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金融：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第
1
节：谁是陈志武(1)

开篇

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

谁是陈志武

本篇来源：“资本人物”电视栏目，编导刘浪。

在中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约有6000
人，但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经济学
者只有大约100
人，陈志武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2006
年
2
月，美国《华尔街电讯》
公布了一份十大华人经济学家的榜单。这份引人注目的榜单把学术影响力作为最重要的评价
指标，其次是经济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上榜的10
位经济学家中，陈志武教授名列其中。

一

问：中国的老百姓都觉得经济学家是高深莫测的，包括您今天坐在我对面之前，我都一直在
心里面描摹您神奇的模样，您平时的生活跟普通老百姓有区别吗？

陈志武：没区别，我从来也不觉得我不是普通老百姓。我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庭背景很一般。
我没有权力，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一些学术研究。我觉得，做学术研究的人能够像一个普通
人那样去体验生活，感受社会，对人和社会的研究才会更确切、更扎实；像一个普通人那样
有各个方面的情感，有各个方面的欲望，才是正常的。

问：可能很多人都在想，您这样一位能站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出身名门，或者
是书香门第，实际上您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呢？

陈志武：我家在农村，我从小是在湖南茶陵长大的。当然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是觉得一
个人的经历要是能够丰富多彩的话，对于研究社会、研究经济、研究人、研究文化等不同学
科的学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问：您觉得您的经历和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吗？

陈志武：我觉得是很丰富多彩的。当然可能这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因为要我回过头来
看的话，从小在农村长大，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每天要下地劳动，或者是上山砍柴，因
为我们湖南的农村，尤其是那个时候，不烧煤，也不烧别的，就是烧木柴，所以一直到我高
中毕业，也就是1978
年、1979
年，差不多只要一有时间，一回到家，要么是下地干活，要
么是上山砍柴。当然也正因为这一点，在我1986
年去美国以后，就去耶鲁读书，有时在纽


约的大街上，在曼哈顿走着，我就想，就这几年以前，我还在茶陵农村的那些山沟里面扛着
柴走呢，这些年的变化还真是蛮大的。

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很后怕，因为当时确确实实有许多事情不知道。我报考耶鲁的时候，选的
是金融学科，我说这个金融是什么？在连任何一点基本信息也没有的情况之下，是我自己这
样子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从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再到美国求学，从攻读计算机、系统工程再到转学金融，当年的
陈志武仅是中国众多留学生中的普通一员。但这些普通的经历，却最终熏陶出了一个全球知
名的华人经济学家。而陈志武先生回忆起当年的求学生活，依然感慨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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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节：谁是陈志武(2)

陈志武：为什么我现在在研究金融的时候，让我感触特别深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对于
我来说，每天能够多花一块钱，可以给我带来的享受、用来改善我的生活，以及整个人的幸
福感，跟今天我多花1000
块钱，甚至5000
块钱相比，要高很多。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任
何一个社会，金融的发展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哪怕不去管那个金融的发展、证券市场的发
展，以及能够帮助企业融资多少，把这些抛开不管，对于改善一个人的生活来说，这个意义
也是非常大的。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那个时候能够通过一些金融工具，把我未来
收入预期的一部分变现到1979
年、1982
年、1983
年的时候去花的话，那么对于我整个一辈
子的幸福感来说，可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是不是？

但是正因为在中国社会，即使到今天，金融、证券还是非常不发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
活中就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就是您最能够花钱，最想花钱，通过花钱得到的享受和好处最多
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恰恰是你最没钱的时候。而等你四五十岁了，你
终于把过去的收入累积起来了，有钱了，收入又比较高的时候，年纪又越来越大了，所以这
是你最不想花钱，通过花钱得到的享受最低的时候，这样的话，这种在金融、证券不发达的
情况之下，一个人没办法去利用这种金融工具，把一辈子的整个消费和收入做一个更加平滑
的互相补充的安排，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非常不利于每个人一辈子整体幸福最大化的
一种状况。

二

1990
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陈志武开始了教育生涯，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
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
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
年晋升为金融学教
授并重返耶鲁大学管理学院任教。与一般做学问的学者不同的是，陈志武还以所学做投资。
在潜心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同时，陈志武与朋友在1998
年一起创立了美国价值引擎公司。

问：刚开始做公司时就很顺利吗？

陈志武：我做第一个公司应该说不是太成功，但那个公司还在。ValueEngine
（价值引擎）
大概从1997
年、1998
年开始做，那个公司在互联网高峰的时候，到2001
年为止，就花掉
了六七百万美元。


问：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公司？

陈志武：最初，我们是想为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基金管理公司提供分析股票和控制风险的这
样一些软件和数据库，但是后来发现做这个蛮艰难的。所以到了1999
年的时候转型，就想
针对股民大众在美国提供这样一些分析工具。结果正好2000
年互联网泡沫开始破裂了，到
后来，资金的来源就比较紧张，接着就裁了很多人，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就剩了四五个人，一
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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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谁是陈志武(3)

问：一直做到现在，这个公司现在有赢利吗？

陈志武：现在有一点点赢利，但不是太多，很艰难。所以我2001
年开始就做对冲基金，对
冲基金公司赢利比较多，这是个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所以这个对冲基金相对而言是我做的
两次创业里面比较成功的一个。

2001年陈志武创立华尔街Zebra
对冲基金公司，并担任Zebra
对冲基金公司的首席投资经理。
“Zebra
基金”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9?11”
之后众多华尔街基金公司风雨飘摇的日子而不倒
，
这其中95%的操作，都是依靠陈志武研究出的数理模型来实现的。

问：您出于什么考虑创建了这样一个公司？

陈志武：我觉得我做了这么多年关于资本市场的研究，不管是股市，还是债权市场、期券市
场、期货市场，到最后我还是蛮有兴趣把这些不同的理论投入到实践中，看看到底是怎么一
回事的。另外一个方面，也是通过创办一个公司，来感受企业家、不同企业里面的管理层，
他们面对这些问题和这些事物的挑战是什么。这样一来，可以反过来让我对于经济学，对金
融这些研究的问题有一些更深的认识。

问：可能做公司跟单独研究出来的模型并不太一样，因为它一方面要有对于市场、对于数据
的了解，另一方面，它又要对于个体的人，包括你的客户，还有企业本身的人都有一个管理，
您觉得这两方面有没有冲突？

陈志武：那当然有很多冲突。比如说像我们在学术界，研究金融经济学理论的话，特别是关
于资本市场这一块，往往会忽视掉委托代理关系。对于经济行为，对于金融机构，包括投资
的和管理层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什么样的扭曲，这方面以前的研究并不是太多。
所以通过我自己做这些事以后，我就感觉到，委托代理关系对于在现实社会和现实经济中起
到的作用、产生的影响是无所不及的。所以这个问题，委托代理关系在经济学，特别是金融
经济学的理论中间，受到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远远比实际要求的要低得多。

因为我们刚做对冲基金的时候，是所谓市场中心的对冲，也就是说，在美国股市上面，我没
有做多，没有做空。而且我们是每买进一块钱的股票，就要做空另外一块钱的股票，所以这
样可以通过组合两边买多或者卖空的这些股票，通过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组合，使这两边的
风险互相对冲掉。最理想的情况就是，不管整个股市的大盘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上涨还是下
跌，我们对冲基金的业绩都应该往上涨。就是不管市场怎样，我们都应该赚钱，这是我们最


初追求的目标。

问：当您跟客户去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角色从一个学者中转换出来了吗
?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第
4
节：谁是陈志武(4)

陈志武：多数时候，我觉得不需要作太多的转换。因为我们管理这些基金的方式，完全是根
据我们研究的这些数理模型来做的。所以我们去解释这些数理模型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学术
的背景，或者不能把做学术的视角放上来的话，很难去做这种说服工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这两个角色并没有什么冲突。因为我的方法决定了是要靠非常强的学术背景和理论背
景才可以这样做的。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去坐庄，或者觉得我们能判断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未
来的风云走向，我们不需要作这些判断，而且我们都是根据这些模型来帮助我们作这些判断。

三

陈志武在学者和商人之间游刃有余的同时，从2001
年开始，渐渐地在国内声名鹊起，陈志
武开始对中国的房地产、人民币升值、民间金融、城乡差距等几乎所有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
独特的见解。陈志武用其广博的知识，引用各国历史数据进行综合比较，用严谨的理论体系
进行深刻分析。也是从那一年开始，他的名字被中国的金融界和学术界广泛提及。

问：有没有印象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称您为经济学家
?

陈志武：这个真的想不起来，这个可能主要是在国内。因为在美国，没有“经济学家”和“经
济学者”这样的一个差别，英文里面都叫Economist
（经济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在
读研究生之后，人家基本上也可以说我是一个Economist
（经济学家），或者说
FinancialEconomist
（金融经济学家）。

问：有一个流传的版本，就是说在2001
年
7
月的时候，您是在飞机上看到一本杂志，所以
才决定要回到中国来研究中国的模式，是这么回事吗？

陈志武：对。那个杂志让我看到在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有很多的现象、有
很多的数据对于做经济学的资本市场研究的人来说，应该非常有意思。因为中国在过去的28
年，在我看来，一直在经历着三个大的转型。第一个大的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
型，第二个大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三个大的转型是从一个封闭社会向
一个开放社会的转型。在世界的历史上，不同的国家曾经经历过这三种转型中间的一种或者
两种，但同时在这三个大的方面都正在发生转型的，这样的经历确实不是太多。所以我觉得
过去二十几年方方面面的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甚至包括中国政治和文化的那些变化，对于
做学问的人来说，都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实验室、一个数据库，可以帮助我们人、社会
和经济相关的一些学科，有一些根本性的认识，并丰富人类的知识库。

问：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您的理论和认同了您的模式，大概是什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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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谁是陈志武(5)


陈志武：这个可能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时候，大概1995
年~1999
年之间，那个时候做了
一些研究，并越来越多地在这样一些主流的、最好的学报上发表，这个时候，搞经济学，特
别搞金融学方面的人，知道我的人越来越多了，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以及中国香港地区
等。

问：然后在回国研究中国经济模式的时候，您也在不停地发表文章和评论。第一篇文章是什
么时候发表的？

陈志武：第一篇文章应该是2001
年12
月在《新财富》上发表的。当时写的应该是关于一个
证券侵权诉讼的案例。所以现在想起来，2001
年12
月开始一直到2002
年，写的多数中文
文章在《新财富》、《财经》等上面刊登。现在可以说，像《新财富》和《财经》，他们所代
表的水平，实际上比很多经济学的专业学报都要高得多，所以这就可以告诉你，专业的经济
学和社会科学在中国水平到底有多高，根据这个就可以作一个很简单的判断。

四

陈志武从纯学术研究的职业生涯转入对中国问题、法律问题的研究。在短短几年当中，陈志
武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提出解决之道，成为华人经济学家当中一种独特的声音。2004
年
8
月10
日，国内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
演讲，指责科龙等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格林柯尔系的掌门人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
席卷国家财富。2004
年
8
月17
日，顾雏军正式向中国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人名
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了诽谤罪，由此引发“郎顾之争”。而之后，陈志武发表了多篇文章回
应郎咸平，针对“国营”还是“民营”的问题发表了诸多看法。

问：您在国内待的时间也不是很长，跟国内经济学家们的交往密切吗？

陈志武：对，非常多。

问：跟郎咸平先生关系怎么样？

陈志武：跟他现在没什么来往。

问：为什么？以前有来往？

陈志武：以前有来往。因为两年前开始，关于“国退民进”等一些问题，对于他分析和研究的
这些现象，我基本上非常的认同。就是说，这个现象在中国各行各业，任何一个领域，都是
非常广泛地存在的。现在大家都说学术腐败、医疗腐败等，连这两个任何社会里面最不应该
腐败、最应该清白的领域，都开始这么大规模腐败的话，不管是国退民进的过程，还是任何
别的牵扯经济利益的过程，中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我更多地觉得你去抓的这些人，当然其中很多人是应该要被问责，应该要被处罚，要被判刑
的，但这些是问题的表面，并不是问题的根本。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最根本的还在于在
制度架构上面作一些根本性的调整。换句话说，如果整个国退民进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不透明
的，也没有任何什么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其他的人民代表机构正规地推出相应的法律或者法


规，然后通过媒体和这些权力机构直接作这些监督和问责的话，那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就一点
都不奇怪了。因为这是人的本性决定的，你要被提供了这么多空子而不钻，才不理性，是不
是。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第
6
节：谁是陈志武(6)

关于这场交锋，郎咸平认为国退民进有问题，因为出现了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腐败现象。对
此，陈志武进行了系统的反驳：案例研究与学术研究到底有什么不同?国有持股是否是世界
普遍现象?民企是否不如国企?对于这次争论中的关键问题，陈志武认为，国退民进才能让中
国的企业培养出最强的国际竞争力。

问：您会因为观点的不同而疏远一个人吗？

陈志武：观点的不同本身不会疏远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在湖南长大的中国人，
我实际上不希望任何人利用这种情绪、一时的情绪，或者利用这样的一些机会，为了个人名
声的上涨，而去没有原则地做一些煽情或者是操纵的运作。比如说他因为这个就觉得要重新
把信心放在建设改善国有企业上面，而不是认识到国有企业中那些根本的问题。

问：因为是根源问题？

陈志武：对。所以尤其对于他这样的，花了这么多年时间研究公司治理问题的学者来说，他
不应该看不到那些权力和利益冲突的时候，如果没有相对可靠的独立司法架构和独立监管架
构的话，那么最后是很难指望公司治理能够有任何意义的改善的。

问：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客观，而且应该对社会负有责任感吗？

陈志武：换句话说，就是我觉得他当时做的这些事，过分地煽动民意来为他自己的利益服务，
我觉得对他这样身份的人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问：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对于肩负的这种社会责任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志武：应该体现在根据你自己最客观的判断，没有保留、没有受个人私利的影响，向大众、
向社会表述出来。

问：作为被评选出来的十大华人经济学家之一，您觉得作为华人经济学家来说，对于中国所
肩负的这种责任又是什么？

陈志武：对中国所肩负的责任，首先是要把一些以往误导性的基本观念和理念做一下梳理。
换句话说，因为我们以前对关于金融、关于剥削、关于高利贷、关于市场交易到底是不是能
够创造价值，关于商业交易、关于商人到底是不是除了赚钱还能给社会带来什么等，对这些
基本的理念要做一个全方位的梳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就会给中国社会今天的发展和未
来的发展，消除掉过去很多误导性和破坏性的成见，为中国社会未来的持续发展奠定更扎实
的基础。


五

目前，陈志武先生把大部分研究精力主要集中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制度机制建立
的问题上。“什么制度机制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
“
金融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什
么角色?
”
这些都是陈志武研究、关注的问题，也是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第
7
节：谁是陈志武(7)

问：作为普通民众很容易就看到各位经济学家和学者们研究出来的结论、数据和一些问题，
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所做研究的这个结果对于整个社会进程的推动作用。可
否请您讲一下这个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志武：我可以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关于高利贷的问题，这个在今天的误解还是非常
非常普遍的。以往我们会说，高利贷是剥削，是一件坏事，那么既然如此，放高利贷的人肯
定就是坏人，所以要被打倒，是不是？但是我做的一些研究和收集的数据，包括晚清的和民
国时期的数据，很明显地表明，哪个省对放贷的人越敌意，越不友善，哪个省的借贷利率就
越高。因为说到底，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他要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放出去给别人使用，他都
会想一想，如果周围的人把不还债的人抬得很高，把去讨债的人打得很低，我为什么要把钱
借给别人去花，给放贷出去?所以大家越是想要打击高利贷，打击放高利贷的人，整个社会
里面愿意把钱贷出去的人就越少，资金的供给就越少。这样一来，使得剩下的、愿意放贷出
去的资金，它所要求的利息就会越高。打击高利贷、打击放贷人的直接结果，不仅不会把利
息给降下来，反而把高利贷变得更高。今天这个误导性的认识，实际上对于中国民间金融的
发展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根本性的障碍。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00
问：做什么您都会去想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看来您是对新
事物有非常强烈好奇心的一个人，今后会不会尝试除了学者、经济学家之外的其他角色呢
?

陈志武：就目前我能想像的，不太会，因为我太喜欢做学问了。每天要是能够有一个新的认
识，不管对于人，对于社会，也不管对于经济，还是对于历史，任何一天，如果能够在我自
己的理解上有一个新的长进，我就觉得那一天是很幸福的。所以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如果
连续很多天都没有什么新的认识，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我觉得日子实在是太枯燥了。

问：您对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

陈志武：更多地了解历史、了解社会，方方面面，包括家庭、文化、人们的偏好等，这是我
对我自己最大的期望。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第
8
节：生活经历与观点自述(1)

生活经历与观点自述

本文摘编自陈志武教授2003
年12
月
6
日、2005
年
7
月14
日在搜狐网和中国经济学教育科
研网（CENET
）与记者和网友的对话。


一

问：陈教授，您读了
7
年的计算机，却放弃了计算机专业去做金融经济学的研究。您当初怎
么会从一名计算机系的学生变成金融系的学生？在这之前您好像也没接受过经济学方面的
训练，是什么改变了您的学术取向？

陈志武：我大学毕业后，到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是计算机专业。大概在1984
年，我念
了一年半后就发现自己对计算机工程没多大的兴趣。也许是湖南人的缘故，我对国家有比较
高的责任感，我当时想用书里的方法去研究政治和经济的问题。当时我的朋友崔之元在国防
科技大学数学系念书，跟他的接触让我更加对用数学的方法研究民主机制的问题产生了兴
趣。那个时候他写了些论文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教研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上发
表，论文主要是介绍当时的西方数理政治学方面的学科。后来我和崔之元翻译了阿罗的一本
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收入“走向未来”丛书。那时我就觉得自己应该放弃工程，慢
慢转入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和政治的问题。

1985
年秋季，我就决定不做系统工程方面的研究了，而是申请美国的一些大学。当时我就
给耶鲁大学的一位老教授写信，问他能不能申请到耶鲁大学攻读这方面的博士学位，他说可
以。我没有参加托福和GRE
的考试，因为当时中国的外汇管制很严，参加这些考试都需要32
美元，而我一美元都找不到。所以我就给耶鲁大学负责招生工作的教授写信说明原因，我向
他们解释之后，他们答应让我免掉托福和GRE
的考试，还给我奖学金，把我录取了。要选
专业的时候，我问崔之元我应该选什么专业，崔之元告诉我可以选Finance
，但是当时我连
金融（Finance
）这个词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崔之元当时给了我一个解释，但我还是没有
搞清楚这个解释是什么意思。我就是在这么一种状况下去了美国。

去了美国以后，发现由于我在国内是工科出身，这种理工科学习的思维方式对我后来在耶鲁
学习金融经济学很有帮助。去耶鲁之前我在国内没有学习中国的经济学，对我来说更多的是
好处而不是害处。若当时我在国内学习经济学的话，那我的思维就被固定下来，这种情况只
会让我在美国学习经济学更困难。我在美国从零开始接触经济学。

问：从当时的中国社会进入美国的花花世界，有什么样的困难？

陈志武：20
世纪80
年代初的中国跟今天的中国差别很大。我去美国的时候没什么钱，按照
当时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兑换了几十美元就上路了。去了以后，阴差阳错地得到了在耶鲁
读书的中国同学的帮助。当时最大的困难是英文，在国内时听《美国之音》的英文广播，听
别人讲，慢慢熟悉听力了，但是真正自己说话，那时障碍还是很大。对于刚开始去美国的人
来说，想了解英文，最主要的方式还是看电视，多参加一些晚会，多跟一些朋友聊天，多看
一些报纸。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第
9
节：生活经历与观点自述(2)

当时的《纽约时报》对我启发很大，美国电视台的新闻频道也非常多，那些电视节目对我的
英文帮助非常大。因为美国的电视节目里面经常会采访一些不同的人，有一个是ABCNEWS
的叫做《Nightline
》的访谈节目，对最热点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展开不同的讨论，这些
节目让我从不同的角度了解美国社会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


问：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多年以后，您觉得从那边学到了什么？

陈志武：感受最深的还是美国人为人处事的方式。1986
年去美国之前，中国对美国的了解
还是非常少的，去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不了解。比如，我们可能觉得美国人的性生活方面很乱，
随便得很，其实并不是这样子。我们很多中国人觉得美国人不太重视家庭生活，只顾自己。
其实到美国以后发现，美国人对家庭重视的程度至少不低于中国人。绝大多数的美国家庭非
常在乎周末或过节的时候全家一起去度假、一起吃饭等，这都是很重要的家庭活动内容，让
大家感觉到是一个团体。这一点与我当初的印象反差很大，去美国之前的想法和实际看到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的慈善奉献也是我所看到的不同的地方。与中国、日本甚至欧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
美国人对福利和慈善机构的捐献非常主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私立大学、私立医院、
救济组织的原因，这些机构是靠人们自发的捐赠运作下去的。随着人们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准
越来越高，在中国更多的人应该也会发现，如果社会上的弱者——不那么幸运的、不成功的
人们——得不到别人救济的话，对整个社会来说，最后是会反馈回来，变成大家的一个包袱
的。因为有钱的人，自己日子过得非常富足，但是同时，你走出门一到街上看到那么多很穷
的人无家可归，这种反差会很大，哪怕是有钱的人心里也会很难受的。

问：您原先着重于金融学的学术研究，后来才开始对中国金融问题做研究和发表自己的看法。
您觉得之前的纯学术研究对您现在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的帮助在哪里？对抱有“经世济民”想
法的人，从事经济学、金融学学术研究还是从事公共管理研究，哪个更为合适？

陈志武：今天我一点不后悔1986
年~2001
年从事的基本都是纯学术的研究，包括推导许多
数理模型，写了不少实证研究论文，这些研究经历不仅让我有机会练习出一套严谨的研究习
惯，而且从根本上在我脑袋中培植了一套分析经济问题的框架，这种分析框架对我目前针对
实际金融问题、经济问题做的分析和研究都是具有决定性的。比如说，尽管我现在也谈到宪
政、文化、新闻媒体等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围绕着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消费与投资优化问
题这一核心数理模型而展开的，因为这个模型中总是假定已经有许多证券投资品种在那里供
人选择，但是问题是这些金融证券品种是怎么来的，靠什么支持的?假如没有这些证券品种
，
人们会怎么办?有了这些金融、证券品种，对人们一生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又有什么意义?尤其
是具体到对个人的生活这种意义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了发展外部化的金融证券品种，我们又
需要什么制度机制呢?等等。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第10
节：生活经历与观点自述(3)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以后想从事实际经济政策的研究，也应该先从扎扎实实的纯学术研究开
始。那种基本分析框架的训练和培养，是无法被取代的，否则你对经济的理解很容易出现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倾向。

二

问：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如果中国要长时间地保持这种繁荣，是靠地
大物博，或者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还是要靠别的资源来保持这种发展？


陈志武：我们可从三个方面看待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制度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资本
（包括矿业、农业与林业）。中国有很多劳动力，有有限的自然资源资本，但缺乏有利于市
场自由交易，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制度资本，这包括对产权的保护不够、合同无法执行、司法
不独立与低效、新闻媒体不独立等。在今天的世界，自然资源资本不值钱，矿业、农业与林
业的东西都不值钱。在只有很多劳动力，却没有很好的制度资本支持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
展的定位必然只能是在实物的生产和制造业上。

我研究了世界九十多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自然资源比如黄金、银、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量越
多的国家，反而是目前人均国民收入比较低的国家。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多少已不再是决定一
个国家、一个地方人均收入的最重要因素。我的研究是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土地，
也不是自然资源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到底是什么东西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呢？答案
是：制度资本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经济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通过制造业为主要出口导向的出口模式，到今天，
这种发展模式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知道制造业消耗的能量和资源都很多，
而且对环境产生很大的污染，若是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和环境根本承受不了。
另外从就业角度来说，靠制造业来增加就业机会会越来越困难，实际上过去几年中国靠制造
业增加的就业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因此中国必须转变过去的增长模式，从重化工业为主导的
发展模式，转变为以服务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线的发展模式。

比如，金融证券行业的发展能改进整个国家的资金与资源配置效率，能发动更高层面的经济
价值增长，能够使中国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升华到一个以金融经济为核心的工业社
会。但是，除非能进行促进市场交易的制度、机制变革，比如进一步开放新闻自由，否则那
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2002
年以来，我一直在研究，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有不自由的新闻
媒体而同时能发展它的资本市场和更广义的第三产业？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世界上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能够在缺乏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发展出一个像样的金融经济。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第11
节：生活经历与观点自述(4)

道理很简单。我们在经济学上经常说，一个市场交易环境下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必须尽量低，
否则交易会进行得极困难。如果不允许媒体报道，或者媒体在败诉的威胁之下不敢去对上市
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做追踪报道，金融市场的交易环境和商品市场的交易环境所面对的信息环
境会非常浑浊。对于金融和证券市场来讲，交易的双方，尤其是买方越来越不敢相信市场中
所有的信息。长此以往，最后，不仅是证券市场，其他的市场也不太容易发展下去。

所以，虽然大家都希望中国经济朝着高科技、知识经济方面发展，但是我个人觉得，相当一
段时期之内，我们的知识产权、智力经济发展的潜力会比较少。就是因为制度资本的问题。

问：您如何看待中国股市的现状，美国是不是也经过了这样混乱的时期？

陈志武：中国股市的发展跟美国股市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股市当初是为了
帮助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想通过发行股票向社会募集资金，帮助国有企业解决财务问题，
这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利益冲突。而在18
世纪末刚刚开始的美国股市里，公司上市是出于一


种企业自己要融资的需求，上市公司本身是私营企业，没有国有企业，所以市场参与者之间
发生的交易，更多的是自愿交易，没有政府出面做任何的保证。政府也不会去通过发表言论
鼓励人们参与买股票。总之，美国政府跟股市的发展两者之间是非常独立的，跟中国的情况
很不相同。

大家经常讲证券市场的功能主要是帮助企业融资，其实除了这个功能以外，还有非常多的其
他功能，比如说通过发展证券市场，让更多的老百姓可以参与企业成长的机会。考虑到中国
目前新闻舆论环境和法制环境，中国股市的状况已经非常不错了。大家知道，在今天的中国
社会里，人们在亲戚朋友间借钱或者融资都不太愿意，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有这么多的老百姓
拿钱去买股票，把他们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投到这些上市公司里边。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
简单了。

现代社会中，一方面规模化生产和销售的结果使得很多创业机会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几个公司
的手里，同时，原来的普通人开小店、小工厂、小作坊的机会就会变得越来越少，我们有没
有什么方法让这些老百姓重新得到小打小闹的创业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如
果让像新希望集团、华联超市、国美电器等这些公司上市，把它们的股票分得很细，让更多
的老百姓可以通过购买它们的股票来参与这些公司的创业发展，从中分享到一份收益，这样
的话可多多少少让普通老百姓有机会弥补他们失去的机会。从这个角度讲，发展好股票市场
和证券市场，不仅可帮助企业融资，而且对于培养中产阶级也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第12
节：生活经历与观点自述(5)

比如，美国的股票市场，尤其是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基金管理行业，确确实实为普通的美
国家庭通过持有股票和股票基金参与美国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美国大概有2／
3
的家庭持有股票或者基金，所以在美国的基金和股票市场越来越繁荣的时
候，至少有2/
3
的家庭同时能分享到一部分利益。这样，社会中的收入分配才有可能不会因
为规模化生产、规模化销售而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

问：陈教授，目前中国的城乡差距、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造成了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应，而
且有可能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您认为影响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因素都有哪些?什么样的
收入分配制度才是公平合理的？

陈志武：第一个重要因素是制度因素。城乡户口制度、就业制度等，这些都使得农村人不能
够像城里人那样获得收入更高的工作机会，也不能够像城里人那样得到更好的受教育机会。
比如说北京人进入大学的考分就比其他省、比农村学生的考分要低多了。受教育机会不平等
从根本上使得农村人的人力资本一开始就不如城里人。加上就业歧视，更使得农村人跟城里
人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金融的垄断。特别是跟100
年前的中国相比，那时候没有国家银行，
也没有总部在北京的各种商业银行去把全国各地老百姓的积蓄存款从各地集中到北京，由总
部在北京的各个银行集中调配，所以100
年前各地老百姓的存款基本上能够返回到本地，来
帮助本地的经济建设。而今天，通过人民银行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把全国的金融资源汇总
在北京，由各大银行总部加上国家发改委来统一安排使用这集中了的金融资源。这样一来，
当然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高道德风险。比如说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么多金融资源用来重点


发展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形象工程大城市，这些举措确实是100
年前不可能做到的，但是今
天可以做到。这样做的后果是，少数城市发展的机会是前所未有的好，但是对于更多的农村
来说，它们本来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金融存款，不再能够用于本地的经济发展，而是相当程
度地被调去发展那些大城市。

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创业机会的不平等。这不仅仅因为农村人无法进入城市，所以他们不能够
具有像城市人所具有的发财致富的创业机会，而且城里人可以通过与政府和国有银行的关系
融到创业的资金，而这些创业资金对农村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甚至于像孙大午这样非常少
的创业者，他们因为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所以不得不寻求亲朋好友同事的支持，但是尽
管孙大午辛辛苦苦发展了自己的事业，但最后还是以这样那样的名义把他抓起来了。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第13
节：生活经历与观点自述(6)

最后，国有经济也是从根本上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其实道理很简单，当所有的资源，
包括自然资源都由国家计委等部门来统一调配的时候，城市肯定是首先被照顾的，乡村的利
益不会被重视，而往往只是被捎带想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府计划部门更多地会去追求
看得见、摸得着的城市政绩工程。农村本来就没有多少人去，即使发展好了也不会有太多人
看到，所以对于各级官员来说，如果真的把注意力放在农村，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功劳不容易
得到承认。相反的，城市的工程是更多人可以看到的。这种业绩评估的不对称，必然让更多
的计划官员和行政官员把重点放在城市，而不是农村。所以土地私有化才是把最好的发展机
会还给农民的最好办法。

问：您如何看待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的关系？

陈志武：中国现在不允许非正式的信贷机构发展，这种局面要改变，要让民间融资的发展空
间大大增加。大家谈得较多的温州模式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宋朝、明朝的时候，山西的民间
借贷历来比较发达，温州模式可以继续发扬。民间自愿的融资交易是人生来就应该有的基本
权利，本来就应该是不需要讨论的问题。

许多人会说：“随便允许人们去做金融、投资交易，那不是乱了套了?
”
我们必须意识到，自
愿的契约和交易的自由权利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基本自然权利。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
家，起初都是从民间金融、草根金融开始做起的，那是一种最自然的程序。只有当融资范围
超出了当事人的“亲朋熟人”、“朋友的朋友”和本地小社区的时候，才出现较突出的信息不对
称问题，那时才有政府监管介入的理由。但即使到了大规模、大范围融资的时候，政府还是
只应该起到规则的制定和监管的作用，而不一定要由国家直接来经营金融证券业务。换言之，
民间金融、草根金融才是人类最初的、最自然的业务形式，国营金融是后来有的、非自然的
业务形态。

我们经常讲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政府通过出口让我们的老百姓和创业者收入
增加不少，但是大家收入增加之后都不花，存在银行里。这是因为消费者可以利用的金融理
财工具非常有限。大家没有办法通过不同的投资组合和金融产品，更好地规划未来的生活，
只好把挣来的钱存银行，生怕未来会没有收入。所以，当务之急是把民间金融放开，通过民
间金融的竞争，使国有银行面临一些竞争压力，让他们能更好地改进自己的运作。


三

问：请问陈教授，是怎么样想到要把文化引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中来的？您认为目前就中国的
现实情况而言，哪个领域的研究更容易出成果？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第14
节：生活经历与观点自述(7)

陈志武：首先，关于把文化引入经济学的分析中，或者说，用金融学来解释文化的内涵，主
要是在我最近研究金融学对社会、对家庭的意义这一过程中联想到的。我发现，在传统社会
既没有发达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正规的银行体系，又没有正规的保险市场和借贷市场，
可人们规避未来收入风险、健康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是从人类一开始就有的，那么传统的社
会是怎么达到这些风险规避的需求呢?我们看到“养子防老”等观念，实际上都是金融的观念
，
也就是说后代就是父母的股票、基金、保险、信用借贷，但是全部集中在后代身上的这些金
融证券品种，它必须靠文化、靠道德来维护父母亲作为投资者的利益，也就是说文化的内涵
必须包括一些有利于隐形金融契约的执行的东西。否则，后代就不能起到股票、基金、保险、
信贷的作用。那么，人类就难以延续下去。所以从保证隐形金融契约的执行这种功用的角度
来理解文化的形成，最终能够让我们知道一旦正规金融充分发展了以后，许多传统文化的内
容就失去了它们存在的必要性。这也是目前许多儒学大家主张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成功的
原因。因为随着中国的金融证券、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当初保证后代作为投资、风险规
避的工具作用就不存在了。所以，就会有新的文化内涵去取代。这些是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

至于哪个研究领域更容易出成果，从我个人的经历，我发现以中国自己过去的和现在的经历
或者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好的比较优势。比方说，我最近研究的一个问题
就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我发现1933
年~1934
年的民国政府中央农村经济实验室
收集了大量的农村家庭金融、民间借贷利率、借贷资金的来源等非常详细的数据资料，包括
22
个省、几千个家庭。比如说我发现每一个省的民间借贷利率分布，以及平均利率值差别
非常大，这当然反映了各个省当时金融发展程度的差别，那么那时的金融发展差别对于各个
省后来的经济增长、财富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到底有多大，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当时
各省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来解释未来几十年，或者不同时期经济增长的不同呢?这些都是非
常一般性的经济学问题，但是通过利用过去中国不同时期的数据，我们可以研究那些一般性
的经济学问题。由此得出的研究论文，不仅容易在世界一流学报上发表，而且也可以帮助我
们回答许多关于金融政策、经济发展的问题，真是一举两得。

简单说，我们在中国研究经济学的主要优势是利用中国的数据去研究一般性的经济学问题，
这样最容易出成果。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第15
节：生活经历与观点自述(8)

问：我想问陈教授，您觉得金融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能不能给我们这些学习经
济学的学生推荐几本您认为不错的经济学读物？

陈志武：金融学是20
世纪60
年代才开始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的，它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资本
市场，或者更一般的金融市场，在经济、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


当然只是关心与金融、证券有关的问题，关心的只是经济学的一部分问题，当然金融交易是
所有市场交易中最抽象、最依赖于法律的交易市场，所以它又具备与商品市场不一样的一些
问题，所以金融学跟一般的经济学领域在研究方法上相比也有其独特性，比如20
世纪七八
十年代的时候针对金融与证券市场的研究所用到的数学工具是经济学中最深、最广泛的，它
所推出的许多模型在经济学历史上是第一次被实务界、工业界所直接应用的，这是经济学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是数理计量研究方法上给经济学其他领域起到了非常
强的示范作用。

至于推荐图书，今天经济学及各种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教科书在某种意义上说很机械，工程的
味道太浓重。尤其像金融这个领域，如投资理论、公司财务这些学科跟我当时学的计算机工
程的内容和感觉越来越相似。尤其是我2001
年回国卷入不同问题的讨论后，我更是感觉到
我原来之所以放弃计算机工程这个专业，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工程的一个特点：输入和输出是
可以预测的，不用跟人和社会打交道。我没想到做了金融经济学这方面的研究之后又感觉像
是工程一样，而我的兴趣是想做关于人和社会的研究，因此我发现金融经济学跟我的兴趣又
有些差距了。因此从2001
年开始，我又开始回归更自然，更接近于社会的有关研究。

大家除了要看基本的经济学教科书，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这些正规的教材，我觉得还
应多看经济史方面的书。我觉得不管在美国还是在国内的大学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科系，都
对经济史这门学科重视不够。我自己也很遗憾在耶鲁的时候没做好这方面的训练和学习，因
为在耶鲁没有经济史和金融史的必修课，耶鲁直到现在都没有开金融史的课程。我现在最喜
欢的书是经济史和金融史方面的书。在英文书里，我推荐一本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任教的英国
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Ferguson
）出版的《帝国：英国世界秩序的兴衰及其对全球大国的教
训》
（
Empire：TheRiseandDemiseoftheBritishWorldOrderandtheLessonsforGlobalPower
）一书
，
它回顾整个英帝国的发展史，跟金融和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除了这本书，弗格森的其他几
本书
，
如《罗斯柴尔德家族
：
财富的先知》（TheHouseofRothschild ：
Money?sProphets1798~1848）、《摩根家族：美国一代银行王朝和现代金融业的崛起》
（TheHouseofMorgan：AnAmericanBankingDynastyandtheRiseofModernFinance），我都要向
大家推荐。另外还有一本书，是罗伯特?利特尔（RobertLittell
）写的《公司》（TheCompany）
，
主要讲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发展史。这些美国人和英国人写的书，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他们用
到大量数据和图表，经常读这样的书可以使我们在研究或者写作的时候养成用数据或者图表
说明问题的好习惯。举个例子，我昨天拿到一期国内的杂志，主要是讨论三农问题的，里面
有我的一篇文章。我发现，除了我的文章之外，其他人的文章都没有用到任何一个图表。这
么多人讨论中国农业问题，都是从一个概念跳到另一个概念，仅仅在概念之间兜圈子，却没
有人用数据去论证哪些概念或者问题是在事实面前站得住脚的，是对现实可行的。这让我觉
得非常遗憾，这么多人都在想着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但却没办法跳出这些仅仅局限于概念
的方法。因此我觉得大家多看经济史和金融史方面的书的同时，应该加入些计量和数量的方
法去研究，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这么说。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第16
节：一个学者的幸福与思考(1)

一个学者的幸福与思考

本篇来源：2006
年
8
月《新财富》，记者刘凌云、刘浪。


在与陈志武的交谈中，幸福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汇之一。谈及自己的工作，他说：“我太
喜欢做学问了。任何一天能够有一些新的认识，我都会觉得很幸福。”谈及年轻时的拮据，
他说：“那时多花一块钱所带来的幸福感，比今天我多花1000
元要高很多。”并由此引申到
发展金融业可以提升年轻人的幸福感这一层面。谈及经济学的研究，他说：“我们需要对一
些基本理念做全方位的梳理，消除过去很多误导性和破坏性的成见，并进行更合理的制度安
排，给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使老百姓过上更富有、幸福的生活。”仔细
想来，这些幸福其实环环相扣，因为，毕竟经济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正是增进人类的福祉。

茶陵：乡土环境里的自由成长

2006
年
6
月末的一天，陈志武带着夫人和两个女儿回到故乡——隶属湖南株洲的茶陵县。
正是连场暴雨之后，他们被堵在公路上，这使得他有机会重新打量路边的一个农场。高中时
代，他每个学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住在这里，“把山上原生的树砍掉，再种上果树。现在，
那些树都没有活下来，我们那么多的岁月就这么白白浪费掉了。
”

与个人历史的不期而遇，让对历史——“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的金融和经
济史”非常感兴趣的陈志武再一次体会到自己研究的意义之大：“了解过去是怎么一回事，为
什么证券业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为什么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和金融的发达程度不一样，甚至
于像今天或者是70
年以前，不同省份民间的借贷利率和金融交易的程度都差别这么大，这
些都是我想要弄清楚的。解释这些问题，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是怎么走过来
的。
”

1962
年出生的陈志武，对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怎么走过来的，有着切身的体会。在茶
陵，这个因神农氏“崩葬于茶乡之尾”而得名的湘赣边界小城，这位如今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
曾过着普通农家子弟的生活。“我家在农村，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每天下地劳动或是上山砍柴
，
一直到1979
年上大学。冬天要去二三十公里外的地方砍柴，然后背60
公斤左右的柴回家，
往往离家还有十几公里，肚子就很饿了。
”

早年的茶陵生活经验，后来不断出现在陈志武的研究中：谈自由市场的运作时，他会想起跟
父母到集市买东西的见闻；谈法治时，他举出自己小时候几乎没见到过警察的例子，说明交
通不便使过去的中国乡村与正式司法基本无缘；谈诚信与市场浑浊时，他指出，乡土中国的
商品市场多以村为单位，买卖双方信息基本对称，讲“诚信”才是理性的选择。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第17
节：一个学者的幸福与思考(2)

平民家庭的成长环境，也使他对“草根阶层”有着特别的关怀：“我
5
个兄弟，最大的哥哥长
我16
岁。我读高中时，有
3
个兄弟已经工作了，所以我就没有像他们那样，必须下地干活
来养活弟弟。读大学时，我一个月有
9
元左右的奖学金，兄弟还可以补助几元。
”

作为“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一代，陈志武的生活也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我1974
年上初中，
直到1978
年高中毕业，基本上没有怎么在教室里读过书，绝大多数时间要么是在山上，要
么是在农田里度过。”1978
年，首次参加高考的陈志武落榜了。父母没有给他任何压力，一
年复读之后，他考上中南矿冶学院（今中南大学前身），修读计算机专业。多年以后，他感
慨地说，如果父母按中国传统的方式管教自己，或许就不会有今天了。“我父母亲都是农民
，


没上过学，不能给我提供很多建议，差不多我所有的人生决定都是自己作的——从1979
年
到中南矿冶学院上大学、1983
年进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1986
年
1
月毕业后留在国防科
大做老师，到当时申请去美国读书。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后怕，因为当时甚至不知道一些基本
的信息，连报考耶鲁金融系时，都不太了解金融学科是干什么的。”从这个角度看，陈志武
觉得，今天农村和城市学生之间知识和经验的差距已经比1979
年时大得多了：“如果我晚十
几年出生的话，今天反而可能没有机会考进重点大学，没办法跟城市学生有一样的起点。
”

研究：从未改变的人生方向

1979
年，中国的计算机教育尚处于启蒙阶段。随机选读了这个新兴专业的陈志武，一直到
1983
年做毕业论文时才真正地碰了半年计算机。不过回想大学时代，他仍觉得颇有收获。
一方面，他掌握了数学的、工程的客观研究方法，这为他今天研究经济学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式教学的机械性、不注重应用，也让他体会颇深：“我大学一、二年级一直
在学微积分，但从没有搞清楚微分、积分有什么用。1986
年我到了耶鲁，学一门资产投资
组合的管理课程，在给债券做风险评估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一阶导数可以帮我们控制风险。
我突然之间头脑开窍了，这个微分、积分还有这么好的用处。所以这些年，在国内我一有机
会跟大学里的老师或者学生交流，总是谈这个感受，希望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另一方面，
他利用那
4
年把英语学得很好。“那时，有一个同学每天早上回家把当天的《中国日报》拿
到宿舍来，我们就轮着看。再就是听《美国之音》。我大学毕业时，读英文的文章就像看中
文一样了。
”

大学毕业后，多数同学分到了冶金系统的研究所或企业，陈志武则选择了继续读书。他说：
“做学问是我的最爱，我几乎从来没有真正想过，除了做学术研究以外，还会去做其他的职
业。”在国防科大，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如今在国内社科领域相当有影响的
崔之元。1987
年，他们就合作翻译了肯尼思?阿罗（KennethJ?Arrow
）的《社会选择与个人
价值》
（
SocialChoiceindividualValues
）。“崔之元是北京人，对社会科学非常热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