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其人其事其学

中国向何处去？──杨小凯其人其事其学
　　
　　 曾慧燕
　　
　　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 (又名杨曦光，1948~2004 )因罹患肺癌不治，2004 年 7 月 7 日病逝澳大利亚墨尔本，终年未满 56 周岁。杨小凯的个人经历，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传奇，曾影响了大陆文革的一段历史。他的政治思想，启发了人们对中国前途的思考；他在国际学术界取得的成就，在华人经济学家中，被视为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最近的一位，使很多华人为之骄傲。他的人生轨迹，记录了红卫兵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两段截然不同的坎坷而辉煌的历程。
　　
　　 从 19 岁发表石破惊天的「中国向何处去？」，到 30 岁出狱苦学成才；从现代「反革命」到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从杨曦光到回归杨小凯。监狱是他的大学，牢房是他的课堂，「牛鬼蛇神」是他的老师。
　　
　　 他没有念过本科，却在不惑之年拿到美国长春□名校的博士学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经济学原理及学派。这就是澳大利亚莫纳什 (Monash) 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杨小凯的过人之处。他以 56年短暂而丰富的人生，谱写了一页感人的逆境奋斗传奇史。
　　
　　 2004 年 7 月 7 日，被认为在华人经济学者中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杨小凯，因肺癌医治无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终年未满 56 周岁。他的生命正值盛年却过早结束，他不抽菸不喝酒却死於肺癌，许多人相信，这与他早年在大陆系狱十年种下的病根有关。
　　
　　
　　
　　
　　斯人已逝 命题未破
　　
　　 他终其一生都在探索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如今斯人已逝，命题未破，他不无遗憾地离开了人间，带走了独具一格的批判精神。他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建立了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了超边际经济分析方法，从而能够对经济组织演变、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理论解释。因此，他成为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之一。
　　
　　 如今杨小凯英年早逝，诺贝尔奖从来都是只颁给在世的人，令人惋惜华人学者又一次与诺贝尔擦身而过。从澳洲到欧洲，从中国到美加，中西方学术界对杨小凯的去世均表惋惜和哀悼，其中包括那些从前与他学术观点迥异的学者。一名常常与他针锋相对的知名学者表示，虽然杨小凯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却充满火花，不枉此生。
　　
　　 他的生前至交好友，分别在世界各地为他举办了多场追思会，缅怀杨小凯「其人其事其学」，回顾他的坎坷人生和奋斗经历。他的莫逆之交、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为他在纽约举办追思会，并抱病主编纪念文集《中国向何处去？──追思杨小凯》 (已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此书汇集了多名中外学者、至亲好友对杨小凯的追忆，介绍他的学术造诣和思想求索历程，在不同侧面评述了他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和透视中国问题的真知灼见。
　　
　　 杨小凯身後，大陆许多重要报刊显着报导他的生平事迹，互联网上的悼念文章和评论多不胜数。许多「吾生也晚」的年轻人，第一次知道文革红卫兵风云人物杨曦光的名字，对他的传奇一生、政治思想和学术成就产生浓厚兴趣。
　　
　　 由於大陆当局对海外新闻媒体的*锁，很多在国内的学者并不清楚杨小凯对大陆专制*权的批评和思想脉络，现在大陆媒体众口一辞，认为如果杨小凯不死，「将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这种宣传大大提高了杨小凯在大陆的知名度。极具讽刺的是，在他生前，大陆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竭力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经济学的领导推荐，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领导不置可否。茅于轼感叹，「学术活动受到学术以外因素的干扰，这正是中国学术落後的一个原因」。
　　
　　 自由撰稿人梁京指出，对杨小凯生平的报导，使大陆青年有机会看到，在杨小凯学术成就的背後，是他对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执着追求。「杨小凯英年早逝，虽令人惋惜，却成就了他在中国大陆传播宪政和思想自由的圣徒地位」、「很可能让他的思想对大陆发生更重大的影响」。
　　
　　
　　
　　
　　恢复乳名 告别革命
　　
　　 杨小凯本名杨曦光，小凯是他的乳名。曦光之名与中国文革史紧密相连，折射了红卫兵思想家历尽灾劫磨难的前半生；小凯的名字与国际学术成就互相辉映，代表经济学家奋发进取的辉煌人生。而他恢复乳名之日，正是他「告别革命」之时。
　　
　　 杨小凯生平富传奇色彩。大凡经历过大陆文革、关心国事的人，即使不熟悉杨曦光的名字，也会记得《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他的後半生也一样名扬天下，不同的是无关政治，而是他对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
　　
　　 陈一谘指出，在中国经济学界中，像杨小凯这样作出世界性贡献的人寥若晨星，能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成长结合研究，并发表一系列真知灼见的人，更屈指可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只有高中一年级的学历，人生最宝贵的十年在狱中度过，35 岁被美国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破格录取，不到五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後四年就升为正教授，一年後当选澳洲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
　　
　　 他的一生充满挑战，他表现出来的超乎寻常的毅力，以及对於真理锲而不舍的追求，令人打心眼里敬佩。牢狱之灾没有打倒他，反而造就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癌症病魔的折磨没有让他一蹶不振，即使在他生命末期，他仍建树良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杨小凯是在 2001 年被诊断患肺癌晚期，在历时叁年与癌魔的抗争中，他建立了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催生了一本超边际分析的学术杂志，先後多次前往美国、澳洲、中国大陆和台湾讲课，包括在湖南大学、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讲学，并完成两本经济学教材等。
　　
　　
　　
　　
　　从天上跌落人间
　　
　　 杨小凯祖籍湖南湘潭，1948 年 10 月 6 日生於东北吉林，长於湖南长沙。他的父亲杨第甫原为湖南省委高级干部。文革前的杨曦光是天之骄子，他就读的湖南省长沙市一中，省市军区干部子弟云集，他不但是高材生，还是共青团支部书记，属於所谓「又红又尖」的培养对象。1966 年他升读高中一年级，文革爆发。杨曦光父母亲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双双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从天上跌落人间，变成「黑五类」子女和「狗崽子」。
　　
　　 1967 年，湖南省军区部队奉中共中央文革委员会指示，大举镇压湖南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杨曦光当时也参加了红卫兵组织，虽然他所在的组织不是军队镇压的对象，但基於对被捕人士的同情，他与几个同学在军队大肆捕人之际，针锋相对成立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组织，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军区镇压群众组织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因此第一次□到铁窗风味，被关入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囚禁两个多月。
　　
　　 这次的羁押，不但没有挫掉杨曦光的锐气，反而加深他对政治的认识，他的触角开始超越一般的派性争执，转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思考。他自述，坐牢後，他的政治哲学已经和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那时，他追求理想主义，认为民主政体应该是民选的，而坐牢时他已经没有理想主义了，他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
　　
　　 恢复自由後，杨曦光写出了一批探讨文革本质、剖析中共组织结构及质疑中国前途与发展方向的文章，其中以《中国向何处去？》最轰动，这篇文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当时的文革红人江青、康生等人勃然大怒，杨曦光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他的名字也与文革一起载入历史。
　　
　　 1968 年 1 月 24 日，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康生等，在北京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当时权倾一时的康生，谈话中几次点到「长沙一中的杨曦光」及「中国向何处去？」，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鸣」。他甚至断言，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後有反革命黑手」。江青更直截了当说：「那个什麽『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
　　
　　 几天之後，杨曦光作为重要「钦犯」，二度系狱。他後来撰文回忆说：「从那天起，我就从中国社会的上层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湖南省委大院内的小洋房和一切上层优裕的环境不再与我有缘。」
　　
　　 1969 年 10 月，杨曦光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徒刑，押往岳阳洞庭湖畔的建新劳改农场服刑。由於康生在讲话中，认为以杨曦光的年龄，不可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指示要抓「反革命黑手」，不仅使杨曦光身陷囹圄，也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他的父母首当其冲，母亲陈素多次被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象徵「黑手」，强迫下跪示众，杨母受尽屈辱後，不堪迫害悬梁自尽。杨父被关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
　　
　　
　　
　　
　　艰难困苦 玉汝於成
　　
　　 十年的狱中生活，没有摧毁杨曦光的求知欲和意志力。在那黑暗无边的岁月，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悲观失望，他比同代人更早意识到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的真谛。文革时代的监狱，充满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却因政治问题系狱的「牛鬼蛇神」。在繁重的劳动之馀，杨曦光虚心向同牢房的英文教师学英文，向电机工程师学电机，还找了个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为日後攀登学术高峰奠定坚实基础。
　　
　　 如果说某种机遇可以改变一个人未来人生道路选择的话，杨曦光在狱中误打误撞熟读《资本论》，则萌生後来成为经济学家的愿望。同牢难友有位陈姓老师，每天都在钻研他的老本行数学，并且每天用英文朗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他还有叁卷厚厚的《资本论》。
　　
　　 渴望知识的杨曦光，向陈老师借阅《资本论》。他後来回忆：「看完《资本论》，不知为什麽，我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由此他产生叁个念头：一是弄清楚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二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中去；叁是将价值理论数学化。他的劳动分工理论初步形成是在他蹲监狱的日子，真正成熟是在普林斯顿读博士的时候。
　　
　　 他在长沙一中的同学陈益南，是他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陈益南在 2001 年 7 月发表《艰难困苦，玉汝於成──解读跨越坎坷终显大器的杨小凯》一文指出，在被捕入狱到被投入劳改农场那长达十年的岁月中，杨曦光度过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份。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像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段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不应结束的人生途中。
　　
　　 陈益南说：「我们经常抱怨自己人生的不得意，经常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倒霉的人，经常不知不觉地夸大自己面临的困难，将自己想像成一个受尽苦难折磨的人间弃儿。其实，拿杨小凯的经历一比，就马上会明白，自己的那点困难 (连上「苦」字的档次都不够 )，实在不过是人生常有波折的『小儿科』，就会马上领悟到：一味的怨天尤人实在没有半点益处，还是只有像杨小凯那样，赶紧去找一件东西或学一样本领，去砸开自己那人生的黑屋子，创出一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洞』来，这才是正道。」
　　
　　 狱中十年，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他在莫纳什大学最後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曲祉宁，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为杨小凯做了一些录音整理工作，因此得知老师青年时期的坎坷经历。他感叹：「老师那种精神力量，让人联想起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
　　
　　
　　
　　
　　文革囚禁中的精灵
　　
　　 1978 年 4 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来临。在走出劳改农场的路上，他「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不由得想起他的难友，那些死去的冤魂。他暗暗发誓：「不管将来发生什麽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小凯的挚友李少民回忆，有次他当面称赞小凯聪明过人时，小凯却说，他不过是二流的，在监狱□他遇到许多一流的人才，「但是共产党对这些人才非常害怕，把他们都杀了。小凯当时十分弱小，才得以逃生。」
　　
　　 杨小凯的学生、莫纳什大学经济学博士厉放也指出，在杨小凯所有的「政治语录」中，给她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一流的政治家拉出去枪毙了，二流的政治家关在监狱里，叁流的政治家活跃在舞台上。」
　　
　　 杨小凯後来将狱中见闻写成回忆录《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年出版 )，用他的本名杨曦光出版。他为那些枉死的冤魂和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留下永恒的纪念和血泪见证。《北京*春》主笔胡平高度评价，「《牛鬼蛇神录》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写的有关文革的最优秀的着作之一，也是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古拉格的最优秀的着作之一」。
　　
　　 出狱後杨曦光在家赋闲了一年，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个「劳改释放犯」。他决定将自己「埋葬」，同时也是为了「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改名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在那里，他遇到他的终身伴侣吴小娟。
　　
　　
　　
　　
　　糟糠之妻不下堂
　　
　　 杨小凯与吴小娟的婚姻，用中国传统观念来看，是所谓「门不当户不对」那种，最初并不为人看好。一来吴小娟学历不高，高中还未毕业。二来杨小凯出身高干家庭，吴小娟的祖父是地主，父亲是劳改犯，母亲有精神病。叁来杨小凯大吴小娟十来岁。
　　
　　 杨小凯的父亲最初一度担心吴小娟母亲的精神病会遗传下一代，但杨小凯不为所动。他借调去北京工作後，很多人认为他会抛弃吴小娟，要她作好思想准备。吴小娟从来就觉得自己长得一般，杨小凯却把她当心目中的「西施」打扮，每次从北京回湖南，都给她买最时髦的衣服。後来杨小凯因没有北京户口，找不到正式工作，有人好心给他介绍家在北京的研究生女朋友，他反而告诉对方他与小娟的爱情故事。
　　
　　 为了跟吴小娟团聚，1982 年杨小凯放弃在北京的工作机会，宁愿与小娟一起调到武汉。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不久，就设法将妻子与女儿接到美国陪读。即使名成利就後，他对妻子的爱始终如一，真正做到「糟糠之妻不下堂」。
　　
　　 吴小娟贤淑能干，厨艺出众，在友侪辈中有口皆碑。杨小凯在写博士论文期间，除了吃饭、睡觉，不分日夜待在学校，根本顾不上妻小。吴小娟当时怀了第二个孩子，既要读书，又要每周打工 25 小时，以维持家庭经济需要。老大在幼稚园还要接接送送，怀孕七、八个月没有看过医生。辛苦可想而知，但仍一肩挑起生活重担，让丈夫专心致志完成博士论文。
　　
　　 在杨小凯叁年的抗癌过程中，吴小娟照顾丈夫无微不至。丈夫离世後，吴小娟就像掉了魂一样，无法安定，「小凯不在，我们不知该怎麽办，这种痛苦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小凯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可是上帝将他带到了天国，而我却还留在这世界，这好像将我的生命切成两半，叫我的整个生命都在痛苦之中，无法生活下去。」吴小娟与杨小凯伉俪情深，可见一斑。
　　
　　
　　
　　
　　生命中的两个伯乐
　　
　　 1979 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於考场门外。翌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於获得考试机会，以优异成绩考取社科院数学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过人的才华，但由於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 1982 年，杨小凯调到武汉大学任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着作，获得当时从美国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准的教材」。
　　
　　 邹至庄後来回忆，1982 年，他在大陆访问了五所大学，对培养大陆学生念经济非常感兴趣。「可是，在中国念经济的学生，很少有人在数学方面的基本训练可以适应美国经济院系。而到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读经济，小凯是第一个。因为他给我的书是关於线性规划的，我知道他至少在数理方面有基本准备。」
　　
　　 1983 年，邹至庄帮助杨小凯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系博士学位，并联系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全额奖学金，他的人生从此揭开新的一页。如果说于光远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伯乐，邹至庄则是他的另一个伯乐。
　　
　　 在崇尚学术自由的普林斯顿，他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学者迪克西特 (Dixit) 和格罗斯曼 (Grossman)，如鱼得水。在几乎没有人看好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在 1988 年获得博士学位。
　　
　　 在杨小凯成功的背後，是一条充满艰难困苦的道路。就像所有的新移民一样，他们初到异国，除了满怀对未来的希冀，几乎一无所有。杨小凯启程赴美时，身上只有 30 美元。手头拮据，读书也读得很苦，他後来告诉妻子：「这几年读书，比坐十年牢还难。」可是不管有多难，他都认真对待。
　　
　　 不耻下问，好学不倦，是杨小凯学问突飞猛进的原因之一，李少民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和小凯相处，十分有趣。在普林斯顿读书时，他和小凯在电脑房写论文。遇到英文文法问题，小凯就立刻抓住身边的美国学生请教。李少民奇而问之：「你不认识人家，怎麽上来就问？」杨小凯说：「你要是也坐过十年共**的监狱，也会和我一样，没有甚麽值得在乎的事情。」
　　
　　
　　
　　
　　普林斯顿 「叁剑客」
　　
　　 李少民与杨小凯、于大海当时在普林斯顿有「叁剑客」之称。1987年，北京当局掀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台，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群留学生给北京当局写了一封公开信抗议，杨小凯是发起人之一，很快有一千多名留学生响应签名。
　　
　　 这是海外民主运动史上大陆留学生第一次联署公开信抗议中*政*迫*，造成的影响非常大，被称为「新公车上书」。国际媒体纷纷要求采访发起公开信的留学生，但多数人顾忌中*迫*，不愿公开露面。只有杨小凯、于大海和李少民愿意接受采访，当纽约时报登出他们叁人的照片後，「普林斯顿叁剑客」之名不胫而走。
　　
　　 随後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展开人生另一页传奇。他解释之所以没有选择美国一流大学的原因，「因为革命总是在边缘地带发起，好比英国的工业革命」。事实证明他的选择完全正确，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四、五年时间，并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
　　
　　 杨小凯被认为是「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令他受到国际学术界瞩目的，是他与黄有光教授合作的「超边际分析方法」 (infra-marginal analysis)， 1993 年，他俩再合作发表新框架的最主要着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
　　
　　 以亚当．史密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区别总量、平衡量与边际量，杨小凯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设计出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简单模式，并从中推导出经济发展和增长原动力的见解，为建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作出重大贡献。
　　
　　 1997 年底，杨小凯应邀去美国哈佛大学两年，期间完成两本经济学英文着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
　　
　　 杨小凯的新框架得到多名着名经济学者的肯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 (James Buchanan)，於 2002年和 2003 年间，连续提名杨小凯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想到杨小凯猝逝，「令经济学界丧失了现代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
　　
　　 大陆《南方周末》发表驻京记者赵凌《逝者杨小凯》一文指出，「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赵凌认为，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9 年「**」事件前後，杨小凯常常昼夜难眠，忧心中国大陆改革前途。「**」前一夜，他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醒来心里十分难过，打开电视机一看，发现北京*局正在镇*无辜学生，他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吴小娟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他手头不宽裕，却带头捐款给死难者家属。
　　
　　
　　
　　
　　灾难厄运 如影随形
　　
　　 灾难和厄运似乎一直如影随形跟随着杨小凯不放。好日子没过上几天，1999 年 11 月，杨小凯 16 岁的大女儿杨小溪被诊断罹患脑瘤，当时他正从美国哈佛大学到北京大学教书的途中。医院安排小溪 12月 20 日做手术，杨小凯闻讯从北京赶回墨尔本，这时莫纳什大学打电话告诉杨小凯，他被升为讲座教授。
　　
　　 他放下电话，对这个好消息毫无喜悦之情，长叹一声说：「这个教授的位置也救不了我的女儿。」幸好，小溪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尽管术後一度不能走路，後来却康复得非常快。
　　
　　 正当全家为此庆幸、杨小凯也步入佳境、处於事业颠峰时，命运再一次捉弄他。早年的炼狱生活及重获自由後废寝忘食的玩命工作，病魔乘虚而入。
　　
　　 2001 年 8 月，杨小凯身体明显不行了。经诊治证实是肺癌晚期，整个右肺已全部是肿瘤，还扩散到脖子。医师说既不能开刀，做化疗也只是暂时的。「这是小凯一生中第一次发现谁都救不了他，科学也救不了他」。
　　
　　 他开始决定信奉上帝，每天读圣经，希望神饶恕他。2002 年 2 月，杨小凯夫妇同时受洗。皈依耶稣基督两年多，他的生命真正在改变，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圣经说：「因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如果杨小凯泉下有知，应该觉得安慰的是，女儿杨小溪继承了他那感人的演讲能力和写作天分及自信，还有丰富的同情心。她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致词时，悲痛中不失幽默感。她回忆小时候，经常要父亲背她，或玩骑马的游戏，杨小凯就是她临时的「马」，放下身段趴在地上就让她骑，不时还会把她掀下马来逗弄。
　　
　　 杨小溪在悼词中幽了自己一默：「我个人最喜欢在他腿上翻跟斗，幸运的是，我现在长得太大了，无法表演给你们看。」
　　
　　
　　
　　
　　英雄气短 儿女情长
　　
　　 「做妻子难，做一个名人的妻子更难。」没有人比杨小凯更了解和感激吴小娟 25 年来的牺牲和奉献。当杨小凯意识到这个曾经完美的家，在失去他这个重要经济支柱後，他的积蓄不足以维持妻子和叁个孩子的生活。他可以用平静的心情对待死亡，但非常担心妻小以後的生活，尤其他锺爱的女儿仍然要跟脑瘤手术的後遗症抗争，两个男孩还很小，而他了解吴小娟的性格，从不会主动寻求经济上的援助。这个责任无可避免落在他身上。
　　
　　 他的老朋友刘鹰谈到了「小凯的遗愿」，那是他们最後一次的通话，「那时，他已经完全不能说话了，但他还是挣扎着用喉咙里的气流告诉我：『刘鹰，我需要你的帮助！』」在他给她的电子邮件中，他直言：「如果有什麽意外发生的话，小娟将会处於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无论是精神上、经济上还是身体上，请你能够为小娟筹钱以帮助她度过难关。麻烦你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抱歉，但是考虑到小娟的处境，我又不得不这麽做。」由此可见，坚强如杨小凯，也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时候，思之令人恻然。
　　
　　 杨小凯走了，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过去在学术观点上与他剑拔弩张的人，都希望他一路走好！
　　
　　 他的湖南同乡何频指出，思想者的生命是思想。检验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往往不是在生前，而是在死後。真正有思想的人是永生的。杨小凯骤然去了天堂，但他的思想却留在人间，而且更显光彩和锋芒，他的品质将激励後来者继续破解「中国向何处去」的命题。

杨小凯传奇一生
　　
　　 1948年：10 月 6 日在中国辽宁省吉林出生，出生不久随父母回湖南老家。
　　
　　 1966年：就读湖南长沙一中高中一年级。
　　
　　 1967 年：成立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被抓进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押两个多月。
　　
　　 1968年：发表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再度被关。
　　
　　 1969 年：10 月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11 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湖南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1978 年：刑满释放，开始重用乳名杨小凯，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校对工人。
　　
　　 1979 年：由於没有单位敢聘用他这个劳改释放犯，在家待了一年，通过关系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同年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研究生，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
　　
　　 1980 年：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帮助下，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1981 年：与吴小娟在春节结婚；同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其後在该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近两年，期间系统学了新古典经济学。
　　
　　 1982 年：被武汉大学管理系聘为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并出版《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本书。
　　
　　 1983 年：在邹至庄教授帮助下，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1985年：发起成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1987 年：通过「劳动分工理论的均衡模型」博士论文答辩，之後去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一年博士後；87 年 1 月中*总书记胡耀邦下台，与于大海、李少民等人发起大陆留学生千人签名反对中*「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1988年：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系任教；
　　
　　 1990 年：应邀到香港大学任教；并担任数家美国与澳洲一流经济学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1992年：升为正教授；出版英文专着《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1993 年：当选澳洲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半年。
　　
　　 1994 年：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5年：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 年：出版《牛鬼蛇神录》；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赴英国伦敦讲学。
　　
　　 1998 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同年出版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1999 年：出版《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和《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赴德国波恩讲学。
　　
　　 2000 年：升任讲座教授；担任中国大陆北京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客座教授。
　　
　　 2001 年：上半年先後去台湾、深圳、湖南、南京及上海等地讲课，接着回莫纳什大学主持网络经济研讨会；同年 8 月发现罹患肺癌晚期。
　　
　　 2002年：受洗成为基督徒。
　　
　　 2003年：前往湖南大学和台北讲学。
　　
　　 2004年：3 月 16 日前往美国洛杉矶参加一项新型治癌药物临床试验未果，4 月 13 日飞返墨尔本；7 月 7 日在墨尔本家中平静离世。身後遗下一女两子。
　　
　　 （曾慧燕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