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中国著名商人的财富传奇

范蠡：富可敌国的商圣
1 范蠡的传奇一生
2 鸟尽弓藏，功成身退
3 经商治产，获利千万
4 谢还相印，充官散财
5 知地聚胜，择地生财
6 天地圆道，万物反复
7 协商竞争，合作双赢
8 范蠡救子，商智尽显
9 富甲天下，好行其德
10 陶朱公商训十二则
子贡：儒商鼻祖
1 端木子贡家世
2 尊师重教，儒商楷模
3 内儒外商，文行忠信
4 诚信为本，一诺千金
5 以和为贵，以仁为本
6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7 研究规律，把握商机
8 仗义疏财，回报社会
9 儒商的精髓
白圭：人弃我取的商祖
1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2 乐观时变，果断出击
3 薄利多销，积累长远
4 智能仁强，诚信为本
5 关心下属，重视团队
吕不韦：志在谋国的风险投资家
1 商业奇才吕不韦
2 奇货可居，志在谋国
3 助人成功，已也获利
4 不拘一格，求贤若渴
5 一字千金，志在留名
6 后宫淫乱，东窗事发
沈万三：周庄巨富，江南财神
1 沈万三其人
2 苦心经营，生财有道
3 富可敌国，纵情声色
4 资助起义，埋下祸根
5 露富烧身，祸及后辈
6 财神兴衰，可叹可鉴
伍秉鉴：天下第一大富翁
1 世界首富伍秉鉴
2 跨国财团，出自广州
3 横空出世，总商之魁
4 慷慨富有，享誉海外
5 多方资助，恩威并用
6 接触鸦片，走向没落
胡雪岩：红顶商人，徽商代表
1 借势成事的“红顶商人”
2 助人成功，己也收获
3 圆通有术，左右逢源
4 仁义并举，化敌为友
5 质量是金，服务是银
6 以欲从人，善待下属
7 因人致用，长辈胸怀
8 把握机遇，乘势而动
9 多元经营，走规模路
雷履泰：山西票号的创始人
1 “金融泰斗”雷履泰
2 山西票号，一枝独秀
3 管理严谨，制度严明
4 规范管理，到位服务
5 严格号规，精选培训
6 兵法商法，不厌其诈
7 以稳求信，拔乎其萃
乔致庸：“在中堂”的奠基人
1 乔家大院的“亮财主”
2 富有远见，勇敢转型
3 历尽艰险，矢志不渝
4 尊重对手，以义制利
5 审时度势，精明投资
6 不拘一格，大胆用人
7 心系天下，重在培育
8 儒雅仁厚，一身正气
孟洛川：一身正气的东方商人
1 东方第一商人
2 德是根本，财是末端
3 若安天下，先正其身
4 童叟无欺，货真价实
5 服务周到，品种齐全
6 面对困难，勇者必胜
7 与人分利，予己得益
王炽：算道德账的“钱王”
1 一品商人王炽
2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3 眼光独到，既准又远
4 敢于冒险，胆略非凡
5 以诚为本，以信待人
6 以德治商，以质兴商
7 富而不吝，慷慨好义
8 以财聚才，以才取财
9 经商有道，御财有术
叶澄衷：沪上名商，业界翘楚```
1 “五金大王”叶澄衷
2 拾金不昧，白手起家
3 敏睿从商，以智取胜
4 开拓进取，不断创新
5 审时度势，富于机变
6 慎于识拔，知人善任
7 热心办学，关心公益

相传，在殷商的先祖之中，有一个人名叫王亥。他驯服了牛，发明了牛车，使畜牧和运输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他带领着其部落的人远足，与其他部落以物易物，使大家都感到非常便利。在当时，他的部落被称之为“商”，并且很快便富裕了起来，到王亥的七世子孙成汤宣威中国的时候，便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王朝——商。后来，由于从事以物易物的人大多是商朝人，其他地方的人便都称呼他们为“商人”，久而久之，“商人”一词也便成了经商之人的专用名词，并且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1.范蠡的传奇一生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薄利多销，无敢居贵。务完物，无息币，财币欲具行如流水。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时势必有盛衰，顺其自然，待机而动。农商兼顾，去末取实，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善治生者，择人而任时。乐善好施，好行其德。
　　范蠡的经营理念
　　在历史上，范蠡不仅是春秋末期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还是创造了无数财富且富可敌国的古代商人，他被历代经商者顶礼膜拜，是人们所公认的“商圣”。
　　1.范蠡的传奇一生
　　范蠡（约公元前518年～前445年），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邑（今河南南阳）人，生于宛郡的内乡县，出身贫苦，但素有大志，见识高卓。范蠡在青年时就已经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而且聪敏睿智、胸藏韬略，颇有圣人之资，再加上他精通剑法，可以说是文武双全。然而，他却怀才不遇，只好每日修身养性，过着“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隐居生活。终于有一天，楚国宛令文种到各地访求名士，才发现范蠡这匹“千里马”。据《史记》记载：“文种为宛令，闻其贤，得蠡而悦。”两人一见如故，纵论天下大事，高谈富国强兵之道，十分投机。于是，文种把他推荐给楚王，范蠡从此开始步入仕途。但是后来，楚国忠臣伍奢被楚王杀害的事件给范蠡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认识到了楚国的衰落和政治的黑暗。最后，他找到文种，说出自己心中的感受，两人一同弃楚国而去，投奔了越国。在当时，南方的吴、越两国同时崛起，常年战事不断，越王允常正求贤若渴。范蠡和文种的到来，使越王甚为高兴，与两人纵论天下大事，深契于心，随后越王便封范蠡和文种为大夫，成为越国的重要谋士。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驾崩，其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听说了允常的死讯之后，便趁越国人心不稳之际兴师伐越，交战于樵李（今浙江嘉兴）。两军对阵，勾践用死囚做死士，在吴军面前叫阵，然后这些人就在吴军阵前自杀。吴国军士见状，大惊失色，人心浮动。勾践率领越军趁机发起攻击，原本强大的吴军瞬间溃散，一败涂地。吴王阖闾在混战中也身负重伤，只好退兵，返回姑苏城内。没过多少时日，吴王阖闾的伤病恶化，生命岌岌可危。临终前，吴王阖闾把其子夫差叫到床前，叮嘱他一定不要忘记与越国的仇恨。夫差即位后，日夜操练军队，秣马厉兵，准备消灭越国。勾践见状，决定先发制人。范蠡和文种认为时机不利于越国，极力劝阻，但勾践求胜心切，根本听不进任何不利之言，于公元前494年率兵进攻吴军守地——夫椒（今浙江绍兴），吴越大战就这样开始了。夫椒一战，越军大败，勾践的军队只剩下了残兵败将五千余人，无奈之下，只好退守会稽山。会稽山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夫差率军只围不攻，不久，缺水少粮的越军支持不住了，伤残兵士的哀号遍布山野。见此情形，勾践欲拔剑自刎，吴王阖闾再次竭力劝阻，并设法用重金贿赂了吴王夫差身边的宠臣，才得以保全勾践的性命。从此，文种回国主持政事，范蠡则随勾践及妻室来到吴国，住进石屋，开始了忍辱负重的人质生涯。勾践在吴国寄人篱下，受尽了吴王夫差的嘲讽和欺凌。但范蠡足智多谋，终于使勾践取得了吴王夫差对他的信任。范蠡对夫差说，当初勾践只是心浮气盛，所以才胆敢进攻夫椒，但如今他对吴王的谋略心服口服，愿意回国对吴王每年纳贡称臣。现在越国无人治理，一片混乱，连年饥荒，倒不如放勾践回国，每年可以进贡更多的财物。在范蠡的努力之下，勾践在作了3年人质后返回越国。归国后，范蠡向勾践提出了一整套休养生息的政治主张，他说：“广天下，尊万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惟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这一主张得到了勾践的赞同。在范蠡与文种的鼎力辅佐下，勾践大赦天下，减收税赋，使人民得以还田勤耕，充实了国库和粮仓。随着生活的日益殷实，越国人丁日趋兴旺，皆具“带甲之勇”，国力迅速恢复和发展，一跃成为东方强国。在公元前473年，勾践终于灭掉了宿敌吴国，报了会稽之耻。接着，范蠡又协同勾践北渡淮河，在徐州大会齐、晋等诸文种侯，使周元王不得不封勾践为伯，号令中原，被诸侯称为“霸王”。在范蠡的辅佐下，勾践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位霸主。此时，勾践欲封范蠡为上将军，把越国分一部分给他作为酬谢，但范蠡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没有接受越王的封赏，并执意弃官从商。据说，范蠡从商之后，曾经更换过三个地方，但是他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是天下名流，名垂后世。特别是在陶邑（今山东定陶）的时候，其资产由“十万”到“千金”，再至“巨万”，成为当时排名第一的富贾。由于当时范蠡自称为“朱公”，因此在民间也就有了“陶朱公”之称。
　2.鸟尽弓藏，功成身退


　　提起范蠡弃官从商，可谓是大勇大智，堪称明智之举。文种和范蠡虽然都是足智多谋之人，但是两人的个性却截然不同。范蠡认为，勾践刚愎自用，野心巨大，是一个只可同患难而不能共富贵的君王。自从勾践灭吴称霸之后，他的野心开始急剧地膨胀。在置酒大宴群臣、军民欢庆之时，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看出了勾践贪婪的性格，即使霸业已成也永无满足之日。如今国富兵强，自己也该功成身退了，否则就会有性命之忧。于是，他便去找文种相商，想告诉他“兔死狗烹，敌国灭、谋臣亡，功高震主”的道理，劝说文种和自己一同隐退。当范蠡来到文种府上，将这一切向文种阐明时，文种却不以为然，对他的话半信半疑。文种从一个小县令到复国的重臣，名利之心很重。他认为，他们既然替越王收复了失地，理应享受荣华富贵。因此，他眷恋着高官厚禄不肯离去。范蠡见他如此，只好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离开了文种的府邸。道不同，不相为谋。范蠡回府后两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决定向越王辞行。他上书给勾践：“吾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是年大王受辱于会稽，吾之未死，只图今日。如今应为吾为会稽之辱死时。”勾践看出范蠡欲离他而去之意，恳切地对范蠡说：“吾臣是年辅佐王于吴国，卧薪尝胆，如今国兴人旺，实为功臣，可免其死。”但范蠡去意已决，他说自己从师计然，从他那里学到了治国之计七策，只用了五策就使越国富强了。如今功成名就，国富民旺，他想把计然之策用在自己的家业上，为子孙积下一份产业。勾践闻言，再三挽留道：“汝若留下，吾将分一半国土予汝作为酬谢，另将会稽山赏赐予汝作为奉邑。若不留，吾将杀掉汝妻及家人。”范蠡依然坚定不移地说：“吾闻君子以适势，有计不急于成功，死后不被人猜疑，内心也不自欺。今吾执意离越出走，吾妻何罪之有？”勾践含泪说：“若汝离去，以后吾靠谁治国？”范蠡知道此时不走就会错失良机，所以越王勾践的这些威胁和装可怜并没有使他改变想法。但是，勾践以范蠡全家人的位中国著名商人的财富传奇12性命相逼，范蠡也只好唯诺着答应下来，赶忙离开了越王的宫殿。从宫中出来，范蠡的心情特别沉重：前车之鉴，不可不看；警钟鸣响，不可不听。想想吴国的伍子胥和一代大将军孙武功成名就后的悲剧下场。伍子胥、孙武这两个人，都是为吴国开创霸业的功臣，但夫差却容不得他们，伍子胥落了个赐剑自刎，而孙武也只好选择弃官隐居。这些活生生的血的教训，使他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当初，勾践在“卧薪尝胆”的逆境中，自然需要有人辅佐，如今登上霸主之位，他必定会千方百计地防范这些功高盖主的臣子。范蠡清楚勾践和夫差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君臣只可同患难，不可能共富贵。于是，他下定决心效仿一代名将孙武，选择弃官隐退。但是，天下之大，他又能上哪里去呢？再回到楚国，楚王肯定不会放过他。考虑再三之后，范蠡决定去齐国。齐国在北方，隐居生活相对比较安定，而且齐国的政治、经济也比楚国优越。再者，去齐国所经过的路线是当时吴越贸易的海上通道，比较安全；而去楚国则要走陆路，勾践为了拦截自己，肯定会设下伏兵。因此，相比之下，由越奔齐选择海道应该是最安全的。当晚夜深人静之时，范蠡带着爱妻西施及家人、奴仆等，携带了一些金银细软，乘着浓重的夜色，驾一叶早已准备好的伍子胥扁舟，由海路直奔齐国。范蠡是一个重感情的仁义之人，在临行之际，心中仍然惦念着曾经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恩师兼义友文种，他真希望文种能看透这一切人间世事。于是，在离开的前一刻，范蠡又一次派人给文种送去了一封加急信函。文种接到书信后，大惊失色。只见信中写道：“良友文种，见函如斯，此时吾已踏上离越之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享乐，子待何不去？汝若执迷不悟，不早做准备，蒙害之日将不远矣。”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想一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代的帝王，无不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利益成了他们唯一的追求。过河拆桥，饮水塞井，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遇到灾难时，他们可以与臣子患难与共，但有朝一日夺得了江山，却又处处加以防范，甚至残害，根本没有真情，更谈不上知恩报德的“良心”。范蠡真可谓一代智者，他洞察风雨春秋，清醒地意识到功高震主是十分危险的，以过人的胆识超越了功名，在朝野上下的一片赞扬声中，终于跳出了君臣间残酷无情的权力之争。驾舟东去。后来，被范蠡不幸言中，一直对高官厚禄执迷不悟的文种遭到了他人的诬告，说文种权高势强有谋逆之心。勾践闻听，甚为恼怒，于是便赐给文种一把剑，令其引颈自杀。在越王的逼迫下，文种只好举剑自刎。后人对范蠡和文种曾有这样的评价：“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文种最终成为帝王专制的牺牲品、殉葬品，而范蠡则能适时掌握进退之法，显示出其超乎常人的智慧之光。自然界无比复杂，人类情感的变化也是奥妙无穷。今天认为是美的东西，明天就有可能认为是丑恶的；今天认为是可爱的东西，明天就有可能认为是可恨的。所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也就是“人情反复，世路崎岖”的道理，就像转动不休的陀螺一样来回轮回。所以，所有高明的赌徒都懂得在适当的时候离开赌桌，一旦获得足够的成功——即使没有更多的成功，他们也会见好就收，因为他们知道接踵而来的好运永远都会伴随着更大的危险。当你还在那份幸运中悠然自得时，你很可能会摔倒并把所有的东西撞得七零八落。最高明的归宿，就是光明正大地适时收手。因此，知退也是一种成熟，一种眼光，一种睿智。
3.经商治产，获利千万


　　范蠡离开越国后，凭借着一叶扁舟，出三江，逐五湖，历经了无数的艰难和险阻。终于，他从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北上，来到了一片有河、有海、有山林、有草甸的齐国海畔。在这里，范蠡怕自己的名气太大惹上麻烦，于是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鸱夷”的意思是“用生牛皮制成的袋子”，从字面上理解是说自己像牛皮袋子一样，能容纳世间一切。这个名字很不起眼，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相对比较安全。另外，范蠡给自己起这样一个名字还另有原因。他在吴国辅佐越王勾践时，曾经多次用计离间伍子胥和吴王的关系，吴王在杀死忠臣伍子胥之后曾将尸体装入“鸱夷”之中。因此，范蠡自觉对不起这个楚国的同乡伍子胥，自称“鸱夷子皮”也有“带罪流放”的意思，是说他的命运其实和伍子胥一样，是对伍子胥的一种敬重和纪念。在这里，海盐成为范蠡最大宗的商品之一。大海无垠，晒盐、煮盐的海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拥有鱼盐之利”是这片土地最出色的地方。在神州华夏，诸侯各国之间，范蠡的盐业市场很快就打开了。一天下来，在一家人收拾完盐场后，范蠡擦了一把汗，看着晒成的盐堆成了一大堆，亮晶晶光闪闪的，他舒展开了面容，捋着胡子，笑了。古语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大海，给了人类无数的恩泽，海中有鱼虾、海带，能让人食用养生；无边无际的海水可以煮盐，内地食用的盐无不出自海畔。而且，大海能行船，交通便利，与各国间的交易自不成问题。常言道：天能生物，地能载物，人乃万物之灵。凡能成就事业者，非得天时、地利、人和不可，而范蠡在齐国占尽了所有各项。提起范蠡从商，就不得不重新提起一个人物——计然，我们知道，范蠡理政是受其师计然影响，其实范蠡经商也是。计然是道家先祖老子的弟子，他博学多才，无所不通，尤长计算。早年曾为勾践出谋划策，是越国有名的战略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主要管理越国的生产与经济。但计然并不是他的真名实姓，而是善于计算运筹的意思。对于理政和经商来说，虽然从表面来看是两回事，但其中的道理却大有相通之处。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计然曾教给范蠡《贵流通》、《尚平均》、《戒滞停》等七策，这些大约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商业理论。范蠡学习完计然七策之后，只用了其中的五策，便使越国变得强盛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精明的范蠡把握住了其中的精髓所在，使其同归于一，从而能够左右逢源，经商理论深刻于心。除了受计然的指点，范蠡还善于思考，总结出很多经商之道。他的一个重要的经商思想就是“农末兼营”。除了贩卖鱼盐之外，范蠡还聘请了木工、丝工以及一些各具专长的男女奴仆，并把他们分成多个不同工种的小组。女仆主要负责桑麻纺织，由西施监管，男仆则负责耕种、渔猎等，由他自己和儿子统帅。他们先后建造了房舍、粮仓，开垦了农田，并在山坡上种植了桑树，开辟出了一大片桑园。就这样，他们在这个穷困的海滨之地，很快就建立起了一个集农、工、渔、商为一体的海滨大家园。自从家园建好之后，范蠡便带领家人及奴仆到附近的蓬莱及齐鲁以东各地考察年景和商业贸易情况。每到一处，他都要了解那里的社会现状、历史、地理、风俗、人情、物产、物价、商品产地及供需量。回到海滨后，他根据在各地掌握的市场信息，把自家生产的各种皮货、绢、纱、绸、缎、食盐等，用车运往各地销售。说起做蚕丝生意，其实范蠡很早就有这个念头。因为生在楚国，他自然不会不知道浙水生丝的好处，也不会不知道生丝生意有钱好赚的道理，只是此前他没有资本和条件来涉足这一行。在一次浙水旅行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做蚕丝生意的决心。旅途中，朋友与他在船上的一夕交谈，使他大开眼界，他细致地了解到了一些有关养蚕缫丝的常识，比如土法缀丝是怎么回事、丝分三种等。并且他也知道了专做生丝生意的茧行、丝行的一些门道，比如带了现金到产地去买丝的人叫“丝客人”，在产地开丝行收购新丝从中取利的人叫“丝主人”，在当地买当地用的小户叫“用户”，专做中间转手批发生意的叫“划庄”等。除此之外，他还知道了做丝生意其实也没什么深奥的诀窍，归根到底就是一要懂得丝的好坏；二要懂得掌控蚕丝市场的行情。虽然丝价每年有起有落，但最有赚头的就是收购当年的新丝。在当时，丝价的行情多半都是人为制定出来的，价格的起落往往掌握在几个大户手里。比如主要做蚕茧生意的茧行，同行有“茧业公所”，新茧上市，哪一天开秤收茧，哪一天封秤停收，甚至蚕茧价格，都是同行公议，不得私自变更，蚕农出卖蚕茧，无论在哪里都是一个价格。对于这些，范蠡相信自己无疑已成了一个行家。了解这些情况之后，范蠡马上在浙水一带开了一家丝行，自己做起了“丝客人”。另外，范蠡还大量经营人们生活生产所必需的铁器、木器、陶器、粮食等。当遇到农业丰收之年，粮价跌落时就大量地收购储存粮食。等到农业受灾之年，再把储存的粮食，以平价出售给周边的国家或平民。这样一来，在经商赢利之余，还平抑了物价、打击了奸商、解了国家的燃眉之急，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誉。在这里，范蠡一家一天到晚地劳作忙碌，一分汗水、一分收获，经过无数个风雨黎明、无数个沙舞黄昏和不眠之夜的苦心经营，几年的时间，范蠡就在这茫茫无边的浩瀚大海之畔，积资达数十万，成为当地的巨富。再加上范蠡向来怜贫恤苦，仗义疏财，所以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置业奇才鸱夷子皮”的美名就这样传遍了齐国大地，他的事迹还被一些艺人编成了《鸱夷》十篇来歌颂。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齐国王庭，齐王十分震惊，于是决定立即派人亲授相印，要拜鸱夷子皮为相。


4.谢还相印，弃官散财


　　人才在任何时代都会受到重视，吸引着知人善用、唯才是举的开明人士。此时，财富不仅给范蠡带来巨大的声望，同时他的贤明也商圣范蠡引起了齐王的注意。齐王看到范蠡从贫到富甚至有超过齐国财富的势头，便产生将他推举为相的念头。齐王喟叹道：“吾以国家之财力，施仁德于百姓，止于临淄。而鸱夷子皮，以一家之财力，施仁德于百姓，且大于齐国，足见其贤能。”于是，齐王经过再三思索，决定委派最宠信的三公子子玉，带上他为范蠡准备的相印，前去请范蠡出任相国。这一日，子玉的车队经过数日奔波，来到了海畔。他看到这里繁荣富裕，百姓安居乐业，从心里对范蠡叹服不已，遂决定次日去府上亲见范蠡。第二天清早，子玉沐浴更衣，整理好冠带，便带家仆马良等人前往范蠡的庄园。子玉拜过范蠡之后，对范蠡说道：“齐王治国已有十余年，但齐国国力并不见增强，反而有逐渐衰落之势。因而，邻邦常常以武力相胁，使齐国只能居于他国之下，齐王也因此惶惶终日，不得安宁。今闻先生贤能，齐王特此招贤，愿鸱夷先生就任相国一职。”范蠡逃离越国为的就是不居于高位，如今到了齐国，齐王却又一心招纳为相，他心中自然不愿担此责任。于是，范蠡回禀子玉说：“鄙人鸱夷子皮，乃是一介草夫，实无举国为相之材。齐王招贤纳士，应前往大学府寻求高人为是。”子玉是一个有学识的人，看出范蠡诚心不愿位居高官，也只好就此作罢，带领着家人和手下离开了范蠡的庄园。可是，没过几日，范蠡在家中听到外面鼓号齐鸣，而且还有开道的大锣声。范蠡从院中翘首向外望去，只见离他家不远的大道上来了一队官兵模样的人马，正向他家的方向开赴而来。原来，在子玉离开范蠡的海滩盐场之后，齐王得知子玉在这里所见的一切，范蠡并非如自己想象的是一个喜好求官发财拜谢相印的人，而是贤明达理、富余知足的居士。因而，齐王决定择日亲自拜访。此时，齐王已经来到了范蠡的庄园之外，正带领着家人忙碌的范蠡，知道已经无法躲藏，只好出门前去迎驾齐王。齐王从马车上下来，面容和蔼地走到范蠡面前，施以一礼。范蠡见状，忙以礼相迎，把齐王请入家中。齐王此次来拜访范蠡，主要目的就是劝服范蠡出任齐相，自然范蠡也不好再次推脱，只好答应齐王以三年为期，帮助齐王出谋划策，使齐国国富民兴，重振雄风，以使齐王建下千秋功业，树万年丰碑。就这样，旷世奇才范蠡，又一次被历史的潮流推上了政治舞台。日月荏苒，转瞬间，范蠡出任相国已有三年，如今的齐国上下已经是一片兴隆，国富民旺。而此时，范蠡向齐王许诺的任相期限也日趋逼近，因而范蠡也开始着手准备辞官还乡，重归往日经商治家的生活。可是，当他拜见齐王，并向齐王告知自己准备辞官回乡时，齐王却出尔反尔不让他离去。范蠡感叹地说：“居家则拥有千金之产，居官则达到卿相之位，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老百姓来说，这已经是到了极点了。如果一个人长久地处于尊贵的位置上，只怕不是吉祥的征兆啊。”于是，范蠡执意将相印归还给齐王。为避免齐王再次找上门来，范蠡回家之后便把钱财分给了至交好友以及在海边垦荒时的那些老乡们，自己则带着妻儿、奴仆，悄悄地从小道离开了海畔，向西而去了。从此，“鸱夷子皮”便在齐国这片土地上销声匿迹了。
　5.知地取胜，择地生财


　　离开海滨之后，范蠡一行人向西而行，来到了一个叫做陶邑（今山东定陶）的地方。范蠡之所以来到陶邑，自有他的一番道理。首先，范蠡认为，选择一个对做买卖非常有利的地点，如交通便利之处、居民集中之点、物产丰盈之地，都可使经营业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在范蠡眼中，陶邑就是这三点的汇合之处，因为在当时陶邑东北是商业发达的卫国，正东是齐国和鲁国，向西则是魏国和韩国。所以，陶邑是各国人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商品交易频繁，能够轻易获得有利的信息，从而能自如地掌控商品转运买卖的时机，在这里经商必能财源茂盛。其次，陶邑正东的齐国多产布帛和鱼盐等，而北面的赵国则盛产鱼、盐、枣、栗，而南面的邹国和鲁国，是桑麻产业发达的国家。因此，这些在当时比较富强的国家，所生产的丰富多样的商品便为范蠡经商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再加上，陶邑的道路四通八达，与各国经商以及往来联系都非常方便。他利用南北各地之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差异，待时而动，转运，将南方商品卖到北方，将北方产品倒运南方，只要从中赢利十分之一，便可成为积资巨万的大富翁。最后，陶邑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适宜，既为经商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又可为商人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经过一番观察和思考之后，范蠡便在陶邑居住了下来，与家人开始由耕畜起家，继而再积聚货物，据时而买或卖，从商品交易中获取丰厚利润。经过短短几年的打拼，范蠡终于又一次“致货累至巨万”，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大富翁，人称“陶朱公”。聪明的商人总能将他们的智慧与外界优势充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这也是他们总能够立足于商战制高点的关键所在。因为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及各种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因素对于各种经营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对于企业经营来说，非常有必要加强地理优势的观念。在可能的条件下，经营要尽量运用地利，不管是建设工厂，还是开办商店，首先就是选择理想的位置。对于地利的考察和鉴别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捧着金碗讨饭，住在宝地喊穷”就是不识地利的表现。所以，在选择地利优势时要从大处远处着眼，看是否有利于商品的流通，是否有利于商品信息的获得。但是，对于大部分商人来说，地理条件常常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一个企业不可能经常迁来迁去，四处游荡，而且一个商家每一次迁址往往会损失大量的原有客户，即使到了一个有利的地方也没有多大的成效。所以，这时就要学会发挥当地优势。比如，当时居住在猗氏城南王寮村的盐商猗顿，因为大雨连绵，盐池中盐花不生，贩盐业陷入窘境。于是，他上门请教陶朱公，寻求新的致富途径。陶朱公看到涑水河两岸沃野无际，草盛水聚，就劝猗顿发展畜牧业，农、牧、商结合起来发展。后来，猗顿也成了当时的巨富。因此，立足当地，善于发现优势，正确运用地理条件，才能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陶邑，范蠡利用当地信息和交通的便利，大力发展商业，不断地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以至于积聚了巨资家产。后来，范蠡年老力衰，其子孙便继承了他的事业和经商经验。陶朱公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将他居住的村庄命名为陶村，并为他修建了墓地，盖起了碑楼。另外，在猗顿的故里王寮村，人们也修建了庙宇，庙内供奉的陶朱公和猗顿两位富商的塑像，至今仍然保存完好。从此之后，世上便有了“富比陶朱”的说法，“陶朱公”已经成为财富和富有的代名词，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财神”。

　6.天地圆道，万物反复
范蠡的经营理念，植根于中国古代道家思想和《周易》的圆道思想，主要经营思想之一就是“极而复反”的规律。范蠡认为：天、地、人三者之间是不断变化的。万物生于土地，大地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它总摄万物，是一个整体。禽兽、庄稼等始终不能离开大地，而万物不论美恶，大地都一视同仁，使之生长，同样人类也依赖大地得以养生。但是，万物生长又各有定时，不到一定的时机，就不可能勉强生长，而人的变化也一样，不到最后的转折点，也是不可能勉强成功的。因此，应该顺乎自然以处当世，等到机会到来的时候，就可以把不利于自己的局面扭转过来。范蠡善观大局，他把自己的“积贮之理”放在自然环境、社会，乃至整个经济系统的圆道循环中来看待。这样，通过研究事物内部的循环运动与外部自然环境中各要素的相互影响，就能有效地预见和利用事物发展的规律。范蠡深知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他认为每年的气候不同，产量也就不同，从而对市场价格的涨落也会有很大影响。所以，遇到丰年，范蠡就大胆收进农产品，而遇到歉收的年景，收进的货物就不发愁没有机会卖出去了。同样，在这种歉收的灾年里，物价会大幅上涨，也不必担心没有进货的机会而吝惜货物，所以尽可能地抛售出去。就这样，他在致富的同时，也为平抑物价、调节商品流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事物的发展并不总是简单的由小到大、再到消失的抛物线，而是一个复杂甚至曲折的过程。所以，仅仅意识到以积蓄储备来应对客观规律带来的影响是不够的。在深入了解了事物的发展规律以后，还要利用这种规律进行反向投资。也就是说，当大多数人不想投资的时候，你去投资；而大多数人都急于投资时，你则卖出。因为市场上的某种货物价格上涨，就会刺激人们生产出更多的这种货物，生产这种货物过多，供过于求，价格就会跌落下来。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供不应求，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此时，就要利用“有余”和“不足”与价格的高低之间的关系，决定卖出买进。但要实践反向策略，其困难度远比“随时买”要大。反向策略一般认为，当大众对未来的看法趋于一致时，大部分的时候是错的，同时反转的力量也会很大。比如，干旱的年景众人一窝蜂投资造车时，使用反向策略就应该一反众人的投资方向去制造舟船。因为干旱时节众人造车，车的供给量大增，必然造成价格下跌，造车的利润有限。而水灾的年景来临时，船的需求量大增，众人来不及造舟，船的价格势必高涨，利润也相当可观。反之，在水灾的年景里，众人见舟船的利润高涨，又必定会一窝蜂地投资制造舟船，此时你就要理智地反众人投资方向而行，该投资制造车子了。以上可见，范蠡是一个比较善于捕捉商机的人，他能在复杂多变的市场形势下，十分细致地观察市场行情的变化，揣度商品供求和价格的变化，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无疑，范蠡是一位运用反向投资的高手，深谋远虑，抢占先机，如此一来，赚钱就唾手可得了。值得一提的是，范蠡提出的“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是说在采购货物时，要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可能地买进并储存起来，等到市场需要这种商品的时候，价格自然会上涨，这时就要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吝惜地尽可能地抛售出去，切不可贪图过高的利润而延误了时机。司马迁曾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意思就是，贪图厚利的商人只能获利30%，而薄利多销的商人却可获利50%。这也是范蠡的主张，即“薄利多销，不敢居贵”。他认为“薄利”是手段，“多销”是目的，以“薄利”促“多销”，使资金加速运转，才是制胜之道。在经商者手中，闲置的资金就是无用的资金，如果整个脑袋都钻在钱眼里，为一时的价格而斤斤计较，这样的商人成不了大气候。只有根据货物的“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适时买入或卖出，使钱币像流水一样运转流通起来，才可以从贱买贵卖的经营中获取丰厚的利润。



　7.协同竞争，合作双赢


　　“范蠡贩马”可谓是历史上最早协同竞争、合作双赢的商业案例。范蠡最初举家来到陶邑时，由于本小利微，生意根本无法做大，平日里只好做一些当地的粮盐买卖。但是，陶邑居于天下之中，是商贾往来的必经之路，范蠡自然也从这些商人那里了解到了很多信息。其中，一条有关吴越一带需要好马的消息，让他心动不已，颇想从事贩马生意赚些大钱。他知道，在北方收购马匹并不难，而且马匹到了吴越地区也不难卖掉，但问题是把马匹运到吴越却很难：千里迢迢，人马住宿费用且不说，最大的问题是当时正值兵荒马乱，沿途有很多强盗，一些经商的人往往是血本无归，有时还会搭上性命。范蠡一时想不出良策，但他是个有心的人，时刻不忘探听有关贩马的信息。终于有一天，他通过市场了解到北方有一个很有势力、经常贩运麻布到吴越的巨商——姜子盾。姜子盾常年贩运麻布到吴越一带，在商道上早已用金银买通了沿途的强人。于是，范蠡想出了一条运送马匹的妙计。这一天，范蠡写了一张榜文，张贴在城门口，内容是：范蠡新组建了一批马队，时值开业酬宾，可以免费帮人向吴越地区运送货物。不出所料，姜子盾很快就主动找到了范蠡，希望范蠡帮他把北方的麻布运到吴越。范蠡见状，喜不自禁，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范蠡与姜子盾一路同行，货物连同马匹都安全到达了吴越地区。范蠡在吴越很顺利地卖掉了马匹，赚了一大笔钱。如果仅凭范蠡一人的力量，他的马匹可能早就被强盗抢走了，但他借用姜子盾的势力，不但平安赚了钱，而且还帮了姜子盾的忙，姜子盾从此也和范蠡成了商场上的好朋友。做生意要学会借势，学会协同竞争，合作双赢，这就是“范蠡贩马”给我们的启示。势，就是力量，就是走向，这种“势”是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助你“毕事功于一役”的合力。而竞争又对人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是超越自我、提高工作效率、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基础。如果只依靠个人的力量，创造的价值必然是非常有限的，而如果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依靠团体坚不可摧的力量去努力，所能创造的价值一定会多得多。利与势是分不开的，有势就有利。做生意先不要求利，而要先学会借势。对于现代的经营者来讲，要想成就大事业，就不得不考虑与环境、社会、国家和其他竞争者的开放式合作。只有在某些方面占尽了优势，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成为最精明的赢家。

　8.范蠡救子，商智尽显


　　钱财乃身外之物，只有懂得如何利用，钱财才具有它特有的价值，如果不能充分地利用自己拥有的钱财，那么钱财也会如同粪土一样变得一文不值。在陶邑，范蠡的小儿子出世了。由于是老年得子，他对这个小儿子宠爱有加，生怕他受苦。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儿子逐渐长大成人。有一天，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将要被处死。范蠡听到后，说：“杀人偿命，理所当然。但据传千金之家，其子可免死于市井。”随之，他让小儿子带上大量的黄金前去营救。为了避人耳目，范蠡将黄金装进一个旧坛子里，放在牛车上，让小儿子赶车前去楚国。临行在即，范蠡的长子却生气地一路跑过来，因为他听说父亲让自己最小的弟弟去楚国而没有让他去，便产生了强烈的嫉妒之心。他来到范蠡面前，说道：“父亲，我是您的长子，家中出现了此等大事，理应由我出面去营救才是。而如今，您却让不谙世故且从小挥霍成性的三弟去，父亲您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孩子？”说完，就准备拔剑自杀。范蠡的妻子——西施，在一旁见到大儿子的这种举动，也感觉大儿子说得有理，于是劝说范蠡让大儿子前去营救。范蠡见夫人也这样说，只好答应让大儿子去。范蠡亲笔写了一封书信，交给大儿子，让他到楚国去求见从前的好友庄生，并叮嘱大儿子道：“到了楚国之后，把礼金和书信一并奉交给庄生前辈。而且，一切事情都要听从庄生前辈的安排，万万不可与他争辩。”大儿子点点头，接过书信，赶着载有黄金的牛车，就去了楚国。到了楚国，大儿子见到庄生，按照父亲的叮嘱奉交了黄金和书信。庄生看过书信之后，对大儿子嘱咐道：“贤侄，你父亲的书信我已看过，一切事情都交付于我就是。你现在必须赶快回家，不要再继续留在这里。即使你的弟弟已经被放出来了，也不要去问是什么原因。”但是，大儿子见到庄生家里一贫如洗，心中不免有些生疑。西施听着庄生对他说的话，只是点头称是。他离开庄生家之后，并没有即刻离开楚国，而是留了下来，想在暗中窥测庄生的行动。第二天，庄生便进宫觐见楚王，说他夜观天象，对楚国不利，劝说楚王施行仁政，大赦全国。庄生是楚王重要的谋士，楚王对他非常信任和敬重，当即便答允了庄生的提议。次日，便封存国库，准备大施仁政。大儿子听说楚王要大赦天下，而庄生一直没有动用他送来的黄金，便认为他送来的黄金做了“无用功”。思来想去，最后他居然找到了庄生家里，对庄生说：“我听说楚王要大赦天下，二弟也就有救了，故而前来向您告辞。”庄生心中自然知道他话中有话，于是把黄金还给他。大儿子见到黄金“完璧归赵”，心中得意万分，自以为人财两全了。但是，大儿子哪里知道，庄生虽然很穷，但他一直以廉洁耿直著称，就连楚王都尊其为师，非常尊重他。对于这些黄金，庄生本来就没有动用的意思，而是准备在事成之后再悉数归还给范蠡。但被大儿子这一番耍弄，庄生感到羞辱难当。于是，他再次觐见楚王，对楚王说：“在下闻听百姓议论，说是楚王身边的大臣受了陶邑富翁陶朱公的贿赂，大赦天下只是为了他的一个儿子，而非为了楚国民众。”听庄生这么说，楚王大怒，当即下令将陶朱公的儿子先行处斩，然后再发大赦令。庄生最终，大儿子只好带着黄金和弟弟的尸首回到了陶邑。回到家中，母亲及乡亲见状都哀伤不已，唯独范蠡仰天发笑。他对大儿子说道：“我已经听说了你在楚国的行为，就知道你一定会害死你的弟弟。这并不是你不爱他，而是因为你从小与我一同创业，备尝生活艰辛，所以对钱财舍不得。如果是你的三弟则不会如此，因为他自幼生活富足，从不知钱财的来之不易，所以他能一掷千金。当初，不让你去就是这个原因，如今你为了钱财而害了弟弟，这也是我早就预料到的，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范蠡“居官则至卿相，居家则致千金”，其智慧绝非常人所能及，自然也比常人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大儿子将事情办砸，也是他预料之中的事情，但如果不让大儿子前去楚国，他便会自刎；而大儿子在经商治家方面，更胜另外两个儿子。所以，范蠡心中也没有什么遗憾。不过在现在看来，遗憾的是，范蠡智慧超人，不应听之任之，坐而待毙。以廉洁耿直闻名、就连楚王都尊其为师的庄生也不应该与晚辈过于计较，而应该大度一些、宽容一些，因为这终归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过，杀人者抵罪也理所当然。总之，“范蠡救子”确实富有哲理性、戏剧性，因而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希望人们能够借鉴。“月满则亏，物盛则衰”，“盈而不溢，胜而不骄”，这些都是自然的法则。如果人们只执迷于眼前的利益，不知道放弃，才是最愚蠢的行为。
　　9.富甲天下，好行其德


　　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奉范蠡为商业鼻祖，其中的原因除了他经商治产“富甲天下”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富好行其德”。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士农工商”就是社会的等级观念。几千年来，从政治家到学者，在评价“商”的时候，几乎都异口同声带着贬义，认为商人是逐利阶层，唯利是图是他们的天性。所以，历史上向来都有“无商不奸”的说法。范蠡却不然，他舍弃了越国的高官厚禄，到齐、陶艰苦创业，孜孜不倦地从事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商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目的不在于赚钱而在于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也就是向世人表明他不仅能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而且还能亲自从事商业活动，经营致富。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并没有为金钱所累，在离齐至陶之际他“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后来，他在陶邑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而再次“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更可贵的是，范蠡经商从不搞垄断，他曾慷慨地传授经商治产的经验给齐国国君，帮助他治理国家，发展经济，只用了三年便使齐国国富民旺。后来，他在陶邑指导猗顿发展农业、畜牧业和商业，使猗顿成了当时的巨富。司马迁深为范蠡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所折服，故称其为“富好行其德”。另外，范蠡在手工业和水产养殖业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说，他曾经发明制酱技术，而且还改进了陶器的制作技术，是造缸的能手，太湖地区的工匠们都尊称他为“造缸先师”。在范蠡死后，族人将他葬于陶山主峰西麓（今山东省肥城市湖屯镇幽栖寺村），后世的人们来此凭吊他和西施，缅怀他的业绩及人品，汲取他的思想和智慧。如今，在陶山南麓的范庄，仍居住着范氏的后人，他们每逢节日必到范蠡墓前洒扫祭奠。范蠡不是吴国人，但他也在无锡留下了不少传说。相传，在他隐居无锡五里湖畔时，曾教会了人们养鱼种竹的方法。无锡有好多地名都与范蠡有关，如蠡河、蠡桥、蠡园等。在太湖边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两句民谣：“种竹养鱼千倍利，感谢西施和范蠡。”按照现代人的观念来看，范蠡确实实现了世上男人所有的梦想：在事业上，他进能立国兴邦，退能富济天下，位极人臣后能急流勇退，富贵满堂敢散尽千金；在爱情上，他能赢得天下第一美女西施的芳心，两人互敬互爱，长相厮守，高远飘逸。由此可见，范蠡的智慧和才能并非单一地反映在经商方面，而是多方面的，可谓是全才型的一代名家。
　10.陶朱公商训十二则


　　一、能识人。知人善恶，账目不负。二、能接纳。礼文相待，交往者众。三、能安业。厌故喜新，商贾大病。四、能整顿。货物整齐，夺人心目。五、能敏捷。犹豫不决，终归无成。六、能讨账。勤谨不怠，取行自多。七、能用人。因才四用，任事有赖。八、能辩论。生财有道，阐发愚蒙。九、能办货。置货不苛，蚀本便经。十、能知机。售宁随时，可称名哲。十一、能倡率。躬行必律，亲感自生。十二、能运数。多寡宽紧，酌中而行。


端木子贡家世
　　子贡的经营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内儒外商，为富当仁。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子贡儒商鼻祖:1.端木子贡家世
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子贡列在了中国历代富翁排行榜的第二位，紧随范蠡之后。另外，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有关子贡的传记在孔门众弟子中也是耗费笔墨最多、篇幅最长的一个。由此可见，在司马迁的眼中，子贡确实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人物。子贡（公元前520年～前456年），春秋时卫国人，本姓端木，名赐，亦称卫赐，又名子赣，到了立字时方取名为子贡。子贡曾在卫、鲁、齐等国做过官，他博学多才，洞察时势，能言善辩，是春秋时期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和商业贸易家。他的思想作为、识见功业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一位很有社会影响力的历史名人。端木氏源出黄帝。其先祖是黄帝的后裔鬻熊，周国人，曾经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谋师，祖居于河南大梁之酸枣门。鬻熊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做熊丽，次子叫做端木。端木又生了典，典以黄帝父亲的名字为姓，取名为“端木典”，也就是“端木”姓氏的始祖。端木典及其后世子孙世代为周朝大夫。一直到了西周末年，其后裔端木舒才随周平王东迁。几代之后，子贡的曾祖父端木广单被卫国聘为客卿，自此端木家族迁居到了卫国。之后，父亲端木巨又辅佐卫灵公，因“匡君泽民”被称作“卫之贤大夫”，母亲蘧氏“天性善良，仁慈端庄”，在怀有子贡的时候曾梦见有神灵赐予宝玉。因此，子贡在降生后被取名为端木赐。子贡18岁的时候，到鲁国游学，拜于孔子门下求学6年。24岁时，回到原籍，娶句氏为妻。完婚后，子贡开始随孔子周游列国，至公元前482年返回鲁国。这一年，子贡38岁。之后，他又曾受命出使齐、吴、越、晋等国。在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子贡开始为恩师守墓。这一守又是6年，公元前473年，48岁的子贡回到卫国，继续他的治学经商生涯。50岁时，他再一次去鲁国拜祭孔子墓，并且再度受聘于齐国，任大夫一职。公元前456年，子贡在齐国逝世，享年65岁。他的儿子端木炅将其灵柩运回卫国，葬在了今天的河南浚县大径山东南东张庄村北。子贡死后，其孙端木叔继承了祖业，但这个孙子乐善好施，不久便将万金家资散给宗族国人，以至于后来“病无药石之储，死无瘗埋之资”。由此可见，端木家族自端木叔这一代已经开始衰落了。孔子一生收了3000多个弟子，“贤者72人”，其中有10人成绩最为卓著，他们分别是：德行科的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科的冉有、季路，言语科的宰我和子贡，文学科的子游和子夏。在这10个人中，又以子贡最喜爱经商。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其“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竟至于“家累千金”，因此他经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甚至越王勾践还曾“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可见子贡当时富有的程度。由于子贡是中国历史上文人经商的第一人，并且对后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在孔门弟子中无人企及，因此，子贡也被后世人尊奉为“儒商鼻祖”。
　2.尊师重教，儒商楷模
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是非常出色的一个，与孔子的关系也甚为密切。子贡敏而好学，“闻一知二”。在《论语》中，有关子贡向孔子请教的内容是众弟子中最多的一个。其中，有子贡“问政”（即如何施政），有如何能成为“士”，有如何交友等。这些问题，孔子都一一作了回答。孔子说：施政要“足食、足兵、子贡辞行民信”可也；做“士”上者使于四方而不辱使命，次者宗族称孝乡党称悌，再者“言必信，行必果”；“交友”则要在得到教诲后，时时给朋友一些忠告，以帮助友人进步。在《论语》中，子贡的名字出现了37次，居众弟子之首。陈蔡困厄，派子贡使楚；鲁国危难，命子贡往救；孔子病疾，有子贡探视……可以说是事事皆有子贡出现。由此可见，子贡是一个处处用心、无所不问的人，并领会深刻，触类旁通。连孔子也禁不住赞扬子贡聪慧过人，说他“告诸往事而知来者”。子贡对孔子更是钦佩和崇敬。孔子生病了，子贡前来探视，但孔子却埋怨他说：“汝来何其晚也？”后来，孔子去世，众弟子皆服丧3年，相诀而去，唯独子贡结庐墓旁，6年方归，足见师徒情深和子贡对孔子的敬重。子贡还是孔子及其学说的重要传播者。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清代崔述也在《洙泗考信余录》中说：“子贡之推崇孔子至矣，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于世者，大率由于子贡。”子贡不但是孔子学说的传播者，而且还是其坚定的捍卫者。一次，齐景公向子贡询问孔子的贤能，子贡马上回答说：“圣人也，岂直贤哉。”意思就是说，孔子不止是贤人，子贡守墓处简直是圣人。接着子贡又用天地称颂孔子，他说道：“赐终身载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赐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勺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自知江海之深乎！”在这里，子贡竟然将孔子与天、地以及江海相比，时时处处维护着孔子的尊严，宣传孔子的思想，绝不允许任何人毁谤孔子的声誉。孔子对子贡也非常器重，他把子贡誉为“瑚琏器”、“达人”、“辩人”。故而，后世才有了“十二哲中瑚琏器、三千英内达圣称”之说。孔子周游列国，遭遇陈蔡之厄，吃了不少苦头。如果没有善辩的子贡为其解围，没有富有的子贡为其提供财力上的支持，孔子周游列国之行恐怕会更加艰难。《论语·先进》中，孔子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就是说，颜回安贫乐道，生活穷困；子贡则与命运抗争而经商，行情看得很准。孔子的这些话并无责贬之意，可见那时对经商并不贱视，虽然在口头上常说“罪子贡善居积”，但内心还是偏爱他的，只要你仔细品味《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亿则屡中”那句话，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到了后世，子贡不断地被历代帝王祭祀和封爵，并且他的后裔子孙也受到了恩泽。唐玄宗封其为十哲之一，后追封黎侯。北宋则加封黎阳公，到了南宋又改封黎公。到了明朝的时候，又一次改封为“先贤端木子”。至清康熙帝时，康熙帝赐子贡七十世后裔端木谦“贤哲贵遗庥”匾额一块，并封其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且后代世袭。乾隆封子贡为十二哲之一，并塑其像于孔庙大成殿内。至今，在河南一带仍流传着“既在黎阳学子贡，何必南越法陶朱”的说法。在《河南日报》上，曾有一篇文章称子贡为“学者型富翁第一人”。1997年，在“马来西亚第二届世界儒商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曲阜孔子文化学院路承烈教授也发表了一篇论文，称子贡为“自古儒商第一人”。子贡开辟了文人经商的先河，以其齐家治国之气魄，勤奋好学之精神，博济广施之胸怀，谦逊至孝之美德，垂名后世。他与孔子的关系堪称尊师重教的楷模，使儒家思想在商业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不愧为儒商之鼻祖，商界之楷模。

　　3.内儒外商，文行忠信
如今，“儒商”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恭维词。如果一个人做生意发了财，你称他为“儒商”，就像你给别人一个笑脸，总会让人觉得十分舒服。“儒商”表示不但有钱，而且还有文化的意思。在相当一部分现代人的语言中，如果说一个人“没钱”，那是中性的，但如果说一个人“没文化”，那就有点骂人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儒商”呢？简单地说，儒商就是儒与商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和商是两个被严格区分开来的称谓。儒乃秉承儒家学说的文士之谓，其天职在于求道求义；商乃通货之民，其本性在于求利求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以重义轻利、修身齐家治国、成贤成圣为基本价值取向和最高追求，故尊儒而贱商。然而，在商业活动中，儒商却自觉地把儒家伦理、精神文化同商品经济行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子贡就是这样一个儒商，他是孔子的高徒，是七十二贤中的佼佼者，有着纯正的儒家文化背景。子贡与具有早期道家思想的范蠡比较，似乎更具有典型的意义，就如《论语·述而》篇所讲到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谓“文”，就是指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献，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所谓“行”，就是指一个人的社会经验。孔子认为，丰富的生活阅历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所谓“忠”，就是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所谓“信”，就是指人际交往中的“信用”和“信誉”。也就是说，在子贡的观念里，一个真正的“儒商”，不仅要有学问，懂得书面知识和社会经验，而且还要有“道德”，也就是“忠”和“信”。至于学问和道德的关系，孔子教导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道德是第一位的，如孝、悌、信、仁等，其次是社会经验，然后有了“余力”，再去学习文化。道德在先，学问次之，也就是做人重于做学问。作为一个商人，求富取利无可厚非，但要符合道德原则，并且要把道德放在前面。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可见孔子对道德仁义的看重程度。孔子的教导对子贡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把学和行有机结合在一起，在他的言行举止上，无不体现着儒家思想，精神上有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所以他不但有钱，而且也有了精神上的独立和满足。从子贡的创业经历、所作所为中，可以得出现代儒商应具备的基本特征：具有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竞争意识，为了事业的成功，不怕挫折，始终如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遵循儒家以诚信为本的道德规范，注重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鄙视假冒伪劣，坚持以信取胜，视名誉为生命，力求做到名与利的统一。注重自身素质修养，以人格魅力影响部下，以儒家“仁者爱人”的人性观增强全体员工的凝聚力。一言以蔽之，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即是要发展经济，追求货币增值，这是商人的本性；“有道”，即是要讲人性、守道德，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两者相结合，就是儒商经济伦理的本质。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常怀民族忧患意识，他们通过赞助文化、教育、体育、卫生事业为国分忧，通过扶贫救灾为民解难，是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在经济领域落实和扩充的执行者。具有高层次的文化程度，广博的知识结构，熟悉政治、经济、法律和现代科技，有较高的驾驭市场能力，善于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决策，把儒家学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运用得得心应手。

　4.诚信为本，一诺千金
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信作为人生的准则，这是对儒商的根本要求，也是儒家先哲子贡所提倡的美德。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经商之本，是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和企业稳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一个人如果讲信用讲到了众所皆知的程度，树立起了信誉，他就享有了一种无形的资产，这样的人做事情总比一般人多几分可靠性。在《论语·颜渊》篇中，子贡与孔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叫做“子贡问政”，也就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子贡问政时，孔子说：“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子贡问道：“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强调了一个“信”字。“信”是本，没有“信”，一个政府立不起来。再具体地说，没有“信”，一个人也立不起来，那么一个企业无信自然也会没有商家孔子和他合作。把诚信二字分开来解释，诚就是真诚、诚实、虔诚之意，信就是信用、信誉、守信之意。诚偏向于内在，偏向生命主体，而信则偏向于外在，偏向行为表现。诚为体，信为用，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方能言行一致，一诺千金。提到“一诺千金”这个成语，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它的出处。据《史记·季布列传》记载，“一诺千金”的典故来自于春秋时期的季布。当时，季布是楚国人，为人重义气、重承诺，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完成。因此，在楚国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原本是项羽麾下的一名将军，曾经多次围困刘邦，后来项羽大败，退至长江岸边举剑自刎；刘邦得到天下后，贴出告示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并且向世人宣告：“若有胆敢在家中藏匿季布者，则罪及连诛三族。”但是，人们都敬重季布，无论季布走到哪里都有人冒着连诛三族的危险保护他。后来，季布来到了河南濮阳的周氏和鲁朱家，周氏和鲁朱便千方百计找人劝服刘邦，使季布得到了特赦，并且还任用季布做了郎中，后来又升任中郎将、江东太宗。由此可见，言出如山，重言诺，得到的回报是多么的巨大。有了信誉的保证，人们就觉得你说的话值得信赖，也就多了一份成交的可能，少了一分疑虑和不安。而且，拥有这样的好名声，各行各业的人都愿意与你打交道，愿意与你交朋友，就会在无形之中多出了很多条可以走的路。反之，如果一个人不重承诺，言而无信，则难以在社会上“立身”，连脚跟都站不稳，要成大事岂不成了空谈？值得注意的是，诚信又必须与行动相结合。《论语·先行》中记载，子贡问：“如何做才能成为君子？”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意思就是说，先为人们做出语言上的保证，然后再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意即君子必须做到言行一致。所以，检验一个人是否讲究诚信，只要从言行是否一致判断便可以得出结论。言出如山，一诺千金。在商品经济的今天，不仅人人都必须讲信用，而且要把信用讲好、讲出名气，所以诚信还要与智慧相结合。现实生活中，常常存在正直者遭到陷害，真心者受到欺骗，诚实者受人利用的现象。为了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就应当将诚信与智慧结合起来。一个有智慧的人，懂得智谋，善于权变，善于知人察人，有一定的警觉，方能正确运用诚信之道。因此，如果一个人能珍惜自己的声誉，发扬诚信的美德，美名一定会越传越广，越传越大，利润也会随之见长，而且会越长越高。
　5.以和为贵，以仁为本
子贡不仅讲求信誉，而且还特别强调宽恕和仁爱。子贡曾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讲求“仁”也代表了儒家的另一思想——“尚和”。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子贡深受这一思想的陶，并且把这一思想贯彻到了他的经商过程中，即“以仁为本，以和为贵”。“和”即和谐、团结、融洽的意思。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孟子也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追求“和”的理想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和谐、家庭和睦、性情和顺、纠纷的和解与和好、协作中要和衷共济、国家之间要和平相处等，这都是儒家文化的“和”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目标与追求。由此可见，“和”是何等的重要，只有“天时”和“地利”不见得就能取胜，“人和”才是最关键的因素。自古以来，儒商非常重视“和”的思想，并把它运用到商业活动中。他们提倡“和气生财”，“和为贵”，认为“老板与雇员之间的和谐，商家与商家之间的和谐，商家与顾客之间的和谐，商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都是实现管理目标和市场有序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没有“和”的存在，过于争强斗胜常常会导致两败俱伤，而合作却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共创利益，在“存异”中求发展和进步。那么，要想达到“人和”的效果，就应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情感桥梁，就是“仁”。“仁”与“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所谓“仁”，就是“仁者爱人”，爱人即尊重人、爱护人和帮助人。“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仁爱端木子贡之心的统领下，人们之间才能和谐相融，才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上下拧成一股绳，同心协力，情同一家。换个立场来讲，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相通的，在你拥有一颗“仁”者之心的同时，别人也会对你怀着一颗“仁爱之心”，你也获得了他人的尊重和关怀，从而能更好地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懂得如何做人。现代的商人应该以现代人的眼光去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传统伦理和现代法治有一个透彻的了解，把传统儒学“仁者爱人”的胸怀和法治社会“人人平等”的观念有机地融合为一体。现代商人所要做的就是，更好地发展自己，完善自己，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及责任。在管理上施行仁政，交易之际也时刻保持一个“仁”字。当你以一颗仁爱之心与人交往，由此换来的就是他人对你的忠诚、理解和支持，从而增强了凝聚力，使众人合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

6.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现代商人一定要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儒家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经商，而是强调正义之道是经商之道的前提。儒商所讲究的是在商不唯商，求利不唯利。儒商的价值观包括仁爱善良的道德观、强国富民的目的观、取财有道的价值观、以民为本的服务观、见义勇为的责任观、公正平等的权益观等。儒商推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即发展经济，追求货币增值，这是商人的本性；“有道”即讲人性、守道德，这是做人的基础。两者结合，就体现出儒商的本质。所以，商人除了金钱之外，还应该有更高的精神境界追求，也就是对“义”的追求。作为一名儒商，子贡继承了中国最传统的文化精髓，捍卫并使之发扬光大，这些思想直到今天对于经商者仍然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在他看来，追求金钱只是实现人生目的的一种条件，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积极以自己的优势服务于社会的一种活动。因此，他时刻都保持着“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经营信条，其内心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犹如清澈的湖水足可见底。赚钱必须用正当的手段，取得正当的利润，或者说赚钱必须“义利并重”、“合义取利”，所以通过勤俭致富、智慧致富、信誉致富、互利致富才是儒商的基本准则。这种思想反映到经营理念中就是内敛与外张，就是义利相生。在“义”和“利”不可兼得时，要舍“利”而取“义”，绝不可以损害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去致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人类不断发生的悲剧，也是以“利”为目的的商人应该警惕的。只有在不失德、不违法的前提下，才可以光明正大地讲利益，理直气壮地赚大钱。《论语·述而》中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如果是值得追求的则富，就是我给人赶车作仆也愿意干；如果是不可取的不义之财，那么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了。由此看来，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取之有道是不可或缺的前提。作为一名现代儒商，应该从注重自身的角度来发掘潜力，强调向内用功——使自己具有“义”的品格，让“义”促进“利”的产生。根据“见利思义”原则，即要求经营者必须遵守国家政策法令，不能搞邪门歪道，商人在经营中赚取利润应该合法合理，不能以假冒伪劣产品去搞不正当竞争，或者以违法行为来获取利润。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现代儒商应严格遵守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
　7.研究规律，把握商机
在商场上，机遇总是转瞬即逝，在机遇面前是否能果敢地进行科学决策，对企业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儒家讲求“天时、地利、人和”，兵家讲求“势”，道家讲求“道”，这些都是在说成功者必须顺应规律，抓住机遇。《史记》中说“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就是指子贡在经商时能够估计到市场的变化，从而获得有用信息，抓住机遇。所谓的“废举”，在南朝裴骃的《史记集解》中是这样解释的：“废举谓停贮也。与时谓逐时也。夫物贱则买而停贮，值贵则逐时转易，货卖取资利也。”《战国策·赵策》中也指出：“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而谦司时。时贱而卖，虽贵已贱矣；时贵而买，虽贱已贵矣。”从这里来看，作为一名“良商”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司时”，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善于捕捉机遇。机遇是企业打开成功之门的“金钥匙”。但要抓住它，就必须了解机遇的特性：普遍性。只要有市场，有经营活动，从客观上来讲就存在着经营机遇。偶然性。“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是最好的说明。消逝性。机会的出现与客观条件具有一定的关联，当客观条件变化时，经营机会就会随之消失或流逝，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开发性。当今世界上一些大公司每年投入大量研究开发资金，研制新产品，创造机会，引导消费，占领市场。机会创造的丰厚利润，就是充分利用了机会的可开发性。子贡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末期，已出现了铁器牛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商品经济也盛极一时。作为“达人”、“哲人”的子贡从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中，悟出了社会经济与个人致富之道。再加上子贡见多识广，反应敏捷,具有经商的头脑，善于掌握市场信息，对预测物价的涨落总是非常准确，所以他能成为家累千金的巨商。现代的商场亦是如此，一个成功的儒商不仅是有道德、有文化的商人，更为重要的是应有适应时代变化和发展的智谋和远见。他们既不同于那种鼠目寸光且斤斤计较于毫厘得失的小商小贩，也不同于那种腰缠万贯却除了钱什么都没有的暴发户，而是一个能够反映时代精神，满足现代市场需求，推动社会经济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现代儒商。微软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准确地预见了人们对新科技的需求。在当时，计算机是用于工业和军事的“大家伙”，而微软却在那个时候开发出了用于个人计算机（PC）的操作系统。随着PC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发展，计算机逐渐走进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微软也越来越赚钱，成了世界500强企业，比尔·盖茨本人也成为当今的世界巨富！俗话说：“处处无心处处空，处处有意常有金。”要想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要想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么你首先就必须做个“有心人”。


　8.仗义疏财，回报社会
一个商人的发展和他的心怀、责任感成正比。只有具有博大胸怀而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才能真正成就一番大事业。作为儒商，挣钱不是最终目标，治国平天下才是最高的理想，而其他的一切则都应该为此目标铺路。儒家思想积极倡导入世，而儒商在经商实践中也应该始终贯穿这一儒学理念，重视道德自律，提倡爱国爱民，明理诚信，对社会具有深重的责任感。在这一点上，儒商鼻祖子贡可谓是先行者。子贡躬行儒学，克己自律。他追求做人要表里如一，“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既要“贫而乐，富而好礼”，更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经常散发家财救济困窘，连孔子也自叹不如。《吕氏春秋》中，记述了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根据当时鲁国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国外沦为了奴隶，有人出钱赎回来，事后可以找国家报销赎金，并且国家还要给予精神上的表扬。有一次，子贡到别国做生意，就赎了一个同胞回来，事后却拒绝了鲁国支付的赎金。其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可见一斑。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大将田常欲举师伐鲁，地微人寡的鲁国危在旦夕，孔子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派子贡说齐救鲁。子贡不辱师命，先后多次周旋于齐、吴、越、晋、鲁之间，大智大勇，凭其三寸不烂之舌，使“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成功地制造了“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千古佳话。他后来长期担任鲁、卫二国宰相之职，成为儒家第一代弟子中至富与至贵者。后来，有人称赞子贡贤于孔子，他则谦逊地说：“我好比是砌着矮墙的院落，人们站在墙边一眼就能看清屋内所藏；先生则是那高墙深宫，只有走进去，才知富丽堂皇。”同样，子贡并没有超出儒商的发展规律，即拼搏、成功、奉献三个阶段。在刚一开始追求金钱的时候，他也是“穷则独善其身”，把金钱当成一种实现其人生目的的条件，而在他“家累千金”之后，他也不忘“兼济天下”。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在回报社会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回报。这就是子贡遵循的经商和做人的原则，也是留给我们后世人的精神财富。坚信这一点的儒商，都耻于独富独贵，而喜于乐善好施、捐助公益，因为只有时刻保持这种信念，才能对社会上存在的诸种不正之风，如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等起到强烈的抵制作用，才可以使商业的运行更加纯净化。

　9.儒商的精髓儒商定义：信奉儒家，修升素养，事业有成，内儒外商。子贡石像儒商精神：以义取利，以利济世，以和为贵，以儒兴商。儒商人格：仁爱立人，见利思义，讲信修睦，乐于施善。儒商生活：博学儒雅，亦文亦商，以商养儒，以儒促商。儒商之道：重守诚信，谋利有度，宽厚圆融，内圣外王。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白圭的经营理念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熟取谷，予以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乐观时变，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智”、“勇”、“仁”、“强”，诚信为本。白圭人弃我取的商祖:
　　1.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商祖白圭，祖籍初周（今河南洛阳），是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由于白圭对经商的重视，他的一套理论及成就，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白圭是战国时期经营农产品的商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满天下。晚年他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白圭的经营之术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他一生仁义豁达，备受周围人乃至后来的史学家的肯定，是天下商贾效法的楷模，其中有不少亲身实践的行商经验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因此，后世商人把白圭称作“治生祖”或“人间财神”，宋真宗曾封他为“商圣”。作为一个商业理论家，白圭留下来的商业理念聚集了经营之道的精华，非常值得后人学习。白圭经商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贪图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乐观时变”，擅长经商，在“善为商贾”、“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的周人中，称得上是最典型的人物。他一贯把“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作为自己的经营宗旨。弃者，无用也，遗弃之物；取者，购进、收购之物。也就是说，人们认为没用的东西，就将其收购过来；或者，在人们认为某一些商品没有什么价值或是已经贬值，为防止更大的亏损而大量抛售时，就想方设法把这些商品收购进来。有一次，商人们都在一窝蜂地抛售棉花，有的商人为了尽快把棉花抛售出手，而不惜把价格压得极低。白圭见到这种情况，于是便吩咐手下的僮仆挂出收购棉花的招牌，一概收尽商人手中所有现存的棉花。后来由于收购的棉花太多，白圭只好派人从其他商人那里花钱租地方来存放棉花。此时，卖完棉花的商人都又拥在了一起，抢着购进皮毛。原来，不知从哪个商人那里传出消息，说最近皮毛成了抢手货，冬天人们有可能从市场上难以买到皮毛。此时，白圭的仓库里正保存着一批上好的皮毛，但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将皮毛压在手中，而是把所有库存的皮毛卖了个精光，从中赚到了不菲的一笔。没过多久，由于连绵不断的阴雨，棉花严重歉收。于是那些手中已经没有了棉花存货的商人开始到处寻找棉花。这时，白圭便以高出收购价的价格卖出了全部库存的棉花，再次发了一笔大财。又过了一段时间，由于某种原因，满街的皮毛突然卖不出去了，价格降得越来越低，其他商人后悔不迭，血本无归。很多人认为，在商品贬值之机大量购进是愚蠢之举，是将白圭经商石雕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无底洞之中。但是，他们哪里知道，白圭所遵循的“人弃我取”的关键在于，购进“无用商品”不是无原则地购进一切已经贬值的商品，对于那些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的商品当然不能购进。这里的“人弃我取”是指由于市场变化而出现的商品滞销的局面，一些商家不得不压低价格向外抛售，而白圭从中看到这种商品潜在的热销可能性，从而开始大量地购进。在这一时期，商家可能要一直处在投资时段，利润的回报周期可能会变得相当长。但是，“人取我与”的时机一旦来临，商家从中获取的回报将会很丰厚，因为当这种商品重新热销时，其他商家已经没有库存，无法在第一时间内将商品投放到市场上。而对于已经囤积已久的商家来说，此刻却掌握着完全的市场主动权，因此价格也会因供求失衡而上涨很多，此时想不赚钱都不可能。值得一提的是，白圭与一般的贪贾奸商投机倒把、走歪门邪道的生意经不同。他说：“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这套做法，白圭称之为“仁术”，而且也是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目的所在，因为这样一来全国的货物就得到了流通，既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利民。所以，从商业道德角度看，白圭确实是一位优秀的诚贾良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种商业理论自白圭提出并实践以来，已经成为不同时期商界高手一种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在明代，山西浦州有一位商人叫王海峰，他和其他商人一同外出经商。刚开始，他和其他商人一样，多是西到秦陇地区、东到淮浙一带，或者深入到西南方的蜀地。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买进和卖出，他发现赢利并不多，去除掉必要的车马费用，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于是，王海峰改变了自己的经商路线，他改走青沧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青州和河北沧州一带。当时，青州和沧州一带是长芦盐区，属河南彰德、卫辉二府管辖，由于当地官吏和一些奸商劣绅上下勾结，使盐业运销无法正常进行，一些没有势力的商人便纷纷离开了这里。但在王海峰看来，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认为当年陶朱公和管仲在这里收取鱼盐之利时都家致千金，如果今天他也像两位前人一样来做鱼盐生意，使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法，定可致富。后来，经过他的努力，再加上他独特的经营方法，终于成为一位非常出色的鱼盐商人。据记载，在他70岁准备离开盐商界，回归故里时，大学士张四维曾这样评价他：“蒲州虽多豪商巨贾，但少见王海峰如此雄才大略之人。”由此可见，此时王海峰的名气已经非同凡响了。人是社会性动物，很容易受到外界舆论和多数人选择的导向影响。作为一个经商之人，不应该盲目地跟风，人云亦云。王海峰在经商择地上首先就运用了“人弃我取”的方法，使自己永远保持着对各种事物的警惕和预见。在别人贪婪的时候谨慎一些，在别人恐惧的时候大胆一些，不断开拓进取，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纵横商场、事业有成的经营高手。这对于如今的经商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大加借鉴的经商之道。所以，与其说“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是一种经商的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智慧更为恰当，只有这样才能想常人所不想，做常人所不能，从而获得巨大的成功和财富。



　2.乐观时变，果断出击
白圭的治生之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给了现代经商者诸多的启示，也概括了商人经商的诸多方面。但有一点疑问就是，商人是否只要掌握了这一要领就可以万事大吉呢？下面我们就根据“治生祖”白圭的治生之术再做进一步的分析。在市场经济中，物品、价格和消费者是形成市场交易的三大要素，这三者缺少任何一个都无法形成交易，而其中价格又是关系到物品和消费者利益的关键因素，如果价格过高消费者没有能力购买，物品的销售量自然会降低，但如果价格过低，物品的成本占有率便会上升，商家就没有了利润。所以，在以价格机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今天，“人弃我取”就意味着一种风险，意味着商家可能要一直处在投资时段，如果没有机智的头脑和充足的资金，在使用这一招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基于白圭的经营理念，一般的经商者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要知时，“时”就是时势、时机。在司马迁看来，成功的商家都是知时的行家，他说范蠡“以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也就是说，范蠡因为知地知时，所以才能治国，又能发家，而白圭也是因为知时所以才大胆地实行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战略，被后人奉为研究经营术的祖师。另外，汉代关中的富商大贾也是因为“与时俯仰”，即根据市场形势随机应变，才成为了司马迁笔下的“贤人”。所以，只有知时才能成为最成功的行家。白圭的“知时”主要表现在他善于从事物自身发掘其内在规律，进而预测未来商业行情的发展方向，使他在经商决策上减少了盲目性，更客观地把握住了商品要何时买进和卖出。白圭认为，商家知时就是要“乐观时变”，即根据对年景丰歉的预测，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譬如他所提倡的“岁熟取谷，予之丝漆”等。白圭很重视研究气候的变化，从中掌握粮食生产丰、灾的规律。他指出：“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十二年的一个周期内，有若干发展变化的规律可循，一般每隔三年将会出现较大的变化。比如，前三年中有了一个好年景，那么此后的第三年往往就是大旱之年，而大旱之后又是涝年，涝年之后又是好年景。而在好年景和荒年之间，谷物的价格也往往会有一倍的差异。对于商业流通，更要把握商机，预测市场前景，适时地“取与以时”。“取”和“与”虽说是两个对立的方面，但只要处理得当，就可以使无利向有利的方面转化。因而，在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方法时，一定要把握好正确的“取与观”，因为这才是适时制胜的关键所在。二是要果断，出手快，不要犹豫。白圭强调，一旦出现机遇，就要迅速把握，果断出击。司马迁曾称赞白圭“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意思就是说白圭在捕捉商机时就像凶猛的鹰扑向猎物一般果断，毫不犹豫。机会是一个美丽而又性情古怪的天使，她总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到你的身边，稍有不慎，她就会飘然而去，不管你如何扼腕叹息，她都不会回来。所以，当机会到来时，必须适时、果断地出击，成功地把握好降临的机会。因为在经商活动中，一个人是否能抓住机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决定他会不会有所建树。但是，我们有时总是觉得机会太小、太渺茫，不以为然地抱以观望的态度，从没有想过要通过主观的努力去改变机会。正确的做法是，机会哪怕再渺小，也要果断、勇敢地出击。要想把握住机会，首先，我们要有长远的目标，鼠目寸光是不行的，不能看到了一棵树而忽略整片森林；然后，要有勇于进取的冒险精神、持之以恒的毅力和必胜的信心，像白圭一样为达到强家富国的目的，通观全局，乐观时变，一遇行情变化，就“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立即做出决定，绝不轻易错过任何一次良机；继而，再乘胜追击，实现既定目标。这才是经商的成功之道！
　3.薄利多销，积累长远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一直主张“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的经济思想。什么是“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呢？意思就是，如果为了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增长，应选择下等的谷物，不仅是在经营时这样选择货物，而且在自己吃饭时也需要选取差一些的下等谷物。而如果是为了做种子，使来年丰收，那就买上等的种子，因为只有上等的谷种才能使谷物的产量增加，卖更好的价钱。一些商人为了利润，往往热衷于囤积居奇，一味在抬高价格上打主意。他们一般会搞一些比较上等的贵重奢侈商品，销售给那些手里拿着大把金钱的贵族和大地主。但这些商人却没有想到，这些贵族和大地主们只会偶尔购买这样的商品，而且大地主和贵族毕竟是少数，他们所购买的数量也非常有限，何况他们一般都拥有自己的手工业作坊和商队。这样，销售面的减小也相应地使销售数量减少。由于经营的数量有限，收益自然就非常有限了。在白圭生活的时代，粮食谷物是市场上最大宗的商品，消费者也都是一些平民。谷物是平民日常生活的三餐所需，至于吃好吃差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够填饱肚子就行，所以人们为了省钱，往往会买差一些的谷物供自己食用。对于商人来讲，所要配备的货物自然也就是下等的谷物了。因此，白圭在经营上就给商人提出了“欲长钱，取下谷”的指导思想。另外，白圭还反对在粮食紧缺时蓄意哄抬物价，他认为“薄利多销、积累长远”才是商人经营的基本原则，那些只注重眼前利益的商人肯定赚不了大钱。粮食是人们赖以活命的必需品，虽然经营“下种”的利润不高，但成交量大，在薄利多销中亦能获得可观的利润。在农业种植上，白圭则提倡“长石斗，取上种”的主张。也就是说，要想来年丰收，必须挑选上等种子。种子的好坏关乎庄稼以后的收成，有好收成，才能卖好价钱，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财富，所以优质的好种子是庄稼人获取财富的基础。再进一步，好种子结出的果实必然也会优良，从而确保了商家货源的质量，促进了商业经营。所以，白圭所提出的经营理念既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又体现了商人的长远眼光。有这种经营思想和真诚为顾客着想的人在如今也是很少见的。商家如果真要把顾客当作上帝来对待，就应该处处为顾客着想，而且要像白圭那样想在前边，这才是最有效、最让人钦佩的经商策略。“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是商家的经营理念，而如果将这种理念运用到个人生活中，又何患不左右逢源！在生活上，我们除了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之外，最好是能省则省，不能只贪图眼前享受，一定要保持一种长远的目光，多为将来考虑。
　　4.智勇仁强，诚信为本
白圭不愧为商界伟大的实践者，他认真钻研古往今来的经商知识，总结自己实践中的经商经验。因此，司马迁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荀而已也。”在战国时期，政治、军事的地位远远高于经济，但白圭却把经济提高到了等同于政治和军事的地位。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武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意思就是，要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素质，即使想向我请教这些经营之术，我也不会告诉你其中的诀窍。什么是“智、勇、仁、强”？智，即机敏灵活，能够随时应付各种变化；勇，即判断果决、当机立断，绝不可坐失良机；仁，就是取与适当，不要一味地与人争利；强，则是说要意志坚定，时机不成熟绝不能轻举妄动，就如同治国统兵一样。虽然白圭说“终不告之”或许有些过分，有不外传之嫌，但这或许是因为白圭感觉到，那些不仁不义、无勇无谋的人，即使学会了他的经营之术，也不能用好，反而会坏了他的名声吧。比如，在当时，由于荒灾、战争、赋敛加重，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杀价抑买的现象很盛行。粮食收获的季节正是政府征收赋税的时候。一般来讲，政府的户口税是收钱的，还有各种苛税，如房屋税、牲畜税、农具税等，都催得很紧，要得很多。一些农民为了应付燃眉之急，不得不忍痛拿出粮食甚至口粮来换钱缴税，或者用钱购买自己并没有生产而官府又要索纳的物品。因而，一些“为富不仁”的商人就趁机大杀其价。但是，农民因贫困借了债，为偿还债务，也不得不忍痛以低价卖出粮食，其中所遭受的剥削也不言而喻了。另外，那些放出债务的人大多是商人，他们在贷出货币、收回实物时，已经在折价上预先压低了实物的价格，取得了高利。而那些余粮不多的农民，此时出售粮食只是为周转急用，在来年新谷上场之前，白圭塑像他们还不得不再次出售其他的副业产品，甚至借债，买回口粮。此时，这些商人又会施展其另一手段——抬价。农民为了糊口，又不得不拼了血本去借高利贷。因此，碰到荒年的时候，农民往往没有粮食吃并且还负债累累，而商人们却囤积居奇，等待粮价的暴涨。如果有人学了白圭的经营诀窍之后，用来做一些损人利己的欺诈事情，这恐怕就与他先利国利民然后再取财的道理相违背了。但是，诚贾良商并不是没有，白圭就是这一时期诚贾良商的最著名代表。他以讲求诚信为基础，操纵着自己独有的经商之术，在奸伪之风弥漫的商界里驰骋纵横。在生活生产上，他指导人们“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在经营上实施“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谋略。就这样，他一边指导着农民选择优良品种作为种子，以增加谷物的收获量，一边不失时机地掌握买卖，发挥了平抑物价、调节商品流通的作用，充分展示出谋略家的头脑。当大量的新谷登场入市时，白圭就出比其他商人高一些的价格购进，而当遇到了歉收的年景他则大量地卖出谷物，此时他所出售的价格又比其他商人低一些。因为白圭在购进和卖出时间上的差异，所以他的购进价格相对于歉收的年景“人取”之价而言，还是便宜了很多，而“我与”的价格，也比“我取”时高出了一些，因而还是很有赚头的。这就叫做“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买，虽贱已贵”。如此一来，白圭虽然不能取得最大限度上的利润，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有计划的大量购销，其实能获取更大的收益。并且，他的这种做法客观上还对市场起到了调剂作用，对农民以及普通消费者都有好处。这也是白圭对自己这套经商之术引以为豪的关键。白圭认为商人需要有独到的眼光，鼠目寸光的人做不成大商人。做人做事眼光要放长远，推己及人。为他人着想也就是为自己着想，只顾眼前利益的人，贪图享受，满腹私心，长久下去必定吃亏。一个商人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就需要保持长远的眼光，从诚信做起，进行合理规划，制定出长远之计。另外，要时刻谨记，人永远是最大的资本，包括自己和别人。只有别人在你这儿买东西，你的货物才会出现流通，才会赢利。质量要有保证，价格也要公道，这样人们自然会记住你的好，以后才会再到你这儿来。同时，受益者也会将这一好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你自然就会财源滚滚了。在两千多年前，白圭能够怀着一颗如此的仁慈之心做买卖，实在是难能可贵，也无愧于“诚贾良商”这个美称。
5.关心下属，重视团队
白圭在经商上，讲究经营策略和艺术，时断与智断相结合，随时随地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进行正确的决断，把生意做活了。我们知道，他在经商中十分强调“智”、“勇”、“仁”、“强”。其实，在生活中他还有“智”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他“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白圭认识到，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同他们的情绪、心理有着重要的关系。因而，他在用人时不是一味地靠强压和利诱，而是与自己的雇员打成一片，在雇员内心引起一种“激发动机”，这样不仅提高了雇员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劳动效率，并且清除了与雇员之间的主仆隔阂，使主仆之间的感情更加融洽。白圭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只有怀疑和索取，那他一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相反，如果对别人充满了热爱和体贴，他就会受到很多人的爱戴，这个人也会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白圭深谙其中的道理，并把它运用到经商与管理中。众人拾柴火焰高。富商大贾除了靠个人的努力之外，一个很好的团队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些能够体察下情，与雇员同甘共苦的人才能得到员工的爱戴，雇员才能有一个好心情用心地为顾客服务，自然人们对商家和商人也就会有了一个很好的口碑。白圭在经营管理中，能放下巨商富贾的架子，常常“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也是他成功的因素之一。关心员工、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重要方法。领导要善于摸情况，对于员工，尤其是生活较困难的员工要多给他们安慰、鼓励和帮助。特别是要把握几个重要时机，如员工或家人生病了要及时探望、批假或适当减轻其工作负荷，必要时还可以发动大家给予帮助。这样做会感染周围所有的人，从而有利于团队的和谐。民谚有“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和“三人齐心，黄土成金”之说，这都是在赞颂团队的巨大力量。一个人的能力和才华毕竟是有限的，在商战中仅仅靠个人的努力就取得辉煌的成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那些孤芳自赏、恃才傲物、自以为是，不与别人协作的人，注定是个失败者。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那就不妨学习一下白圭放下“尊贵”的架子吧，从今天开始，善待每一个员工，让主雇之间多一些交流和沟通，使自己早日成为一位优秀的领导者。白圭从事商业活动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即使成了巨富，他也是把钱投资于扩大再生产，而他自己的生活却是“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常常“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白圭的成功是在不断实践、探索、创新中获取的，而不是从苟且偷安中求得。作为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巨富，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品质。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战国还有个叫白圭的，名丹，字圭（又作硅），系中山山国将领，为魏惠王大臣。这与我们这里讲的商祖白圭不是同一个人。

商业奇才吕不韦
　　吕不韦的经营理念敢于冒险，善于投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风险投资带来丰厚回报。助人成功，己也成功。助人贵在雪中送炭。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吕不韦志在谋国的风险投资家:
　　1.商业奇才吕不韦
吕不韦，大约出生于公元前290年至公元前280年之间，卒于公元前235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吕不韦出生之时，卫国已经日渐衰败。吕不韦为求发展，在公元前265年来到向往已久的赵国国都邯郸。邯郸城的繁华，让吕不韦眼花缭乱。他一边花天酒地，流连于歌楼舞榭之间，一边也没忘记他是为获取财富而来的，是要搜索一种能大大赢利的商品。很快，这种一本万利的货物就被吕不韦发现了。当时，秦国的王孙嬴异人正在赵国当人质。吕不韦经过多方探听，把嬴异人的身世、家庭关系、目前处境等了解得一清二楚。当他见到这位落魄的王孙时，凭他多年的经商经验，一眼便看出：多方寻觅的宝贝就在这里！所以，他不由得脱口而出，留下了一句经商名言：此奇货可居。为了这件事，吕不韦专程回到家中与父亲商量。吕不韦问父亲：“耕田能获几倍的利？”父亲说：“十倍的利。”吕不韦又问：“经营珠玉能赢几倍的利？”父亲说：“百倍的利。”吕不韦再问：“帮助立一国之主，能赢几倍的利？”父亲说：“无数的利。”于是，吕不韦得出结论说：“现在努力耕田，只能保证吃饱穿暖，而帮助立一国之君，得到的好处，可以传之后世。这种有厚利可图的事，何乐而不为呢！”吕不韦想到做到，果真将嬴异人当作了商品来投资，以期在帮助嬴异人登上秦国王位后收获“立主定国”所带来的无数倍收益。但是，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却有所不知，搞政治绝非如同经商做生意那般简单。在那个专制时代，如果经商失败顶多是倾家荡产，而搞政治失败则会家破人亡，甚至株连九族。因此，虽然吕不韦掌控了一段时间的秦国事业，也捞到了不少财物，但最终还是赔了，而且赔得个干干净净，落了个饮鸩自杀的结局。对于经商来讲，吕不韦善于贱进贵出，懂得奇货可居，但是他经商成功后的辉煌和从政失败后的悲惨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这也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最大遗憾。而他在进行风险投资时的言行，却非常值得后人进行一番品味、思索、借鉴和扬弃。

　2.奇货可居，志在谋国
善于包装自己的吕不韦，为了使自己的商业达到顶峰，与达官贵族联系密切，吕府迎来送往的大多数都是赵国的高官贵人，各国的外交使节也是吕府的常客，这就使他的商业与官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扩大了自己知名度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商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良机。但是，作为一个商人，如果想在从政上取得成功，单纯靠拉关系，贿赂官员是很难取得重大成功的。因此，他决定把奇货可居的经商理论应用于政治权谋，直接从高层入手，孤注一掷，以投机商业的手段来投机政治，由经商而开始从政。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了。秦昭王四十年时，秦国太子去世，过了两年，秦昭王决定立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子女二十余人，其爱姬被立为正夫人，赐号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膝下无子。安国君有一排行居中的儿子嬴异人，异人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因此，嬴异人也备受欺凌，被当作秦国的人质送到了赵国，又因为秦国屡次攻打赵国，所以赵国对嬴异人也很不礼貌，使他经常遭受侮辱。吕不韦来到邯郸时，听说有一位秦国贵族——秦昭王的孙子嬴异人困居在此，一见之后，吕不韦便萌生了“奇货可居”的念头，他要把秦国的人质嬴异人作为自己进入政坛的阶梯。嬴异人在赵国举目无亲，不仅经济拮据而且日子过得也很不称心，正想找个人听他诉说苦楚，替他设想将来的政治路途。吕不韦的到来使他感激涕零，就把羁旅异乡的苦衷向吕不韦一一倾诉，促膝密语，说了很多肺腑之言。吕不韦说：“我能让您富有天下，贵为天子。”嬴异人听后笑着说：“您还是自己先富贵，然后再让我富贵吧。”吕不韦说：“您有所不知，我的富贵只有待您富贵后才能实现啊。”嬴异人心知吕不韦所指，心中万分的感激，忙下席跪拜奇货可居说：“若先生的谋划真得以实现，愿平分秦国与先生共享。”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后，吕不韦把五百斤金送与嬴异人，供日常用度及结纳宾客贤达之需，自己则西去秦国开始了为嬴异人准备回国夺权的活动。从此，吕不韦一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商历史便拉开了帷幕。时至今日，吕不韦所说的“奇货可居”，已经成为风险投资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吕不韦的气魄之大、信心之强、眼光之远、心计之深、创意之妙、谋划之秘、办法之多、预见之准、收益之丰……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他是“古今中外第一风险投资商”，当不为过。因此，也就有了这“奇货可居”四字，使他的策划和行为毫无疑问地成为后世风险投资业的“鼻祖”。
　3.助人成功，己也获利
当阳泉君听后，甚是惊喜，因而也对嬴异人产生了好感。吕不韦看到时机成熟，就让华阳夫人的姐姐去劝说华阳夫人。阳泉君也对华阳夫人说：“我听说以美色而得宠幸的，等人老色衰时，宠幸也就不在了。现在夫人侍奉安国君，若趁时选出继承人，则安国君在位时尊宠，安国君百年之后，使夫人所举荐之子为王，则会永不失尊宠之势。这真是一句话而得百代之利啊！倘若不在得幸时为身后事做好准备，那么等到色衰爱弛，虽想进一语，而安国君还能如此言听计从吗？现诸公子中，数嬴异人最为贤孝，但自知排行居中，而且按照国律，次子又不得立为继承人，其母亦不见宠幸，故想依附夫人。夫人如能在此时立嬴异人为继承人，那夫人将终生得宠于秦国啊！”这套说辞经过吕不韦指点，直接针对华阳夫人的心病，再让阳泉君说出来就十分入情入理。华阳夫人听后，犹如大梦初醒，下决心要收嬴异人为嗣子。一次，在侍奉安国君时，华阳夫人便从容地说起嬴异人，夸他虽身在赵国为人质，实是诸公子中最为贤孝者，从赵国来的人都称颂他的智慧。接着，她又哭泣着说道：“我得大王错爱以服侍左右，却不幸膝下无子，我想请大王立嬴异人为继承人，以减贱妾无后之过。”安国君见夫人为了国家如此悲切，于是满口答应了下来。华阳夫人见时机成熟，为防日后生变，又让安国君以刻玉符为据，立嬴异人为继承人。从此，安国君和夫人开始厚待嬴异人，并请吕不韦做了嬴异人的老师，侍其左右。当吕不韦再次回到邯郸，告诉嬴异人这个消息时，他兴奋得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起来。而吕不韦为了笼络嬴异人，不仅给了嬴异人很多金钱，甚至将自己的爱妾送给了嬴异人。贪杯好色的嬴异人，在落难中能得到如此好的待遇，自然是感恩戴德，对吕不韦更是言听计从。此时，嬴异人在诸侯中名声大振。既然地位变了，当然也就不能再当人质了。于是吕不韦再次施展了他游说的本领，使赵国同意送嬴异人回国。但是，正当嬴异人和吕不韦欢天喜地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之际，不料秦国和赵国之间的长平之战发生了。于是赵王改变了主意，禁止嬴异人回国。秦赵交战，赵军惨败。赵王大怒之余，想拿秦国在赵国的人质嬴异人开刀恨。不过这早已在吕不韦的意料当中。自从秦赵交战开始，吕不韦就很关心这场战事，因为这关系到嬴异人的命运，而嬴异人的命运又关系到他这桩空前绝后的“大买卖”。当吕不韦一听到赵军战败的消息，就立即开始想办法让嬴异人逃出赵国。但是，此时的嬴异人已经在赵国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政，一个名成峤。因为担心路上遇到盘查，吕不韦只好先将嬴异人掩护出了赵境，而将母子三人留在赵国。吕不韦向嬴异人保证，他们母子三人绝对不会有事。因为嬴异人一旦逃出了赵国，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的秦王，而嬴政则是未来的太子。赵王不可能笨到给秦国一个进攻自己的理由。所以，嬴异人先逃回秦国，也是特殊情况下最好的办法。终于回到秦国的嬴异人，按照吕不韦的吩咐首先拜见了自己的“母亲”——华阳夫人。因为华阳夫人为楚人，于是吕不韦就叫嬴异人穿楚服进见。华阳夫人见了非常高兴，当场叫他改名为子楚。子楚，即为楚女之子。从此，嬴子楚便在秦国住下，对华阳夫人早晚问安，格外殷勤。13年后，秦昭王病逝。嬴子楚的父亲登基，为秦孝文王。但孝文王登基当夜就莫名其妙地死了。孝文王死后，嬴子楚即为秦王，史称庄襄王。庄襄王一登基便封吕不韦为相国、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至此，吕不韦的这笔政治投资终于获得了极大成功。他开始掌管秦国军政大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商人政治家。一位名人曾说过：“全天下最成功的人士都不会吝惜为他人伸出援手，协助别人更上一层楼，并且达到他们都意想不到的境界。”成功就是要创造被别人利用的价值，帮助别人得到他想要的，也会得到自己想要的。虽然吕不韦帮助嬴异人登上王位，人们对此的说法褒贬不一，但吕不韦确实达到了他的目的，他确实获利巨丰。有一个有关“钓鱼”的故事与吕不韦的经历如出一辙，而且将帮助别人成功的道理阐述得更明白、更透彻，也更容易理解。有两个钓鱼高手相约到河边垂钓，他们的本事都很好，不一会儿就钓上了好多鱼。这时来了十多名游客，看到他们这么轻松就能把鱼钓上来，不免感到几分羡慕，于是都到附近去买钓竿，也想试试自己的运气。没想到，这些游客怎么钓也是毫无成果。这时，两个钓鱼高手中的一个对游客说：“这样吧！我来教你们钓鱼，如果你们学会了我传授的诀窍，每钓十条就分给我一条，不满十条就不必给我。”这两个钓鱼高手的性格相当不同。另外一个人孤僻，不爱搭理别人，只是享受独钓之乐；而这个说话的人却是一个热情、豪放、爱交朋友的人。一天下来，这位热心助人的钓鱼高手，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指导别人，却收获了满满一大筐鱼，还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而那个比较孤傲的人，虽然钓了一整天的鱼，竹篓里的鱼却远没有这个同伴的多。看完这个故事，是不是感觉成功其实很简单？似乎有些让人难以置信？成功不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还要学会适时地帮助别人成功。如此一来，在别人成功的同时，自己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4.不拘一格，求贤若渴
吕不韦当政时，不仅使秦国的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军队的战斗力也不断增强，在对外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吕不韦重视人才。在吕不韦还没有来到秦国之前，各国的诸侯已经开始大力地招揽人才，供养食客，其中最著名的就要数“四公子”，即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吕不韦也认识到了名士的重要作用，开始大规模招揽宾客，并大批吸纳其他国家的名士和政客。吕不韦任相国之初，就在相府内建造了数以千计的高堂广舍，聘请了众多名厨，并在咸阳的城墙上挂起告示，欢迎各方士人来相府做客。再加上吕不韦本人也并非秦国人，却在秦国做了丞相，这对那些渴求功名的人士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并且，吕不韦的权势极大，养贤纳士不会遭到别人的反对和嫉恨。另外，秦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统一六国已成定局。因而，当吕不韦的告示刚一发出，便有很多有识之士纷纷前来。很快，吕不韦门下的食客就达到三千多人。吕不韦不仅重视人才，还发现、引荐了不少人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后来当上秦朝宰相的李斯。李斯原本是楚国上蔡的一个平民，在战国末年来到秦国，成为吕不韦的门客。吕不韦发现，李斯极具才干，便委任他为郎官（宫廷侍卫）。从此，李斯就有了出入宫廷的机会，向秦王献上“灭六国、成一统”的计策，从而受到重用。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吕氏春秋》中有一篇《慎行论》，其中就说到人才对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他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者……其所以得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这些都说明了人才对得天下的重要意义。《吕氏春秋·士容》篇中还讲了一则“狗乃取鼠”的故事，说有一个人为了让一只能捕獐麋豕鹿的好狗去执行猫的任务——捕鼠，就用夹子夹住这只狗的后脚。这篇文章嘲讽了一李斯些当时君主压抑人才的社会现象。吕不韦不拘一格、化众为一的思想主张，突破了当时各学派的狭隘界限，从而得以“借人之长，补己之短”。对此，《吕氏春秋·用众》篇中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天下本来是没有纯白的狐狸的，但是却有纯白的狐裘，这是从许多较白的狐狸皮里挑取来的。能够向众人吸取长处，这就是三皇五帝建大功成大名的原因。”其实，吕不韦所主编的《吕氏春秋》也正是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博采众长，形成了新的思想体系。比如，《吕氏春秋》中承继了儒家“德政”、“重民”的思想，却摒弃了儒家一些不切实际的说教；吸收了法家“变法”、“耕战”的主张，却反对法家一味强调“严刑峻法”；它批判墨家“非攻”、“救守”之说，但主张“节葬”、“尊师”等却又源自于墨家。有人说《吕氏春秋》其实就是诸子学说的随意凑合，但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其实它是有取舍的，取舍的标准就是如何有利于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建立。在用人的不拘一格上，最有名的当属奇才小甘罗，甘罗12岁就已经能负担出使他国的重任。他首先帮助吕不韦劝服了张唐接受出使燕国的命令，之后自己又单独出使赵国，让赵国心甘情愿割五城给秦国。接着，他又联合赵国攻打燕国，掠夺燕国属地作为赵国的奖赏，于是赵王再次献出十一座城池报答秦国。因此，甘罗也被封为上卿。甘罗说赵吕不韦登上秦国丞相之位虽晚，但他绝无一般暴发户政客嫉贤妒能的通病，他对元老重臣甚为器重。最突出的就是对老将蒙骜，这位老将在吕不韦执政的十多年中，从不居功，不傲上，而是继续带兵为秦国争城夺地，虽然已经年迈但威风不减当年。对元老毫无成见，也是吕不韦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吕不韦还认为，对人才委以重任后就要赏罚严明。赏罚要不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而要考其实绩，做到因功授爵，赏罚得当。尽管事实上他不可能真正做到事事赏罚严明，但提出这些主张，对整顿秦国吏治，增强国力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在“谁拥有人才，谁就拥有一切”已成为管理者共识的今天，企业要发展，要创新，就必须要选好人才，用好人才。

5.一字千金，志在留名
对于许多当王的人来讲，都有两个想法：一是长命百岁，永远做王；二是留名青史，让后世人永远记住他。做了丞相的吕不韦，要权有权，要财有财，是一个无冕之王，但因为自己学问太浅，虽身为丞相，他仍然怕被以后的文人学者瞧不起，毁掉自己的一世英名，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事。于是，他想到了著书立说。由于自己腹中墨水不多，想靠自己的力量著书立说绝非易事，但这难不倒一向精明的吕不韦。很快，他就找到了留名的好方法。为了进入文化圈，成为文人学士，他高薪聘请了上千名满腹经纶的文人学者。但是作为商人出身的吕不韦，看着他门下的三千宾客做不产生实际效益的投入，这是他作为一个商人绝对不愿干的事情。于是，他便把门客们召集在一起，让他们编著《吕氏春秋》，并署上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而这本以后流芳百世、千金难改一字的经典之作，也没有令他失望，真正使吕不韦的事业达到了顶峰。这本书既保持了各派学者的观点和风格，又有一定的体系，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它形式统一，内容多样，如杂树生花，群莺乱飞，开创了“杂家”的新体例。为了提高作品质量，防止抄袭，吕不韦又想出了一条妙计。在书稿完成后，他把《吕氏春秋》的书稿挂在咸阳城的城门之上，并且贴出告示：如有人能对《吕氏春秋》改动一字者，即可以得到千金的赏赐。这一天，咸阳城比往日热闹得多，人们纷纷赶往城门，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好奇的观众越来越少，站在城门前阅读《吕氏春秋》的人也逐渐散去，终无一人将千金取走。吕不韦千金悬赏改动《吕氏春秋》一字的举动，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所误解，以为他是为了表明此书的精湛，其实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并非书中不可改动一字，而是人们不敢改动，害怕招来杀身之祸，告示只不过是吕不韦宣传的一种手段罢了。作为商人出身的吕不韦，不但明白宣传的重要性，还深知炒作造势的巨大作用。且不说他如何包装嬴异人，使窝窝囊囊《吕氏春秋》的嬴异人成为一国之王，单是他在《吕氏春秋》成书后的炒作宣传，就让后人钦佩，就是如今的广告大师，也一定会佩服吕不韦在广告业上的超前意识。吕不韦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向世人宣告：“这本书就是我编出来的，我吕不韦也是一位文士，虽然出身商人家庭但也是一个真正的贵族。”所以，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吕不韦此举完全是为《吕氏春秋》这本书做的炒作宣传行为。几千年前的吕不韦就有如此超前的意识，被尊为广告业的“老祖宗”也是名副其实。


　6.后宫淫乱，东窗事发
虽已是位极人臣，但他并没有罢手。他要的是整个大秦江山，他要把整个大秦江山改姓吕！庄襄王即位两年后，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再加上他本来就贪杯好色，身体便一天不如一天，最后终于在极度的虚弱中死去。庄襄王一去世，年仅13岁的太子嬴政便继承了王位。但是，嬴政此时还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在威严的典礼过程中，丞相吕不韦始终伴其左右，指示他该如何做。由于嬴政年幼，继位后由太后赵姬听政，国事则都委任于吕不韦。此时，吕不韦除了丞相、文信侯外，又被加封了一个特殊封号——仲父。从此，吕不韦就坐到章台宫大殿秦王御座的右侧，开始处理朝政了。从秦王嬴政即位的公元前246年开始，到公元前237年，都是吕不韦直接掌权。此时的庄襄太后——赵姬年纪还不到30岁，耐不住深宫寂寞，孤枕难眠。于是，吕不韦便经常随意地出入宫闱，再次与赵姬秘密地恢复了两性关系。后宫的宫娥彩女大都是太后的心腹，自然守口如瓶。这时嬴政还是个少年，不知其中隐秘，所以两个人暗地往来与夫妻完全没有什么两样。随着日月的推进，嬴政渐渐长大，吕不韦在和赵姬的房事上也因年老力不从心，而赵姬却淫乱不止，时常宣召吕不韦入宫贪欢。吕不韦恐事情败露，私下便找到了大阴人嫪毐，任为舍人。他把嫪毐献给了太后赵姬，并令人故意诬告嫪毐有罪，要受腐刑。在私底下，吕不韦则偷偷地对太后说：“可让人诈施腐刑，这样就能常在宫中了。”太后用重金贿赂了主刑的官吏，让他们只是拔掉其须眉以充太监，来内宫服侍太后。太后与之私通后，非常喜欢嫪毐，不久就怀孕了。由于两人恐怕别人发觉，故谎称占卜结果当避出宫，于是就迁宫于雍，嫪毐跟随左右。嬴政不知有诈，就请赵姬徙往雍宫，并且给了嫪毐非常丰厚的赏赐，事无大小皆听嫪毐，以致嫪毐的家僮就有上千人，门人食客也有达千余人。由于母子不在一处，已不必顾忌太多。赵姬与嫪毐日夜淫乱，并且接连生嫪毐下两个男婴，嬴政也都不知。后来，嬴政反而在母亲的要求下，还封嫪毐为长信侯，赐数千奴婢，食邑山阳。此时，当了长信侯的嫪毐，爵位、食邑的待遇及地位完全可以与吕不韦相抗衡了，而且还大有超过吕不韦之势。随着羽翼的丰满，他也想谋权夺位，便私下与赵姬密谋，打算将他们的私生子立为嗣王。因为他也预感到了自身的危机，一方面是与吕氏集团的对立已趋于白热化，更重要的是现在的秦王嬴政已经21岁了，完全可以亲政了，若不能在秦王亲政之前控制住局势，不仅要败在吕不韦手下，而且还有被秦王铲除的危险。但嫪毐毕竟是市井小人，难免会忘乎所以，与太后纵欲之后，就在宫外为非作歹，引起满朝上下的不满。有一天，他与大臣饮酒，喝得酩酊大醉，起了口角，嫪毐叱骂说：“我是秦王的假父，你敢与我斗口？你难道有眼无珠，不识高下么？”大臣不甘心受辱，便将这些话告诉了秦王嬴政。嬴政听到这样的消息，不禁大怒，当即就下密令一定要调查出个虚实来。后来，嬴政得到密报，说嫪毐本不是阉人，的确与太后有通奸且生子的丑事。事情发展到这个时候，嫪毐、太后、吕不韦、秦王嬴政都在紧张地筹划着个人的事，一场生死存亡、你死我活的斗争即将在秦宫内展开。公元前238年，当秦王嬴政在雍城举行加冠典礼时，嫪毐知道自己与太后的秽行及叛乱的图谋已被发现，便伪造诏书调发卫兵县卒对付秦王。嬴政早有准备，嫪毐的叛军还没出咸阳就遇到了由雍城开来的秦军，嫪毐带领的一群乌合之众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嬴政下令将嫪毐以五马分尸处死，诛三族。并派将士搜查雍宫，捕杀了赵姬私生的两个孩子，赵姬也被驱往嫚阳宫拘禁起来。而吕不韦则因送假太监进宫伴太后，犯下欺君之罪，本当连坐，因念他侍奉先王有功，功罪相抵，免去相国职衔，勒令去河南乡下闲置。但是吕不韦在河南封地并没有韬光养晦，而是广交宾客，各国诸侯使者络绎不绝，都来拜访他。公元前237年岁未，秦王看到吕不韦一直没有停止发展势力，怕他会谋反，便赐信给他说：“先生您对秦有什么功劳？秦封您于河南，食俸十万户。先生您和秦有何亲缘？而号称仲父。”于是，命吕不韦和其家属迁居蜀地。吕不韦想，照此日夺月销，恐怕最后还是会被诛死，晚死受的苦会更多，倒还不如趁现在富贵死了。想到这里，吕不韦便转移了自己的资产，饮鸩自杀了。吕不韦的一生，充分体现了其作为商人的特点——精明，他做每一件事都是为利益所驱使。但也正因如此，一旦他的利益受到损害，便会奋起反击。结果，在他与嫪毐的争斗中，最终还是招来了杀身之祸。聪明一世的吕不韦，由于利欲心太重而没有像范蠡那样，在事业达到顶峰时急流勇退，最后落了个自杀身亡的悲惨结局。这也是吕不韦给当今一些成功人士留下的最大教训，也是最值得人深思的地方。
沈万三其人
　　沈万三的经营理念勤劳：每件事都要亲力亲为，力不到不为财。诚信：做生意不是一次性的。智慧：大智大勇，独具慧眼。机遇：运气。
　　沈万三周庄巨富，江南财神:
　　1.沈万三其人
在600多年前，中国商界出了一位旷世奇才，他就是元末明初的首富——沈万三。在“商圣”的行列中，沈万三可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沈万三大约出生在元大德末年，即1307年前后，大概比朱元璋大21岁。沈万三原名沈富，字仲荣。他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后来发达了，于是人们都叫他“沈万三秀”，在《明史》中又被叫做沈秀。为什么叫“秀”呢？因为元明时期的社会称呼是由姓氏和排行组成的，或加“哥、畸、郎、官、秀”表示五个等级，“哥”最穷，“秀”最富。比如，《水浒》中称武植为武大或武大郎，“三言”中也称王金龙为王三官，而沈富是当时最有钱的上等人，并且在兄弟中又排行老三，所以人们就尊称他为“沈万三秀”。其中，“万”字按照《左传》记载：“万，盈数”，也就是富余无比的意思。在汉代铜器中，就有“日利大万”的吉语。然而，据《宋平江城坊考钱万二桥街》记载，这种称谓却不流行于士大夫之间。由此可见，加“万”字相称是当时市俗中人对富人的一种礼貌称谓。不过，时间久了，也就不再叫他“沈万三秀”，而是直呼“沈万三”了。说白了，所谓“沈万三秀”或者“沈万三”，就是近代人称呼的“沈三爷”，如果放在今天，排行已变得不再重要，其称呼也就是“沈老板”了。如今，凡是去过古镇周庄的人都知道满镇飘香的“万三蹄”，这道叫“万三蹄”的名菜就是从沈万三家宴中发掘出来的。在当时，沈万三迁居周庄致富后，他入乡随俗，热情待客，广邀地方名厨，选用水乡时令鲜蔬，精心配料，烹制出了各式风味独特的菜肴。比如，万三蹄、清蒸鳜鱼、莼菜鲈鱼羹、姜汁田螺、百页包肉、双味豆干、焐熟河藕、三味圆等，都是沈万三家宴上的常见菜肴，所以人们也把这些宴席冠以“万三家宴”的美称。如今，这些菜肴早已名满海内外，成为周庄富有地方特色的菜品。相比之下，鲜为人知的是，沈万三和南京也有着相当深厚的渊源。沈万三曾在南京居住，并出资修建了中华门一段的明城墙。但是，最后却落了个流放云南、家破人亡的下场，让后人感慨不已。




　2.苦心经营，生财有道
沈万三究竟是怎样发家致富的？万三蹄有人认为沈万三发家致富最科学的应该是来自于“分财说”。有传言说，沈万三年轻的时候结识了一个叫陆道源的南方巨贾。这个陆道源不仅富有，而且喜欢交友，乐善好施。当时，沈万三正为他管账治财。后来陆道源看破红尘，将万贯家财慷慨地拱手送给沈万三。由此，沈万三便一跃成为“江南富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杨循吉的《苏谈》中有一篇有关《陆道判捐资》的记载，文曰：“元时富人陆道源货甲天下，为甫里书院山长，一时名流咸与之游处。莫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赀历付之”，“所谓二者，其一即沈万三秀也”。而且，在《周庄镇志》第六卷的《杂记》中也记载有：“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等语。于是，人们便得出这样的结论：沈万三之所以能够发家致富，缘由就是分到了富家的巨财。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明都穆辑录的《吴下冢墓遗文》中，有一篇墓志铭，上面是这样说的：陆德原字静远，长洲甫里人。家资千万，良田千亩。曾捐资修建了长洲县学，并且在家乡兴办了甫里学院。官方曾将其提升为山长，后调任徽州教授儒学。而后，他又在徽州出资修建了州学。后来，陆德原在回苏州购置木材时，不幸病逝。其有一子二女，子八岁，长女待嫁，次女不足百天。根据历史学家考证，陆德原也就是陆道源。由此可见，陆道源不但没有出家当道士，而且还有幼小的子女，更无分财赠人的迹象。所以说，沈万三的财产来自于“分财说”，很可能是一种谣传。与“分财说”相比，“垦殖说”、“通番说”和“高利贷说”似乎更可信一些。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沈万三是通过勤劳、胆识、智慧的三结合才发家致富的，这才是最科学、最合理的说法。大部分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这种说法，并认为这三种方面相互结合，缺一不可。根据许多史料上的记载，元代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是个荒年，自然灾害遍及大半个中国，而且江浙一带又流行起了瘟疫，恰恰沈万三就在这个时候降生了，真可谓生不逢时。但是，沈万三的父亲沈佑颇具眼光，他看到东垞人少荒地多，政府又奖励开荒。沈佑便举家从湖州的南浔迁到了苏州的东垞，即现在的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在这里，全家人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垦殖，终于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地主，庄田广达一千三百多亩。东垞西边的周庄原本是小村落，后来经过沈家的开发逐渐形成了集镇。于是，沈佑全家就由“农”转“商”了，成了地主兼商人的富户。但田种得再多也只是个土财主，所以一直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巨贾富商。沈佑去世后，儿子们分了家。老大不见记载，估计是早早亡故了，老二沈真迁往嘉定安定，老四沈贵搬到白蚬江北的黄墩。沈万三的兄弟从小就随父种田，没有文化，却都生财有道，日后也都成了当地的首富。兄弟迁居之后，排行老三的沈万三（即沈富）留在了周庄的银子浜，他一方面管理着东垞的庄田，另一方面则开始经营镇上的买卖。在兄弟中，沈万三最富有经济头脑，他对自己分得的庄田进行精心的经营管理，使得财富有了更大的积累。此时朝廷又开放了私人对外贸易，主要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南洋等地。于是，沈万三便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凭借天然便利的交通，将江浙地区深受海外欢迎的丝绸、茶叶、瓷器、工艺品等源源不断地贩运出去，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据《吴江县志》记载，至正十九年，元朝向张士诚征粮，张士诚于次年海运11万石粮米北上，沈万三协助张士诚从海道运送粮米到了燕京。当时，张士诚举兵起义，做上了大周国的皇帝。但是，张士诚成立的大周国实在是太小了，只有苏州一带的一些州县。因此，只好依附于元朝的袒护，每年都要向元朝进贡大量的粮物。虽然此时沈万三正在巴结张士诚，但张士诚大批地运粮北上，必然也会划拨给沈万三一些银两作为舟船费用，这足以让沈万三大赚一笔。从张士诚选用沈万三大批运粮北上一事，可见当时的沈万三对海运已是熟门熟路的了。此时拥有了巨额资财的沈万三，又开始做起了放贷收利这一资本经营的新项目，使自己富上加富，迅速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人称“江南财神”。在现代社会，经营者就是企业的灵魂，他的决策往往直接决定企业的命运。沈万三可谓是一个经营的奇才，他从土地垦殖开始，苦心经营，机智行商，这充分显示出了他出色的“经营管理”才能。并且，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他又大胆开始了“竞以求富为务”的对外贸易活动和放贷收利，这更加速了他财富的积聚。因此，沈万三不仅仅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古代名商的经营风范，还为现代的经营者提供了一个杰出的典范和先例。
　3.富可敌国，纵情声色
沈万三是明初首屈一指的“大款”，他富可敌国是人所共知的。董谷在《碧里杂陈》里说：“故集庆（元代称南京为集庆）富家也。赀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余在白下闻故老言。”另在《五杂俎》中也说：“国初金陵有沈富者，字仲荣，富甲天下，人呼为沈万三。”在整个明朝，“沈万三”这三个字是响当当的，就像今天的“福布斯排行榜”一样，是财富的代名词。在嘉靖年间，嘉兴有一个人用13000两黄金去向窃国贪天的严嵩捐了一个朝中的大官，使得明朝的官场乌烟瘴气。因此，这个官也被老百姓笑称为“沈万三官”。另外，在中国著名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中，潘金莲也常跟人说这样一句民谣：“南京的沈万三，北京的槐树湾；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可见沈万三的名气是多么的大！那么，这个被称作“财神”的沈万三到底有多富呢？据有关史料记载，当年沈万三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之地。他在周庄镇东的东垞建造了千亩粮仓，在银子浜的尽头建造了堆放银子的府库，每天都有很多小船进出银子浜，运送银子。致富后的沈万三，首先广置了田宅万顷，以至于有了“苏州府属田亩三分之二属于沈氏”的记载。并且，在沈万三家的后院，有一个叫做“绣垣”的后花园，这个花园走一圈就要差不多半个小时，在园外还有十多顷的田地。这个“绣垣”内有山有水，有桥有亭，园中心是一个十多米高的土垣，分为上中下三层，遍植了芙蓉、丽石菊、香兰等四时花木。这些花会在不同季节次第开放，花团锦簇，芳香远播，近居四邻不植花草便可四时馨香满庭。但是，这个雅致的园林还只是沈万三财富的冰山一角。沈万三开始大肆地迎娶妻妾，在这个园子里供他随处娱乐，纵情声色。据说，他一生共娶了13房妻妾，把她们分置于各地，如盛泽妆楼就是小妾九娘的居处。说到这个九娘，可是沈万三最钟爱的女人。九娘不光聪明过人，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特别善解人意，颇有见地。比如，当时沈万三要帮助朱元璋修建城墙，九娘早就觉得这样的事情是做不得的，并多次对沈万三加以劝阻。可是，沈万三却被财富冲昏了头脑，愣是听不进去，不料这一着却真是为自己埋下了祸根。沈万三不光喜欢娶妻纳妾，他还在这个园子里嫖狎名妓，什么蜀锦衾、毳绡帐、观音床、沈香胆、象牙格、八宝栏、金留殿，一应俱全，极其奢侈。据说有一次他嫖娼玩得开心了，居然一下子就送了人家小姐鞍马四匹，四时的金衣各一身，金玉首饰更是无数！自古到今，色与酒总是两个相提并论的事物，纵情声色之后总想来一点酒，而有了酒刺激更促进了情色，所以酒与色总是“相辅相成”。据说，沈家的日常开销是相当的惊人，仅因喝酒之需，就专拨出良田数十顷。在沈家的酒宴上，光是摆的那些器皿各个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比如，席间用的一只玛瑙酒杯，就质地透明，犹如水晶一般，而且中间还有一个像葡萄大小的墨点，因而被沈万三称之为“月下葡萄”。还有放筷子用的筷架，也是用一尺来长的羊脂玉做的。另外，盛放水果的是白玛瑙盘，盘子上面有天然形成的“五猿争果”图案；饮酒的酒杯是用红玛瑙做的，色泽天然，流光溢彩。凡去过沈家吃过酒席的人，都会大为感叹总算开了眼界。沈家迎来送往接连不断，一些官员和见过世面的大人物都被沈万三请了过来，他们有地方上的州府、县令，甚至还有一些小吏也被请过来。大地主出身的沈万三，在暴富之后也开始附庸风雅，经常与文人名士在这个后花园里舞文弄墨，吟诗作对。并且，每次的书画他都会出重金买下，据《坚瓠集》载，沈家“藏古今书画无算”。有一次，他听说苏州城有一个叫王行的名士学富五车，经常和文人墨客来往。于是，沈万三也非要请人家到乡下去给他当家塾先生，调教他的孩子。到家后，不管人家的文章到底是好是坏，只要一写出来，他就连口称赞，并且拿出大量白银作为酬谢。倒是王行心知肚明，看到这么丰厚的酬金居然被吓得连连辞谢，临走低声嘀咕了一句：“如此的炫耀财富，早晚是要倒霉的！”果真，后来应了王行的话，露富终于让沈万三落得了一个流放云南、家破人亡的下场！

　　4.资助起义，埋下祸根
财富永远是人们向往的东西，有了钱可以不对别人低三下周庄沈厅四，可以与高官达贵平起平坐，可以大快其意指点江山。但是，人们只羡慕沈万三的富豪，却忽视了沈万三也就是因钱财而遭到了流放，直至丧身。元代末年，是一个群雄四起、动荡不安的时期。江苏的泰州出了一个叫张士诚的小混混，此人不务正业，一直靠贩卖私盐过日子。贩私盐在历朝历代可都算得上是大罪。因此，张士诚也多次被官兵抓入牢中，吃了不少苦头，于是便和官府结下不共戴天的怨仇。有一次，狱中的牢犯因为受不了狱卒们的虐待，发生了动乱，动乱中官兵和牢犯死伤都达到了上百人。但张士诚十分幸运，他趁着动乱终于逃了出来。逃出牢狱的张士诚，一直不敢在社会上抛头露面，整日过着东躲西藏、度日如年的生活。终于，这时候机会来了——红巾军揭竿而起，一时间乱世英豪各霸一方。此时，张士诚三兄弟便瞅准机会，在1353年也开始起兵反元。正应了那句老话：墙倒众人推。张士诚带领的队伍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占领了大半个江苏——泰兴、高邮、常熟、湖州、松江、常州、平江（今苏州），一路杀来，势如破竹。1365年，张士诚把平江府改名为隆平府，并起国号大周，成为大周的开国皇帝。定都苏州后，张士诚倒也为老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他开始鼓励人民开荒挖矿，提倡养蚕煮茧和兴修水利，并可免收赋税一年。因此，苏州虽然经历了元末的战乱，但经济很快又得到了新一轮的恢复。所以，至今仍有一些苏州的老百姓会常常提起此时的这些故事。当然，张士诚建立大周之后，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像沈万三这样的富商大贾。因为张士诚心中明白，如果没有这些江南富豪强绅的大力支持，他这个小小的大周王朝也是难以维持下去的。当时，张士诚领兵起义需要大量的财物，作为首富的沈万三是出了不少力的，他带领江南的富商大量地捐钱捐物，资助张士诚起义，从而使张士诚的军队越来越壮大，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所以，张士诚也一直信守着他的承诺，不管大地主大商人有多富都不去动他们一根毫毛。然而，这些巨商富贾却都是洞明世事的人，他们为了能延续自己的财富梦想，对这个草头霸王自然也是马屁有加，经常送上金银或者物资。沈万三作为当时的江南首富，更不能置之不理，他就做了三桩让张士诚很是惬意的事情，而且每次出手都是十分大方，从不吝啬。第一桩，沈万三率领银子浜的船队，多次为张士诚的官兵发放犒赏，从而解决了巨大的军费开支。第二桩，沈万三利用自己从事过海外贸易的航海经验，以实际行动支持张士诚暗中投靠元朝，每年都帮张士诚偷运十多万石粮食到北方元朝的国都。而且，有一年元朝的特使——兵部尚书伯颜来到苏州，沈万三也是极力拍马溜须，大摆宴席，盛情款待。事毕，还专门花了大价钱进行刻石记功。第三桩，沈万三为巩固自己在张士诚眼中的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张士诚做老婆，使张士诚彻底地和自己拴在了同一条船上，因此张士诚也给了老丈人沈万三很多敛财的特权。从此，沈万三便一跃成为海外贸易、房地产、地租、高利贷、丝绸业等方面的大鳄，金银更是多不胜收。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埋下了朱元璋对苏州城和沈万三秋后算账的伏笔。　5.露富烧身，祸及后辈
“钱，有时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于这一点，江南巨富沈万三是在他60岁那年才悟出的。元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割据平江，沈万三、顾瑛等当地大富户为求得庇护，都曾献金输粮，以示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