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群体的领先思考：让企业有思想

中国企业家论坛是企业家的思想盛宴，如今，我们忠实记录了这场盛宴的全过程，与众多读者分享，更希望能凭借本书为中国企业界的领导者群体提供参考和启发。
从创业到扩张，从经营模式到产品细节，从人力资源到行政架构，中国企业家关注并思考着企业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也从宏观层面注视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在这里，我们将分享到柳传志、刘积仁、王文京、张跃、任志强、田溯宁、陈东升、王梓木、王维嘉、张树新、王中军、冯仑等众多中国企业界顶尖人物的对话和思考。
作为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常年活跃在企业经营的前沿，更思考着企业发展与变革的诸多重要命题。 而本书将这些思考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每位读者面前…… 名家推荐
有机会能分享这么多企业领袖的思想是读者的一件幸事。他们中的大部分我都很熟悉，即便如此，每每听到他们道来，都倍感震撼与受益。今集成一册，是为中国企业界的好事。
——郭为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他们是企业家的思想家，和他们交流或阅读他们的文章就是和思想拥抱！ ——艾宝俊上海市副市长
企业为什么要有思想，企业家为何要思考？因为这个国家的转型与这个世界的急剧变化叠加在一起，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角色感，企业亦如是。
——刘洲伟《21世纪经济报道》创始人
有思想的企业家往往会有更多的精神上的矛盾、痛苦和挣扎，但他们也因此展现出更丰富的人性的光辉，他们领导的企业也能走得更远，更真，更善。
——秦朔《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连载资料： 序言 第一卷：他们的经验 柳传志 刘积仁 王文京 张跃 第二卷：他们的梦想 任志强 田溯宁 陈东升 王梓木 王维嘉
第三卷：他们的视野 毛振华 张树新 王中军 冯仑 后记 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1984年，我在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时任国务院领导曾经在中南海专门召集办公会议，听取我和另外一位当下任职高位的朋友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汇报，由于汇报的建议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与操作性，领导同志认为我们的看法对于解决当时中国的价格改革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决定用“两代人”对话（即具有实践经验的中央部门领导和具有新知识、思维活跃的一批年轻经济工作者一起就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展开务实性、战略性研究，向国务院领导提供改革建议。）的方法，由张劲夫同志牵头，组织队伍深入研究价格改革思路和战略。这是第一次正式启用年轻一代参加价格改革宏观决策和政策研究。在这个时期的前后，一大批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进入经济改革和宏观决策的核心层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后来担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价格组副组长，王岐山担任农村组副组长，周小川担任外贸组副组长，楼继伟担任财政组副组长，宫著明担任金融组副组长，还有一些年轻人担任了其他职务。这批年轻人干劲十足，废寝忘食地工作，在中国改革史上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工作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与赞扬。
就在我做过价格改革汇报后不久，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召开。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了使会议能够聚焦到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价格改革，我在会议上作了系统发言，全面分析了中国价格改革在经济改革中的中心地位，介绍了当时国务院领导在价格改革方面的忧虑与思考等高层内部信息，以及解决价格改革问题的几种不同的思路与战略选择。由于我当时的地位接近决策层，我的发言成了莫干山会议中重要的信息来源与讨论背景。在夏日的晚上，讨论热火朝天，极其有创见，这些年轻人提出了很好的思路和建议。这次讨论恰逢好的时机，再一次引起了领导同志的重视。至于后来有些朋友之间就某些问题的争执，我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其实我认为这些朋友都做出过各自不同的重要贡献。我对莫干山会议的最深刻印象不是来自上述争执，而是来自会议结束后我听到的一段话。当时，所有参会代表聚集一起准备照相，我记得现任一位领导同志当时在农口工作，他若有所思，乐呵呵地说：“这些人都是人才，但是过多少年，也许与五四运动后差不多，有的做了大官，有的经商去当企业家，有的到了海外。”我当时听后深以为然，对此话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这位朋友的玩笑之词，恰恰预言了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历史命运。二十年之后，我目睹一代优秀青年才俊在改革大潮中走上了各自选择的不同道路。其中的一支，历经大风大浪，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这就是本书所要推出的十三位企业家的故事。
在中国企业家代际划分的问题上，有许多代表性的观点，我认为陈东升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三代企业家的观点是很有见地和道理的。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包括本书推出的十三位企业家均为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我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中国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有很多新企业成立，但是，这些计划经济下成立的企业，各种资源是由国家计划配置的，企业负责人既无个人利益，也非自己调动市场资源创立企业，因此，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企业家，应该称为企业经理人。关于这一点，似乎早有定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应该产生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迄今为止的所有企业领导人，只要符合两个条件，就是第一代企业家：其一，其本人为企业创始人或创始人之一，其二，其所创立的企业持续存在并为社会做出贡献。按照上述标准，我认为从鲁冠球、柳传志、到马云与李彦宏均为第一代企业家。在这些企业中，当第一代企业家真正退出决策层，不再发挥任何决定性作用，在新一代决策层的核心人物中，将会产生第二代企业家。这种第二代企业家可以来自有血缘关系的子女，也可以来自公司内外的职业经理人。目前整体来说，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正值壮年，他们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绝大多数第一代企业家中的领袖人物有足够的潜能和机会带领企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成为世界级企业，创建全球化经营体系。这种使命不仅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第二个梦想，（在国内成功创建企业是他们的第一个梦想）也应该是中国人的第二个梦想。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如果人们曾经疯狂地为姚明和刘翔们喝彩，为哪怕一个小项目的奥运冠军喝彩，为什么不能为柳传志、刘积仁、王文京、陈东升、毛振华和冯仑们大声喝彩呢？
本书的作者们都是我熟悉的朋友，我得以认识他们是此生的荣幸。我从心底里钦佩他们，此所谓惺惺相惜也。我从自己创建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的刻骨铭心地经历中能够找到与他们相通的地方。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以及每句话背后的真实背景。这些人，在我的眼中，无一例外是民族功臣，但也是幸存者。比较中国政商两界，当年同层级者或同经历者，在政界成功者十之有四、五，在商界，成功者百不及一、二。依中国市场之大之复杂，不到第二代顺利接班，恐难言之成功。时下的中国，一方面改革开放创造了无限商机，另一方面，也有足够多的原因导致企业家成功犹如走蜀道之难。一些从事文字工作的同仁，少有魄力批评官员之弊，却有动力难堪创造就业和税收的企业家们。此情此景，令人不解与扼腕。
中国企业家论坛汇聚了一代优秀企业家的代表，本书将这些人还原成普通人，请他们讲述自己的真实故事，讲述自己的万丈雄心与历经的磨难，讲述自己对国家、对企业、对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与思考。我们从中可以管窥他们的一部分内心世界，发现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正是我们民族对于优秀人才的期望所在。如果社会能够为他们进一步敞开空间，他们将可能是带领中国军团走向世界的将军。他们将会把中华民族的旗帜和自己的名字融入世界民族之林。在和平时期，军人做不到的，企业家们可以做到。为什么不呢？！
田源 2009年7月 第一卷 他们的经验 柳传志：联想要一直走下去（1）
对联想、对我，一直有人打抱不平。他们认为，联想一直立足于一个没有任何垄断的行业，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而且这种竞争不仅仅出现在国内，甚至遍布全球，但直到今天，联想依然不是一个产权清晰的、完全的私营企业。它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国有股占到大头，这在制度上无疑会影响到创始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影响它的未来发展。
联想的制度建设有点歪打正着
其实，在中国，这些都得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企业创办之时，如果国家投资20万，那么这个企业就会成为一个百分百的国企，而如果这个国企本身恰恰又属于国家资源，国家进行了大幅度资金投入，那么，这个企业的管理层、企业的技术人员想要实现个人持股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这个企业是以高科技企业性质起家，又属于轻型结构，国家对它的投入很少，那么企业的发展就得完全依靠自身的努力。什么“是靠自己”呢？1984、1985年的时候，人们给民营经济下了个定义，大概叫“四自”：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也是“靠自己”的内涵。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是自筹资金，那为什么叫自筹呢？那个年代，谁都没有钱，企业要想发展都得自筹资金。
在联想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科学院只在创办之初投入了20万，之后再也没有追加过投资，但企业的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20万，而缺口部分就得自己想办法，包括贷款，那时的贷款完全是信誉贷款，其中也有很多偶然机会，我们向银行展现了自己的信誉，有鉴于此，银行给我们的贷款数额越来越大。另外，完全自负盈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以股份的形式奖励这一批历经千辛万苦的员工也是应该的。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事情无法说清楚。1987、1988年的时候，一个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对四通进行考察，希望将四通作为股份制改造的一个典型，若干个今天的大牌经济学家如吴敬琏教授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做到。1989年“###”风波发生，对四通的考察结果是被定位为典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四通也成为资本主义的摇篮，因此，这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因此，那个时候我们对此根本没有理会，只是忙着干自己的活，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1993年前后，企业发展逐步走上规模，其中也遇到了很多坎坷，除商业风险之外还包括一些政策风险。什么是政策风险？当时，中国依然采取计划经济下的法律制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想办市场经济的事，难免要打一些擦边球，这就承担了一定的政策风险。以人民币和外汇为例，如我们联想这类企业，需要购买海外的某些元器件才能组装机器，但我们又是计划外的企业，没有国家分配的外汇额度，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上，物品价格高昂，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还属于犯法行为，但企业如果不冒险的话，它也就无法生存与发展。国家不给现款，但当政府过问此事时，你就必须承担责任。比如贷款，就要承担一定的商业风险。现在的人都很清楚自身的价值所在，因此对我们那个年代的阶级斗争根本无法理解，在科学院工作的那段时间，做出的科学成果无法实现生产化，心里总觉得憋屈，当这样的机会出现时，就只想着如何做的更好，其它的东西，如所有权问题则根本未曾想过，当时我拥有的仅仅是管理权，而我也有着一种强烈要干活的愿望，联想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起来的。
第一卷 他们的经验 柳传志：联想要一直走下去（2）
到了1993年、1994年，国家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放宽，联想也越做越好，但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挫折。那个时候，也开始思考所有权的问题，觉得这确实有些不合理，责任与压力都由经营者承担，利润则全部上交国家。因此，我们找了科学院的周院长，周院长是个非常开明的领导人，对此表示理解。他说，我们坚决支持员工持股的做法，也希望员工能拥有股份，但科学院只是股东，不能对此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权在国有资产管理局手中。对这，他们肯定不会答应，因此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奖励你们35%的利润，即每年利润的35%归联想的员工。对于这个建议，我表示赞同。那这个比例为什么是35%呢？其实这也是之前我们自己提出的，30%太少，40%或50%又怕通不过，想了半天，最后还是觉得黄金分割最好，35%也就定了下来，而这一35%的利润分红也持续了8年。每年赚得的利润分红都被存了起来，到了2001年，国家进一步明确同意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由北京市财政部决定，将联想的净资产按1997年时的净资产做了个评估，其中的35%打折后，卖给员工，我们也就买了下来。这样我们就拥有了联想35%的股份。
这35%股份的分配对象包括我和所有的创业###，共十个人左右，我们将这35%股份中的35%，也就是占整个股份的10%左右，分成15份，我得三份，其他的人有的得一份，有的得一份半，有的则是半份。35%中的20%，也就是整个股份的6%、7%，分给了公司的所有员工，每个人所得股份的多少则按他们的工龄和贡献、担任职务、所受奖励打分而定，另外的45%则留着分给后来的人。如此的话，我们所占股份的比例就大大减少，但毕竟我们已经拥有股权，股权的有与没有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经过股份的分配，年轻同事可以进入管理层，老同志也因此可以退居二线，公司也越做越好，创业###中拥有一份、一份半股份的，一年就可以分到100万或200万利润。这样，大家才觉得没白干，这么多年的辛苦，终于有了一个盼头，退休的200多人中，最低的也拿到7、8万的年利润分红，高的则能拿到20、30万。这些年，联想越办越好，按年分红，按年上缴利润。如果不这样，你就难免屁股决定脑袋，在扩大了营业范围的同时加大费用，谁也分享不到公司发展带来的好处，而实施员工持股后，不仅员工能分得公司利润的一杯羹，而且国家也能从中获益，这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双赢，甚至是多赢。
为什么其它的公司很难仿效这一做法呢？原因是谁也没有办法积攒起公司八年的所得利润，而我也是歪打正着，提前有所考虑。但在当时，国家无法想明白这件事，从我的角度来说，35%的奖励是理所应当，但在国家看来，奖励就等同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它并未弄懂怎样才更好。联想的发展凭借的是人的智慧，而不是政府最初所投入的20万，并且联想身处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它不是石油，也不是铁路，不受国家的垄断。
私有化仍然是个敏感问题
在产权方面，很多人认为联想应该在私有化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而不是停留于眼前，但实际上这件事比较敏感。整体上科学院特别开明，他们的目的是让科学院的所有股权减低，然后引进新的股东，让科学院进行所谓的社会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科学院着重在科学研究，而并不善于企业管理，因此它希望引入更多的股东，以股东代表的多元化来改进企业的管理体制，但其中它并没有提到MBO的问题。当然，有人建议通过并购的方式实现国有股的稀释，从而实现联想的私有化，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路子。但现在同国家谈起这件事，总是会谈及国有资产流失。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你出再高的价格，国家都会说便宜，因为企业到你手里之后，企业肯定会办得更好，那样出售价格就显得更便宜了，所有的事国家都这么看。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他会觉得价格太便宜，国有企业被贱卖，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现在，我们也进行投资，凡是我们投入了资金的国有企业都做得特别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实行员工持股。我们投资国有企业，实现控股后，企业就属于我们了，然后我们再将之卖给员工，愿意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爱便宜卖就便宜卖，爱按原价卖就按原价卖，这与国有资产无关，也就更谈不上国有资产的流失。如此一来，管理层就拥有了公司股份，也就会更加积极的去为公司创造利润，但是要想让国家直接卖东西给员工，那就非常困难，一旦实施就会与国有资产流失挂钩。
第一卷 他们的经验 柳传志：联想要一直走下去（3）
这其中的主要阻力是什么呢？这是个敏感的话题，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有多重因素，最基本的因素还是与国有体制有关。比如牛根生、马云，公司员工达到几万人，由党领导的国有企业能有这么坚强吗？我注意到浙江的十六大、十七大的党代表大部分也都是民营企业的代表，在过去，则都是政府单位的人，即使有来自企业的代表，估计也都是来自国有企业，老百姓则是居委会成员。企业家都必须头脑清醒，由于企业家发展之后，贫富差距紧随而至，企业家与老百姓和政府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周其仁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对“将中国的高尔夫球场改成廉租房”的提议投票表决，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会投赞同票。这话说得很透彻，但是就这样没收高尔夫球场又非常没有道理，一定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可大家还是会同意。两极分化出现之后，老百姓对贫富之间的差距非常敏感，因此国有企业是怎样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们不明白，也感觉不到。那什么情况可以改变这种方式呢？我觉得真正能改变这种方式的是对老百姓进行补贴，国家税收升高以后，国家将企业所上交的钱直接贴补给老百姓，这样一来，老百姓就能立刻感觉到，因为企业家所交税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但事实上，这种方式被证明是失败的。按照今天的这种做法，增加10000亿的税，除去其它各项开支，最终到达老百姓手中的钱少之又少，因此老百姓不可能感觉到受惠，他们只看到企业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受惠在他们看来是单向的。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民粹主义的观点，如果这种观点过于强烈，它就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对此，企业只得特别小心，总是要顺应这种潮流，因此企业的发展也就受到了阻碍。
联想的目标一直非常清晰
企业家是一个建设性的群体，他们做的都是具体的建设性工作，没有高谈阔论。其中，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要有坚定的目标，然后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不屈不挠，另外，还要不断有更高的追求。但是在具体的行动上则要做到有理想，而不理想化，不然事情很难有进展。比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做元器件的做法都是买批文、买外汇，买外汇是肯定的，批文也是如此，然后再进口。据说，这种做法也属于走私，其实卖批文的单位才是真正的走私。但我们不这么做肯定不行，所有的中关村企业无一例外全都这么做，因为经过正常批文进关的物品价都高得离谱，而且根本没人卖。但如果真出事了，它就等同于走私。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之所以顺顺利利一路走来，有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取利润。什么意思？就是当企业通过买进元器件，或者通过买进某种东西发现有大幅利润的时候，它的方向是继续做计算机发展呢，还是专门从事这类物品的倒卖。如果我的目标是继续做计算机，与国外企业竞争，这只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如果我专做这类物品的倒卖，那我就专门倒腾批文与外汇，大把大把的赚钱。这有什么不同呢？这里的不同点很多。进口方式分为五个等级，最高危险的是五颗星，完全没风险是一颗星，一颗星是根本不可能的，五颗星也不行，那就是纯走私，可以赚取高额利润，批文也不用买，赖昌星走的就是这条道。我们要求的是，只要东西能进来，价格能接受，公司的主要业务还是做电脑，然后卖电脑。所以市场一规范，可以不用买批文、买外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刻放弃，不挣这种钱，而是努力去研究企业管理，去研究供应链等等。可是很多人不这么做，他们只看到短期利益，专门倒买倒卖，最后都栽在这件事情上，他们靠这个吃饭。这是真正的蛀虫，他们是什么样呢？最初在海关工作，认识一批进出口关系户，从他们身上捞钱，做到一定程度后辞职下海，继续做进出口，再利用别的关系朋友做几年，然后洗手不干，安全上岸。这选择的就是不同的发展路径，我也可以不发展自己的品牌和技术，一味的赚钱，为赚钱而赚钱，但是企业目标的设立与追求是另外一条路。企业家脑子里一定要很清楚两者的区分。
第一卷 他们的经验 柳传志：联想要一直走下去（4）
那这就是做生意，钻国家政策的空子，与做企业是不一样的。从这里，我们就总结出了两点：其一，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不做眼下利润大、风险大的产品，只保证自身企业的发展目标。其二，用可控的方式去处理问题，这就要求指导思想明确，处理方法谨慎。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清晰的方向。如果没有这个明确的方向，相信我早就完蛋了，或是走发财移民的路，不在国内。为什么说会完蛋呢？因为中间的诱惑很多。1993年、1994年房地产发展的时候，很多好点的中关村企业都想介入，因为资金的回笼实在是很快。当时也打算在两个地方买地，烟台与福州。但觉得应该想明白点，应该将目标推得更远，我们就开会讨论，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挣了钱后该干什么？将这些问题讨论明白后，就确定了做电脑的大方向。长本事的钱就赚，不长本事又夹杂着风险的钱就不赚。
如果没有这一原则，我可能早就走上了别的道路。因为，1993年是房地产高潮，当时整个海南地产特别便宜，很多人用银行贷款去炒房地产，但房地产突然下跌，于是大部分房地产商亏损，然后逃走。像我这样不会赖帐的人，也就不用涉猎房地产了。我从1984年开始办企业，1988年，1989年就已经站在各种领奖台上，但直到现在依然还站在一个台上的人，少之又少。曾经的企业风云人物，如周冠伍、储时键、倪润峰、于淑敏，现在都彻底退出，而淹没在历史浪潮中的企业小人物就更多了，仅中关村就数不胜数。目标坚定，方向清晰，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有时可以妥协，但总目标本身，一定要坚定。
继续发扬“发动机文化”
由于联想属于科学院的企业，所以有人认为这样的背景会促使联想管理层面“官场文化”的滋生。比如上下级之间的管理链条，它们更多是一种等级关系、服从关系，而不是一种创造关系。其实，实际上，我一直在强调联想的发动机文化，我也不止一次在公共场合或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作为联想的第一把手，是一个大的发动机，而我更希望将我的副手们都培养成同步的小发动机，而不是齿轮。当然，对此也有人不认可，认为这是我柳传志一个人的乌托邦，一个人的想法，一个人的梦想，一个人的完美境界，而事实上，社会上永远只有那么几个发动机，说我的副手们如杨元庆、郭为可能算是发动机，其他人则可能都只是螺丝钉。
在联想你们可以看一些具体例子，比如，在众多企业当中，我们既做投资又做房产，而且还做的有声有色，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有领军人物。领军人从哪来？就是联想里身处一把手的人。如果整个公司都只是齿轮，那么为什么其他的公司就锻造不出这样的齿轮呢？没有哪个企业能像我这样，二话不说提出如此多的优秀人物，即使在今天这样的人物还可以大批量生产出来。这就是发动机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只有当过发动机的人，才拥有被挑选为一把手的资格。当我将公司分拆给杨元庆、郭为的时候，很多媒体就表示担心，这么大的事交给他们办就行了？事实证明，事情交给他们是对的，两个投资公司在他们的领导下都迅速发展，之前他们都未做过这一行业。另一个方法是从外面找有经验的人，买下整个团队，但采取这个行动的前提是，他们的价值观必须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否则就全部否决。这就是核心价值观在起作用。
第一卷 他们的经验 柳传志：联想要一直走下去（5）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失败的例子，如孙宏斌。他是我们早年想重点培养的年轻人，但最终事实证明这件事肯定是失败的。联想前后大概有十个人被送入司法机关，他是头一个，其他人则谈不上是接班人，都是做了违反法规的事情。这些人出来后都没说什么，为什么？因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都已经跟他们说得很清楚，如果他们心里有这些，我相信他们是不会被抓的。孙宏斌出来后的第一件事也是道歉，作为清华毕业的学生，按照他的思想这么做并没有什么不对，但他并未意识到联想不是一般的国企，不是能随便挖一块就走的。对于他建立单独的财务系统，后来我们总结出三点原因：一是财务系统不完善；二是文化体系脆弱，没有形成一套核心价值观，以使所有员工都知道什么事对，什么事不对，做不对的事就会受到大家的指责；三是选人不慎重。之后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原因是他对他自己的感觉与领导层对他的感觉不一致，因而才选择离开联想。对工作，一个人大概有三个追求，一是企业做大做好，使自己的价值得到承认；二是物质上得到丰厚的回报；三是有一个好的工作氛围，心情舒畅。在联想，大部分离开的员工属于第一条，离开的原因可能是他们的价值认可与企业的价值不一致，但无人愤愤而去。
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我有着自己的一套方法，这里边第一个是立意，我希望联想能一直办下去。一般的民营企业、家族企业想一直办下去，这可以理解，可以让子孙后代接班。国有企业则不能用这个模式，有时候它甚至会为接班人设置障碍。扩大自己的势力，使别人无法撼动我的地位，这是一般人的做法，还有就是宗派，在离职之前提拔能为我所用的人。我希望将联想办成一个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它不属于我儿子，但是希望后面的人能有事业心，能长期将这个棒接下去。有了立意就会寻找实现的方法，而实现无非是培养人、发现人的事，也就是说一边做事，一边培养人。事做成功了，人也培养出来了。第一要有立意，第二则需要一套方法，就是要提前考虑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标准，比如将企业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人才就必须意志力强，务实，有一定的胸怀，这些是德的标准。那能力的标准呢？就是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到底什么是学习能力？怎么测试学习能力？这些都应该想明白，应该长期贯穿于工作之中。
前两天我跟王忠明聊到这个话题，康熙皇帝非要到最后才肯决定由谁接班，由于他一直执政，五六十岁的太子依然无法顺利接棒，以致到康熙辞世，太子已不愿意接这根棒。对我而言，我在职期间想尽一切办法帮他们将体系建成，然后让他们来做，我则去做别的事情。比如今天，我的工作就是进行宏观的把控，解决机制问题，为投资项目牵线搭桥，到了地方，则和地方领导接触接触，或者跟媒体打打交道，大家各干各的事，各尽其职。康熙不肯退位，为什么呢？按道理，他这个属于子承的事业，可自己究竟与这事业有什么关系，估计他也没想明白。诸葛亮聪明一世，可关键的问题是，军队过去以后，没有针锋相对的对象，但是又不能让他们在实战中进行训练，聪明还是无法施展在这些具体的事情上。这些都值得我们反思。所以这两个事想好了，一个是立意长远，把联想的事办长期，一个是想方法，培养人也是方法。无非就是这些事。所以做好了他自己就出来了。总体来看，联想培养人才仍然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大工程，因为企业正在迅速发展。
所以，当下，作为我国企业家群体中资历较老级别中的一员，回顾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想我对整个当代中国企业史还是有些许贡献的，主要是五件事：第一，高科技产业化，联想在这方面是先锋队，因为这件事并不好做。第二，与外国企业竞争，在一个竞争性的领域，中国企业处于下风地位，这也不容易，在IT、PC领域，出现的都是精兵强将。第三，在高科技行业实现股份制改造方面，我们也走出一条有历史意义的道路，这与我们自己的努力有关。第四，对企业的管理理论进行探讨，而这些理论对日后进入投资领域进行投资有很大帮助，也用实践的方式说明了我们的一些理念本身的有用性。第五就是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的优秀品质正在年轻人身上得到延续。
第一卷 他们的经验 柳传志的目标
在一个有高官在场的某会议上，一名经济学家对我说，中国的企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官方背景的企业，一类是暂时没有官方背景，但在努力寻找后台的企业。这样表述的时候，经济学家抬起头看了看身边的柳传志，笑着说，联想应该是一家有官方背景的企业。
年过60的柳先生终于掩饰不住自己的愠怒，他侧过身体，盯着经济学家的眼睛问到，你说我们到底有什么背景，一个卖PC的企业，又需要什么了不得的背景？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忽然对柳传志先生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如柳先生所言，今天的联想控股尽管有着显赫的影响力，但它涉及到的相关产业，的确都在完全竞争的行业之中。比如联想集团，不过是一家基于PC品牌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神州数码不过是专做国外大的产品品牌代理业务和软件业务的公司；联想投资的高科技领域，风险投资和弘毅投资的并购投资管理，以及融科智地的房地产开发，都是基本上没有政策门槛的行当。
换句话说，柳传志可以进入这些领域，浙江温州或者福建泉州任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一样可以进去，并能迅速成为柳传志的竞争对手。
但两类企业的制度性格局却反差惊人。比如温州的奥康，王振滔以3万元起家，今天已经积累到近50亿的资产，如此庞大的财富，其产权当然仅仅属于王振滔，别人无权置喙。如果有人要想拿到奥康的股份，必须腰缠庞大的资本，方可展开沟通。柳传志的格局当然远远不如王振滔。今天的联想无论有多大的盘子，其大股东必然是中国科学院。几年前，联想当然有过产权意义上的改制，柳传志和他的管理团队由此开始持有一定数量上的股权。但无论如何，今天的联想，依然是一家以国有体制为主导的股份制公司。
现在的局面显然是由于一些常识的缺席，比如企业产权的自然人性质最终将决定企业的发展能力，比如企业创始人制度和创始人期权制度的建设性不足会导致企业的价值模糊，还比如，可能正是抽象的国有股权占据了企业的重头，企业的内部才会滋生严重的官场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内耗将因此损伤企业的发展。但人们的观念，甚至是主流观念，并不认同上述常识。他们会将一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上的革新解读成分配不公和国有资产流失，甚至解读成企业家的贪婪。
以柳传志做事的气度，他显然是想要突破这样的困境。之间的可选项不在少数，比如尝试着与一家有资本实力的金融企业合作，通过并购的方式稀释掉联想占大多数份额的国有股份，并最终导向清晰的企业自然人产权体系。
但阻力看上去可能比计划更让人望而生畏。联想的产权改革，必然要取得中科院、国资委、甚至是更加高端的管理部门的一致同意，同时，还要接受主动并购企业的上级监督管理部门的认可。之间的纷繁复杂，几乎让人头痛。
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今日联想不能回避的困境，也正是我们要对柳传志先生报以同情的地方。
最近10年来，为什么在完全自由竞争性领域发展的大量国有企业，纷纷完成了清晰的产权制度改革，联想控股也一直在完全竞争的领域发展，但直到今天为止，其股权结构中，非自然人的国有股权还占据主要位置？
为什么诸如柳传志这样老资格的企业家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完全企业产权意义上的进步，而继他们之后上场的新兴企业家，比如1992年下海的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如陈东升、潘石屹、冯仑等人，不仅逐渐成为今天中国企业家的主流，而且比较圆满地构建了合理的现代企业制度？
李鸿章曾经说过，若旧法有用，国家振兴早已完成，何待今日？今天有一种观点，中国企业30年来取得醒目成就，主要是开放国门，向西方企业学习技术，而大量国有企业的制度性建设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到位。到今天为止，国家能力驱动经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方法论，国有企业仍然是这个国家建设的主流。正是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家一方面必然要坚持企业的市场化创造，一方面却又坚持必要的妥协。二者之间，柳传志和他的同行们备受煎熬，多少激情化为乌有。
站在柳传志一个人的角度，我们可不可以说，由于我们忽略了老一代企业家在产权意义上的基本诉求，因而最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我们有改革开放30年热气腾腾的经济态势，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外汇储备，却很难找到一家能够呈现国家形象的大好企业。美国有通用、微软，德国有大众，日本有丰田，连韩国都有三星，中国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是谁，是中石油么？是联想么？
我相信柳传志的烦恼就在这里。他比谁都懂得这样的格局形成的原因，但是以他的性格，以及他背后绵延不绝的文化，他最终只能选择妥协和忍耐，以及忍耐的间歇掩饰不住的牢骚。
第一卷 他们的经验 创新将引领中国转型（1） （田溯宁）
网通现在已完成它历史的一幕,网通8年的生涯，这时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从我个人角度倒不重要，但是从国有企业改革这段历史、还有从电信改革的历史来讲，这都很值得总结一下。
我所有的工作，是想让人们自由地获取知识
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制的路径或者改制的水平，可能直接决定了中国经济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水平。我认为尤其是现在经济出现一种挑战的时候，这种争论会更大，所以这时候总结一下网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总结网通，另外一点就是电信的基础设施、宽带设施的铺设，这段时间是跟互联网相关联的。因为早期做网通的时候，在1999年，中国互联网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带宽不够、上网速度不够，甚至于互联网在中国要不要发展也有不同的争论。
实际上，网通最开始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全国不断的铺光纤，只有网通铺设了光纤之后，###才意识到要把这个电信的基础设施做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有意思，就是宽带、互联网这样一个新概念的公司怎样促使了中国的信息化，尤其是互联网的概念能够如此深入人心，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很大的。现在我们看到大家都在上着ADSL、在上着网，但是1999年的时候，谈到互联网本身、宽带本身的时候，大家的观点非常不统一。
中国的互联网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我自己的这段互联网经历，实际上跟在国外读书的那段时间有关。我是学生物学的，然后在美国我又读资源生态。在读的城市很小，叫拉布克，在德克萨斯。在那个过程中，我实际上对自己本专业的兴趣也不是特别大。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计算机领域里。计算机对我最主要的吸引力就是当时上了互联网。互联网那时候叫做BITNET，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用来表达对家乡、朋友思念的很好的交流工具。随着这个交流，尤其是当时我用的是Vax机、苹果计算机，对这样的机器就萌生了特别大的兴趣。
后来，我读的一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就是StevenP.Jobs（斯蒂芬.乔布斯）的这个故事，这本书的英文叫TheJourneyistheRewarding，就是“旅程是一个奖赏”，它讲了Steven对个人计算机的一种看法。他说了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我对它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说，个人计算机不是一种机器，它是让你获得自由的一种手段。因为过去所有的知识是你自由的根本。知识都被垄断在什么地方？垄断在少数的象牙宝塔里，或者说是在一个主机里。像IBM这样一个机器，所有的东西都储存在一个主机里。或者是在像一个中央的地方，所有的知识都在图书馆，或者是在教授的眼睛里。但是个人计算机，它能把信息储存在你的旁边，你能够获得一种自由。
乔布斯为什么怀着这样大的一种信念来做个人计算机？苹果为什么把界面做得这么好？他认为计算机应该每个人都来用，它是一个人大脑的延伸。过去整个工业革命是人类体力的延伸，而计算机革命是人类头脑的延伸，每个人都能拥有计算机，每个人获得知识的方###更加有效。每个人获得知识的有效程度，实际上就是人的自由程度，有自由才能创造。那个时候我是二十六、七岁，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一个留学生从一个封闭的国度来到一个自由的国度，这是对我很震撼的一个价值观的改变。所以我当时就不太想继续做我那个专业。
第一卷 他们的经验 创新将引领中国转型（2）
第二个情况就是知识怎么能够共享？不仅被个人计算机储存，而且能和人们分享，这就是网络。分享能创造一种力量，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种力量。那时候，互联网从大学里开始，1990年还叫BITNET，不叫Internet。我突然感觉生态学也很有意思，我也很幸运的在读相关专业。生态学当时在网络里是最积极的一个群体，因为生态学的运动就是绿色运动，就是环保组织。当时在全世界互联网里最有效利用网络的，是全世界的生态组织，也就是所谓的绿色和平组织，他们当时建立的网络现在还在。我突然发现，在BITNET里，有一群人，虽然完全不在同一个国度，但是大家为了同一个信念，能通过网络聚集在一起，能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我当时在这个网络底下组织了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网，叫“海外生态学家俱乐部”。当时我们在海外学习生态学的中国留学生也没有多少，就组织了70多个人的俱乐部，有剑桥大学、哈佛大学，以及其他各地的，我们从来没有谋过面，但我们在网络上不仅发展了自己的组织，还出了两本书。其中有一本书是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的，叫《西方植物竞争生态学的最新进展》。
这个经验给了我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就是网络能够很有效地组织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在中国的现代化或中国的这样一个进展里，如果能把网络引进去，能让知识自由了，每个人都有自由的获得知识的方法，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记得我们小时候为了读一本《安娜.卡列尼娜》，都不知道求过多少人，看书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当我用一个存盘，就能把十几本书的内容保存在手边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变革是一种很难想象的变革。
亚信最早创立的时候，我和丁健几个人就说什么时候能Bring@home，就是把@互联网这个符号能够带回自己的祖国。我觉得这个信念实际上是一个最早的非常重要的理念，这个理念跟我们早期价值观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亚信实际上也走了这么一条道路，早期的时候，你可能也比较清楚，回到国内，中国互联网用户只有8000多户，那时候能做什么？就是建网。亚信当时没有想到什么商业模式，也没有想到怎么更有效的在价值链上做得更好，就是想能够让互联网在中国生根发芽。所以，当时为什么叫做“中国互联网的建筑师”呢？因为当时我们给###建了大量的网络。在建网的过程中，互联网就变成一种不仅是我生意的一种核心要素，也成了一种像信念一样的东西。
当时有很多争议，就是互联网究竟能不能发展下去。1996年，公安部门的人找到我，说不让搞互联网，说这是美国军方搞的。我当时非常苦恼。有段历史细节，将来回忆起来会非常有意思——当时的邮电部有一种概念，要建一个内联网。是169网，这个网跟外部互联网完全不相关联。互联网在中国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中国对互联网是什么态度？互联网到底在中国能不能生存？互联网到底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一直是在这样的争论过程中，看着亚信成长。
到1999年，对互联网的这种争论已经逐渐开始消失，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互联网的作用。那时候对“互联网能否发展”的争论变成“互联网能不能成为大众的网络，还是只是商业或者少数人的网络”。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价格。在网通创立之前，所有的中国的互联网只有一家能够提供，就是###，即当时的邮电部。我觉得商业网络的价格很难降下来，而且发展速度也会非常慢，所以中国互联网要获得真正深入的发展，就必须有竞争的基础设施。除了###以外，还能建立起一套网络能够和它竞争价格。
第一卷 他们的经验 创新将引领中国转型（3）
这时候网通的机会来了，它的背景，实际上是侯志强教授当时看到了互联网是中国新技术的最重要的一次机会，但是我们跟西方赶上之后，就希望能一步走向宽带互联网，不是简单的先走到拨号。他当时提的概念更加先进，就是宽带的骨干网加上以太网，ADSL都不要走。我跟他一起来谈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念，感觉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局域网，变成用以太网把我们连在一起。这个情况，就相当于美国修建铁路的时候，我们高速公路都已经建立起来了，他们高速公路建起来之后我们飞机都建造出来了。我说这个时候不仅能够和西方同步，而且能够超过西方。所以侯教授针对这样一个概念，通过科学院，给总理写了一份报告。
到了网通后，我所承担的一个使命就是建立一个宽带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直到我离开网通时，还是用了一个“中国网，宽天下”的口号，以及早期的“由我天地宽”，我记得当时我们的那些口号还是很有向往意义——“宽广使生活更自由”，这跟我早期的一些想法是一样的，“中国网通，以宽带影响未来”，实际上主要实现的就是把带宽加强。带宽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实际上解决了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更多信息和知识。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一条根本的技术道路。
我在网通工作的8年，其实已经完成了当年的梦想。虽然网通这样一个企业实体消失了，但是宽带已经深入人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宽带国家，我觉得我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
当初我从亚信到网通，外界对我有很多误解。当时，很多人讲田溯宁为什么离开自己的企业，而且是在亚信上市头一年就离开了，都说这是“亚信内部阶级斗争问题”，还说是我想当官，甚至说我跟哪个领导人的孩子认识了，其实人们根本不了解情况，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实际上，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分析，还能分析出很多其他的原因。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动机非常简单，就像是我当时看到个人计算机的时候感到很激动一样，我把自己的专业丢了，花很多时间在电脑里。我毕业之后做亚信，没有在我的专业里继续做下去，而且还把亚信带回到中国来，没有在美国发展。1995年，我们在美国做互联网的时候，比雅虎还早。当时谈的很多想法，都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要以一贯之，我觉得这个“一”是非常重要，就是知识对中国现代化实际上非常重要。你投身到这样一个进程中去，你的人生就很有意义。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认为从事这样的职业，最好的方法不是从事科研、从事政治，而是从事一个现代企业。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当你有这样的准备的时候，比如像网通这样的机会来找我时，我显然是心动的，因为它符合我多年以来的思考。不过，我也有半年的时间在犹豫，因为我要考虑怎样给亚信的投资人一个交代，考虑管理层要怎么解决？丁健能不能接过来？是由丁健接还是别人接？我在这些方面的问题考虑更多一些。但是对网通这个事情本身，当时我听到后，几乎立即就得出结论，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相结合
今天中国国有企业应该按照怎样的路径去改进？对于这个问题，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认识。8年前，我记得当时跟管我的严院长说，希望他管网通时，像管一个市场化的公司一样来管。我没有说私营企业，因为这个话题太敏感了。他问怎么管，我说，就像你管联想那样去管。当时我为什么有胆量加入网通，也是因为有联想这个先例，而且也是科学院主管的，当时严院长说完全没问题。当然这个东西也不是特别理论化，不是系统的东西，就是光凭一种感觉。在这种感觉下，就提出了一种口号，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胸牌上写着网通的使命：“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相结合”，我们要在中国探索出一条新型国有企业的道路，为中国信息现代化的使命服务。
第一卷 他们的经验 创新将引领中国转型（4）
新型国有企业是什么？有很多形式，比如是股权的多样化、法人治理结构等等，这个好像是十四大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十五大提出现代的法人治理结构。经历过这个阶段之后，我现在觉得它不是那么简单，事情要远比这个复杂。实际上你要继承传统的体制，这种体制是这么多年摸索出来的，可以说也是比较成功的，党是这种体制里的一种核心，另一个问题，国有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核心领域，无论是电信还是石油、交通、运输、银行，都起着宏观调控的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至上的国家里，我们不仅仅有党的传统，建国之后的传统，还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人们都希望有一个公平的格局，这可能就是一个模糊的所有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吧。
关于国有企业的走向到底应该怎么考虑，在这个过程中，我刚开始肯定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个实践者。在实践过程中，有一些经验，但也走了很多弯路，或者说没有完全走出来。但另外一方面，这个过程给了我一个特别切肤的经历，对自己的世界观、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在一个现实中，怎么能够妥协？我记得当时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现在想起来我也很自豪，就是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完成我的国有企业这样一个经历。不是被人家赶走了，干不下去了，不是有很多争议，也不是打得一塌糊涂，而且你要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当初想，网通一定要完成上市，这是我对自己要求的一个很好的使命。
而且，我这个班子里的成员基本对我也有一个认可，与我的领导张春江处的很好，从他身上我学到很多。同时，在我到了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还能跟网通的这些领导、员工，包括国资委的领导保持一个好的关系。这在我的事业里面，不能说是上了一个台阶，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件事情。最后我这几点目标基本也都达到了，就是网通完成了上市。
现在想想，在网通的工作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经验，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又要按自己的理想做一些事情，又要跟各方面去妥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要做一些比较前端的事情。当时网通收购亚洲海缆，包括跟西班牙电信的合作，以及和电讯盈科的合作都是非常有争议的，包括期权制度，但是你不做这个事情不行。那应该如何做这个事情？要有一定的创新，又要在各个体制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课——学会了怎么把握，怎样能够和政府部门进行很好的交流，同时又能保留一些自己的理想主义的东西。如果这一课我要是没有补上，那我对中国的认识、现实的认识还只是会存留在表面。今天，无论我做投资还是包括跟各个方面的交往等等，在国有企业工作的这一课我是受益匪浅的，它对于我的人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课。
我记得当时和一个朋友在讲，要端正态度，然后才能进入角色。那怎么端正在国有企业的态度？靠一种什么心态去学习它、掌握它？我突然想起一种方法，我学习国有企业的这种方法，就像我当初第一次到了国外一样。当初我们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完全陌生的土地、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那里的人对你也不是特别友好，甚至是很不友好，那你怎么去学习他的语言，学习他的方法？并且最后还要被他接受认可，拿到他的学位。但是我不是永远在那儿，我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有时候我用这种心态进入国有企业，很谦虚地学习，学习各种各样过去不会的工作方法。我能够非常认真地做好每件事情，还是保持学生的那种状态，不抱怨。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发展了一些个人的关系。其实你在国外也是这个样子，要做一些业绩被人家认可。
第一卷 他们的经验 创新将引领中国转型（5）
有人讲，如果田溯宁不离开亚信，亚信会做的更好。这其实是另一种道路，另一种可能性。也许亚信可以做电子商务，也可以做互联网。我自己在想，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你要在一个复杂的、变革的社会里，要做到有特别大影响力的事情，你就必须要深入到社会的权利或者说是社会的真正的基础核心中去。这个核心在我们国家就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他是权利的核心、影响力的核心，也是资源的核心。在这个核心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怎么去把握？我觉得这一课非常重要。就像你做媒体也一样，也许你在###工作一段时间是非常有用的。在网通的工作给我补了很大的一课。有这样的经历之后，再谈国有企业改革，我就不会简单的去想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股权多样化这样的问题了，我觉得他会更加复杂，但是这条道路早晚会走。
国有企业改革将来会在什么情况下更深刻的进行呢？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创新的技术会越来越多。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国有企业可能面临革新或者被革新。比如，全世界确实有很多垄断企业，美国也有很多，我举的这些例子不一定恰当，美国的铁路也基本是垄断的，就是没什么变化，美国航空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也是相当垄断的。你看美国很个别的一些企业，像做天然气的、做钻井的也是几家在做，没什么变化。我觉得他也是能存在的。而且我觉得，在中国，党的长期教导，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责任心”、“国家利益在先”，我觉得这种意识对经营一个企业是有效的。在所有的国有企业里，比如跟我工作相关的领导，都是非常尽责的。几乎每个周末，他们都是加班。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领域，如果这个行业不发生大的变革，国有企业这种形式的存在是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的，而且也会相当具有竞争力。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国有企业的变革就很重要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像互联网企业，国有企业怎么去参与？因为他的变革非常快啊，在IT企业里，为什么国有企业很少参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电信行业发生特别大的创新性变化的时候，当语音的价格会为零的情况下，当大家都在做IP的时候，电信行业将来会怎么样？这个问号一直在我脑子里，那时###还会不会这样强大？###还能不能以这样的机制去迎接另外一场技术变革？
第二个问题，当国家的经济遇到一个低谷，政府需要大量的钱来解决社会安定，以及做其他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比如社会福利，而税收、税源又很有限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从历史上看，几乎过去全球所有国家的政府方法，都是在减持国有股，在公众市场上去卖。在这个时候国有企业怎么去变革，会不会卖？怎么去卖？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号，我也在思考和等待。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还没有答案的话题。
国有企业走到今天，它的问题也比较复杂。第一，这些年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都不错，而一般在状况好的时候，变革的动力就小；第二，其实这种大型企业的管理问题，全世界的大企业都会遇到。
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看的更客观，继网通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大型企业管理的一些方法。第一，网通当时规模也不小，第二我有机会参加国际上几个公司的董事会，去真正了解这些方法。像我参加了万事达卡的独立董事，这可能是中国大陆人里第一个参加美国大企业的董事。我还担任了KKR高级顾问，KKR不是一家公司，是一个管理近千亿美元的基金，，它控制着十几家大的公司，很多非常大的企业都是它来管理投资的，比较有名的也很多。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学习和观察，也认识了很多大的企业家。我经常很好奇地问他们：“这种跨国企业是怎么管的？”像惠普这种公司，万事达卡在全世界140多个国家都有办事处，利润率也非常高，在KKR里像尼尔森都是全球非常大的企业，他们都是如何管理的？
第一卷 他们的经验 创新将引领中国转型（6）
大型企业管理也不是那么简单，你要么就失去了活力，变成一个内部人控制的机制。你说谁是万事达卡的股东、谁是IBM的股东？就是董事会的那些人。我有时候会想关于董事的这些问题。这世界就有几种，一种是像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样，这种权力来源于党和政府；第二种权力来源于利润与增长，来源于董事会的几个人；第三种来源于家族。你就想想，世界不就这些东西吗？世界上真正的大型集团公司，我觉得里面都有问题。你说党在管企业、或者国有企业管企业，是有很多问题，有随机性、政治性或者各个方面的问题。但你也不能认为董事会管理企业或者家族企业，就完全没有问题，事实上，他们的问题也不少。
我们没有一个最优方案，有的只是次优方案，是最不坏的制度设计。现在，大家认为在最不好的环境中最好的方式，还是依靠法人治理结构、独立董事这种方法。我现在还在学习，当然以现在的结论来看，至少他们比我们的方式要更合理些。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某个大型企业要做出某项重大决定，难道就那几个董事几天就做出来了？这跟公司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联？这个问题就更复杂，这也说明了企业管理的阻力在什么地方。那应该如何把阻力利用上，让它变成动力？这是需要思考的。
在中国目前这种状况，能不能在国有企业里把独立董事制度建立起来，能否真正把股东结构调整得比较合理？我们看民营的很多企业，他是为他的利益服务，但是这种利益的短期化和利益的情绪化非常严重。所以对此，我想的更加客观了，这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是需要时间、机会，不断地过渡，最后还是形成一个妥协的方法。我相信未来的国有企业，可能像电信这种公司，国家还有1/3的股权，假如市场会有30-40%左右的股权，中间可能需要一个过渡期。这30-40%的股权，应该是来自社保基金。当然，我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设想。我为什么现在做股权投资基金，因为中国现在是一个中间过渡地带。因为你要完全走向市场，假如现在70%的股份完全是公众公司，30%是国有企业，仔细想想，这中间的冲突会非常大。在这样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意识形态纷争。所以中间的过渡阶段非常重要。
为什么我现在做宽带资本？实际上我有这方面的考虑，我认为这是中国将来逐渐要走的一种方法。因为国有股真的需要卖的话，你在市场怎么去卖？你要卖30%的话，这比房地产的“大小非”还要厉害，谁敢买呢？所以一定是要有一个过渡——既能解决价格问题，又能解决中国的财富转移的问题。像中国的网通、联通、###这种好的企业应该被谁拥有呢？实际上我觉得还应该是社保基金，就是老百姓的钱，通过一个专业的管理公司，用很专业的方式，来管理他的股份，我一直觉得这个比较合理。这需要思考，需要实践，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有这样一个说法，因为大量的国有企业占了国民经济70-80%的比重，导致今天整个国民经济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因为资源垄断、竞争不充分，大量的企业依赖政府资源，成为政府的食客。
某种程度上我同意这种说法，但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需要新的政治家的一种思想，不是企业家能够解决的事情。需要社会的、时代的一种进步，或者是需要一个特别的时期。如果不在这样一个状况下，这种改革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觉得一个经济的低谷或者是一个大的事件，，可能是人们开始思考改革的时候，或者是出现一个新的技术创新，引发人们对制度的重新思考。
第一卷 他们的经验 创新将引领中国转型（7）
技术创新的确能够形成改革。如果片面地等待这种政治上的变化，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变革机会，这是一种消极的、没有建设性的做法。积极的做法应该是，作为企业家本身，我们应该唤起30年前、或者20年前我们创业的热情。中国在未来的挑战会非常大，无论从技术转型，还是其他方面，比如说国民人均收入从4000美元收入到8000美元很容易，但是从8000美元到20000美元这是很难的一件事。还有，我们正面临全球竞争，中国13亿人要加入到全球不到10亿“富人”的一个俱乐部里，要跟别人争资源，你靠什么？我认为未来20、30年中国需要根本的技术创新。
我们看美国这个国家，大小也跟中国差不多，他成为这样一个强国的过程是什么？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1929年以后的历史，到处都是技术创新，我们应该多读读这方面的历史书。有爱迪生发明的电，有着数不清的技术创新，那是一个拥有持续创新能力的国家。有了莱特兄弟，能够让人飞翔。你看看莱特兄弟那个故事，非常有意思。radio开始起来的时候，无线通讯又能够让双方听到对方讲话。这种创造发明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改变了人类进步的节奏。还是回到我现在的工作，我为什么喜欢做投资？我真正的希望是我能够投资中国未来第一流的爱迪生、福特、莱特兄弟这样的人和技术，投资根本性的技术发明。只要中国人掌握了新的技术，所有传统的制度问题、文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是历史已经形成的轨迹，也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我们真的需要有想象力 我们真是需要有想象力，比如，能不能把沙漠变成一个太阳能的地方，种植小球藻，冬天的阳光能不能在东北那个地方利用起来。我愿意为此梦想。
在人们比较失落和迷茫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要焕发起根本的想象力和创新精神，要有大思想（bigidea），我在想我们这一代人的创新实际上是了不起的。
30年前，我爸爸妈妈说“你学音乐吧，你可以不下乡”，在那种情况下，我的想法就是“唱京剧，不下乡，或者当兵”。后来改革开放，1978年的时候，那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上大学，当陈景润。在美国时，我就想如果能买辆汽车、买栋房子就可以了。事实上，后来我才发现，我们人生经历的创新并不比爱迪生想象电的力量差，只是形式不一样而已。我觉得我们要用这样的想象力再想象未来30年，去想象一个根本的创新，根本的商业模式的创新、组织机构的创新、技术的创新。这些应该在中国发生。只有我们唤起这样的热情和想象力，才能引导中国走向未来的30年，才能真正形成下一个阶段中国的转型。
斯蒂芬.乔布斯是一个能够不断创新的英雄，是我心目中的一个企业英雄。当年他回到苹果公司之后，在创造Apple的时候，就讲“Stayhungry,stayfoolish”，我翻译成“求知若渴，处事若愚”，这种心理和激情，而且让把你周围的许多东西，什么大的办公室、大的汽车，这些东西全部先扔到一边去，你还是像20岁一样年轻，像20岁一样有激情。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这个时候我自己反复在想，我需要有大的想法，继续往前走。无论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好，更根本的技术创新也好，都需要这样一种激情，一种做大事的激情。而且这样建立在技术创新上的激情，是最具有可操作性的，因为这是最良性的、和平的，最有效的，也是最有建设性的，不会有太多的矛盾。我后来在国有企业学会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你找到一种共同利益的东西，来避免许多冲突和纷争。要追求共谋，我们有更大的共同利益，也许我们眼前的东西有所不同，我们先把它放在这，先往前走，当我们共同的目标成功的时候，那些眼前的差异，就都不算什么了。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对立面，更多的是融合、沟通和妥协。我很赞同这个观点，我四十几岁的时候认识到一种方法，即人需要成熟，为什么人需要成熟？成熟了，你就能做更多的事。为什么成熟才能做更多更大的事情？因为你成熟了，就学会妥协了。你就可以把不同的力量都融合到一起了。然后你认为的实际情况也不是那么简单了，不是简单的黑或白，不是二元的，也不是灰，是很复杂的。人也不只是存在坏蛋或好人，而是非常复杂的，是多元架构。在这个过程中，你又能够把大家不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形成妥协，又能心中还有理想，我觉得做到这一点特别不容易，也特别有价值。
刚才讲到，也许是一个大的事件，一个特别动荡的社会，然后逼迫中国社会的进步。也许是通过一个理性的建设，通过技术，我觉得对中国现代化最好的改造就是通过技术改造。如果我们今天突然说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能源，这个能源能解决我们石油的问题，这个能源在沙漠上就能种植出来，这样一个东西出来后整个世界都为之一变。
中国特别依赖石油，而突然我们发明了另外一种交通工具，汽车是用一种氢或电作为能源。整个汽车商业模式都变了，汽车是免费提供给每个人，但是每个月都要像交电话费一样去充电。新的商业模式要发生变化，这不是更合理的商业模式吗？我觉得我们要用这种大的想象力。能不能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城市结构，这个城市结构里有3000万个人，有了这3000万个人，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建立起来了，因为效率很高。我觉得这的确需要所有的组织结构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技术的创新。我希望我们今后组织的会议，能够像美国的一个会议“TED”一样，叫做IdeaFestival，就是“思想的节日”。每年把全中国最有疯狂想法的人聚在一起，谈上两天，大家交流，来看有一个什么新的想法，有什么新的激情。在这会上你发言的权利不是财富、名望，而是新主意、新思想。
（采编絮语） 第一卷 他们的经验 梦想家田溯宁（1）
关于田溯宁，人们显然低估了他的价值。这位意气风发，学识深厚的年轻人，8年前被邀请筹建网通，意欲提升中国通讯产业的价值与体系，但8年后，他却不得不失意退出，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这样一个投资型的机构中。
人们记得2007年7月9日，电讯盈科(0008.HK)发布公告，称中国网通原CEO田溯宁辞任集团非执行董事兼副主席职务，田的老朋友、老同事范星槎也辞任执行董事职务。这条消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田溯宁从此与他曾经激情奔走、日日夜夜忙个不停的网通没有了关系，他成了网通的局外人。
而就是现在，曾经让田溯宁激情四溢的网通再一次被传统的中国联通合并，由此，网通正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换句话说，田溯宁的网通事业彻底终结了。
事实上，在此之前，田溯宁已经在一步步退守。2006年5月，田溯宁辞去中国网通CEO的职务，专注于“中国宽带产业基金”的管理和运营。之后谋得网通在电讯盈科的代表职位，希望能和同样有国际化背景的李泽楷联手做一些事情。显然，电讯盈科是田溯宁最后的避难所。
有人猜测，可能是中国网通和电讯盈科理念不和，合作不畅，才导致田溯宁的出局。可事实并非如此。两家的确存在战略分歧，比如李泽楷曾经建议将电讯盈科的资产出售给外资财团，遭到网通坚决反对。但此后双方高层多次公开表态，电盈和网通关系良好。田溯宁辞职，网通总裁左迅生随即接任，算是双方关系依旧的最好见证。
可见，这场醒目的人事变更，各路利益集团不伤元气，仅仅是田溯宁的网通事业划上了句号。
业内人有知，田溯宁以两个特点著称：一是有大背景，二是有大激情。所谓大背景，可能是个谣传，说的是指1999年，中科院、广电总局、铁道部、上海市合资成立中国网通公司，田受要人邀请，出任总裁兼CEO。熟悉中国政局的人应该知道，当中科院这样的学术机构和上海市这样的行政机构整合在一起，意味着田溯宁可能真正有大靠山。记得前几年，圈内人都以能和田溯宁见面为荣耀，似乎见到田溯宁，就可以见到更大的人物。有媒体的人去采访田，则会有人提醒，不要乱提问，免得给自己招来麻烦。
在这个俗称“小网通”的机构里，梦想家田溯宁可谓志存高远，他提出了自己的使命：一是要建设一条高速的、无处不在的宽带网络；二是要进行国有企业的探索，建设新型的国有企业。这就是田溯宁的激情所在。凭心而论，田的第一条理想，只是个技术问题，尚可展望，但第二条理想，则是制度性探索，个中的复杂与艰难，即使是深谙权术的上层人士，也望而生畏。但激情有加的田溯宁却是踌躇满志。
现在看来，有些基本的问题被田溯宁有意无意忽略了。比如企业的自然人产权问题，一个不具有产权要素的职业经理人，肯定缺乏对企业的长远战略执行能力，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只是网通的过客；比如企业的靠山，抑或是田溯宁自己的靠山，也是个变动系数极高的问题，所谓风水轮流转，当年权重一时的大靠山，他日是否会成为牵绊，只有田溯宁自己清楚。至少今天有人敢拿田溯宁开刀，无视田的贡献与利益，就说明田溯宁的大背景已是不复当年了。
第一卷 他们的经验 梦想家田溯宁（2）
生活再一次印证了上述常识的正确。2002年，###业大规模重组开始，原中国网通(小网通)、原吉通及原###所属北方10省###组成了网通集团。田溯宁任重组后的中国网通集团副总裁，负责管理国际业务。表面上看起来，田的阵地在扩大，但影响力却在缩小，他再也不可能像在“小网通”里那样一个人才华横溢、指点江山了。聪明的田溯宁显然看到了这样的发展态势，他开始尝试用国际化战略思路倒逼体制问题。比如他主导的中国网通香港上市，就是试图用国际化公众公司的制度设计影响国内的企业制度；比如和李泽楷的电盈联手，则是希望找到股权意义上的制度性制衡，甚至可能希望像李泽楷努力走出李嘉诚官商模式那样，带领网通走出国有企业模式；比如与西班牙电信合作，是希望中国网通从此拥有更加开阔的世界性目光。这一连串的动作，显示田溯宁还是在用自己的个人性格和商业视野改变企业。问题在于，高达20万人的巨型网通，有多少人能理解并支持田溯宁？或者说，即使众人都看到了企业的巨大变化，又有几个人愿意认定，这些变化就是田溯宁一个人所为？
官方的说辞俯首即是。历史从来都是人民创造的。但田溯宁海外游历多年，显然对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太在行，因此，他用他的激情对国有企业的内在逻辑做出了一系列误判。
比如，田经常在会议上提醒大家读一读黄仁宇的书，从《万历十五年》到《黄河青山》。他如此喜欢黄先生的数目字管理，认为数目字是商业社会的通用语言，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对人的管理也要依靠数目字。显然，田溯宁忘记了中国人管理中国人，靠的是情感管理，道德管理。
比如，田溯宁不认为CEO就是最后在各种文件上画圈的那个人，也不认为所有事必须在他那转一圈。公司内部日常运营的很多事他都授权下去，他的精力主要放在和投资人沟通等层面。可是，在一个标准的中国人看来，万千权力在一身，才是成功的领导人伟大的品质。
比如，田溯宁向来具有浓厚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他曾深入可可西里去保护藏羚羊，也曾走进偏远的西部村庄援助宽带学校。他在西方国家看到那些游行的人们手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自己的诉求，总是抑制不止自己的感动，他也会为网通一位年迈的师傅生活上的艰辛不断唏嘘。在家里，他甚至对自己的孩子浪费粮食大发脾气，因为他有一次发现，两个美丽的女儿竟然拿着面粉团打仗，这让从小生活拮据的田溯宁难过了好长时间。
还比如，田溯宁总是过于相信像他一样的海归人士，对于本土人才，尤其是在国企内部积累了长期经验的人才，总是进入不了他的视野，久而久之，田溯宁似乎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这在中国人成堆的世界里，算是大忌中的大忌。
有误判的不止田溯宁一人，很多网通的员工认为自己所在的企业是一个外企，是一个充满新鲜与活力的新型运营商，是有别于其他国有电信运营商的新型企业。事实上，中国网络是再典型不过的国有企业，田溯宁地位消减之后，立即就有网通高层打出了向###学习的口号。
田溯宁的问题就在这里：他当初切入中国国有企业体系，显然是认同了国有企业的制度规则，但他后来的一系列动作，却是与国有企业格格不入的现代企业方法论。田溯宁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悖论之中。其中的选择似乎是二元结构：要么田溯宁从一开始就认同体制，随乡入俗，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要么，他从一开始就站在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层面，所有工作都坚持国际化、制度化、市场化。
但田溯宁没有勇气、也没有空间做出这样的选择，他选择的是中庸之道，是左顾右盼。一方面他要食旧体制之利，一方面又想在旧体制中折腾出新花样。田溯宁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产权不清晰的背景下，寻找企业家的发展空间，可能性不大；在一个臃肿、庞杂的国有企业内部，张扬自己的个人价值体系，不在短时期内迅速随乡入俗，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众人当成食洋不化的书呆子。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得出结论，田溯宁的网通结局，事实上是中国国有企业制度改良的又一次失败；我们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个连田溯宁都无法容纳的国有企业体系，无疑是没有出路的，它所有的希望只能是抱残守缺，只能是借助政府垄断抢夺市场，而这样的企业体系如果继续成为我们的主流，最终的结局将是垄断势力更加强大，市场容量更加弱小。而一个市场容量持续不足的国家，它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值得人们抱以足够怀疑的。
（作者：苏小和摄影：刘大伟）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中国经济前景尚不明朗（1） （毛振华）
关于当下的宏观经济，有一种说法认为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导致我们总是在失去良机。比如有人认为美国不应该让雷曼兄弟破产，如果政府救援雷曼兄弟，现在弥漫全球的金融危机可能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金融风暴与我们的政策
中国政府可能也有误判经济形势的情况，我们在做宏观分析的时候发现，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有点问题。2007年，政府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认为中国经济过热，可事实是中国经济发展依靠的就是这些所谓的过热。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抑制了他们所谓的经济过热，但新的保证经济发展的元素又无法同步产生，为此我开玩笑说，中国应该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这个转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现在，我们剔除掉了自己的优势，认为应该向更高级别进行转变，可现实情况是我们并不具备向高级经济形态转变的条件与能力。所以，面对去年的宏观调控，我认为政府没有对症下药，感冒的本质原因不是着凉，而是病毒，而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治病而是让自己感冒更严重。去年，整体经济过剩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引起的国际资本流，而不是整个市场中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采取的措施是解除通货，而解除通货的核心是如果政府主要承担外汇政策制定，就解决不了外汇持金流和增发票值的问题。一直以来，我们的实体经济都比较贫乏，现在该控制时没进行很好的控制，该踩刹车时没踩刹车，这就致使中国经济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面临准备金的调整。这些措施犹如抛向中国经济发展的几把利刃，其中最厉害的一刀来自人民银行，另外还有去年的其他措施，如《劳动法》、环保政策等。
中国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政策本身就存在误会。去年经济的最高点肯定是高峰，自此经济开始下行，但政府认为高峰依然只是黄灯，而不是红灯，可经济的下滑怎么就不是红灯区呢？因此，2008年三月我就指出，中国房地产遇到了巨大的问题，中国股票市场可以不救，但必须解救房地产市场，因为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很危险的，2008年初我提出一季度应该计划启用财政政策。国家的财政政策从90年代开始就没再使用，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只是纳税，而实际上财政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关键时候财政是最主要的应对工具。只是在中国，出台房地产政策、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的发展才刚刚开始，这需要国家、政府以及党的强大支持。
怎么看待现在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问题？中国的通货膨胀是通胀成本推动型和国际传导型通货膨胀，不是那种需求膨胀。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就是一个货币政策，这是正确的。市场上货币过多，就要用货币市场的办法来解决，但是不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就妄下论断显然很容易出错，而出错的结果就是牺牲中国经济。只要人民币保持一个升值预期，以前是五块，现在是七块、八块，并且还不断上升，那投资者投入的每一分都会赚钱，而且毫无风险。所以中国是一个只赢不输的赌场，因此它的赢利性吸引着国际上的各类投资资本。但面对这一情况，中央在盈利能力周期的判断上总是不够准确，容易出现失误，此次外来动荡因素更是影响判断决策。所以，中国经济一般是这样的情况，好的时候最好顺风而行，出现问题的时候则一定要有所作为。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中国经济前景尚不明朗（2）
中国现在紧盯美元的政策，以及处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低端，这些似乎让我们的动作总是慢一拍。我们恰好在这个方面比较迟缓。我不是先觉者，我只是一个正常的研究人员。在此前半年，人民大学发布中期报告，报告表示中国经济正向下行，对此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我们所说有误。当时，金融危机并未爆发，我们是第一个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向下行的研究机构。先行一步所做的经济预测还是很重要的。
现在除财政外，农村土地制度是最应该受关注的事情。农村经济拥有很大的发展机会，而农村经济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1995年以后，农村粮食涨价幅度很小，这同样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如果粮食价格不上涨，农民就会进城打工，给企业带来廉价劳动力，从而使企业获利，这在当时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方面。
中国经济发展30年的主要动因
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经济会有如此清晰的发展？这需要我们综合考量。目前为止，中国经济还不是资本发达的经济体，还是依靠剥削农民来支撑经济的发展，这就致使整个农业、农村、农民的大市场没有大发展。十几年以来，我都认为经济学没什么窍门，研究的就是供求关系，宏观上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微观上则是一般的产销关系。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现代市场的核心不是供给而是需求，竞争市场中，只要有需求，市场就一定会有满足需求的供给。为什么？因为市场会启发创造性来满足需求。
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为什么会如此快呢？有两个原因，一是现实需求的空缺。最初，市场经济启动从票据开始，是短缺经济，从无到有，填补空档。但很快经济增长就上来了，这是惯性，也是第一步。由需求大于供给到基本平衡再到供过于求的过程，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基本完成了。二是超前消费。这是美国人发明的，整个西方社会都饱和使用。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看好中国经济，如果中国经济再维持20年繁荣期，那么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一张资产负债表。使中国人民负债，实现超前消费成为常态，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个人资产负债表对于安全感不足的部分中国人，是个心理挑战。这就需要人们理解财富究竟来自于哪里。市场负债表有两张，一是现金流量表，一是资产负债表。过去，中国人只有工资，所以只有现金流量表，现在出现资产负债，最后的结果是资产附加值比工资还重要。人们的财富主要来自资产升值而不来自工资，这是影响整个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这在我们2007年的报告《中国财富结构变化上的中国经济》中有所论述。超前消费里有另外一个机会，那就是支撑经济的发展。五年前，我认为这个需求可以支撑20年经济发展，但去年我就知道已经没有20年了。但这个需求对中国经济必定是很大的拉动，先用完现实需求，再透支未来需求，这是除体制改革以外的又一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整个经济就会出现较快的增长。
事实上有一些新兴产业，也是基于一种未来消费，比如大家熟悉的互联网。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萨伊定律，很长时间都备受批判，因为他认为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我认为萨伊定律也存在对的一面，那就是在高科技背景下，供给可以创造需求。比如，原来没有汽车，汽车生产出来后人们才产生购买汽车的需求。由于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新的消费形式由此产生，新型供给催生了新型需求，我所从事的信用评估就是如此，电子信息产业尤其如此。电子信息产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行业，它是最大的一次影响最深远的革命。从消费上看，它也是最大的消费，比如每个人都有手机，据统计，手机平均每八个月换一次。另外还有电脑，这是全民最大的消费品，现在，我们的经济形态正在通过消费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中国经济前景尚不明朗（3）
美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反周期增长那么长时间？克林顿时代银行经济反周期之后，就表现出下滑趋势，但这种下滑恰好被全球化电子新产品冲淡，所以美国经济反周期才能维持这么久，而自9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经济都没出现过那么长周期的增长。英国也是如此。这里传统的需求、未来的需求以及供给创造的需求共同支撑起所有经济体的发展，包括中国。
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需要什么新的需求点？现在，在中国这些因素都开发的差不多了，还有什么机会？那就是农村机会，农村市场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农村消费者数量巨大，而中国最大的问题——人口问题在此时似乎也成为有利因素，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它的局限性。庞大的人口基数提供了庞大的消费需求，从而创造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日本国土面积虽小，但它不用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人口稀少的国家开发市场就能保证自身经济发展，为什么？因为它有着一亿多的居民，有着能维持经济发展的消费需求与消费市场。这意味着我们要改变传统的资源思维方式，比如，粮食有了很大的增长，现在袁隆平在搞吨粮田，产量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最紧要的问题是农产品价格的调整。还有一点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其实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
四川地震后，灾区重建，农民冒着危险返回家园，一个香港人看后觉得很难理解，于是就来问我。我对他说，这是因为受到了中国内地土地制度的限制，农民一旦离开他所生长的地方就会变得一无所有，只有在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才拥有土地，而到其它地方后并不能通过买卖获得土地。在中国，土地是不流通的资源，不能私自买卖。对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的最后保障，因此，他们只能一辈子留在生他的土地上。即使进城打工，他的土地、他的财产还在那里，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所提供方案的第一步就是实现宅基地的私有化。宅基地私有化后不准再有新的增加，只能在老宅子的基地上建设，如果想获得更多的宅基地，就必须另外购买。这个时候，宅基地是可以买卖的，因为它已经不是农地，已经成功转化为住宅用地，这样农民就可以从宅基地的买卖中获得收益。
第二是进行农田所有权交易，有人说这是农村改革中的第二次革命。比如，价值20万亿的土地中，有10%可以拿出来交易，通过其它方式获得收益的农民就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农民用这些土地干什么呢？上市。通过上市，将城市中沉淀下来的不消费资金转移到农村，从而成为发展农村经济以及保证农村人消费的资金，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农民获得资金后，就会进城购房、买车，就会消费，从而释放自己的消费潜能。以前，这些人被称为流民，但那是在封建时代，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城市的载体。但现在不一样，农民在城市中存活下来并不难，全世界有很多大城市，如墨西哥就有上千万的外来人口，其中不乏农民，城市有很大的容纳空间。如果将这些完全忽略，还像当年一样，将农民问题视为农耕社会中的农民流动问题，回到那个时代去考虑问题，那将是完全错误的。自由迁徙的背后，是个人经济权利的提升。现在根本不会出现那时的风险，两万亿的农民消费者提供了巨大的消费需求，从而成为许多大产业发展的推动力。这是一个机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好机会。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中国经济前景尚不明朗（4）
17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也有针对三农问题的政策。关于农村问题，不是政府没有放开，而是首先对农村问题本身没有完全弄明白。其次，还是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的约束，所以那些关于农村问题的文件中总是存在一大堆的问号，老话、套话、废话连篇累牍。但其中的一个核心还是有用的，就是提及农民土地的流转，以及在哪儿流转，另外还有对省管县的制度探索。文件中提出的价格提升、支持农民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总体而言，这些文件都以老问题为主，比如农业的重要性其实已经是一个久经讨论的话题。
农村的农地所有权还是集体所有。不能转让。全世界的土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所有权国有，一类是所有权私有。即使在香港，农地的所有权都是国有。其实在中国，所有权跟使用权是一回事，使用权涵盖在所有权之中。比如，我们的住宅用地使用权最初是50年、70年，那70年后怎么办？这个土地是谁的？现在搞明白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自动续期，土地还是你的。其实在法律上，它只解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动续期。个人住宅用地就是私有，但产权还是归国家所有，个人通过自动续期获得的只是土地使用权证，没有土地产权证。在农村，土地都是集体所有，而集体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所以其实土地也是个人的，因为你已经拥有了70年的使用权限，也就相当于永久不变了。
土地一旦有交易，有流通，就会有价格，我们的房子虽然只有70年使用权，但它可以流通，流通就有价值，这也是可以做到的。土地承包后政府也会下发一个使用权证，这个使用权证的期限也是70年，70年后会出现很多变化。现在还没有明确提出宅基地的私有化。当然这种私有化没有我说的那么彻底，将宅基地完全变成可以自由买卖的资源，还没走到这一步。
我们面临着199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刚才我讲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动因，市场的空缺、超前消费和供给创造需求，另外还有农村的未来及发展空间。我是从国内的需求来进行分析的，没有涉及到国际。国内主要就是从这四个方面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连续进行，其中第二步与第三步交替进行。
有人说农村新政策催生的市场价值可能是20万亿，即使打一折，也是2万亿，这是未来消费加上产业增长带来的最大的需求，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会创造更大的经济高峰。这是我们的机会，下一步如果遇到困难就必须依靠农村市场，房地产市场也要靠农民支撑。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人口只有1亿，剩下的全是农村人口。现在，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过去的人口都不怎么流动，因为流动是需要设施的。现在，城市人口差不多占总人口数的40%，未来还要发展，发展到70%甚至更大。所有的城市人都是由农民转型而来，无论是通过何种渠道、何种模式，都有农民的身份。可能是由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或者不转户籍而留在城市的人，都将其视为城市人口，那将形成中国巨大的需求。
农村市场完全开发后，我们的企业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发展，企业的整个态势会是怎样？对未来经济发展，我还没有那么细致的研究。刚才讲的都是国内需求，但反过来看，另外一面，其实从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中国经济的运行环境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独立封闭体制。在登上一个高峰以后，中国经济为什么依然能再创造一个高峰？因为WTO，即我们所说的全球化。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中国经济前景尚不明朗（5）
中国进入WTO，实现经济全球化后，大家才发现经济全球化的两大得益者是中国和美国，而中国是第一号得益者。因为在加入WTO之后，中国可以完全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赶上全球经济发展的浪潮。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当然全球化也是一柄双刃剑。高度全球化后，当世界经济形势转弱的时候，我们也会成为受害者。过去，我们可以说世界经济跟我们毫无关系，但现在的情况是，它出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随之出现问题。
大家看到，现在我们对世界经济的依托度已经太高，超过1/3，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高的依托度都是非常罕见的。邱晓华当统计局长的时候，我们聊过，他曾私下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其实根本不止对外所公布数字。我们都知道，出口、投资和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其中出口所占比例最大，但我们对外的口径是三架马车差不多，这其实是经过包装的。出口的比例实际上有40%多，而不是30%多。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多国家感觉到了威胁，因此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攻击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国际关系问题。而我们所公布的数字不是统计出来的，是算出来的，而计算指标可以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包装。所以出口依赖的问题出来之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从而使得经济外向不稳，面临着很大压力。
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前景不够明朗，其实不好的前景已经来临。当全球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发现所有保证经济增长的要素全部有利于中国，如全球低膨胀高增长的国际环境、我们的低成本、国内的消费需求、人民币外汇管制方法和人民币币值等，所有的经济形势或政策都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但现在，情况完全颠倒了，新《劳动法》出台、环境压力上升、全球性进口需求下降、外汇升值导致经济力下降，我们的经济增长空间在一点一点消失，一系列的有利因素反过来都成为负面因素。去年，国家曾将外贸升值平衡作为一个战略，什么意思呢？通俗一点解释，就是我们的出口太多了，要出口少一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对这些问题本身的预见性。
周其仁有一个讲话，跟我们的看法差不多。他认为，中国就那些本事，而在其它本事又不具备的情况下，将这些本事弃之不用无疑非常不理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几个大问题，第一是出口型经济，这个肯定是不行的。第二是装备制造业。过去，我国传统的制造业包括机床制造、船舶制造等，也就是制造中间产品为经济服务，制造业为什么会如此繁荣呢？那个时候国企非常困难，可一旦经济转好，人们的投资欲望增强，中国经济也就迅速发展，很多国企因而成为该行业中的佼佼者。
相对来说，国企有一大特点，就是盈利所得并不放入个人口袋，而是投入再生产，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比如，造船行业获利后继续投资造船，进行更大规模的再生产，形成更大的产能，因而也就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负债。这样市场一旦萎缩，整个企业就会陷入困境，所以从经济上看，中国的大制造业都面临着破产的问题，因为在加大投资、扩大产能之后，销售量却出现极度萎缩。现在的生产是因为有三年的订货单，可三年之后怎么办呢？现实是，中船股票即使由每股300元降至每股20元左右，依然能够赚钱，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新的形势下，这批国企有可能会重新成为困难国企。只有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不会面临这样的困难，特别是通讯行业、服务行业以及基础行业，而其它一切处于竞争行业的企业都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重新成为困难企业。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中国经济前景尚不明朗（6）
现在，企业生存与发展面临的困难非常多，房地产业、汽车业都遭遇市场寒流，这些尽管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但如果采取的措施不到位，起到的作用也不会很明显。如今，房地产受到的影响还比较小，老百姓依然保持观望的态度，依然在等待着可能的房价下调，老百姓跟政府调节是逆向的，你越打击我越买。因此，如果政府不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底线，整个房地产市场就不可能走出低迷，整个市场也无法走出困境。这样，社会失业人数就会增加，因此这两年毕业的学生就业会很困难。过去欣欣向荣的服务业也会出现问题，整个经济面的情况都比较严重。
所以，从整个经济形势上看，基本上我们面临着199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个判断不会错。这也是中国在搞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进行的一次经济调整，形势非常严峻，而究竟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伤了元气、出了多大的问题，现在做结论还为时尚早。许多问题或许还会进一步深化，比如，现在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最初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大影响，但发展到今天就复杂了很多。为了拯救整个市场，美国拿出7000亿美元，德国拿出5000万欧元，英国拿出5000亿英镑，中国的国有企业则承担着国家所有的银行体系风险。在金融危机上，他们的体会肯定比我们深刻得多。
现在，各国都宣布进入全球经济。因为在一些国家，其国内经济发展空间相当小，国内消费问题比较大，而中国则不同，面对经济全球化，我们的主力部队会受损，甚至会消亡，而支撑经济发展的新部队又无法适时出现。因此，中国的经济体系会受到很大的损害。今天，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大惯性的经济体，整个体系的需求已经无法调整，因此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开始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以及收入结构的调整。
有人说这次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国内经济的问题，其实，立足国内看，我们的危机爆发点还有很多，中国经济还会出现很多具有中国特殊性的经济危机爆发点，而在过去，这些都被掩盖了。我们预计，中国的城市建设马上就会出现问题，现在每个城市的负债额少说几百亿，多则几千亿，城市建设中修马路、架桥梁等不挣钱的项目都依靠贷款完成，可完成建设后拿什么来还贷款呢？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出售土地还清贷款，可现在的情况是没人购买土地了。在中国，有些城市成立了好几家专门负责贷款的公司，有城市投资公司、城市控股公司、城市建设公司和城市发展公司，四个公司做一件事，就是进行银行贷款。城市形象工程建设、公共设施建设、绿化建设等等都由他们负责，而这些工程都不创收，不能带来效益，那么谁来偿还贷款呢？政府没有想过偿还，也没能力偿还，因此从总量上看，这个包袱相当大，风险也很大。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是由政府财政买单，或者是由银行将之视为坏账自行销毁。人们都以为地方财政很有钱，但事实是它们并没有多少钱，它的发展依靠的就是银行资本。过去有个玩笑的说法认为，政府就是一个超级老板，中央也相当于一个大公司、总控股公司，每个地方政府也是公司，书记是董事长，市长则是总经理。去年8、9月份以后的所有收入只剩下中央财政的税收，因此，现在面对经济问题，我们不能太乐观，要相信未来的现实肯定比想象中的更难。当然，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很多问题都不成为问题，因为它迟早会被解决，但我们所要思考的是这段时间怎么过？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中国经济前景尚不明朗（7）
由于经济发展减速，国内物品需求迅速减小，中国铁矿石市场、钢铁市场都受到了很大的挤压。在这样的形势下，投资巨大的现代化钢厂、造船厂将会有怎样的后果？它们都会成为呆资产，都会如当年调整期一样，成为一堆废铁。中国的投资高峰期已经成为过去，而这个世界也永远不再需要那么大的产能。这里就存在一个浪费严重的问题，同时如果完全按照供求规律运行，我估计产品的价格会在现有价格的基础上下降一半。现在石油的价格已经跌破70美元，08年上半年我就说石油价格破70是迟早的事情，只是我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而这个价格也可能突破50美元，OPEC产生以后的愿望就是让石油价格稳定在25美元左右。在矿产方面，中国的煤电价格都开始下行。
所以，明年根本不是通货膨胀，而是价格负增长。明年不具备通货膨胀的可能，只具备通缩的可能，有点温和的价格增长，或者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绝对不会是大的增长，这个增长能达到2%就非常不错了。因为今年的通货膨胀一直保持在高位，明年与今年相比肯定会下行。这些情况都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在准确判断整体经济形势能力方面的缺乏，更何况我们处在一个全球经济形势出现问题的大环境之下，因此，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我们总是无法透过假象发现问题的本质，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在美国、欧洲来势汹汹，但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的，在市场经济下，金融危机的蔓延是很厉害的。因为现代市场经济，金融就是血液，你的血液已经出了问题，还能说你没病吗？肌肉会萎缩的，骨头也会松弛。现在美国连续四个星期没有IPO，没有债券，这是多少年历史上的第一次。企业正常的渠道，正常的负债率拿什么来补资本？银行不贷款，拿什么来救企业？起码得死掉一批。有的企业靠长期债务市场，但债务市场萎缩了，企业怎么生存。同时，金融危机之后，人们的财富缩水，失业增加，消费降低，造成经济大萧条，这就是实体经济，怎么可能说没问题呢？
中国企业太依赖政府
有一个说法，美国的经济危机，是发端于金融，蔓延到实体经济。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有点不一样，我们先是实体经济有问题，比如我们现在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我们的企业包括国企，处于竞争行业的国企竞争力迅速下降。我们是先看到实体经济出问题，回过头来可能蔓延到金融体系，这和美国是反向的。因为现在中国的金融业跟美国的金融业是不一样的，中国的金融业基本上是界定为一个垄断性的政府领域。
到目前为止，中国金融业主要还是一个为实体产业服务的产业。美国的金融业是一个独立产业，他有金融服务业，他自己就是一个制造业，他制造自己的金融产业，在那儿生产和买卖。中国的金融业就是给你服务，比如说，我们的投资银行，只搞中介，帮你买卖。美国不是这样的。比如AIG出事，是因为什么呢？我是投资银行，我买了你的东西，跟你锁定利率，锁定贷款，接着我又卖给他了，不是直接买卖，而是我发明一个新的金融产品卖给他，这个产品中涵盖了你的东西，那我就变成了一个中转站了。这个中转站是我买进一个东西后，再用我的名字打一个新的包装，转卖给第三方。那么，这个中转站就是一个负债主体，所以只要没有第三方再给我钱，你找我要钱的时候，我就没办法给你。
因为这个金融衍生品的链条太长了，可能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错误。所以，在雷曼兄弟的问题上，美国政府是有失误的，他认为就是雷曼兄弟一个企业的问题，结果雷曼兄弟的交易把病毒传染到了所有金融领域，可以说，是一个雷曼兄弟就把美国经济给打垮了。所以美国当初如果救了雷曼兄弟，可能这些问题就全摆平了。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是个英雄，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曾就职于高盛，所以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拼命要求美国政府出资7000亿美元救市。他还没有找到危机最后的防线，最后的防线是布朗找到的国有化。在这个社会的信用渠道崩溃的时候，最后的防线就是国家，所以英国把银行收为国有，最终彻底稳定了人心。美国金融危机还要深化，他就持续收购银行。
对于信奉自由主义的西方人而言，这样的决定其实是很痛苦的。所以，布什说自己做这个决定很痛苦，因为他是一个最崇尚自由市场和私有经济的人，这对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是一个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选择这种道路。
现在有人说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受到挑战，凯恩斯的理论或重商主义正在回头，中国人借此为国家驱动经济模式找到了自信。我认为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也不全然如此。在凯恩斯主义之后，出现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声音，后来又有了货币主义、自由主义这一套。其实西方经济从来就有两条路在斗争——整个西方经济是产权制度私有化，就是崇尚自由经济，这是常态；凯恩斯时代是因为危机的时候产生的，不是常态。所以在非正常状态下，美国经济出问题时，还会奉行凯恩斯主义，还会实行财政政策，由国家管制经济。这就像是战略措施和危机措施的道理一样，所以这两种经济手段同时存在，绝对不是说有了自由经济就没有政府，或者说靠政府，就不靠自由市场。我们不要陷在简单的二元判断中。
不过要看到，中国的情况的确不一样，比如我们宏观政策的调控，就是直接操刀。我开一个玩笑说，中国很特殊，中国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去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只是搞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而已，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所以有人说，中国人分两个半截，上半部分叫社会主义，下半部分叫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你喜欢上半截你就搞上面，你喜欢下半截你就搞下面，一些人在搞社会主义，比如宣传部，意识形态部门在搞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人在搞市场经济。但必须承认，现在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力度太大了。
（采编絮语）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毛振华的经济学走向（1）
1992年当然是一个有转折意义的年份。对于大多数有思考能力的年轻人而言，理想主义火焰被扑灭之后，物质主义就是他们惟一的去处了。这一年的春天，邓小平南巡，中国选择了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人们的内心有了波澜，那真是一个知识分子大迁徙的年代！一部分人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另一部分人则去了市场，中国历史里又一个追逐财富的功利主义时代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不过，仅仅只有功利主义的诉求是不够的，毛振华和更多的读书人显然并不想只是成为一个及时行乐的生意人。他们的心中仍然保有那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情怀。毛振华们这时面临着一个困惑：他们不愿意加入传统国有公司，而创业又缺乏原始资本。这个时候，政府新出台的政策挽救了他们。有两个重要文件在这一年面世：《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现在看来，这是两个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从此，真正的中国现代企业开始出现。而在此之前，中国没有股份公司，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四种企业类型。毛振华非常感激这样及时的政策，认为这两个文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相当于1978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历史里的地位，“它们掀开了中国企业进步的革命性篇章，真正地影响了中国企业未来的发展。”
几年之后，一个新的企业家群体被总结出来，这就是“92派”。他们显然是有点特殊意义的一代人，经历过盲动性的文革年代，经历过80年代激动人心的启蒙洗礼，能够从过去极左的思潮里进行自我否定，并迅速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兴思想。尽管这样的过程有痛苦、有失落，但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空谈，放弃了意识形态对抗，转而开始实业救国，经济救国。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文化变迁、经济转型和社会取向，迅速形成一种价值观的积淀，“92派”企业家群体的出现，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毛振华在这个群体里，属于既能行动，又能进行学术思辨的企业家。他是董辅礽的博士生，学的就是经济学，后来又读了社会学的博士后。这两种学术路径集合在一起，加上他的企业实践，确保了毛的思辨有意义。而他在政府的时候，研究了第三产业发展的趋势，认识到中国市场经济下，最落后、最有前途的是现代服务业，他当然要去实践。他与他的同学陈东升、田源多有交流。陈东升更是进一步提出“模仿就是创新”的思路，他们也都选择了自己钟意的行业开始创业历程。毛振华创办了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也开始了中国这个新的行业。田源创立的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是期货业的领导者，陈东升创立的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是中国拍卖业的领导者，它们都是率先在行业里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是一个行业的先驱。
沿着这样的路径，毛振华对海归派企业家的评价非常高。如果说“92派”企业家群体在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么海归派对中国企业最大的贡献则是把新的企业家价值和精神用一种产权制度来保证。中国企业家从此有了“创始人制度”和“创始人期权制度”这两个重要的概念。这样的理论价值非同小可，说明“92派”和之后的“海归派”企业家群体是新兴的财富英雄，他们没有原罪，他们很大程度上已经走出了中国传统企业家的世界观陷阱和方法论陷阱。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毛振华的经济学走向（2）
现在我们认为，股份制架构和创始人制度、创始人期权制度是毛振华企业家生涯的出发之地。1992年，是毛振华在中南海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第二个年头，在这个体制内一直都走得顺风顺水，从副科长到处长，每一轮都破格提拔的年轻人，在权力的金字塔面前，忽然有了退却的念头。他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在如何为国家尽力这个事情上，他和他的同班同学陈东升看法颇为一致，一定要做一个中国没有的东西。
毛振华要做一个中国的穆迪公司。在当时的毛振华看来，偶尔看到或者听说这个公司只是在广播或者报纸上，这样的字句在他脑海里印象很深刻，“穆迪公司调高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穆迪公司调低了中国政府的发行债券信用等级”，在当时毛振华心目中相当神秘的穆迪公司，由约翰·穆迪于1909年创立，总部位于纽约。1913年，穆迪开始对公用事业和工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
尽管对于要做的事情相当懵懂，但毛振华并不孤独，那时候他经常骑着自行车，穿越高耸的电报大楼和民航营业大厅，大约10多分钟就到了陈东升西单的家，天南海北地聊，通常聊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睡觉，冲动而兴奋。
毛振华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学习《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他甚至照着报纸抄下了企业章程的大多数条款，开始筹备创立中诚信。
创办公司的第一步是先有金融业务许可证。至于跟谁申请许可证，毛振华心里也很模糊。那个时候，他每天都想办法抽空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复兴门中国人民银行总部，找主管的处长、司长，跟他们谈，约人，吃饭，反复跟对方说，自己要筹备的公司在中国是多么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这样，经过四个月坚持不懈的游说，中国人民银行给中诚信发了金融许可证。
因为体改委的两个文件，找钱又有了制度上的保证，接下来的事情对毛振华来说，相对容易些。毛振华给他的公司找了12个国资背景股东，第一期资本金2000万，第一部分到账时是500万，余下的三年后才全部到账。股东们基本都隶属于金融业，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国家机关单位等，比如，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审署组管理的中国审计律师事务所，司法部管理的中国律师中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的中国证券业协会……
1992年10月8日，中诚信成立，一家从事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与评价的独立中介机构宣告诞生。10月9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报道了这一消息。
看来，毛振华创造企业的方法的确有别于传统，他有清晰的事前制度设计，有准确的市场定位，他显然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之一。
不过缺陷也是明显的。和所有的中国人创业一样，毛振华仍然严重依赖政府资源，他本来就来自政府部门，有着不错的政府关系，毛需要这些，需要在体制允许的范围之内拓展，他不可能提着头发升天。他对“中国”、“国际”等字样始终抱有相当的好感，一方面，像他这样一直在国内接受教育的读书人，国家主义意识始终是他们的目的地，他需要一个由头，需要在为国家工作的名义下继续发展。所以，毛振华甚至希望自己操办的企业一定要带有中国字头，最好是体制认可的“局级单位”，这样，他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国第一。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毛振华的经济学走向（3）
正是这种国家意识的诉求，构成了毛振华企业家生涯最大的软肋。基于政策的原因，那时候的毛振华在中诚信是没有股份的，尽管公司由他负责筹建，但他没有股东投票权。他像一个辛苦的职业经理人，把一个新生事物，用三年的时间做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92年12月26日，公司在董辅礽、厉以宁、江平等几位著名学者的组织下，制定了国内第一套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公布了第一部《信用评级业务指南》。中诚信的业务涉及到信用评估和股份制改造。1992年到1994年上半年，金融领域的改革开始了；在国有企业领域，“抓住少数，放活多数”的思路也开始萌芽，并成为趋势。毛振华抓住了机遇，中诚信在这种背景下承接了许多业务：从为三峡工程设计融资方案开始，先后担任杏花酒厂、中国有色、武汉中百、伊利实业等众多企业改制和上市的财务顾问；山东华能项目成为中诚信第一个在纽交所成功上市的项目。
如此醒目的成绩，并没有改变毛在公司里的股权地位。1994年下半年，中国的资本市场走向低迷，中诚信的业务也随之陷入了低谷。毛振华遇到了创业以来的第一个冬天，股东们以国有企业的名义，投票决定公司的走向，这让没有股权的私人毛振华完全失守，他几乎就要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国家的宏大意义再一次试图遮蔽他。好在天随人愿，最后，国有股东们以微弱多数，同意毛振华继续留在公司经营管理。
这应该是股权缺失给毛振华最大的打击，此后，他去了香港，担任香港一资产几十亿元的上市公司的总裁，一呆就是三年。他在那里，体会到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体会到西方规则的资本市场运作，为他日后操作中诚信的发展上了一课。另一方面，这一履历对他的贡献，就是积累了一笔象样的资本。去香港之前，他跟对方谈了条件，就是中诚信这边的职务他必须兼着。三年间，工资加奖金加期权，毛振华拿到了一千多万。正是这笔钱，成为他日后有能力把中诚信买回来的一个必要条件。
所谓时势造英雄，政策变化再一次成全了毛振华。1998年，###总理的施政承诺中有一项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他采用的办法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地“国退民进”。在这种大背景下，中诚信的12个股东选择了渐渐退出的方法，而毛振华则选择了一点一点买回中诚信的股权，从最初的10%，到后来60%的股权。几年之后，中诚信终于理所当然姓毛了。这是2000年，毛振华开始大幅度发展自己的公司，将公司分离为专注信用及中介业务的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和专注投资业务的中诚信投资有限公司，并大幅度增资新股。
不过等到增资扩股完成后，毛振华依然觉得很困惑，最初创办公司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因为公司的资本都是国资背景的，觉得自己还是国家的公职人员，而现在，当公司的股权已经真正属于私人，他发现自己距离国家越来越远了。
看来，早年的国家主义教育再一次让毛振华前后彷徨。他忽然又开始舍不得离开体制，即使是做一名企业家，他都应该是国家的企业家，至少是可以流动的，因为国资背景的企业领导人和官员之间的身份转换很容易，他渴望着有一天他也可以这样流动，比如从一家企业流动到另外一家企业，比如从官场流动到企业，又从企业流动到官场，他等待着有一天再次回到体制中去。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毛振华的经济学走向（4） 正当毛振华觉得自己与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时候，一盆冷水，浇了下来。
1999年，中纪委对毛振华进行了调查，对毛振华的“双规”正式开始。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毛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被软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当时的合作伙伴——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从中纪委得到的正式解释是“协助调查”，且毛本人及中诚信均没有问题。毛则对这一历史三缄其口。这件事对毛振华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他开始思考，在中国做商人，太不安全，模糊的东西太多，他开始想，自己难道一辈子就做个所谓的企业家吗？
某种程度上，从2000年到2008年，毛振华开始迎来他人生第二个转型。一方面，毛振华与穆迪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业绩受到了这家国际上著名的信用评级公司的肯定，毛的中诚信由此成为中国信用评级领域的领头羊。由于准确的预测2000年后中国将面临一次以资产增值为特点的调整增长，中诚信大手笔投资地产和资本市场，大有新获，中诚信成为一家净资产数十亿元的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他却萌生退意，他没有打算将中诚信卖掉，但却想抽出更多的精力，回到他早年的学术生活中去。在他的名片上，除了正面写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的头衔，名片的背面还有六个社会职务，唯一跟中诚信有关的职务是中诚信首席经济学家。
由此，毛振华来了一个温柔的转身，他再一次回到书斋，成了学者。
对于这样的人生转型，毛振华的感慨很多，他曾经私底下说，“在中国现行的环境下，商人对自己命运没有主控权，中国企业家的死亡率太高了。中国不具备把企业做大的环境，特别是金融性的企业。我现在退出来，有一种解脱感。作为第一代创业者，企业发展了，而我也不是一个负面人物。”
不过他承认，“我带着十多年做企业的阅历转型，其实是有点悲哀的。”
这就是2008年底的毛振华，一个与宏观经济有关的经济学家，一个固执地要在某个学术领域发出自己独立声音的读书人，他腰缠万贯，不会为了日常生活放弃学术的底线，他有实践，有经验，所以也不太可能仅仅做一名象牙塔里的书呆子。不过他深知自己的局限，他说他只是做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公益劳动者，“我这一辈子不是最好的官员，只是当了一点小官；我也没有把企业做大的愿望，所以也不是最好的商人；做学者，起步比较晚，从基本功和文献功底来看，也不具备做一个最优秀学者的条件。”毛振华的谦虚跃然纸上，不过我们却从他如此的表述中，看到了一代中国读书人彷徨的身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毛振华天生就是那种具有国家使命意识的人，他想做事情，想尽力在时代与国家的交叉点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可惜他刚好生活在这么一个彷徨、游移的时代，他的彷徨，其实是一个时代的彷徨，一个国家的彷徨。不过好在毛振华还很年轻，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时代在渐变，国家也在渐变，未来的毛振华，应当是不可限量的。
（作者：苏小和摄影：刘大伟）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冯仑的魏晋风度（1） 文│苏小和图|大伟 封面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期待着和冯仑来一场有意思的对话。为此我憋足了精神，积累了一份陈旧的提纲。我打算通过我的话语暗示，将冯先生从风花雪月的调侃中拖将出来，我希望我们能一起走进某种学术路径，在历史的沉疴与当下的迷茫中，说出本来属于冯仑的话语体系。我固执地相信，真实的冯仑应该是批判的、怀疑的，同时可能也是绝望的，他决不仅仅是一个嘻嘻哈哈，笑谈风月的冯仑。
这样的日子终于来临。在贵阳，在花溪，夏天的树挤满了山坡，雨降下来的时候不露声色，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天色前后依旧，不因为一场雨而有丝毫的改变。我们与冯先生的交谈，就在如此诗意的景色中次第展开。
众所周知，冯仑在地产圈子里一直以思想家著称，但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却是有所不屑。事实上并不是我对冯先生有何见，我甚至认为，由于国内企业界学院出身的企业家少之又少，给冯先生冠以思想家的名头，或许能缓解一部分人的心理焦虑，但如果真正在学术思想的层面要求冯仑，我想他还是存在很大的距离。理由有三点：
其一，我固执的认为，最近几代中国人中出不了思想家，无论是人文思想，还是企业思想，我们既没有前沿性的观念体系，更没有接受严谨的思想方法，我们都是被耽误的几代人，谁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
其二，中国企业建设到目前为止，连元制度都还没有完全解决。过去的30年内，所谓的企业家们都是一方面在蝇营狗苟中寻找生存机会，一方面在体味有钱人的简单快乐。我这么说，并不是谴责企业家群体，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企业家是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一群人，他们左顾右盼的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廉价的动力。但无论怎样，我们必须承认，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企业发展还没有形成可持续的范式，我们的企业家整体意义上，可能还只是政府管制的一个附庸。如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认为，一个连基本独立思考空间都还不具备的群体，是绝对出不了思想家的。
其三，我在冯仑这一代企业家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江湖习气。中国人的江湖习气由来已久，它只是这个扭曲的社会结构里潜行的某种规则，无论如何达不到思想的层面。包括冯仑在《野蛮生长》中讲述的他们的经历，包括他在不同的场合下，三句话之后，必
然要提到女人，而这本有意思的书，冯仑像模像样地写下自序，标题竟然是：清清白白的汤唯干干净净的脱。
不过我一直不能肯定冯仑的江湖气质是否出自他的本意，可能仅仅是他不得已为之的姿态，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魏晋风度”，其喜笑怒骂之间，可能藏有更大的关怀。比如我读他的书，总是能很容易理解，他强调的是这些年他和他这代人的清白，他还强调了他在书里说的都是真话。清白与否，也许需要历史以后做出证明，但冯仑努力讲真话的姿态，却是跃然纸上。
把《野蛮生长》当成冯仑的思想史阅读，显然有点拔高。我宁愿相信这样的书里，大面积体现了冯先生的风度，魏晋风度，笑谈之间，多少家国忧患，都在其中。这绝对是一本没有装腔作势的书，是冯仑的个人口述史，是冯先生站在他一个人的世界里，对中国企业近30年的发展，作出的一个小规模的见证。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冯仑的魏晋风度（2） 冯先生甚至猜测到了人们对他的角色期待，在封底写下了他的所谓自言：
“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的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习气，士大夫的精神享受；喜欢坐小车，看小报，听小曲；崇尚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
这有点像冯先生的自画像。我和冯先生是有过接触的，直接的，间接的，曾经还写过案例“骂”过他，现在看来，当时我说的是“冯仑倒退”，洋洋洒洒差不多10000多字，又是数据，又是模型，竟然不如他自己一边开玩笑一边写下的这些略带自我嘲讽的感性句子。
这所有的自我嘲讽中，我最欣赏冯先生自我界定的“傍大款”。记得2005年的时候，我认认真真的分析过他的“傍大款”行为。那是冯仑和天津泰达的合作项目开始之后，局外人都能看到，冯先生是拿不到土地了，只好曲线救国。但思想家名头下的他，硬是折腾出“要在国有、民营和外资这几种所有制形式之间制造一种混合所有制”的光辉形象。我大不以为然，并认为这是冯先生亲自导演的一种新的公私合营，是一种体制倒退。
关于公私合营，熟悉历史的人应该记忆犹新。1956年，共产党第一次推行公私合营制度，用一种剥夺的方式，将私人的产权强行整合到国家所有制中，从而引发了计划经济形态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人民公社，最终致使国民经济沦落到崩溃的边缘。而在具体企业的层面，我们最深刻的记忆则是诸多有一定积累的私人企业彻底消失，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涌现。比如著名的三联书店，就是在公私合营的潮流中被人为中断，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重新开张。今天的三联书店，其实已经没有当年的风骨，人们之所有仍然对之略为推崇，更多的成分是在怀念当年。可见，公私合营制度不仅破坏了三联书店的私人产权制度，更破坏了这家企业的文化传承。
当然，有人陈列出冯仑导演的“新公私合营”与当年的不同之处，认为今天的公私合营是用市场交易的办法，在股权结合，资源整合的高度来演绎的，就象冯仑，他是自觉自愿通过增发新股让国有企业泰达进来，这与当年政府的强权推行已无半点可比之处。面对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站在一个更宽阔的角度来审视。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私有化的效果是显见的。政府从私有化的过程中获得可观的财政力量，并建立适应全球化态势的新式制度，它的发展态势将改变整个经济制度，并最终改变西方资本主义本身，从而形成“新兴资本主义”的超稳定状态，并以私有产权的力量促进全球企业的购并与重组。而在另一个层面，大量不同形态的国有企业演变成私人企业，这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态势。著名的经济学家诺兹提出“有效率的财产权”，也从效率的层面阐述了私人产权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而另一个疑问是：诸如天津泰达这样的国有企业，真如冯仑所言，有那么美好的制度性力量，值得冯仑这样的所谓思想家去学习，去参与，去膜拜吗？
所以，我当时真的是大跌眼镜，并认为冯仑傍大款傍到如此地步，说明中国的私人企业，尤其是私人地产企业已经差不多举步维艰了。如此看来，大历史下的冯仑，这么多年的企业行为，事实上可能是在背离一些基本的经济规律，也是在寻找各种不同的生机。比如他为了整合资源的战略重组，增资扩股，就是一种短期行为，就是一种功利心态。不过，我们深知，中国的私人企业不容易，冯仑思想了多年，也清高了多年，每一次的功利主义行为更需要得到众人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冯仑的生态就是中国私人企业的生态。他们在一堆荆棘中野蛮成长，渐渐露出了气象。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大历史中看私人企业（1）
亚布力观点：关于当下的中国私人企业，我愿意站在一个大历史的视角来思考。陈志武教授喜欢把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些企业作为案例来分析，比较当时的私人企业和今天私人企业之间的环境异同，方法异同；而1950年代公私合营时代的私人企业遭遇的挫折，可能最能代表中国私人企业的某种命运。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私人企业有限度的复兴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企业应该具有的生态。这当然是三个有启示意义的时代，我们的希望就在这样的历史轨迹中，彷徨也可能就在这样的历史轨迹中，面对这样的历史，我们究竟是信心十足，还是左顾右盼，的确是一个问题。
冯仑：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民营企业主要来源于几个部分：第一由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督民办，这实际上依然还是官主导的市场经济，它的主要资源来源于官，这些机构的发起、设立都源自官。后来，这一部分民营企业逐步演化成现代包括共产党进城以后的一些国营企业的前身，比如汉阳兵工厂。到了民国时代，又多了一种，即由买办转化成创业者进行创业，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唐骏之类，职业经理人都是最后出来创办公司，所以相当多的人都由买办转化成民营企业家。最初替洋人打工，成为高级经理，积攒一点钱后自己创业，做一些与原东家差不多的生意，这是一种路径，换句话说，这是由洋人孵化出来的中国本土民营企业。另外，就是由割据军阀和地方政府扶植起来的民营企业。当时生产与战争相关产品的民营企业都得到军阀的支持，如织布、煤油灯，猪鬃等，除此之外，便无其他。再往后少量的草根性民营企业开始出现。总体来看，清末的民营企业大部分不属于草根，它们都有官府的背景，生存条件比当下的民营企业还要好，所以不能与今天的民营企业相比较。
相较而言，生存条件比较恶劣的当属抗战前后的那一部分民营企业，那个时候由于战争，政府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法律体系。中国的民营企业或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是1927年至1937年，这期间民营企业发展的数量非常多，草根的民营企业数量也开始增加，但随后的抗战搅乱了适合民营企业发展的大环境。1949年之后，这些民营企业被全部归公，1956年后，民营企业消失殆尽、归零。1978年民营企业又重新开始，直至今天。这是中国200年历史以来，民营资本唯一能够超过十年连续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异常珍惜这个时候的原因。从开始抓投机倒把直至现在，也就十几二十年，在这期间中国现代的民营企业有很大的发展，而最重要的特征在于中国的民营企业几乎都是源自草根。1978年以后，国营企业不做或是政府不想做，做不了甚至做不好的事情都被推给了民营企业，这其中包括人，返城后无工作的知识青年，政府、国营企业富余的劳动力，劳改劳教的两劳人员，都被完全推向了社会，人们被迫去炸油饼、补鞋、开餐馆，时至今日，很多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和走计划经济道路的国家依然还在重复这样的老路。最近，朝鲜允许小商小贩的存在，其文件规定更年期以上的妇女可以摆摊，换句话说，45岁以下的妇女不能出门做生意。这样的故事跟我们当年有些相似性。中国的民营企业起步于草根，发展到今天，仍然徘徊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下游和末端，在大量的行业中，民营企业自始至终都未进入其中游和上游的部分，始终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承认，改革开放几十年民营企业确实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大历史中看私人企业（2）
中，真正受益的是国有企业。在这么几十年里，国有资产呈几何倍数增长，所以应该说改革开放的结果，使所有人受惠，使所有经济成分都得到了发展，其中更重要的是使国有经济得到了发展。
亚布力观点：从你的陈述中我能不能判断，你的意思是认为这一次的私人企业发展会有某种持续性，也就是说，你对中国私人企业未来的成功系数保持乐观？随着物权意义的扩张，中国私人企业在未来三十年或五十年内会越来越好？
冯仑：我并没有说它一定会成功，从中国历史大的循环逻辑来看，没有充足的信息能够表明现在的产权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我只是抱有谨慎的乐观。由于这种乐观，我相信鉴于全球化发展的现状，以及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开放的社会系统，往回走的成本十分巨大的事实，整个社会的领导人会基于理性，在考虑到公众的利益后，不会任意改变历史的前进方向。几百、几千年以前，这个对于历史发展轨迹的坚信不容置疑，但现在这样的信心很难找到，特别是近一百年，这种信心更加微弱。
亚布力观点：那就以您个人的眼光做几个案例分析，比如说柳传志，他身处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行业，PC产业，它与媒体、金融等官家垄断行业几乎毫无关系，可是到今天为止，柳总个人的产权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您怎么看待他们这一代企业家的命运？
冯仑：我觉得，从计划体制，从过去僵化的社会体制逐步转化到一个开放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体制，所行走的路径与直接走向成熟的市场体制是很不一样的，在这方面，中国无疑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中国的路径也非常复杂，从复杂中寻找规律需要极大的耐心。另外，中国人本性温和，再加上比较中庸的中国文化，因此在中国所有的事都不能操之过急。俄罗斯人却不同，他们做事的方法大概是东北人的两倍，性格比东北人急躁一倍，他们直接从产权，从上游矿场、金融包括媒体开始进行改革，而且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前进。今天，整体上俄罗斯的经济发展看好，社会也开始纳入正式轨道。中国自有中国的特性，但现在不管通过什么路径，最终我们的希望是建立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以及一个开放、法制的社会体制。
亚布力观点：如果从企业的维度，而不是从体制的维度看，你认为整体意义上的中国企业家，是不是过于妥协，保守，过于利益化，工具化，缺少了探索和创新的勇气？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这几代企业家，仅仅是一些赚钱的工具，他们应该不会给中国企业史提供企业发展的范式。
冯仑：我觉得中国企业家具备一切探索的精神，他们进行着所有的尝试，也许正因为想拥有所有的尝试机会，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委屈地活着，这也是尝试，这就相当于当一个人遇到歹徒的时候，他会反抗，但当是十个人遇到歹徒时，却无人反抗，这是为什么呢？当一个人遇到歹徒时，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他会进行尝试，因为这个尝试，他认为自己能够活下来，但当十个人同时遇到歹徒时，人们就会认为如果自己经过尝试存活下来，那么其它的人就会失去存活的机会，即自己的存活是以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利为代价，他不知道另外九个人到最后并不会因为他的不尝试而存活下来，这就有点类似于新德勒的名单。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大历史中看私人企业（3） 亚布力观点：没有一个人是孤岛，所有人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
冯仑：奥斯维新也是如此，二战时期，纳粹份子将人一批批送进毒气室，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集体暴动，未被选中的人都认为这次去的是别人，自己还活着就行。中国民营企业的集体意识就是如此，所以它们就要委屈地活着，或者说要艰难地奋斗着，或者说带着幻想和希望憧憬着，它们都是这样慢慢地一路走来。为此，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民营企业，而是能够领导国家和社会的一批人，他们应该肩负起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应该思考一些大话题，而企业所需要探讨的则是小话题，具体到某一件事情的小话题。
亚布力观点：这就是我一直想和你对话的理由所在，也是我的心态。我希望将你置于黄仁宇的大历史背景下，希望更多的人看懂你，如果人们仅仅将你视为生意人，那么你的最终目的也不过是赚钱而已。我相信这也是你所希望的价值所在。
冯仑：你们这些学者应该做一些研究，并通过研究寻找出一些问题的最终答案，如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呈什么倍数增长？它们主要出现在哪些领域?民营企业与民营经济增长了多少？它们主要出现在哪些个行业？另外，从人口就业的分布来看，民营企业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国有经济又分布在哪些区域？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中破产企业、损耗的机器设备最终由谁买单？当时银行组建的近两万亿资产的四大资产公司最后又是由谁买单？其中老外以买资产包的形式分担了一部分，但另外一部分又由谁来承担呢？我告诉你，是大部分储户买单。不良资产的剥离、贬值，最后又由谁买单？国企改革过程中，资本市场究竟拿了多少钱来改革国企？这又由谁买单？最后这些企业发展不好，股权分置的时候，人们被迫进行再一次买单，那么这些买单的对象又是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调整，银行发展良好，并成功上市，这个过程中又有人为此买单，而这些人又究竟是谁呢？
正是这些买单行为，使我们在30年改革中，国有资产呈几何倍数增加，在这个过程中谁买单，我们就应该感谢谁。从直觉上判断，这些买单之人是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民，他们用个人的钱为整个国家的发展买单。所以改革开放过程中，国有经济的发展应该感谢全体中国人民，我们不能将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完全归功于国家政策，政策虽好，但政策只是决定了这个单由谁来买，最终依然需要人为这些政策的实施买单，而对这些最终买单的人我们也应该表示感谢，然后再感谢决定让谁买单的人。因此，社会历史的进步，其买单者永远是我们本国的所有公民。
那么民营企业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现在，在社会转型当中普遍存在两种现象，其中一种现象被注意到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往来不太正常，即侵吞、转移国有资产的问题。但另一种现象没有被注意到或者是被忽略了，即在这个过程中，国有经济侵占民营企业，民营资产的流失。这一现象谁注意到了呢？民营资产、私人资产被侵占，出现大量流失，其数量又有谁研究过呢？这涉及到所有经济是否平等的问题，在法治经济时代，任何经济都不能拥有特权，事实上，在对国有资产进行保值增值的过程中，人们人为地将它上升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实际上这是一个不断侵蚀民营财产的过程，这就变得非常复杂，需要专业的研究。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1） 亚布力观点：国有财产对私人财产的一种侵蚀，我注意到了，这其实是一个趋势，一种方法。
冯仑：这也需要研究，社会应该逐步开放市场，让市场来处理力所能及的事情。最近几年，从房地产行业来看，其在国有经济中所占比例及其影响力的大幅提升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就需要研究。比如，过去二十年，在资本市场上，民营地产公司从整个资本市场拿走的钱，我印象中，没有超过三百亿，但今年上半年，在大家普遍认为有市场压力的情况下，国有经济从中拿走了四百亿，这是一个比较。四年前有十七家国企被确定为主营业务，其中包括房地产，现在这些企业大部分已经或正准备上市，如今在A股房地产市场当中，排名前十位中已经没有民营房地产企业。相较于四年前民营企业70%的比例，整个的转变究竟是意味着市场经济的进步，中国改革的深化，还是意味着我们又要走一条新的道路？不得而知。
亚布力观点：你的数据让人深思，我注意到学者王绍光等人一直在倡导一条政府驱动型的发展道路，这类似于凯恩斯的路子，理论上看，这是与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道路相左的重商主义道路。
冯仑：绍光我认识，属于新左派，现在有些口号我觉得也值得再研究与讨论，如“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涉及到几个方面，首先在于使用的频率，频率太高，总是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市场的占有率就会下降。其次，我举个例子加以说明。我曾参与纽约世贸大楼的重建，世贸大楼的倒塌也是一次巨大的灾难，但它重建的效率、次序、所需法律，与我们今年四川重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建议进行一下研究，研究的课题就是两种市场经济体制下怎样实现重建。经常往返于纽约北京之间，发现之后，我们很难看到中央政府的身影，也没有工作组与所谓的报告团，这些他们都没有，但他们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而且工作效率极高。投资近三百亿美金，重建160万平米的建筑，这需要多少年？他们给出的数字是12年，2013年全部交付使用。在12年里，将之变成全世界投资密度最大的现代化地区，并保证交通顺畅，人们能够正常生活，这中间有很多事需要处理，但人们看不到其背后的复杂性，没有政府，这个重建工作照常进行。
其实这个处理工作很简单，首先，世贸大楼倒塌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救人，人如果救不出来，这就需要保险公司的介入，因为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买了保险，巨额的赔款或许会迫使保险公司破产，保险公司的破产同样必须按破产程序申请。另外，社会拥有大量的NGO公益组织，它们会去关心受难的人们，会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处理所谓的911寡妇问题，该给予物质赔偿时就给予，因此每个911寡妇领取到400万美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就此终结。之后911寡妇的酗酒、再嫁、心理等问题都会有相对应的NGO介入，政府似乎已经撤出。在这个灾难之后，他们也有捐款，不同的公益基金提供不同的服务与帮助，有的认养孤儿，有的组织募捐，他们的义务似乎也仅仅如此。之后，大楼重建，建成之后，按照法律这座楼的产权属于港务局，经营权则在一个犹太人手中。犹太人首先要求保险公司赔偿，因为他在2个月前买了一份恐怖主义保险，获得的赔款被再次用来建楼，建楼期间，基础合约并没有改变，这就表示他必须照常支付地租，911之后，地租一分钱都不会减少。但他可以找保险公司索赔，向保险公司伸两次手，声称911前后是两次事件，这是他的权利，法院也只能依法再判一次，在这整个过程中，政府从不介入。如果事情发生在中国，政府一定会将之定调为发国难财，必须抓起来，严加治理。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2）
在美国，政府管不着，拿到赔款后他开始重建大楼，作为私人企业它只有在了解市场之后才会迅速行动，所以在此之前重建的速度异常迟缓。这时，政府开始着急，因为土地依然归政府所有。为加快重建的进程，政府提出由自己来重建，经过讨价还价，政府获得一、二号楼的重建权利，拥有经营权的犹太人因此又获得一大笔补偿。在收回土地经营权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不能以行政权力对私人企业施压，经营者更不会因为重建速度太慢而接受诸如双规、查税的处罚。为了筹措资金，政府可以发行911债券之类的自由债券，这些政策都被市场化，世贸大楼也就在这样的市场化中得以迅速重建。而在国内，盖一栋同样是160万平米的高楼，没有十五二十年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就应该研究，研究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市场还是相信政府。
亚布力观点：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凯恩斯时代，所遵循的还是里根之前的思路，甚至是15世纪法国重商主义时代的思路，而市场化的路径，芝加哥学派，奥地利学派在20世纪初期前后就将这个问题解决了。
冯仑：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亚布力观点：难道它还是一个权力学问题，亦或是政治学问题？
冯仑：社会中还有很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估计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目前在处理事情上，大家仍然倾向于使用熟练的旧方法。办好一届奥运，实际上是件大事，随之的残奥会也是大事，做好这些大事是现在的当务之急，但如果人们天天因这些大事疲于奔命，那么固有的社会结构就会打乱。为集中精力办好奥运会，现在北京的地下室已严禁居住，断水断电，原本住在地下室的居民被迫辗转地上，为寻找廉价住房而四处奔波，这就危及了别人的生存权力。以前更缺德，不允许外地人进北京，稽查人员经常开着面包车，见到盲流就装车拉走，电话也被没收，家里人也一度与他们失去联系，与绑架相似，经过若干天后他们又被放出来。这就是集中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没有被约束，换句话说就好比国家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不通过人大的批准与预算，然后开始随意支取费用。
我们究竟是要树立一个法制的、程序的、开放的、受约束的权力，还是要以某种公益、道德和国家公共利益的名义去破坏这套既有规则？举个例子，911之后，世贸大楼开始重建，图纸即将付诸实施时，一居民声称有一位亲属的尸骨仍然被埋废墟之下，希望政府再帮忙寻找，以让他心安。面对市民的诉求，纽约市政府只好应允，为此也只好向开发商支付1200万美金的延误金。开发商要保证整个工程的进度，政府帮助居民寻找其亲属尸骨的行为势必延误工程进展，也就必然向开发商支付每天20万美金的延误金。政府花费巨额的赔偿金来满足一个公民心理上的权利主张，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是很难想象的，这就是透明。我们在纽约做项目，董事会都实行网上实时直播，即使政府机构的董事会也必须进行网上实时直播，这就使所有政府或非政府的行为处于完全透明的状态，这就有点类似于如今的上市公司，因此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民主体制也应该成为我们政府的追求。事实上，高效的民主政府相当于一个上市公司，有治理结构，也有信息披露，这就会避免许多问题的萌芽与发生。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思考得越多，人就越痛苦
亚布力观点：有时候会想起闻一多“带着镣铐跳舞”这句话，这用来形容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似乎很贴切。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给您感触最深的困难来自于哪个方面？还是体制方面的问题吗？
冯仑：应该说是这样的，你所掌控的企业其实就是你自己，思考得越多人就越痛苦，猪不用思考，活着就行，但人做不到。人在确保最基本的存活之后，思考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现在一旦转动脑子，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应该思考，而一旦强制脑细胞停止思考，所有的问题也会霎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实中，中国拥有宽广的自由空间，只要完全面向市场，民营企业照样可以生存并且发展。事实上，最近几年民营企业发展所遇到的困难比早些年要少很多，尤其在公众的舆论方面，从道德价值判断方面，人们已经从心理上接受了民营企业，也将之置于与国有企业平等的位置。最先认可民营企业的，其实并不是政府，而是消费者、客户及普通的公众，甚至有可能是大家认为不好的那些人。
亚布力观点：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之间的对比，或者是两种不同体制之间的差异有没有使你产生过绝望？
冯仑：没有。就象天上还有一点亮光，就会有一点希望。最近几个月，我身边很多人开始谈论移民的事情，这在以前是非常罕见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是社会释放出来的一种信息。但这并不表示人们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感到绝望，而应该说让人们觉得不安全，或者说是信心减退。但我们应该看到企业领导人信心减退就意味着投资的减少，也就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减少与税收的减少，以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减少。为什么人们对我国的经济体制突然觉得不安全了呢？最近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但还没有什么结果。
亚布力观点：那你现在有绿卡吗？ 冯仑：没有，我还是用中国护照。但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我也不会拒绝考虑这个事情，以前我从未考虑过这件事。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我有4套话语系统 亚布力观点：我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你的话语体系非常学院化，这是否与您早期的教育相关？
冯仑：因为是你把我带进了学院话语体系，因为你来自亚布力观点，所以我只能用学院化的语言。
亚布力观点：但在一些比较公开的场合，你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嬉皮士，一种有意为之的魏晋风度，我想知道，您是不是有意地在用这种游戏精神、嬉皮士的精神、癫狂的姿态来消解你内心的忧伤，或者说绝望？
冯仑：这并不是有意识的，我觉得人是不能塑造的，人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生存状况的一种自然选择。 亚布力观点：这意味着你有好几套话语系统？具体有哪几套？
冯仑：我有四套话语系统：学术的、官场的、商场的与江湖的。见到什么样的人讲什么样的话，如果对方与你谈学术，那就要用学术语言系统来应对；如果与你瞎侃喝酒，那就用江湖一点的语言来周旋；如果面对政府领导，那就采用政府的语言系统来对话；如果跟老外谈生意，就应该用比较商业的语言来商谈。人需要适应环境，人的语言系统越多、词汇量越大，才能活得更自如。人的感觉非常复杂，往往事情被分割的越细，情感越复杂，对事情的把握
也就越准确。 亚布力观点：这种多项话语体系，会不会让人有分裂之感，会不会让人觉得自己太累？或者有一种虚假的印象？
冯仑：你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我建议你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小时候老师、家长给我们灌输的东西其实都是虚假的，它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这就是我们的原生态教育。
亚布力观点：但人是理性的产物，人有敬畏之心。
冯仑：是么？我保持谨慎的观点。作为高级动物，人具有动物的某些本能，但从某些方面看，人甚至有点禽兽不如，因此，人的理性和敬畏可能是个伪命题。这是我在非洲仔细观察过不同时段不同状态的动物之后得出的结论。让我有这样想法的原因有四：首先，人会撒谎，释放假信息。在自然界，除开为保护自己释放的一些假信息，所有的动物都非常本真，没有任何的虚假。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大到种族、国家，小到男人女人、父母、子女，全都在释放假信息。可笑的是人类一方面在释放假信息，另一方面却又在培养一些研究、发现真理的学者。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假信息，这批所谓的学者所要做的事情仅仅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也正是因为人所释放的假信息太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变得如此复杂，并成为学者们的一个长期研究课题。其次，人会强奸，动物不会强奸。在所有的哺乳类动物中，只有人类会做出这类违反他人意志的事情，其它哺乳类动物只有在经过同意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行动。再次，人不遵守规则。在动物界，我们会看到胜者拥有领地的主导权，拥有占有雌性的绝对权威。比如羚羊，经过决斗，胜利者会与雌性羚羊交配，而那些败下阵来的羚羊则会俯首称臣，严格遵守着它们“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规则，不违规、不嫉妒。但人类做不到，他们经常不按规则办事，愿赌而不服输。最后，人是唯一将本能上升为美德的动物。在哺乳类动物中，母亲照顾幼崽，甚至因此丧失性命，都是本能，但这种本能一旦进入人类社会，就会被上升为一种美德。人类社会，母子反目成仇，为金钱吵的不可开交的子女与父母也是数不胜数，就此可以看出人类不如狮子和老虎，但人会将这些本能上升为美德，所以人类脸皮厚、恬不知耻甚至禽兽不如。对于人类来说，要回复一种真诚，真善美才是最重要的，过去称之为直面惨淡的人生。
亚布力观点：你觉得要医治这种不诚实，最好的途径是什么？ 冯仑：没有什么途径。 亚布力观点：你有信仰吗？
冯仑：我的信仰就是相信自己。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在看了世界上各种奇怪现象之后，发现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学习的理论、规则，实际上都不能让我们应对这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依靠的，唯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