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悲去

曹康林
    一个民营企业家金融试水的“多米诺”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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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悲去

    县农行信贷员“下海”    贩服装汉正街发家

    周训和1950年4月4日出生在洪湖岸边的红岭村。小时候，家里很穷，一家人全靠父母务农维持生计。

    他11岁那年，正遇自然灾害，家里没米了，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周训和自作主张“辞学”回家，带着两岁的妹妹准备到县城去讨饭。走出村子，前面是一条大河，河边有几个孩子正在打赌：“谁要是能逆水游泳1000米，地上的这两个红苕就奖给谁。”周训和走过去，盯着地上硕大的两个红苕，把衣服一脱，望着奔腾的河水，纵身跃入水中。逆水游泳如同推车上坡，游到700米时，他全身疲乏，力不从心，手脚仿佛有千斤重，肚子里翻江倒海直想呕吐，但他仍然拼命地往前游，终于游到目的地。当他拿着两个红苕与妹妹分享时，身子已经支持不住了，一头倒在河边，好半天才醒过来。

    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寻找改变命运的机会。

    他学过医，参过军，读过金融学校，最后在洪湖峰口镇农行当了一名信贷员。20多年的努力，虽然不像父母那样“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过日子了，然而，仅凭夫妻两人的工资，还是供不起两个小孩读书。

    他试图在信贷之余做点中介生意。一天，他通过同学引见，从武汉一家公司为峰口服装厂购进一大批便宜布料，为服装厂节约开支6万多元。服装厂根据自定的规定，奖给他2000元现金。这2000元刚刚拿到手，就有人告他“受贿罪”，他被司法部门提审。这钱他幸好没有自己得，因为他想把这笔业务长期做下去，将2000元钱，送给武汉那家公司业务员1000元，宴请这家公司的领导花了500元，还有500元周训和却不愿说出来，因为他送给了促成这笔业务的两个同学各200元，资助村里一穷孩子治病100元，这都是以他个人名义送的。他被送进县城看守所，罪名是“受贿500元”。6个月后，他又被无罪释放。

    1991年，周训和的妻子所在的印刷厂工资都发不出来了，眼看一家四口人的生活重担就要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出于生活所迫，他要妻子辞掉了印刷厂的工作到汉正街去卖服装，实行“一家两制”。那段时间，他经常到汉正街溜达，那天，他来到“扣子大王”宗贤滔的摊点，这里既有19世纪的布编纽扣，也有20世纪30年代的贝雕扣、40年代的胶木纽扣、50年代的塑料纽扣，还有80年代和90年代十分流行的树脂纽扣、玩具型纽扣，每天营业额达400多元。有人告诉他，像宗贤滔这样经营不同档次纽扣而发财的个体户有50多家……

    此情此景，让周训和怦然心动，他立即回到峰口农行办事处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来到汉正街与妻子联手创业，一个守门面，一个去摸市场行情。

    他到广州、深圳、厦门、福州、海南等地转了一圈，然后根据当时武汉夏季服装的走向，从福州以4元一件的价格购进3万件短袖衬衣，在汉正街以8元一件的价格批发，同时做了1万件花衬衣投入市场，很快销售一空，净赚20多万元。

    接着，他又发现武汉的女青年一个比一个赶时髦，只要式样新、款式好，她们就敢买敢穿。周训和看准这一潮流，从外地购进1万多套各式花色的三套裙，以每套200元至400元的价格售出，又净赚100多万元。

    两次成功，使他很快找到了做生意的感觉。

    1992年夏天，因武汉天气处于高温时期，汉正街的不少服装个体户都在家中歇暑。周训和了解到温州西服街库存了不少西服，于是带上自己所有资金，又从银行贷了一笔巨款，千里迢迢赶到温州，将温州西服一条街上所有店铺的西服全部吃下，共28万套，都以35元或48元一套的价格购进。然后，等武汉的热浪一过，又以75元或120元一套的价格批发到湖北各地农村市场。

    这一年他做服装生意整整赚了1680万元。


    金融试水 私营信用社    大江势起 风雨汉正街

    初涉商海就捷报频传，这使周训和做生意的底气越来越足，胆子越来越大。

    1993年初，他看见地处汉正街的武汉市内燃机三厂的一纸门面出租书，半个月无人问津，路人看着每月8万元的高租金，都咂舌而过。周训和当机立断，首付3个月租金和50万元押金租下这个门面。

    房子租下后，他对周围的环境又进行了仔细观察，发现用这个门面做商场太可惜，于是，脑子里跳出一个设想：办一个信用社！

    他认为，走进汉正街的个体户大多数是农民，资金一般都不雄厚，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机构作后盾。如果创办一家取资于汉正街，用资于汉正街的城市信用社，必定大有市场，而且他学的专业是金融，又在农行干过信贷员，天赋与专业知识结合是最容易成功的。于是，他开始跑洪湖，奔荆州，请原单位领导到汉正街来实地考察，申请用他所租的楼房开办一家银行办事处，由他领衔经营。原单位的领导看了他租的楼房，也觉得他有眼力，思路也好，但只因私人办银行全国没有先例，领导们不得不摇头而返。

    周训和是一个“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人。1993年春节，他以拜年的名义敲开了当年在金融学校一起读书的同窗好友的家门，这位同学是一家证券公司经理，周训和向同学介绍了在汉正街办信用社的设想后，同学当即表示同意，并决定以证券公司的名义发起组建，专门经营存款、放款、证券、融资、投资等货币信用业务，这样合理合法。周训和的申请报告递上去后，省人民银行很快就批准了。

    1993年4月18日，“大江城市信用社”正式挂牌营业。每天接待存款客户上万名，日均存款可达7000万元，高峰期过亿元，最低也是4000万元以上。8个月后，现金收付量突破3亿元，资产规模已超过1.5亿元。一时间，“大江现象”轰动整个汉正街。

    然而，这一轰动，却招来了“杀身之祸”。

    1994年4月18日，为庆祝大江创立一周年，周训和与大江全体职工在汉庆娱乐城举行联欢晚会。深夜11时，大江人从娱乐城走出，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周训和的车被许多来历不明的车围着难以开出。信贷部唐经理见来者不善，连忙护送周训和与周妻坐上自己的子弹头车，命令快开车。子弹头驶出停车场，从江边绕道向江汉桥开去。然而，还是有一辆黑色的车紧紧咬着子弹头，疯驰而来，大有撞车的势头。周训和顿感情况严重，叮嘱司机沉着冷静，随机应变。司机加大油门，冲过了江汉桥，抢过红灯，摆脱了黑车。司机刚想喘一口气，却又有一辆夏利出租车，从路边树林里冲出来。司机急打方向盘，让开夏利，差点撞着路边的树干。险情刚过，接着又有一辆桑塔纳车顶闪着警灯，鸣着警笛，直扑向周训和的子弹头。老唐预感这是一次有预谋“谋杀周总”的行动，便决定借转弯之机，避开“警车”视线，让周总下车避祸，自己引开“警车”。周妻非常紧张，生怕周训和会出什么意外，果敢地对周训和说：“你和唐经理快下车，我来对付他们，谅他们把我一个妇道人家不敢怎样。”唐经理说：“不，你们两人都下车。他们知道你是周总的夫人，也不会轻饶你。我的个子和周总差不多，我来掩护你们。”机灵的司机一直紧张地注视着前面的路面，子弹头汽车拐进铁路桥洞，突然飞快向前面街口冲去，向右一拐，避开了后面追车视线。司机迅速停车，拉开车门，要他们两人同时离车。司机拉出周妻，唐经理将周训和推出车外，要司机快开车。周训和来不及争让，只得就势一滚，到了路边暗处，周妻跑过去用身子挡住了他。“警车”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紧盯着子弹头追去。

    周训和与妻子立即拦了一辆出租车，刚坐进去，就听见前面一个小孩一声惨叫，随即有人大声叫喊“撞死人”了。只见子弹头在马路中间紧急煞车，后面的“警车”也停了下来，接着，马路两边停下了好几辆过路车。周训和虽不知前面究竟出了什么事，但想到老唐和司机因祸得福，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连忙要出租车绕道而行……

    周训和脱险后，过了不到一个月，汉正街又刮起一阵“台风”：“周训和是洪湖边飘来的浮萍，无根无底，在他的信用社存钱不保险。”、“大江是私人银行，国家对私人银行的政策未定，还是把钱存到公家银行保险。”

    面对谣言对大江的围剿，周训和不作任何解释，只是更加投入地为客户服务。

    福建有个叫刘再复的老板，因生意亏本两手空空来到汉正街，经人介绍找到周训和：“我是一个落水之人，想到汉正街求发展，希望大江能帮我一把。”周训和二话没说，对刘再复进行调查了解后，给了他50万元贷款。一年后，刘再复东山再起，不仅还清了贷款，还赢利50万元。

    此外，大江还扶持20多位布匹老板和服装老板结成了“亲家”，50多位老板办起了加工厂，在汉正街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新格局。

    私营信用社是改革的产物，人们对此总有不信任感或疑神疑鬼，一有风吹草动，就兴风作浪。1995年秋天，上级单位来大江审核账务，对信用社评估论证定级，而且已初步论证大江资信等级为AAA，只等审批。当时，周训和在深圳催讨一笔融资金，有人趁机造谣：“大江城市信用社总经理周训和拐款潜逃了，金库已经空了，上面派工作组来把大江所有的账目都封了。大江是黑市银行、私人银行，国家要取缔。”

    大江又不平静了。一些个体老板听信谣言，纷纷来大江取走存款，一时间大江营业厅人群喧闹，一片混乱。

    周训和在深圳得到这一消息，当即乘飞机赶回汉正街，立即把汉正街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老板召集起来发表演讲：“汉正街1.2公里长的路上有37家金融机构，都在学习大江，研究大江，大江怎么会垮呢？这些人对大江进行恶毒的攻击，是因为大江的优质服务，赢得了汉正街老板的信任，冲击了这些人的利益，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对谣言最有力的反击。”

    大江再次用事实平息了谣言。1996年，汉正街一万多个体老板，竟有80%在大江开户存款，到1996年春节时，大江的存款总额由谣言四起时的2亿多元，猛增到8亿多元。

    可以说，大江每前进一步都是“风霜雨雪搏激流”的结果。


    涉险承包 违规经营    挤兑事发 麻烦缠身

    现在的周训和不再是红岭村的农民了，也不是初闯汉正街的小批发商了，他已壮大成一个能驾驭8亿多元资金的民营企业家了。财富大了，心也大了，他决定在5年内收购一大批倒闭的企业，创办一家拥有50亿资产的大型集团公司，而且用他的俗名“延华”，作为集团的名字。

    正在周训和策划组建延华集团之时，“湖北第一村”的掌门人、幸福集团董事长周作亮从潜江张金镇专程来到武汉汉正街，通过熟人引见拜访了周训和，开口就要求周训和支持他的“三大工程”——铝厂、电厂、变电所。

    这下可把周训和难住了，因为他知道“三大工程”是个什么样的“工程”——1993年，周作亮为了把企业做大好让股票上市，偶然获悉铝材走俏，当即决定兴建铝材厂，仅用8个月就用1.2亿元投资建成了日产10吨的铝厂。铝厂需要电，他又不顾电力部门的反对自办火力发电厂。有了电厂当然还得有变电站匹配，于是，又上马变电站。从铝材厂开始，周作亮一发不可收拾地走上“缺啥补啥”的不归之路：发电需要煤，幸福既不通船又不通火车，周作亮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运煤的庞大车队；载重60吨的重型车，无法通过简易的乡村公路，周又出资7000万元计划修一条长40公里连接高速公路的专用二级公路；发电产生煤灰，无法处理，周又计划兴办一座水泥厂……周甚至提出要让汉江改道，把铁路修到幸福村。然而，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投资！资金从哪里来？1993年1月5日，幸福集团报经中国人民银行原湖北分行批准，设立幸福社，该社隶属于幸福集团，且是集体所有制金融机构，其金融范围为办理城市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及实行承包租赁的小型国营企业的存款、贷款和结算业务，城市个人储蓄业务，代理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国债业务，代理保险及其他代收代付业务。然而，自从有了“三大工程”后，幸福社就成了周作亮兴建“三大工程”的“提款机”。“三大工程”的总投资是15亿元，而当时幸福集团的年产值仅有五六亿元，靠一个坐落在县城的小信用社的公众存款是满足不了“三大工程”需要的，此时，周作亮大驾光临找大江支持也就可以理解了。

    面对同口音、同姓氏、“湖北第一村”的掌门人，还有“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光环的周作亮，周训和虽然知道自己不可能有十几个亿的资金支持幸福集团，但他还是非常热情地表示：“少量的贷款可以考虑。”

    从周训和的语气里，周作亮感觉到了借大江的钱有难度，于是立即改变主意，由借“蛋”变为借“鸡”，他提出了一个要周训和承包幸福社的方案。

    这虽然是一个双赢的方案，但周训和却有两点顾虑：一是大江的业务都忙不过来，哪有精力去承包一个乡镇企业办的信用社？二是周作亮办信用社完全是为了投资他自己的“三大工程”，万一“三大工程”不赚钱，到哪里去筹钱还公众存款？周训和暂时没有表态。

    过了几天，周作亮再次大驾光临，对周训和说：“不要有顾虑，大胆地搞，有么事，由我承担！”

    周训和虽然知道承包幸福社有很大的风险，但因为有周作亮撑腰，他的胆子就大了，决定为幸福社“豪情一搏”。

    为了谨慎起见，周训和带着大江的财会人员到幸福集团考察了一次，考察的结果非常满意：幸福集团的财务报表所有者权益是6亿多元，20亿资产规模的幸福集团每年消化3个亿的债务包袱，应该是没有问题，加上“幸福实业”马上要上市，又能在证券市场上募集流动股金，而且幸福集团主业逐渐转产原材料工业，贷款回笼应该是不成问题，大家感觉良好(1997年才知道，幸福对外公布的信息是经过包装了的)。

    1996年2月10日，周训和与周作亮正式签下了《承包合同》。合同规定：“甲方同意将其所属的幸福社现有人、财、物承包给周训和全权经营。承包后信用社的原名称不变，隶属关系不变，资产权属不变，领导关系不变，统一纳税不变”；“承包经营期为两年，从1996年2月10日起至1998年2月10日止”（按国家规定金融机构是不允许转租经营权的）。

    随后，又在同年7月10日，幸福集团公司董事长以公司名义又与周训和签订了《一九九六年企业经济承包合同》，对周训和的业务补助费、奖金等又在指标、时间、财务手续等方面分别作了明确的限制性的规定。

    经周作亮批准，周训和把幸福集团驻汉办事处迁至汉正街，并购下中心商城二楼，暗中以高于国家规定存款利率5—10.53个百分点吸纳公众存款。在高息吸纳公众存款过程中，先是将储户的高息部分记在存单背面，到期将正常息与高息一起支付给储户，然后，又采取直接将高息部分付给储户，到期按国家利率结算的方式吸收公众存款。

    这是“违规操作”，如果被人民银行发现，会被严肃处理。周训和心想，有周作亮这杆红旗在前面扛着，万一被人民银行发现，了不起罚款，或者是派人去说情，何况这些钱是用来投资“湖北第一村”的大铝厂。

    承包幸福社后，周训和按合同的规定，将这些资金99%以上都贷给幸福集团公司，有力地支持了“三大工程”的建设。按《承包合同》幸福集团按拆借实际利息付给周训和，同时按拆借额和拆借期限包干补助周训和的业务费，凡拆借款在四个月以内的按拆借额的2%补助业务费，四个月以上（含四个月）按3%补助业务费，由周训和自主支配；同时以年初储蓄存款为基数，幸福集团按净增额给周训和1%的奖励。 由此周训和从中得到数目可观的利润“回报”。

    1996年周训和组建了延华集团，随之，“延华旋风”席卷江城武汉、江汉平原，以至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扩展。在北京建立北京江信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一延华实业有限公司，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延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武汉建立了延华网络工程有限公司，在松滋建立了延华矿山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在洪湖建立了延华石油液化气实业有限公司……到1997年底，延华集团拥有成员企业12家，大江城市信用社在同类金融机构中成为全国第二大。这年，周训和作为湖北省工商联的代表，赴北京出席了全国工商联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

    这段时间是周训和最辉煌的日子，而对周作亮来说却是最倒霉的日子，随着“三大工程”的兴建，“幸福实业”虽然于1996年9月9日在上交所挂牌上市了，然而，1997年，由于全国清欠办经常要周作亮去北京谈判清偿债务之事，“幸福实业”面临着停牌的威胁。周作亮想通过股票在境外上市来挽救“幸福实业”股票停牌的残局，到日本、美国没有找到出路，又找香港、英国财团来与幸福联营或是收购幸福，都没有结果。这叫周作亮大失信心。

    1997年8月的一天，周作亮来到周训和的办公室：“训和，你今生救了我，我来生也不会忘记你，只有你才是我的真正救命恩人。”周训和不解地问：“我有什么能力救你？”

    周作亮说：“我想把幸福电厂、铝厂拿出来与你的延华集团进行重组，而且由延华集团控股。”

    周训和说：“这件事我不能马上表态，得与集团高层商量商量。”

    周训和将周作亮的提议拿到延华集团董事局高层会议上讨论，没有一个高层领导同意，原因很简单，大江会计师事务所的几名会计师帮助“幸福”财务公司提供过咨询服务，对“幸福”的家底太了解：所有者权益都是很大的红字，电厂、铝厂实际资金的总额不足六七亿元，且是分期分批投入的，但“幸福”对外号称14亿资产；电厂是夕阳产业，随时都有被砍掉的危险；铝价受国际市场的调控影响，开业以来连年亏损；还有1.2亿的欠款〈设备款、基建款〉……

    与幸福联姻如同把钱往水里丢。对重组，周训和没有丝毫的信心，但经过有关领导做工作，重组的意义扩大了，支持重组就等于为湖北争光，最后，他还是同意了“重组”——延华出1个亿，幸福出2500万元，组成华盛铝电有限股份公司，由延华集团控股。

    由于延华集团与幸福集团重组华盛铝电公司逼得很紧，且1997年11月份新组建的华盛公司就要开始营运，延华公司的资本金还在股市二级市场上，为了迅速把1亿资本金拿到华盛去重组，延华公司二级市场上的4亿股值市盈率损失殆尽，这叫延华集团的人抱头痛哭。

    周训和含着眼泪劝慰大家：“将股市上的损失放到华盛公司去努力经营，还是有希望赚回来的。”然而，事实并不是周训和说的那么简单，华盛公司运行后，全国铝市行情并不太好，华盛不但没有赢利，而且还在亏损。储户们很清楚，周作亮的“三大工程”动用了公众存款好几亿的资金，万一铝材不赚钱，周作亮拿什么给储户兑现，于是，反应敏感的储户开始要求兑付了。

    1999年3月，一场挤兑风潮在潜江幸福社爆发。

    3月3日，武汉1000多名储户前往幸福社兑付点。为着手解决幸福社的兑付风险问题，有关部门要求“大江”一次又一次给华盛公司贷款转账给幸福集团去偿还幸福社贷款承兑社会公众存款，1亿、2亿直到6.9亿，湖北省与央行会商后决定筹措资金13亿元用于现场兑付，以保障储户利益。经国务院批准，央行宣布从3月17日起，对幸福城市信用社实行为期6个月的停业整顿。

    幸福社停业整顿的消息一经传出，数百名幸福社储户先后围攻中国人民银行潜江支行及中共潜江市委、潜江市人民政府等机关，部分幸福社储户先后多次堵塞宜黄高速公路和“318”国道潜江段，还有幸福社储户在潜江市园林城区章华大道打着“还我血汗钱”的横幅标语示威游行，继而又到中国人民银行潜江市支行要求承诺兑付存款，并打砸该行办公楼……


    火烧连营 大江决堤    锒铛入狱 追悔莫及

    幸福社的挤兑风潮，很快波及到了武汉。

    1999年3月16日下午，省里有位领导给周训和打了个电话：“周总，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幸福城市信用社宣布停业整顿，可能会波及大江信用社的正常业务。”特别交代了“不能依赖上面，省里只能在组织上给予支持，没有钱拿出来给大江”。周训和听完身子一震，为了化解幸福社的风险，大江社把本社的准备金、备付金共6.9亿全拿出来划给幸福社兑付储户存款。延华集团参股湖北华盛公司注册1亿资本金，大江的资金已经所剩无几。

    此刻的周训和才知道什么叫“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他在办公室里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然后又通知全体职工召开紧急大会，传达上级领导的意见。会场鸦雀无声，300多双眼睛注视着周训和。

    周训和虽然已经预感到大江就要决堤了，但他却强装一副临危不惧的样子站在主席台上讲：“明天，幸福社将停业整顿，不明真相的群众将会发生骚乱，会直接波及到我社的正常业务，同志们要有心理准备，要作最坏的打算。今晚值班人员增加5倍，明天将从人行调入7000万元，柜台营业员全部上岗，轮班休息，免费供应饮食，车队人员全部充实保卫部，挺过三天，大江又是一片艳阳天！”为稳住员工的情绪，周训和在会上分析了目前存在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有利因素有四：一是大江社拥有7万多客户群，相信他们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大江渡过难关；大江社现金营业量大、周转金快，属全市第一；大江社参与了全国电子联行，结算敏捷，直接通汇(二分钟内的速度)。二是大江地处汉正街黄金地段，有宽敞的办公、营业融于一体的现代化电子网络设备。三是大江社经过省金融评估公司评估确认，资产良好，资能抵债，每年有1亿多的营业收入，有12亿的存款。四是有良好的经营环境，特别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真正值得骄傲的是有能吃苦耐劳、拼搏追求、执著的大江人这支队伍，还有3000多忠实大江的股东。不利因素有二：其一是活期存款量大，流动性强，付现任务重。其二是后备补充能力弱，资金调剂缺乏灵活性。说到最后，周训和猛一挥手：“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誓死捍卫大江，与大江共存亡！”

    散会后，全体员工按周训和的指示，坚守在各自的岗位。只有周训和独自一人在办公室踱步，眼前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大江拖不垮，两年之后，将超过一般商业银行的规模，屹立在三镇的强手之林。二是拖不过去，大江将功败垂成，7年在汉正街拼杀的成果将毁于一旦。一想到拖不过去，一股莫名的恐惧一阵一阵地向他袭来。他竭力镇静着自己的神经，思索着即将来临的挤兑大潮的应变措施。

    3月17日早晨，周训和安排员工将4000万元现钞亮在营业大厅以示大江实力，心想，凭此状况客户们不会产生支付危急的念头。上午10点前营业大厅没有出现反常现象，10点过后，几百个公安干警接到上级的指示，迅速分布在大江的周围，有着装的，有穿便服的。首先来取款的是附近区域干警的亲朋好友，然后，这些人将消息传出，挤兑的人越来越多，客户把楼下楼上围得水泄不通，你呼他叫，一张张嘴巴唾沫横飞、双眼怒睁。12点，柜面上已经没钱了。这下可炸锅了，外面吵得口干舌燥的储户们有的爬上柜台，有的拉断钢管。男的吼，女的骂，营业部的工作人员出不能出，进不能进，不知如何是好。柜台外，几个经理出来维持秩序都无济于事。保安人员拿着一个大喇叭高喊：“大家放心，运钞的车正在途中，马上就到，请大家冷静一点。”“让开，让开!”有人在叫，“钱来了！钱来了！”此时的人们稍微平静了些，一双双手伸了过来，一摞摞的存单塞了进去。每个人几乎都有三四张存单，有几十万元的，有几千元的，而且都是提前支取。甚至还有些储户连高额利息都不要了坚持要把快要到期的存单提前支取。

    接近7000万元的现金，半天的时间全部兑完，不知明天还有多少人要挤兑。这时，周训和感到单靠大江的力量，已经难以堵住决堤的洪水了，他向省政府、人行武汉分行报告“险情”。

    3月18日，形势更为严峻。挤兑和围观的群众足足有1.5万人以上，加上大批的武警，把大江围得水泄不通，正常的结算也停下来了，员工的情绪极不稳定。这天，人民银行规定每人每次限取5万元现金，储户们更加感到恐惧，挤兑队伍越来越长，一直排到江边，场面悲壮。客户在私底下议论：“完了，完了，大江肯定没钱了”，甚至有个别储户在营业部哭闹不休，说要死在大江……

    3月19日，大江社两个营业点仍然挤得水泄不通，潮水般的挤兑人群不断涌来。周训和召开股东会议，并邀请人行武汉分行张静、明云成副行长出席，会上，明副行长向股东说明：“股东有责任来挽救大江社目前的这种局面”。台下，500多名股东代表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们关心的不是大江的局面，而是自己的股东权益还有没有？大江的股东在大江的存款远远大于他的股权。说到底，他们最担心的是在大江的存款有没有保障，直逼两位行长表态。由于事先没有集体研究，张副行长没有确切的答复，此时整个会场乱哄哄的。两位行长走后，周训和发表演说：“大江的注册资本是全国同行业中最大的一一9000万元，无形资产2500万元，每天排队存款日均营业量都在7000万元左右。现金净回笼量每年都是50亿人民币，年营业收入1996年创下8000多万元，1997年创下1.13亿元。1998年是1.3亿元。我社在人民银行的准备金和备付金长期在3亿元左右，存款规模是12亿元。我们有人民银行的坚强后盾，有省政府的英明领导，有能力平息这场风波。”在会上周训和还算了笔账“挤兑给我们增了麻烦、带来了灾难，但给股东的红利带来好处，因为大量挤兑都是提前支取定期没有到期的存款，利息的回报比较丰厚，至少可以增加2000万的利润。”周训和声嘶力竭，两眼含着泪花。

    周训和的激情演讲，使挤兑形势稍有好转。可又一阵谣言向大江扑来：“大江完了，赶快去取款”，这时汉正街的“扁担们”也加入传谣队伍而推波助澜。他们排着长队卖序号，每张高达700元一张，甚至最尾端的序号也在100元以上，有位老板出1万元买到一个前面的序号，后来又捶头后悔。

    3月22日下午，下班时，员工都不愿回家，因为有的职工在自己的客户群揽存高达4000万元，最少的也有100万元以上。这些客户白天排不上队，晚上就找到职工家里，电话不断，都是同一个问题：“存款有没有保证，明天帮我把钱取出来”。所有员工的接待,电话答复已经完全无效了。挤兑的人群队伍一天比一天多，有谁不为自己的血汗钱担心呢？当晚，周训和便召开了职工动员会，在会上，他发出了“作为大江人，带好生活用品，24小时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的命令。尽管如此，但事态的发展日益严峻，大家束手无策。会后，70多位干部员工自发地拥到张副行长的临时办公处，一下子全跪下了：“救救我们，救救大江啊！”大家像小孩子般在母亲面前哭诉着。周训和看到此情此景，一下子惊呆了，他强忍着悲愤，尽力劝说员工们站起来，但无论怎样努力，员工们仍然长跪着。“谁说不管你们，谁说不救你们，赶快给我站起来，你们这样子，我真的不管了。”张副行长说着,眼眶也红了。过了好一会儿，周训和抹干眼泪，把大家一个个扶起来。这时，他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一倒百倒的“多米诺”效应，什么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央行为什么要订那么多规矩。民营金融为什么一直不放开……那天夜晚，他躺在他的办公室，想了很多，很多……这是周训和在商海拼杀以来，度过的一个很理性的夜晚，也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这场挤兑风潮持续了整整10天10夜，直到3月27日湖北电视台播出省政府的公告后，大江的挤兑风潮才告一段落。

    幸福社公众存款直到9月16日，才兑付完毕。

    风潮平息后，“大江”被工作组接管，延华控股的华盛铝业有限股份公司也被人接管，延华集团所属企业有的解散，有的停止运行，周训和7年精心打造的延华大厦化为平地。

    1999年5月，周训和被立案侦查，6月7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刑事拘留，7月5日被捕，关押在潜江第一看守所。

    这是周训和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结局。

    大江出现挤兑风潮时，他知道这是因“犯规”带来的恶果，他没想到这种恶果将会变为一对锃亮的手铐将他送进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他一面委托律师帮他辩护，一面总结教训，加紧对延华下一步发展的策划，准备出去后“重打江山”。

    然而，周训和在看守所里一呆就是4年多，直到2003年11月18日才得出终审判决。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职务侵占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

    当他拿到终审判决书时，闻知周作亮苦心经营的“三大工程”先后易人、“幸福实业”改作他姓、幸福集团已成空壳，他不禁仰天长叹：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啊！要不是跟周作亮错走那一步，大江就不会垮；大江不垮，他的延华集团也是一个拥有几十亿资产的大企业了——当初延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97——2002）是：资产规模达到50个亿，确保两家股份公司上市，形成多元化、优良化、国际化和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国一流和世界知名的企业集团。

    此时此刻，他仿佛听到“大江”计算器发出的悲鸣：归零，归零，归零！

    2004年3月，周训和的申诉代理人周家华对《商界名家》记者讲，周训和仍然抓紧一切时间在读书，他说周训和小时候因家里穷，没有钱读书，后来有了很多钱，又没有时间读书。为了填补“无缘读书”的遗憾，周训和曾拿出很大一笔钱资助了教育事业：捐资300万元在他的家乡红岭村兴建延华光彩小学，捐赠100万元给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完善教学设施，赞助随州30万元办学，资助湖北美术学院20名学生读完大学……他曾想过，待延华集团做大以后，他要到世界最好的学校去进修。没想到现在是在铁窗下来实现这一梦想：监号里没有桌椅，他把棉絮一卷，用牙膏皮制成针，把棉絮的联结处缝好，制成高1米、直径30厘米、顶部垫上一块圆形纸板的“写字台”；与此同时，又用同样的方法制作了“老板椅”。在这里，他读了很多书和报刊，《商界名家》上的不少文章给了他不少启示，也写出了不少“随想”。读书、写作累了，他就去欣赏蚂蚁——蚂蚁的觅食场面，能把他带进他所熟悉的汉正街的商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