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会计报》

《中国会计报》：采用ＩＦＲＳ时，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策略？是趋同还是直接采用？

格雷格·伯顿（GregBur鄄ton）：我认为对于一个不具备发达市场的国家，“采用”IFRS是一个好办法，但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出台了自己的会计准则，并习惯于出台会计准则的话，那么，“趋同”无疑是比“采用”更好的办法，因为可以保持对准则的控制，保持对所需要准则进行调整的权力。因此，“趋同”要比“采用”好，如果中国已出台会计准则的话。

斯蒂芬·林（StephenLin）：我非常认同格雷格的观点。要知道，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市场国家。对于中国而言，“趋同”可能是比“采用”更好的选择。

格雷格·伯顿（GregBur鄄ton）：某些人经常拿公司说事，而上市公司尤其是拥有众多外部股东的上市公司往往会成为其谈论的焦点。我认为，这些公司或许真的应该采用那种让每个人都能读懂其财报的会计准则，而这些准备采用IFRS的公司将会从本国选择“采用”还是“趋同”中受益。

郑振兴（C.S.AgneSCheng）：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一个做出合适选择的过程。

公司可以有选择权，正像国家有选择用何种方式接受IFRS一样。美国目前要么完全采用IFRS，要么选择与IFRS“趋同”。

格雷格·伯顿（GregBur鄄ton）：如果公司拥有很多外部董事、外部资本或者想要更多外部资本，那这些公司将会从直接采用IFRS获得更多益处，因为如果采用IFRS，每个人就都能读懂财报，也就不会出现任何理解上的偏差。

欧文·布莱克（ErvinBlack）：那您对中国的会计准则问题有什么看法？格雷格·伯顿（GregBur鄄ton）：中国即将出现世界范围的资本市场，中国鼓励本国公司主动与其他国家同行进行国际会计交流与比较，特别是在国际融资租赁问题上。

郑振兴（C.S.AgnesCheng）：我认为，“采用”概念存在很宽泛的解释，同样，“趋同”概念也存在很宽泛的解释，因此，我们必须正确理解上述两个概念。当然，一个国家对“采用”与“趋同”有自己的选择权。“趋同”往往在成为国家法律法规前，要经过一系列的法律程序最终才能获批。实际上，“趋同”的过程，也允许国家对其保持控制。这意味着，一旦一国出台的准则有所变化的话，“趋同”在变为一国法规前也要经过法律程序上的调整。

格雷格·伯顿（GregBur鄄ton）：其实，这很像几年前，也就是2005年以前德国的情况。德国一些公司完全采用了IFRS，而一些公司则使用德国公认会计原则，有的甚至使用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但无论各地采用何种会计原则，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些公司去资本市场融资。这也是上述公司求之不得的事情。

《中国会计报》：考虑到中国现实的国情，中国是否适合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郑振兴（C.S.AgnesCheng）：公允价值会计正逐渐控制着人们对于盈利的心理行为，正是因为有了公允价值会计，职业经理人才会经常把公允价值挂在嘴边。职业经理人不能操纵大量的已有信息，而应该依靠市场，掌握大量的有关市场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信息。其实，很多学者现在都不太喜欢公允价值，认为金融资产按市值计价无疑让此次金融危机雪上加霜。

格雷格·伯顿（GregBur鄄ton）：很多人说，IFRS中公允价值应用的3个级次中的第一个层级和第二个层级存在问题，我认为，第二个和第三个层级没有问题。

欧文·布莱克（ErvinBlack）：美国的情况还不太一样，美国有很多公允价值计量的变通做法，而且美国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世人的理解和肯定。其实，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不但要依靠计量，更要依靠所使用的数据类型。

格雷格·伯顿（GregBur鄄ton）：现在，学界有一种担忧，就是各国在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时候，能否有认清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本质的能力。

中国是否具备认识公允价值本质这方面的能力，我们不得而知。另外，公允价值与数据和计量模式密不可分。

郑振兴（C.S.AgnesCheng）：目前，许多专家学者并不太喜欢公允价值，认为它是加重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他们认为，公允价值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层级暴露出不少问题，而第三个层级则鲜有问题发生。

有专家指出，公允价值的实施要建立在数据和模型的基础上，而他们认为，公允价值所有的模型并不都能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例如，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公允价值模型恐怕就不能完全适用。

托尼·康（TonyKang）：是的，我也同意这种观点。中国要应用公允价值还需要一段时间。

郑振兴（C..gnesCheng）：公允价值会计的成功取决于市场的成功，如果不存在市场价值的话，公允价值的估计数就能引发更多盈余管理的问题。美国公认会计准则对于估算公允价值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层次所产生的问题就比第三个层次少。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市场没有准备好的话，公允价值会计将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学者往往会在公允价值应用到经营资产上遇到诸多问题，这不仅是由于不存在可靠的市场，还由于公允价值体系掩盖了金融分析所能估算经营效率的办法。可以说，中国如果直接应用公允价值是非常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