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读姚洋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

中国还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读姚洋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

我其实没有能力来对这样一本论文集进行评析。因为它集中了包括阿玛蒂亚•森、茅于轼、秦晖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煌煌高论，消化这些高论本身就需要时间与智力的积淀。而且，作为这种论文集主编的姚洋先生，在导言中对各位作者的论文内容也已经进行了很有见地的述评。因此，我仅想通过这篇小文，引起读者对这本论文集以及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重视。
中国还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这是我通读完全书后反复出现的一个想法。
众所周知，在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生产与交易背后的社会权利结构及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只是自罗宾斯在1930年代在其《经济科学的性质》一文中，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问之后，主流经济学逐渐形成了关注效率以及实证研究的新传统，而关于社会公正及其他规范研究就越来越成为支流甚至末流。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西方，从传统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转变，其背后有很深刻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在经过了近三百年的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反复后，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已经走向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有秩序状态。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初期，契约自由已经证明了各集团之间形式与起点上的平等，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中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以累进税制及各种劳动权利与社会底线保障，使资本主义已经接近了这种制度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的分配平等即结果平等。而且，原来强势的资本集团已受到约束，懂得让步；而弱势的劳工集团也已因为工会组织的强大而变得不再象原来弱势。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已形成某种相对均势与相互制衡的局面，权力界定或广义的产权界定已近完成。在这种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在典型西方资本统治社会反而几近结束。而曾被讥为“庸俗的赚钱术”的以研究“如何摊大饼”为已任的现代经济学越来越被成为主流。
但当下的中国不一样。正如姚洋先生主编的论文集标题所点明的，“转轨中国”。转轨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毛泽东时代“地域性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权力结构与集团关系被日渐成形的资本统治社会完全打破，权利界限或产权关系在重新洗牌，利益格局由此出现大调整。在这个时候，资源配置的效率反而可能被视为其次，而如何在博弈中争取到未来更高更主动的谈判地位，是各利益群体最大的关切。因此，中国重回政治经济学时代。而且，在大的利益格局尚未尘埃落定之时，中国又还将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
如果我们同意以上看法，用“政治经济学”时代的视角去审视社会公正与公平的话题，我们可能会对这本文集中各种观点有更深刻的理解与把握。这本文集的出现首先就是一个标志。姚洋先生说，这本书开创了国内对不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的理性讨论的先河。我们倒可以问一句，改革开放26年来，我们一直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作为主题，主流经济学家也一直在强调“效率优先”,因而关键是要解决的是稀缺要素尤其是资本及其持有者的激励，为什么到了现在，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社会公正与平等”这个规范层面的话题？姚洋先生对此有很精彩的回答。他说，这是因为二十多年后，“在巨大的经济成就后面，中国社会正在急剧走向分化。市场化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但是也将它的另一面，即结果的不平等完整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权力资本的发迹冲毁了人们几千年来形成的‘应得之物’的信心，造成了广泛的相对剥夺感。更重要的，中国失去了一个明确的社会公正体系来容纳因社会分化而产生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的冲突。”我自然同意这种回答。但似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看，这就是，当原来设想的不突破旧的大的制度框架的改革，在1980年代后期之后终于不以设计者的意志为转移而走向另外一面后，越来越不平等的现状逐渐唤醒了那些原本在“低头推车”的人们，也让他们想到要“抬头看天”：原来我们推了半天，连最基本的权利、责任与义务都没有讲清楚，而好处却已经被权贵资本给独占了。于是，经济学所强调的“生产性努力”某种程度上被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分配性冲突”所替代。这才使得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即使不情愿也不得不面对“社会公正与平等”这个比“效率”沉重得多的话题。这也是这本文集产生的真正时代背景。
如果我们同意以上看法，用“政治经济学”时代的视角去审视社会公正与公平的话题，我们可能还会对文集中诸多大家的言说保持某各种距离。中国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使得我们所面临的所谓“中国问题”迥异于西方。比如哈耶克，我们某些研究哈耶克的学者，经常以哈耶克的观点反对在中国强调公正与平等的意义。然而，我不知他们是否清楚地考虑过哈耶克本人是在什么基点上来谈什么问题的。在《通往奴役之路》一著中，哈耶克明确区分了两种社会保障，即“有限度的保障”与“绝对的保障”，他反对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相反，他明确指出，“经济保障，……往往是更有理由被人看作是真正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既正确而又重要的。”“没有理由认为在一个达到了象我们这样的普遍的富裕水平的社会中，不应向所有人保证提供第一种保障，而不会危及普遍的自由。…毫无疑问的是，在足够保持健康和工作能力的、衣食住方面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上，可向每个人提供保证”。“这种制度的基础必然是私有产权和（或许不是同等必要的）遗产制，从而带有它们造就的不平等。其实，很有理由要把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尽量减少到先天差别所许可的限度”。哈耶克当然也提出了，“要警惕工会势力过大造成的破坏性”。而反观当下中国，是否已经实现了公民的普遍的“有限度保障”？社会与政府是否实现了“在足够保持健康和工作能力的、衣食住方面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上，可向每个人提供保证”的最基本承诺？中国劳工有组织维权活动是多了还是少了？中国工会足以维护劳工基本利益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我们拿哈耶克的观点来反对当下在中国强调公正与平等，这难道不是典型的“穷人富嘴”吗？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时代一切浅薄的经济学家通常的做法是，总将生产与交易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而多少有意识地忽略了不同社会阶段上由权力结构的不同而导致的分配方式的不同。于是，资本统治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一切历史的差别也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现在看来，马克思所批评的现象，在政治经济学时代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也普通存在。比如，我注意到，书中有位经济学家认为，农民工在城里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但即使如此，也比他们此前境况要好，不然他们不会选择打工。由此可认为，凡是自愿的交易都是平等的交易，而平等的交易又能增加福利。其实这话等于没有说，因为在经济学前提假设中，理性经济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用法国自由主义大师巴师夏所特有的“生活的逻辑”解释，一个快饿死的贞女为了活命选择卖淫，的确改进了，但这不需要经济学家解释。经济学家需要做解释的是，是什么原因使得贞女竟然活不下去？农民工现象背后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时代背景。其一，中国农民工进城，一是因为农业的边际成本收入已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从农业中挣的那点钱，在刨去不断抬高的工业制造出的成本，刨去农业税，刨去乡村官僚们的工资，已经成了负数。使得农民只能放弃土地。在马克思那里就是一种温和的“原始积累”：“不是用武器，而是使自耕农因不堪重负而放弃自耕地！”二是因为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大规模“圈地运动”造就了大规模的失地者；不服从者则搞“强制拆迁”。这倒真是“用了武器”，且其残酷程度则丝毫不亚于十六、十七世纪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其二，的确，从表面上看，当农民工与一家私企达成用工交易时，肯定是双方都同意，才可能达成这笔交易，交易似乎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因为中国农民工市场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的状况，加之农民工组织起来的成本十分高昂，而国家尚未将农民工纳入《劳动法》保护的范围之列，所以，往往是农民工在与雇主谈判中处于弱势，只能被迫接受雇主提出的各种苛刻条件。不看到以上两点，不去注意由于社会经济权力结构所导致的谈判地位的实质性不对等，而是一般地说出“凡是自愿的交易都是平等的，而平等的交易又能增加福利”这样的“永恒规律”，难道不算浅薄吗？
当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因为历史中的人无法摆脱他的历史多说一句话，所以我们不需要让单个的经济学家为他本人的观点负责。有了这种理念，当我们在阅读这本论文集中各种不同的观点时，无论我们同意或者不同意，我们都可以因此而以平常心对待。这是因为，从某种角度看，在政治经济学时代的当下中国，各种观点都不过是各利益集团大对弈所导致的这个时代本能的“神经性痉挛”。区别仅在于，一部分有自知之明的经济学家因而时刻保持自我反省的能力，而那部分自我感觉总是良好的经济学家，因无自我反省能力因而只能被时代推着走然后还以为自己在“与时俱进”。

作者： 卢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