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归来：数名商界巨星出狱后重新创业

2009年12月15日 09:58 中国周刊

　　导语：吴炳新、胡志标、仰融、孙宏斌等这些姓名熟悉而陌生。熟悉，是因为他们曾经在中国商海中叱咤风云，甚至成为时代之标杆；陌生，是因为他们曾经作为“中国式大败局”的主角，并由此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若干年后的今天，当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他们的时候，他们纷纷重披战袍，杀入江湖。

中国周刊封面
商海博弈难免几经沉浮

　　老兵不死

　　中国周刊执行总编辑  朱学东

　　吴炳新、仰融、胡志标、郑俊怀、孙宏斌、唐万新、阚治东……这些曾经在商界风云一时的枭雄们，在淡出公众视野之后，如今因为自己的新事业，或主动，或被动，重新被媒体聚焦，成为2009年中国商业社会的一个独特的剪影。

　　这是中国商界的一批“老兵”。

　　称他们为老兵，并非因为他们的年龄。

　　这些从本土成长起来的带有原生态特征的商业精英，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不长的历史中，曾经是各自领域里的先驱者，走在了众人之前。在中国经济转型特定历史阶段的大舞台上，他们长袖善舞，商业天赋得到了充分展现，创造了中国社会的许多“传奇”，自己也成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符号性人物。

　　然而，其兴亦勃，其亡亦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流星一般，在短暂地辉煌之后，竟然在一夜之间，从巅峰滑落，败走麦城，或归隐林泉，或远走他乡，或销声匿迹，甚至身陷囹圄，消失于公众和媒体的视野。

　　翻检历史，我们会意外地发现，这一批老兵们身上，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竟然都是如此相似！当老兵们理想主义的浪漫与机会主义的天性，遭遇市场经济初期发展的不规范时，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俯仰之间而已。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改革开放，使人人都获得了成功的机会。现在，他们又回来了。劫后余生，重披战袍的背后，是中国社会的包容和开放。

　　没有人能轻易割断历史，路径依赖某种意义上也是人性使然。正如我们从前述报道看到的，老兵归来，做的还是老行当：72岁高龄的吴炳新还是做他的三株，仰融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汽车，阚治东、尉文渊继续在资本市场拼杀，郑俊怀和赵新先低调重操旧业，而“地狱归来”的胡志标，则追随潮流，从线下走到线上，开始在网上卖电器……

　　只是，当老兵们重回战场的时候，盛衰已易势，物非人亦非。他们当初的经验教训，又会有多少回报率，成为新事业成功的动力？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当年老兵们在市场上攻城略地战无不胜所仰仗的利器，如今锈迹斑斑，已几无挥舞的空间。中国商业社会，已经基本走过了当年原始的非理性、缺法度、少道德的草创年代，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市场经济制度，进入了一个追求理性、道德和法治经济的时代。

　　更为残酷的是，当老兵归来，蓦然发现，自己被从市场经济轨道上急速前行的快车甩下之后，新的领导者迅速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和影响力。

　　放眼望去，如今立于潮头者，已非传统意义的商业精英和企业。即便那些曾经比他们更早或与他们同时代的商业精英和企业，如王石和万科，鲁冠球和万向等，经过这些年市场的锤炼，已然脱胎换骨，真正成了中国商界的标杆性人物和企业。更不用说马云和阿里巴巴，丁磊和网易，王传福和比亚迪等年轻才俊们。新式商界精英成功的凭恃，不只是中国社会发展给予的机会，更是在现代企业的理念和制度帮助下，利用全新的商业模式，以及金融创新、技术创新和人才领先等战略，迅速占据了市场的制高点。

　　经历了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洗礼之后，如今中国商界精英们，已非吴下阿蒙。他们比前辈们更具国际观和专业素养，更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和游戏规则。显然，这是那些大多数有过失去岁月的老兵们所无法相比的，他们成功所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可能要远大于其他人。本刊前文有关胡志标和赵新先等重回市场之初经历的报道，某种意义上也印证了这一点。

　　“老将出山，必无好事。”11月26日，曾经也差点走麦城的江苏太平洋建设集团创始人严介和，在《东方企业家》第七届全球华人企业家峰会上颇为刻薄地说。

　　然而，历史并不一定会如此残酷。在此之前，经历过失败创痛的史玉柱，已经在商界成功上演了一出咸鱼翻生绝处逢生的大戏。

　　公允地说，老兵们重归市场，才刚刚起步，没有人清楚他们奋斗的最终结果。市场环境固然已大异从前，但这些老兵们，最初也就是从突破既有环境和观念起，开创出一片新天空的。真正的老兵更清楚，必须放下过去，重新去习惯不同的市场上那曾经熟悉而又陌生的呻吟、哀叹、怒吼、杀伐，去赢得市场赢得尊严。如今他们的选择，正在证明这一点。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老兵们重归市场的努力，抱有期待和激赏之心，为他们在法律框架下的的行动鼓与呼，无论成功失败，这都是一种值得尊重和铭记的精神。

　　他们过去已经为中国商业文明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如今，他们的努力，依然是丰富中国商业文明的力量。也许，未来某一天，这些老兵们，也会逐渐凋零。即便如此，凋零的可能只是某个具体的人或企业，不死的却是他们永不言弃的精神勇气和价值观。

　　老兵重披战袍

　　以前，他们是各自领域里的“霸主”；现在，他们卸下光环，重做市场新兵。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综合报道

　　曾经的商界巨星再度出山，旧部重集，江湖风云再起……经典港片曾经屡试不爽的桥段，如今一波接一波地上演真人版。

　　12月3日，顺驰地产创始人孙宏斌重新回到公众面前，他带着名下的房地产公司融创中国赴港路演，并定于12月18日在香港挂牌。令人感慨的是，这位内地地产界的传奇人物，在香港市场却少为人知，孙宏斌当天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香港地区的研究人员称，单从推介会内容看，孙宏斌的这家新公司没什么亮点。

　　11月，沉寂三年多的伊 利前董事长郑俊怀复出消息终于被证实，在他开金口之前，沸沸扬扬的各种消息已经在乳业市场传了大半年。

　　7月，创维前董事局主席黄宏生提前获释出狱，围绕着他如何与创维再续情缘的猜测，至今尚无确切答案。但目前的信息是，他的活动多次被证实与创维相关。

　　更为夸张的是仰融，从6月至今，这位远遁异国的“汽车狂人”，围绕一个庞大的中美两地造车计划，不断爆出令新闻界兴奋的进展，引来国内业界高度关注。

　　把时间继续往前推移，“三九教父”赵新先复出南京小营药业已经一年多；爱多VCD创始人胡志标也已复出将近四年；老牌券商万国、申银、君安的三大掌门人管金生、阚治东、张国庆都有了新的买卖；昔日“烟王”褚时健也改行做起了冰糖橙生意；“三株口服液”的缔造者吴炳新正在谋划以化妆品为主业，重构三株帝国……

　　在走过辉煌、又经历风雨之后，再一次披挂上阵的他们，是胸中有沟壑，还是举目见青山？

　　低调与高调

　　11月13日，创维CEO张学斌做客国内一大型网站，被再次问及黄宏生的近况。他回答说，黄许多时候都在休息，“相信他也愿意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现在没有在公司里面。”

　　自7月6日创维数码发布声明，告知投资者“黄宏生已于2009年7月4日回到自己家中”开始，张学斌已经回答过这类问题很多次了。人们总是在猜，黄宏生会不会像当年的倪润峰和现在的柳传志那样， 以创始人身份重新回到创维。

　　尽管后来有香港媒体报道，称黄宏生刑期未满，此番出狱只是假释，在此期间不能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不可能回归创维，但因为黄宏生之妻林卫平担任创维数码执行董事，市场仍普遍认为黄可对创维实施幕后操控。

　　黄宏生获释当月，包括张学斌在内的多名高管曾“一窝蜂”减持公司股票，这更是加重了媒体的质疑：是不是黄宏生“回归”的前奏，也许他将重新调配管理团队？

　　10月底，媒体披露，黄宏生频频出现在创维公司和展台。

　　如此扑朔迷离的复出动作虽令人眩晕，但桥段却早已算不上新鲜。

　　“乳业教父”郑俊怀于2008年提前刑满释放，一年多来，市场上围绕他复出的各种传闻不绝于耳。先是去年年底有消息说，郑俊怀募集了40亿元资本金，欲重返乳业，打造新品牌“新长征”；今年4月时，又传因三聚氰胺事件打击，乳业市场低迷，郑俊怀出山计划暂缓；10月，媒体接连曝出他牵手黑龙江红星乳业的消息，又过了一个月，该消息才真正从郑俊怀本人口中得到证实。

　　同样低调的还有赵新先、管金生、张国庆等人。赵2008年6月在南京小营药业复出，担任公司顾问一职，同时负责打理大股东永泰投资医药板块资产，一年多来，未见接受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管金生2003年被获准保外就医，之后长期居于家中，11月底，《中国周刊》记者前往探访，家中空无一人，物业和居委会称其离家已有两年，不知所踪。其老部下对记者说，老管现在做的仍然是投资生意，主要是炒做期货。

　　张国庆2002年出狱，后筹建深圳市九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其二股东的“伯孙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但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伯孙投资”董事、监事和经理名单中。即使在“九夷投资”，他的身份也仅是“顾问”。

　　今年6月，由张国庆一手提拔起来的君安证券原总经理杨骏辞世，张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祭文托友人带到追悼会现场，自己却“因多种原因，不便参加”而未能现身。

　　仰融算是一个高调的特例。远在美国的他，不但隔空喊话，让国人知道他的归国造车项目，而且还拿出行动，遥控正道汽车公司，与沈阳市欧盟经济开发区签署合作备忘录，其效率之高，不输他当年构建“华晨系”时的本色。但对于像他这样有“戴罪之身”不能归国的人来说，不借助媒体的力量，事情又能怎么做？

　　变与不变

　　多数复出者刻意选择与公众保持疏离，不知道多大程度上与他们的生活境况有关。

　　81岁的褚时健现居于云南省玉溪市，自2000年保外就医至今，头发花白的他一直在哀牢山种田。他和老伴联手经营的是一块上千亩的果园，里面产的冰糖橙可以拿到附近的集市上贩卖，标明“褚时健种的橙”还可以每斤比别的橙子贵3元。

　　今年1月，褚时健曾对一位记者说，出狱后很多人找过他，请他做顾问，一年给他二三十万元，但他不愿去，原因是“中国人合作很难，我也没有闲心干那些事，我自己做倒可以”。但闲在家里又觉得无聊，所以才租了几千亩地，“打发一下时间。”

　　褚的老伴却道出了另外的隐情，“实际上是因为没有钱。姑娘死在监狱后，外孙女得我们养。我和他的退休工资加起来一个月不到两千元，连物业费、水电费都交不起，你说咋过？总得找点钱。”

　　这个故事读起来多少有点让人心酸，略感好一点的是胡志标的改变。11月23日，当久违的他首次公开亮相于一场公共论坛上时，人们赫然发现，眼前这个稳重的中年男人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喜欢挥霍的莽撞青年。37岁的他把酒戒了，住宿时也会挑价格相对较低的酒店。

　　不仅他们变了，市场也在转变。当年销路很好的VCD现在早已淘汰出局，取而代之的是画面更清晰的DVD，以及各类数码放映机。复出的胡志标，焉能再走当年路？

　　IT业和保健品市场几经沉沦，也在逼着“史大胆”史玉柱不断更换门楣：先是营销软件“巨人汉卡”；被国外软件挤出市场后，他改做脑白金和黄金搭档；巨人大厦计划坍塌后，国内保健品市场整体信誉崩塌，复出市场的他再次转身，进军网络游戏产业，迅速将自己由“首负”变成“首富”。

　　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还有吴炳新。他并没有被市场打倒，依然守着“三株”这块牌子，只是他不再依赖保健品了，如今，他带着化妆品“生态美”重新回归公众视野。有了这一市场转型的判断，72岁的吴炳新依然精神矍铄地说：“我是英雄，我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英雄？”

　　不过，赵新先似乎暂时还未能很好地抓住市场变动的节奏。《中国周刊》记者前往南京小营药业探访时，工人们还在装卸大批大批的玻璃制输液瓶。而这种玻璃瓶早被塑料瓶和软袋替代，盈利状况可想而知。

　　得与失

　　或许，以一时的市场表现来衡量复出者的成败，是很愚蠢的事。在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笑对得失和坎坷，已经变得更加豁达、从容和沉稳。

　　以前的胡志标野心勃勃，立志要做中国的松下幸之助。现在的他，改口说“松下幸之助是松下幸之助，不是我崇拜他就能变成他，我们俩从基因上就不一样”。现在他忌谈创业，其职业理想也变成了“赚钱不多却很快乐”。

　　以前的阚治东多次谈论企业成败和市场监管，口中都是发展啊发展。几经沉浮之后，他意识到“没有谁的人生是始终向上走的”，对社会发展和个人命运也有了新的体悟。

　　以前的仰融，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华尔街去。现在，他更想回自己的祖国造车。

　　“我已经荒废了7年，现在我要快马加鞭，把失去的时间给抢回来。”仰融说。或许，这才是商界一代风云人物矢志不渝、蜂拥复出的源动力。

2001年，曾创造沈阳飞龙神话的姜伟，参加第四届中国北京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民营企业家论坛

2002年1月15日，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含泪送别自己一手带大的企业和品牌

　　商界枭雄沉浮录
　　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综合报道
　　老兵们一个个回来了！
　　1978年之后，中国社会的活力不断被激发，如滚滚巨浪，推动中国社会前行。“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场景，不断在商业社会上演，刚刚还是引领风骚者，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他们是谁？
　　他们是那些曾被称作“教父”、“大王”、“巨头”、“枭雄”的商界精英。
　　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激情的经济因子开始发酵，那些商界精英游走于经济转轨的各种缝隙，粉墨登场。
　　剧情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节拍上，与经济的炙热、商业巨头的狂欢伴随而来的是经济政策的探索和含着感性因子的个人膨胀。
　　“倒下”，然后“再起来”，成为循环于这部商业史的主旋律。
　　大幕拉开
　　1995年，中国的财经报道中第一次非常集中的出现“巨星陨落”。
　　那时，经济的狂欢才刚刚开始。一个重磅溅起硕大的水花：中国“烟草之父”，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被调查！
　　褚时健，1979年开始任云南省红塔集团董事长。1987年，云南省意外获得了“可以适当突破当时烟草的专卖制度发展烟草”的机会。上过战场的褚时健，向来以“敢干”闻名。他迅速地做出了一个决策：跳过烟草公司直接和烟农联系，然后绕过供销局、地方烟草专卖局自己铺设专卖店。
　　1987年到1995年，红塔集团的香烟产量以每年43.93%的速度递增。
　　当时，有国家领导来视察说，“老褚，你开的不是卷烟厂而是印钞厂。”时有记者描述褚时健出行的盛况：开在前头是褚时健的车，后面接着的是二十多辆以“O”开头的政府车，甚是壮观。
　　然而，事业蒸蒸日上的褚时健却也面临90年初国企老总的禁锢：国家对国企老总缺乏相应的市场激励机制，导致企业发展、国家增税、个人手紧的状况。当时，褚时健的月薪是3000元。
　　1995年，褚时健得知一个消息：新的总裁要来上任。这意味着他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后来在法庭上，褚时健坦白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决定私分了300 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宣读判决书的时候，褚时健只是摇摇头，没有说话。
　　极具戏剧性的一幕是：来年，褚时健的继任者字国瑞，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 万元，褚时健一辈子的工资也没有这些。
　　据公开数据估算，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
　　就在褚时健被检察院带走的时候，刚被评为“中国商界十大风云人物”的南德集团董事长牟其中也坐不住了。
　　这位中国最受争议的民营经济企业家有着传奇的经历：300元钱起家，办了三件大事——飞机易货、卫星发射、开发满洲里。
　　也正是因为几个大项目的投资，加上1995年国家实行货币紧缩政策，让南德集团资金链崩溃，截至1996年事发，牟其中为弥补资金空缺“空手套白狼”，获得资金7507万美元。一夜间，这位曾经的“大陆首富”被群殴为“大陆首骗”。2000年5月30日，59岁的他被判无期徒刑。
　　两位当时的商业巨人，有着共同的特点：敢干、意识超前。市场经济刚开始的几年，他们站在改革的前沿，却也走在了失败的前列。
　　现在再来看，无论是从失足的原因，还是失事的时间，对于一个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国家而言，中国企业家的命运从他们开始似乎可以划为一个阶段。
　　证券地震
　　企业家群体事件中，最先崩盘的是在新兴不久的中国证券业。
　　1995年2月，检举褚时健的匿名信刚刚被打开，位于上海的中国年轻的证券家们已经深陷泥潭。
　　他们是中国证券三大“猛人”：管金生，时任上海万国证券总裁，41岁成立上海第一家证券公司，也是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尉文渊，35岁即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总经理，被称为“全球股市最年轻的总经理”；阚治东，时任上海申银证券总裁。
　　英国《金融时报》记载了这次证券地震：“1995年2月23日，是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这天下午，距离上交所休市还有十几分钟。尉文渊正陪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在场内转，两人讨论着国债期货管理办法的事情，尉文渊为“证券管理办法即将出台”而喜笑颜开。因为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一直没有正规的制度监督，这成为当时证券市场的硬伤。
　　突然，“327”价格大幅下跌，交易量突然放大了许多。出事了！
　　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
　　327发行时存在两大阵营，一是以万国证券为首的做空阵营，另外是以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公司(简称中经开，有财政部背景)为首的做多阵营。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正式发布了提高327国债利率的公告，在这期间，空方主力万国证券一直在拼死抵抗，试图动摇多方的信心。
　　但是，23日这天下午，万国证券的同盟军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327国债在1分钟内上涨了2元。
　　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亿。于是，在休市前8分钟，管金生做出了最疯狂的举动：大举抛售。16时22分13秒，管金生砸出1056万口卖单，把价位从151.30打到147.50元，期货秩序大乱。
　　夜里11点，尉文渊正式下令，强制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无效，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
　　由此，管金生万国证券损失60亿元人民币。两个月后，管金生辞职。
　　三个月后，中国证监会发出《关于暂停中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结束。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5月19日，管金生被捕，罪名为贪污、挪用公款40余万元，但没有违反期货交易规则的说辞。
　　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1997年1月，管金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　　
　　引咎辞职的还有尉文渊，三年前由他大胆提出来的金融工具——国债期货，三年后把自己落下马来。
　　不过，管金生下马，万国和申银合并，时任申银总裁的阚治东捡了一个红包，随之成为“上海证券界的第一号人物”。
　　然而，327事件平息的第二年，三大猛人中的最后一位也倒下了。
　　事因，上海与深圳争夺中国证券市场“龙头”地位。身为“上海证券界的第一号人物”的阚治东没有袖手旁观，但终因参与炒作而被免去申银万国总裁的职务。2002年，阚治东临危受命南方证券，最终因为挪用客户资金而“被看守所羁押21天”。1年后，南方证券关门，阚治东暂时淡出江湖。2006年3月1日，在清算南方证券遗留过程中，阚治东被深圳公安机关逮捕直到2007年4月30日取保候审。
　　“证券市场三大猛人”的落幕，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代人的传奇故事彻底画上了句号。327国债事发后第二天，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颁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具有全国性效力的国债期货交易法规。
　　但对管金生们来说，却太晚了。

保健行业集体颓败
　　当第一代证券家们仓皇应对市场时，中国的保健品市场涌现出一批耀眼的明星。相同的是，当时的保健品市场和证券市场一样无序而膨胀。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滕斌圣，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保健品市场从一开始成立就滋生了温床，在社会制度监管不完善时期，他们的广告依赖症注定它一出生就是残缺的，这也决定了他们发展不可能健康。
　　吴晓波在《大败局》中总结太阳神和哇哈哈的故事时说：如果你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创业者，你不妨到那些充满了暴力和游戏规则不健全的产业中捞取你的第一桶金。
　　不安分的企业在不规范的市场中表现出了耀武扬威的一面，企业家们首当其冲。
　　声势尤为浩大的是山东三株集团的吴炳新。三株集团成立当年销售额突破1.25亿元，到1996年达80亿元，1997年上缴利税8亿多元。吴炳新声称：“可口可乐也无法和三株口服液相比，将来三株要和它比个高低，去占领国际市场！”
　　沈阳飞龙集团的姜伟，依靠飞燕减肥茶和延生护保液一夜走红，1993和1994连续两年纯利润两亿元。
　　珠江三角洲太阳神集团的怀汉新，把营业额推到了13亿。
　　就连专心于科技行业的史玉柱，1993也年跃跃欲试，尝试性地推出了脑黄金，他还跑到山东向吴炳新求经。后来，他搁置了巨人大厦，找来一帮年轻的“文字家”，一股气用语言造出了一种誓言“让人民作证”的12种保健品。
　　此时，企业家们助推自己产品的诀窍出奇的一致：唯广告不能。
　　吴炳新本人非常崇拜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力推“农村包围城市”的广告战略，他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和华南四大“战区”，四区设立“战区经理”由总部协调指挥。他亲组市场前线委员会，在各省建立了市场指挥部，实行“军事化管理”。
　　沈阳飞龙的姜伟是“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一样对毛主席理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经以“在局部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敌”的战争战术来解释他的广告轰炸战术。广告密集程度“不讲成本，不讲究任何艺术效果，只要多”。提出：“不盖厂房、不置资产、不改造办公楼、只要广告。”
　　保健品市场，犹如一场疯狂的资本抢夺战：一群高呼着胜利口号的人从山坡上冲下来，四面八方掠夺财富，不计规章。然后又呼啸着一呼而散，各奔前程。
　　这样的结果是，三株的广告甚至张贴在茅厕和牲口栏上，出现了夸大功效、诋毁同行的词语。1996年，三株缠上人命官司；1997年，史玉柱“巨不肥”还没有完全铺开市场的时候，受困于巨人大厦的资金短缺，陡然夭折；1996年，姜伟推出《我的错误》万言书，承认犯下了20个错误；太阳神也逐渐销声匿迹。
　　保健品市场的集体黯淡，一方面凸显经济监管的薄弱，另一方面也看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确滋生了民营经济发展的温床。单就从行业来看，这时候的彩电、VCD、白酒等行业也凸显了集体短暂繁盛的现象，诞生了创维黄宏生、爱多VCD胡志标、秦池姬长孔等名赫一时的行业符号。
　　然而，无序和膨胀继续颠覆者这些商场士兵们。
　　产权硬伤袭来
　　保健品饮料行业里，没有被疯狂的广告撞昏头脑的仅剩三人：健力宝的李经纬、娃哈哈的宗庆后和乐百氏的何伯权。
　　然而，李经纬没能逃脱接下来的一轮经济硬伤。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堪重负，中央开始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大规模的企业产权变革开始。国资委统计的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锐减到15万，减少了40%。减少的这些国企，要么消失，要么就进行了产权变革，转型为民营企业。
　　也就在这一年，中国的大批企业家们被卷进这场洪流，或者百舸争流，急流勇进，或者逆水不前，就此搁浅。
　　这轮改制中，健力宝的李经纬显得十分无力。
　　2002年1月15日，在广东三水市的健力宝山庄，这个曾经属于李经纬的地盘上，三水市政府将健力宝75%的股份转卖给浙江国投，作价3.38亿元。坐在一角的李经纬，一脸沉默。就在前一天，李经纬还在为“凑钱买健力宝”而四处求救。
　　李经纬，从1984年开始，将健力宝集团从一个市办小企业办成享誉国内外的饮料行业老大。年销售额从345万元，发展到超过18亿元。期间，他甚至把广告做上了《纽约商报》。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管理和营销才能的天才，却在企业易主时，没有任何办法。
　　同样在广东，早在1996年，李东生从惠州市政府手里通过购买企业增值股权的方式，拥有了TCL；何享健从顺德市政府手里整体购买股权，拥有了美的家电。这时，李经纬也已经开始了健力宝的“国退民进”产权回归路。
　　不是李经纬没有意识到产权改制的浪潮。有一次，他在记者面前，拍着桌子说：“健力宝就犹如这张桌子，总有一条腿是行政上级，还有一条是军心不定，行事涣散的中层，这两条腿很容易垮，我的这点老本也很容易吃光。”
　　他开始在广东修建健力宝大厦，准备搬迁健力宝集团；他以购买保险的形式，逐渐转移331万元集体资产；他策划健力宝上市……
　　但是，李经纬终究还是没有从三水市政府手里得到健力宝，犹如失去心爱的孩子，拍卖会上，李经纬仰头滚泪，这一瞬间被在场的记者抓拍下来。
　　几天后，百里之外，深圳三九集团的赵新先看到了李经纬的这张悲情照片，但是，已经晚了。
　　此时，三九因收购了140家企业而步伐沉重，企业负债率从一开始的18%猛增到80%。占用上市公司资金25个亿，占公司净资产的96%。三九已经基本失去了上市公司的融资能力。
　　想当初，军人出身的赵新先，拿着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申请的500万元贷款，和自己历经十年研制成功的三九胃泰药方，在一片穷乡僻野创办南方制药厂。三九集团从开始成立就只是挂着国企牌子，进行着纯粹的民营企业运作，这种机制，使三九发展动力十足，一度成为国企经济样板。正式投产的当年就盈利1000多万元。短短几年间，三九集团的产值从1992年的16个亿发展到1998年的153个亿，成为国内医药企业的龙头。2000年，三九机制被录入中国MBA经典案例库《经营通鉴》。赵新先被誉为“中国中药现代化之父”。
　　这次，赵新先已经无力回天。
　　面对资金紧缺链条，赵新先感受到了产权之痛，他把问题抛给了政府：“要不，国家出资，解决三九的问题。要不就把产权从国家手里放出来。”
　　后来，一个业内人士分析说，“上场就是为了进球，如果这一轮场上已经看出来了他不可能进球，状态不好，那教练肯定要把他换下来。这也正是国资委当年的工作重点。”2004年5月16日，时任国资委党组书记的李毅中亲自宣布免去赵新先的职务。
　　2002年和2004年，李经纬和赵新先分别被认定转移国有资产。李经纬因脑溢血瘫痪在床，而赵新先以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
　　曾有经济学家预测，对于企业产权改革的讨论将成为中国公众社会及政商学界观点分歧最严重的经济话题。对于企业家而言，这场关于国资流失的争论从1998年就隐约开始了。2004年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
　　赵新先被撤职之时，远在内蒙古草原的另一国企老总郑俊怀也加快了动作。
　　郑俊怀打造了三条隐性MBO通道：其一是华世商贸公司，其二是呼和浩特启元公司，法人代表是郑俊怀本人，第三条通道是金信信托。按照2004年6月30日的数据，华世商贸持有伊 利境内法人股2.16%，为伊 利第四大股东；内蒙古启元持有境内法人股比例为4.38%，为伊 利第二大股东；金信信托持股14.33%一跃成为伊 利股份第一大股东。通过这三种途径，以郑俊怀为核心的数位高管拥有了伊 利股份20.87%的法人股股权。
　　2005年，郑俊怀成为这轮争辩中最后一位实验者，同年12月，因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
　　兵败调控大旗
　　2009年11月，在一个经济论坛上，经济学家樊纲说，经济走势就是在不同力量的角逐中，产生着微妙的变化。他的观点是针对今年经济危机下国家的调控政策而言。这个经济规律一样适用于2003年就已经开始的那场宏观经济调控。
　　钢铁行业的铁本戴国芳，资本市场的德隆唐万新，房地产业的顺驰孙宏斌，都在这个时间失手。
　　戴国芳几乎就是这轮宏观调控下诸多民营经济企业家失手的代名词。这个白手起家的炼钢大王曾经被寄予天大的希望——“铁本一旦建成，戴国芳就会成为中国首富！”
　　2002年前后，民营钢铁集体狂欢的气氛助长了戴国芳的雄心，他立志要在钢铁业做出点名堂，甚至要超过宝钢。但是， 200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行业盲目投资若干意见》。戴国芳和他的铁本正好撞在“枪口”上。2004年，铁本停产关门，戴国芳锒铛入狱。
　　他被指称的罪过是：审批越权、违规占用土地、挪用银行贷款、偷税漏税。但后来却被定为“抵扣税款发票罪”。
　　就在江苏的戴国芳被送进监狱的时候，新疆的唐万新和天津孙宏斌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筹钱。他们面临同样的困境：资金急缺！
　　唐万新，原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总裁。《财经》杂志在评价唐万新时给出的定语是“枭雄”，配以毛骨悚然的一句话：一个清醒地制造危机的赌徒，一个梦想把火山化作金矿的狂人。他不爱穿西服、不爱打领带，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开活动、不随意拍照。
　　就是这样一个不修边幅的人，依靠三只“招牌股”——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搭建起了一个资本王国——德隆。
　　几乎同时，天津顺驰的孙宏斌宣布年销售额过百亿。这个年轻的冒险者，早在25岁还在联想如日中天时，就有过一次牢狱之灾。罪名是：“挪用公款”。2000年，五年牢役出来，孙宏斌揣着柳传志给自己的50万元，在天津成立了顺驰房地产公司，三四年的时间，年销售额飙升120亿。
　　唐万新和孙宏斌有着相似的“赌徒本性”，敢想敢干。这一次，他们也面临了相似的坎：德隆每月的护盘及其他成本已达到上亿元，三年熊市也让德隆压力倍增，危在旦夕；孙宏斌的顺驰则因为资金流转不开，已经圈地无法开工，资金流危机四处爆发。
　　而此时，国家刚刚颁布了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措施，控制货币发行量和贷款规模、严格土地管理、清理新建项目。
　　唐万新试图借助地方商业银行的想法被紧缩了。三驾马车200亿元的市值在十余个跌停后成为过眼云烟。9月5日，孙宏斌以12亿元向香港路劲集团出让55%股份，基本失去对顺驰的控制权。
　　2006年1月19日，唐万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此案因涉案金额巨大，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案件。
　　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刘贤方博士对《中国周刊》记者分析：“特定历史环境下，中国政府对待经济的政策总是雷厉风行。譬如救市，就马上拨款4000万个亿。而在美国，政府的反应是相对缓慢的，这个过程中，企业就会有一个和市场相互磨合的时间。不至于因为政策的迅速转变而产生太剧烈的不适应。”
　　2008年11月，戴国芳出狱。四年后的狱外正在进行另一轮的经济宏观调控。钢铁行业依旧是重点重组对象。戏剧化的一幕是：就在他踏出监狱的前几天，杜双华的民营日照钢铁在媒体的闪光灯下签署了和山东钢铁的重组计划。
　　复出和蜕变
　　这些商界的败局，不仅是个人的命运沉浮，也是中国企业史的重要篇章。
　　吴晓波先生在《大败局》一书中，总结了“中国式失败”的规律，他认为，这些企业的失败前提是，“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处于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法制在建设和完善之中，冒险者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才能成功，这造成很多企业不时运行于灰色的中间地带，企业家不可避免地遭遇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
　　30年后，市场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现在，新剧的帷幕又被拉开。那些当年叱咤风云而后黯然失色的“教父”们又开始出山了。
　　市场在前进中继续接纳和淘汰着新的或旧的元素。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说，并不是追求利润的自由企业制度已在这一代人中失败，相反，是它尚未经受考验。
　　滕斌圣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学生乃至朋友中就有这样一个“犯过事”的企业家队伍，局面铺得越大跌得也越惨，但是这不会减少他们出狱后再创业的可能，他们有人脉、有能力，重出江山并不难。他举例，譬如孙宏斌就是在出狱后创办了顺驰；史玉柱也是在败得一塌糊涂后再次声名远扬。
　　滕斌圣分析，“他们还会有很过硬的人脉来聚拢资金，而且阅人无数，有行业的经验和教训，复出后，他们仍然会扮演重要的商业角色。”

吴炳新 摄影日越（图联社）

　　吴炳新：重温三株旧梦
　　“我是英雄，我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英雄？”今天，72岁高龄的他，正在不动声色地重建自己的“三株帝国”。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济南报道
　　11月20日，吴炳新坐在《中国周刊》记者面前，脸上没有一丝疲惫。尽管刚刚过去的六天，他是这样度过的——
　　上一个礼拜六晚上的11点，结束市场考察的吴炳新，从哈尔滨飞回济南。在济南只待了一天，周一早上6点，他飞去上海参加生态美化妆品的销售会议。周四晚上7点，从上海飞回了济南。吴炳新下飞机后的第一件事，是去理发店理了发，因为第二天上午要接受采访。
　　这过去的六天堪称吴炳新过去16年的缩影：自56岁创建三株至今，马不停蹄。他兑现了自己63岁时说的话：我要干到70岁。
　　实际上，他今年已经72岁。他的发鬓已经有些花白，老人斑也悄悄爬上了他的面颊和双手。
　　不过，这位已经沉寂了多年的老者，仍没有放弃打造百年三株的梦想。
　　“我是英雄，我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英雄？”在济南市东环国际广场24层的办公楼里，他略显激动地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出了这句话。
　　去年，他将总部搬离了山大北路77号。那是三株神话的诞生地。现在，那处大院变成了一家全国连锁的快捷酒店。
　　迟到的胜诉
　　任何关于吴炳新东山再起的故事，都要从那张万言判决书说起。
　　1998年3月31日，湖南常德中院就“八瓶三株喝死一位老汉”事件，作出三株公司败诉的一审判决，要求三株向死者家属赔偿29.8万元。随之卫生部下发红头文件，要求三株停产整顿。这份判决书，几乎将三株口服液判了死刑。
　　而一年之后的3月，湖南省高院对此案作了三株胜诉的终审判决，同时明确“三株口服液是安全无毒、功效确切、质量可靠的高科技产品”。2000年4月，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了关于学习三株党建工作的新闻，长达一分钟。同时，全国各省党报号召向三株学习。
　　吴炳新将这条中国高规格的新闻称为“平反昭雪”。
　　这显然是一场迟到的“胜利”。至常德事件终审裁定时，三株的400多个子公司已经停业，几乎所有的办事处和工作站全部关闭，昔日那个年销售额高达80亿、累计上缴利润18亿元、拥有15万员工的“三株帝国”几近崩溃。
　　“三株”两个字，从那时起，也开始慢慢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
　　但是这场迟到的“胜利”，对吴炳新来说，却成为日后东山再起的精神原点。“如果这个官司不赢，那么三株就消失了，东山再起更是无从谈起。”时隔十年之后，回忆起当年情景，吴炳新仍旧激动不已。
　　对于任何一个颇有自我期许的企业家而言，老之将至，而未酬壮志，恐怕是比死亡更难以接受的事情。吴炳新是国内最早提出要把企业办成百年老店的企业家之一，而到湖南常德事件，三株发展不过四年，吴炳新却已过耳顺之年。
　　创业新路径
　　吴炳新决意东山再起。摆在他面前的有两大问题：一是“三株”这个品牌，留还是弃？另一个则是，二次创业的方向在哪里？
　　关于三株品牌的弃留问题，内部有人鼓动吴炳新向曾经到济南向自己取经的史玉柱学习，放弃原有三株品牌，另起炉灶。史玉柱的经验被誉为“曲线救国”：新创保健品“脑白金”，得以重生。
　　这个建议被吴炳新断然拒绝：我与史玉柱不一样，“三株这杆大旗不能丢。”他还让手下找广告公司做了一个品牌形象的调查。调查数据显示，有70%的社会公众依然认可“三株”二字，反感者为30%。
　　吴炳新拒绝学习史玉柱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三株的“资金仍然雄厚”。一个未经证实的数据是：仅1996、1997年，三株集团就完成了150亿元的销售额，即使按照保健品行业较低的30%利润计算，三株也至少赚了45个亿。
　　最后，吴炳新为三株复兴之路定下基调：三株这个品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去修复的问题。
　　在坚守三株品牌之外，吴炳新也为昔日那个凭借三株口服液一款主力产品打天下的“三株帝国”调整产品方向，让其重新起航。
　　他东山再起的新战略是“以药品为龙头，巩固、发展化妆品，保健品不恋战不放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吴炳新放弃了令他声名鹊起的三株口服液。
　　“如果一个人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那他必然会被淘汰。”吴炳新这样解释三株变局求生的原因。他认为，随着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和国家对于保健品行业政策的改变(取消药健字号)，保健品业已经告别了“暴利时代”。因此，向非保健品行业及时转移，才是“明智之举”。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三株的产业触角转向以化妆品和中药制品为主业，并于2000年和2005年分别成立了三株生态美集团和三株医药集团。
　　万店工程
　　今年11月18日和19日，吴炳新专程去了上海，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生态美工作会议。在会议上，吴炳新满怀激情地说：“要创造一个属于生态美人的新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生态美集团副总经理、市场总监肖瑞海看来，“老爷子有足够的理由激动”——自2004年8月现代化的上海生态美日化工厂正式投产以来，吴炳新的再造生态美计划已较有成效，截止到目前，2009年生态美销售与2008年同比增长约80%，而去年的销售总额约为4亿元。
　　“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中是超前的。”国内化妆品营销专家王广伟对于生态美的崛起如此评价。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三株总的利润格局中，以生态美为代表的化妆品占一半以上，药品占三分之一，保健品和三株医院仅占不足20%的份额。而生态美内部一高层领导表示，生态美的利润贡献“甚至更多”。
　　而在吴炳新当初要再造生态美的时候，他面对的情况是“没有一个人支持，身边的人都反对”。
　　生态美产品早在1996年就正式上市，虽然曾在上市第一年实现销售3.8亿元，但是市场美誉度因遭受常德事件影响而大不如前。除此之外，三株内部人士最大的担心是：国际产品已经在中国铺天盖地了，三株能行吗？
　　吴炳新却胸有成竹。他从另一家本土化妆品企业珀莱雅的快速崛起中找到了信心与方法。珀莱雅创立于2003年，从零开始，但是依靠强大的营销网络和先进的营销方式，发展速度极快，已经成为中国本土化妆品企业中的领军者之一。
　　“我们的科技水平已经很高端了，销售模式又是可以复制的，还怕什么呢？”曾被冠以中国保健品行业“营销之父”的吴炳新，决意将再造生态美作为复兴三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炳新的第一步是提高生态美的产品形象。
　　2005年6月，生态美“黄金能量”系列产品上市，标志着生态美向中高端化妆品领域挺进。2006年，吴炳新明确提出了生态美要向高端发展，这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而到今天，以生态高雅系列、生态美系列为代表的中高端产品已经占整个销售量的70%左右，消费群体主要为年轻人，吴炳新甚至要请小s做生态美的形象代言。
　　同时，吴炳新对于生态美的未来销售网络提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万店工程。
　　万店工程的第一步是推行“专柜+专卖店的双终端发展模式”，迅速实现了销售的成倍增长。
　　据介绍，截止到目前，生态美在全国拥有约3000家专卖店和100多家直营店，加上商场导柜与药店，总共拥有超过5000家的销售店面。“目前数量还可以，但是部分质量有待提高。”生态美集团销售总监肖瑞海说。据了解，目前生态美在北京拥有18个专柜，全部位于三环以外。
　　而吴炳新的目标是在两年之内，将生态美终端网点数量达到一万个，同时质量必须上升到市场上无缺陷产品，平均单店年销售达到20万；三年之内，生态美进入国内前五强。如果吴炳新的“万店工程”实现，这将是继三株口服液帝国之后，他打造的又一个化妆品王国。
　　“你的决定当初大家都反对，(生态美)万一失败了呢？”《中国周刊》记者问他。
　　“不要怕！我们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生产基地，有生产能力，我还愁什么呢？”吴炳新迅速地反问。
　　“那你没有愁的事情吗？”
　　“天下的事很多，莫难于选人。”他同样迅速地回答。

最困难的事
　　面对选人——这复兴道路上最困难的事，吴炳新的应对措施是召回高层旧部。
　　“没有离开现在三株的人是三株大浪淘沙的黄金宝石，是东山再起的基石，而当初那些走了的人，不是他们不够优秀，是三株没有舞台提供给他们了，他们离开三株也是对三株的贡献，现在需要他们回来。”吴炳新说。
　　吴炳新为新成立的医药集团，请回了两名旧将乔德京和杜文赞担任高级顾问。吴炳新盛赞“老臣”们的回归：“今天的德京、文赞，不是原来的德京、文赞，他们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今天的经验对三株复兴有巨大的价值。”
　　而老臣回归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现任三株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李宪法。李宪法一度离开三株，去了另外一家公司担任高层，业绩突出，但是这家公司给他提供的舞台不够大。吴炳新得知后，亲自请他回来，邀其负责三株的医药行业。李愉快地接受了吴炳新的邀请，返回三株之后，吴认为他“做得很好”。
　　据悉，先后回归三株的副总经理级别以上的高层将近10人。
　　当然，吴炳新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三株化妆品的营销工作一直不见起色。吴炳新无奈拿掉了原来的负责人。后来又请回两位老三株人做高管，才收到成效。
　　消灭“恐龙”
　　而对于意欲复兴的三株来说，人背后的制度变革比人本身更为重要。吴炳新深知这一点。
　　著名财经记者方向明曾经将创业之初三株的体制描述为“长颈鹿结构”：细长的颈部支起高昂的头，使之中心能够高瞻远瞩，而大区、省级指挥部是精干的身躯，地级子公司一插到底是其灵活的四肢。虽然整个体形略显修长，但由于结构紧凑依然健步如飞。
　　但是，这种体形随着躯干臃肿而演化为“恐龙结构”——省级与地级变成效率不高的中间管理阶层，而县至乡村的办事处和工作站变成行动迟缓的手足，由于陷入大量琐碎管理事务，高度集中的小脑袋也不再那么灵敏，随着市场环境的陡变，这个恐龙形结构的应变能力就显得十分的弱小了。
　　针对这种“恐龙结构”导致的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方面的弊病，吴炳新重新确立公司管理的“三权鼎立”制度：按照“董事会＋总裁＋监事会”的模式进行公司管理，使决策权、管理权与监督权分离。
　　这样一来，三株旗下的每个集团，都是一个独立法人，独立核算，各集团的总裁有基本的决策权力。而三株集团的董事会，只负责确定年度规划是否可行。按理说，吴炳新没有必要再像以前那样事必躬亲了。
　　不过现在，吴炳新每天只睡5个小时，他的秘书常常一个月有20天都见不到他，甚至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知道吴炳新行踪的，是陪他全国各地到处出差的一个员工。吴炳新需要他给订飞机票。
　　吴炳新出差搞的是“突击检查”。“(这样)下面的人就不敢糊弄你了。”他说。原来，他被员工糊弄过，而这种“糊弄”甚至成为了日后加速三株崩塌的原因之一。
　　在一次内部总结会议上，吴炳新曾经气愤地说：“吴炳杰(注：吴炳新的弟弟)到农村去看了看，结果气得中风了，实际情况跟向他汇报的根本是两回事，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不得了，尽哄人呀。”
　　而现在，财务出身、精通技术的吴炳新有时被手下的人戏称为“老狐狸”，“骗不了”。有一次，吴炳新去哈尔滨出差，围着一个经销商的展台只看了一圈，就准确说出了对方的盈利空间和利润比，让对方很是吃惊。
　　“讲实话，办实事。”吴炳新希望三株集团的每一个人都能培养这样的习惯。
　　少谈过去
　　在三株的一份资料中，明确了现在对外界的沟通原则：“少谈过去，重点是现在和将来”，“少说话，多做事，言谈举止都关乎企业形象”。
　　有一次，济南市的一位负责人对吴炳新说：你这个人很低调，你手下的人可不是这样啊。吴炳新意识到了问题，马上开会，要求三株人必须加强政治修养。这些年来，吴炳新从来不住五星级宾馆，也不坐头等舱。
　　吴炳新承认，自从湖南常德事件之后，他“刻意变得低调”。面对媒体的采访请求，他几乎都让自己的秘书礼貌地拒绝——这很容易被理解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是吴炳新并不认为这是怕。
　　“我那个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三株如履薄冰，三株在高速公路上开快车，说出事就出事，一个小石子就能让三株出事，但是我们刹不住车。我们出头了，但是我们就是走到那儿了，没办法。”
　　他说，当你自己实力不行的时候，你必须低调，谨慎前进比张扬前进阻力要小。
　　这让曾经风光无限的吴炳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复出的潜行者，而潜行者们的最大特点就是，等他们再次浮出水面时，或许可以让人眼前一亮。
　　拟好遗嘱
　　对于吴炳新和他的三株来说，再次走进公众视野的契机也许是酝酿多年的上市计划。
　　前些天，一家美国公司专门来三株考察，希望吴炳新能够在美国上市。这家美国公司的负责人是克林顿家族的成员，已经帮助重庆、深圳、杭州、包头的多家民营企业成功在美国上市。同时，他还是吴炳新的一个好朋友，“在美国不管我去哪里讲座他都跟着去”。
　　实际上，早在1998年，吴炳新就希望借助儿子吴克立(原名吴思伟)的路德公司来完成三株的上市梦想。当时的一切运作完毕，但是负责的券商出事了，三株上市的事情只好搁浅。
　　“我从创业那天就定下了，三株将来一定要称为一家公众企业。”吴炳新说。
　　而对于这次找上门的机会，吴炳新的态度是“再推迟一下”。他坦陈：二次创业的三株，一直是在健康发展，但不是快速发展，“明年应该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年头，后年进入初级裂变，大后年进入裂变发展，2012年应该是辉煌再兴，争取上市。”
　　而在内地与美国之间，吴炳新倾向于在美国上市。“在美国上市，管理费用要高，维护费用要高，但是可以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他说。
　　对于上市的目的，吴炳新直言不是为了圈钱。“谁能保证你每一代都能是市场精英呢？家族的人才是有局限性的，上市会把三株从家族股份改造成社会股份。”
　　他甚至拟好了遗嘱：凡我吴家子孙，今后不再做三株公司的总裁，只能做董事长；凡子孙中有吸毒、赌博者，一经查实，开除出家族，不再具有财产的合法继承权。
　　而面对“如果三株没有吴炳新会怎么样”的问题，他说他比较欣赏王石关于企业家与企业之间关系的论述。王石曾经说过，他对于万科最大的贡献是为万科培养了一个团队，培养了一种制度。
　　“你将来会为自己写自传吗？”这一次，他没有像回答其他问题那样迅速地给出答案。思考了一会儿，他说：“我觉得，不留自传，我做的事情放在这里，(写自传)意义不大。”
　　另一位同样经历过挫败，后来东山再起的企业家有过与吴炳新类似的表态。这个人就是曾经向吴炳新取经的史玉柱。史玉柱曾经说过：我在这一代人里的位置未来可以看到，因为史料俱在。

阚治东

　　阚治东：没有谁真正倒下
　　当一众证券业创始人相继出局、隐退，阚治东却以创投业为突破口，奇迹般地重新回到资本市场舞台。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上海报道
　　11月23日，阚治东的新书《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出版。
　　在推介作者时，出版社这样概括其从业经历：阚治东，中国证券教父。曾任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申银万国总裁，因卷入沪深两地的金融地位之争，被免去证券市场一切职务；曾空降千疮百孔的南方证券，试图力挽狂澜，却因此在深圳看守所被关押了21天；2007年9月，他再一次传奇复出，投身方兴未艾的民营创投……
　　曲折跌宕的人生背后，当事人怀有的是一颗疲惫的心，还是一个坚韧的魂？
　　稳中有进做创投
　　11月20日，新书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但阚治东依然忙碌。既要接受记者采访，还要筹备当天下午的一个重要会议。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手下的工作人员一再提醒他注意控制时间。
　　阚治东现在的身份是上海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的首席合伙人，这是一家合伙制的创投企业，旗下拥有奥锐万嘉、徽商基金、河北产业投资、温州东方首华等多只私募股权基金，资金管理规模数十亿元。
　　一个月前，中国创业板在深圳开市，阚治东投资的项目无一入选。手下的人解释说，主要原因是东方汇富成立时间尚短，而运作一个项目较理想的周期是3-5年，目前多数项目还没有进入收获期。
　　阚治东本人对此也看得很淡，“不一定非要上创业板，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的不同和投资者需求，我们还可以协助企业上主板、中小板，或者到香港去上市。”
　　创投业在国内起步较晚，收益大，风险也高。一个项目运作失败，动辄带来上亿元的投资损失。阚治东在风险控制上有着自己的一套，他长期坚持“不投过于早期的项目”策略，尽量选择已经产生效益的企业，力避投资盲目性。
　　这一投资理念与国外创投“种子孵化器”模式迥异，有人因此指责他，说这不是真正的创业投资。
　　阚治东不以为然，他说，孵化器项目运作周期漫长，失败几率也高，对于当前尚不够成熟的国内民营资本来说，投入和产出还难以匹配。“如果有政府引导资金进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项目。”
　　在闲散资金利用上，阚治东明确，绝不做房地产和二级市场炒作，但考虑资金的保值增值，可以适当选择一些安全边际较高的投资品种，如新股申购等。
　　这种“稳中有进”的投资模式运行两年多，阚治东执掌的9个投资项目至今尚无一例出现失败迹象。
　　东方汇富一名业务中层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阚治东联手上交所原总经理尉文渊于2005年成立东方现代产业投资管理公司，由其投资的华锐风机项目现已基本成熟，预计明年即可上市。如果进展顺利，届时阚治东将给他的股东们带来可观的投资回报。
　　书写个人史
　　创建东方现代和东方汇富，这已经不是阚治东第一次复出了。如前所述，他的人生经历多次起落。如今，所有的感慨和辛酸，都被他收进自己写的书里。
　　“里面写的都是自己真实经历的一些事情，”阚治东举例，像第一只A股如何诞生、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申银和万国的合并，以及很多人关心的“陆家嘴股票事件”和“哈飞股票事件”，在书里都有写到或提及。“可能有些内容在以前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过，但毕竟自己写，会更详细。”
　　作为中国证券业的早期创业者之一，当年的阚治东曾见证并亲身参与过中国股市的许多“第一”：主承销第一只A股，第一只B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设立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参与发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他领导的早期证券公司申银证券也取得了令人咂舌的业绩：1990年盈利还只有500多万元，第三年和第四年就突飞猛进到1亿多元、近3亿元。
　　阚治东因此被称为“猛人”或“赚钱机器”，但他本人对这两个称号却很排斥。
　　他跟《中国周刊》记者说，“当然不能把功劳全揽自己身上”，并笑言“那时国内证券市场刚刚开始，甚至连我们买台电脑都可以算是第一”。现在看来匪夷所思的盈利涨幅，阚治东的反应也很平淡，“主要是当时证券市场发展势头很猛，而我们作为证券公司在为投资者服务的同时，也以盈利为目标。”
　　而深创投时期之所以实现较高利润，的确有利用闲置资金打新股、买卖国债和委托证券公司理财。这在当时曾被不少同行认为是“不走正道”，但阚治东至今坚持认为“那并不违法”，他多次向媒体表示，这一经营方式早已获得深创投主管部门的同意，而且，“将闲置的资金利用起来，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赚点钱又有什么不好？”
　　也有媒体把他塑造成证券市场的“悲情英雄”。阚治东说，如果说他是悲情人物，则国内证券业的早期创业者大都属于同一行列，尉文渊、管金生、张国庆等一批人最后都以“不光彩的方式”离开了证券业，这一现象本身值得思考。
　　之所以有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陆家嘴股票事件”和“哈飞股票事件”的认识不同：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两件事是阚治东的原罪，你人为操纵股价，损害了投资人利益，自然就该受到相应的处罚。也有人察觉出“陆家嘴股票事件”背后的“深沪争霸”因素，认为阚治东是不幸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进而同情他。比较蹊跷的是“哈飞股票事件”，阚治东先是因此被检察院指控“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并被捕进看守所21天，后来经法院审理，检察院又撤回了起诉决定，阚被无罪释放。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玄机？
　　阚治东在他的书里详细叙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包括他如何被关押，如何据理力争，为自己做无罪辩护，甚至连当时他写给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市长许宗衡及证监会的申诉信，都一一呈现。回想那段蒙冤受屈的日子，阚治东已无任何抱怨，他平静地跟《中国周刊》记者说，“幸亏当年各种交易数据和资料保存完好，让我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也很感谢政府后来给的无罪认定，才使得我今天能够重新出来做点事。”
　　囚禁与复出
　　21天的拘禁生涯听起来时间不长，但留给阚治东的却是难以磨灭的记忆。他用一个章节、近30页文字来专门记载它，细微之处，连上海看守所和深圳看守所吃住条件的不同都有涉及。最终走出看守所时，他强烈地感受到空气中的自由气息，“见到自由走动的人群、流动的车辆，深深感觉到，自由真是太好了。”
　　如今的民营创投生意也与当年的囚禁不无关系。阚治东说，曾有媒体问他，为何出狱后还要如此拼搏，“坦率地说，并不是为了生计，也不是为了重新证明自己，而是为了曾经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朋友，并且一圆与我共同创业的同事们‘本土创业’的梦想。”
　　在书里，阚治东这样记录他经历的辛酸，“囚禁生活让我经历失去自由再到重获自由，更是让我感受到人间的冷暖……一批我认识和不相识的人在通过网络声援我，但也有一些过去的朋友却离我而去。”“我在一家企业担任独立董事已有十多年，就在我失去自由没几天，该公司歉意地对我妻子说，他们不得不辞去我在该公司独立董事的职务。即使在我们投资的企业，也短时间内作出了反应，撤换了我的董事职务。”
　　回眸过往，阚治东说，“不过对我来说，只不过是1997年事件(指陆家嘴股票事件)的重演，心中已不在意。”
　　以己鉴人
　　被问及“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以及“为何此时出版”，阚治东回答得平淡到极点。
　　“没什么特别原因，平常我自己写写经历过的事，也没想过要出书，但最近出版社极力来约，所以出了。”
　　或许这种说法只是基于现实层面的真实，胸中蕴藏的情怀则被他写进了书里。
　　阚治东在《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里不无动情地写道：“这二十年是阚治东的荣辱二十年，也是无数股民、无数证券人的荣辱二十年。阚治东毕七年之功写就，不仅仅是一部自传，更是一本鲜活的教材，和对人生的感悟。是对一个去而不返的时代的记录，是新中国股市二十年风云变幻的历史的沉淀和总结。
　　“有人称我们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悲情英雄，也有人称我们是最早进入中国证券领域的旗帜性人物，还有人说我们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过客。旗帜性人物也好，过客也好，俱已成为往事，但至少我们走过的弯路可以为现在证券市场发展提供借鉴；而我们的成功之处，也可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参考。”
　　有人总结阚治东跌宕起伏的人生，形容其为“不倒翁”。阚治东反问，“又有谁真正倒了？”他拿跟他一起创办东方现代的尉文渊向《中国周刊》记者举例，“尉总现在也在工作，状态也很好，你能说当年他倒了？”
　　“没有谁的人生是始终向上走的，你们年轻人可能以后也会遭遇挫折，总不能心灰意冷，躺下来啥都不做。”说着这些话的阚治东今年57岁，依然眼神坚定。
　　他的办公室位于淮海东路一座写字楼19层，站在这里临窗眺望，可以一览大上海的车水马龙。三公里外的常熟路上有一座申银万国证券大厦，那是阚治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打个车由此及彼，不过起步价的车程，而两点之间真实记录的，却是阚治东复杂况味的人生。

阚治东曾因南方证券失去了自由。图／CFP

　　阚治东自述：我在看守所的21天
　　被捕
　　2006年3月2日，长久的噩梦终于成真——我为南方证券失去了自由。
　　上午10点左右我的手机铃响了。我一看是南方证券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专案组经办警官的电话。电话开头第一句就是：“老阚，昨天怎么不接我电话？我到上海了，一起吃午饭？”
　　那位年轻警官约我在上海宾馆吃饭。尽管妻子不停地安慰我，但是这一次她执意要开车送我。在路上我谈了自己的预感，好让她有所准备。我告诉她万一我被抓起来，无论安的是什么罪名都是欲加之罪！我要她相信我，相信我在南方证券没有干过任何违规违法的事。我叮嘱她注意保存好我在南方工作的资料和文件。这些可以证明我清白的资料，一些存放在我的电脑里，还有些原件则存放在深圳的宿舍里。最后我让她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保持冷静，要多听我的朋友们的意见。
　　上海宾馆离我住宅不远，几句话叮嘱完毕就到了。妻子让我上楼，而她在楼下等我。
　　一进预定的房间，我的预感就得到证实。满屋躺着、坐着的都是人。而那位年轻警官见我进去，勉强笑了笑，然后向我介绍了他的领队：“这是我们的老大！”这位领队是深圳市经侦局的一位队长，部下私下称他“老大”。
　　那位队长把我领到隔壁房间，然后装模作样地说：“老阚，马上陪我们去上海经侦总队，那儿有个案子希望能协助一下。”
　　不一会儿，他们说可以出发了。出了宾馆就拦了两辆出租车，每车四人。而我被安排在其中一辆的中间座位上。我在宾馆大厅没有见到妻子的身影，估计是她没料到我会这么快下楼。路上，我悄悄地给朋友发了个短信：“现去上海经侦总队。”来上海宾馆的路上，我曾给这位朋友打过电话，谈过了我的不祥预感。
　　那位队长向我出示了深圳市检察院和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两份逮捕状，告知我因涉嫌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被捕了。
　　然后我被拍照：正面、侧面，标准的罪犯照。然后是打手模：食指、拇指、无名指，标准的罪犯存档档案。
　　说实话，我曾想象可能被限制自由的情形，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不是被“双规”，而是被直接逮捕。我没有想到我会一下子就沦为嫌疑犯。我只觉得脑子嗡嗡响，血压上升到极限。我感到愤怒、感到屈辱。但是奇怪的是，我没有感到恐惧。
　　我不感到恐惧，因为我扪心自问之后依然认定自己是清白的。我想这大概又是杀鸡儆猴，借我的“人头”警示他人。而当儆猴用的鸡，我已经有了经验。早在1997年，国务院调查组认为我等对当年证券市场发行过热问题负有领导责任，我也因此受到了行政处分。有人曾给我捎过领导的话：“我知道这件事与阚治东没多大关系，但是也只能这样了。”
　　想清楚这些，我反而冷静下来。我没有大喊大闹，因为我明白有些事情仅仅是程序，而无关正义与个人的清白。我在上海经侦总队待了有一个多小时，在那里我安安静静地完成了一个“罪犯”所需要的存档记录。
　　跨入铁门
　　随后我就被押往上海一看守所。在看守所的前台，我被要求交出包括皮带在内的所有个人物品。
　　我跨入了铁门。
　　随着铁门沉重的关闭声，我与自由隔绝。
　　令我意外并且感到一些安慰的是，在这里，我居然得到了对我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工作成就的肯定。进看守所时我听见上海经侦总队的人对看守说：“关照点，人家过去是申银万国证券的老总。”
　　我平生第一次失去自由，也是第一次见识这被称为牢房的地方。整个监舍约20平方米，两头是走廊。监舍一边是押送犯人进出的走廊，另一头是看守巡视的走道。铁门加铁栅，贯穿南北风，监舍里充斥着逼人的寒气。
　　监舍已经有十七八个人，全都面对铁栅栏盘腿坐着。我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坐下。看守一走里面就有人问我：“犯什么事进来的？”我回答是为操作股票价格案进来的。这时有人问“你姓阚？你是阚治东？”我回答是。问我的人忙令边上的人让一让，挤到我边上坐下。
　　正说着话，有看守传我去提审。提审室在进看守所的铁门外面，在走道训斥过我的那个看守在门口守着，他提了副手铐把我双手铐上。这也是我此后21天监禁生活中唯一一次被上铐的经历。
　　提审我的还是深圳经侦局的那些警察：“老阚，还是那些老问题，你的回答没变化吧？不问了，你抽支烟，我们把过去的材料抄一遍。”他们问我有什么话要转告家属，听我说了一遍后他们递上一页纸：“还是你自己写吧。”见我手被铐着写东西不方便，就让我坐下写。
　　后来一帮警察纷纷问我股票行情走势和如何操作的问题。恍惚间我似乎回到了当年四处讲课的日子，我忘记了自己的嫌犯身份，解答警察们的提问。这次“讲课”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讲课”似乎效果不错，大家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最后，队长主动提出送我回监舍。他说：“只要我送你，他们就会明白的。”
　　押往深圳
　　早饭后不久，我得到通知，让我收拾东西准备被押往深圳。
　　深圳看守所的前台比上海看守所的明亮很多，看起来像一个招待所。一位看守自豪地介绍说，这个看守所是全国最好的看守所——“除了秦城监狱，这就是最好的了。”
　　我去402监仓，铁门外有个小牌写着“过渡仓”。我进去的时候，监仓里的人都已躺下。看守对匆忙中爬起来的仓里管事的关照了一句“不要让他睡在地上”，说完咣当锁上铁门，走了。仓里管事的叫阿杰，他年龄不大，但很有威严。他指着板床上一个满头卷发的黑人命令道：“小黑，你下去睡！”那黑人顺从地卷起被褥往地上一铺又躺下了。我在小黑让出的铺位上放下被卷，躺了下来。
　　进看守所的第二天我就发生了点意外。那天早上，我也学阿杰他们跑步锻炼身体，所谓跑步，其实也就是在天井与室内打转。天井与室内之间有个台阶，跑到那里需往上或往下蹦跳一下。我光着脚蹦上蹦下，突然感觉右腿腿肚那里一阵刺骨的疼痛。我以为是骨折，但自己活动了几下后感觉仅仅是肌肉撕裂。不一会儿腿肚那里就红肿起来，同室人劝我去医务室看一下。我拒绝了，我想反正在这囚禁之地，有腿没腿有何关系。此后的日子里，我基本是踮着脚走路。
　　同监仓的人对我比较关心，不断询问我的案情。他们说起南方证券比我还熟悉，因为南方证券有20多个干部员工在这里关过。
　　有些人见我情绪不高，就“安慰”我说“时间一长就习惯了”。大家都劝我多锻炼，劝我不要总想着出去——风刮进深圳看守所里的树叶都得在这里待上一年半载才会被扫出去，出去有那么容易吗？
　　进深圳看守所第二天是周六，没有任何外面的消息。我估计妻子和我的一些朋友已经到达深圳，我可以想象他们在焦急地打听我的下落。
　　看守所的报纸是 《深圳特区报》。一般是阿杰先看，然后大家轮流看。
　　一天，阿杰对我说：“老阚，你上报了！”说完就把报纸扔给我。我看到报纸上大大的标题——《原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刘波、郭元被深圳警方刑拘》。
　　我知道我被拘留的事情来得突然，无论家人、同事还是朋友都没有思想准备。特别是对我家人来说，打击更是沉重，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他们的骄傲。我异常担心我年迈的父亲和我的妻子——我在银行工作期间的老同事，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被 “双规”时，其在申银万国证券香港公司工作的妻子经受不了打击在美国坠楼自杀。这种家破人亡的事格外令我印象深刻，我只能在内心祈祷，希望这种灾难千万别降临我的家庭。
　　得到关照
　　看守送来了我的存款单，存款单分几张，共数千元。上面写有很多存款人的名字，除了我的妻子张松妹，还有一批我熟悉的人。我想妻子是在暗示我，有这么多的人在关心我！存款单上注有名字的有陈玮、白颐、刘龙九、谢坚辉、王文星、匡晓明、何诚颖、陈勇、沈涵、欧瑞达等一批上海和深圳的朋友。陈玮是深圳创新投资集团的总裁，是我当年创办深创投时的合作伙伴。
　　当天10点左右，看守又来传我出去。这次是让我与家里请的律师见面。妻子给我请的律师我都认识。一位是南洁，这位女律师我在深圳认识多年。另一位男律师名叫赛杰拉夫，是内蒙古人，我们是在酒桌上认识的，他与我的哈尔滨朋友方存忠是黑龙江大学的同学。他们要向我出示妻子的委托书，我摆摆手示意不必。接着他们对警官说我妻子有一封信，问能否给我看。警官看后表示我可以看。妻子在一页纸的信中让我务必冷静，告诉我家中一切都好而尉总对公司的事已做了安排。
　　律师问我是否知道涉嫌什么案件，我回答是南方证券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律师告诉我，南方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被定为单位犯罪，而我是作为南方证券原领导进来的。律师明显在提示我，应该讲的问题只能局限于这个问题。其实不需要他提醒我也清楚，自己也没有其他问题可谈——这么多年我经手钱财无数，但是没有亏心赚过一分钱，否则我也不会是今天这个经济状况。
　　谈起案情，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参与任何南方证券操作哈飞股票价格的犯罪活动，而我过去的工作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希望他们能认真查阅这些资料。这时律师告诉我，我的一批朋友都非常关心我，而我儿子也有一份邮件给我。征得旁边警官同意后，我看了那份邮件。妻子并没有把我的事告诉儿子，但远在墨尔本大学读书的他还是从网上知道了我的事。在邮件中他没有说这事，反而给我讲他与同学到大海里游泳搏击风浪的事。我感到儿子已经长大了、懂事了，这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星期二上午，一位看守传我到他的办公室。我这时已经知道他是里面的队长，权力仅次于所长。那位队长了解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告诉我南方证券好多人在里面蹲过。他又问我是否认识李振伟。我当然认识李振伟，他是南方证券的副总裁啊。那位队长告诉我李振伟现在北京，他来过电话说他的老板进来了，希望能照顾一下。“当然，他说的老板主要指你。”那位队长特意强调了一下。最后他告诉我，所里决定给我换到条件比较好的505去，让我去做些准备。
　　李振伟是南方证券负责投行和国际业务的副总裁。南方证券被接管后他也被收监了，关了一年多。最后他以扰乱金融秩序罪判了一年多，也就是关多久判多久。这种刑期的判决方法很奇怪，但很流行，据说是防止有些关押的人由于关押时间长于服刑时间闹补偿。南方证券两个案子的涉案人员基本都是用这种判决方法。
　　我当时特别感谢李振伟的电话。人们都说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当你倒霉时不落井下石就算好人了。而李振伟能在这种时候打来电话给我帮助，令我十分感动。
　　搬到505的第一天很忙，大家都在打扫卫生。看守打开铁门让大家过去看一下作为样板的502。我拥在502门口，还没看清楚布置，就见到从502里面伸出一只手招呼我。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大鹏证券原总裁徐卫国。徐卫国也是早年证券业的创始人，不知为什么被关进来半年多。我和徐卫国很早就认识，过去经常在一起开会，彼此在业内的知名度都不低，想不到今天却在这里见面。置身这样的场景，我百感交集——如果把管金生、张国庆、陈浩武等人也关到这里，那么几乎可以开一次中国证券业开创者大会了。
　　证券业，这个为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行业到底怎么了？这个行业的领导人的结果都差不多，我也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重获自由
　　周五上午看守传我出去。经侦警官在外面等我，告知律师要见我，并说完事后他也要找我。新来的两位律师我都不认识，经他们自我介绍才知道，我妻子给我换了律师。他俩一个是上海的陶武平律师，一个是深圳的张律师。陶律师是上海的名律师，他的大名我早就耳闻过，德隆案中唐万新的代理律师也是他。
　　事后才知详情，我突遭逮捕后，经尉文渊、姜国芳和刘龙九商定，请上海律师协会会长吕红兵和深圳律师协会会长李淳牵头，为我的案件组成律师团，推荐陶、张两位律师为我的代理律师。
　　陶、张两位律师转达了外面很多人的关心，并向我介绍了些具体情况，同时也简单地问了些问题。见陪同警官到外面抽烟，张律师给我做了个OK的手势。我以为是告诉我外面一切都好的意思，也没特别在意。但临分别时，张律师再次做了同样的手势并悄悄地说：“也就是一两天。”莫非这一两天我就可以出去？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我兴奋不已。
　　回监仓不久，经侦警官他们又传我出去。他告诉我这次是例行公事，就是再做个笔录。他说：“老阚你吸支烟，我们把笔录再做一遍。”等把笔录做完，我签名画押后警官告诉我：“老阚，各方面领导对你们都很关心，我们的局领导也很关心。据你自己和你家人反映，你患有严重疾病，决定给你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估计也就是这一两天就可以出去。”
　　想到很快能出去，我心情也特别放松。我把要洗的衣服洗了，又冲了凉。然后我想今晚给大家再加点菜。等到送餐的人来了，我花了二三百元钱把可以点的菜都点了一遍。大家问我为什么加菜，我说今天见了律师心情不错。我简单说了个理由，大家也就高兴地用起餐来。
　　突然喇叭招呼我，大家一下子欢呼起来，大喊说：“老阚，收拾东西，走了！”而旁边仓里也在为我出去的事欢呼。
　　走出看守所，我再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见到自由走动的人群、流动的车辆，深深感觉到，自由真是太好了。
　　我原想在深圳停留一天，向深圳一批朋友道个谢，但妻子决定当晚离开深圳。因为没有身份证，朋友在机场公安那里帮我搞了张临时登机身份证明。在机场，想到这21天我被逮捕入狱的日子，我和妻子惊魂未定。看见警车驶过就怀疑他们是否放了我之后又后悔了，担心是来把我重新抓回去。妻子满脸凝重，直到飞机起飞眉头才舒展开来。此时，我才理解她为什么执意要当天离开深圳。
　　对我的被捕，外面媒体报道很多。说什么的都有：感到惋惜的、同情的、小骂大帮忙的，拍手称快的报道也有，但不多。这对我多少是个安慰。
　　讨回清白
　　回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补办患有严重疾病的证明，以补全取保候审手续。我被取保候审的原因是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当时警方半夜通知我妻子，让第二天带上我的病史证明到深圳领人。事情来得突然，妻子不知要什么病历证明，但她反应机敏，知道事情有了转机，就四处去找我的疾病证明。但我这个人很少有病，只是很久以前有医院认为我心脏很有问题。
　　我曾搞过一次病历证明，不过那是知青大返城时候的事了。当时上海规定，有病的知青可以返城。起初我们这些知青干部没有动作，后来看到同伴们通过这个途径走得差不多了，才去搞了张病历证明回到了上海。
　　如今，历史重演。而且在这期间，我被要求每月去深圳一次，向专案组报到并要递交每月情况报告。
　　处理完病历证明后，朋友们建议我向有关方面反映一下自己的情况。于是，我在家里翻阅了过去的工作记录，给深圳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作了一份情况汇报。
　　这封信通过领导的秘书送了进去。可是等了一段时间，我没有得到回音。
　　6月底，深圳市某区检察院公诉科通知我和妻子去一次。一个科长和他的助手接待了我们，告知我的案卷已从公安方面转到他们那里。这次找我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补充办理取保候审材料，另一方面是为了核实情况。
　　我注意到检察院方面不友善的态度。有朋友告诉我主要是我工作没做好，并称其他当事人都在深圳而他们做的工作都比我多。至于要怎么做工作，朋友用二指捏了捏。这种用钱开路的方式被我断然否定，我对朋友说“不要最后此罪不成立，但行贿罪成立”。更主要的是，我坚信我的清白不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证明。
　　为了申诉，为了澄清那些不是所谓的事实，我耗尽了全部精力。案件最终还是移送到深圳市罗湖区法院。
　　在罗湖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中，列举了三组数据，指控我在南方证券担任总裁期间，某月某日哈飞股票持仓量达到最大，某日市值达到最高，某日单日成交量最大。
　　面对这组陌生的数据，我立刻抓起电话打给原秘书小匡。我问他在南方证券工作期间，每日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是谁编制的。小匡告诉我，是孙田志下面姓廖的员工编制后发给他的。我随后找到小廖，而小廖告诉我们，这些统计资料还存在他的电脑里。拿到小廖发来的统计资料后，我将小廖的数据与检察院起诉意见书所指控的三组数据逐日核对，没有一组能够相符。我在南方证券工作期间每天都看这种统计报表，这么大的变化理应知道。陶武平律师随即也找到小匡和小廖作了笔录，二人都愿意在法庭上为我作证。
　　在法院进行书证交换时，我们提供了一箱书证。
　　不断有人劝我顺着检方的意思退一步，告诉我判决结果最多是“免于刑事处分”，没必要坚持无罪辩护。包括一些朋友也这样劝我，认为既然上了法庭，无罪判决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我不顾劝阻，坚持无罪辩护！因为这已经不是为了我的自由，而是为了我的人格尊严，为了正义和公理。
　　2007年2月2日14点，“南方证券总裁刘波、阚治东涉嫌操纵股价案”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法庭气氛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肃。公诉方只来了一位科长。陶律师在法庭上为我做了无罪辩护。大家注意到公诉人的态度。我方律师辩护和证人作证时，公诉人并没有反辩，而法官问其意见时都是摇头示意没有。历时4个小时的庭审没有出现激辩场面。
　　18时30分，审判长宣布此案审理到此结束，将择日宣判。
　　2007年4月，区法院主审法官对我说，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要求撤回此案。法官问我同意与否。我问法官到底是什么原因要撤诉，法官回答：“判不了，就让他们撤呗。”接着法官让我在同意检察院撤案的文件上签字。
　　2007年4月30日，我到了检察院，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一份不起诉决定书让我签字。签完字，我问：“还有什么手续？”
　　工作人员回答：“没有了。”
　　陶律师在一边欣喜地说：“阚总，一切都结束了！”        
　　(本文摘编自阚治东自传《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中信出版社2009年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有删节。)

胡志标：他从“地狱”归来
　　我姓胡，小胡，他这样介绍自己。其实，他是老胡，那个风靡一时的爱多VCD的主人。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北京的夜色中，胡志标和同伴三人把行李从香格里拉酒店搬出来，到三环边上一个看上去也不错的酒店。这里同类型的房间价格是前者的一半。
　　参加完一个在香格里拉举办的会议之后，他和五星级的酒店告别。“不是没钱，是务实，觉得没必要。”
　　十多年前，成龙和张艺谋曾经为他所用，那句“爱多VCD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广告词曾在傍晚时分从中国每个家庭的窗户里传出。
　　胡志标，爱多VCD创始人，1997年以2.1亿元天价成为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2004年，广东省高院以挪用资金罪等判处胡志标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25万元。2006年1月20日，胡志标得以假释。
　　现在的胡志标，任胡志标管理咨询机构顾问，我耶电子商城网投资人。
　　11月底，胡志标坐在记者面前时，头发有点长而卷曲，眼袋很深。
　　“我从地狱回来。”他不避讳说到过去，右手腕上的黑色佛珠被他拈在手里，“消失”了十年的标王回到了人间。
　　定位“服务员”
　　北京，似乎还是他记忆中的样子。“干燥”。他指指自己的嘴唇，叫了一杯铁观音。
　　前一天，他从贵州参加完国学的课程赶来北京开创业家年会。这是他十年来首次出现在如此公开的场合。
　　我姓胡，小胡，他这样介绍自己。
　　下午的会上，他被安排和古永锵、蒋宇飞等人坐在一起。古永锵，搜狐网前高层，后来创办了优酷网；蒋宇飞 ，橡果国际前副总裁，现乐到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在做到风生水起时另立山头，再次创业。
　　即便有一些不同的经历，胡志标也被归类于此，取其再次创业的“创二代”身份。他现在是胡志标管理咨询机构顾问。但显然，他不寻常的经历让台下有一阵小小的躁动，然后是掌声。
　　论坛结束的一刹那，大厅闪烁的水晶灯突然暗了。在再次亮起之前，他迅速消失。
　　“我只是低调地做一些事情，而不是事业。”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是打工，是胡志标管理机构的顾问，一个为企业家服务的服务员。”按他的说法，如果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帮助到了别人，会很快乐，而受到帮助的企业家们“总会表示一下，给点辛苦费”。
　　去年，东北一个书商在他的“点拨”下开窍，两年来郁结的问题，被胡志标两天找出症结。“他对着我大哭了一场，给我百分之五的股份。”
　　胡志标案的二审律师，帮助胡志标缩短了12年刑期的孙振科，也和胡志标有所联系。胡志标出狱后，他的企业家朋友拜托孙找到胡指点一二。“虽然有些采纳了，有些没有采纳，但是他总体而言是个有商业天赋的人。”孙振科对《中国周刊》如此评价他。
　　不过，这个“具有商业天赋”的人看起来不再追求商业上的成功。他否认自己是在创业。目前做的“事情”——胡志标管理咨询机构的诞生都是他没有预计的结果。或者说是遇到问题后延展的一个平台。简单地说，是为了方便、合法地收取报酬。
　　当他和一些创业家分享企业运营中的经验教训后，给他个人的报酬便摆上桌面。律师建议他成立公司。现在，他对法律问题格外谨慎。“交易发生了，就得给国家纳税。”这是成立胡志标管理机构的初衷。在他的理念中，这是不以多赚钱为目标的机构，只要能运转就行。甚至，胡志标管理咨询机构没有明确的产品收费标准和发展规划。
　　“今后发展的商业模式和目标？没有，没有。”他摆摆手。
　　这样的回答让那些期待胡志标成为“史玉柱第二”的人失望。同样是曾经跌落谷底的企业家，史玉柱跌倒之后，从脑黄金上爬起来。
　　胡志标用他那带有明显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解释，他已经不向往做那样的“英雄”：“史玉柱再做一次英雄，再做商业领袖，而我上过‘天堂’、下过‘地狱’，我的价值观和史玉柱的已经不一样了。”
　　炼狱之变
　　胡志标变了？
　　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他形容自己年轻时高调、霸气，“和黄光裕差不多”。但现在，在高校见过他的学生说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而且，跟以前的执著相比，他自言现在“不争什么了”。
　　他戒了酒，白酒是他过去的心头好。他要控制自己的欲望，而“酒能让人觉得兴奋”。
　　而29岁之前，他并非这样。
　　他曾极具魄力，大手笔的营销策略使一个1996年的2亿产值的工厂，一年之后狂增至16个亿的企业集团。他习惯站在公众视野中心，爱多危机爆发前几个月，他和妻子的婚礼曾轰动一时：138万响鞭炮，18辆车牌号码连在一起的白色奔驰花车，1000多位身份显赫的贵宾。
　　做中国的松下幸之助，他曾对自己说。
　　27岁时，他坐拥27亿元，去荷兰飞利浦公司访问时踩着红地毯、搭乘私人飞机——这相当于国家元首般的接待。他买一支股票经公开后，那支股票价格狂热上涨了数十倍。这在现在的创业者看来都是无人能破的纪录。他的同事、胡志标管理机构合伙人范先生如此评论：这是胡志标的巅峰时刻。
　　不过，2000年，他的命运发生了自由落体运动。随着爱多的众多债权人找上门来，爱多和胡志标都下了“地狱”。工厂破产，他和妻子先后被羁押，他的得意与荣耀都一瞬消失。
　　六年铁窗生涯从此开端。
　　要问他在监狱里最大的感受，他顿了顿，“地狱”。这个词汇替代了监狱，在他的表述中不断出现。但丁说，地狱就是与没有亲密感的人近距离相处。宗教说，地狱是人灵魂受折磨的处所。胡志标说，地狱让他意识到自由和家人是多么珍贵。
　　学习与反省
　　过去的时间对他是奢侈品，“一年只有过年那天在家，就这一天，还总有一拨一拨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来找我。”在高墙内，他富有的就只有时间。以至进监狱时，他妻子感叹，你总算是可以好好休息了。
　　于是，他有充分的时间反省。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两岁的孩子蹒跚学步时踩到地面的一滩水，滑倒了哇哇大哭。他过去抱起孩子说，BB(广东人对幼儿的爱称)下次看到水要绕着走。没料到，孩子哭得更厉害。孩子奶奶过来，只说了一句话，孩子就停止了哭泣。她说，打这滩水，这滩水不好。
　　“从根上我们就给孩子灌输推卸责任的思维，出什么事情了都先说对方的不好，而不是反省自己。”
　　从某个角度，他感谢这段牢狱之灾，给他反省和学习的机会。
　　在监狱里，历史、哲学、商业管理方面的书籍他看了两百多本。有些，他甚至翻看好几遍。这个没有念过多少书的商业斗士一直靠经验和直觉做事。在高墙内，他补上了学习的这一课。久而久之，他有些特别的看法。他认为诸葛亮是个人英雄主义而不适合团队合作。“他一生没有提拔过一个人，不知道是扁平化管理还是自私。而且，诸葛亮最后赤膊上阵了，也不是谋士这么简单了。”
　　他反复思考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成功？他摇摇头。他说，好比前不久从西安回来的观感。秦始皇陵墓里庞大的地下宫殿，威武的仪仗兵阵在封闭的空间里让其深受震撼。“秦始皇就是想把这些军队、威严带到地狱去。但是他带不走。”
　　六年的高墙生涯，他似乎看透了很多东西，“松下幸之助是松下幸之助，不是我崇拜他就能变成他，我们俩从基因上就不一样。我现在没有偶像。”
　　他对金钱也不是早先的看法。今年，他和一帮朋友去普陀山拜佛。等跨进寺庙门口，在佛前跪下，手机铃声大作。电话那头，亲人告诉他，他高寿的外婆去世了。
　　回家，听亲戚围在一起回忆外婆去世前的种种。一个亲戚说，老人家在外面散步时曾被后面扑上的小偷当街抢走了钱包。回来说起，家人都很气愤，唯独老人家仍然笑盈盈的。众人不解，老人家说，那个抢她包的人大概是有急用，现在帮到了他，也好。
　　他说，若是早些年，他是理解不了外婆的心境，但是现在，他理解了。“钱少点，更幸福。”他说。
　　复出首战受挫
　　他认为他现在很幸福。一个月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忙的时候上午看书、游泳，平淡真实。
　　但他没有忘记过去。
　　探寻他当初“出事”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在于他当时情商太低。“比如，我曾让一个高层领导等了一个半小时才见他。”如果，当初看到《胡雪岩》这本书，“爱多的结果可能截然不同。胡雪岩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下场？因为李鸿章要扳倒左宗棠，而胡雪岩是左宗棠的臂膀。”他自问自答。
　　不过，他的妻子林莹在2004年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则有不同的看法。她说，有一本叫《大败局》的书对爱多失败原因分析得比较中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资金链断链，由于爱多的摊子铺得太大，在资金周转过程中没跟上企业的发展。同时，股东之间严重的分歧也是造成爱多失败的主要原因。”
　　胡志标反对，“《大败局》对爱多的分析是从媒体搜集的资料，他们并不了解实际情况。”
　　即便是现在，他认为外界有争议的爱多品牌推广策略本身没有问题。“都只看到当年投入2亿元摘得标王，看起来是天价，但不知道其实我们当年的广告投入预算就差不多是这个数。”爱多是减少别家投入集中到中央电视台，借标王引起媒体的新一轮关注，形成连锁效应。
　　他认为，那些产业还不成熟的市场，这招还很管用。“你看看蒙牛的推广之道。”
　　因而，随他2006年一起复出的还有爱多当年的品牌推广策略。
　　有媒体报道，同年，标王胡指标又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这次他为灯具品牌“彩宴”而来。
　　如出一辙的，当年的标王施展了大品牌、大投入、集中攻坚的营销办法。2006年9月14日，胡志标假释出狱8个月后，《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同时出现了巨幅广告，宣告彩宴作为冯小刚导演的大片《夜宴》的赞助商，与《夜宴》同步上市。作为彩宴的幕后策划顾问，胡志标又回来了。
　　不过，一年后，彩宴资不抵债，最终倒闭。“标王第二次创业失败”等报道铺天盖地。胡志标成为彩宴失败案例最大的标签。他的下一步动向又引发了诸多猜测。
　　“甚至有报道说我改名换姓到工厂打工，后来被识破身份开除。”他说起这些，不由得提高了声调，“我出狱后确实打过几次工，但是都是顾问，不是创业。而且，我从来没有改名。”他有些愤怒。
　　一个接近胡志标的人士对《中国周刊》记者指出，当初确实是胡的旧部邀请他作为顾问，策划彩宴的营销策略。但由于彩宴股东之间的矛盾，后期，胡志标的顾问权力其实被架空。“彩宴的情况到后面他不掌握了。”
　　积蓄能量
　　彩宴之后，他投资几十万元到电子商务网站“我耶”网上商城。他去广东外贸大学演讲时呼吁有意自主创业意愿的同学加盟“我耶”网上商城。他对记者表示，投资此项目，他主要是看中电子商务的方向。这被外界称为“标王的第三次创业”。
　　胡志标很不喜欢外界对他“再创业”的判断——“说我创业几次”，他极力撇清自己和创业的关系。他着重强调，他只是做一件赚钱不多而很快乐的事情。
　　但他的快乐注定和商业有关。胡志标管理机构显然不是一个公益项目，此外，他坦承，今后遇到好项目他也会投资。
　　他只有四十岁左右，从监狱里开始苦读群书到出狱后攻读美国普莱斯顿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合办的工商管理专业博士学位，在聚成华商书院研习国学和中国的管理思想，他一直在学习。他身边的朋友称，胡这两年来，大量走访各行各业的成名人士，如巨人集团的史玉柱、乐百氏集团的何伯权、海尔集团的张瑞敏，“与他们探讨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中国民营经济的未来走向。”
　　这更像是某种准备。
　　“他现在就像雄鹰展翅前在梳理自己的羽毛。”一个接近胡志标的人对《中国周刊》表示，胡志标的心里应该还有做一番事业的想法。只是，接连遭遇了几次挫折，外界给他的压力太大。他现在不得不低调行事，或者，他把再创业的想法压在了心底，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
　　胡志标知道，有人对他现在的状态概括为两个字“消沉”，他沉默地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