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释之（人文经济学会理事）
斯密写过两本著名的书。一本是《国富论》，全名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复当年翻译成《原富》，很精炼，不过严复的翻译有点过于精炼，最典型的，“看不见的手”在严复的译本里真的看不见了。
另一本是《道德情操论》。《道德情操论》名气比《国富论》小，但斯密实际是先写的《道德情操论》，再写的《国富论》。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写作顺序？因为有很多人误以为斯密是先写的《国富论》，再写的《道德情操论》，并且顾名思义地认为斯密这样做是自己推翻了自己，认识到经济学家只讲经济和自利是不对的，还得讲道德。我记得樊纲教授还曾经对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的动机做过一个大胆猜想，他说，“我猜想，斯密写了《国富论》之后，那时一定也有人攻击他‘不讲道德’，面对那时的‘舆论压力’，他也非得再写点什么来表明他的清白。”这猜想乍看有点道理，但是你只要看一下真实的写作顺序，就知道这猜想真的只是猜想。
斯密写《国富论》，并不是要推翻《道德情操论》，认为人只有自利心，没有同情心，而是深刻认识到，只靠同情心支撑不起一个大社会。
他在开篇这样写道，“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
人单打独斗，通常是打不过很多动物的，人比动物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人非常善于合作。但如果这种合作只是靠熟人之间的好感来维持，合作范围会极为有限，合作的好处也极为有限。人想生活越过越好，需要的是随时随地和众多陌生人进行合作，合作范围越大，合作的好处就越大。
陌生人之间怎么合作？这就不是靠人的好感和仁慈心，而是靠人的自利心，靠互利交易。
看斯密写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好比我现在搞面向大众的知识付费产品，我不是说，“哥们姐们，我养孩子需要很多钱，求你可怜同情我”，而是说，“你订阅我的文章，享受我的服务，对你自己认知升级会有好处，能有助于你自己赚大钱。”成功唤起了你的利己心，我的V+订阅数才会飙升。
斯密紧接着还举了一个生动例子，他说，“诚然，乞丐生活资料的供给，全部出自善人的慈悲。虽然这种道义归根到底给乞丐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没有，也不可能，随时随刻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的大部分临时需要和其他人一样，也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而得到供给的。 他把一个人给他的金钱，拿去购买食物，把另一个人给他的旧衣，拿去交换更合身的旧衣，或交换一些食料和寄宿的地方；或者，先把旧衣换成货币，再用货币购买自己需要的食品、衣服和住所。”想想看，就连专门以乞讨、博取人们仁慈心为生的乞丐，都知道要想获得随时随地的帮忙，仁慈心是靠不住的，只有自利心才靠得住。
科斯对斯密的这几段论述有个精彩点评，他说，“依靠仁慈来提供充分的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大多数人的合作。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我们甚至是素昧平生，因此，我们既不可能对他们怀有仁慈，他们也同样不会对我们表示仁慈。如果我们确实了解他们，他们的生活、背景很可能与我们迥异，这就很难让我们对他们表示同情。依靠自利不单是实现必要劳动分工的一种途径，对于文明生活所必需的劳动分工而言，也是唯一途径。……如果人类天生只能对仁慈感情作出反应，我们将依然在洞穴中过着肮脏、野蛮而短命的生活。”只靠仁慈心是如此可怕，你没想到吧？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我自己前一阵写的一段话：
“今天北京下大雪，一早收到预定的鲜花，鲜花盒都湿了。快递员风雪无阻，我很是感激。快递员如此靠谱，是出于对我的仁慈吗？应该不是，他根本不认识我。但是我相信，下次再碰上下雪天，他还是会这么靠谱。他的敬业是出于对他自身利益的关切，也正因如此，才更为可靠。相反，如果他今天冒雪送快递，只是出于对一个陌生人对鲜花的渴求的同情，我就要担心下一次他的这种罕见同情心还在不在了。经济学第一课讲的就是，仁慈是靠不住的，雪中送炭是靠不住的，雪中卖炭才是最可靠的，商人的自私自利才是最可靠的，商人对失去信誉和客户的恐惧才是最可靠的。”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