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

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明白这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我在巴黎曾会着大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柏格森之师）。他告诉我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象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写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分家当才好。”我听着他这番话，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何以故呢？从前西洋文明，总不免将理想实际分为两橛，唯心唯物，各走极端。宗教家偏重来生，唯心派哲学高谈玄妙，离人生问题，都是很远。科学一个反动，唯物派席卷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丢掉了。所以我从前说道：“顶时髦的社会主义，结果也不过抢面包吃。”这算是人类最高目的么？所以最近提倡的实用哲学、创化哲学，都是要把理想纳到实际里头，图个心物调和。我想我们先秦学术，正是从这条路上发展出来。孔老墨三位大圣，虽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却是他们共同的归着点。如孔子的“尽性赞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都是看出有个“大的自我”，“灵的自我”，这和“小的自我”，“肉的自我”同体，想要因小通大，推肉合灵。我们若是跟着三圣所走的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得出来哩。又佛教虽创自印度，而实盛于中国。现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绝。正法一脉，全在支那。欧人研究佛学，日盛一日，梵文所有经典，差不多都翻出来。但向梵文里头求太乘，能得多少。我们自创的宗派，更不必论了。象我们的禅宗，真可以算得应用的佛教，的确是要印度以外才能发生，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特质，叫出世法和现世法并行不悖。现在柏格森、倭铿等辈，就是想走这条路还没有走通。我常想，他们若能读唯识宗的书，他的成就一定不止这样。他们若能理解禅宗，成就更不止这样。你想，先秦诸哲，隋唐诸师，岂不都是我们仁慈圣善的祖宗积得好几大宗遗产给我们吗？我们不肖，不会享用，如今倒要闹学问饥荒了。就是文学、美术各方面，我们又何尝让人？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象我们几千年来就象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他的时代来作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说了许多贵族性的伦理，在今日诚然不适用，却不能因此菲薄孔子。柏拉图说奴隶制度要保存，难道因此就把柏拉图抹杀吗？明白这一点，那么研究中国旧学，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去取不至谬误了。却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所谓“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然，从前的中国人，那一个不读孔夫子，那一个不读李太白，为什么没有人得着他好处呢？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那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翟玉忠：论法家精神
作者：[翟玉忠] 来源：[本站] 浏览：[64]   
儒家篡改历史不仅使中国人失去了对华夏法家原文明的记忆，还使中国所有的法家政治家和法家政治思想家都被矮化、丑化了。以法治国、勤政的秦始皇成了暴君的代名词，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则被司马迁说成“惨礉(ｈé，核)少恩”，就是惨酷苛刻缺少恩义。秦朝二世而亡被说成是历史对法家暴法的报应，法家被杀被认为是罪有应得。两千多年了，是我们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名的时候了，因为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全球和未来的十字路口，是伟大的法家精神照耀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

法家的核心是消灭官僚阶层，所以必然遭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精英集团的改革意志变得尤其宝贵，而改革的原动力直接来源于法家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

两千三百多年前，面对秦国世袭贵族集团的诘难（那时还没有什么文件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特权，只能用血缘来证明），商鞅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第一》）。

面对商鞅，今天中国的改革家应该太多的反思自己。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能都凭拿下一个山头接受血与火的考验入党。建设时期，一个党的先锋队作用如何体现？是像商鞅一样实行国家功勋制，还是靠拿着小本子表忠心，甚至靠迎来送往贪赃枉法，这成为决定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命运的核心问题。只有国家功勋制才能保证真正的政治精英脱颖而出，一个革命党才不会蜕化为官僚特殊利益集团。因为当功勋制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那些没有国家功勋的人将不能担当任何级别的国家政治职位，有国家功勋的人也将通过民主法制程序步入国家政治的神圣殿堂。

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进入了政治改革的深水区，何去何从？是走向西式民主，是倒退回儒家，还是复兴法家？同胞们，时不我待，是我们选择命运的时候了！
      
严谨客观的科学精神

今日之中国是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思想最为自由的时代，西学、新儒、新法……，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合作主义……，可谓洋洋大观，那么如何辩别一个学说的优劣呢？这就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用实践重复检验，就是韩非所说的“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gòu，的彀，目标——笔者注）者也。”（《韩非子·问辩》）。韩非子用他独有的形象化比喻解释说：“夫新砥砺杀矢，彀弩而射，虽冥而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复其处，不可谓善射，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逄蒙不能必全者，有常仪的也；有度难而无度易也。有常仪的，则羿、逄蒙以五寸为巧；无常仪的，则以妄发而中秋毫为拙。故无度而应之，则辩士繁说；设度而持之，虽知者犹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听说不应之以度，而说其辩，不度以功，誉其行而不入关。”（《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这句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新磨出来的利箭，张开弓弩射出去，即使闭着眼睛乱射箭头没有不射中细微东西的，但是不能再射到原来的地方，还不能算是会射箭，因为没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设置直径为五寸大的箭靶，后退十步，不是后羿、逢蒙那样的神箭手不一定能完全射中，因为有固定的靶子。有标准就难办，没有标准就容易做。有固定的靶子，后羿、逢蒙认为射中五寸大的靶子是手艺高超；没有固定的靶子就是乱射，虽射中微小的东西也是笨拙。因此没有标准来衡量言论，善辩的人就会长篇大论，设立了标准来衡量言论，即使聪明的人也怕失言不敢乱说。现在君主听取言论不用标准衡量，却喜欢他们的巧辩；不用实际去衡量，赞扬他们的行为却不依照标准。

儒家实行了两千年证明是不行的，西方的东西实行的一百多年，到今天基干产业还是建立不起来，难道我们不应走进历史的实验室去考察一下什么才是真理吗？难说法家的科学精神在两千年后还不应在中国政治精英的头脑中生根吗？

今天中国太多理论自恰、能够自圆其说的“巧辩”了，可那些东西一放到功用的阳光下就融化了。韩非讥笑这种理论家说：“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韩非子·问辩》 ）。在选择治国理念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谨慎啊！

为民请命的献身精神

法家的本质是反对官僚阶层，让所有人在法律和政治面前一律平等，法家的主张必然触动官僚的既得利益，所以法家总是与官僚是相对立的。韩非子明确指出，正是由于实行法家剥夺了官僚集团的特权，才使得法家的处境总是十分危险，特别是在没有国家领袖强有力支持的情况下。他说：“　且法术之士与当涂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大臣、左右权势息，则人主之道明矣。今则不然，其当涂之臣得势擅事以环其私，左右近习朋党比周以制疏远，则法述之士奚时得进用，人主奚时得论裁？故有术不必用，而势不两立。法述之士焉得无危？”（《韩非子·人主》）

《韩非子·问田》中记有韩非同堂谿公的一段对话，我们从中能看到韩非子那样的法家人物反对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的“贪鄙之为”，义无反顾地坚持正义和真理。从韩非子到曹操再到毛泽东，哪个法家人物没有那种不顾个人安危，大道直行的情操！这段话的全文如下：

堂谿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窍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夫科身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当是“生”字，指堂谿公——笔者注）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韩非子最终没有逃脱“死亡之害”，但他却以“仁智之行”，为自己，也为中华民族树立了永恒的精神丰碑。法家，正是凭着韩非那样为民请命的献身精神，曾经主导华夏民族的成长史——她亦将主导人类文明的未来！！
翟玉忠：质问郎咸平——中国缺少信托文化吗


    中国缺少信托文化，中国职业经理人缺乏信托责任几乎成了郎咸平先生的口头禅。这不，2005年12月27日郎咸平在成都讲演时面对众多西部商界名流发问：“如果你是老板，你敢不敢把公司100%交给职业经理人管理？”并再度指出国内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缺失是股改和国企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
    郎先生的观点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共鸣，尽管蒙牛乳业董事长牛根生曾信誓旦旦地回应说：“在我们的企业，职业经理人都是负责任的。”显然目前需要解决的不是长虹的赵勇和蒙牛的牛根生是否承担了国家、股民赋予他们的信托责任的问题，而是中国商业生态中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问题。

    那么郎咸平先生的给出的药方是什么呢？综合起来就是通过政府力量建设一个法制化的社会，同时用法制制度强迫每一个社会参与者有信托责任；既然中国缺少信托文化，当然就是“进口”了，从哪里“进口”呢？按照中国社会学者改革开放以来不变的惯性思维，当然是英美。在12月27日的讲演中，郎咸平就建议中国股改可以多借鉴英国经验，他还介绍说，英国的股改分三步稳步实施：首先在国有股股权结构不变的前提下聘职业经理人；其次要求效益好的国企才能进行股改；其三，股改后政府仍然保留黄金股，持有否决权，继续承担保护中小股民的责任。

    在其他场合，郎咸平先生还曾进一步论述说，“信托责任”是在普通法系中慢慢得以体现的，当一个人违反了“信托责任”，就会侵犯到普通法系的基本宗旨——平等和私有财产权，这当然会遭到陪审团的反对。由是，信托责任这个概念就逐步渗透到每个公民的血液中了。英式管理就是以普通法为基础的信托责任完善的管理体系。

    考察西方经济史，你会发现西方的信托责任体系是逐步建立起来了，直到现在还在完善之中。1759年富兰克林考察英国得出的印象是，英国到处都是行贿受贿、营私舞弊的丑闻，“绝对的腐败在这个古老国家的所有等级的人们中流行，从头到脚都完全堕落和腐败了！”西方上个世纪初那种大规模掺杂弄假现象没有了，本世纪初大规模的会计丑闻又出现了，直到今天安然的案子还在审理之中。当然新的更严厉的规则又确立了起来……

    西方发展市场经济有几百年的历史，肯定有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别人好的，当然可以拿过来，这本没有什么错。但中国过去150年的历史表明，“进口”制度的“代价”总是极高昂的，甚至常常是得不偿失。历史事实是，中国并不缺少信托文化，而且中华法系本来就有十分完善的信托责任体系。

    中华法系成熟于2300多年来前的大秦帝国，在西汉没有被儒家思想“人治化”之前达到了顶峰。从某种意义上说，秦时的基本经济制度与中国目前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说土地国有，存在大量的国家管理的企业等等。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实行了严格的授田制，国家将土地直接分给农民，其授田标准是每夫百亩。只有对作出国家功勋的人才在原有授田数量的基础之上增加的授田数量。《商君书·境内》中说：“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 益田一顷，益宅九亩。”

    拥有庞大国有资产的秦国是如何建立一种完善的信托责任体系的呢？直到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后，我们才看到了这种信托责任体系的全貌——那是一个远远超越当时那个时代的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模式，`简直令人惊叹！

    当时耕牛是极其重要的生产资料，国家对耕牛的管理也极其严厉。《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廄苑律》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文字：“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膚田牛。卒歲，以正月大課之，最，賜田嗇夫壺酉（酒）束脯，為旱〈皂〉者除一更，賜牛長日三旬；殿者，誶田嗇夫，罰冗皂者二月。其以牛田，牛�虢e，治（笞）主者寸十。有（又）里課之，最者，賜田典日旬殿，治（笞）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评比耕牛，满一年，在正月举行大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田啬夫酒一壶，干肉十条，免除饲牛者一次更役，赏赐牛长资劳三十天；成绩低劣的，申斥田啬夫，罚饲牛者资劳两个月，如果用牛耕田，牛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又在乡里进行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里典资劳十天，成绩低劣的笞打三十下。”

    对于工业生产，信托责任也极其清晰。《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中有以下几条法律（想必这些法律很重要，所以墓主人才将之抄下来并带入了坟墓）：

    “省殿，貲工師一甲，丞及曹長一盾，徒絡組廿給。省三歲比殿，貲工師二甲，丞、曹長一甲，徒絡組五十給。”意思是：考查时产品被评为下等，罚工师一甲，丞和曹长一盾，徒（一般工人——笔者注）络组二十根。三年连续被评为下等，罚工师二甲，丞和曹长一甲，徒络组五十根。

    “非歲紅（功）及毋（無）命書，敢為它器，工師及丞貲各二甲。縣工新獻，殿，貲嗇夫一甲，縣嗇夫、丞、吏、曹長各一盾。城旦為工殿者，治（笞）人百。大車殿，貲司空嗇夫一盾，徒治（笞）五十。”原文意为：不是本年度应生产的产品，又没有朝廷的命书，而擅敢制作其他器物的，工师和丞各罚二甲。各县工官新上交的产品，评为下等，罚该工官的啬夫一甲，县啬夫（县令）、丞、吏和曹长各一盾。城旦做工而被评为下等，每人答打一百下。所造大车评为下等，罚司空啬夫一盾，徒各笞打五十下。

    “園殿，貲嗇夫一甲，令、丞及佐各一盾，徒絡組各廿給。�顖@三歲比殿，貲嗇夫二甲而法（廢），令、丞各一甲。”意为：漆园评为下等，罚漆园的啬夫一甲，县令、丞及佐各一盾，徒络组各二十根。漆园三年连续被评为下等，罚漆园的啬夫二甲，并撤职永不叙用，县令、丞各罚一甲。

    “采山重殿，貲嗇夫一甲，佐一盾；三歲比殿，貲嗇夫二甲而法（廢）。殿而不負費，勿貲。賦歲紅（功），未取省而亡之，及弗備，貲其曹長一盾。大（太）官、右府、左府、右采鐵、左採鐵課殿，貲嗇夫一盾。”意思是：采矿两次评为下等，罚其啬夫一甲，佐一盾；三年连续评为下等；罚其啬夫二甲，并撤职永不叙用。评为下等而无亏欠的，则不加责罚。收取每年规定的产品，在尚未验收时就丢失了，以及不能足数的，罚其曹长一盾。太官、右府、左府、右采铁在考核中评为下等，均罚其啬夫一盾。

    从以上法律条文我们能够看到，工人、各级主管官员（诸啬夫）都有明确的信托责任，赏罚分明。国家进行独立的“效益审计”，连续评为下等的，轻的要受经济处罚，重的要被撤职、并且永远不再叙用——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发现4万多箭头竟全部遵循着相同技术指标的制度基础，当西欧相当大的区域还处在蒙荒时代的时候，华夏文明却开始了工业的标准化、并建立了支撑工业标准化的法律体系！

    别人好的东西要学，自己伟大的东西也不能视而不见，这才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应有的胸怀。如果一个国有企业的总裁亏损37个亿可以拍拍屁股走人，里边所有经理人都没有连带责任，还多了生官的机会，那么中国的信托责任体系就永远也不能建立起来，中国经济的强大只会是空中楼阁。

    就在笔者即将完成本文的时候，传来消息说，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审计工作已从传统的财务收支审计发展到效益审计的今天，审计署将不断加强效益审计力度，力争到2007年做到财务收支审计和效益审计并重。那么效益审计查出来的问题需要相关人员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据说可分为三种情况：如果是由于水平和技术达不到造成的，就需要进一步改进工作，提高技术和水平。如果是管理疏忽造成的，有些属于责任问题，有些也不一定属于责任问题。但是，如果明显属于某人渎职而造成了重大损失，就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除个别案件涉及渎职问题外，效益审计一般不涉及哪个人的责任。

    西方的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看来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完善信托责任体系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