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商圈－朋友式商圈浮现

解析中国式商圈：兄弟上市朋友来挺

　　中国式商圈－朋友式商圈浮现
　　中国周刊记者  宋合营 北京报道
　　10月30日，十年磨一剑的中国创业板在深圳开市。开盘122.74%的涨幅，令华谊兄弟董事长王忠军笑容满面。
　　与他一起参加开市仪式的，有公司CEO王忠磊、旗下导演冯小刚等。作为副董事长的第三大股东马云没有露面。彼时，他所持有的1310万股华谊股份，折合账面价值约8.34亿元。
　　一直有人好奇，马云为什么要入股一家影视娱乐公司？他和王忠军等人有着怎样的关联？他又是如何进入华谊兄弟董事会的呢？
　　这要从企业家的圈子讲起。
　　兄弟上市，朋友来挺
　　华谊兄弟的招股意向书大致记录了马云进入该公司的历程：2006年6月，马云以53.5万元的价格买下华谊兄弟10.7%的股权，随即进入华谊兄弟董事会。之后的三年里，华谊兄弟几经增资扩股和股权变更，而马云所持股权始终在10%以上。2008年1月，马云当选华谊兄弟董事会副董事长，并一直担任该职至今。
　　公开资料显示，马云是华谊兄弟18名发起人之一，目前是除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忠军、王忠磊兄弟外，持股份额最多的股东。另两位声名显赫的华谊股东是江南春(分众传媒董事会主席)和鲁伟鼎(万向集团总裁，鲁冠球之子)，各持590.4万股，占比4.69%。
　　按说，鲁伟鼎的万向集团的主业是工业制造，与华谊兄弟的娱乐圈风马牛不相及，但巧合的是，鲁伟鼎和马云同属于浙商。他们还共同发起、投资了江南会。他们常常沟通，于是，马云对鲁伟鼎介绍了华谊兄弟。有记者发现，“在江南春与鲁伟鼎首次购入‘华谊系’股权时，其中少量股份还是马云卖给他们的”。
　　马、江、鲁三人当年的持股单位成本都很低，有媒体称“均在每股0.5元左右”。若此说成立，则华谊兄弟63.66元的开盘价，已经使他们的投资暴涨百余倍。
　　无需惊讶于他们过人的投资眼光。事实上，马云和王忠军，阿里巴巴和华谊兄弟，很早之前就有非同一般的合作关系。
　　追溯马云的发家史，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及，那就是后来成为张纪中妻子的樊馨蔓。1996年，同为浙江老乡的樊馨蔓曾将马云在北京推荐“中国黄页”的经历拍摄成了专题片，之后，在她引荐下，马云结识了张纪中。
　　马云爱武侠，也十分敬重张纪中，并乐于为张纪中的项目提供赞助。2006年的《神雕侠侣》，就有马云的投资。
　　有投资亦有回报。2005年，刚刚完成对雅虎中国收购的马云迫切需要提升雅虎搜索在国内的知名度。当年年底，他迅速网罗张纪中、陈凯歌和冯小刚三大导演为其拍摄广告片，并同期启动由这三人坐镇的“雅虎搜星”活动。由于当时国内正值“选秀”活动的沸点时段，张纪中等人的参与，极大地增强了雅虎搜索的宣传效果。
　　与张纪中合作的过程中，马云的触角也在同时向冯小刚及华谊兄弟高层延伸。一个被众人津津乐道的贴片广告案例是，2004年底上映的冯小刚贺岁片《天下无贼》中，范伟等人扮演的强盗团伙每人手执一把小旗，上有三个大字“淘宝网”。
　　后来，双方还进一步把合作引向深入。先是淘宝网以一元起价，利用互联网平台公开拍卖剧中明星使用的道具；接着剧组原班人马又拍出广告片《有支付宝，没贼》，帮助阿里巴巴推广产品。一来二去，这个圈子里的双方，借助各自的平台，品牌和知名度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和马云参股华谊一样，在上市前送兄弟公司一程，在企业家圈子里是比较常见的做法。
　　比如，牛根生任阿里巴巴的独立董事一职，并持有该公司10万股。这对于2007年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来说，意义非同小可，在此之前，蒙牛乳业已经被当地的投资者所熟知。
　　再如百度CEO李彦宏和网易首席财务官李廷斌，因所在公司早前曾有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的经验，后来他们也成了新东方的独董，为2006年俞敏洪的公司在纽交所上市，立下大功。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与企业处于上升时期的互相帮衬、利益均沾相比，一方临时有难，另一方能否出面营救，更加显现出企业家之间的交情深浅。牛根生、宁高宁、柳传志和卢志强等人，经受了这样的考验。
　　2008年9月，由于“三聚氰胺”事件，蒙牛乳业股价暴跌。因此前蒙牛曾将部分股权抵押给了摩根斯坦利，股价下挫后若不能及时补足保证金，公司将面临外资并购风险。
　　危急关头，牛根生向诸多知名企业家寻求资金支援。很快，柳传志、俞敏洪等人火速送来了少至5000万元、多至2亿元的紧急救助资金。危机化解后的2009年7月，蒙牛又迎来了中粮集团和厚朴基金61亿港元的巨额投资。此举使得中粮厚朴将蒙牛20%的股权收入囊中，成为其最大的单一股东。蒙牛由此彻底摆脱了外资并购的噩梦。
　　虽然这次并购有“大食品概念”和“全产业链粮油食品”等做底子，但宁高宁与牛根生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默契和“一拍即合”，还是被分析人士指出，与两人之间的私人感情不无关系。
　　一个较为明显的例证是，被中粮控股后，牛根生及其高管团队继续掌舵蒙牛，而中粮集团在11个董事席位中所占的3个名额，则全部是非执行董事。宁高宁后来向媒体表示，在股权比例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中粮在目前没有继续增持蒙牛的计划。这等于说，牛根生在蒙牛的地位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安全。
　　内蒙古一家报纸更是捕捉到了两人交好的外在细节：今年6月30日，中粮集团与可口可乐合资的一家瓶装厂在呼和浩特市和林县盛乐经济园区奠基。
　　正式落户后，这家企业与蒙牛仅一街之隔。据报道，奠基仪式上负责接送任务的车辆中至少有4辆大客通勤车是蒙牛派来的，而中粮可口可乐公司之所以入主此园区，也是得益于牛根生的牵线搭桥和极力邀请。
　　与之相似，卢志强和柳传志携手制造的“泛海入股联想”棋局，亦有互帮互助的友情渗透其间。
　　9月8日，泛海集团以27.55亿元的价格受让联想控股29%的股权，成为第三大股东。此举使得联想控股顺利回归柳传志时代。
　　改组后的5人董事会中，2人来自国科控股，2人来自职工持股会，1人来自泛海集团，柳传志任董事长。而此前联想控股的7人董事会格局中，有4人来自国科控股，柳传志仅为副董事长。
　　事后，卢志强向媒体谈起这次合作的细节：“泛海和联想之间、我跟柳总或者和联想的团队之间，都有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相互了解，建立了一定的友谊。这个友情是在信誉当中建立起来的。信誉是有价值的，所以对我们而言，决策过程相对就比较快一点。甚至可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决策依据。”
　　根据他的回忆，2004年左右，泛海集团曾一举签了不少土地，当年恰好遭遇“8·31”大限(当年，国土资源部、监察部规定，8月31日后，不得再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采用协议方式出让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必须以公开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式进行)，泛海资金链发生危机。“关键时刻，联想给了泛海很大帮助，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维系友谊的圈子
　　表面上看，这些案例反映了企业家之间的私交，但在私交背后，却有一些少有耳闻的企业家组织。这类组织以俱乐部、论坛、同学会等形式，将他们的私交固化下来。
　　上面提及的马云、王忠军、牛根生、宁高宁、柳传志、俞敏洪、江南春都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他们的朋友还有招商的马蔚华、海尔的张瑞敏、SOHO中国的潘石屹等企业界的顶级人物。
　　他们会一起组团到其中一人的企业去参观走访；在策划生意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圈子里的朋友；当朋友遭遇困难时，其他的朋友尽可能地提供帮助。
　　牛根生与宁高宁联手宣布“中粮收购蒙牛”之后，就有媒体分析说，“蒙牛此次引入的投资方，即使不是中粮，也可能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里另一家企业。”
　　而柳传志与卢志强的渊源，则可追溯到另一个企业家圈子。
　　卢志强回忆，他和柳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的泰山产业研究会。这是一个曾经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功能相似的沙龙，活跃其间者多为当时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界的顶尖人物，其中包括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等。
　　冯仑还是华夏同学会的重要一员，这个以长江商学院等EMBA班同学名义组织起来的沙龙，成为企业家俱乐部的另一种形式。
　　香港百仕达公司董事长欧亚平和鼎天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王兵与牛根生是长江商学院的同学，同窗之谊让他俩挺身而出，在“蒙牛危机”期间竞相买入蒙牛股票，帮助老牛稳定股价。
　　私交是这些组织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核心，所以他们一般比较低调。有的甚至从未对外透露过成员名单。
　　但不管别人怎样看，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圈子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资源网络。
　　早在2005年入围CCTV中国年度经济人物候选人时，马云就曾经发表演讲说，自己最大的财富是朋友，“如果要离开这个公司，我跨出这个门，相信拎起电话，1000万美元就会在三天内到账。”
　　4年后，李开复将马云的假设变成了现实。
　　2009年9月4日，他宣布离开效力4年的Google。三天后，他就带着已募集的8亿元承诺投资开办了创新工场。为他提供这些投资的都是一些著名企业家，包括美国中经合集团董事长刘宇环、YouTube创始人陈士骏、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柳传志以及俞敏洪。
　　这些人多是李开复的老朋友，打个电话、在美国请吃一顿烤鸭、在日本餐馆吃一次萨希米就搞定了。
　　据媒体报道，李开复猜想，这些投资者中可能只有柳传志认真阅读了他的创业计划。

中国商圈百年流变编辑本段回目录
　　《剑桥中国史》说，“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中，商人阶层只是一个配角”。近代以来的商业轨迹说明，商业的力量随政治而沉浮。其间表现出来的商圈流变，折射出一个国家的百年历史。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报道
　　有晋商乔家大院的阑珊灯火，有徽商胡雪岩的朱红顶戴，也有宁波舟山港通商的轮渡，还有潮汕人下南洋的帆船。这里，就是商圈历史的源头。
　　明末清初，大型商业集团的建立，第一次把商人们大规模地集中起来。
　　之后的百余年时间里，商圈犹如一个奔跑着的孩子，几经磨难，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千变万化，甚至走岔路子。然后，继续向前。
　　历史，总是循环往复。
　　今天，那些曾经最原始的商圈，被重新包装搬上舞台。
　　这个循环，就是一个关于商圈的记忆。
　　明末清初
　　代表商圈：晋商、宁波帮等
　　同乡商人的集体盛宴
　　商品经济在中国一旦兴起，民间力量就迅速干预并占据了主宰地位。
　　明末清初，人们逐渐抛弃了重农抑商的思想，经营商业。随着更大商业利益的逐渐驱使，大的商业集团随之建立。
　　有一个例子，晋商发展中期，南方战乱阻断了茶叶商路。普通粮食生意赚一成，茶叶生意却可以净赚三成。巨大利益驱使下，晋商们组成不同的团体共谋财路。《乔家大院》中，乔致庸携带祁县晋商的股银成功打通茶叶商路，为晋商赢得茶叶市场的垄断地位。
　　史实的确如此，在大规模的商业集团运作下，晋商不仅垄断了茶叶生意，还垄断了盐业、票号等业务。后来，徽商的手工业贸易、宁波帮的轮船货运和五金业等也由此发展壮大。
　　这些商业集团，他们以家族、血缘或者同乡为纽带建立起来。为了增加整体竞争力，他们互相支持，扩大商业资本，实现利益共赢。
　　那时，全国号称九大商帮，他们自筹资金，在各地建立公所，便于分散于各地的本帮商人联系。
　　19世纪末，商帮的历史开始改写。
　　那时，世界的眼光开始聚焦到纽约那条狭窄的华尔街。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金融大亨JP摩根，钢铁王国的统治者卡内基，迅速崛起。在日本，民营现代企业迅速崛起，一个叫岩崎弥太郎的商人以1日元的价格从政府那里收买了长崎造船厂，之后发展成为著名的三菱株式会社。这些巨头在本国经济疯狂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向中国倾销商品。
　　鸦片战争后，大量的外国资本和商品充斥中国的商业市场。外来商品质优价廉，很快成为市场上的主打。
　　徽商胡雪岩，在和洋人的生丝贸易大战中，血本无归。随之，和胡雪岩捆绑的江浙丝商同盟瓦解，纷纷败落；远在山西的乔家大院因追赶不上先进的管理制度，亦冷冷清清。
　　传统商帮因为拘泥于封建商业经营方式，对新的商业形式没有准确的判断和创新，结束了集体的繁华。
　　此时，以宁波为代表的近代商帮赶了上来。
　　宁波开埠后，宁波商人很快融进庞大的进出口贸易行业。宁波几代商人互相扶持陆续来到上海，他们经商帮里的亲朋好友介绍，开始在上海创业。
　　清末，宁波人就在上海开了20家五金商号，当时，上海一共有25家商号；上海南京路有150家商号，有50家是宁波人开的。到20世纪30年代，宁波商人虞洽卿掌握的轮船总吨位占到全国的13%。有人统计，当时上海商界知名人士有1836人，宁波人有453人。
　　宁波帮中的著名人士迅速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圈子——“宁波旅沪同乡会”。其中著名的企业家有：严信厚、叶澄衷、虞洽卿、朱葆三、刘鸿生等。
　　1904年，以宁波帮为主要领导者的豪华商圈——上海总商会成立(时称上海商务总会)。
　　1900S初—1920末
　　代表商圈：上海总商会
　　在动荡中斡旋
　　上海总商会是全国第一个商会组织。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模式和经营方式，已迅速影响中国商界，并成为主流。商会，也是在那个时期从资本主义国家模仿过来的。
　　上海总商会作为一个大的平台，笼络了一批上海滩的商业大腕。他们包括：“状元企业家”张謇；拥有20余家公司的旧上海大佬朱葆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荣氏兄弟；上海“航运大王”虞洽卿；“商业自治领袖”李平书；“火柴大王”和“煤炭大王”刘鸿生；银行家张公权……
　　会长朱葆三，浙江宁波定海人，至1909年，朱葆三建立和投资了20余家公司，涉足五金、航运、金融、纺织等十余个行业，成为上海商界名副其实的领袖人物，连续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时传：“上海道一颗印，不如朱葆三一封信”。
　　1904年，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第一次允许民间创立商人组织。到1907年，全国80个重要的城市商会代表聚集上海，成立华商联合会。1911年，全国各商人组织近2000个，会员20万以上，几乎是当时中产阶级的全部。
　　商会，这个企业家组织一旦形成，就有很强的财力和人员社会基础，于是便成为政权争夺的角色。而商会本身，因为企业家们在政治上的势力局限，为了自身利益的维护，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和不同的政权分分和和。
　　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1905年到1911年，企业家们不愿意战乱，而当时清政府又表示愿意立宪改革。于是，商人们成为立宪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然而，立宪运动的结果是：慈禧多变，康梁缺乏基层群众基础和财力，政府摇摇晃晃，失去社会信任。清廷无法再依靠了，上海总商会便开始和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接触。
　　那时，出现了一个“民立报小组织”。成员是：李平书，时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和江南铁路局董事；虞洽卿，上海“航运大王”；陈其美，革命军将军。他们时常在李平书投资的《民立报》报馆开会商讨。
　　之后，当1911年11月，上海宣布光复后，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任用了上海总商会的豪华阵容：上海总商会的董事虞洽卿和周顺卿担任自己的顾问，李平书担任民政部长，朱葆三担任财务顾问。
　　有人如此评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同时也是最保守的。”
　　史学家朱英也向《中国周刊》记者再次肯定了这句话。他认为，早期的商会有自身的双面性，一方面他们周旋在社会中，起到了积极的社会经济职能甚至行政干预职能，同时，他们狭隘而逐利，维护小团体的利益，甚至仅仅是所在商圈的利益而忽视社会整体利益。所以，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总是在革命面前倒戈。
　　一战后，资本主义列强将不平等条约所剥夺的部分市场归还中国，世界市场对于初级产品需求量加大，国内经济发展势头大好。张謇在南通的大纱厂纱锭产量就增加了一倍；荣家兄弟联合上海“面粉大王”成立了面粉和纱布两个交易所；虞洽卿等人联合成立上海第一个物品证券交易所。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比之前提高了30%。
　　拥有更加开放的市场，使商人如鱼得水。这时，商人们的共同利益也开始膨胀——他们要掌握社会治理权。
　　这个时期， 圈子显现出充分的社会威力。
　　1923年6月23日，《上海总商会月报》刊文：“上海总商会宣布独立。”他们组成了一个由70人组成的民治委员会，宣布将以执政者的身份来管理城市。由此，上海总商会和政府分道扬镳。
　　然而，短暂的经济春天后，商人们再次陷入发展的沼泽中。与此同时，军阀混战，商圈开始寻找新的政权依靠。
　　这次，上海总商会又投靠了蒋介石。
　　孰料，商人们的狂欢还没结束，蒋介石就发动了一系列的收编和暗杀活动。虞洽卿不得不率上海商界100余人赴南京请愿，以拒绝支付8月份的贷款为由，要求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约法。类似这样的纠纷，半年内发生了三次，终究无果。
　　反而是1930年蒋介石政府成立的一个新的商业组织“上海市商会”，剥夺了上海总商会的独立代表机构。上海总商会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打压排挤下，最终被收编。最终，政治家操控了企业家，他们可以周转着从企业家手里拿到钱，然后笑眯眯地把枪口指向企业家们。
　　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上海的企业家们以上海总商会为纽带，捆绑在一起，却也难以决定自己的命运。
　　1920s末—1930末
　　代表商圈：四大家族
　　商圈与集权勾结
　　政治集权和商人实权组织之间经常呈现出这样的逻辑：新的集权政权发展之初，他们会依靠商会提供给他们财政支持。而集权一旦拥有了势力，就要开始打压商会。因为，此时干预政府经济职能的商圈，可能成为集权政府眼里的阻碍。
　　蒋介石深谙此道。
　　收编上海总商会，并建立自己的经济秩序，蒋介石要依靠另外一个“商圈”：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
　　其四人属于商人，却带有浓厚的官僚气息，接受蒋介石的恩惠，听从蒋介石的调遣，成为一个特殊的圈子。
　　此时，正值1934年经济危机爆发。这为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官商们收编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
　　在金融市场，孔祥熙先是使用政府强制力，用一亿元公债强行购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票，进入董事会，并由宋子文担当董事长。随后，孔祥熙等人依靠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金实力，大量囤积通商银行的通货，然后一下子全部拿出来要求兑换，将通商银行挤垮。
　　在实业市场，面对经济危机，已经控制了资本市场的四大财阀，采取“旁观”态度，甚至以高股份来威胁实业公司“国有化”。荣氏兄弟在上海的申新面粉厂，就在此时奄奄一息。
　　随后，一连串针对企业家的暗杀事件，最终打消了企业家们的盛气。蒋介石成功地把商人体系打成一盘散沙。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四大财阀，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近代商人群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条由商帮到行会，最后被党化权威整合的曲折。
　　至此，商圈组织控制各地发展的局面，被粗暴地打压和收编。
　　1930s初—1940中
　　代表商圈：星五聚餐会
　　自我救赎
　　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企业家们同时面临国内外两大危机：国内，商会力量减弱；国外，外国资本和产品日益渗入中国市场。挽救实业，同时也维护自身商业利益，成为实业家们共同的话题。
　　私下里，实业家们开始以私密的方式组织在一起，献计献策。这段时间，在重庆，有一个叫“星五聚餐会”的圈子。参加的人多数是在重庆的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员厂家的负责人和四川的实业家、银行家。
　　发起人是张肖梅，西南地区有名的经济学者。其父亲是买办资本家，代理法国百代唱片公司在中国的发行。
　　起初，这个圈子非常私密。只是几个要好的经济学者和企业家，选择周五晚上的时间一起喝茶、聊天。聊天中，企业家们不自觉地谈到工厂的困难：日本货大量倾销下，国货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随之，聚餐会开始讨论如何通过相互合作求得解决。
　　两年后，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成立了正规的组织，就以“星五聚餐会”定名，挂属在西南实业协会下面。
　　“星五聚餐会”入会要求严格，会员必须是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经理等，都是些大老板，职员不能参加。
　　“聚餐会”还专门成立了干事会，由张禹九、陈叔敬、吴味经三人组成。张禹九，是银行家张公权的弟弟、会长张肖梅的丈夫；陈叔敬，是重庆国货公司经理兼重庆牛奶场场长，有名的资本家；吴味经，是国民党政府花纱布公司的总经理。干事会的任务是决定每次举行聚餐会时请谁演讲，以及吃饭点菜等事务性工作。他们标榜不左不右，因此请来的人很复杂，报告内容谈技术的居多，但有的人也谈政治。1945年，周恩来就曾经应邀到“星五聚餐会”演讲。
　　随着大家的交流增多，会员们逐渐认识到：要想达到抵制洋货的目的，可以利用银行的资金，把工厂的产品运到各大城市，与当地的大商店合作，设立专门推销国货的大型商店，用“中国人要用中国货”的理念，发扬群众的爱国热情，对抗日本货的倾销行为。
　　统一意见达成后，“星五聚餐会”下设了“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专门负责此事。银行家张公权任理事长。张公权，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抗战胜利后先后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总裁。
　　“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成立后，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国货活动。协会专门派人到南京、汉口、重庆、福州等大城市举办国货展览会，举办国货样品陈列室，以及流动推销团等活动。这些商业活动引起了民众兴趣，并带动了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国货的畅销。一时，协会在全国小有名气。在国货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各城市陆续成立了多家“星五聚餐会”。
　　1932年，“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配合“九·一八”国耻纪念活动，在上海组织了9个工厂，共拿出18种当时的名牌产品以廉价销售18天，意思是不要忘记“九·一八”。
　　面对内乱外攘，这些实业家们企图用市场的作用来促进实业的发展。他们采用了现在所谓的“促销”、“广告”等方式，进行国货宣传推广，然而，政治力量再次干预了商圈的存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一纸决议把“星五聚餐会”打得支离破碎。
　　首先，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在宋子文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由此，国货联办处和各地国货公司的资金周转受到很大的限制，宣传活动受到很大阻力。几个月后，南京当局成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将“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收编旗下。
　　“星五聚餐会”的阵地被硬生生地剥夺。之后，这个圈子的声音愈见弥微。
　　1950s初—1970s末
　　代表商圈：星二聚餐会
　　商圈集体沉寂
　　史学家朱英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商会的发展。在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中，谈到近代商会他激情澎湃。在他心里，商会是商人们的家，尽管它在中国命运波折，但是依旧是最能为商人说话的地方。然而，令他比较遗憾的是，1949年后，真正意义上的商会史在中国历史上一度中断了。
　　新中国成立后，商会这一组织机构集体消失了。不过，曾经以商会为平台搭建起来的商圈还继续以私人团体的形式维持着。
　　商圈里的企业家们共同经历了动荡年代，建国后也一起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
　　那时，一个“星二聚餐会”颇有声望。
　　组成者是一帮“小开派”(在旧上海和江南一带，对老板的儿子戏称为“小开”)。包括：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严谔声等人。几个人私交很好，都是同窗好友。
　　荣毅仁，是“面粉大王”荣德生的儿子；盛康年，是盛丕华的儿子(盛丕华早年与虞洽卿等人合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东南银行、中一银行的董事，1949年后曾经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经叔平，曾任民建上海市委秘书长和上海市政协、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和荣毅仁是校友，上海解放时是华明烟草公司老板和后来的华成卷烟公司总经理；严谔声，担任过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新闻日报》副刊编辑，1955年后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
　　反右运动前夕，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等经常聚在一起，吃吃饭，碰碰头，聊聊天，交换意见。这些“富二代”，脑子里依旧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多新政策方针，他们有时讨论得非常尖锐。当时，即有人认为他们搞“小圈圈”，盛康年为此还曾受过批判。
　　反右运动开始后，“星二聚餐会”就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四明堂事件”就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这起事件只是一件很普通的民事纠纷。1957年3月11日，上海延安路“四明堂药局”，老板陈济和学徒蒋业伟发生纠纷，学徒用水果刀刺伤了老板胳膊。此事起初由政府调和了事。荣毅仁留过洋，法治观念较强。得知此事后大怒，认为持刀伤人是违反法纪的，无论如何都要对伤人者进行依法处置。
　　不料，荣毅仁一说话，民事纠纷马上就上升成为政治事件。因为，老板代表了私营企业主，姓“资”；而学徒代表了劳苦大众，姓“社”。这样事情就闹大了。而此时，盛康年因宣扬“定息20年不变”的言论已经屡遭批斗。有些人抓住两件事不放，说他们是“荣盛小集团”，“资本主义的尾巴”。
　　此后，盛康年、荣毅仁等人进入了无休止的写检讨中。
　　最后，“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对荣毅仁、刘鸿生、经叔平、吴蕴初等一类大资本家实行了保护过关的政策。
　　圈子至此，销声匿迹。
　　1979年10月，荣毅仁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他请来了自己的老朋友们，包括1957年反右运动时所谓“荣盛小集团”里的朋友。而此时，人群中已经没有了盛康年，他临死也没有被平反。
　　阶级斗争面前，商人们几乎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的所有经济行为也会被赋予政治倾向。圈子一旦公开，不仅起不到团结企业家的目的，反而给自身惹上麻烦。
　　“荣盛小集团”之后，企业家们行动更加小心翼翼，也不再公开聚会。
　　1970s末-1990s末
　　代表商圈：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原始商圈的回归
　　改革开放后，一批商人下海。不久他们发现，在经济体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经商的挑战非常大。
　　此时，最原始的“官方协会”、“同业公所”和“同乡商帮”，首先浮出水面。
　　就改革开放后的民营资本发展举例，中关村是一个缩影。《联想风云》的作者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对于当时的“中关村走私案”写道：“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就曾说过，他们是‘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
　　当时，制度的建设并没有跟上经济的步伐，这导致违背既有法律制度的行为层出不穷，打着法律擦边球获得政策上优惠的事情时有发生。
　　与此同时，第一次面对市场的科研人员也显得手足无措。他们需要前车之鉴，没有。他们需要制度引领，没有。怎么办？
　　最直接的方式是——同行交流。他们共同讨论相同的问题，以“一家交学费，各家都学到”的方式，互相交流研究。中关村第一批下海的元老、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秘书长陈庆振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由最初的几个人开始讨论到最后形成规模，证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需要同行企业家朋友的帮助。
　　于是，同业协会陆续成立起来。其中包括，1984年成立的中国软件行业协会；1985年成立的中国房地产业协会；1987年成立的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后来分立出更小的圈子泰山会)；1988年成立的中国电子商会。
　　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民营经济开始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政府开始讨论建立市场经济的问题，政策偏向也越来越明朗。政府开始重视民间经济力量，国家主流媒体也开始大篇幅地报道民营经济遍地开花的典型。
　　对此，政府以“官方协会”的治理思路，出面建设和批准了诸多的商业组织。
　　譬如，面向全国商人的“全国工商联”，面向全国民营企业家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等。这些都是个大圈子，他们带有浓重的政府色彩，起到发布政府信息，引导行业发展的作用。
　　与此同时，最传统的地域关系纽带被重新启动。潮汕帮、宁波帮、温州帮迅速膨胀。这些同乡企业家们在同一地域创业经商，有着差不多的创业经历，可以互相沟通彼此对当地政策的解读。最重要的是，近邻解近忧，出了资金问题还可以“找老乡”。在福建晋江，还形成了突出的“闽商”特色。今天，丁、洪、柯、陈四大姓统治了晋江企业界。有人曾统计，这四大姓占了晋江经济总量的60%。劲霸、柒牌、艾登斯顿和瑞迪高登，四大服装公司互借仓库。他们之间互相担保向银行贷款的事情，也成为常事。
　　1990s末至今
　　代表商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华夏同学会、长安俱乐部、潮汕圈
　　繁荣与隐忧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第一任秘书长、泰山产业研究会(以下简称泰山会)第一任会长华怡芳曾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成果之一，是中国出现了一个企业家群体。这是一个自主意识极强的群体。他们本能地创造价值，他们走着各自不同的路，经历丰富，感悟很深。他们都具有滔滔不绝表达自己的能力与强烈要求发展自己的愿望。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就是当前出现各种企业家论坛的基础背景。”
　　正如华怡芳所说的，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第一批下海企业家的实力壮大，商会、行业协会、同乡会、同学会等各种商圈都迅速扩大。
　　商会和行业协会，多为政府出面主管，履行一定的经济辅助职能。譬如，1996年成立的美国中国商会，主要协调中美民间贸易活动。而各地商会，则负责当地经济事务的沟通工作。在今年的中美轮毂反倾销案中，各地的五金商会就负责了企业和国家商务部之间的沟通。
　　行业协会，则可以通过调研自己成员公司的共同问题，向政府反馈意见，并争取一定的同业利益。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秘书长陈庆振对《中国周刊》介绍说，协会曾对民营科技创新产品市场狭窄问题做了专项调查，现在“协会已经和政府沟通，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创新科技产品”。
　　同乡会，也就是现代商帮的代名词。尽管，相比传统商帮没有了“公所”这一商帮下设机构，但是依旧会有一些“商会”承担起了同乡企业家的组织工作。其中，温州商会和潮汕商会是诸多同乡会中的佼佼者。温州商会在全国各地共有1700多家分会，而潮商商会更是聚集了一帮行业大亨。
　　《潮商》就是一本以介绍潮商为主的财经类杂志，每期封面几乎都是潮商代表。杂志社主编彭涛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潮汕帮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商圈，他们不愁封面没得上。而这些潮汕企业家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乡会势力放大之后，圈子中形形色色人物的交往也带来了负面效应。
　　此外，企业家之间由于“哥们儿”义气带来的过于随意的市场活动，也会被认为涉嫌背离市场法则。如牛根生身陷“三聚氰胺”危机获多位“兄弟”帮助后，曾向他所在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们致信感谢。在信中，他提及，事发后他获得了“超过常规的信任”。这封信在网上广泛流传，其中提及一位国企老总的支持意向，引起了细心网友的质疑：“一个上市国企，凭领导与别人私交好，就可以随意借出几个亿？”
　　圈子里这些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灰色交易，成为当下企业名流被社会诟病的主因之一。
　　相比之下，同学会显得相对“干净”一些。它实质上是企业家搭建的人脉关系网。
　　《剑桥中国史》主编费正清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视人际关系的国家。人脉，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做成事的重要资源。
　　所以，在各大高校的EMBA班，学员在回答“为何读EMBA”时，都会加上一点“认识很多企业家朋友。”
　　如今，国内EMBA班都会制作细致的同学会名录，并定期组织同学聚会，像华夏同学会这样的组织，还在市场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并集纳了越来越多的商界精英。
　　人脉因素，固然可以给企业家带来更多的商机，但除此之外的动因是什么？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动乱、政权更迭导致的不确定性，促使商人建立自己的组织以抱团取暖，那么，在当下，这个动因来自何处？
　　在《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中，一些企业家也表示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是泰山会会员，也是华夏同学会、江南会的会员。他和《中国周刊》记者谈论起了话剧。
　　冯仑最爱看的是根据小说《白鹿原》改编而成的同名话剧。在北京看了两场，凑巧去西安也遇到了一场，总共三场看下来，“不嫌烦”。
　　“人在戏中，戏在人中”，他为话剧中的“结”而揪心。白、鹿两家命运的交迭，让他感触很深。“从我们家来说，我爸妈是旧社会的富二代，但后来成为贫一代。我就是贫二代，但改革开放后我又成为富一代。我的孩子就是富二代，但等他五十岁时没准又成了贫一代。”
　　他掰着指头绕来绕去， “中国社会这个结没解，事情没完呢。所以给我的思考是，怎么走出这种循环。”   
　　(中国周刊记者余芳倩、实习生马梦遥对此文亦有贡献)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名人们的集体约会编辑本段回目录
　　热点商业事件背后，经常能够发现它的身影。它对理事的条件设置十分苛刻，以确保每个成员都是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
　　特点：成立时间短但十分活跃，其理事之间操作了多起
　　热点商业事件。
　　部分成员：部分荣誉理事如：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吴建民、龙永图、 联想柳传志、海尔张瑞敏、中粮宁高宁、招商银行马蔚华、万科王石等；
　　理事如：TCL李东生、阿里巴巴马云、蒙牛牛根生、吉利汽车李书福、复星集团郭广昌、分众传媒江南春、用友软件王文京等。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分众传媒董事会主席江南春又在会上被媒体“逮”住了。时间是10月20日，问题是“是否出资参与新浪MBO(管理层收购)”，一直对此沉默的他打起了太极，“这个事情要问曹国伟了。”
　　曹国伟是新浪首席执行官，9月底，以曹国伟为首的新浪管理层以约1.8亿美元的价格增持股票成为新浪第一大股东，终于拥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江南春和复星集团的郭广昌，被外界猜测与此事件有关。
　　谜底还未揭晓，10天后，江南春登上了刚上市的华谊兄弟十大股东排行榜。“我和马云在聊天的时候谈起华谊兄弟，后来经他介绍我就入股了！” 而介绍人马云在华谊兄弟股东排名中比他靠前一名。
　　江南春、曹国伟、郭广昌、马云、王忠军。一个月内两件商业事件其中的五个主角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属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
　　而早前，在蒙牛危机中出手援助牛根生的，多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之后中粮牵手蒙牛事件中，两个主角宁高宁和牛根生也都属于此俱乐部的发起理事。
　　这一系列热点商业事件的背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这张商网开始浮现，并释放出圈子的能量。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俱乐部”。《河南日报》在报道省委书记徐光春接见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时，文章对其做了这样的评价。
　　低调的办公场所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地址位于北京大学科技园内，只是一处很普通的办公场所。
　　唯一特别的是，进门对着的一面墙上挂满了照片。这就是“理事墙”，三十一位荣誉理事、发起理事的彩色大头照依次排开。吴敬琏、张维迎、柳传志、张瑞敏等人，用你在媒体上惯常看到的神态“看着”你。
　　工作间不算大，绕过前台有一个小阅览室内，摆着书籍杂志。这些书的作者有吴敬琏、张维迎、王石以及美国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等。一本咖啡色的《道农》内刊以装线书的样子摆在一个单独的书报架上，它是俱乐部会员的内刊。
　　当然，柳传志、张瑞敏他们不会坐在这里读。阅览室里，如果坐上三个人，再进来一个就困难了。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周刊》说，“俱乐部成员平时不会来这里，我们俱乐部没有固定的会所，举办活动的地方经常变换。”
　　长安俱乐部的金碧辉煌、江南会的亭台楼阁，这里都没有。不过，一个资深媒体人士对记者透露，要想踏进这个门槛，会费“至少超过50万元”。
　　宠大的阵容
　　天价的会费，并不会阻挡理事的进入。因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的定位是：最具影响力的商业领袖。
　　这个概念细化为：企业成立5年以上，年营业收入50亿元人民币以上；企业的市场份额或销售规模稳居行业前3位；在技术研发和行业标准制定方面具有重要话语权；除国有大型企业之外，各省/市综合实力前3位；主动制定企业责任战略，在公益环保等方面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公众形象良好。
　　新入理事还必须由两名以上发起理事推荐，20名发起理事表决无异议，才可加入。
　　门槛越高，后来者加入的热情越高。过去几年，教育产业大佬俞敏洪、重工行业巨头梁稳根、地产界诗人黄怒波、互联网头面人物曹国伟等纷纷按照程序加入了这个圈子。从2006年成立至今，三年时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增加了理事14人，从最初的31人增加到45人，增加了45%。
　　俱乐部当前的荣誉理事包括：中国最顶级的经济家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中国杰出的外交家吴建民和中国全球化的代表人物龙永图，以及最孚人望的商业领袖——联想的柳传志、海尔的张瑞敏、中粮的宁高宁、招商银行的马蔚华和万科的王石等。
　　理事们也都是江湖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包括TCL的李东生、阿里巴巴的马云、蒙牛的牛根生、吉利汽车的李书福、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分众传媒的江南春、用友软件的王文京等。
　　今天，马云的阿里巴巴市值超过了百亿美元；王石的万科地产成为全球最大住宅公司；宁高宁掌管的中粮集团总资产超过1200亿元，连续几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公司名单；马蔚华任行长的招商银行在《财富》(Fortune)中文杂志公布的“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100强排行榜中位列第39位”。这些人作为各自行业的领军人物可谓是精英中的精英。
　　这些理事们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定期组织理事互访。由于他们的“商业领袖”定位，每到一处，都会受到当地重视，也几乎都会有当地政府领导热情的接待。比如，他们到呼和浩特时，市政府几套班子特地举办了招待会。到洛阳时，河南省省委书记徐光春等亲自接见。
　　拓展社会价值
　　不论是地方政府对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重视，还是有关这个商圈的热点商业事件，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俱乐部人员看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但绝不是俱乐部追求的目的。”他参与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内部活动，他说，这些商界大佬聚在一起，交流的话题大多都超越了生意的范畴，比如价值观、养生、社会责任等，“他们都已经经过了世俗化成功的阶段。”
　　每年4月下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会举办“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中外各界相关人士济济一堂，讨论商业文明和人类的共同价值。　
　　柳传志回忆说，在2007年绿色公司年会上，“说地球要变暖的时候，我还是听，并没有往心里认真地去想。”但两年后的今天，柳传志认为，“我们现在做的(环保)，已经不是什么更高尚的事情，就是为了你自己的企业长期活着，你也得必须这么做。不然的话，就算你的企业再行，到你的子孙后代都会被窒息而死。”
　　2009年的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还收到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的贺信。这个俱乐部的能量可见一斑。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内部员工也承认，通过这个公益项目，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俱乐部还推出了绿色公司年度标杆企业。三届活动下来，进入年度标杆企业评选名单的公司，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我们并不是自己评自己，有很严格的科学评价体系。而且从来不会向某个企业索取资料。”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工作人员这样告诉《中国周刊》，评比数据来自公开资料，比如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这位工作人员说，俱乐部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告诉世界，“中国企业家不是只关注经济增长，我们也有环保做得不错的公司。”
　　三年过去，理事们对此公益活动很满意，这是一个圈子的集体能量的释放，“这是他们自己想做但又不能靠一己力量达成的愿望。”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很多活动皆冠名“道农”。比如两个月举办一次的“道农饭局”，还有“道农研究院”、“道农茶室”等。
　　很多人猜测“道农”的来源。
　　有关人士介绍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注册在香港，因而在内地设立了一个公司来运作，名字是北京道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主席刘东华曾这样解释，“道”是规律，“农”是由农民引申出来的劳作者。“道农”虽起源“道浓”，取意君子之交不但要淡如水，必要时还要浓于血，“而一旦去掉浓字的三点水，道农两字却也浑然天成，好像冥冥之中这个概念早就在那里，等着一群合适的人，带着一个合适的内涵与之约会”。
　　如此说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这个商圈里的兄弟已“集体约会”了三年。

亚布力论坛：草根盛会编辑本段回目录
　　每年正月十五，亚布力，这个天寒地冻的东北小城，都会如期候到它的特殊客人——大批亚布力论坛的企业家。它蕴藏了什么魔力？
　　特点：以论坛形式呈现的商圈代表，倡导平等
　　自由交流，企业不论大小，不分等级。
　　部分成员：经济学家张维迎，搜狐张朝阳，万科地产王石，SOHO中国潘石屹，泰康人寿陈东升，万通集团冯仑，
　　中国国际期货田源等。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正月十五，来亚布力。
　　距哈尔滨300多公里的一个名为亚布力的边远小镇，冰天雪地。每年春节过后，零下20多度的气温里，经济学家张维迎、搜狐的张朝阳、万科的王石、SOHO中国的潘石屹、泰康人寿的陈东升等国内知名企业家、学者就会如期走进会场。
　　万通集团的冯仑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亚布力是个草根论坛，只要你交会费，不论企业大小都一起参与，平等交流，“要去见官员，那你得去博鳌。别去亚布力。”
　　平等与放松
　　其实，亚布力论坛有个更官方、也更大气的名字，叫做中国企业家论坛。但业界更习惯于用亚布力这个最具特色的方式称呼它。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是论坛的理事长，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现在核心人员有50人，“国内很多论坛三五年就消失掉了，而我们快十年了。”
　　追溯起源，亚布力论坛的创办和1992年一批下海经商的官员学者有关。其中，田源从司长的位置上变身董事长，创办了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1995年他应邀参与达沃斯经济论坛后大开眼界，“无论你是商界巨子、政坛明星还是小企业家都可以平等地交流思想，甚至成为朋友。”
　　五年后，田源发起了亚布力论坛，被誉为中国的达沃斯论坛。地点恰好选在中期公司投资的亚布力。他的同班同学，同样下海经商的陈东升后来成为论坛的理事长。同为“92派”的王石、冯仑、潘石屹等成为论坛的常客。
　　经常参加亚布力论坛的企业家认为，这个圈子里的人思想更前卫，这里奉行平等、真实、自由的精神。
　　潘石屹记得他去达沃斯的经历：亚布力论坛包了节车厢，真正的会议从火车上就开始了。“不用客套，也没有任何礼节。”晚餐由时任论坛秘书长的陈东升请客，六菜一汤。而端茶倒水的工作，由陈东升以及嘉宾主持王梓木等主动担当。
　　由于少了媒体的围追堵截，没有官员，没有故作深沉，企业家很敢说话。
　　用陈东升的话说，这里“挑战过老段(段永基)、王石，还有最权威的教授，这就是一种参与、批判、平等的精神。”经济学家赵晓曾在论坛上听了一圈发言后，直言道：“我不满意各位今晚的表现。”
　　休闲的氛围是亚布力的另一大特点。相对封闭的环境，滑雪场，安静的小城，这使得企业家不自觉放松起来，三五好友找个农家院，盘腿上炕，边吃边唱。
　　改变与不变
　　由于地处偏远，亚布力的硬件条件是所有论坛中最艰苦的。“抱怨”随着亚布力论坛诞生之日起开始。
　　“几乎都靠手工，效率比较低。虽然李宁牌运动服赞助了滑雪服，但还没人赞助电脑，大会的宽带网络也没建起来。”潘石屹曾这样描述他在亚布力的见闻。
　　服务不周到，这不仅仅是嘉宾的感受，亚布力论坛主席田源自己也很清楚。
　　一次，他有个朋友交了会费，竟然没被安排住处，只好找地方借宿。朋友并没有责备田源，因为他在参会时谈成了一桩生意。但此事让田源意识到，论坛运营必须走专业化路线，于是，他和一部分企业家发起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经营亚布力论坛。他们每人出资10多万元，但约定永不分红，只让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让论坛运转更加有效。
　　这几年，交通和住宿改善了，论坛的内容早已经在网上直播。这也让有些人怅然若失，陈东升直呼不习惯：以前每年来这里过着农民的生活，大家挤在热炕头上其乐无穷。现在有了好环境，味道变了。
　　亚布力借助参会者聚集的机会，也衍生了另外的圈子：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冯仑等发起主导的行业联盟协会等。
　　不过，它也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现在，各类企业家组织不断涌现，亚布力的影响力似乎有所减弱。有业内人士也认为，“亚布力不如前几年活跃了”。
　　面对现实的挑战，陈东升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亚布力论坛一直在打造中国企业家真实的思想交流阵地，并没什么变形的打算。

泰山会：历史的背影编辑本段回目录
　　这是民营企业家的互助组织，它的创建和变迁，带有明显的时代印痕。
　　特点：最有历史感的商圈，民营企业家组织的代表。
　　部分成员：四通集团段永基、联想集团柳传志、万通集团冯仑、泛海集团卢志强、复星集团郭广昌、远大空调张跃、信远控股林荣强、巨人网络史玉柱、百度李彦宏等。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报道
　　2009年9月8日，联想控股宣布，卢志强的泛海集团接手国科控股29%的股份，成为除国科控股、联想员工持股会之后第三大股东。
　　分析家们普遍认为，中科院挂牌时列出的股权转让的苛刻条件，似是专门为泛海集团量身定做的。联想总裁柳传志在泛海入股联想发布会上，一句“我和卢总早在泰山会时候就认识”，意味深长。柳、卢二人情谊背后的泰山产业研究院(以下简称泰山会)，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此前也有一个类似的历史片段，记载在媒体的报道中。
　　2007年，史玉柱东山再起后，来京邀请好友组织座谈会，会上口口声谢“泰山会”。泰山会的发起人之一，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专门赶来为史玉柱做主持。
　　史玉柱显然把泰山会当成了自己的娘家。一旦翻身，首先要向娘家人汇报。在这场名为“战胜挫折，走向成功”的座谈会上，史玉柱说，在他低谷的时候，“泰山”始终给了他很大的精神帮助和重新创业的经验，“这是我能够复出的重要条件。”
　　这位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敢赌的人，即使在最艰难的几年里，每年都坚持参加泰山会的例会。
　　然而，史玉柱和柳传志等人身后的泰山会，虽然名声在外，却鲜有报道。因为，会员们从一开始就达成一致：聚谈时不录音、不记录、不邀请当地领导、不对外宣传。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团体，为何如此神秘，又有浩大的召唤力？
　　泰山会阵容
　　“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泰山会绝对是一个超豪华阵容。”
　　泰山会挂靠于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以下简称中民协)，中民协现任副秘书长朱希铎曾任四通集团副总裁，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泰山’成立十多年，会员几乎没有变过。”
　　泰山会成立于1993年，由于成立大会在山东召开，遂取名“泰山”。此外，会员们也认为，“五岳至尊”的泰山寓意一种高度，以泰山取名，也代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高度。
　　陈庆振，是这个豪华阵容里的一员，也是中民协的现任秘书长。现年69岁的他是中国最早下海创办科技企业的淘金者之一，和段永基、柳传志等人同是中关村的元老人物，1983年创办“中国第一家卖电脑的公司”——科海。
　　陈庆振向《中国周刊》记者粗略地列举着泰山会成员：四通集团段永基、联想集团柳传志、万通集团冯仑、泛海集团卢志强、复星集团郭广昌、远大空调张跃、信远控股林荣强、还有年轻一点的史玉柱、李彦宏……
　　这些会员企业组合起来就是一条强大的产业链，链条上的每个企业都占据了所在行业的绝对影响力。段永基等人对泰山会的构想是：资产过亿的、达到某种量级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私人圈子。
　　然而，泰山会一直低调。现任会长林荣强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泰山会是一个私密的个人组织。”
　　据林荣强的秘书介绍，2005年的时候，泰山产业研究院才改名为泰山会，人数缩减为现有的16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单纯的企业家私人交流的圈子。“现在也主要是以娱乐性为主，会员们有时间就一起打打高尔夫，喝喝茶，聊聊天。”
　　万通集团冯仑也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们是一帮老男人，私人组织。”
　　的确，经历了17年光阴的泰山会有些“老”了，它几乎是改革开放以来，自发形成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家组织，它的发展进程及变异，记录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史以及企业家的喜怒哀乐。
　　“四人小组”起步
　　追溯泰山会的历史，最初只是一个 “四人小组”。
　　四人分别是：陈春先，中国硅谷第一人，1980年下海成立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陈庆振，1983年成立科海公司，中国电脑买卖第一人；段永基，四通集团董事长，中关村元老；王洪德，京海集团董事长，中关村元老。
　　当年，四位民营科技试水者，经常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喝茶聊天。没有老板椅，也没有高尔夫，仅有木桌、清茶，和忐忑迷茫的心境。他们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但是至于如何经营，茫然不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并互相提醒和学习。
　　陈庆振向《中国周刊》记者举例：科海卖电脑，当时一台电脑可以盈利一万元。由于不懂经营，磨损和坏掉的电脑一直不能出手，只能将电脑中好的零件单卖。年终计算利润的时候，就包括了卖出去的电脑和单卖的零件利润总和，而成本则按照卖出了多少台计算。如此一来，计算出的利润高了，税收就高。
　　诸如此类的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很多，四人约定每周六晚上喝茶聊天，各自说说自己公司的事情。地点一般定在某一家公司的办公室。这样的不成文的聚会进行了两三年，后来，大家越来越忙，就规定在每个月选出一个周六晚上一起喝茶讨论。陈庆振记得，茶话会开始前几天，总有人问起：“老陈，什么时候开会，我这边又有问题了。”
　　1984年到1987年之间，一批科技企业成长起来，其中包括联想、方正、紫光等。他们的领军人物也开始加入这个小组。
　　小组很快扩展到六七人，十几人，几十人。小会议室容不下了，就找大会议，直到大的会议室也容纳不下，成立一个正规组织的想法开始萌生。而且，这个团体的影响力也吸引了政府的关注。
　　陈庆振回忆，后来八九十个人中，有接近一半的人是来自政府、学者和媒体。社会各个方面都关注的时候，成立正规组织也是一种需要。
　　于是，1987年，在国家科委牵头下，成立了“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此后，全国更多的民营科技企业参与到这个团队，遂改名“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这一年，协会第一任秘书长便是挂职国家科委的华怡芳。
　　更名后更加私密
　　组织建起来了，队伍壮大了，问题也跟着来了。由于人员太多，反而减弱了交流的效果。
　　陈庆振向《中国周刊》解释：“最早发展起来的民营科技企业，现在谈论的问题是上市、海外并购等层面。而中民协里更多的中小企业还在关注他们发展之初的企业问题，拢在一起不好交流。”
　　于是，一个更小、更有效的“顶级”小圈子成为需要。这个小圈子在1993年变成现实。
　　这一年华怡芳退休了。在他的牵头下，中民协里影响力大、私交好的企业家们组成了一个小圈子——泰山产业研究会(1998年改称泰山产业研究院)。
　　华怡芳是泰山会发展中无法避开的人物。他的父亲华岗，是中国老一代革命家。而华怡芳本人一直都在辅助别人做事，人脉关系极广，人缘很好。即便到了2009年，在华怡芳去世四周年后，中民协还为他组织了一次追思会。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吴明喻评价华怡芳：“他和民营企业家们不是一般的私交。那是生死之交。”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回忆，“华老朝气蓬勃，思想意识超前。人际关系很广泛。”
　　华怡芳和民营企业家们的交情一定程度上也缘于他思想意识超前，一直主张在市场经济下建立平等的经济秩序，并为民营经济的发展鼓与呼。譬如，“泰山”成立后，华怡芳成立了《泰山通讯》，虽然只是一本内刊，但反映了很多经济上的超前讨论，也有一些政治的主张，这些内容在当时还是比较敏感。柳传志和段永基等成员对此也有所担心。但是，这个讨论平台进一步树立起“泰山”的威信。
　　2005年，华怡芳去世，失去核心人物的泰山产业研究院改名为泰山会。之后，泰山会的组织形式更加私人化，不再设分会，也取消了内刊。
　　拯救史玉柱
　　尽管“泰山”经历了几次变化，但一直沿袭着较为紧密的圈内关系。在私交基础上，泰山会总能爆发出市场之外的能量。这种能量在“泰山”尚未成立时就已经显露出来。
　　1992年，北大方正第一任总裁楼滨龙被解除领导职务，华怡芳对此事高度关注，并找到巨人集团史玉柱向其介绍楼滨龙的情况。后来，楼滨龙就做了珠海巨人集团执行总裁。
　　诸如此类的事情，华怡芳乐此不疲。陈庆振记得，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许多民营企业家受到不公平对待或者遭遇失败，“华怡芳就想办法把他们解救出来，恢复生产。”
　　泰山会“救死扶伤”的功能，最经典的案例就是史玉柱了。他和泰山会的关系真的是“生死之交”。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吴明瑜清晰地记得：“当年史玉柱要在珠海盖楼，协会成员是不赞成的。此后，东窗事发，巨人集团受到很大的打击。大家都想着怎么样帮助他。”
　　时任中民协秘书长、“泰山”会长的华怡芳亲自找到在职的吴明瑜，探讨“怎么拯救史玉柱”，他还“到处找关系，想办法”。
　　长城企业战略发展研究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表示，“巨人集团倒塌之时，段永基帮了史玉柱一把，后来还支持史玉柱从脑白金重振雄风，并且获得新生。”2004年1月，四通控股更是花12亿元买下脑白金，并给了史玉柱20%多的四通控股的股权。
　　段永基和史玉柱是在1993年认识的，当年“泰山”刚刚成立，两人同为会员。
　　2007年，东山再起后的史玉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我允许分公司少报销售计划，但绝不许谁报多了没有完成。如今‘说到做到’在公司内部已基本实现，公司内部的信用危机消除了。”
　　而，“说到做到”这一企业心法正是泰山会另一元老柳传志所亲授。在柳传志的启发下，史玉柱抛弃了巨人集团以前口号般空洞的企业文化，新企业上海健特将实用性作为企业文化的首要条件。
　　当然，帮扶是相互的。
　　譬如，史玉柱也为四通从IT电子改为做保健品的转型不遗余力，曾表示“出任四通CEO，年薪只收一元”。
　　2007年的那场座谈会上，史玉柱更是开口大谈：“我粗粗地算了一下，要搞死一个民营企业，至少有十三种方法。”对史玉柱而言，在泰山会里和兄弟谈失败，更知心。
　　保持下来的能量
　　泰山会的能量不仅仅体现在挽救史玉柱一人身上。从历史到今天，这个圈子的能量一直在发挥作用。
　　企业家们站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享受同样的荣耀，也遭受同样的挑战。在制度的逐渐完善中，试水者容易湿鞋。特别是，泰山会成员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科技企业家，当初，他们共同面对着市场经济秩序的不完善，社会上缺乏切实的企业发展保障措施。出格、犯规的事情多见。中关村走私案，便是一个例子。
　　上世纪90年代初，信通老总金燕静成为当年走私重点打击的对象。此时，中关村的大佬们纷纷在舆论上对她表示了同情。抱团取暖，兄弟情义依稀可见。他们中的多数同样也是泰山会的元老们。
　　《联想风云》的作者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记载，联想总裁柳传志曾说，“这样干是不是走私呢，是走私。可是老实说，当时整个国家是走私风行，都在买卖批文，买卖外汇，他们都没事。你是想抓谁抓谁，想打谁打谁，这不就是民不举官不纠嘛！”
　　而时任科海总裁的陈庆振则说：“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原来的法规条例进行突破，对不对？突破什么呢？就是‘违规’。你如果是完全按照过去的条条框框，你不敢越雷池一步，那肯定什么也做不成。”
　　华怡芳一直在支持这帮“呛水”的企业家。在2009年的华怡芳追思会上，参与座谈的人还提到，“华怡芳为金燕静费了不少心。”
　　时至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进一步走向完善，而泰山会的能量，依然在继续。
　　在卢志强的泛海入股联想这件事上，柳传志坦言：“我与卢总在办公室谈了一次，三个小时。在谈这件事情上，我们肯定有默契，可谓一拍即合，甚至没有过任何反复的磋商。”
　　然而，这起被媒体爆炒的大亨联手事件，在陈庆振嘴里只是一句很轻松的话：“泛海正好在寻找这块业务，联想又正好要卖股份，老柳和老卢俩人一商量，事情就办成了。”
　　“这样的事情很多。” 陈庆振右手一挥，表示对这种现象已司空见惯。
　　这正如柳传志曾公开讲的那样：“在泰山会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合作对象。”      
　　(中国周刊实习生马梦遥对本文亦有贡献)

揭秘美国商圈：工作生活截然分开编辑本段回目录
　　美国商圈什么样
　　在美国，工作圈与生活圈截然分开，边界清晰，企业家不会像中国那样有那么多商圈的饭局，即使有饭局，也不会在饭桌上说“我需要一笔钱”。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去年底，从美国传来的一则新闻让全世界大吃一惊。
　　“拥有340名超级富豪的黄石俱乐部申请破产了。”这家私家高尔夫与滑雪会所坐落在美国著名的黄石国家公园内。25万美元的保证金，每年年费约1.8万美元，能够加入其中的都属于世界顶级富豪。其中包括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美国前副总统丹·奎尔、前老资格国会参议员杰克·肯普等。
　　黄石俱乐部的破产缘于扫荡全球的金融危机，经济不景气，资金链断裂。
　　根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去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西部很多度假别墅或者俱乐部都申请破产管理。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在美国，这(黄石俱乐部)只是一般经营性场所，不承担其他功能。”零点咨询公司董事长袁岳对《中国周刊》说，美国人不像中国，“他们不需要借助一个平台抱团发展。”
　　袁岳经常参加中国企业家的活动，对中国商圈多有了解，他也常去美国考察，长期研究企业家。在他眼中，哪里都有商圈，但美国的圈子明显与中国不同。
　　工作生活截然分开
　　袁岳说，美国的企业家圈子更加家庭化。比如，他们会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和朋友们一起参加家庭聚会。这在万圣节、圣诞节很流行。他们更多是以朋友身份参与，是生活聚会，而不像中国企业家那样，“老板们的聚会，不带老婆小孩玩”。
　　张东明对此也有同感。她是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亚太区发展总监。《中国周刊》记者在一次论坛上见到她时，她身着一身冷色调的职业套装，她坦承“作为一个女人，又是一个职业女性，需要SURPORT NET”。
　　她说的圈子可以分为瑜伽圈、美国商会圈、电信行业协会圈。瑜伽圈的就是围绕瑜伽的生活圈，而美国商会、电信行业协会的活动就是为了促进行业交流。两种圈子各自内容明确，边界清晰。
　　她很难想象一起练瑜伽的朋友会发展为生意上的伙伴。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袁岳向《中国周刊》记者做了个假设：如果比尔·盖茨和美国花旗银行行长有一个玩游艇的小圈子，那么，他们在一起只是玩游艇。如果微软急需要银行资金，他不可能在饭桌上说我需要一笔钱，请花旗银行行长帮忙贷款。
　　袁岳解释，美国的制度化建设比较规范，也会有需要圈子办的事情，但是在总量上这样的事情比较少，所以他们不需要那么依赖圈子。黄石俱乐部的破产就是一个例证。
　　“中国企业家可能晚上常有饭局，而美国企业家大多晚上回家吃饭。美国人大多不会没时间跟孩子吃饭，却有时间跟哥们儿一起喝酒。”
　　专业的慈善运作
　　据袁岳的观察，美国商圈比中国商圈子“体面得多”，文化味道更为浓厚。商圈里经常进行一些艺术欣赏、慈善等活动。
　　与中国不一样，像华盛顿、纽约的慈善筹款晚会非常多。一家瑞士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对《中国周刊》记者表示，究其原因，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财富积累的原始过程，而中国还处在“财富积累的浮躁期”。
　　袁岳说，尽管中国企业家的慈善公益活动也在逐渐增多，但很多是企业家自己组织的，他们是否出席这类活动，习惯于考察其他出席者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朋友。
　　而在美国，商圈的公益活动多由专业机构来组织，比如慈善和环保项目，就由专业的慈善基金会、环保机构来运作。

华夏同学会：永远的商学院编辑本段回目录
　　源于商学院，沿袭商学院，商业聚会中听取商业故事，是老板级同学们的享受。
　　特点：最能代表企业名流的同窗情结，源自商学院，运作也富有商学院色彩。
　　部分成员：万通集团冯仑、中国宽带基金田溯宁、蒙牛牛根生、TCL李东生、 汇源果汁朱新礼 、阿里巴巴马云、腾讯马化腾、联想柳传志等。
　　中国周刊记者  余芳倩 北京报道
　　你想听首富王传福说比亚迪的故事吗？
　　你想听腾讯马化腾点评开心网吗？
　　你想知道新浪曹国伟如何进行MBO吗？
　　如果你是华夏同学会的一员，你就没理由听不到。
　　商学院中的商学院
　　这看上去就是一个CEO培训班。
　　万通集团的冯仑曾说，坐在华夏同学会的聚会现场，探讨的问题比所有媒体、商学院讲得都要深。10月份他参与了华夏同学会的深圳活动，听比亚迪老板王传福、腾讯马化腾等讲故事、做评论，十分精彩。
　　每一个商业模式的成功背后都大有故事。在华夏同学会，同学们“听到的是从没对媒体公开的故事”。冯仑对此感触很深，“以前好比去电影院观赏大片了，这里是实实在听制片人介绍如何制作大片。”新浪CEO曹国伟最近也到华夏同学会讲过MBO的背后故事，其中诸多内容，媒体记者求索而不得。
　　关于这两年华夏同学会的活动，外界流传最广的，就是2007年曾聚齐了互联网公司的四大猛将：马化腾、李彦宏、马云、曹国伟。到目前为止，他们四个人在同一个场合讲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还是唯一的一次。
　　每次华夏同学会聚会，开场就由两个企业家来讲故事，然后大家自由讨论。这是典型的商业课堂，沿袭了商学院的风格。冯仑认为，这让他保持了学习的状态和敏感的观察。
　　同学会一年聚会两次，每次活动由其中一个同学承办。今年4月，冯仑就承办了第十二次同学聚会，为期两天，二十多个同学出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青岛啤酒董事长金志国、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迈瑞公司董事长徐航以及新浪曹国伟等，都以特邀嘉宾身份参加。
　　再往前，第十次华夏同学会聚会，是由中国宽带基金主席田溯宁承办的，柳传志、冯仑、马化腾、牛根生、李东生、朱新礼等知名人士都出席了这次聚会。
　　一位业内人士对《中国周刊》记者笑言，“华夏同学会是商学院中的商学院”。
　　同学情谊
　　不过，华夏同学会并不是商学院，它是长江商学院和中欧商学院的“后代”。一部分同学上过长江商学院的课，一部分上过中欧商学院的课，还有的人两者都报名学习过。于是这些互相认识的同学就自由组织，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华夏同学会。
　　2005年，中欧商学院与哈佛大学、西班牙IESE商学院在全国推出了为期四周的CEO班，前两届CEO班的近60名学员包括了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TCL总裁李东生、百联总裁王宗南、红豆集团董事长周海江、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汇源果汁董事长朱新礼、博时基金总裁肖风、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等多名国内商界精英人物。
　　一年之后，长江商学院也与沃顿商学院合作办起了CEO班，课程时间只有16天，榜上有名的同学有：李东生、牛根生、马云、冯仑、中石油总经理傅成玉、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华力集团董事长汪立成、曾任UT斯达康中国公司总裁的吴鹰等35位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家。
　　他们的学费非常高昂，中欧35万元左右，而长江商学院55万元左右。
　　这些身价不菲的同学会成员聚会主题并不仅仅限于商业。华夏慈善基金会是他们的另一项活动内容。每次活动结束前，冯仑、朱新礼、王兵、虞峰等同学都会放一段影像资料，汇报华夏慈善基金工作。冯仑说，上面会有他们慈善工作的进程细节，对先天性心脏病儿童一对一的帮扶形式，“你帮助谁了自己清楚”。前不久，他还收到了从吉林他所帮扶地区寄给他的反馈资料。华夏慈善基金已经运行三年，是国内第一家由企业家发起并管理运作的民间慈善基金会，被民政部表扬为国内最好的私募基金，同学会对此非常高兴。
　　同学会的聚会是非常正式的，如有同学缺席，就会遭遇天价罚款，罚款数额高达数万元。这些罚款都捐给华夏慈善基金会。既明辨了是非，又资助了公益。
　　去年，蒙牛三聚氰胺危机之时，牛根生获得了很多企业家的帮助。事后他致信感谢的名单中，不少就是华夏同学会的同学。
　　不过，这帮助背后的考量多少出自同窗之情、多少出自商业的算盘，或许很难分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