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何伟：在中国，跟钱有关的都不算私人问题

Peter Hessler, 中文名何伟，美国作家、记者，《纽约客》撰稿人，因“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为中美读者熟知，最近一部作品是短篇集《奇石》。

何伟回北京了。9月10日下午，他在舞台上演讲幼时和中国的机缘。小剧场的舞台布置得精致而空旷，演讲者处于光亮的中心，暗处的观众们从一排排台阶往下凝视，像观看一场演出。摄像机正拍摄，灯光师控制打灯，显然还有一个导演督促着这一切。何伟穿着西装、皮鞋，甚至化了妆，烫过头发，这个颇高大的美国人一边说话，一边拿激光笔变换大屏幕上的PPT，他只要稍咳嗽下，领夹式麦克风便立即把这微小的震动清晰响亮地传达到剧场的每个角落。但除此之外，并没有其它迹象表明他是个表演者。他的态度温和而谦逊，他希望跟慕名而来的中国读者们分享他觉得有意思的事儿。
2007年离开后，这是何伟第3次来中国，他调侃自己的中文混合了四川话、英文以及阿拉伯语。何伟笔下的中国曾被评价为一些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的真中国，这得益于他活跃的平民生活。他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耐心的采访者，富于好奇心、幽默，既为作家，绝不能接受不独立的生活。棕黄色的短发稳稳地止步于耳朵之上，日常装束是宽松的T恤、休闲裤，一顶鸭舌帽，还有口袋里的笔和笔记本。即便是9月10日这天在时尚杂志举办活动的漂亮舞台上，一身西装的何伟仍然一边说话，一边随性地反复走动，偶尔几秒沉默，翻翻手中一摞打印好的讲稿。从这些也可推想，这个广受年轻人喜爱的作家的日常生活远没有为时髦的现代生活方式所打扰。他感受到了传统媒体的衰落，但显然并未传染上传统媒体人的焦躁，正像“记者是否不应该用第一人称写作”这样的问题从不曾出现在他的清单上一样。
记录中国社会，这本不在何伟的计划之中。1969年出生的美国人Peter Hessler立志要当个作家。1996年，他来到涪陵支教，取了何伟这个中国名字，这两年的经历被他写成了《江城》一书，同时他成为了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在中国一直待到2007年。他的写作常被提及的特点是，主角多是普通人，幽默有趣，以及，接地气。不仅美国人，中国人也爱读他写的东西，惊叹一个外国人怎么这样了解中国人。何伟说，来中国之前，他对这个国家几乎不怎么了解，也没去读研究中国的书，他喜欢不带偏见地实实在在去接触普通人，然后耐心点，当然，幽默感也很重要。
对现在的何伟而言，中国故事似乎暂时翻篇。按照计划，埃及生活结束后，他会和妻子再次回到中国居住，那时，也许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故事的开始。  
中国人常问，你的收入是多少
凤凰网：自从2007年你离开中国，现在已经七年了，你认为你现在看到的中国有什么不一样了么？
何伟：现在当然比以前发达得多了。其他的变化，现在说有点早，我这次回来中国只呆了几天。我很想去内地看一下，在四川和重庆呆两三天，看看这些地方的变化。我感觉中国越来越开放，中国人跟外国人交流越来越自然。我在2011年回了一趟涪陵，发现他们对外国人比以前习惯多了。
凤凰网：在中国的十年，你有没有养成一些中国式的习惯？这段经历在你身上留下了什么？
何伟：我最爱吃川菜，在美国也是这样。在纽约、圣地亚哥这些大城市，会有很好的川菜馆，每次我到那些地方去都会去吃一顿。
在教育上我会有一些像中国人的看法。体育在美国很受重视，所以他们培训特别多，花的时间特别多。一般的中国父母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我有时候也同意，因为我觉得体育对孩子的前途来说没有太大的意思，他们应该多读一点书，这是中国的思想。在中国，孩子读书可能读太多了，但在美国，他们太重视学生爱好一类的东西，读书又太少。
凤凰网：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最经常的问你的问题有哪些？
何伟：一般来说，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哪国人？第二个问题是，你的收入是多少？通常是一些简单的问题，有很多跟钱有关系。中国人对钱的问题比较公开，这对我在中国的工作是个好事，因为我可以在采访中问别人收入是多少。但在埃及要小心一点，问收入会显得不礼貌，但可以谈论有多少个老婆、跟性有关的私人问题。在中国，私人的问题不能问，但跟钱有关的都不算私人问题。
非虚构写作：除了时间，别无他法
凤凰网：你笔下很多小人物，都很自然地愿意跟你聊天，有些甚至和你只有一面之缘。对于和这些陌生人如何开始一段对话，你有什么诀窍么？
何伟：可能因为我是外国人，他们都对我感兴趣，这是个好处。特别在中国偏僻的地方，他们碰到的外国人不多，会说汉语的外国人更少，所以（对象）比较好找。我觉得这种交流方式挺好，比我问你答的采访形式更自然。这也是我和彤禾的一个区别，我和别人开始谈话是件比较简单的事，但是她可以当观察者，因为她长得像中国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因为我是外国人，很多人就会盯着我。
凤凰网：你和你夫人张彤禾各自出版了以中国为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并都迅速获得关注和好评。除了你提到你们的相貌对采访对象的影响外，你认为你们观察和写作的方法、对中国的观点，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么？
何伟：大多数的差异是因为她是女性，我是男性。她写的《打工女孩》，我觉得我写不了，因为我没有办法采访那么深。她写了很多特别私人的东西，如果我认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我能够跟她聊天，但是她不可能告诉我那么多，但彤禾不一样，她们把她当成姐姐一样。当然，我跟男人的交流也更加自然，可以跟工厂老板去卡拉OK，但彤禾有时候很难这么做。所以我觉得各有各好，最重要的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写中国。
我们对中国看法大部分是一样的，使用的方法也类似。她为了写《打工女孩》在东莞呆了很长时间，我也一样在丽水和三岔村生活了很久。对于非虚构作品，时间是最重要的，没有其他方法。
凤凰网：在《奇石》的前言中，你提到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报道集中在“我们害怕的人”和“我们同情的人”这两个主题，这些“来自国外的报道往往狭隘得让人丧气”。你在这两个主题之中捕捉到了什么？你是如何突破这种报道路数的呢？
何伟：我在中国认识的人，他们既不是可怜的人，也不是什么让人害怕的人，对我来说跟一个美国人其实差不多。美国读者经常看到对国外的报道，判断他们是敌人还是需要被同情。这不平等，我觉得我要做得更平等些。
这也跟我在涪陵当老师的经历有关系。来中国之前，我没有看过任何写中国的书，我是空白的、不带偏见的，思想也比较开放。我一开始并不是记者，而是和中国人一起工作，这特别好，虽然我们是外国老师有一些优惠，但我们和本地人的生活差别不大，我们交流很多，我对中国人的看法越来越自然，我看到的不再是和自己有差别的“中国人”，而是“我的邻居、学生和同事”。涪陵是我的基础。
凤凰网：你的中国故事最早发表在《纽约客》《《波士顿环球报》等美国媒体上，读者主要都是美国人，《寻路中国》2011年在内地出版后，很多中国人开始看你的书。读者群的身份变化，对《奇石》的文章选编，以及对你以后的写作有影响么？
何伟：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中国读者喜欢的东西，其实和美国读者是一样的。你写了有意思的内容，丰富，幽默，他们都会喜欢。这是不能分裂的，他们都是人。
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中国人看，所以我也比较惊讶。我认为一个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不要想着读者，真的。有人说，要考虑理想的读者是谁，我觉得我的责任只在于对于我写的人物负责，比如说我写魏子淇的故事，我要尊敬他，写真实的东西。我的想法是如果你写的好，写的对，写的实，风格也是好的，当然读者会喜欢。我不想取悦读者。
现在的中国，中产阶级比以前重要得多
凤凰网：你在中国的十年，中国经历着极为剧烈的变化，可书写的素材非常丰富，这对记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黄金时代，以至于有外国记者表示过对你的羡慕，似乎错失了写中国的最好时机，你怎么看呢？
何伟：我觉得我运气很好，90年代是中国特别重要的时期。如果我早一点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来，那时候和中国人交流会非常困难，刚好在90年代中期，中国人开始慢慢习惯外国人。
但是现在写中国也并不晚，还很有多重要的问题可以写。中国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但和美国的稳定不一样——美国有比较强势的社会，大多数事情已经决定好，但中国不是的，除了政治和经济基础是稳定的之外，中国的社会、思想，包括教育和宗教等很多方面不稳定的地方很多，很有意思。
凤凰网：你生活的环境一直在不断转变。你在美国中西部长大，大学毕业后去英国继续念书，在中国工作了十年，到美国一个小城镇生活，后来又主动去了埃及，这些年在“三个国家安了十二个家”。你享受这样不断变化的生活吗？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吗？
何伟：我需要保护我的角度新鲜。对于普通人来说，稳定的生活可能比较好，但我作为一个非虚构作家，对我的行业来说，角度特别重要。我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呆太久的状态，每五六年要换一个地方是比较合适的。我也特别喜欢学习新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在埃及，什么东西都是新的，包括文化、当地人的传统，很有意思，我学到了很多。
实际上，现在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到新的地方，找新的朋友。我一辈子都没有什么稳定的工作，做一个自由作家，我很习惯没有什么老板，没有人下达命令，没有什么稳定的收入。特别是这样过了十五年后，现在要改已经太晚了。我喜欢这样的生活，独立性对作家来说非常重要。
凤凰网：你未来有回来中国的计划么？如果继续写中国，你最关注的话题会是什么？
何伟：我和彤禾打算两三年后回来中国，具体地点没有定，我不喜欢太大的城市，应该会选择在内陆的地方。以后关注的话题，现在很难说，但当然会和以前关注的有区别。比如现在写中国，中产阶级这群人比以前重要得多。我以前写的大部分人物，很多从农村来，或者很穷，现在大多数已经往上走，变成了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更加重要，也很有意思。但是你不知道这两三年会发生什么事，很难预测。
（凤凰网/朱诗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