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移民因担心仇富

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吴建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受访者的主观评价中，人们评价最差的前三项社会关系，是“穷人与富人的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和“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关系”，分别有46.6%、29.1%和26.7%的受访者认为不好或很不好。
1月19日上午，周末，辛禾坐在家里的书桌前，眼睛盯着电脑显示器上的多份表格，一份一份地往上面输入内容。
辛禾供职于北京市一家社会中介机构，由于英语好，被安排负责海外移民项目。今年元旦之后，辛禾所在的团队又接了一名客户，移民北美某国。
辛禾负责前期的材料准备。“移民的大多是有钱人，这个客户仅在北京的房产就价值数千万元，还不包括其他财产和现金。”
聊起移民目的时，客户曾向辛禾表示，他们已至中年，希望到一个平和的地方生活，当下一提起富人，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财富来路不正，这样的想法让他们有些担忧。
辛禾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她接触的范围里，因为担心社会“仇富”而移民的富人不在少数。
贫富关系和干群关系紧张
辛禾的发现与她过去一年的感觉相一致。回顾2012年，她的记忆中，社会上的“仇富”新闻接连不断发生。
她印象最深的是“富豪嫁女”新闻。2012年3月中旬，一家媒体报道称，山西富豪邢利斌花费7000万元嫁女。
邢利斌此前颇为低调，很少在媒体和公开场合露面。在2010年新财富富人榜能源与环保子榜单中，邢利斌以104.7亿元的身家名列首位，总排名60位。
公开资料显示：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邢利斌是山西省柳林县人，山西省人大代表。
随后，邢利斌公开否认花“7000万元嫁女”，称实为3场活动合办，共花费1500万元。
一个月后，当地官方出台规定，要求企业家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财富观，不炫富、不摆阔、不挥霍，把资本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倾心回报社会、回报人民。
邢利斌“7000万元嫁女”事件，由一场私人婚宴变成舆论热点，被认为是社会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使然。
“仇富”心理使然的并不止于此。
当年5月底，广东省深圳市发生一起“飙车案”：凌晨，一辆豪华跑车以不低于180公里时速的速度撞了两辆出租车，造成3人死亡，其中两人还是花季少女。
豪华跑车肇事，加上醉驾、飙车、司机肇事后逃逸。人们除了对公共交通安全表示忧虑之外，还被挑起了“仇富”情绪。当警方发布肇事者照片时，由于诸多细节模糊，导致舆论质疑深圳警方偏袒富人、执法不公。直到深圳警方相继召开3次新闻发布会，公布相关鉴定结果，质疑声才逐渐退去。
2012年除了发生诸多“仇富”事件，还发生了诸多“炫富”事件。
年初的“高美美”事件即是一例。实名认证“吉林市驻京办职员”的微博博主“高悦儿”，在微博上大秀卡地亚石英表、82拉菲等，引发网友围观。
年轻貌美的女子、奢侈品、公职人员的身份……因这些关键要素和“郭美美事件”雷同，此女也被网民称为“高美美”。
不过，吉林市委宣传部随后就此事作出回应，称吉林市驻京办并无此人，其微博认证资料系作假。“高美美”身份至今成谜。
一连串“仇富”事件与“炫富”事件叠加，进一步恶化了人们对社会环境的主观感受。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12)》显示，对于穷人与富人的关系，人们的主观评价比较糟糕，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两者关系不好。
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吴建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受访者的主观评价中，人们评价最差的前三项社会关系，是“穷人与富人的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和“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关系”，分别有46.6%、29.1%和26.7%的受访者认为不好或很不好。
社会关系失衡根在社会公正
“其实也不能怪我们对富人的印象不好，一些富人确实是做了许多为富不仁之事。”辛禾表示，一些富人的所作所为，让人们觉得有钱就了不起，有钱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收买法律。说到底，被人诟病的社会关系，其背后凸显的是社会公正问题。
为了考察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状况，年度报告课题组设置了社会关系总体状况和7类主要社会关系供受访者进行评价。
除了上述人们评价最差的前三项社会关系，还包括“老板与员工的关系”、“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关系”、“信教与不信教者的关系”、“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相比而言，对“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关系”和“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关系”的评价，分别有32.5%和29.6%的受访者给出了好评。
尽管部分社会关系较为紧张，但对总体社会关系的评价，有50.1%的受访者表示比较满意。
吴建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我们对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状况的调查和分析，主要是用来评估社会管理绩效。”
社会管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其主要任务就是要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和保持社会稳定。
社会管理绩效评估是对社会管理在完成上述任务中达成的绩效进行评估。
课题组主要从四个方面对社会管理绩效进行评估，分别是基础秩序的维护、公共物品的供给、社会关系的协调和公众参与的促进。
吴建平表示，社会关系状况是反映社会管理绩效状况的一个方面，社会关系协调与否，能够在一定程度反映社会发展状况的良好与否。
课题组认为，社会关系状况主观评价较差的现象，需要结合对社会管理其他方面的评估结果来解释。
吴建平举例说，调查发现，在基础秩序维护上，尽管多数受访者对政府应对社会风险感到满意，但对社会的公平公正状况有38.7%的人表示不满意；而在公共物品供给上，在宏观层面很多受访者认为政府的政策主要是为百姓考虑，但在微观上还是有34.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个人生活缺乏保障。
吴建平表示，结合这样的背景，才能理解在受访者对贫富关系和干群关系评价较差的背后，是因为社会不公的存在，仍然有不少百姓面临着民生问题，以及利益表达、协调、维护和保障机制仍然不健全，加剧了社会关系的失衡。
社会关系失衡的结果之一就是容易出现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冲击。
实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
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显示，按照受访者的主观评价，目前国家的社会管理绩效总体得分为62分。在对社会管理绩效四个维度的评估中，得分由高到低分别是基础秩序维护(62.6分)、公共物品供给(62.3分)、公众参与促进(61.1分)和社会关系协调(60.9分)。
吴建平表示，据此可以看出，社会关系协调绩效得分是相对最低的。
统计结果表明，目前国家的社会管理，在突发事件或各种风险的应对、以民生为取向的宏观社会政策或者社会服务的供给、服务型政府理念的确立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对公共利益的关注等方面绩效良好。但在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状况、协调贫富关系、干群关系和劳资关系等方面，社会管理绩效相对偏低。
课题组建议，针对上述社会关系问题，目前比较紧迫的任务就是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缩小贫富差距，保障民生，避免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特别是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吴建平解释，这就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且，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
在社会关系协调方面，课题组还建议，应该特别需要关注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协调以及劳资关系的协调。
吴建平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一般来说，社会分工必然会引起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由此出现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立场，因此，社会矛盾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的常态现象。
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处于快速的变迁之中，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过快，而又未能及时发展出有效的利益表达、综合、协调和维护机制，那么就容易出现社会关系的失衡。这恰恰是我们国家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因此，课题组建议，协调社会关系，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这需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
法治保障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完善社会管理方面的相关立法，例如作为社会管理基本依据的社会救助方面的立法、加强困难群体保护方面的立法、保障社会参与方面的立法等，实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