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传奇：“儒商之祖”子贡

旧时，商人们流行在自己的店铺店堂内悬挂“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八个大字。这陶朱指的是春秋时的范蠡，端木指的是端木赐，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字——子贡。子贡不但是孔子的杰出弟子，而且经商有成，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

子贡（前520—前456），姓端木，名赐，子贡是他的字，春秋末卫国黎（今河南省浚县）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相传，孔子病危时，未赶回，子贡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三年离去，他在墓旁再守了三年，一共守了六年。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能够在商业经营中获得巨大的成功，与他的高超的“言语”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子贡是“言语”方面的优异者，也就是说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据《左传》等史书可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诗》就是后来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顺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在《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子贡不仅在“言语”上极为优异，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子游、子夏之徒。《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师徒二人经常争辩一些问题。使子贡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引祸水于他人，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具体而言就是：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论语》仅说子贡在“言语”方面优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对子贡在其它方面的卓越才能的认识。其实仅就“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他也决不逊色于子路、冉求等人（此二人都是“政事”方面的优异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他的老师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我们觉得子贡的优点——“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所谓“达”就是通达事理，试想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他就会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而不会为繁琐的细枝末节所迷障，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而子路的“果”（果断）、冉求的“艺”（多才多艺），都不过是从政必需之一端，他们同子贡的“达”相比应该说是低了一个档次。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子贡拥有如此远大的政治眼光，从而为他在商业经营上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实是不刊之论。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利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尽管孔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有的与时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贡的面上，总要听一听，这在客观上就推销了孔子。孔子的儒学成为显学，孔于的名声布满天下，实与得“执”于贡这位高足弟子有关。司马迁对此看得很准。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对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相当有涵养，他说：“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其实到底子贡与颜回哪个强，世人有目共睹。子贡与颜回比，就政事言，颜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颜回连生计也几乎维持不下去，《论语》说他“屡空”，看来断炊的事情亦经常发生，而子贡却是“家累千金”；论彰扬其师之美名，颜回更没有子贡那样的巨大能量。至于孔子遇危难、遭险恶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显其大智大勇。《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之最杰出者之一。

子贡生活的时代，商业的地位非常低贱，他怀着博施于民而济众的理想，怀着弘扬老师绝学，发扬老师事业的志愿身体力行老师的学说，继承发扬老师的衣钵，捕捉商机，坚持人弃我取，贱入贵出的经营策略，达到了亦官亦商，以儒亦商最高的儒商境界，从而让老师的学说得以更好的传播，证明老师学说的功用，使老师名扬天下。后人所谓“德润身，富润屋，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正是子贡的写照。

从汉代开始，子贡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追封。唐玄宗封其为“十哲”之一，后追封为黎侯。北宋加封黎阳公。清代自康熙皇帝赐子贡七十世后裔端木谦“贤哲遗府”匾一块开始，历朝皇帝对子贡或其后裔皆有封祀。子贡生活的时代距离我们已经两千余年了，斯人长已也。但是，子贡的为人风范和经商之道，对我们今人来说，确是一份感动，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至今子贡故乡河南浚县不少商场仍可见“子贡经商取利不忘义，孟轲传教欲富必先仁”的对联。

作为一名商人，子贡无疑是成功的，尽管他“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似乎并不够圆滑，但是，“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对于子贡的人际关系能力情商之高连老夫子也自叹弗如。仅此一点，在那个时代足够了，足以使他“尝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和他的老师一样彪炳丹帛，绵泽后世。

子贡对财富有清醒的认识，他格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思想，急公而好义，并用自己的财富作为支撑，随从孔子周游列国并传播儒家学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子贡具有很好的品行，良好的知识层面与商业技能，并具有社会正义感，按照现在的说法是一个胆商、智商、情商兼具的商人，一个完美无缺的形象。难怪后世人称其为儒商之祖，把个人的商业生涯称为“端木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