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淡出千亿万科 或成企业家“退休”样本

2010年年末，万科笼罩上“千亿”光环，同时年届60岁的万科董事长王石对外表示，“未来5年，我将逐渐淡出。”虽然他用的是“淡出”而非“退休”，但是明眼人似乎都明白这含蓄用词背后更深层的含义。

事实上，自2004年起，王石就已经开始用他不同的生活方式阐释着职业生涯的过渡。这个把世界七大洲主峰踩在脚下的人，这些年玩登山、做形象大使、客串主持人……企业家的角色在王石的身上其实已经 “淡化”了很多年。

王石透露说，明年1月份起，他将到哈佛做一年的访问学者，再到欧洲等地游学。

中原地产事业部营销总监杨光华说，“此时的王石，更有点孔子的味道，而不再是以前的冒险家、探险家、登山家。在国内的房地产公司里，或许只有王石能将公司交给他人打理而不犯愁。但从他的微博上，也许能感觉到他的孤独——时常找一个苹果手机自拍，或者是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对他来说，也许是因为再也没有更高的山可以攀登，只好改做学问。”

如果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按年龄长幼和成就早晚划分，到今天，大致上可以排出3个中国企业家的年龄方阵：50岁到65岁的第一代企业家，35岁到50岁的第二代企业家，以及20岁到35岁的第三代企业家。

在今天，或许第一代企业家中的大多数不是已经悄然隐退，便是走在准备隐退的路上。作为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王石似乎已经用他的方式展现了曾经只出现在国外企业家身上的从“财富自由”到追求“心灵自由”的超越。

企业家退下来以后做什么?王石的思路是：“他们要从如何赚钱转换到如何花钱，也就是如何把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用于社会价值的再创造，也就是企业公民意识的培养和企业公民实践，不仅是拿出钱来，而且更多要用自己的知名度、影响力，对社会健康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的经验。”他由此呼吁：“我们更应该积极扮演社会活动家的角色。”

不过，与此同时，还有一批与王石呈现着截然不同生存方式的企业家，他们并没有王石那么潇洒，转身就可以将一手打拼的事业交付于人。我们看到了66岁的IT界“教父”柳传志依然决定继续挑战 “苹果”;历经10年打拼且卖出了蒙牛股份的牛根生或许还有再一次的 “以退为进”……

诚然，或许没有多少人会否认王石有关社会企业家的观点，且大多数人都乐意看到这些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在退休后继续用他们的智慧和财富造福中国经济，但是，王石的“第二人生”是否可以代表绝大多数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现状?第一代企业家中的“第二生活”是否可以被更多的企业家效仿?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一长串更深邃的思考。

“退休”样本

退休搁浅重出江湖柳传志牛根生老骥伏枥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中，除了王石，其他企业家是如何对待退休这一问题的?以下两个“退休”样本将展现出企业家的另一种想法。

柳传志：双重身份的持续奔忙

作为中国IT界的标杆人物，柳传志在去年联想业绩下滑时，临危受命重新出山。今天，柳传志身上有两个头衔：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以第一个身份出席4月联想在北京召开的发布会时，柳传志在宣布其移动互联产业的新发展战略时所说的一席话令人动容。

“联想的董事会和管理层反复研究以后，下定决心要和iPhone背水一战。在产品技术上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努力和它保持同等水准或者是超过它。但是它的优势是在全方位的势能巨大，特别是在品牌上。”柳传志说。

“下定决心要和iPhone背水一战”，联想将会 “不顾一切地投入”……与雄心勃勃和激情盎然的词句一同映入人们眼帘的，还有柳传志一头花白的头发。

而柳传志的第二个身份，对于他来说，更是凝聚了大部分的精力——取得神州租车的控股权、投资180亿元打造煤化工基地，这一切都是为联想控股的上市作准备。

12月初，柳传志就对外表示，联想控股正在积极筹备上市，为此打算5年投资160亿元。看得出来，对于从前常常扬言自己最大愿望就是退休当个快乐老头的柳传志，其愿望暂时还不能实现。

“我真的不是工作狂。”柳传志半开玩笑地跟记者剖白，“回去就得把工作量减半。”

谈到退休后会如何安排，曾有人建议，鉴于柳传志对整个中国信息产业所做的贡献，从政或许可以是一条出路。

不过，柳传志对此却婉拒得很坦然：“我对做一个民营企业和做官员的不同在哪儿、有什么不同，可能还没有太深刻的了解，或者说没有将自己放在这个位置认真地考虑。但是，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是可以控制的，做官员是很难控制的。很难控制的事情就会导致有的事情你想做，但是其他方面的环境不合适。这种情况下很麻烦，很别扭，我做的只是希望尽量获得成功，而做官员的难度要比这个大多了。”

牛根生：退休搁浅 以退为进

曾经一度说要在50岁退休的牛根生，在逾期两年后，于今年6月又以蒙牛董事会主席和非执行董事的身份出席了蒙牛乳业的股东大会。

2008年，牛根生50岁。在大家纷纷猜测他是否履行退休诺言时，一场席卷全国乳业的“三聚氰胺事件”，让牛根生和他的蒙牛都不能幸免。

去年下半年开始，牛根生几近蛰伏，在媒体面前亮相的机会少之又少。可以想象，这是他和蒙牛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当他再度出现在公众面前，同样的西装革履却遮挡不住一抹憔悴颜色。

半年多后，牛根生在引入中粮过程中再次彰显了“牛氏”智慧：企业难关已过，背靠中粮大靠山。此前，蒙牛没有国资背景。而中粮入主，能带来政府支持，减少企业未来的风险系数。不过，经过10年打拼，卖出了蒙牛股份的牛根生会退出乳业吗?有一种说法是，他会再一次以退为进。

2007年底，老牛基金会投建老牛投资。这是一家主要投资农业领域的基金。该机构目前最大的一次投资是重组蒙牛现代牧业。在经历了行业事件后，一向锐气十足的牛根生与同业形成了新共识：“得奶源者得天下”，进军上游，投资经营现代牧场。据了解，蒙牛现代牧业公司去年9月完成增资2.5亿美元，由老牛基金和国际风险巨头KKR共同出资，并打算未来在美国或中国香港上市。有分析认为，牛根生也希望通过套现股权获取资金，发展上游奶源建设。只是不知道“老牛已老，尚能饭否”?

专家观点

三大因素左右“退”与“休”

“像王石这样有着丰富经验的企业家，如果不能在退休后担当一些社会责任，传播他的经验和想法就太可惜了。”盛大集团人力资源总裁张瑾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张瑾的言论道出了目前大多数人对于中国企业家的某种期望，我们对于这些企业家的赞扬，来自于他们给这个社会所带来的意义。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企业家对于经营企业有很多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懂得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解决问题，同时把有限的力量放在最有效的地方，所以由企业家来开展非营利的公益与慈善社会活动，天生具有优势。

那么，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有哪些因素制约着企业领袖的“退”与“休”呢?《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三大因素——企业家的自身状态、企业运营状况，以及隐退的方式——左右着企业领袖做出何种选择。

今年初，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就曾公开谈及退休话题。马云说：“我想过退休后的生活，无非就是3件事：教书，做环保，练太极拳。”马云说，“我以前就是教书的，退休后属于重操旧业。”　　万科董事长王石选择的“第二人生”，也是因为他自身的爱好。

对于企业家而言，年龄决定他们是否要退休，而爱好与需求则决定他们在退休后如何生活。

河北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王春和与杨在军两位教授曾做过相关研究。“一般而言，企业精神领袖应该在企业发展平稳时退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平稳过渡;而一些在企业经营动荡期精神领袖才退隐的企业则陷入了危机。”两位学者指出。

他们认为，如果企业领袖意外退出，往往会使企业陷入被动，“因此，企业利益相关者应该注意建立企业精神领袖退隐预防机制。”

对此，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也曾做过总结：创始人退出无非两种方式，一种是自然退出;另一种是在位时就做好了退出的计划，把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固化下来。

“虽然路途漫长且充满波折，但当中国企业家们重新拾起传统商业伦理，并且从商业的角度长期关注社会问题之后，他们可能会寻找到一条新的关于‘社会企业家’的成长之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刘向荣教授对记者表示。

东西差异

东西方企业家的“后CEO生活”

“我退休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头发掉光了，而是为了给GE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思想。我是拥有智慧的，但我拥有的是昨天的智慧。如果呆在这个职位上，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血液出现，对于一个CEO或者一个创始人是最糟糕的情况——该结束的时候就结束。”原通用电气(GE)董事长兼CEO，被誉为“美国当代最成功最伟大的企业家”的杰克·韦尔奇在他2001年9月退休的时候，这么表述自己的感慨。

如果西方的生活方式多少与国内还有些差距，那么现在我们把东西方的“后CEO生活”放在一起，看看能够从中发现些什么。

西方：演讲、出书、做慈善

西方企业家退休后会做什么?或许大多数人已经注意到：他们会担任行业内部分企业的顾问，会去各大商学院演讲，或将管理企业圣经编撰成册，或像比尔·盖茨从首富到“首善”的转型，将自己毕生所获财富拿出来与社会共享……是的，一位位概念上的“社会企业家”形象已经跃然纸上。

就拿韦尔奇的退休生活为例。如果没有离婚官司，或许就可以用“完美”来加以概括。

2001年，韦尔奇就推出了他的第一本书——《杰克·韦尔奇自传》。凭借韦尔奇在商路上的辉煌业绩和人们对“20世纪最伟大CEO”的好奇与尊敬，这本自传的销量超过了270万册。韦尔奇在这本书中主要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及成功经验，270万册的销量带来了高达710万美元的收入——据说韦尔奇把这项收入捐给了慈善机构。

与此同时，韦尔奇还非常乐于为各界商业精英们出谋划策，担任顾问，而且，他还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做着“巡回”讲演。

像杰克·韦尔奇一样，在该退休的时候勇敢退休的企业家还有很多，比如英特尔董事会主席、前CEO克瑞格·贝瑞特。去阿根廷、蒙古钓稀奇古怪的鱼，在自家的农场照看大片的森林，在全球穿梭，推广东家英特尔的公益教育事业，这些内容充实了贝瑞特的退休生活。

今年6月贝瑞特还来到中国。戴着红领巾的他，前往离成都两个小时车程的地震重灾区看望一所小学的孩子们。红光满面的贝瑞特脸上，找不到退休企业家们常有的落寞神情。

东方：学术与人生哲学

如果西方的生活方式多少与国内还有些差距，那么我们把目光拉近，看看东方企业家们的“后CEO生活”。

1997年，一手把企业送入世界500强的日本京瓷公司创办人稻盛和夫突然宣布了一个令外界震惊的消息：退出，出家，修佛。

在稻盛和夫后来的一次专访中，记者问他作为一个富有的僧人四处化缘有什么感想时，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到外面去化缘，走了一整天，身上背着化缘来的日用品杂物，穿着草鞋的脚已经被磨破了。正在他筋疲力尽的时候，一位清洁工大妈走过来，递给他100日元的硬币。“师傅，这是给你的，你累了一天了，回庙的路上买个面包吃吧!”这位大妈说。

日本的寺庙伙食非常清苦，一天只吃两顿钣，每人只有两三根咸菜。虽然稻盛和夫拥有金钱无数，但当他双手捧着这小小的硬币时，依旧热泪纵横。稻盛和夫说，他一生都没有体会过这样一种幸福。

或许不像稻盛和夫毅然离开的果敢，日本着名跨国公司“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晚年选择的，是做一个“为日本和全人类和平和幸福而尽心尽力”的“哲学家”。

松下幸之助56岁时，他创立了PHP(PeaceandHappinessthroughProsperity)研究所，期望透过繁荣来追求和平与幸福;而当68岁正式辞去松下社长一职后，松下幸之助便专心投入了PHP的工作，并于83岁时写出了《我的梦、日本的梦、二十一世纪的日本》一书——不同于他在企业管理上的成就，这本书在今天，甚至被认为是松下一生的最高成就。

或许，无论是比尔·盖茨、巴菲特，还是稻盛和夫，又或者中国的王石……在离开企业管理之后，除了享受世外桃源的逍遥，一定多少会有恍然若失的落寞，也有为追求新生活而付出的代价——但是，无论如何，正像韦尔奇自己说的那样：退休生活幸福与快乐的支点在于相信人生的舞台永不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