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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就有廉租房 上海七成工厂为工人提供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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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因为,工房的租金相对比较便宜,而且数量较大,甚至起到保障底线需求的“廉租房”的作用。但无论哪种统计,房租是除食品消费之外的最大开支。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28日AA29版 作者:沈彬  原题为:从“包身工”谈旧中国的廉租房
   近几年来,飙升的房价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以及政府的决策,今年保障建设更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硬指标。
   中国的近代百年,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化、市场经济化的过程(如果不算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历史的话)。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不断扩容,以及房屋的紧缺,房价的飙升,这几乎是历史的必然。比如19世纪的英国伦敦,正处于严重的房荒中,“甚至最龌龊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恩格斯在《住宅问题》中将房荒称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
   本月初,当年夏衍先生在《包身工》里描述过的包身工住的房子,在上海被找到了———上海福宁路99弄,外观格局还算整齐,一条水泥路左右两边分别为八排二层的砖木结构房屋,每排5至6间。房屋的大致结构是:一楼前部是厨房,后面两个房间;沿着几乎90度的木楼梯可上到二楼;三楼则是8平方米的露台。(8月3日《东方早报》)
   小区的马路对面就是当年的纱厂,这种没有院子的联排两层楼房叫“广式里弄”,也叫“东洋房子”,是旧上海工厂为工人建造的工房的典型。按当地居民介绍,当初纱厂工房的格局是这样的:一楼前部是8平方米的厨房,后面是18平方米的大房间;二楼是18平方米的房间和8平方米的亭子间。不过,给工人们住的房子里,厨房、亭子间全都住了人。
   一楼一底的房子,共52平方米(不算露台),按《包身工》里的说法:每幢房子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包身工。的确很拥挤,但似乎没有我们从课文中了解的那么严重。当年这片工房里,共住着2000个左右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75年后的今天,经多年违法搭建,80户变成了108个门牌号,这里住着300多户居民。顺便说一下,包身工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残酷剥削制度,但包身工不是奴隶,原则上做满三年就可以“出师”,以后可以直接从工厂拿钱,不用再交给包工头。
   这个有趣的“文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横切面,询诸相关历史资料,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了解旧中国的住房情况。
   据1930年的资料,上海居民中租房居住的占90%以上;而如前所述,几乎是历史的同时,西方大城市也在经历房荒,比如1914年伦敦居民中租房比例也是90%。
   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上海社会局对305户工人的居住情况做了调查,住一间房的家庭占46.7%,住两间的占42.6%,当年普通工人的住房的确不宽敞。其中住楼房的占60%,平房占40%,住草棚的仅占6%,但最后这部分却成了长期以来我们对1949年前工人住房的主要印象。
   按当时的统计,当年上海的工人、职员的租房主要分为三种:租住工厂的工房、租客栈的铺位,以及自己租房子住。
   工厂提供给工人住工房的比例有多大呢?按上世纪40年代统计,在97家纺织企业中,向工人全部供给工房的有62家,部分供给的有8家。
   相对高端的公司职员租住的工房条件较好,不少大公司、银行都为职工建造了职工公寓。比如由广东中山籍华侨刘锡基开的“新新百货公司”,单身职工可申请免费住公司宿舍。宿舍还有图书馆、食堂、运动场等设施,不幸的是其毁于一·二八日军炮火,之后宿舍搬到公司附近的里弄房子。
   包身工也属第一种———租住工房,此外普通工人也有租住工房(主要为纺织厂)。据上海租界工部局对一个纺织厂的60幢工房的调查,1935年平均每幢住2.73户,15.32人,这是《包身工》写作的那年,而《包身工》中每幢房子要住“三十二三个”,整整拥挤两倍。但就在三年之后,随着抗战爆发,租界房子日益紧张,1938年时,这家纺织厂的工房里每幢住5.60家,31.23人,就与《包身工》里的拥挤程度持平了。
   不过,工房的租金还是相对廉价的。按1928年北平调查所对230户工人的统计,每户平均4.76口人,月收入32.89元,但房租仅为2.09元,占收入的6.4%。相同时期,不同统计对房租占收入的比例有一定出入,最高的比例达到14%。其中的统计的差距原因在于,统计对象是否居住于工房。因为,工房的租金相对比较便宜,而且数量较大,甚至起到保障底线需求的“廉租房”的作用。但无论哪种统计,房租是除食品消费之外的最大开支。
   可能有人会问,上面谈的都是租房情况,为何不谈自有住房呢?一是如上所述,上海租房比例高达90%,二是当年特殊的历史条件导致当时上海几乎无房可售。众所周知,上海开埠之后,英国、法国的租界成了国中之国。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日寇侵略,每一次动荡,都导致周边人口向租界集中,而租界的区域相对固定,先是房价飙升,到了后来就是“只租不售”了。
   当年鲁迅先生的稿费颇高,日子过得滋润,他对住房的第一要求就是在租界。但按当时的交易习惯,他已买不到房子,只能“顶”下房子———从前租客手里“买”下租赁权,比如1930年其在公寓月租40元的基础上,还得付500元的“顶费”。
   等到抗战胜利之后,随着内迁人员、工厂的回搬,以及接收大员“五子登科”攫取大量敌伪房产,上海的房产市场像全国经济形势一样,走到崩溃的边缘了:房主坚决要求涨租,房客大搞减租运动。1947年上海市长吴国桢专门开茶会招待上海房地产业主代表,之后为稳定社会推出了“限租令”。1946年,上海解决房荒企划委员会提出要在市郊空地建屋,向市民“配售或者出租”。1949年1月,上海市政府终于拟定了“市郊空地限期兴建房屋实施计划草案”,要在6个区建屋909亩。但4个月之后上海解放了。历史没有再给腐败贪婪、无力解决民生的国民党政府任何机会。(主要资料来源:《上海居,大不易———近代上海房荒研究》、《上海工运志》)

来源:南方都市报
转自: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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