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会议"

三十年前召开的莫干山会，即“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人们已经谈论了很多，最近进入一个高潮。我作为这个会议的发起者，组织者和与会者之一，愿意与大家探讨莫干山会议的特征和意义。我先讲一讲我对于“会议”的理解，什么叫会议？会议的起源是什么？人类为什么需要会议？会议的演变和异化；会议在非互联网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在开放社会和在封闭社会有什么差别？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议。我长期在海外，观察到中国之外的会议和国内会议在“观念”和形态上的强烈反差，可以捕捉到一些你们习以为常的事情的特别之处。之后，我再集中谈1984年莫干山会议。



　　会议起源于思想交流


　　讨论会议的起源，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会议”。维基百科给出的中文版定义是：“会议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交、公关、政治、意见交流、讯息传播及沟通的活动，由两位或多位人士参与”。维基百科英文版的会议定义与中文版略有不同，强调了会议通过语言交流，具有实现“共同目标”和达成“协议”的目的。


　　A meeting is a gathering of two or more people that has been convened for the purpose of achieving a common goal through verbal interaction， such as sharing information or reaching agreement.


　　在我看来，维基百科中文定义比较英文定义更好一点，因为没有强调会议的“目的性”；英文定义的优点是明确了语言交流（verbalinteraction）的重要性。


　　我对会议的定义是：两个人和两个以上的人集中在一个空间中，发生语言交流的过程，即是会议。因为在文明的行进中，思想需要交流，个体的思想行为很容易枯竭。


　　问题是人类为什么需要会议？会议的要素是什么？会议和文明的关系是什么？


　　在我看来，人类在文明前的存在形式：第一是劳动，第二就是思想。最初的劳动可以独立进行，甚至独立完成。但是，思想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独立进行，因为思想依赖语言，语言需要交流，交流一定发生在两个人以上。所以，一旦发生两个人以上的语言交流，“会议”就产生了。


　　简言之，劳动生产的物质产品，刺激了交换和物质产品市场的形成。思想交流则导致了“会议”的出现。因此，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交换相对应，会议即思想的市场，人们在这里交换思想。原始形态的会议很可能是在人们的行动中，在劳动中进行。会议的历史一定是万分之悠久，悠久到几乎和劳动同时的程度。如同物质市场交换一样，作为思想市场的会议交流一定是开放的和平等的。人类文明是从两个轮子开始的：一个轮子是出售劳动物质产品的物质交易市场，另一个轮子自由开放形式的思想市场。这两个轮子最终让人类文明得以转动。


　　进而我们需要探讨人类早期会议的要素。会议最初的功能，就像市场上卖东西一样，只是交换的是多样化思想和信息而已。它有五个基本要素：思想、语言、自由、平等和开放。文字介入会议是之后的事情。文字是语言的载体。“会议”是一个“场”，一个现在人们常说的“平台”，在这个“场”中和“平台”上，实现人们之间的交流。在上述要素中，开放的氛围、平等的话语权和自由表达是会议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


　　伴随人类文明进展，会议形式多样化。“对话”成为一种会议形式。古希腊文明和各种“对话”联系在一起，思想家天天在一个广场上讲话，其间，会与学生和听众发生对话和互动，实现自己的思想传播，同时也是一个思辨的过程。就本质而言，古希腊的广场如同自由市场，这里传播的思想如同一个农夫在叫卖他的水果和蔬菜。柏拉图的“对话”，体现了会议所需要的思想、语言、自由、平等和开放的“五要素”。其中，自由最为重要。因而，苏格拉底倡导的“问答法”对后世影响很大，至今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柏拉图的“对话”具有不朽的价值。


　　在中国，《诗经》是通过朗读和唱诵得以传播，一般是有听众的。儒学传播的过程、孔子传播思想，也是通过“会议”完成的。《论语》其实是孔子与学生对话的记录，或者说，属于会议记录。教育，就是要创建一个“空间”，称之为教室，教师和学生在这里互动，交流，当然，以教师为中心。所以，教育实现知识传播的形式是一种特殊的会议。会议还可以理解成一种移动的博物馆。


　　会议的异化


　　慢慢地，会议不断演进和分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愈发重要。经历中世纪、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会议逐渐在下述几个方面与本性背离，发生异化。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异化一，会议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中世纪，最有代表性的会议是宗教会议。教廷地位至高无上，通过各种会议，强化对信徒影响，惩处所谓异教徒。共产主义兴起，会议成为基本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愿意开会，他们创建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频繁召开会议。会议从自由讨论、辩论向斗争演进是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他们爱好辩论，批判别人，对于不同思想，不同理念一定要批判，一定要斗争。于是，会议变成了斗争场所。马克思如此，列宁如此。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批判，寻求批判对象的历史。马克思的很多书都是以“反什么”“批什么”作为题目的，充满战斗性。为什么共产主义需要开会？这是个极为深刻的问题。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天然压力，需要人们接受一个思想，一个理念。所以，共产主义需要会议，其背后的潜台词是需要统一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业化时代的产物，自觉不自觉地希望思想像工业品一样，能够有标准。这是不对的，思想不应该有标准，思想怎么有标准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因为有所谓思想标准，其必然逻辑就是争夺“正统”，而且根据思想划分人群。所谓“修正主义”，就是一种思想划分。

异化二，会议和权力结合。在正常现代社会，社会运行建立在法律体系之中，没有超越法律的政治组织和个人。会议基本维系作为思想自由市场，平等交易观念、知识和信息的场所。会议没有对社会过分的影响。但是，在极权社会，会议和权力结合达到了极致，会议是洗脑和控制社会的基本手段。希特勒、斯大林，都是运用会议的“行家”。其实，英国作家乔治·奥韦尔的《一九八四》，缺了一个问题，缺了一个篇章，就是会议的作用。会议走到这个地步，走到这个程度，导致思想垄断。


　　异化三，会议和商业结合，产业化。会议与商业结合，与商业化的媒体结合，形成产业和以赢利为目的的价值链。会议产业属于服务业，是指与会议活动的相关产业的一种综合性产业，涉及交通、住宿、商业、餐饮、购物、娱乐、服装、旅游、广告和印刷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具有规模化、集中化、现代化的特征。在会议产业体系中，涉及到“购买者”、“提供者”、“中介机构”和“其他相关组织”，以及新闻媒体机构、培训机构等等。会议产业的分类日益复杂，可以按举办单位、会议规模、会议的性质和内容、会议活动特征和会议营利模式加以分类。会议产业正在成为高收入、高盈利产业。伴随会议商业化和产业化程度的提高及其对GDP贡献的增长，会议变得越来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奢靡。这是世界性的问题。


　　中国特色的“会议”


　　在传统中国，皇帝对国家的治理是通过“会议”实现的。每天的“早朝”就是例会。除了“早朝”和“召见”，还有批复各种奏折。


　　中国有了共产党，共产党和会议就有了不解之缘。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开会的历史，或者说，共产党党史就是一系列会议的历史。例如，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庐山会议，以及共产党一大到十八大，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国，学生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是必须的政治常识。例如，遵义会议最重要，因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最近上映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整个电影情节和反映的历史都是通过开会体现的，这个会加那个会，这个会套那个会。可以肯定，不了解共产党的各种会议，以及会议形成的文件，会议决定的组织体系，就不可能了解共产党历史。


　　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国家不断现代化，但是，会议始终维系着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有传媒研究表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三十分钟有大量时间是讲会议。开会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统治方式，一种社会运行的基本形式。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它形成了这样一些特色：


　　特色一，会议政治化，影响历史方向。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会议对党本身，以及国家发展方向都影响至深。因此，人们不断对下一个会寄予期望。例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文化革命，废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史证明这个会议具有重要历史地位，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当然，也有被历史证明失败的会议。例如，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称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泽东宣布这次会议，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事实上，直到毛泽东本人逝世，既没有实现团结，也没有取得胜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共产党的重要会议，都是和权力再分配联系在一起的，与权力结构的调整相结合，最终形成新的核心和座位排列。一般来说，共产党的会议都要事先设定目标，控制程序，起草文件，选择参加人。


　　特色二，斗争性强，打棍子，扣帽子。至少在毛泽东时期，共产党的重要会议，几乎无一不是一种斗争场所，打棍子，扣帽子。例如，毛泽东时期的两个庐山会议，一个是1959年，打倒了彭德怀代表的一批人，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一个是1970年，针对林彪及其支持者。几年后，他们被戴上“林彪反党集团”的帽子。党内会议的批判性和斗争性，自然会传播到党外和社会中。在文化革命期间，批斗会在全国得以普及，甚至造成暴力、恐怖和死亡。中国必须从大批判的传统中解脱。


　　最近，在中国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之间，发生了关于土地制度的争论，在很多人看来，过于战斗性，很像大批判。而他们各自的粉丝也对对方有超出学术讨论的出格言论。思想分歧是正常的，学术问题只能讨论。作为学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平等对待不同观点的人，一定承认和尊重每个人说话的权利。


　　特色三，会议数量多，规模大。有句老话说：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税多。365天，在中国大地上有多少各种各样的会议，卷入多少人口，无人统计。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无疑是世界上会议数量最多，参与人数最多，密度最大，人均花费会议小时数最长的国家。据中研普华会议行业分析专家撰写的《2014-2018年中国会议产业行业全景调研与发展战略研究咨询报告（2014年）》：目前中国每年举办会议高达几千万场，参加会议人数上亿之多，会议产业直接产值一千多亿，会议带来的交通、餐饮、住宿等相关行业产值超过万亿元，年均增长幅度在20%左右。我想问各位，在你们有限的生命中，你开过多少会，如果认真面对这个问题，也许会觉得很悲哀。因为，如果你们没有参加那么多会议，似乎都长不到今天。会议几乎开始于幼儿园，之后是小学、中学、大学，之后是工作，会议伴随一生。当学生要开会，当家长还要开会，因为你有不同的身份，就要参加不同的会。这里我想提一个指标：人均年参加会议指标。与会议联系的还有讲话或文件，所谓“文山会海”。

特色四，政府会议比重过高。数据同样来自上述的报告，在中国会议市场，公司会议占54.1%，社团会议占9.3%，政府会议和事业单位会议占36.6%。中国与美国、英国会议构成相比较，政府会议占整体会议市场的比重显著过大。事实上，即使公司会议和社团会议，也有相当比重得到政府直接和间接的参与。为什么政府会议比重过高？它不仅因为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远远高于西方国家，而且与政府财政和其他资源富足，且得不到充分监督有直接关系。此外，凡是政府会议和事业单位会议，基本以领导报告，或者重要人物讲话为主要形式。会议设有主席台。会议开始还常有歌曲，与会者的座次，很有讲究。因而产生了很有讲究的“座次学”。有时，与会者的衣着，每个人的步伐，步伐之间的距离，都需要设计。


　　特色五，形式主义，空洞化。这些年，中国的会议，少有讨论，鲜有争论。以“论坛”和“峰会”冠名的会议多得很，“论坛”和“峰会”成为关键词。在当代历史上，真正有影响力的峰会是冷战时期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戴维斯和维也纳的“峰会”，那真是峰会。现在是漫山遍野的“峰会”。近来说要回归“常态经济”，实际上，更需要回归一个正常社会，为此，需要终结那些“思想枯竭”“华而不实”的开会潮流。中国要打假，也应该包括打各种形式主义，空洞化的会议。


　　特色六，产生了一个会议食利阶层。有一批职业开会者，不断地从这个会到那个会，发表了昨天、前天、大前天、去年说的同样的话，看看表，说还要赶下一个会，或者吃一顿饭就离开了，赚取着高额出场费。在经济学界，有位80多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在过去二十余年里，几乎无处不在，可以对各种经济问题发表看法。没有人计算过他一年参加会议、见诸媒体的频率，应该是超高的。按照我前面对会议演变的分析，不难发现，这样的经济学家的出场违背了会议原本的功能，可以定义为会议异化时代的代表人物，成为会议的特殊“演员”，是现代版的“华威先生”（1938年，作家张天翼发表了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国民党官吏华威先生是主人公，整天忙碌于开会、演说、吃饭，企图操纵一切群众活动）。事实上，不仅经济学界，各个领域基本都是如此，都有职业会议者，连宗教界也不例外。在会议高度商业化和产业化之后，会议演变成一种畸形的文化形态，被“既得利益”少数人所垄断，精神、思想、学术、科学遭到窒息。


　　特色七，奢靡和腐败的蔓延。近年来，中国的会议，普遍存在奢靡和腐败之风。在最贵的地方开，做最重要的装扮，很多会议还有模特、演艺人员、职业主持人之类的参与。会议和文艺活动的界限开始模糊和消失。特别是，这样的会议不仅造成了时间和金钱的浪费，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垃圾。


　　通过上述会议特色，可以观察到：（1）会议是维持意识形态，实行思想统一的基本工具；（2）会议是官僚体制运行和调整政治结构的重要方式；（3）会议和商业利益紧密结合。


　　莫干山会议精神


　　在对会议的历史和中国特色的会议进行了描述和分析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莫干山会议，以它作为一个案例，探寻其独特性。莫干山会的最大特点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会议的本原功能，体现了会议的自由、开放、平等、创新、简朴和务实等要素。


　　会议的基本特点是和某个地点连在一起，所以会议的命名一般以地点命名。1984年，我们选择莫干山，不是拍脑袋，确实是仔细想了。当时有很多可供选择，例如杭州。最终决定在莫干山开，最重要的是对春秋战国历史的向往，至少我个人的意愿如此，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和活跃的时代。


　　在这里，我主要强调莫干山会议的几个基本事实：


　　第一，给中青年提供了“场”和“平台”。改革开始于1978年，但是，直到召开莫干山会议的1984年，就整体而言，中青年并没有足够的话语权。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多数是帮助领导写文章，修改发言。这里所说的中青年，是指25岁左右至40岁之间。话语权基本掌握和控制在当时50-60岁上下，甚至70岁左右的那一代。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压抑，那些老同志们、老先生们很亢奋，常常不给别人说话机会。应该承认，在他们中，不乏思想解放者，不乏真知卓见者，但是，主体而言还是趋于保守。究竟根源，多与思想资源的匮乏和意识形态束缚有关。例如，让他们接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在观念上就需要相当一个过程；或是较多地停留在概念之争上，而非实际推进市场经济上。这样的情况显然是不利于改革的前进。因为，改革需要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和与之相应的行动。那个时期的中青年学人大部分经历文革，反思文革，上山下乡，了解社会底层，又重新得到教育机会，学习了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思想，且有实干精神和魄力。这个群体是否拥有话语权，至关紧要。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的1900年，梁启超撰写了《少年中国说》，将当时中国描述为“老大帝国”，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后来的历史证明梁启超对了，因为改变二十世纪的确实是当时的少年。莫干山会为这代人提供这样一个场所，让大家互相知道，建立全新的网络。在一个电话全国都没有多少部的时代，这样的网络，有利于传播新观念和好思想，形成共识和认同。莫干山会议之后，中青年关于改革的话语权得以全面拓展，确实影响了改革生态。当然，这也孕育了后来的分歧和冲突。这个问题后人值得研究。


　　第二，全方位实践平等。所谓全方位平等，是说每个参会人都是平等的。会议是消除等级制度，而不是强化等级制度。谁都能发言，此时此刻你的性别、职务、年龄都没有意义，包括：（1）不同年龄之间的平等。（2）不同地区之间的平等。中国是一个大国，为什么只有北京人能说话？只有京城人能说话，这到今天也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3）会议程序的平等。（4）会议在任何场合没有发生根据地位和职物排座次。（5）会议过程的平等。无论怎样意见分歧，彼此自觉保持平等地位。人们思想的分歧是永恒的，思想一定是多元的，人和人的平等，本质上是在思想和言论上的平等。人和人可以有知识的差别，绝不应该有在思想上的歧视。不论年代，人们都在讲平等，大家更多的理解是在财富上的平等，或者是在权利上的平等，其实，最主要的是思想上平等。在思想方面，决无贵贱之分。所以，我向来不喜欢在思想领域的“一言堂”，“居高临下”。当年，毛泽东说梁漱溟，讽刺梁先生很美，比西施还美。毛泽东已经六十多岁的人，大国领袖；梁先生一个小小知识分子，何必呢，为什么人要这么尖刻。凡是在思想领域刻薄的人，都是应该抵制的。网络其实是创造了一个大规模的会议的场合。


　　第三，无时无处不在的自由氛围。会议是为自由说话创造一个条件，而自由说话一定是自由思想的源起。任何一个会议，大家见面，总得讲点有意思的东西，讲点思想出来，这需要自由。所以，没有自由的气氛，就没有自由的交流，就没有真正的会议。如果说莫干山会议是一个“场”，一个“平台”，这是一个自由“场”和自由“平台”，这还不够，还需要自由氛围。为此：需要每个人认同和支持，自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有免于各种恐惧的勇气，以及独立思考，自我主见的能力。


　　第四，创新和分享。没有思想的会议是什么呢，是最悲哀的会议。如果每一个会议都重复，那这个会议没有必要开。思想创新实在是莫干山会议的重要特征，创新的范围涉及了发展和开放模式、银行金融体制、物价机制、通货膨胀理论、分配制度、农村改革、企业改革、城市化等等。创新是一个相对概念，用今天的眼光看，不是创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是创新。莫干山会之所以有如此多的创新，是与会者长期的知识、经验、思考积累，加之会议过程的大大小小“思想风暴”的结果。莫干山会的创新几乎立即得到分享。所以，与会者同时感受到了创新和分享的双重喜悦，从中实现自己。我十余年在大学教书，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上重复的课，不讲重复的语言，不说相同的故事，为的是逼迫自己不断创新。仅仅创新还不够，需要分享。其实每次上课都很累，同时也挺兴奋，因为跟大家分享了我的想法。如果这种分享得到反馈和回应，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第五，注重会议程序公平。莫干山会自始至终，不论是发言顺序，挂牌辩论，都注重程序公平。当时，会议组织者，并没有读过《罗伯特议事规则》，但是，自觉地建立了一些规则，满足了在不同课题组间，不同意见的人群间公平地表达机会和充分地交流，既提高了开会效率也产生了思想成果并达成和谐。这点是值得庆幸的。


　　第六，质朴。会场原本是很神圣的地方。具有上述品质的会，再加上朴素、俭朴，在一个贫穷时代开了一个简朴的大会，追求充分的思想，还洋溢着热情和理想，这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会议。


　　因为莫干山会议有这样的特点，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具备了唯一性，甚至是不可复制性。所以，这个会就会被大家记住和记念。三十年之后，参加者不仅大多步入老年，而且重新组合，甚至分道扬镳，社会角色变了，“心”变了。但是，令人惊奇的是，绝大多数参与者，还会想念莫干山会，莫干山成了他们心中保存的一个特殊符号。为什么？因为莫干山这个符号所代表的是深层良知、久违理想和浪漫。近年，形成所谓“莫干山会热”，存在着一些参会者对于会议历史记忆失真，而媒体又将失真放大的情况。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我主张，对于在历史上所参与的各种事情，有些证明对了的，无需放大；有些证明错了的，无需缩小和推诿。参加莫干山会议的这代人已经老了，有一份平常心态最重要。


　　如果说要我对莫干山会议有个总结的话，我会说，呼唤新思维和新思想，是莫干山会议最重要的主旋律。思想最终产生的结论未必是正确的，但是没有这样的过程，永远没有真理。


　　最后我想说：在中国各种“史”很多，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艺术，但是至今尚没有“会议史”。中国的会议历史，值得研究，值得写作。我希望年轻人将会议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1980年代的会议，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