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走近顾准

一、奇才与厄运

　　写完李泽厚，再来谈顾准，感慨良多!

　　如果说李泽厚还只是“想当”思想家，那么，顾准则无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还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请参看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些说法或许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早在1974年便已“盖棺”的顾准，都将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论定。

　　不过，我想谈的却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这个人我从来就认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更有意思或意义。思想总是有限的，再说我们也并不一定都打算当思想家或别的什么家，但我们却无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顾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旷世奇才。早在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十九岁时，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以后又多次与会计学泰斗潘序伦合作出书甚至捉刀代笔，成为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岁时，他一面担任高级职员，一面从事地下活动，同时还在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兼任教职，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学生深为折服。中年从行政领导部门转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更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精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哲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围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译著、论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果他像陈寅恪、钱钟书那样，有着家学渊源、留洋经历倒也罢了，然而他却出身不过学徒，学历不过初中，少年为生计困扰，青年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如此艰难困苦，却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以至于被认为“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叹服。

　　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早在三于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并于1935年人党，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据地，在“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三十四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显赫的副市长候选人。这时的顾准，真可谓意气风发，光彩夺目，前程似锦。上海多少领一点世面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无论按照旧社会的眼光，还是新中国的标准，年轻的顾准都是男性羡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仪的“白马王子”，光是求爱的情书就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说真有了什么“天赋”和“运气”的话，那么，命运对顾准似乎不薄。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顾准呢?十五岁当校长，二十岁当局长，岂非“天资聪颖”又“少年得志”?

　　然而顾准成名早，倒霉也早。1952年2月29日，事前毫无思想准备的顾准，在“三反”运动中被当做“思想老虎”(而且是“大老虎”)揪了出来，撤职反省，成为建国后第一次政治运动的祭品。灾难一旦开了头，就停不住脚。此后，顾准就一再受到打击和迫害。1957年和1965年，顾准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被秘密逮捕，送去劳改，成为我国唯一个两次戴帽的“双料右派”。在接踵而来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尽磨难和摧残：挨不完的批斗和毒打，写不完的交代和检查，干不完的脏活和累活，受不尽的歧视和侮辱，妻子离婚自杀，子女断绝关系，老母亲睽违十载而不能相见，最后是身患绝症而不得医治，真所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顾准所受之苦难，可以说是到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极致。

　　这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一方面，他是老革命、中共高干、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知识渊博的学者、哈耶克式的思想家、才学超群铁骨铮铮的非凡男子(直到“文革”后期仍有知识女性愿意嫁给他);另一方面，他又是思想恶劣的“阶级异己分子”、不可救药的“双料右派”、死不改悔的“反革命”、麻风病人一样的“不可接触者”、鳏老病穷的“丧家犬”、牵连家人的“白虎精”。两两相比，反差实在太大。于是我们就想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才气与傲气

　　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或者说“大气候”就不去说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就连章乃器这样的共产党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连彭德怀这样的元帅元勋都要被置于死地，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都保护不了自己，遑论其他?问题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厉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挨整。不整别人偏偏整你，就必定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

　　建国初期即在政治运动中翻船倒台的中共高干，无非两种人。一种是确有罪行、错误和问题的，如刘青山、张子善，如高岗、饶漱石;另一种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被拉出来凑数的了。当时毛泽东亲自督战，上令“限期展开斗争”,并具体下达“打老虎”的指标：各大军区、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几百只，而上海的指标则是“上千只”。天晓得这些数字是怎么估算出来的!但没依据归没依据，该完成还得完成。因为你如果完不成这个数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没法了，为完不成指标而苦恼狼狈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崭新概念。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开展了。因为定“思想罪”是不要证据的。所以，尽管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尽管顾准既未贪污(相反还很廉洁)，又没浪费(相反还很节约)，更没有官僚主义(相反还十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仍然被当做“大老虎”打翻在地，因为可以很便当地说他思想上贪污、思想上浪费、思想上官僚主义么!

　　这就是“草菅人命”了。事实上，没那么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标，不草菅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即便凑数，也多少要有点“谱”。比如黎玉，是著名的“老运动员”把他揪出来，无非是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那时的当务之急是“抓大老虎”。黎玉官居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可以算是“大”;“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可以算是“虎”。把他揪出来，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无话可说，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认倒霉。又比如《解放日报》社长恽逸群，“将报社资金借给他人办企业”，算是有“贪污”嫌疑;市府副秘书长曹漫之，“用美国汽油清洗家中的油漆墙壁”，算是有“浪费”嫌疑;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程公琪，“一贯家长式作风，影响干部团结”，算是“官僚主义严重”，马马虎虎好歹还算交代得过去(其实这几位都是深受党内外尊敬的优秀干部，且均已平反)。顾准有什么呢?既无“前科”，又无“现行”，既无“罪言”，又无“劣迹”，为什么要拉他出来凑数?更滑稽的是，顾准所受的处分，在市委的档案里，无案可查，无迹可寻，没有半张书面正式文件，当然也就没有半点“正当理由”了。草菅人命一至于此，也实在太离谱了点。

　　事出有因。一种猜测是：某些方面对顾准很有意见，早就想于掉他，这一回不过有了机会而已(《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即持这种观点)。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么人，为了什么来头这么大，又这么强硬，连陈毅也不得不勉强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要说顾准旱就被人盯住，必欲去之而后快，则完全可能。

　　顾准实在太“扎眼”

　　顾准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显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树大招风，此其二;才气逼人，此其三。顾准实在太聪明了。当会计，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天;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亲眼目睹的干部都惊呼“顾局长大约有三个大脑”!唯其思路敏捷聪颖，才能在建国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数职，也才能在无论是当学徒、当教员、当领导、当学者时，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筹。

　　有才气的人多半都有傲气，而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挂了号的。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他不敢顶撞的人。他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资产重估，上级部门严厉申斥，被他顶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逊，语带讥讽;他参加中苏联合考察，苏联专家蛮横霸道，也被他顶了回去，而且语气强硬，毫不恭顺。他甚至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斗争”讽刺挖苦，颇有微词，当着许多人的面说子什么“现在老和尚要认一下错，也不可能了”。这就不但是“反党”(顶撞上级部门)、“反苏”(顶撞苏联专家)，而且是“反毛”了。因为1957年5月初，毛泽东在动员“大鸣大放”时曾幽默地说过：现在大家对小和尚意见多，也可以对大和尚提意见么!如此“三反”(反党、反苏、反毛)，难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顾准的这些言行，原本出于公心和良知，也是维护党的威望和领导，但在他人看来，即便不是“反党”，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无领导”。顾准的“狂妄”同样也是出了名挂了号的。早在三十年代，胡乔木便对三联书店创始人之一、上海救国会副总干事徐雪寒说：“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当心!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会掂量你的斤两。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说：“我不把自己当做党的领导，只做一个党的联络员，总行了吧?”结果，徐雪寒和顾准谈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1995年春召开的“顾准八十诞辰纪念会”，就是徐雪寒和顾准的另一位老友骆耕漠联合倡议的。

　　徐雪寒没有被顾准“看不起”，不等于别的干部没在他那里吃过瘪挨过训碰过钉子。许多熟悉顾准的老干部都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才子型知识分子干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极强，有时与人说话，显得得理不让人，又耿又倔，争辩时甚至言语尖刻，容易伤人。”这大约是确实的。因此，当有人举报顾准扬言“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时，就连陈毅也信以为真。顾准本人是一再否认的，而且多次辩诬。以顾准之真诚耿直，如果当真说过，不会不承认。但尽管是谣言，却谁听了都觉得“像”：第一，顾准确有这个能力，至少当市长没有问题。第二，顾准确实敢于任事，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看着不对劲或者有了想法，也敢于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样子。更重要的是，口气像。怎么个“像”呢?还不是向来口气就大，而且一贯口没遮拦，心里怎么想嘴巴就怎么说!

　　的确，顾准总是“忍不住”。即便当了“右派”，戴了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也本性难移。1958年，他在河北石家庄赞皇县农村劳改。下放干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大搞“土法炼钢”和“技术革命”，他却站在一旁大大咧咧地冷嘲热讽：“什么土法炼钢铁?一场蛮干罢了!”不经过生产实践，怎么改革农具和磨子?这也是一场蛮干!”说完还不算，还要加重语气冷冷甩出一句：“哼!我不能不反对你们的蛮干!”全然忘了自己的“罪人”身份。你想，顾准翻到沟底了还这么“猖狂”,“高高在上”时还不定怎么样!

　　所以，要整治顾准，真是太容易了。因为他的“辫子”实在太多，一抓一大把。1951年，中央财政部要调他去担任预算司长，陈毅找他谈话，他却表示愿意留在上海。不去也就罢了，何况陈毅也同意。可是，当同事问他“何时入阁”时，——那时把调入中央部门戏称为“入阁”，他却说什么“入阁以后就成了盆景，长不成乔木了”。这是什么话!什么叫“盆景”，什么又叫“乔木”?中央部门都是摆设啊?中央部门是限制人才发展的地方啊?你把党看做了什么，又把自己当成什么人?如此胡说八道，不拔舌下地狱才怪。

　　难怪顾准会成为建国以后首批“挨枪子儿”的“出头鸟”了。

易中天:走近顾准

一 奇才与厄运


   写完李泽厚，再来谈顾准，感慨良多！

   如果说李泽厚还只是“想当”思想家，那么，顾准则无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还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请参看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些说法或许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早在1974年便已“盖棺”的顾准，都将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论定。

    不过，我想谈的却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这个人。

    我从来就认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更有意思或意义。思想总是有限的，再说我们也并不一定都打算当思想家或别的什么家，但我们却无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顾准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旷世奇才。早在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十九岁时，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以后又多次与会计学泰斗潘序伦合作出书甚至捉刀代笔，成为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岁时，他一面担任高级职员，一面从事地下活动，同时还兼任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教职，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学生深为折服。中年从行政领导部门转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更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精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哲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围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译著、论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果他象陈寅恪、钱钟书那样，有着家学渊源、留洋经历倒也罢了。然而他却出身不过学徒，学历不过初中，少年为生计困扰，青年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如此艰难困苦，却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以至于被认为“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李愼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叹服。

   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早在三十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并于1935年入党，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据地，在“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三十四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显赫的副市长候选人。这时的顾准，真可谓意气风发，光彩夺目，前程似锦。上海多少领一点世面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无论按照旧社会的眼光，还是新中国的标准，年轻的顾准都是男性羡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仪的“白马王子”，光是求爱的情书都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说真有什么“天赋”和“运气”的话，那么，命运对顾准似乎不薄。孔子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顾准呢？十五岁当校长，三十岁当局长，岂非“天资聪颖”又“少年得志”？


   二 才气与骨气


   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或者说“大气候”就不去说他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就连章乃器这样的共产党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连彭德怀这样的元帅元勋都要被置于死地，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都保护不了自己，遑论其他？问题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厉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挨整。不整别人偏偏整你，就必定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

   建国初期即在政治运动中翻船倒台的，无非两种人。一种是确有罪行、错误和问题的，如刘青山、张子善，如高岗、饶漱石；另一种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拉出来凑数的了。当时毛泽东亲自督战，下令“限期展开斗争”，并具体下达“打老虎”的指标：各大军区、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几百只，而上海的指标则是“上千只”。天晓得这些数字是怎么估算出来的！但没依据归没依据，该完成还得完成。因为你如果完不成这个数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没法子，为完不成指标而苦恼狼狈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崭新概念。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开展了。因为定“思想罪”是不要证据的。所以，尽管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尽管顾准既未贪污（相反还很廉洁），又没浪费（相反还很节约），更没有官僚主义（相反还十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仍然被当作“大老虎”打翻在地，因为可以很便当地说他思想上贪污、思想上浪费、思想上官僚主义么！

   这就是“草菅人命”了。事实上，没那么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标，不草菅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即便要凑数，也多少要有点“谱”。比如黎玉，是著名的“老运动员”。把他揪出来，无非是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那时的当务之急是“抓大老虎”。黎玉官居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可以算是“大”；“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可以算是“虎”。把他揪出来，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无话可说，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认倒霉。又比如《解放日报》社长惲逸群，“将报社资金借给他人办企业”，算是有“贪污”嫌疑；市府副秘书长曹漫之，“用美国汽油清洗家中的油漆墙壁”，算是有“浪费”嫌疑；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程公琪，“一贯家长式作风，影响干部团结”，算是“官僚资本主义严重”，马马虎虎好歹还算交代得过去（其实这几位都是深受党内外尊敬的优秀干部，且均已平反）。顾准有什么呢？既无“前科”，又无“现行”，既无“罪言”，又无“劣迹”，为什么要拉他出来凑数？更滑稽的是，顾准所受的处分，在市委的档案里，无案可查，无迹可寻，没有半张书面正式文件，当然也就没有半点“正当理由”了。草菅人命一至于此，也实在太离谱了一点。

   事出有因。一种猜测是：某些方面对顾准很有意见，早就想干掉他，这一回不过有了机会而已（《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即持这种观点）。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来头这么大，又这么强硬，连陈毅也不得不勉强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要说顾准早就被人盯住，必欲去之而后快，则完全可能。

   顾准实在太“扎眼”。

   顾准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显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树大招风，此其二；才气逼人，此其三。顾准实在太聪明了。当会计，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天；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亲眼目睹的干部都惊呼“顾局长有三个大脑”。唯其思路敏捷聪颖，才能在建国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数职，也才能在无论是当学徒、当教员、当领导、当学者时，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筹。

   有才气的人多半都有傲气，而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挂了号的。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他不敢顶撞的人。他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资产重估，上级部门严厉申斥，被他顶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逊，语带讥讽；他参加中苏联合考察，苏联专家蛮横霸道，也被他顶了回去，而且语气强硬，毫不恭顺。他甚至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斗争”讽刺挖苦，颇有微词，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什么“现在老和尚要认一下错，也不可能了”。这就不但是“反党”（顶撞上级部门）、“反苏”（顶撞苏联专家），而且是“反毛”了。因为1957年5月初，毛泽东在动员“大鸣大放”时曾幽默地说过：现在大家对小和尚意见多，也可以对大和尚提意见么！如此“三反”（反党、反苏、反毛），难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顾准的这些言行，原本出于公心和良知，也是维护党的威望和领导，但在他人看来，即便不是“反党”，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无领导”。顾准的“狂妄”同样也是出了名挂了号的。早在三十年代，胡乔木便对三联书店创始人之一、上海救国会副总干事徐雪寒说：“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当心！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会掂量你的斤两。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说：“我不把自己当作党的领导，只做一个党的联络员，总行了吧？”结果，徐雪寒和顾准谈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1995年春召开的“顾准八十诞辰纪念会”，这就是徐雪寒和顾准的另一位老友骆耕漠联合倡议的。

   徐雪寒没有被顾准“看不起”，不等于别的干部没在他那里吃过瘪挨过训碰过钉子。许多熟悉顾准的老干部都说：“他是一个典型的才子型知识分子干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极强，有时与人说话，显得得理不让人，又耿又倔，争辩时甚至言语尖刻，容易伤人”。这大约是确实的。因此，当有人举报顾准扬言“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时，就连陈毅也信以为真。顾准本人是一再否认的，而且多次辩诬。以顾准之真诚耿直，如果当真说过，不会不承认。但尽管是谣言，却谁听了都觉得“像”。第一，顾准确有这个能力，至少当市长没有问题。第二，顾准确实敢于任事，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看着不对劲或者有了想法，也敢于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样子。更重要的是，口气像。怎么个“像”呢？还不是平时说话向来口气就大，而且一贯口没遮拦，心里怎么想嘴巴就怎么说！

   的确，顾准总是“忍不住”。即便当了“右派”，戴了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也本性难移。1958年，他在河北石家庄赞皇县农村劳改。下放干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大搞“土法炼钢”和“技术革命”，他却站在一旁大大咧咧地冷嘲热讽：“什么土法炼钢铁？一场蛮干罢了！”“不经过生产实践，怎么改革农具和磨子？这也是一场蛮干！”说完还不算，还要加重语气冷冷甩出一句：“哼！我不能不反对你们的蛮干！”全然忘记了自己的“罪人”身份。你想，顾准翻到沟底了还这么“猖狂”，“高高在上”时还不定怎么样！

   所以，要整治顾准，真是太容易了。因为他的“辫子”实在太多，一抓一大把。1951年，中央财政部要调他去担任预算司长，陈毅找他谈话，他却表示愿意留在上海。不去也就罢了，何况陈毅也同意。可是，当同事问他“何时入阁”时，——那时把调入中央部门戏称为“入阁”，他却说什么“入阁以后就成了盆景，长不成乔木了”。这是什么话！什么叫“盆景”，什么又叫“乔木”？中央部门都是摆设啊？中央部门是限制人才发展的地方啊？你把党看做了什么，又把自己当成什么人？如此胡说八道，不下拔舌地狱才怪。

  要命的还不在于他的口出狂言或者信口开河，更在于他的“得理不让人”。他这个人，平时就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得了理，那还了得？自然是死都不让。他顶撞上级部门，顶撞苏联专家，就因为他有理么！甚至在沦为阶下囚、俎上肉时，只要他认为真理在自己一边，也“不向恶魔让寸分”。这就坏事了。在顾准自己，是“坚持真理”，在别人看来，则是“顽固对抗”。好嘛，那就先杀杀你的威风，打打你的气焰。这是顾准在“同类人”或“同案犯”中挨整特别厉害、挨打次数特别多的原因之一。顾准总是书生气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的人讲道理。他哪里知道，整人可并不一定要有理。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要什么理？自然是“整你没商量”。甚至，当整人被视为“革命行动”时，这个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事就变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因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权威。“革命”这个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顾准的那些小道理。你有理，他还有理呢！你不让人，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脚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的人会让？你和他们讲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全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赶紧“转变态度”，“低头认罪”，至少也做“低头认罪”状。再起码，沉默，不吭气，什么也不说，哪怕少说两句，总可以吧？然而顾准不。只要有机会，他就说，而且还要大声说，当众说。1961年11月，顾准刚刚摘掉“右派”帽子，便面对欢迎他的家人大声说道：“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1964年，在批判所谓“张（闻天）孙（治方）反党集团”的会上，当别人都一边倒地慷慨陈辞，或划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时，顾准却站起身来，以略带嘲讽的目光，睥睨着大批判队伍，铿镪有力地宣布：“我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结果怎么样呢？“右派帽子”又一次戴到了他的头上。而且，因为他“态度恶劣”，这回定的是“极右”。

   是顾准不识好歹不知厉害吗？否。如果说“少年得志”时的顾准，确实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那么，在吃尽了苦头并被整得死去活来以后，他对自己言行的严重后果应该有着足够思想准备。但在他看来，真理和人格比肉体更重要。因此他决不肯轻易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不就是孤立吗？那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不就是毒打吗？那好，干脆把脸送过去，让你打个够，反正打死也不就范。不就是低头弯腰“坐飞机”吗？哼！“你别看我前面的头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实，后面的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啦！”在“文革”那个斯文扫地的年代，不少“牛鬼蛇神”、“反动权威”都紧紧夹着“尾巴”。不少人逢人就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起码，也要穿得“朴素”一点，“普通”一点，甚至衣衫褴缕，以示接受改造，洗心革面。然而，在明港“五七干校”，“罪行”最重的顾准，不但从不讨好任何人，还公然在大家都破衣烂衫时，身着西方绅士的背带裤，配西装背心，戴玳瑁眼镜，在众目睽睽之中昂首阔步，一脸对人爱理不理的神态。顾准的傲气、傲骨，并不因多次的批斗和毒打而有所收敛。

   顾准“出格”的事情还很多。“文革”初期，当其他牛鬼蛇神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时，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而且，亲手贴到布告牌上后还不走，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如此公然对抗运动，公然向“革命左派”叫板，没有一身正气一身傲骨一身虎胆，岂是做得出来的？当然，为了“活下去，并思考”，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里，顾准也曾违心地写过“认罪交代”，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是可以任意欺侮凌辱的。`比方说，他可以承认自己是“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却断然不肯承认自己在劳动时“偷奸耍滑”。其实“偷奸耍滑”云云，原不过是“革命左派”为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胡乱找的借口；而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则是为了表示自己“阶级斗争观念强”，时时都在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这类批判会，是最没有道理可讲的。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以谁为靶子，用什么做借口，都往往随心所欲，心血来潮，无非显示“革命左派”有权任意处置“牛鬼蛇神”而已。而且，在“革命左派”看来，“牛鬼蛇神”都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的人。说你“偷奸耍滑”，那还是轻的。然而顾准都认为这是对自己人格的极大侮辱，因为他一生正直认真，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偷奸”什么叫“耍滑”，凭什么要认帐？不认帐，那就打。打也不认，那就再打。如是者三，一直打到顾准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但是，面对法西斯淫威，顾准却死活不认这个鸟罪。当“革命左派”揪住他，恶狠狠地问“你到底服不服罪”时，顾准高高地昂起头来，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态度大声喊道：“我就是不服！”在场的劳改队员和干校人员，都无不为之深深震撼。

   这就不是傲气，而是骨气了。正是这铮铮铁骨凛凛正气，使我们一想到顾准这两个字，就肃然起敬，心潮难平。

  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顾准就是。他一身都是才华，而且都长在外面。一身都是骨头，而且也都长在外面。在中国，一个人只要有了其中一条，便几乎注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顾准却兼而有之。那么，他不受磨难谁受磨难，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三 顾准不是钱钟书


   其实，也并非所有像顾准这样既有才气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都会落到他那种下场。比如钱钟书。钱钟书也是极有才气的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八个字，用在钱钟书身上，那可真是当之无愧，一点含糊都没有。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就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但如果硬要做比较，无妨说论“学”，钱钟书或略逊于陈寅恪；论“才”，则钱钟书略高于陈寅恪。比方说，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来写情诗，把那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条变成爱情宣言。如此化腐朽为神奇，连钱钟书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负地说“自来无第二人”。实际上，当今之世，能在治学与创作之间左顾右盼、游刃有余，而且两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约也就是钱钟书了。这就非有过人的才气而不能为。你看他的《围城》，写得何等机智睿哲！那里面的警句妙语，多到“美不胜收”或者“拥挤不堪”的程度，以至于有“卖弄才情”的批评。卖弄不卖弄且不去管他，有才情却总归是事实。这样的书，陈寅恪就写不出。当然，他也不会去写。

   钱钟书也是有骨气的。他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市侩、风派、软骨头。据说，他曾“情绪激动”地大骂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节操”；对郭沫若和章士钊迎合“上意”撰写《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两书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会趋炎附势、献媚邀宠。甚至，他还会“不识抬举”。“四人帮”横行时，上面曾通知他去参加国宴。这在一般人看来，是“赏脸”，应该“受宠若惊”的。钱钟书却说：“我不去，哈！我很忙，哈！”来人连忙声明：“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却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来人觉得无法交代，便问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身体不好，起不来，钱钟书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反倒郑重声明：“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江青也拿他没办法。其实，这在钱钟书，又算什么！当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时，别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却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宿舍，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却毫无畏缩惶悚，高视阔步如故。这种风骨气度，与顾准何异？

   钱钟书也有傲气。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顾准相比，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本科毕业后，学校想让他留下来读研究院，他却口出狂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顾准就说不出。尽管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已不再“少年气盛”，晚年更是变得恬淡平和，但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会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说，大年初二权威人士来拜年，他居然只开一条门缝，把人家挡在门外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这事顾准也做不出。

   钱钟书当然还有书生气。1982年夏天，胡乔木写了几首诗，请钱钟书帮他看看、改改，说是自己“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这在胡乔木，无非表示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要动一两个字，再打个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面子。谁知道通晓世故洞察人情的钱先生，居然“书生气又发作了”，把胡乔木的诗改得一塌糊涂，涂改、批注甚多，弄得胡乔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来打圆场。事后，钱钟书去信向胡乔木“致歉”，道是“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适”云云。话说得很客气，但谁都能听得出那“味儿”来。

   这也不奇怪。钱钟书“毕竟是书生”。即便再“深自谦抑”，那一份“书生意气”，其实是清除不尽的。他和顾准一样，常常有“忍不住”的时候。实在耐不住，就会骂人。于是，“钱钟书平日闯下的祸，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桩桩爆发，累坏夫人杨绛。先是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是否说过‘吴宓太苯’，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吴宓是钱钟书敬爱的老师，她还特意让人写下证词，好像要提供庭审似的；后是钱钟书在美国有没有骂过冯友兰，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冯友兰是钱钟书的‘五大恩师’之一。但她的辩白相信的人实在不多”（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为什么信得人不多呢？就因为那些话那些事，都带有钱钟书的风格，就像“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很像顾准的口气一样。

   的确，无论禀赋、性格、才华、人品，顾准和钱钟书都不乏相同之处。因此，他们都是“文革”后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最受中青年学者崇敬的人。那时，蛰居在八号楼、还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大问题的顾准，身边聚拢了一批中青年“顾迷”；而正在六号楼撰写《管锥编》的钱钟书，身边也聚集着一批中青年“钱迷”。这不但说明，杜绝思想交流，阻碍知识传播，让天下灭绝人性，“只不过专制主义者一手遮天的病态妄想而已”（高建国《顾准全传》），同时也说明，顾准和钱钟书两人，有着怎样的个人魅力。

    然而两人的境遇，却也有天壤之别。

   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大体上风平浪静，少有磨难。非但如此，他还颇受“恩寵”。他是《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一说顾问）和《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人，据他自己说，还因此而为“吃一堑，长一智”发明了一句押韵的英文成语。他也可以公然“谢绝”江青的“盛情邀请”，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这种“福份”，顾准连想都不要想。即便在“文革”中受冲击，其“最高纪录”也不过挨了一耳光，比起顾准差点被活活打死，岂可同日而语？

   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两人身份不同。顾准是党员，钱钟书在党外；顾准是领导干部，钱钟书是专家学者；顾准虽然有名，但那是“官声”，比起钱钟书的“文名”来，就差得远了。总之，顾准很容易被看做“党内异己份子”，钱钟书则多半被尊为“党外社会贤达”。这样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处分也是不同的。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党内的处分总是比党外的重，这也是“严于律己寛以待人”吧！何况钱钟书又没有犯过案。

   这就有意思了。以钱钟书的个性，其实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早就发现他这儿子有一种惹事生非的禀性，便特地给他起了个“默存”的字，语出汉代扬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灾。现在我们知道，钱钟书并不能完全管住自己，却也不是完全管不住。1992年，有两个年轻人（董磊和孙小玲）受托去钱家取校样，钱先生居然对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接着钱先生讲了为什么要谨慎从事的道理：如果对方是小人，可能会把你卖了；如果对方是软蛋，可能会去做伪证；如果对方可靠，则可能会为了保护你而牺牲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这话说得实在是够世故的。但如果当真世故，又不会说出来。可见钱钟书还是憋不住。憋不住，便只好对两个素昧平生平生的年轻人说。因为倘若惹出事来，还可以赖账。又可见，钱钟书还是有点小世故。

  说来也是有趣。顾准是搞政治的人，却书生气十足。钱钟书呢，原本是书生，却比顾准更懂政治。1957年“大鸣大放”的陷阱，钱钟书就没有掉进去。是年春天，钱氏那有诗云：“驻车轻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鸣忽噤雨将来”，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风不定”而“雨将来”，那就还是闭上嘴巴，不要“鸣”吧！那天意难测的遥空，已然隐隐地碾着雷霆呢！

   然而顾准却听不到雷声。其时他正在中苏联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风声鹤唳，专政机器正张开巨网，专等“毒蛇”出洞，“游鱼”上钩，更不知道他的“反党言论”和“政治问题”在北京已被揭发。心直口快的顾准，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天天发表“右派言论”，弄得自己头上和维吾尔族姑娘一样，辫子一大吧。这就和钱钟书相差太远。1957年春，钱钟书也在去湖北省亲的旅途中，且反右斗争尚未开始，不少人鸣得正热闹，钱钟书却听得见“隐隐遥空碾薄雷”，他的一生平安，难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钱钟书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不等于就不问政治，却可以不介入政治，从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钱钟书还不象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冯友兰）那样，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应该而且能够“为帝者师”、“为王者师”；也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顾准）那样，认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铁的，可以担尽天下的忧乐，挽狂澜于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过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学问。而且，把学问做好也不容易。能让学术薪尽火传，就对得起每天吃的的那份粮食了。因此他能超脱。

   顾准却不能超脱。因为他既是读书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对于他来说，革命比读书做学问重要多了。如果说，陈寅恪是以学术为生命并拼死力争，那么，顾准则是以革命为生命并拼死力争的。他不能够把自己从这个青年时代就为之献身的事业中分离出来。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开除党籍，也要大声宣布：“我是共产党员”！

   因此，“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别人可以不思考，作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顾准却不能不思考；别人想清楚以后可以不说出来，顾准却不能不说出来。这就是顾准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上述问题具有不可回避的现实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顾准必定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哪怕这个所谓“现实问题”只不过是房子怎么盖，饭怎么吃，怎样既应付上级又不让农民吃亏太多等等。

   顾准和钱钟书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看法不一样。钱钟书“真的知道人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所以钱钟书并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够活得干净、明快、轻松、潇洒，在明智清醒的同时保持一份幽默感，还能偶尔任性一下。顾准却相反。在他看来，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的，而且是有办法的。因为不对头，所以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就是想找出一个使人类避免苦难、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可见，顾准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主张“经验主义”；钱钟书则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活得快乐。实际上，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所谓“乐观主义”，实际上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他总有一个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悲观主义呢，没有那个理想模式，也不认为世界当真就会多么好，现在这样就不错了。结果他们快乐。

   至于钱钟书先生，则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肮脏。顾准曾不止一次不无沉重的地说：“我手上没有血”！钱钟书的手上又何尝有血？但顾准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价，钱钟书却似乎没有付出过。这固然有客观上的原因（钱钟书没有顾准那么多说不清的关系要交代），却也与钱钟书的处世哲学不无关系。钱钟书基本上是坚守“默默者存”的诫言，闭门不问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责钱先生，认为像钱先生这样面对暴政保持缄默，至少在顾准的光照下应感到“无地自容”。依我看这是苛求了。而且，这种苛求并不好。顾准当然是勇敢的、坚毅的、让人敬仰的，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顾准。成不了且不说，当真都成了，没准也可怕。用顾准的话说，就是与其号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顾准日记》）。世界毕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人只要有一条底线就可以了。比方说，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说，不能做亏心事。只要能守住这条底线，保全自己也就无可厚非。在这方面，并不普通的钱钟书倒是为众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识分子其实有很多类型。有顾准那样的，也有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的。陈寅恪也没有像顾准那样去拿鸡蛋碰石头，明知不可而为之。但陈寅恪同样坚守着他的底线，那就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就是饭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学问也可以不做，而气节不能亏。所以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和读《顾准全传》一样，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是啊，陈寅恪的底线如此之多，还要公开亮出来，他活得怎能不沉重！

   当然，这里也仍有专业和性格方面的原因。即使因为学人，较之研究经济学和哲学（还有数学）的顾准、治史的陈寅恪，钱钟书更富于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气质。何况他从小就是一个“顽童”。甚至在已为人父之后，他还会做一些顽皮的事，比如大热天用墨汁在熟睡的女儿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那时女儿还是一个小娃娃），或者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埋在女儿被子里，听她惊叫然后大笑。这是我们从季康夫人（杨绛）的文章里得知的。总之，钱钟书对待人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甚至对待学问，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而顾准和陈寅恪是少有这种游戏态度的。他们也开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谈笑风生，却不会游戏人生。只有生性顽皮而又看穿一切，远于政治而又多谈文艺的钱钟书，才能以游戏的态度艺术的态度看待生活，活得富于情趣和情感。

顾准

1915年7月1日生于上海，1927年在黄炎培所办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进入潘序伦的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逐步掌握了会计学。16岁时，初次走上讲台，却被学生轰下了台。一年之后，再次上台，才站住了脚。1934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等。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曾经自发成立过一个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1935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 顾准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当时为文委书记)认识并共事。
1940年8月， 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抗日根据地。自1940年至1945年，他的足迹从苏南、苏北解放区直至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自延安回到华东。这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澄锡虞工委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苏北盐阜区行政公署和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
1943年3月去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日本投降，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解放军占领上海前夕，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积极准备接管上海。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进入上海以后，他曾担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1952年的“三反”运动，他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物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重返经济研究所。1965年在被划为“极右派”，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残酷迫害，1968年4月，他的妻子汪璧因不堪迫害自杀。他遭受迫害期间，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74年12月3日因患肺癌病逝。

主要著作
《银行会计》

《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

《簿记初阶》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

《中华银行会计制度》

《所得税原理与实务》

《中华政府会计制度》

《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希腊城邦制度》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翻译作品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论文集》琼·罗宾逊

文集

《顾准文集》

《顾准日记》

《顾准自述》

（1914—1974）祝福孩子们
　　顾准1957年被扣上右派帽子，1965年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全国范围内，如此两次戴上右派帽子者，实属罕见。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候下，顾准上述遭遇，势必祸及妻子儿女。子女出于对父亲的不理解，与之疏远，乃至断绝关系，不难理解。1966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顾准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陈敏之为疏通其子女对父亲一生的理解，1974年11月9日，曾给顾准长女、长子写有一信。顾准用铅笔在信上加注：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

　　遗嘱立于11月15日。当时，陈敏之根据顾准病中口述，整理出一份如下初稿：

　　我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来临。

　　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是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注：顾准幼子）；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遗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佰元赠与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经委大楼）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们。

　　令人感慨的是，顾准遗嘱的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孩子们”。当时陪伴他的一位老友为之黯然，称之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

1994年 ，封面素朴的《顾准文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的问世，旋即在中国知识界掀起了思想旋风。顾准于1915年出生于上海，1974年逝世。19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他是上海市财政方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共产党内任何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一样，顾准受到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打击。顾准分别在1957和1965年被两次打成右派。文革期间，顾准倍受折磨，妻子被折磨致死。如果没有“顾准文集”的出版，顾准也会同成千上万的文革时代被迫害的党内干部一样，被历史所遮掩。

然而，顾准的思想，由于《顾准文集》的出版，得以流传于世，成为光照中国思想天空的一座灯塔。中国已逝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曾称他为“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顾准认为，共产主义自己宣称是世界的终极目标，但是历史却没有随着共产主义而结束。相反，共产主义在其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将思想变成了教义，理想之路成为地狱之路。

他曾在1973年宣称：“一个主义、一个党”一定要演化为独裁，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顾准曾经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然而，他却通过超凡的勇气和独立的思考，成功的从极权迷宫之中走了出来。他是一位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冲破那个当时看来坚不可摧的体系的人。

中国学者朱学勤曾指出，顾准是1957年以后惟一一个在中国代表精神独立的人，惟一一个能与西方学者如葛兰西、卢卡斯、哈耶克和伯林等对话的人，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的人。七十年代的中国有了顾准，就足可弥补多数中国知识人在漫长岁月里蒙受的羞辱。中国因为有了顾准，才挽回了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

无法不面对顾准---作者：高建国
卓越的思想，往往出自坎坷的人生。顾准的人生之路十分曲折，颇具传奇色彩。
1915年7月1日，顾准降生于上海陆家浜一条小巷里。他的父亲陈庆华，是从苏州移居过来的棉花商人，兼做中医，娶了一对亲姐妹为妻。顾准是二房长子，作为母系的传宗人，随母亲姓顾。
由于家道中落，生活日下，顾准读到初二便被迫辍学，去现代会计学之父潘序伦的事务所当小学徒。顾准在那条以英王的法语读音命名的爱多亚路，为潘序伦油印讲义时，通过刻苦自学，以天才少年的聪慧脱颖而出。潘博士惊讶地发现后，甘当伯乐。勤慧超群的顾准，十四岁那年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挑起了养活一家老小的担子；十七岁出任立信会计学校部总负责人，并创办中国第一份会计学刊物；十九岁又出版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大学通用教材……成为中国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然而，青年顾准志不在此。畸形的租界文化，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日寇入侵上海，催熟了他的救国心。他充满激情的追求，是建立一个独立而和平、自由而公正、民众普遍幸福的理想国。30年代，正是赤潮涌动于世界的时代。就在《银行会计》广泛发行之际，1935年2 月，顾准经宋庆龄的救亡工作联系人林里夫介绍，不顾当时的政治危险，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夏，处于职业巅峰期的顾准，又主动放弃在上海法租界一边当会计专家，一边从事地下活动的生活，毅然奔赴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苏南根据地。那时，顾准既是立信会计事务所的台柱子，又是美国基督教会大学——圣约翰、沪江、之江等名校的教授、讲师，每月都有四百多块银元的极高收入，稳居社会金字塔顶层，被誉为“潘序伦第二”。可是，他却义无反顾地从此走上了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顾准随陈毅回到上海，以开国功臣的喜悦之情，出任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并兼上海市政府党组领导成员、华东财政部副部长等要职。顾准为振兴上海的经济，八方奔波，日夜劳碌。举世闻名的跑马厅、跑狗场、沙逊大楼……也是他以征收地价税的方式，从外国人手中合法收归。
谁知，共和国刚渡过第一道经济难关，厄运便悄悄向顾准袭来。
“恶劣分子”——“右派”——“极右派”

　这与一场税收方法之争有关。大上海是按照解放区“民主评议”的办法，口头协商议定各家企业的应缴税款？还是派出财税专管员和注册会计师，去各家企业查账，根据税率来征收税款？上级部门坚持采用解放区的办法，理由是资产阶级的账簿不可信，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注册会计师也不可信。顾准却顽强主张由他制定且已实施的后一种办法，并在辩论中态度激烈。虽然今天全中国税务系统，都沿用顾准行之有效的税收办法，但在当年，他却因此被视为“目无组织”的“恶劣分子”。
1952年2月29日，在没有公布任何事实的情况下，顾准被冠以诸多罪名：“妨碍‘三反’运动，及在思想上作风上一贯恶劣”，“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被登报撤销一切职务。顾准后半生的多舛命运，从此开了头。
　1957年，顾准刚完成那篇呼吁以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生产与流通的“市场经济第一文”，便在中科院资源综合考查委员会副主任的新岗位上，因抵制苏联专家在黑龙江水资源开发问题上的沙文主义，被上纲为“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又因他曾倡导民主社会主义及市场经济，公然发表同情葛佩琦等知识分子“右派”的言论，并曾经议论毛主席犯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被康生亲自点名：“新账老账一起算”，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河南省信阳专区商城县劳改。顾准在商城劳改期间，遭受了种种令人发指的非人待遇，经历了他自称的“恐怖与屈服时期”，却在拼死捍卫人格底线之际，以思想日记的形式，写下他对“斯大林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批判。他批判依据的素材，主要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他所在的被誉为“共产主义第一实验田”的信阳专区，从人民公社化高潮迅速转为全局性特大饥馑，因“人祸”而在短期内饿死近百万民众的严酷现实。顾准无比沉痛地写道：“产量的谎报，真是大苦我民了”：“愈是不按价值规律……愈为严重”；阶级斗争“再斗下去，无非是斗自己而已”……于是，顾准紧裹肮脏的破“棉猴”，蹲坐在铁佛寺集中营预言：未来的中国，必然朝着“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发展，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代我们确定的。他并以憬悟之心对自己说：“经济发展的阶段论与东西方渗透论，很有兴趣的题目”……中科院组织恐怕顾准会饿死在信阳农村，于1960年初，把他转往北京郊区劳改。顾准告别铁佛寺集中营时，紧紧捂着腰间的破挎包——挎包里有他珍贵的日记本，和当地“右派”徐云周送给他、可当一顿饭吃的胡萝卜。顾准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离开信阳农村时，“一种悲恻的情绪几乎把我浸透了”，“我禁不住一阵阵地心头绞痛，我真怀念农村的人们啊！”的确，顾准今生今世再也忘不了革命胜利以后的“信阳事件”了。可以说，是信阳民众的血泪和怨灵，推动他站到了思想家的神圣位置上。在“七千人大会”后一度宽松的氛围中，1962年5月，“摘帽右派”顾准，回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所长孙冶方和政经室主任骆耕漠，都是他的老友；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前总书记张闻天，则是他的新同事。在被老友和同事保护的环境中，顾准除了潜心研究民主社会主义重大课题外，再次呼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并呼吁反对工业损害农业，以提高农产品价格而不是政治挂帅来促进农业增产；呼吁重视南斯拉夫等国“离经叛道”的经改与政改经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准在这段时间，还精心翻译了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国内首译本），以此提醒对民主政制认识不足的国人，现代化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首赖民主制衡与法律主治的制度建设。而追求乌托邦式直接民主，潜伏着不容低估的危险，严重时可导致大规模政治动乱。顾准其实就是以理性拓展的历史眼光，对可能以群众运动方式，再次追求公社化与直接民主化的“文革”，发出了预警。请看顾准精心翻译的这段文字：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各种职业的人，都将“进入某种癫狂状态，企图引导他们走向理性论证，只能更加煽起他们的兽性”。那时，“公民在政治事务上，会屈服于超理性或非理性的成见和冲动”。那些“对控制政治戏剧，或在这场戏剧中对买空卖空有兴趣的人们”，就愈加能够改变甚至“创造出人民的意志”。“人民在短期内是可以一步一步被‘牵着鼻子’，走到他们真正不想要的某种状态中去”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预先健全民主法治制度。可是，未待这部译著出版，顾准便因不断“唠叨”信阳事件，以此证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张闻天是大错误，并因与清华、北大一些学生进行“出格”的理论探讨，于1965年初，被康生再次点名打成“极右派”。妻子在政治高压下，被迫与他分手。
生命不息，思想探索不止
矢志走在思想探索之路的顾准，在“文革”浩劫中，又经受了残酷的批斗和折磨，并遭遇了妻子自杀、子女与他断绝关系的人间惨剧。
1969年冬，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顾准来到设于河南省息县东岳人民公社的“干校”。这里与顾准十年前呆过的商城，同属信阳专区。大跃进的严重错误未能彻底纠正，中国又搞起了“文革”！顾准望着这片熟悉而广袤的黄土地，望着辛勤耕作却难以吃饱的农户，联想到祖国的前途和自家的命运，心中充满哀痛！他是为中国革命献身的人，亲见亲历共和国接连发生大悲剧，怎能不以个中人的深切感情进行反思。心痛达到极致，便是理论的开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思想大树的绿色萌芽，随着东岳田垄中瘦弱顽强的麦苗，一起破土成长。思维特有的活力，也拯救了这个常在梦中思念亡妻，“醒来犹留呜咽”的伤心汉子。
同在息县东岳“干校”改造的，还有俞平伯、钱钟书、吕叔湘、胡厚宣、金岳霖、夏鼐、骆耕漠、巫宝三等“牛鬼蛇神”。顾准被称为“垃圾中的垃圾”。可是，那时便与顾准经常交流的吴敬琏，却回忆说：“顾准是‘干校’中最硬的‘反革命’。他被造反派批斗、殴打时，冒着雨点般落下的拳头，昂首高喊 ‘我不服，就是不服’的情景……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犹如一句古谚所说：不化灰烬，便成真金。
赵人伟、陈瑞铭、徐方等多位同住“干校”的人士，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曾睹闻顾准对“文革”的批判、痛斥。顾准在“息县日记”中留下的那些自污文字，只可能是迷惑监视者的障眼法而已。倘若后人据此猜测，还有一个认同“文革”、鄙弃自我的顾准，那是对“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环境，对“虎落平川”被迫采取的生存方式，缺乏历史性理解。
1972年夏，“林彪事件”迫使“文革”暂时降温。顾准带着他用各种隐蔽性文字记录的心得体会，在河南老乡关切的目光相送下，离开明港“干校”，返回北京。
顾准在息县劳改时已经常痰中带血，回北京后病体更加虚弱了。可是，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他奔赴思想战场。犹如义赛亚·伯林所说：“当正义与非义交战时，知识分子不能以中立者自居。”一俟条件许可，顾准便要举起他的如椽之笔，为被暴力和强权侮辱的思想学术，作出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反应。
顾准端坐在北京建国门外一间斗室内，挥笔撰写他的思想著作。他把总题目称为“娜拉走后怎样”？这是鲁迅1923年反思伟大的五四运动，激发起超现实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时，曾采用过的题目。顾准此处之意：左翼革命胜利以后，应当怎样理性审视一切？他想与他昔日亲自参与策划送葬的鲁迅，遥隔历史长河，进行一场冷静的对话。顾准言简意赅地阐明：人本主义就是现实世界的惟一信条，“关怀人，关怀人的幸福”，应该确立为革命与改革事业的至上追求；理想主义也可以包含在经验主义之中。顾准入木三分地指明：在追求历史进步的渐变过程，应该把以多元求发展、求和谐的原则，“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顾准的思想磁石效应，吸引了吴敬琏、张纯音、赵人伟、周叔莲、林青松、张曙光、张卓元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张纯音是顾准在学部八号楼的邻居。这位善良而睿智的女学者，几乎每天协助顾准疏理学术思想，做顾准忠实的第一读者，并以相知相契的心灵倾注友情的热能，激励顾准攀临思想的奥林巴斯山。当年围绕在顾准身边的学者都说，“文革”以后，他们能齐刷刷地站到中国改革最前沿，与“文革”中问学于顾准密切相关。顾准的特殊魅力，还在于他的预见性。他身处“文革”荒唐岁月，却已预见到“文革”失败后，中国定将掀起全面改革热潮。他高瞻远瞩地谕示后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潮流互相渗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人最终会发现，无法拒绝接受资本主义诸多长处。这样，还不如主动向资本主义学习；包括大胆引进它的个人本位文化，进行人文重建。可是，顾准同时指出，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资本主义生来便具有少数人占有社会资源与积累，忽视社会公正的天疾。如何超越资本主义既有模式，是更高层面的思想问题。而中国的东方属性，更限制中国简单仿效西方。中国未来的改革家，实在应该比二百年前的英国人聪明一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了”。顾准并不是杞人忧天。他那时正在狭小的斗室遥想未来，生出如许深忧远虑：他深恐他期盼已久的市场体制一旦被迎进中国，长期恪守群体伦理的中国人，会突然从此极端滑向彼极端，误把损人利己、掠夺大众、破坏社会公正，也当作合理行为。为此，顾准在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未来全态时，预先布置赵人伟和张纯音翻译外国文献，深入研究“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平衡关系。而这，只是他先知先觉的问题之一。最让今人惊叹的，也许是顾准对21世纪人类现代化多元模式的前瞻思考。他以平实的语言指出：应当以“彻底经验主义”的态度，看待眼前这个地球。他说：“到本世纪（20世纪——引者注）以后，就不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五十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顾准其实就是以他的先见之明点拨后人：西方意义的“现代化”可以有多元样式。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具有大量“亚细亚”特征的中国（顾准五十九年生命的绝响，便是一篇论述“亚细亚”问题的专稿），要在明辨其先天优势与缺陷，发现其潜在动力与危机的前提下，正确规划21世纪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潮流与东西方多元文明，在全球平台汇聚而成的“平行四边形”，也将把色谱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蓝图，展示在世界各国面前。顾准对20——21世纪中国深度改革，以及人类现代化多元模式，超前三十年作出的批判与独创性阐述，准确周全而极具扩展性的预言，构成了他最杰出的理论贡献。顾准并非没有失误。当顾准鞭辟入里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大弊，在于“服从政治权威”时，曾因缺乏充足的第一手资料，误以“史官文化”涵盖传统文化，造成批判的武器偏宕。但是，顾准毕竟是顾准。他同时鲜明精辟地指出，中华文明讲究自然发展、反唯理主义的那种“历史主义”与“经验主义”，以及儒家文化中的“仁义”、“民本主义”、“诚信”、“养气”等理念，都是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历史也给中国人留下了“很大的好处”。顾准的这些告诫，启发我们提升认识：中华文明既有与现代化相忤的一面，也有可向“更广泛的‘现代化’”转化的一面。顾准曾经握着那支杆身已经发毛的钢笔，对身边的友人说：我的研究，主要为中国改革，其次为人类进步。他并微笑着说：我在思想研究上每有突破，就觉得身上活力倍增，对现在的生活也不觉得苦了，因为我看到了阳光照耀下的未来世界。对人类历史的穿透性理解，使顾准胸中如有百万兵。他经常用嘲讽的睥睨的目光，审视满街象征专制与欺骗的“文革”标语。他举笔立下庄重的誓言：我“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谁知，正当顾准挥舞思想巨镰，在他用心血浇灌的那一片金色麦地上，迈开矫健的步伐，酣畅地收割时，早已隐藏在体内的晚期肺癌，却以崩山裂地之势向他袭来！他不断咯血，持续发烧，呼吸也变得越来越不畅通了。顾准患的是“中心性肺癌”，鸡蛋大小的癌肿，已在心脏与气管之间扩散。癌细胞疯狂地吞噬顾准的肌体。顾准有时一次吐血，便多达三百毫升！可是，当他被朋友们送去医院前，依然斜靠在床上一边喘息，一边编写待用的思想卡片。据后来整理这些卡片的顾准之子高粱（顾南九）介绍，卡片上写有如下内容：“甘地说，即便全世界的人都红了眼睛，我也要保持理性的头脑”。由于顾准那时（1974年）仍是“反革命”身份，病危至此也住不进病房，只能在走廊上的观察室苦熬。这时，依然靠边审查的骆耕漠，出于对朋友的忠诚，也为了争取让顾准重新握笔，拄着拐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一个抗日时期的老关系，把顾准送进了病房。经济所那些善良的学者，和林里夫等旧日老友，也不避嫌疑来到医院，为顾准组成一个像家一样的环境，分三班倒，轮流照顾顾准。以往，是他们诚挚的友谊，帮助顾准渡过漫漫严冬；如今，是他们不变的真情，为顾准送来临终慰藉。顾准平静地面对死亡。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当时当然不可能有一个公正的说法。可是，他并不觉得自己在污泥中虚度了失败的一生。他相信，是真理总要放光的。顾准把手稿分成两部分，研究人类第一个民主机制的《希腊史笔记》，托付给弟子吴敬琏收存；其余的由六弟陈敏之保管。顾准运足力气，用沙哑的声音对吴敬琏说：“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啊。”“我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日本战后的突飞猛进——引者注）是一定会到来的”。 “总有一天，中国要发生变化，你要拿得出东西来报效祖国啊！”顾准这番话，也是对所有传火继薪者的嘱托。1974年12月3日零时刚过，北风呼啸，大雪肆虐，一代哲人顾准含冤而逝。春蚕丝尽，大江波息。顾准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微弱的声音叮咛在他身边护理的吴敬琏：“打开行军床，休息。”他心中，永远没有他自己。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播撒在北京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楼前的小河里。他始终记挂着未竟的科研事业，他认为这条无名的小河，可以通向大海。顾准骨灰的另一半，根据经济所的意见，安放在老山骨灰堂。老山四周风动寒草，黄土愀然，落木萧萧，长烟阑干……
重新认识顾准
历史的长河千回百折，终究趋向光明。1976年，十月惊雷驱散满天乌云，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终于结束了。以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为代表的老一辈改革家，坚决冲破束缚中国人民的“两个凡是”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顾准的形象也被重新认识。
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顾准彻底改正两次“右派”结论，恢复政治名誉，并恢复中共党籍。经国务院和上海市委发文，又为顾准“三反”冤案彻底平反。顾准的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万里、黄克诚、方毅、谷牧、张劲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张劲夫并于其后撰写了纪念顾准的特稿）。顾准直至临终也未能见到的五个子女，以无限忏悔与追念之情，把祖国大地上重放的鲜花和泪奉献于父母亲灵前。各界人士含悲默诵：愿悲剧不再，愿浩劫不再。
顾准的长女顾淑林，一夜又一夜仔细阅读父亲用那一笔娟秀字体写就的思想遗稿，深受震撼：“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过来的呀！他的深刻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就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顾淑林随即向自己、也向世人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乃至社会再做蠢事？……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能这样面对历史的人，无愧为顾准的子女！
经陈敏之、吴敬琏等人多方奔走，顾准的思想遗稿，分别以《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题，于80年代先后正式出版，并以复印本、手抄本形式，广泛流传于各大学校园。如果说90年代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曾掀起“顾准旋风”，一点儿也不过分。人们展读顾著种种，不仅对顾准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罕见的才气由衷折服，也对他长期忍受地狱之火煎熬，却以非凡的胆魄探索未来改革之道的人格魅力，深感崇敬和震撼。
跨入21世纪以后，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仍在孜孜不倦地解读顾准。人们再次惊讶地发现，顾准数十年前的研究课题，早已准确触及中国历史变化的核心奥秘。而顾准当年凭借宏大知识背景所进行的真理求证，恰恰是当下中国改革家关注的系列焦点。顾准其实初建了一座属于21世纪中国的理论灯塔。顾准的传世著作，可以说是“中国改革永不熄灭的航灯”。
诗人邵燕祥，这样描述顾准曾经发生的影响：“只因他的文字变成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名誉。”
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序的王元化，这样评价顾准正在发生的影响：“他对于从1917年到1967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作了认真的思考”，“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而为顾准日记作序的李慎之，这样估价顾准将要发生的影响：“中国正面临大改革，特别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的康庄大道。可以说，顾准对中国要走的路的前景，作了全面透彻的分析。”“其意义是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顾准是不朽的。”
顾准的思想宝库远未被充分开掘，21世纪，我们将不断与顾准对话。

迟到的理解---朱学勤

  顾准遗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海内外产生相当影响。人们痛惜顾准去世太早，得到理解太晚，这样的思想史悲剧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却不该再发生了。为此，本文作者走访了顾准六弟、《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编辑者──陈敏之先生。现根据陈敏之先生回忆，介绍顾准先生蒙冤受难以及晚年临终的情况，以回应知识界、思想界对这位已故思想家的怀念。顾准早期在中共党内命运多蹇。抗战前后，他在上海领导职委工作，因与领导意见相左，即遭批判。１９４９年后任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终因刚直不阿，言行殊异，连遭厄运，而且一次比一次深重，再也没有抬起头来。
第一次冤案发生在１９５２年。当时，党内在税收具体作法上发生分歧。来自北京方面的指示是，发动工商联成员民主评议。顾准则认为，这一作法可能引起很不公平的后果，应该利用上海民族资本企业帐册俱全这一现代条件，通过"查账征税"的办法，完成税收任务。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８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赫然刊出顾准"错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之后，顾准即被撤销一切职务，调离上海。
第二次冤案发生在１９５７年。当时，顾准随中国科学院组团赴黑龙江，勘察中苏边境水利资源。顾准为维护中方主权，抵制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触犯时忌。人未返京，一份反动言论集已整理在案。公开见报的罪名是这样一句话："现在，让老和尚出来认错已晚了。"顾准抵京，立刻被扣上右派帽子，新账、老账一起算，反复批斗。
第三次冤案发生在１９６５年。顾准有一外甥，时在清华大学念水利，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在学校清理思想运动中，这个研究会的头头主动坦白交待，引起康生注意。康生意欲从顾准下手，顺藤摸瓜，把同在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孙冶方、张闻天编织在一起，打成有组织的反党集团。隔离四个多月的严厉审查，证明在组织上毫无瓜葛，顾准却因此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在全国范围内，如此两次戴上右派帽子者，实属罕见。
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候下，顾准上述遭遇，势必祸及妻子儿女。子女出于对父亲的不理解，与之疏远，乃至断绝关系，不难理解。１９６６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顾准开始了他忧愤满怀的十年研究计划。但是，他内心却割不断对家庭子女的钟情。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年苦熬心力，译述两大本著作，部分原因即为了挣点稿费，借以改善家庭经济。１９６９年那么艰困的条件下，他还是买了一只表，准备送给长女；同是在这一时期，他另外准备了一套被褥，打算有一天孩子们会去看他时能用上。离家分居时，他什么也没带出，后来思念心切，从陈敏之处收集子女的照片，一一粘贴在照相簿中。１９７２年从河南干校回北京，他探询到子女地址，曾写信要求会见，信中说，"现在还谈不上我对你们尽什么责任，不过，我积存了一些钱（补发的生活费）和粮票，可以资助你们。"信中所附，是他刚回北京后拍的八张半身照片，并特别说明，如果子女和亲属中谁看到了想要，可以给他。此外，还有一张他在艰难岁月中节省下来的油票。
１９７４年９月，陈敏之赴京，与顾准相处了半个月。顾准劝陈敏之，勿为时势所动，从头研究西方史、中国史，并商定了京沪两地的通信讨论方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辑录的顾准思想，就是后来两地通信答疑的结果。在那次会见中，顾准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对子女的思念之情。陈敏之劝他，这实在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似乎同意了这个结论。有一次，他们一起坐在紫竹院湖畔的长椅上，周围异常寂静。顾准情绪激动，长叹一声说："这个问题，在我总算解决了。"其实，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深埋在心底而已。他心中蕴藏舔犊之情,随时都会迸发出来。后来病危临终，他对七弟反复说："我想他们，想得好苦呵，想得好苦呵！" 另一方面，顾准又是个孝子。他虽年届六十，却始终经常牵记九十高龄的老母。从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顾准即肩负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担，几十年来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以说相依为命。１９６５年，顾准处境恶化，不得不将母亲迁至太原三妹处。１９６６年，母亲随三妹一家迁来北京，住处与顾准相去不远。终因形势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终未能见面。不能见面的原因并不复杂。顾准妹夫当时正任部级官员，为避免对他有所影响，顾准和母亲只能回避。１９７２年前后，母亲曾提出想见见顾准，遭委婉拒绝。年底，陈敏之赴京，也曾设想安排母子见面，亦未如愿。离京前，陈敏之与其妹只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立即通知顾准，让母子在医院见面。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初，顾准咯血不止，先于母亲住进了医院。１１月１６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给顾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达病床，顾准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时间了。母亲闻讯后提出，要到医院去："已经十年不见，想去见见。我本来想在我病倒的时候，让老五（指顾准）来服侍我，想不到他现
在竟要先我而去了。"老人是噙着泪水说这番话的。噙忍十年的泪水，再也忍不住，默默流淌下来。老人态度很坚决。路远，可以找出租汽车；楼高，有电梯、手推车。最后还是陈敏之劝阻了母亲，不料却因此造成陈敏之的终生悔恨──母子十年生离，临终死别，顾准走在了母亲前面，还是未能相见！陈敏之当时深虑母子见面一恸，会产生更大的悲剧，故而加以劝阻。事后证明，他由此造成的愧疚却再也不能弥补了。顾准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陈敏之为疏通其子女对父亲一生的理解，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９日，曾给顾准长女、长子写有一信。此信在当时顾准尚未摘帽，政治气候尚未解冻的氛围中，需要一些胆识。即使在今天，亦可一读："历史上有许多先驱者（社会、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不被当代的人们所理解，被视为异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你们的爸爸虽然还不能说是这样的先驱者，但是据我所了解，我敢断言，你们对你们的爸爸实际上一点不理解。他比我和你们的目光要远大得多。许多年来，他不过是在探索着当代和未来的许多根本问题的答案，如此而已。如果认为作这样的探索就是一种该死的异端，那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有他为辱，我却以有他这样的哥哥为荣。在家庭关系上，他深深地爱着你们的妈妈。自从你们的妈妈不幸去世以后，他又把全部爱情倾注在你们身上。我相信，这一点，你们是会感觉到的。这一次，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你们兄妹五人都见见面。他还问我：如果他这次不幸死去的话，你们会不会去看他？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无法代你们答复，这只能由你们自己答复。

〖--顾准用铅笔在此处加注：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妈妈说我害人，我实在害了你们），二是祝福你们。〗关于你们爸爸所说的害了你们，我想作一个注解。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信念作探索的人，往往不能两全──既忠实于自己的信念，又顾及家庭，这就是演成目前的悲剧所在。"
陈敏之后来将这一悲剧称为"两代人的悲剧"。然而，有道者不孤，即使是在那个黑暗年代，顾准的精神与思想在青年一代中也不是没有感召者、敬仰者。与陈敏之上述信件相隔八天，临终前顾准收到了一个年青姑娘来信。这封信更可一读："获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万分！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不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启萌（蒙）老师，是你教给我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一个对人类有所供（贡）献的人。几年来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指经济所一锅端到河南息县劳动）象电影一样在我眼前出现。东岳（河南息县所属）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为自己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习一生的决心。你对我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即使明知这个目标是自欺其（欺）人的，也要向着这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以身做（作）则的作用。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恳（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我知道泪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实际行动来实现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这样才是对你最大的安慰。" 这封信写于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８日。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记得，这是个什么年月。顾准当时读信，即在病榻上流下了眼泪。此信作者叫徐方，小名咪咪，是经济所张纯音女士（已故）之女。１９６９年１１月，经济所迁离北京时，咪咪十五岁，随母南迁。在干校期间，咪咪给予顾准最难得的关心和理解。她常常偷偷地送一些奶粉给顾准补养身体。她对顾准的同情随着理解加深与时俱增，以至顾准成了她年幼心灵最敬仰的人。她与顾准的忘年之交，后来在顾准的遗嘱中得到了反映。
遗嘱立于１１月１５日。当时，陈敏之根据顾准病中口述，整理出一份如下初稿：
我与学问、政治已无能为力，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我热爱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间的日子已经有限，我将勇敢地迎接死亡来临。对于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是于里夫、耕漠两位老友对我真挚的关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生前所用全部遗物交给重之（注：顾准幼子）；在京存款（补发的生活费，现由六弟交给母亲保存）交给淑林，并入妈遗存；在上海现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百元赠于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书籍交给六弟并由他全权处理。遗稿（一）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二）其他部分均由六弟全权处理。请六弟选择一些纪念物品代我送给张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
医院认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遗体愿供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大楼（前经委大楼）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们。
顾准看完初稿，认为前面两段是空话，删掉。关于遗体供医院解剖，是他嘱咐陈敏之后添进去的。１１月１７日修改稿抄录了两份，由他过目以后签了字。令人感慨的是，顾准遗嘱的最后一句话，还是"祝福孩子们"。当时陪伴他的一位老友为之黯然，称之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使人欣慰的是，顾准这份"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终于在他去世之后得到了理解。顾准于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３日凌晨去世。弥留时，经济所吴敬琏在身边。这个当时还年轻的经济学家，遵嘱接过顾准有关希腊史研究遗稿，以后协助《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出版。那本书在八十年代初的大学校园内广泛流传，教育了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整整一代人。１９８２年前后，顾准子女获悉陈敏之处保存有一份父亲的通信笔记，向他索要去传阅。这份笔记就是后来陈敏之整理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１９８４年２月，大女儿寄来了一份"读者附记"。"附记" 说 ："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附记"引用了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知父莫如女，尽管这是一份迟到的理解。然而，迟迟不解顾准者，又何止他一个女儿？我们整个社会都是在十年之后蓦然回首，惊讶顾准之先知、顾准之预见！而这个社会最需要思想的时候，这个社会却已经把它所产生的思想家悄悄扼杀了。
"附记"随之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意义远远超越了顾准及其亲人的家庭悲剧："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太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不愧是顾准的女儿，她理解父亲，迟到了十年，却提出了一个十年后的今天也未必已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顾准已听不到这一追问了。他把追问留给了活着的每一个人。

无情未必真豪杰
顾准其实也是极重感情的人。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实际上已无法医治。这时的顾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来受尽苦难受尽折磨，死亡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瞑目。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
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大约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从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里，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一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一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天真地幻想今后还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下。现在，他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啊！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呀！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也不需要、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绝不能跟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一例；和“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和他们断绝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钟书的没有，我自己一些亲属、世交、熟人的子女和配偶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人都快死啦 ，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是他们当真来不得吗？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都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有什么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也去了么，难道活人见不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理病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参加告别仪式就是“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那么，是他们和父亲没感情吗？更不是。顾准是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右派，没资格。何况被隔离审查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们就从未得到过父爱，因此对他们父亲的死活无动于衷。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早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两人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做兄长的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朋友骆耕漠、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顾准病危时他们都在床前陪伴），就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她敬爱的顾伯伯写信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对比，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的眼光，会“像刀子一般。”我们不想责备谁。我们也没有资格责备谁。我们自己在那个荒唐年月里干的荒唐事还少吗？有什么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但事情却必须搞清楚。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并引以为训。那就恕我不恭了。
依我的猜测，子女们不愿见顾准，倒未必是自私（怕受牵连和影响），多半也是心里有一份怨恨（这一点想必他们现在不愿意说出来）。所谓“怨恨”，也未必是因为顾准“害”了他们，而多半是因为顾准“害死了”他们的妈妈。顾准的妻子汪璧是在1968年4月8日服毒自杀的。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在家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一事被揭发，因此遗书上有“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的字样。其实，早在1967年她与顾准离婚之前，就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文革”刚爆发，她就受到顾准的株连而被批斗，既是“走资派”，又是“狗右派的臭婆娘”，后来又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而这一切，又无不与顾准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汪壁就是顾准害死的。汪壁被逼死后，几个顿失庇护的孩子哭得昏天黑地，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只好姐弟几个相互帮衬搀扶着，料理了母亲的后事。这个时候，那个“害死”妈顾准在哪里呢？他可曾来看亡妻一眼？可曾来为丧事出一把力？可曾来安慰一下痛失慈母的儿女们呢？没有。

这当然不能怪顾准。当时，他也在千方百计打听家人的情况，甚至在为家人攒钱攒粮票。但他被牢牢地管制住了，一点消息也得不到。他同样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可惜这些情况子女们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未必能抹去心头的阴影。至少是，一边是很少回家、却不断给家里惹麻烦添乱子带来灾难的父亲，一边是受尽惊吓、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做子女的站在谁一边，将心比心，还不难理解吗？女们毫不犹豫也别无选择地站在了汪壁一边。汪璧的立场，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汪璧也是个老党员，早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六十年代她帮顾准“销毁罪证”时手法熟练动作敏捷，就因为她当年用这办法对付过特务。对于这样一个老党员来说，党的立场就是她的立场，党的思想就是她的思想，党要她奔向何方她就奔向何方。因此，当一个足以逼死人的两难问题摆在她面前时，她的内心世界就分裂了。这个问题就是：要革命还是要顾准，跟党走还是跟顾准走，相信毛主席还是相信顾准？她当然是要革命的。顾准也要革命。这本来不成问题，他们是“革命夫妻”么？问题是，一个人是不是革命，并不由他们自己说了算。顾准说自己是革命者，别人却说他是“反革命”，而这些“别人”又据说代表党。这一下，汪璧就像哈姆雷特一样，不知道该生还是该死。甚至就像祥林嫂一样，连“死路一条”都没有（请参看本书《忏悔与做人》）。诚如顾准次子顾南之（高梁）事后回忆所说：“她实在是没有一条好路可走啊？”汪璧一开始也想两全。但即使她愿意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前途，子女呢？难道让他们也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黑牢？倒是作为父亲的顾准想得“周到”。1966年，当他看到女儿的思想与自己尖锐对立时，为了保护子女的前途，爽性与汪壁议定，今后就让子女把他作为“反党右派”来看待，让子女和主流文化融为一体。他甚至很少回家或不回家，以确保子女和自己划清界线。由于同样的原因，汪璧也痛苦不堪地同意了丈夫的决定。她只是衷心祈望，“顾准能逐步向组织靠扰，而组织上则逐步谅解顾准，于是，一切又恢复常态。”然而她盼来的却是失望。顾准并没有“逐步向组织上靠扰”，反而越走越远；组织上也没有“逐步谅解顾准”，反倒越整越凶，最后，连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样的党的最高层领导都被打倒，她一个“右派老婆”、“反革命家属”，又能有什么指望？汪璧自杀了。留下的是无法弥合的裂痕。从六十年初开始便已和顾准“划清界线”的子女们，此刻已再也无法理解他们父亲，站在他们父亲一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算下来他们已冷冻了十四年，已是“积重难返”。看来，顾准当年的决定实在是错了！本来，顾准是可以争取自己的子女的。至少长女顾淑林，就“一向与父亲平等地讨论问题”，而且“善于思考，爱钻研”，怎么就不能好好谈谈？张纯音也坦诚地对顾准说：孩子们今天对你的态度，你自己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你以前只对他们说社会上那些‘正面’的话，而我对孩子说真话。我告诉孩子，右派分子其实是受委屈的好人，还带她去见了几个右派。结果，张纯音养育了咪咪这样的好女儿。这个好女儿不但没有和张纯音“划清界线”，还成了顾准的“女儿”。然而转念一想，恐怕还是不行。就算顾准和子女们说真话吧，他们能理解吗？就连汪璧，其实也理解不了嘛！她自杀前对顾准好，一是夫妻情分，二是凭直觉相信顾准不是“坏人”，再就是还有改变情况的一线希望。至于顾准的思想，她未必理解赞同。但顾准是思想家。没有顾准的思想，就没有什么顾准。不理解顾准的思想，也不会认为他是“好人”。再说，如果子女们理解并赞同顾准的思想，又该怎么说话，怎么做人呢？照顾准的思想去说去做，要挨整；不照顾准的思想去说去做，不愿意。莫非在外面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回家和顾准说“黑话”不成？那岂不变成两面派了？以顾准之正派耿直，又岂能把子女培养成两面派？
顾准同样两难。
这样一想，问题就不在顾准、汪璧和他们的子女，而在于：为什么一个社会只准有一种声音？为什么一个人“一旦因为说出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王元化《〈顾准全传〉序》）？高建国说：“倘若要问当年殴打顾准的青年，为什么如此残忍？他们必定会说，顾准是头上戴着几顶帽子的坏人。可是，帽子底下是什么事实？他们却从来没有看见。”又说，许多人只知道要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至于这人是探索者、思想家，还是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的反革命，无需弄清也不许弄清”。我要问的是：难道帽子下的事实证明他是坏人，就可以毒打？难道当真是“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的反革命，就该断绝父子关系？我的回答是“否”！就算顾准是那样的“犯罪分子”，也不必断绝父子关系，因为这违背了天理人伦；也不能任意毒打，因为这侵犯了基本人权。不能因为现在证明顾准当年思想是正确的，就来翻这个案！这仍然是以思想言论定罪，而思想言论是不能作为定罪依据的。如果因为顾准思想正确，就说当年不该打他，子女不该和他断绝关系，那么，如果明天又发现顾准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不是又可以给他再戴一次帽子，把他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三百，然后让他的子女们登报声明断绝关系？不能吧？时至今日，我们实在不能再那样看问题了？为了确保顾准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大声地说：思想言论的自由，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得剥夺，也不能因为他的思想言论而给他定罪，哪怕他的思想言论是错误的！
错误的思想言论当然要批判，但只能是对等的讨论，并必须保证对方的答辩权，也不能因此就把他关起来，更不能动用私刑。把粮食烧了牛弄死了，当然要处以刑律，但不必把他打入“另册”，让所有的人都和他划清界线。这些最起码的法律常识和人权常识，难道还要一讲再讲吗？

汪璧
    ——一位不应被遗忘的女性
    陈敏之
    至少已经十年以前，陈修良大姐曾不止一次向我提出，应当为汪璧写一篇纪念文字。这件事一直悬在我心上，不敢忘怀。之所以迟迟未曾动笔者，乃因为我与汪璧虽然情属亲谊，但细数起来，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实在有限，有关她的生平事迹所知不多，生怕写出来不免干巴。为汪璧写纪念文字最合适当然莫过于我的五哥顾准，然而他离开这个尘世已经二十一年。他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纪念文字，仅留下了一点痕迹——1969年10月，经济研究所“一锅端”下放去河南东岳前夕，他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感到秀也许不在了”，因此，再三要求和他和妻子见一面，连队负责人拗不过，只得以实相告，她已经死了，可是死期、况。遗言，一概不知。在听到这个死讯以后，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字句：“闻噩耗，既觉意外，也不觉意外，意外的是她爱孩子，为什么给孩子留下一个母杀’的家庭环境；不觉意外的是，1965秋，她已写过遗嘱，1967年5月，她看来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日记接着写的是：“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盒上失声大号。但是我还是抑制住，努力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1934年他们结婚，我是亲见的。当时顾准19岁，汪璧20岁。五哥属于早熟型，因此结婚也早。因为处于地下，结婚没有任何仪式。结婚以后三十多年，当然也有多次离别，战争年代，也常常生死难卜。1943年，顾准在去延安途中，越过平汉路封锁线时，一颗流弹把头上戴的帽子打了个洞，子弹擦过头皮，差一点就“光荣”了，如这次真的死别，顾准与汪璧分手已经四年，竟未能见上一面，说上一句话。两年前，我去北京，一位我素来尊敬的兄长辈问我，汪璧为什么要自杀？我实在无辞以对。还是顾准最理解她，她“已经实在支持不住了”，才最后不得不作了这样的选择。党章和宪法都被践踏，空气中到处充溢着无法无天，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可以诉说自己的心声，心每天都在淌血，除此，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1967年11月，我有机会去了一次北京，特地去百万庄探望五嫂。看上去，她不只疲惫，而且显得十分憔悴、衰老，一脸病容。我在她那里吃了一顿饭，没能谈什么，也不可能谈什么。现在回想，我十分懊悔，为什么当时连一句可以使她稍稍宽慰的话也没有说。饭后我即去探望住在我妹妹那里的老母亲（1965年送去太原，这时已迁来北京）。这是我和汪璧最后一次见面。到北京来后没有几天，我自己也失去了自由，音讯完全隔绝。1969年9月回到家里，才知道她已于1968年4月去世的确实消息。她的死，毋宁说是悲壮的。为了保持自己的清白，不被污辱，能够勇敢地面对死亡，难道能说是一个怯懦者？对于这样一位默默地奉献了自己一生的女性，我永远在心里尊敬她。
    汪璧，原名方采秀，进入解放区后从母姓，改名为汪璧。结婚以后的第二年，1935年10月，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受到破坏，组织上决定顾准离开上海，汪璧陪伴他一起流亡北平。他们坐的是一艘货轮，去天津再转北平。临行的这一天清晨，我特地从南市家里赶至杨树浦码头为他们送行。已经是深秋，江面上有一层薄雾，似乎增添了几分离别的气氛。这是我第一次与亲人离别。以当时的政治环境，谁也难以预料什么时候能再见。当时离别的情景和我的心绪，至今犹清晰可忆。在北平，他们开始时分别住在小公寓里，以后两人一起租住民房，依靠顾准的笔耕收入（此时顾准为潘序伦编写一些会计学著作以获取稿费，上海的家庭开支也依靠它），过着最清苦的流亡生活。他们经常去北京大学等校旁听，或者到北京图书馆，勤奋学习，不久，北平学生掀起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震撼全国。这时，顾准在北平等待将党的组织关系转去已经有几个月，却仍未接上。1936年二月，接到组织通知，乃于是年2月返回上海，立即投入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从1936年初回到上海至1940年7月顾准离开上海进入苏南解放区的这几年中，顾准为了躲避追捕，还曾有过多次政治流亡，住所经常搬迁，生活极不安定。在此期间，汪璧曾生过两个孩子，流产过一次，两个孩子，同样在一岁多点、以同样的脑膜炎症夭折。孩子夭折，对一个年轻的母亲感情上的打击如何严重是可以想见的。我曾在无意中读过汪璧在孩子夭折后所写的日记，一种母亲为丧失自己孩子的难以尽言的无限哀恸凄楚，在字里行间跃然而出，读之催人泪涌。在同样艰险的地下革命的环境里，女性的负担无论是生理上的和精神上的）总要比男性沉重得多，汪璧自然也不例外。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1938年1月在江苏省委领导下，成立职员运动委员会（简称职委），彭柏山为书记，顾准、胡实声、陆志仁等为职委委员。汪璧在职委领导下从事职业妇女工作。当时职委会议经常在顾准家里召开，汪璧也常列席会议汇报职业妇女方面工作开展情况。在当时封建性、殖民地性依然极为强烈的旧中国，职业妇女在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等方面都受到很多歧视。例如海关、邮局等都明文规定已婚妇女不予录用，录用后结婚者即予开革等等。为此，上海职业妇女为求自身解放，自1935年起，就有“中国职业妇女会”的组织，其骨干为启秀女中毕业的同学。已在海关工作，也是启秀毕业的茅丽瑛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1938年5月，为了适应当时已成为“孤岛”的政治环境，更有利于开展群众运动，中国职业妇女会改组为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茅丽瑛被选为主席。汪璧代表职委领导“职妇”的工作。茅丽瑛被发展为党员是汪璧向职委提出建议，交由当时也在海关工作的胡实声完成的。茅丽瑛入党后，更积极地展“职妇”工作，为支援新四军，发动募集寒衣，搞义卖活动等，工作异常活跃，因而遭到汪伪特务暗杀，奉献了年青的生命。消息传出，整个孤岛为之震动。
    1940年7月，顾准离开上海到苏南解放区，汪璧和她的第二个孩子，还有母亲仍留在上海。这时我们家似乎成了党的什么秘密机关，利用我母亲和汪璧这样的家庭环境作掩护。因此，皖南事变后我经过上海去苏北，随后顾准从苏南奉调经上海去苏北，都不准在家里停留。出于恪守党的纪律，我至今都没有问过究竟。
    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孤岛陷落。汪璧和陈修良同志等一起撤至苏北。1943年，解放区为了度过最艰难的时期，执行“精兵简政”政策，汪璧携带她的新生女儿只身回到上海，直至1944年冬再回到解放区。这以后，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顾准从延安到华东，老母亲和汪璧的大女儿从上海接来解放区以后的团聚；三年解放战争中从苏北撤退到山东，再撤至大连，辗转流徙的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然后迎来了全国解放。上海解放，汪璧起初在华东财政部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任副处长（顾准兼处长）。
解放初期，许多工作均属公开性质，公营企业财务管理处更是一项新的工作，不仅要有一定的业务能力，还要有相当的政策水平。当时，顾准为了开拓这项工作，网罗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党外人士在这个处工作，这是一些在解放前就已颇有地位，担任厂长、经理，有经验，有才干的专家。汪璧处身其间，要搞好关系，做好工作，并不容易，但她以其特有的平易、谦逊、诚恳的态度和作风，获得了他们的尊重，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顾准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错误的撤职处分。“三反”撤职，对顾准和顾准家庭的命运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顾准被撤职，汪璧自然感到十分突然。曾经有好心人劝汪璧离婚，被婉言拒绝了，因为她对自己的丈夫有充分的理解和信任。
    在我国，厄运有了第一次，也就非常容易地会有第二次、第三次。1957年，相“三反”不过五年，顾准又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顾准“三反”撤职，工资待遇未变。因此在经济上对家庭生活影响还不大。这一次情况就迎然不同，汪璧成了右派分子家属，不仅政治上要承受巨大压力，经济上的困窘也实在难以对付。丈夫在商城被监督劳动，经常挨饿，需要接济；五个孩子都在上学，而且都处在成长期，还有老母亲，一家七口的日常生活全靠汪璧一个人的收入来支撑，实在是心力交瘁。
    1961年11月，顾准第一次戴上的右派帽子算是摘掉了，可是没有多久，第二次又再次被戴上，而且来势更凶。这次是两个不认识的人到顾准家里把他带走的。真的，谁也不曾想到过，新中国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随便到家里把人“请走”。事情的原委后来弄清楚了，原来顾准在清华念书的外甥和少数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什么“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这些年轻人哪里知道这是在玩火！新中国虽然是以马列主义为立国之本，但哪里是能随便自由研究得的，自由结社更是犯了天条。发现这个“反革命”组织，给当时康生企图把张闻天、孙冶方、顾准打成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提供了最好的根据。顾准在经过100多天最严格的隔离审查后，证明他和这个所谓“反革命团体”毫无瓜葛，但仍然认定思想上脱不了干系。于是，1965年国庆节后，顾准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并决定发落到房山大韩继村监督劳动。随即，汪璧被迫作出了别无选择的抉择，决定与顾准离婚。就这样，这个家庭彻底破碎了。原来以为是暂时的离别也就成为难以弥补的永久的诀别。所有对汪璧比较熟识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十分善良、沉静、娴淑的女性，在她身上，既有古代妇女传统的美德，又兼有现代革命女性坚毅的气质。她的一生是平凡的，没有一点英雄传奇色彩；她为追求人类的崇高理想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她对社会、家庭、丈夫、孩子、母亲只有给予，从来不知道索取，她永远是谦逊、朴实的。1980年 2月，在汪璧死后十二年，为他们夫妇俩一起举行了一个庄重的仪式，把他们俩的骨灰盒重新安置在一起，一对受尽人间折磨的灵魂，从此可以在一起互诉衷肠。但愿他们能够得到生前没有得到的永远的安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