创造了发挥才智的条件。范旭东知人善任，真正做到纳贤而不妒其能，用人而必尽其才。他和技术、管理人员共同奋斗，相濡以沫，尤其是他“遇事则功归于人，过归于己” 的谦逊态度，便使属下深受感动。例如侯德榜从美国学成归国后，范旭东委任他为永利碱厂技师长兼制造部部长，让其发挥才能，大胆创新。但永利碱初创时期，技术问题较多，初次出碱失败，一时流言蜚语向侯德榜和范旭东袭来，有人说侯德榜本是学制革的，不懂制碱，要求换人。范旭东顶住来自股东、员工和社会方面的巨大压力，尽力排除对侯德榜的干扰。同时，劝慰侯德榜，不要被“小小挫折”吓倒，鼓励他“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侯德榜深为感动，遂“一意从事死拼，谋求技术问题之解决” 。后来，为了表彰侯德榜对生产、科研的贡献，范旭东将南京硫酸铔厂的综合试验楼命名为“致本楼”（侯德榜，字致本）。1941年，范旭东、侯德榜指挥试验成功新型联合制碱工艺，“为制碱业开一新纪元”，范旭东“成功不居”，而将这一工艺命名为“侯氏碱法” 。1943年11月，侯德榜荣膺英国化学工业学会名誉会员，消息传来，范旭东亲自组织“永久黄”团体在川二千余人召开庆祝大会，并作了《中国化工界的伟人——侯博士》的演讲，称“中国化工能够挤上世界舞台，侯先生之贡献实当首屈一指” 。侯德榜只是范旭东和“永久黄”团体人才战略的一个成功范例，范旭东对人才的重用与关爱在其他科技、管理人才身上也多有体现，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真正对人才产生强烈吸附作用的还有范旭东坚定的创业意志和优良的个人品质。范旭东艰苦创业的事迹一直在“永久黄”团体内部广为传诵。员工普遍知道：“当久大工厂建设之始，事务、技术，都是他一人忙” 。在久大公司二十周年纪念展览现场，有一个范旭东早年用过的办公桌，格外引人注目：“桌之大小与普通公事桌无异，惟下有一柜式之大屉，为安放被褥之用者，盖（范）总经理日间即就桌处理各项公事，晚间即以此桌为卧榻，其局促可知”。同仁莫不为范旭东当年“刻苦自励之精神”而感动 。范旭东这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 的创业意志，在此后的创业进程中得到进一步体现，成为激励“永久黄”员工的重要精神动力。
    作为一名创业成功者，范旭东的“私德可与事业媲美” 。早在创办久大公司之时，范旭东就为自己定下三条原则：一、不利用公司的钱财谋私利，二、不利用公司的地位图私益，三、不利用公司的时间办私事。几十年的创业历程中，他忠实地履行了这些信条。范旭东当“永久黄”团体“元首”三十余年，一直保持着“动不违时，财不过用”的优良品质。他“出门不置汽车，家居不营大厦，一生全部精神集中于其事业，其艰苦卓绝，稍知范先生为人者，胥能道之” 。他的员工李金沂称：范旭东“神志清明，淡泊名利，公私行为，明朗公正；生平不置产业，物质上毫无欲望，……其清廉崇高，实足以移风易俗，令人景仰” 。陈调甫在范旭东死后，对范旭东“个性之足为后世效法者”进行了归纳，第一项就是“濂洁”。他说：“先生家庭崇尚俭朴，公私分明，凡属公司财物，私人绝不假借，薪俸所入，仅敷温饱，岁终偶分红利，亦大都捐助为研究费用” 。侯德榜讲：“范先生死后，有某机关人以为范先生创立偌大事业，必留有许多遗产，来相询问。殊不知先生生前两女公子赴美留学之学费已苦无法筹措；家族之生计，侄辈之教育，俱发生困难” 。与责己严苛形成对比的是，范旭东“待同事非常宽厚，无论厂中高级与低级职员、有技术、无技术工人，均一视同人” 。他“待人接物，极讲平等，决无世俗摆架子行为，与下级职员谈话，保持温和态度，无疾言遽色” 。范旭东自己不追求物质享受，而对员工的生活待遇则非常关注，“对于一切福利工作，无不深致意焉” 。在久大精盐公司在兴建各盐厂之际，就“建筑工人住室，创办职工补习班，设立工人食堂、工人书报室等，以谋工友之福利，提高工人之生活” 。范旭东对于员工疾苦，尤其关心，“厂中有经济困难者，辄解私囊作将伯之助，而不以告人，即其太太亦并不之知” 。
    工作上重用，感情上沟通，生活方面关心，加上范旭东克己奉公、以身作则的优良个人品质的榜样作用，使公司管理、科研人员以及大批员工激发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耿忠奉献精神。他的高级助手们表示：“我们都愿意跟随范先生”；“旭东先生以诚待我，我也以诚答他，‘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 。团体员工对范旭东“无不有亲切钦敬之感，故追随工作至二三十年者比比皆是” 。“而干部人员，几于全部与公司有同样长期间之历史，在国内实少先例” 。可见，优良的个人品质同高尚的创业主旨以及卓越的管理才能结合在一起，使范旭东不仅是“永久黄”集团事业上的领导，更成为“永久黄”团体精神上的领袖、是该集团企业文化的灵魂，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团体事业的发展。
    管理学理论指出：“在公司开创和早期发展阶段，公司文化的主要信念来自公司创始人和他的文化观念” ，公司领导人的“言传身教”，是“企业文化和企业经营思想上的表率榜样” 。通过对范旭东和“永久黄”集团企业文化的观察，不仅证明了一个优秀企业家对构筑企业文化的关键性影响，而且说明企业家只有将“创业”建立在“报国”的基础之上，使公司利益服务于民族利益与社会公益，才会使其创造的企业文化得到升华，成为一种被企业内外广泛赞赏的精神财富，成为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