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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CEO唐太宗李世民的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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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史称“贞观之治”,公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唐盛世由此开始。唐太宗李世民因此被誉为“中国历史第一明君”、“中国皇帝排行榜第一位”、“大唐第一CEO”等,贞观贤臣也是名扬千古。唐太宗自述人君之道的《帝范》和记载贞观君臣政论的《贞观政要》,俱已成为后世君臣和今日领导干部的必读之书。唐太宗的管理真言可用“屈己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宽厚爱民”16字来总结。在今天的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管理者非常推崇唐太宗的管理之道和个人魅力,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中国历史上排名第一的CEO_唐太宗李世民的管理之道,并将他的管理之道借鉴运用到现代管理中来。


一、唐太宗如何收人、收心、收天下



  1、选才


    对人才的重视、尊重和培养是唐太宗成功兴国的首要策略。他善于选贤任能,培养直谏的气氛,天下之才皆为他所用,集中大众的智慧。他相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秉承“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重要思想。在怀念一代名臣魏征时他还说过一段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些,都是唐太宗留给后人的闪烁着光芒的智慧和宝贵财富。他的领导艺术与管理智慧曾为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所推崇。


    企业用人,关键在于看得准、用得对。这样,人才就会立刻出现在你面前,否则即使人才就站在你面前,你也未必能看见。唐人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才,而在于是否有发现人才的“伯乐”。


  2、用才


    谏议大夫魏征就是一个典型的“逆才”,他经常对唐太宗的缺点和不足犯颜直谏,多次让唐太宗威仪扫地。他于贞观十三年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尖锐地指出唐太宗十个方面的过错和缺点,令唐太宗非常尴尬。可唐太宗一贯将魏征作为难得的贤士善待之,重用之,甚至于尴尬之后,将《十渐不克终疏》列诸屏风,朝夕瞻视,并作为其当朝执政的座右铭。正因有魏征之类的“逆才”和唐太宗善待“逆才”的雅量,才会有大唐基业的稳固和贞观盛世的出现。


    在企业中只有相信下属,用人不疑,才能与下属建立起密切关系,上下一心,做好事情。每一个下属,都渴望获得领导者的信任。如果领导者高度信任下属,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那么,下属就会受到激励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积极肯干,变革创新,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


3、爱才


    唐太宗选贤任能不论亲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更不问出身。在唐初上层管理集团中,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房玄龄是隋朝旧臣,张行成原是一介布衣,马周本为中郎将常何的门客,魏征则是政敌李建成的谋臣。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流砥柱的人物,为唐朝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唐太宗既重用士族地主杜如晦、高士廉等人,也重用庶族地主张亮、侯君集诸人,打破了魏晋以来任用士族地主为官的定制。更为可贵的是,他敢于冲破民族偏见的藩篱,选拔少数民族人才。如贞观六年,任铁勒族酋长契何力为领军将军;贞观十四年,封突厥族阿史那忠为大将军;后又封突厥执失思力为安国公。


    李嘉诚由一个出身微贱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企业由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他的巨大成功离不开其用人之道。李嘉诚的企业取名“长江”,就是基于其不择细流,有容乃大。精于用人之道的李嘉诚,不仅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大胆起用不同才能的人,而且在企业发展的同一阶段注重任用经验丰富、极具专长的“客卿”。他的“智囊团”里既有朝气蓬勃、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又有一批老谋深算的“客卿”。


  4、用真情


    “先存百姓”这一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唐太宗亲身经历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亲眼看到庞大的隋朝迅速崩溃,为避免重蹈隋亡覆辙,安邦定国,唐太宗首先确定了治国的大政方针。这种“存百姓”的思想就是他吸取隋亡教训、探讨历代兴亡更替得出的最重要的治国思想。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从而认识到存百姓就是要让百姓生活安定,只有安定百姓,国家才会长治久安,才能富强,这是最重要的“为君之道”。


    而遗憾的是,今天很多企业管理者对自己的下属表现得不够尊重。他们发布强硬的命令,进行粗鲁的指挥、控制和监督,甚至对下属随意地斥责、诋毁,毫不顾及下属的感受,更不会理会他们的想法和意见。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更加高高在上,更加智慧、理性、有权威。事实上,这种做法并没有使他们显得更加睿智,相反却很愚蠢。


  5、找激情


    在初唐统一战争的历次战役中,李世民冲锋在前、身先士卒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在同王世充的对阵中,他令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别统率骑兵轮番向敌阵发起冲击,而他本人则轮番参加每一次冲击并率队为前锋。李世民总是身先士卒打头阵。有一次,他带五百骑兵巡视前方地形,结果被敌人骑兵包围。敌将单雄信挺槊直取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而出,将单雄信刺落马下,掩护李世民突出了重围。


    只有领导者率先示范,以身作则地努力工作,这种热情和精神才会影响其下属,让大家都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形成热情的工作氛围。可以说,领导者的榜样作用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是一种无声的命令、最好的示范,对部下的行动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从一定意义上讲,领导者在群众中,是一级组织的代表,领导的言行对群众影响非常大。在很多情况下,领导者说之无心,而群众却能听出你话里的弦外之音。领导者一定要慎言,不该说的不说,不该讲的不能乱讲;要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言必适时,言必适情,言必适度。只有这样才会一点一点的积累自我的权威,才能铸就卓越的管理。


二、李世民如何组建管理团队:用人如器 各取所长

    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在用人组队的时候,不必苛求全面全能,关键是要弄清人才有什么长处,如何用他的长处。“贞观之治”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度,与唐太宗的治国用人之术及其组建的管理团队是分不开的。那么唐太宗是如何在开国登基不久,将天下人才为己所用,组建成一支高效合理的管理团队的呢?


  1、任官惟贤才


    自古管理即以人为本。唐太宗非常重视选才用人,提出了“治天下以人为本”的思想,并把招揽人才,选贤用能看作治国第一要务。他认为争天下的关键是有争天下的人才。因此,李世民早在即位之前的秦王时期,就广纳贤士,文有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等“秦王府十八学士”,武有程知节、秦琼、尉迟敬德等一干猛将。为世艳羡的秦王府臣正是李世民为收人心、组团队建立的人才库。这些人才都成为他日后发动玄武门之变,夺权登基的骨干力量,为大唐创业直至贞观盛世的出现奠定了人才基础。李世民以知人善任著称,自有识人用人之道。


    首先,内选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贞观外臣长孙无忌是李世民妻长孙皇后的哥哥,唐太宗评价他“善于躲避嫌疑,待人接物聪明敏捷,处理事务古人不及”,准备授其高位,但有人以“外戚位三公,嫌议者谓天子以私后家”进行劝阻,连长孙皇后也不同意。唐太宗仍坚持拜其为相,终襄大业。屈突通、尉迟敬德曾为沙场敌将,李世民却能倾心结纳,用之不疑,二人终究效其心膂,立下殊功。魏征早年追随过李密、窦建德,入唐后又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在宫廷斗争激化时,他多次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本应杀之为后快的唐太宗却被魏征“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的气节所感动,毅然任用魏征为谏议大夫。


    其次,任人唯贤,不限出身门第。贞观名臣中,即有杜如晦、高士廉、崔仁师等世家大族,又有寒门子弟的刘洎、马周、张亮等,甚至还有出身奴隶而被提拔为大将的钱三陇、马三宝。马周,本一寒门布衣,困顿流落京师后,靠给中郎将常何做门客糊口度日。因偶替常何给唐太宗奏陈二十余事,均称上意,马周即刻就被召见,委以重任。张行成出身小吏,原为一县主薄,由于才华出众,政绩突出,唐太宗亲自擢为宰相。但凡成大事的领导者,不仅自身能力超群,而且还善于识人、用人,手下人才济济,贞观君臣即是如此。李世民认为“任官惟贤才”,因此选官用人不避仇嫌,不以尊卑为意,可谓不拘一格,惟才是举。这充分体现出李世民思贤若渴的谦逊品格、不计仇嫌的宽广胸怀以及决断执着的领导气魄。


  2、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在用人上,唐太宗主张人尽其才、量才录用。他说:“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他还说:“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进一步阐述了“用人所长”使人才“各得其所”的思想。贞观名相房玄龄与杜如晦,是历史上著名的决策组合。二人并未有轰轰烈烈的疆场功业,却居贞观功臣之首,以致宋代史臣在编修唐史时对他们颇多微词,其实这正反映了唐太宗用人取其所长的独到之处。若细数贞观时期的台阁规制、典章文物,就会发现多出自二人之手。房玄龄处事孜孜,恪尽职守,但遇事常犹疑不决;而杜如晦虽不善思想,但他分析周密,精于决断,二人性格行为互补,成为黄金搭档,号称“房谋杜断”。在贞观管理团队中,可谓各取所长,人尽其用。戴胄不通经史,有人嘲笑他不学无术,但他为人正直,忠诚廉洁,办事公道。唐太宗就让他出任主管司法的大理少卿。在任上,戴胄公正执法,不阿权贵,政绩斐然。贞观名将李靖可称文韬武略,出将入相。唐太宗让他统管重兵,战时御边出征,闲时入朝辅政,为政权巩固立下殊勋。魏征常将谏诤之事视为己任,耻于君主不及尧舜,于是唐太宗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专门负责向皇帝提意见。魏征前后献言三百余策,其中多为太宗采纳。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人共参朝政,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构建起大唐的中枢管理团队。


   唐太宗在总结自己的原因时,曾认为原因只有五条。其中第二条就是说一个人做事,不可能样样都会,用人总是用他的长处,避免用他的短处。在唐太宗的团队中,每个人各有所长;更重要的是唐太宗能将这些人依其专长运用到最适当的职位,使其能够充分发挥优势,进而使决策准确,国家保持良性运转。因此,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在用人组队的时候,不必苛求全面全能,关键要弄清人才有什么长处,如何用他的长处。毕竟,“通才”、“全才”是极少有的,只要每个人都能发挥出个体优势,密切合作,优势互补,通过有效的人才群体和合理的结构组合,就能发挥出“1+1>2”的效果,成为最优绩效的团队。


  3、御人有道,恩威并施


    唐太宗在御人上可谓有“道”非“术”。他待臣以礼,施以厚恩,惜才如命,用人不疑,注意收揽人心,同时不忘恩威并施,从制度渠道上对臣下权力进行制约,加强监察,时刻注意保持管理团队的廉洁高效。唐太宗十分珍惜人才,这从他善待功臣上即可见一斑。李勣是大唐开国功臣,又是李世民晚年托孤之人。有一次,李勣得了急病。医生处方上有“胡须可以救治”的话,李世民知道了便毫不犹豫地剪下自己的胡须送去。自古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因此,古人不剃发,不剪须,更不用说是皇帝。李勣得知后感动得热泪横流,叩头以至于流血,以表达他感激不尽的心情。李世民却说:“这都是为国家,不是为了你个人,没有什么可谢的!”当房玄龄晚年病重时,唐太宗为了探视方便,竟命令将皇宫围墙凿开,以便直达房玄龄家。他每天派遣使臣前去问候,并派名医去治疗;听到病情有所减轻,便喜形于色,一听说加重,便满面愁云。房玄龄弥留之际,李世民亲自来到病榻前,与之握手诀别,悲不能禁。当功臣党仁宏晚节不保、尉迟敬德居功自傲时,李世民数次在朝臣面前历数他们当年舍生忘死的功绩以致泣不成声,甚至最后以九五之尊含泪恳求群臣放这些有罪功臣一条生路。当“法外施恩”后,他又丝毫未忘自己对制度的破坏,而自请向天请罪自罚。用人就要给予充分的信任,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唐太宗更是深谙此理。唐太宗出征高丽,房玄龄受命在朝辅政,有人离开长安到李世民面前密告房玄龄谋乱,太宗“立杀之”。


  无独有偶,魏征任秘书监期间,有人因他曾效力于太子李建成而告其谋反,太宗“竟不问征,谨斩所告者”。自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唐太宗对臣下的厚爱和恩待,彰显出一代君王少有的人文关怀,换来的自然是他们的死力效忠。唐太宗在用人上强调“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他说:“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定期对各部门官员进行考核选拔,裁汰冗官,以保持管理团队的高效。唐太宗还十分重视法制和监察。他在即位之初,就令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修订法令。他将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经常查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以便于赏黜。他还经常派李靖、褚遂良、孙伏伽等人,巡视四方,体察民情。贞观年间,官吏贪赃枉法者,必无赦免。因此“官吏多自清谨”,应当说,这都是唐太宗重视法制和加强监察的成果。


    毋庸置疑,唐太宗是一名成功的CEO和人力总监,他成功的用人和人才管理之道至今仍被后世学习效仿。提高领导力,组建高效管理团队,也要以史为鉴,领导者的首务在于知人善任,以每个人的专长为立足点,扬长避短,并依照优势互补的原则,调整组织结构,以使整个团队发挥最大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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