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中国黑社会地图

2009-12-08

□  记者  周宇   特约撰稿员   蔡少阳

2000年，大陆第一轮“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2006年至今，第二轮专项斗争仍在继续。10年间，大陆仅有2年8个月没有进行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

重压之下，大陆各地黑社会性质案件依然层出不穷。互联网上则流传着“大陆10大黑帮老大”的不同版本的排行，以及他们的“事迹”。

中国政法大学有组织犯罪研究专家何秉松认为，中国黑社会成长经历了3个10年。

考察各省大量黑社会案件之后，可见各地黑社会势力发展并不均衡。与当地传统、地理位置、经济模式相关，呈现出地域特征。东三省、河北、河南、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因黑恶势力的发育土壤和成长路线有别，个性特征突出，成为大陆“黑社会”的“地标”。

从流氓到企业家

1986年，大陆正处于1983年开始的“严打”斗争的第3阶段。这一年3月，公安部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列为3大重点打击目标之一。

当年7月，湖南省邵阳市连续发生6起恶性案件，一个名为“中国枭雄会”的暴力犯罪集团浮出水面。当年，该组织枪杀一名警察后，还贴出布告：“处决公安人员一名”。

各种名号的帮会遍布全国。浙江卖淫集团有“市队”、“黑猫帮”、“蝴蝶帮”；车匪路霸有“虎头帮”、“红太阳帮”、“公路龙虎队”；北京的中学生帮会有“闪电帮”、“逍遥帮”、“铁拳帮”；广西中学生帮会“黑豹教”设立了教主、副教主以及坛主、副坛主10多名。

何秉松认为，这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是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发展的第一阶段。此前，中国大陆刚刚经历长达25年的黑社会犯罪历史空白期（1953-1978年）。

这一时期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萌芽，带有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不发达、人口刚刚开始流动的烙印，显现出暴力发泄、却缺乏相应的经济领域供其控制的特征。

流氓团伙、拐卖妇女犯罪团伙、卖淫团伙、流窜犯、车匪路霸成为主力。*、轮奸妇女成为他们的主要罪行之一。

这一轮“严打”中，名震全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包括1990年8月哈尔滨警方摧毁的宋永佳（乔四）、王伟范、郝伟涛3大犯罪集团。3大犯罪集团的破获成为大陆黑社会从第一阶段发展至第2阶段的转折性案件之一。

与先前流氓团伙的低级不同，宋永佳等人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港商代理人，具有经济实体。同时开始向政府部门，尤其是政法部门渗透。其成员中包括5名警察，被拉下水的警察多达62人。

1990年后，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发展进入第二阶段（1990-1999年）。何秉松认为，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加速了自身的成熟化和向黑社会组织的转化，有的地方已出现了个别的黑社会组织。

1991年被摧毁的山西“狼帮”，1992年被摧毁的辽宁营口段氏犯罪集团，被称为1998年“第一号黑社会案”的长春梁笑溟犯罪集团，1998年被破获的张子强、叶继欢跨境黑社会犯罪集团，1999年被破获的广东佛山“水房帮”成为代表。

传统的敲诈勒索、暴力袭击之外，黑社会势力开始操控矿山、车站、码头、农副产品收购、地下赌场、建筑工地、酒店、洗浴中心、快餐店、汽车修配厂、卖淫等多种行业。

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发展的第三阶段是2000-2009年。

这10年间，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多轮打击之后，依然蜂拥发展。警方发现，黑社会呈现“割韭菜”现象：盘踞某一行业领域的黑恶势力被打掉后，很快有新的黑恶势力企图取而代之。

此时的黑社会组织，无论是组织规模、组织结构，还是拥有的暴力、财力和势力范围以及控制程度，都是10年前甚至5年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无法比拟的。仅刘涌、张畏、封曼3个组织就拥有资产10亿元人民币。

《瞭望》杂志援引权威部门结论称，当前一些地方黑恶势力的突出特点是“权金化”，一方面加紧经济渗透，在各个管制薄弱的产业和经济领域非法牟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加紧政治渗透，打造保护伞，在极少数地方，甚至影响到基层政权运行。

黑社会性质组织普遍“漂白”，成为企业。明显的“帮名”、“帮规”、“惩戒条例”逐渐消失。一些黑老大开始“变红”，成为人大代表或是政协委员。1998—2001年，仅辽宁省涉及此类案件的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达8人。警方不得不从治爆缉枪拓展到打击金融、财税、商贸领域经济犯罪，深挖保护伞。

公开出版物可见，2006年2月“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已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1221个。加上2000年“打黑除恶专项斗争”2年多时间里打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600多个，以及1996年4-8月“严打”期间，查获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900多个，大陆仅此三段时间，就查获（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超过2700个。

黑社会的籍贯区分

黑社会是一个历史现象。只要公权力出现真空或被软化，天然就容易滋生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一地的黑社会发展程度与当地的政府施政能力、社会治理投入资源的多少高度相关。

就黑社会组织生存的养分而言，处于政府管制下同时又拥有高额利润的特殊行业，譬如传统的黄赌毒和地下经济、走私经济，是滋生黑社会的温床。此外，进入门槛低、竞争手段单一、带有强烈本地性的传统行业，也容易刺激产生黑势力以暴力垄断获取超额利润。而越是进入门槛高、市场分工范围广泛的现代工商业，黑社会的渗透难度越大，譬如新兴高科技行业，黑社会根本无法渗入。

从黑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经济环境来说，一地的经济繁荣程度、社会开放程度、外来人口的多寡与黑社会的发展状态高度相关。

由于各地社会发展水平、政府治理能力、社会治理投入资源的多寡存在很大差别，各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程度存在相当差别，黑社会现象显现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

对中国黑社会发展的地域性问题，一般容易产生强烈的错觉，即将黑社会问题与一地的传统人文特征进行简单联系，譬如，东北人彪悍、湖南人霸蛮，所以黑社会多；江浙人温和柔弱、西北人朴实敦厚，所以黑社会少；北京上海人文明守法，所以罕闻黑社会活动。

还有一个误区是，人们往往根据公安或官方其他部门公布的打黑成绩判断一地的黑社会活动程度。事实上，由于目前大陆在黑社会性质犯罪活动的定义、定性不明，以及打黑往往依赖专项运动方式，打黑的统计数据，往往只能体现一地政府的打黑成绩，并不证明打黑多的地方黑社会问题更严重。

譬如新疆，由于反“三种势力”长期是当地政法系统工作重心，打黑在当地显然属于次要任务，故2006年2月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新疆的打黑数据付诸阙如。而北京上海这样的特殊城市，不但因人才素质显现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优势，更因单位人口投入的社会治理资源远远高于其他地区，故社会秩序远优于同等经济水平地区，而珠三角地区则因社会治理资源的投入与其巨大的流动人口不成比例，社会秩序不可能令人满意。

从官方公布的各地打黑案例看，各地黑社会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非法控制特征差异，主要体现为：大型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的差别、沿海发达地区城市与内地落后地区城市的差别、有强烈独特经济特征的地区与无独特经济特征城市的差别。只有少数情形上，明显受到地理位置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般而言，越是发达地区，黑社会的犯罪行为特征越趋于隐形和高端，而越是落后贫困地区，黑社会的犯罪行为往往越低端和显性。

各地黑社会经济版图

全世界的黑社会组织都在经济活动上有很大共性，即通过介入和控制各种受管制的地下经济或非法行业，其次是通过暴力手段在某些低端行业形成垄断地位或收取保护费。譬如初级建材的生产、运输、农副产品市场、渔港、娱乐、餐饮、工程建设等行业。部分高端的则会转入房地产、赌博、地下放贷等利润更高的领域。

东南沿海因毗邻港台的地缘优势和开放政策领先优势，经济繁荣程度和经济活力远高于内地，也使黑社会在经济活动上呈现出参差多态、“百花齐放”的景观。除了传统行业外，沿海发达地区的黑社会还涉足大规模地下赌博、跨境赌博、发放高利贷、走私、偷渡、贩卖毒品、盗用信用卡等“高端领域”，这些大都为内地同类组织所无。

譬如佛山“水房帮”主要以控制“*”赌场、放高利贷、坐镇澳门指挥“世界杯”赌球等方式获利，而福建石狮的“馆顶帮”则主要以贩毒、走私、偷渡、盗用信用卡等犯罪形式获利。

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黑社会组织获利方式主要还是在比较容易进入的传统行业，它的组织、技术和资本含量较低而暴力含量更高。

譬如东北黑社会团伙暴力霸占的行业，除极少数是房地产、大型商场等高端高利润行业外，其余则是五花八门，相对低端，包括物业管理、买熟食的、超市、农田、香烟、拆迁、洗浴中心、汽修厂、快餐店、摊位、店铺等。

在内地经济欠发达地区，即使某个黑社会犯罪集团为了把事业做大做强，更愿意动脑子而不仅是动拳脚，但因经济环境的掣肘，他们只能停留在传统领域。

如河南建国以来最大涉黑犯罪组织的宋留根团伙，从1995年到2002年，先后控制了纺织大世界、鞋城、摩托车汽配城、海鲜市场、水果市场、银基服装市场在内的多家批发市场，后又进入并控制了与批发市场紧密相连的货物托运行业。

无独有偶，2007年“河北打黑第一案”的石家庄市张宝义，几乎就是宋留根团伙的翻版。他经营着托运站、停车场、歌舞厅、货运公司等9个经济实体，非法控制了石家庄至保定、廊坊、张家口、东胜、临清等托运线路和石家庄胜利北街货运中心、火车站行李房、向阳街运输六场部分货运业务。

2002年被公诉的河南许昌梁胜利黑社会集团亦与宋留根、张宝义相似。梁胜利产业的4大部分中的3个分别是2个托运部、1个纺织品批发市场。

即便是像绑架这种暴力含量极高的特殊的“经济活动”，也不免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差别。由于东南沿海富商巨贾多如牛毛，绑架这种“工作”，只需悄无声息地干上几票就可以金盆洗手，但往往因其数额骇人听闻而轰动一时，最著名者，莫过于1998年落网的张子强、叶继欢粤港跨境黑社会犯罪集团案，张、叶对两家香港富豪的勒索赎金竟高达17亿港元。

河北定州曲阳县的李建设集团的绑架勒索，其轰动则因多半是光天化日之下，且往往跨市跨省绑架。1998年，李建设集团潜入唐山将一名医生绑架回村后，发现绑错了人，但李建设依然决定勒索赎金50万元；同年，该集团甚至还绑架了山西省一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索要赎金30万元。李建设集团大动作绑架而所得甚少，确实不能不考虑到曲阳县寺南村是个偏僻的穷地方。

拥有独特资源或特定经济环境的地区，黑社会当然会因地制宜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譬如盛产煤矿的湖南郴州市宜章县，原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逢矿必入股，“曾矿长”之下，依照方位，“下乡帮”、“上乡帮”、“梅麻浆帮”等不同的黑恶势力划分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王强军兄弟等黑势力带领下的“护矿队”就是宜章黑恶势力横行乡里的代表。而湖南新化的刘俊勇集团控制的则是当地金矿。

云南边境地区吸引黑社会的资源，是邻近的金三角地区的毒品和境外长期战乱地区泛滥的武器，喜欢涉枪涉毒以及拐卖人口，是云南部分黑社会与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之处。近年来，在云南地区，跨境赌博又成为一门新兴的带有地域性色彩的行业。

黑社会的地域性经济特征中比较怪异的例子，是东北部分地区黑恶势力有时会介入土地承包和圈占荒地，因为土地多。

各地黑社会组织特征

黑社会的组织形态与其主要仰赖的经济来源不但高度相关，而且互为因果。若是简单依赖暴力收取保护费等方式为生的团伙，通常其重要的组织特征是，内部组织纪律严密，甚至有残酷的家法，位居核心的头目与手下的喽罗主要是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但这种团伙内部的有机分工一般并不复杂，且不需要较高的专业性。

而经济活动复杂、高端、较少依赖暴力的团伙，其内部的组织纪律性往往会弱于暴力色彩浓厚的团伙。这类组织的头目与属下往往不体现为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其组织内部的分工和专业性却要复杂得多，某种程度上其组织特征更接近于正常的企业组织。

黑社会组织核心成员的关系，与其经济活动的特征密切相关。一般而言，暴力色彩浓厚的团伙组织，其核心成员的纽带是血缘关系，往往是直系血亲，在宗族传统浓厚的地区，也可能是同宗同族。若是外来人员构成的黑社会组织，则同乡关系变成其纽带，譬如在广东等外来人口数量庞大的地区，外来黑社会组织几乎都以同乡关系结成团伙。相比而言，暴力色彩弱、介入干净的行业领域较深的团伙组织，则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痕迹很轻。

反过来，一个黑社会团伙的组织特征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其经济活动的方向。譬如以紧密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黑社会组织，因为天然拥有良好的纪律性和组织的可靠性，会更容易倾向于采用暴力色彩浓厚的经营模式，与同种经济来源的黑社会组织相比，其暴力倾向往往也会更为强烈。

譬如河北定州的李建设集团，其组织的基础来自宗族力量，整个村庄被其盘踞控制后，其对抗政府的本钱，远远大于城市里控制了几个街区的黑社会组织。故李建设敢于在绑架后，满不在乎地屡次击退前来解救的警方，丝毫不将其放在眼里。为营救那位被错绑的医生，警方连续4次出击均被击退。

而早期著名的乔四等黑社会组织，这种特征就更为明显。

通常，黑社会的组织特征受本地特殊文化影响的情形很少，但东南沿海的本地黑社会组织则是明显例外。因为不但有港台的黑社会片为他们送来了黑社会组织的真经，还有港台黑社会组织直接过来发展队伍“传帮带”，这使当地黑帮在队伍的正规化建设上省却了许多摸索过程，可以一步到位地直接向港台看齐。

2000年4月14日夜，深圳警方突袭了“新义安”组织的一处据点。当时，这个据点举行了由“四九仔”升为有权收徒弟的“红棍”的“扎职”仪式。仪式由“新义安”资深成员“白纸扇”邓群主持，6人单膝跪在邓群面前，头部和肩部绑上红绳，头顶纸花，开始宣誓。然后滴血为盟，并一次双手平举一支红色木棍，面向墙壁一级级抬起，完成仪式。

而佛山的“水房帮”也在组织上有自己的特色。该组织是曾启强仿澳门黑社会“水房帮”精心组织的百人黑帮。曾启强的部分手下统一穿着“梦特娇”服装，并以服装的颜色区别等级。

早在1980年代末，广东沿海部分城市严打过程中，一些本地黑帮的组织形式就明显区别于内地。譬如有各种规矩和名号，成员要拜关二爷，甚至通过杀掉老一代黑老大一战成名之类发展史和手法，都和港台黑社会电影颇为神似。

各地黑社会非法控制特征

刑法第294条第一款关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定义的解释中，非法控制特征是构成黑社会的四个必然特征之一。关于非法控制，系指“在一定的行业内部形成控制地位或者在一定范围内对人民群众形成心理强制”。

若以官方公布的案例看，河北省被端掉的若干个黑社会组织无疑是非法控制行为中最肆无忌惮的。

2007年，河北唐山市端掉的杨树宽，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黑老大”。杨树宽系唐山华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为唐山政协委员。杨树宽最后以合同诈骗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等众多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杨树宽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牛黑老大”，是因为杨拥有包括装甲车、军用吉普、水陆两用军车在内的4辆军用车，各种枪支38支，警用规格的催泪弹12枚，子弹1万多发。杨不但乘坐装甲车在大街上耀武扬威，为勒索钱财，他还曾带枪开着装甲车到企业主家中示威。他以这种手段向几家企业和个人敲诈超过8亿元。

杨树宽是河北众多高调的黑社会首脑之一。杨树宽大量世界名车的车牌包括冀B99999、冀B88889和冀B99998等。

河北的黑社会集团中，可与杨树宽一较无法无天程度的，除李建设黑社会集团外，还有2008年河北邯郸打掉的以李发林为代表的“地下110”黑社会组织。

被查获前，李林发的“地下110”发展到10余支队伍，“警员”达千人之多，他的“地下110”每年出警上千次，“出警”范围由初期的邯郸县、高开区逐步扩大到邯郸市内三区、峰峰矿区、武安、成安等地，甚至辐射到河北邢台、河南安阳。

2005年，接到一起交通纠纷的车主“报警”后，李发林带领80余名手下，个个手持木棒、身穿迷彩服，乘坐30余辆出租车来到当事人家“办案”。至于李林发本人，则因为身绑炸药、雷管冲进公安局，威胁炸掉公安局大楼而闻名。

由于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彻底瘫痪，邻里纠纷、同学打闹、交通事故、村民选举、家族冲突、争夺市场，都有人求助于“地下110”。警方数字称，2007年，分属不同帮派，至少有12支“地下110”在出警。邯郸市区范围内，每天有数以千计的无业青年坐等“出警”。每次“出警”最多达上百人。

这些高调的“大佬”们的做派多少也显示，暴力依赖严重且产业比较低端的黑社会组织，往往会形成追求非法控制范围无限扩展的冲动，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极其巨大，容易引起社会强烈的不满和震动。

相较而言，追求在一定的行业内部形成控制地位的黑社会组织，对公共秩序的显性破坏要小得多，但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却并不小。

以宋留根集团为例。宋在垄断郑州市各大批发市场的托运业务后，其控制的托运部门开始大幅度提高托运价格，运输成本的增加很快让郑州很多批发市场失去竞争力，迅速衰败。

郑州纺织大世界是河南省最大的纺织品批发市场，90年代中期为宋留根控制后，一些线路的托运价格比国内同等线路高出2到3倍，这导致市场经营成本激增。1995年到2002年，纺织大世界的商户数量由2500多家减少到不足700家，年销售额从40亿元减少到10亿元。

而以经营黄赌毒行业或为之保驾护航的黑社会组织，以及从事放高利贷、走私、偷渡等更“高端”经济活动的黑社会组织，通常情形下，不但对社会公共秩序的冲击很小，甚至对正常市场秩序的影响也比较隐蔽，但其非法经济收入却一点不会比前述两种情形更少。

黑社会组织非法控制范围的公共性越强、行为越明显，不但越容易成为打击对象，而且政府打击取证也越容易；而非法控制行为越隐蔽，不但越不容易成为打击对象，而且政府在打击惩治时取证也越困难。所以，黑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个自然趋势是，老大们丢下棍棒刀枪，夹起公文包，由流氓上岸而成企业家—如果他们在被抓前来得及洗白的话。

中国黑社会地图上，有的地方黑老大们还手拿刀枪，有的地方黑老大已进化到掌握了正确喝红酒的姿势，甚至是高尔夫球的好手，各地黑老大的进化程度差别，其实体现的也是各地发展进步程度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