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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传奇:胡雪岩与胡庆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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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1823—1885)是中国晚清时期的一位传奇人物,他出身贫寒,却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迅速发迹,成为当时富可敌国的巨商富贾;他替清朝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帮助左宗棠筹备军饷,收复新疆,慈禧太后赐他黄袍马褂,官封极品,被人们称为红顶商人;他奉母命建起一座胡庆余堂,真不二价,童叟无欺,瘟疫流行时还向百姓施药施粥,被人们称为胡大善人。然而,富可敌国的胡雪岩,却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倾家荡产,仅仅六十二岁就郁郁而终。

在中国历史上,商界有两位圣人,一位是陶朱公,另一位就是胡雪岩,所以流传着“古有陶朱公,今有胡雪岩”的说法。陶朱公就是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实现了复国的理想。范蠡的更了不起之处,在于他功成之时,毅然选择身退,由官转商。短短几年,他经商积资又成巨富,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都尊他为财神,留有《陶朱公家训》,为历代商人的经营宝典。胡雪岩跟范蠡相反,他是先经商,而后介入官场。但他没有做到功成身退,最后只落个一败涂地。因为胡雪岩死前被抄家,留下的资料很少。但是关于胡雪岩的传奇故事,却在民间口耳相传,流传甚广。

胡雪岩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经亲戚推荐,进钱庄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正是在这一时期,胡雪岩靠患难知交王有龄的帮助,一跃而成为杭州一富。

王有龄,宇雪轩,福建侯宫人。在道光年间,王有龄就己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后胡雪岩慧眼识珠,认定其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五百两银子,叫王有龄速速进京混个官职。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王有龄发迹后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之后,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起了许多的店铺。

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钓,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胡雪岩之所以可以迅速崛起,除了得益于王有龄之外,另一个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左宗棠。

1862年,王有龄因丧失城池而自缢身亡。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晌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后,胡雪岩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来于宁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间。他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勾结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约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胡雪岩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硷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这样,财源滚滚来也就不在话下了。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己超过千万。

晚清时期著名的洋务运动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发起。此三人在同太平天国战争中,认识到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但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不便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诸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甘肃织呢总局,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用西洋新机器开凿径河。毫不夸张地说,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着胡雪岩极大的功劳。

胡庆馀堂在1880年时,资本发展到280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馀堂”之称。而胡雪岩,胡庆馀堂的创办者,也因其不耻下问、勇于探索,以一个钱庄出身、不熟悉药业的人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使胡雪岩的声名不至被时间所冲淡。

除了创办胡庆馀堂以悬壶济世的义举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的西征举借洋款,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书写了他人生中精彩的一笔。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惜洋款救急。

自然,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胡雪岩通过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任帮办一职的朋友古应春的安排,打算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款。胡与该银行经理首次面谈便因在利息、借款期限等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不欢而散。后在胡雪岩的精心策划下,自称中国通的渣打银行驻中国地区总经理被收拾得服服贴贴,双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胡雪岩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

此后,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汁金额为1870万两白银,而利息至少占总数的一半,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高利贷。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借款举动是值得的。左宗棠曾再三地跟西太后讲,如果没有胡雪岩,这个仗打不下来,胡雪岩的功劳不输于任何冲锋陷阵的将领。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胡雪岩,商贾中奇男子也。人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概。” 实际上,胡雪岩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帮助左宗棠收复了新疆,保证了我们祖国领土的完整,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个逝去的商人能够与之相比。

当然,图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岩也无法脱俗,他利用借贷款实付利息与应艾利息之间的差额,吃了“回扣”。但总的来说,在当时西征大军欠缺粮晌,各方相互推委的艰难时刻,胡雪岩能够挺身而出,不辞劳苦担负起筹借洋款的重任,协助左宗裳西征保住新疆,还是表现了他的爱国之情。虽然,我们常常把“奸”字与“商”宇连在一起,甚至更有“无奸不商”一说,但就事实而论,生意场中也有性情中人,胡雪岩算得上其中之一。在功成名就之后,他并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义举。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并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己达二十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古语有云:“福兮,祸所伏也。”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靠官府后台,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风光无限,但其最终的失败,却也是由官场后台的坍倒和官场的倾轧所致。胡雪岩虽为商人,但他的发迹以及鼎盛与政界要人的庇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胡雪岩紧紧把握住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他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馀堂,为西征筹借洋款,恢复因战事而终止的牛车,为百姓、为国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作为一名商人,他被御赐一品顶戴,被赏黄马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己名利双收、事业有成的人,却在几天之内垮掉了,他的事业也随之走到了尽头。表面上胡雪岩生意的失败是由于他野心过大,急于扩充,出现决策性失误,使钱庄因缺乏流动资金而被挤兑,致使其经营的生丝铺、公济典当、胡庆馀堂等纷纷关闭。但导致胡生意失败的为深入的原因是政治敌人的打击。胡雪岩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甚密,但最却因为不谙官理、刚愎自用、不懂变通而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为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惜。胡雪岩破产后,先前那些为其钱财嫁人胡家的美妾们,一改往日争先恐后巴结胡氏的嘴脸,温情顿失,纷纷要求携带自己的私房钱离开,留在胡氏身边的,只有罗四太太。在罗四太太的陪伴下,靠着胡庆馀堂的微薄收入,胡雪岩凄凉地度过了他的晚年,于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黯然离世。

胡雪岩的一生,极具戏剧性。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仁”、“义”二宇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在赢得美名的同时,也得到了心灵的满足;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当然,他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但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胡雪岩这位了不起的商人身上有许多值得今人学习的东西。

在杭州秀丽的吴山北麓,坐落着气宇轩宏、金碧辉煌的古建筑群,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江南药王”——胡庆余堂国药号。其名取自《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胡雪岩原欲取其名为余庆堂,后因为秦桧用过余庆堂,故改之为庆余堂。它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国药字号,也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徽派商业古建筑群。胡庆余堂是清末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集巨匠、摹江南庭院风格耗白银三十万两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创立,整座建筑犹如仙鹤停驻在吴山脚下。胡庆余堂承南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广纳名医传统良方,精心调制庆余丸、散、膏、丹、济世宁人。胡雪岩故世后,胡庆余堂曾数次易主,但店名仍冠以“胡”字,“胡庆余堂”信誉声名远扬。

“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传播着“江南药王”长盛不衰的故事。在中国虽然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中药号,但最有名的被大家公认的只有“两家半”——北京的同仁堂算一家,杭州的胡庆余堂算一家,广东的陈李济算半家。而同仁堂与陈李济的古建筑包括作坊已被全部拆掉,换成新造的房子,没有传统特色,只有胡庆余堂保留了下来。古朴中隐现着几分神秘,优雅里蕴藏有文化积淀。在悠久的历史中,胡庆余堂沉淀的丰富独特的文化,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之精华。胡庆余堂已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占地面积2700平方米,于1991年开馆。它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中药专业博物馆,享有“神奇的科学殿堂,灿烂的医药文化”之誉。

胡庆余堂门楼上现今还保留着创始人胡雪岩所立“是乃仁术”四个大字,它表达了胡庆余堂创办药业是为了济世、广济于人。这四个字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医者,是乃仁术也。”更反映了当时就有难能可贵的诚实守信和治病救人的仁义。数百年来胡庆余堂一直铭记这一祖训。

胡庆余堂制药遵守祖训:“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所生产药品质量上乘,所以在竞争上提倡货真价实,“真不二价”。“真不二价”的横匾至今还悬挂在国药号大厅。

胡庆余堂崇尚戒欺经营,著名的“戒欺”匾额系胡雪岩清光绪四年四月亲笔所写店训,它告诫属下:“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戒欺的理念,涵盖方方面面,反映在经营上,首推的是“真不二价”,即做生意讲诚信,老少无欺,贫富无欺,不能有丝毫掺假,“采办务真,修制务精”。“戒欺”是胡庆余堂以“江南药王”饮誉百年的立业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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