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中国下海经商官员

奥园集团执行董事兼董事局副主席。

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陈东升。

　　从官场到商场，当一批官员转身之后，留在他们背后的是褒贬不一的评价。
　　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北京报道
　　“叶澄海远不如武捷思值得关注呢！”
　　在深商研究会副秘书长金城眼里，低调的叶澄海除了本人没有什么特点之外，也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个人商业理念，信立泰只是深圳众多企业中的一员，这么多年把公司捣鼓上市了，深圳这样的企业太多了。
　　受质疑的下海者
　　武捷思，1951年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博士生导师。1995年至1998年期间，武捷思担任深圳市副市长，后出任广东省省长助理，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处理广东国投破产和粤海的重组。
　　1999年，武捷思被广东省政府委派至香港，负责对当时负债高达35.85亿美元的粤海集团进行债务重组。3年后，粤海扭亏为盈，2004年恢复派发股息。
　　2005年4月，武捷思辞官下海，出任朱孟依旗下的合生创展行政总裁。
　　随后，武捷思为合生创展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淡马锡、老虎两大基金，合生创展的股价节节攀升，进一步壮大了朱孟依的地产王国。
　　2008年初，武捷思在合生创展的合约期满，紧接着便“转会”中国奥园地产集团，担任该集团执行董事兼董事局副主席。
　　武捷思的这次商海转身，选择再次加盟民营地产企业，其条件除了比合生创展多出100万年薪之外，其他条件都一样：三年合约，年薪600万，2000万股认股权。
　　从武捷思下海的第一天开始，批评之声也一直伴随着他。“辞职后马上加盟民营企业，做的行业也和从政时差不多，他不利用过去自己在政坛的资源是不可能的。”金城就感慨，像武捷思这样的做法在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是绝对不允许的。
　　2008年8月5日出任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巨头黑石集团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的付山，比武捷思受到的质疑声音更大。这位国家发改委外资司综合处前处长，并没有受到2004年颁发的 《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的约束，投身于外资金融机构。
　　该《意见》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92派”的创业潮
　　1992年初，**南巡，发表着名的“南方谈话”，5月，国家体改委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式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制度的创新，伴随的是一波波下海创业的冲动。凌志军在《变化》一书中列出了一个1992年下海名人的单子：薄熙成、李宁、黄婉秋、张海迪、韦唯、那英、刘晓庆、陆文夫、王朔……他写道：“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谋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历史上的第二波官员下海潮流汹涌而来。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十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在这十万党政干部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92派”。
　　“92派”这个名称的发明者是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是指1992年**南巡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
　　1992年下海之前，陈东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常务副总编。**南巡之后，他辞职创办了中国嘉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 1996年创办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多年后，陈东升称，因为有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他才毅然决然地下海创业。而他当时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同学毛振华，也于1992年下海，筹备创立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我们下海的目的不仅仅是赚钱，更是想在某个领域成就一番事业。事实也是这样，十几年后，我们都成为各自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当年从国家科委辞官下海，创办了慧聪公司的郭凡生，这样点评自己所属的“92派”。
　　“92派”中的大多数人之前就和陈东升那样，是在政府机关或者科研机构非常有见地和想法的人，在体制内一直跃跃欲试，本身也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企业运作上有现代观念。但一直以来，他们都在体制内被压抑着，甚至仕途发展不再有更大的希望。机会一旦来临，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投身商海。
　　在2000年之后出现的官员下海潮中，也有一些人下海后直接选择自主创业。
　　高红冰原来是国务院信息办主管政策法规的处长，主要负责领导的讲话，有关文件和政策的拟定，以及信息化法规、战略规划的协调起草等工作。
　　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原国务院信息办撤销，高红冰调任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工作平台的降低让喜欢搞宏观研究的高红冰觉得没有了用武之地。而当时整个互联网行业被普遍看好，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纷纷成立，平时熟悉的人一下子成了风云人物。
　　为了不错过在互联网上的创业机会，高红冰决心下海，不过其离职申请，两年后才如愿以偿。2000年4月，高红冰辞去公职，创办北京互联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半遮半掩半下海”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也就是叶澄海在商海初试身手的时候，开始有官员“下海”之说，但是这个时期官员下海的形式和叶澄海很不一样，他们被称为“半下海”。
　　“半下海”的官员还处于一种半遮半掩状态，他们“下海”的方式也多是平级调到国有企业任职，是体制内的一种流动。
　　更多的官员下海，与行政机构改革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领域进行了六次比较大的机构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会有一批官员弃官从商。
　　第一波官员下海热，是因为“文革”结束，瘫痪的政府部门开始恢复运作，大批老同志平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政府部门从32个激增至100个。为解决机构膨胀人浮于事的问题，中央开始精简机构，并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又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在中央一级党政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后，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随后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
　　于是，一些职位比较低，没有很好的升迁机会，或者有缘于一时冲动的官员，成了中国第一批的“下海”者，到部门下属的单位或企业中去当领导。
　　不过，也有吃螃蟹者。1986年初，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的叶康松，原是温州市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辞职后，他并没有去经商而选择了务农，但他承包的山地获得出乎意料的经济效益。叶康松如今已成为美国康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其“康松”牌西洋参几乎席卷了整个内地市场。
　　但1980年代中期，像叶康松、叶澄海这样选择主动下海的并不多，即使有，也有不少被称为“官倒”。
　　2000年之后的官员下海热，和1998年政府机构的调整有很大的关系。1998年的机构改革后，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个，算得上历次机构调整中裁减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
　　2000年后部分下海官员
　　门新国：山东省垦利县县长门新国，2000年10月辞去公职，出任山东黄河集团常务副总经理；一年半后因病回归体制内。
　　游宪生：2000年11月辞去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公职，加盟病危的ST中福。很快他又改换门庭。短短半年，他先后加盟神龙、华都等民营企业，后来，一边担任职业经理人，一边创立自己的公司。
　　徐刚：2002年3月，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辞职后担任吉利集团首席执行官，五年后，黯然离去，2007年11月加盟苏宁环球集团，转战房地产业。
　　吴敏一：2003年2月，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辞职，三个月后出任“红蜻蜓”集团“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2004年，出任铭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裁，2004年11月，转任秋林集团总裁，两年之内，吴敏一换了三份工作。
　　王文进：2003年6月，51岁的琼海市副市长王文进辞官下海，出任新组建的海南博鳌中足体育综合训练基地有限公司总经理。
　　蔡德山：2003年9月，湖北某区委副书记的蔡德山下海，成为万家乐燃气具公司新任董事长。
　　郑宁：2003年底，从美国学习归来不足一年的江苏省盱眙县县长郑宁辞去公职，受聘于《扬子晚报》，担任总经理，做“报贩子”。两年过后，受一位澳大利亚籍华人企业家的邀请，成为一个洋酒品牌的推广者，改做“酒贩子”。
　　赵克俊：2004年12月30日，担任创维集团彩电总监。赵于1992年到1998年间担任过四川德阳市副市长。如今赵克俊是创维集团的副总裁。

叶澄海：从副省级高官连贬三级到亿万富翁

叶澄海,39岁官至广东省委常委,正当仕途春风得意之时,却突然被调到湖南省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担任副处级闲职,从此逐渐淡出公众视野。20年过去了,他重新回到舞台的中央,成了拥有数十亿元财富的上市公司董事长...
   2009年9月1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淡出公众视野多年的叶澄海出现了:笔挺的深色西装,雪白衬衣,红花纹领带,步履稳健自信,脸上始终带着微笑。他亲自敲响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钟声。信立泰随后成为中国“最贵医药股”,股价仅在茅台之后,成为时下中国股市第二高价的股票。叶澄海个人身家随之飙升到50多亿元,一步跨入中国超级富豪行列。
    人们把这个曾经担任过深圳市副市长的亿万富翁团团围住,问他的财富观,问他对公司前景的看法……当然,最重要的是,人们想知道,一个39岁就成为广东省最年轻的省委常委的高官,怎么会在此后选择辞官下海经商?
    “马克思不是早说过,人们在选择职业时,上帝早已为他选好了职业。”面对各种好奇的问题,66岁的叶澄海依旧不露声色,以一句“外交辞令”式的话作了回答。
    39岁官至副省级
    信立泰上市的敲钟仪式过后,有人问叶澄海,副市长与上市公司的企业家,更喜欢哪一种身份?为什么?叶澄海很干脆地回答,更喜欢从商,因为更自由,更有挑战性。
    对于这个答案,广东省委党校65岁的退休教授丘立才却是另一个评价:“澄海其实一直都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丘立才是叶澄海的好友,两人是高中上下届的校友,交往时间已经长达48年。
    “没有政治抱负,他当年会那么刻苦地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吗?”丘立才的普通话没有粤语口音,隐约夹杂着些客家口音。叶澄海和他都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高中都毕业于当地的名校东山中学。那里也是叶剑英元帅的母校。
    丘立才比叶澄海低一届。1963年,叶澄海高中毕业,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并考上了国际政治系。丘立才记得,那个时候,人民大学被称为“第二党校”,对有政治抱负的学生们说,人大比北大和清华更有吸引力。
    丘立才说,叶澄海的这个选择,在当时的梅县非常少见,因为一般梅县人对北京不感兴趣,最关注的是印尼、新加坡和泰国。“我们客家人的传统是要去闯南洋,去做生意的。像我老家的村子里,在雅加达的人就比留在村里的人还多。”
    高中时的叶澄海,堪称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几乎门门功课都是满分,他是校学生会主席,还入了党。丘立才与叶澄海恰好住在一个宿舍,在他的印象中,他们平时在一块聊天的内容也和其他同学不太一样,基本上就是在谈政治。
    虽然已经辞官下海二十多年,但丘立才感觉,叶澄海对政治的兴趣丝毫不减当年,他们每次见面,聊天最重要的内容还是政治。作为省委党校的教授,丘立才说,他给上至省委领导,下至中青班后备干部讲了快三十年的为官之道,但叶澄海在政治上的见解是绝大多数干部都比不上的。
    叶澄海从人民大学国政系毕业后,经过河南商丘一个部队农场一年多的锻炼之后,1970年分配到广东宝安县(深圳市前身),成为县委宣传部的干事。这个时候他已经结婚,生了第一个孩子。
    妻子廖清清是叶澄海梅县的同乡。廖清清的出身非同一般,父亲是被柳亚子赠“梅州大侠”美誉的廖安翔。这位早年经商香港、思想进步、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大侠”,在抗战期间参与并组织了着名的港九“秘密大营救”,成功救出被困香港的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乔冠华等大批文化界名人和民主人士。同时,他还筹集了大量的支持华南抗战的经费和物资。当年被廖安翔营救的人士,一部分成为新中国初期的高层领导人,与他交往密切。
    到了宝安,叶澄海工作上的表现让很多人记忆犹新。作家廖虹雷当时也在宣传部工作,他还记得,叶澄海刚来的时候,整个机关都比较关注,那时大学生少,名牌大学的就更少。而宝安又穷得叮当响,大家都觉得这个北京名牌大学来的年轻人,很可能吃不了这种苦,干不了多久就会走人的。
    叶澄海不但没走,还干得非常投入。在廖虹雷的记忆中,这个戴着眼镜的大学毕业生一来就扎进了农村。1970年到1974年,叶澄海在农村工作了四年多,根本就没把自己当成大学生。工作起来,和农民们摸爬滚打到一块,犁田、耙地、插秧、施肥、播种、收割,样样都学会,不比农民差。庄稼收割的季节,近200斤的一包谷子,他扛在肩上运送到手扶拖拉机上,来回几趟大气不喘,没有人不佩服的。
    1979年深圳建市之后,叶澄海担任第一任罗湖区委书记。“他这个书记有个特点,几乎天天都在下边搞调研。”廖虹雷记得,当时叶澄海鼓励企业对外搞来料加工、让农民过境到香港去耕作、建议有关部门同香港商人合资开餐馆,创造良好的环境以吸引外资……
    有一件事廖虹雷记忆非常深刻。1979年8月底,为了解决港商来深圳投资没有饭吃的问题,罗湖区委决定开办深圳的第一家合资餐厅。但当时粮油糖在全国还是统购统销,香港进口需要审批和完税,深圳市委的主管领导思想并没有扭转过来,根本就不同意办。他撂下“宁可不让我当书记,也要办成这件事”的狠话,硬是自己跑到市委书记那里去磨,把这个项目磨了下来。餐厅从搭建到营业,只用了个把月,一年就让国家净挣350万元。
    “他是个思想很解放,很有想法的官员。” 廖虹雷去过叶澄海的家,“朴素到可以用简陋形容。”当时深圳不少干部已经流行通过香港的亲友,为家里买来舒服的沙发,但叶澄海家还是那种老式的藤椅,而且还是补了很多个补丁的。
    丘立才说,叶澄海的从政之路,一直都比较顺畅的原因,除了运气好,和他精心的经营也有很大的关系。
    1983年的一天,丘立才去省委大院旁边的干部宿舍区探望叶澄海。时年39岁的叶澄海刚被提拔为广东省委常委兼外经委主任。一进叶澄海家,学中文的丘立才就被客厅墙上悬挂的书画吸引了。一幅画着两头驴子的国画在中间,旁边是一副对联。对联写的是“历经世间坎坷路,不向人前数不平”。
    叶澄海告诉丘立才,他就是要用这幅画和对联来鞭笞和激励自己,在今后的从政生涯中,不管遇到什么坎坷和困难,都要“像驴一样,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决不放弃”。
遭遇仕途“滑铁卢”
    这样一个在官场上春风得意,且处处精心经营的人,怎么会在40出头、风华正茂的年龄突然“急转身”呢?
    令人好奇的是, 叶澄海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自己辞官下海的原因。一个流传开来的说法是,因为他为人直率,个性张扬,往往说话毫无忌讳,再加上,他观念意识超前,因此在工作中四处碰壁。于是,思量再三后,他决定弃政从商。
    在信立泰(SZ002294)的高管资料中,对董事长叶澄海是这样介绍的:中国国籍,香港永久居民……1968年-1979年历任广东省宝安县宣传干事、理论教员、公社副书记、县委常委兼公社书记、县委副书记;1979年-1983年先后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罗湖区委书记、深圳市副市长;1983年-1985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兼外经委主任;1986年开始从事商业活动,创立了香港美洲贸易、深圳海滨制药有限公司等……
    迄今为止,在所有媒体的报道中,对叶澄海从政经历的记录都是到1985年他担任广东省委常委、省外经委主任这一职务,但这并非他从政的全部经历。
    《中国周刊》记者经多方打听得知,叶澄海这份履历的背后,隐含着不为人知的苦衷。早在1984年9月前后,叶澄海遭遇了仕途“滑铁卢”,连降三级,从副省级变成了一个副处级干部。而且,还从广东到了湖南郴州这个不起眼的地方。
    湖南郴州,是叶澄海在自己的履历中从来没有提到过的地方,但这里却是他从政生涯的最后一站——叶澄海辞官下海,最后辞的并不是深圳副市长,也不是广东省委常委,而是湖南省郴州地区(现郴州市)经委副主任。
    “照理说,副处级这个级别的官员是不存在跨省交流的,但省委组织部一个电话打来,叶澄海第二天就来报到了。”提起叶澄海,现任郴州市经委主任的刘洪书马上打开了话匣子。
    刘洪书当时还是郴州经委人事政工科的一个普通科员。虽然主任一级干部的异动并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但他还是从有关领导的口中知道叶澄海算是被贬郴州的。从副省级到副处级,叶澄海应该是犯了错误,但犯了什么错误,没有人知道,上面人不说,叶澄海自己也从来没有提起过。
    不过,据一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与叶澄海关系密切的人士透露,叶澄海是中了港商精心设计的“圈套”。1984年,中央已经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当时叶澄海手握广东省外经贸审批工作大权,很多人都希望他能大开方便之门。
    “对方对他进行要挟。不过,听说他很硬气,根本就不理要挟。”这位知情人士说。
    叶澄海中“圈套”的事情,丘立才也知道,但叶澄海是如何应对的,他并不清楚,只是知道,叶澄海此后就被调到湖南郴州去了。
    刘洪书原本以为会看到一个状态非常糟糕的人,没想到,眼前的叶澄海面带微笑、不卑不亢。
    郴州的另一位退休干部邓秉清对叶澄海印象深刻,则在于他的言必信、行必果的办事风格。
    1985年,邓秉清在郴州下辖的宜章县当县长,县里准备建一个水泥厂,他是总指挥长,还有500万元的资金缺口,不知道怎么办。恰好刚来郴州经委工作的叶澄海到宜章调研,饭桌上,偶尔听邓说起水泥厂有资金缺口,叶澄海当即就表示,这件事交给他来办,他到深圳去招商引资。
    第一次见面,又是饭桌上顺口提了这么一句。邓秉清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没想到,隔了几天,他就接到了叶澄海从深圳打来的电话。他已经开始在联系引资的事情了。此后,“几乎是在叶澄海的督促中”,水泥厂招商引资工作迅速展开,三个月不到,邓秉清一行十人就出现在深圳,进行合作谈判。
    谈判中,“他手里拿着一个巴掌大的计算器,帮我们算细账,和深圳的商家讨价还价,忙得都顾不上喝水。”邓秉清说,“谈到最后,参加谈判的两方人都累得不行了,他还依旧干劲十足。”
    刘洪书告诉《中国周刊》,其实,叶澄海到郴州,他的人事档案一直没有过来,在郴州这边只有工资关系和组织关系,郴州经委也没有给他安排什么具体的工作。后来就让他在深圳负责郴州的外向型经济联络工作。这样一来,叶澄海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在深圳,郴州只是偶尔过来。“一年才几次,主要就是来领工资交党费什么的。”
    不过,1985年之后,叶澄海就不怎么来郴州了。很多时候,工资都是郴州经委的人代领,然后利用出差到深圳的机会送给他。那时叶澄海的工资一个月大概是七八十块钱,刘洪书给他至少送过三次工资。刘洪书记得,自己到深圳给叶澄海送工资的时候,他很难为情,有些不好意思。有时候,他甚至并不情愿见到郴州这边来给他送工资的人,个中滋味也许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在刘洪书的印象中,1987年,叶澄海曾经对郴州这边口头提出过辞职,但也是说了说,并没有提交辞职报告。
    到1980年代末期,刘洪书自己和其他代送工资的同事就很难联系上叶澄海了,工资没有领,他也从来没有上门来要过,听人说他到美国去了。郴州这边最终不再发放他的工资,1989年,叶澄海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和郴州方面彻底失去联系。“等同于自动离职吧。”刘洪书说。
艰难转身
    叶澄海后来对外宣布他辞官下海是在1985年。其实,这个时候,他还拥有郴州地区经委副主任的职位,一个闲职。
    一直以来,在官场上都是兢兢业业、忙忙碌碌的人,居然成了闲人,他怎么能闲得住呢?要知道,那可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正经历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波下海经商的热潮呢。1983年,王石和刘永行已经挖到了第一桶金。
    接下来的1984年,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做出,“下海 ”成为这一年的年度热词,“全民经商热”降临中国。1984年被称为“公司元年”。王石、张瑞敏、柳传志、李经纬、潘宁、牟其中纷纷在这激情燃烧的一年里为各自的事业大厦奠基。
    在这股下海潮中,也出现了官员的身影、不过,这一时期,官员的下海还处于半遮半掩状态,被称为“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国有企业中去当领导,“充实基层力量”,实际上只是原有编制待遇的平移。
真正敢于吃螃蟹、弃官下海的第一人出现在1986年初。那就是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的叶康松,不过叶康松当时只是温州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当时他辞职下海并不是去经商,而是去承包山林,务农。
    叶澄海,一个在经商风气非常浓厚的客家地区长大的孩子,有一个在香港经商的岳父,还经历了这样火热的年代,闲下来的他,不动经商的念头也难。“在我们客家人看来,经商本来就是男人证明自己能力的最重要的途径,观念上就很接受。”
    丘立才根据自己对叶澄海的了解,知道他是个希望能不断证明自己的人,当官不顺时,当然就去经商了。
    1986年,叶澄海向亲友借钱,选择在皇岗村租了个不起眼的小厂房,办起了丝绸服装厂,接着是办电子厂,生产验钞机。
    1985年到1989年间的叶澄海,没有对自己做一个清晰明确的规划。这期间,宗庆后、任正非等人又纷纷看准机会创下基业,一大批跨国外资企业纷纷来到中国占领商机,他倒好,去了美国、南美等地经商,领域涉及电子、丝绸、焦炭、房地产、钢铁、制药等诸多领域。后来,他又到香港做贸易,到美国与当地公司合作经营果园和生产相关产品。
    叶澄海后来对人说,因为这段时间压力实在太大,经常彻夜难眠,“借的钱,怎样来还?”他只好咬了咬牙对自己说,“尽你的能力去做,奋斗过了,就行了。”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对于叶澄海这样曾经拥有巨大官方资源的人来说,下海经商应该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要知道,在当时的“价格双轨制”背景下,“官倒”之风盛行,一夜间暴富并不稀奇。
    但叶澄海那些坎坷的经商经历表明,他似乎没有在“官倒”上打主意。丘立才就记得,刚去郴州的时候,叶澄海还曾乐呵呵地对自己说,到郴州工作也蛮好,就当是调整自己。那时候,虽然仕途灰暗,但胸怀政治抱负的叶澄海或多或少残存着东山再起之念。
    丘立才说,叶澄海连贬三级之后依然乐观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和当时一位中央领导过去对他的赏识有关。
    叶澄海还在宝安县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七十年代中后期),曾经被中央某部委抽调去工作一年,据说工作能力突出,还要留在北京。
    叶澄海的老同事,深圳原市委副书记方苞最近就在公开场合说出了这个秘密。
    丘立才也告诉《中国周刊》,当时那位中央领导很看重叶澄海,考虑到基层更有利于锻炼,才让他再次回到基层。回到基层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第三梯队”最被器重的后备干部之一。
    不过,随着高层政治的变迁,远在郴州的叶澄海自觉东山再起无望,遂于1987年向郴州有关方面提出辞职。按照老友丘立才的说法,这段时间,他可能比较大的收获,是让孩子们开始在美国接受好的教育——女儿和儿子后来都读了美国的高等学府,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儿子还是耶鲁的高材生。儿子和女儿现在都是信立泰的高层,是他的得力助手。
    从1989年开始,叶澄海最终落脚深圳,填海建厂,与人合伙开办制药厂,确定以制药作为自己的主营方向。
    从那时候开始,至今整整20年,叶澄海从少年得志的副省级高官到被贬三级,再从辞官到商海打拼,卧薪尝胆,60多岁时重新站在舞台的中央,完成了从高级官员到富商的角色转换。

受质疑的下海者武捷思 盘点中国下海官员中国周刊:记者 邓艳玲 北京报道  
[内容摘要]：从官场到商场,当一批官员转身之后,留在他们背后的是褒贬不一的评价 ..

奥园集团执行董事兼董事局副主席武捷思。

    “叶澄海远不如武捷思值得关注呢!”
    在深商研究会副秘书长金城眼里,低调的叶澄海除了本人没有什么特点之外,也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个人商业理念,信立泰只是深圳众多企业中的一员,这么多年把公司捣鼓上市了,深圳这样的企业太多了。
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陈东升
受质疑的下海者
    武捷思,1951年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博士生导师。1995年至1998年期间,武捷思担任深圳市副市长,后出任广东省省长助理,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处理广东国投破产和粤海的重组。
    1999年,武捷思被广东省政府委派至香港,负责对当时负债高达35.85亿美元的粤海集团进行债务重组。3年后,粤海扭亏为盈,2004年恢复派发股息。
    2005年4月,武捷思辞官下海,出任朱孟依旗下的合生创展行政总裁。
    随后,武捷思为合生创展引进了战略投资者淡马锡、老虎两大基金,合生创展的股价节节攀升,进一步壮大了朱孟依的地产王国。
    2008年初,武捷思在合生创展的合约期满,紧接着便“转会”中国奥园地产集团,担任该集团执行董事兼董事局副主席。
    武捷思的这次商海转身,选择再次加盟民营地产企业,其条件除了比合生创展多出100万年薪之外,其他条件都一样:三年合约,年薪600万,2000万股认股权。
    从武捷思下海的第一天开始,批评之声也一直伴随着他。“辞职后马上加盟民营企业,做的行业也和从政时差不多,他不利用过去自己在政坛的资源是不可能的。”金城就感慨,像武捷思这样的做法在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是绝对不允许的。
    2008年8月5日出任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巨头黑石集团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的付山,比武捷思受到的质疑声音更大。这位国家发改委外资司综合处前处长,并没有受到2004年颁发的《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的约束,投身于外资金融机构。
    该《意见》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92派”的创业潮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发表着名的“南方谈话”,5月,国家体改委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中国式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制度的创新,伴随的是一波波下海创业的冲动。凌志军在《变化》一书中列出了一个1992年下海名人的单子:薄熙成、李宁、黄婉秋、张海迪、韦唯、那英、刘晓庆、陆文夫、王朔……他写道:“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谋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历史上的第二波官员下海潮流汹涌而来。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十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在这十万党政干部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92派”。
    “92派”这个名称的发明者是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
    1992年下海之前,陈东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常务副总编。邓小平南巡之后,他辞职创办了中国嘉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 1996年创办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多年后,陈东升称,因为有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他才毅然决然地下海创业。而他当时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同学毛振华,也于1992年下海,筹备创立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我们下海的目的不仅仅是赚钱,更是想在某个领域成就一番事业。事实也是这样,十几年后,我们都成为各自行业中的领先企业。”当年从国家科委辞官下海,创办了慧聪公司的郭凡生,这样点评自己所属的“92派”。
    “92派”中的大多数人之前就和陈东升那样,是在政府机关或者科研机构非常有见地和想法的人,在体制内一直跃跃欲试,本身也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企业运作上有现代观念。但一直以来,他们都在体制内被压抑着,甚至仕途发展不再有更大的希望。机会一旦来临,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投身商海。
    在2000年之后出现的官员下海潮中,也有一些人下海后直接选择自主创业。
    高红冰原来是国务院信息办主管政策法规的处长,主要负责领导的讲话,有关文件和政策的拟定,以及信息化法规、战略规划的协调起草等工作。
    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原国务院信息办撤销,高红冰调任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工作平台的降低让喜欢搞宏观研究的高红冰觉得没有了用武之地。而当时整个互联网行业被普遍看好,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纷纷成立,平时熟悉的人一下子成了风云人物。
    为了不错过在互联网上的创业机会,高红冰决心下海,不过其离职申请,两年后才如愿以偿。2000年4月,高红冰辞去公职,创办北京互联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半遮半掩半下海”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也就是叶澄海在商海初试身手的时候,开始有官员“下海”之说,但是这个时期官员下海的形式和叶澄海很不一样,他们被称为“半下海”。
    “半下海”的官员还处于一种半遮半掩状态,他们“下海”的方式也多是平级调到国有企业任职,是体制内的一种流动。
    更多的官员下海,与行政机构改革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领域进行了六次比较大的机构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会有一批官员弃官从商。
    第一波官员下海热,是因为“文革”结束,瘫痪的政府部门开始恢复运作,大批老同志平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政府部门从32个激增至100个。为解决机构膨胀人浮于事的问题,中央开始精简机构,并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又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在中央一级党政机构改革基本完成后,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随后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
    于是,一些职位比较低,没有很好的升迁机会,或者有缘于一时冲动的官员,成了中国第一批的“下海”者,到部门下属的单位或企业中去当领导。
    不过,也有吃螃蟹者。1986年初,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的叶康松,原是温州市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辞职后,他并没有去经商而选择了务农,但他承包的山地获得出乎意料的经济效益。叶康松如今已成为美国康龙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其“康松”牌西洋参几乎席卷了整个内地市场。
    但1980年代中期,像叶康松、叶澄海这样选择主动下海的并不多,即使有,也有不少被称为“官倒”。
    2000年之后的官员下海热,和1998年政府机构的调整有很大的关系。1998年的机构改革后,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个,算得上历次机构调整中裁减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

链接 - 2000年后部分下海官员
    【门新国】:山东省垦利县县长门新国,2000年10月辞去公职,出任山东黄河集团常务副总经理;一年半后因病回归体制内。
【游宪生】:2000年11月辞去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公职,加盟病危的ST中福。很快他又改换门庭。短短半年,他先后加盟神龙、华都等民营企业,后来,一边担任职业经理人,一边创立自己的公司。
    【徐刚】:2002年3月,浙江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辞职后担任吉利集团首席执行官,五年后,黯然离去,2007年11月加盟苏宁环球集团,转战房地产业。  【吴敏一】:2003年2月,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辞职,三个月后出任“红蜻蜓”集团“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2004年,出任铭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裁,2004年11月,转任秋林集团总裁,两年之内,吴敏一换了三份工作。
    【王文进】:2003年6月,51岁的琼海市副市长王文进辞官下海,出任新组建的海南博鳌中足体育综合训练基地有限公司总经理。
【蔡德山】:2003年9月,湖北某区委副书记的蔡德山下海,成为万家乐燃气具公司新任董事长。
    【郑宁】:2003年底,从美国学习归来不足一年的江苏省盱眙县县长郑宁辞去公职,受聘于《扬子晚报》,担任总经理,做“报贩子”。两年过后,受一位澳大利亚籍华人企业家的邀请,成为一个洋酒品牌的推广者,改做“酒贩子”。
【赵克俊】:2004年12月30日,担任创维集团彩电总监。赵于1992年到1998年间担任过四川德阳市副市长。如今赵克俊是创维集团的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