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者周正毅再进宫 上海首富暴富之谜开始解开

张娅 虞立琪

    周正毅对于投机机会的把握能力非常强，这种能力让他从出身市井的“穷小子”一跃成为周旋于官商两道的“上海首富”，却也让其积多年之功搭建起来的“农凯系”一击而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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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正毅和毛玉萍

    2007年1月28日，轰动一时的上海“社保案”告一段落。上海市市长韩正在当天开幕的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宣布，经过各方积极努力，已全部收回了社保违规资金，本息共37个亿。然而，这一由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违规拆借32亿元社保基金的案件并没有结束，众多政府官员和企业牵涉其中。周正毅正是其中的涉事者之一。

　　在外界持续数月的揣测之后，1月21日，原农凯集团公司董事长、自称“上海首富”的周正毅第二次被正式逮捕。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表示，检察机关在侦查上海社保基金案过程中发现，周正毅涉嫌行贿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同时也有媒体称，周正毅在社保基金里挪用的资金在10亿元人民币上下。

　　至此，曾经在周正毅“一进宫”时留下的诸多暴富之谜，开始一一得到解答。


　　周氏余澜

　　如果没有这次“二进宫”，周正毅的传奇人生或许还将续写。

　　有报道透露，在周正毅判刑四个月后，以毛玉萍的直系亲属为法人代表注册的上海宝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开始低调运行。在农凯系的构建中，毛玉萍承担的角色甚至超过了周正毅。

　　在2003年到2006年三年服刑期间，周与其家属“会见”频繁，有时多达每周八九次。周正毅2006年5月出狱时，名下仍拥有2亿—3亿元的现金——这还不算他栖身的伦敦广场。

　　除此之外，周正毅手中掌握的上市公司资源，更是为其“东山再起”增加了许多想象空间。

　　在鼎盛时期，周正毅的农凯系下囊括有4家上市公司：英雄股份、海鸟发展、上海商贸和上海地产，前两个为A股上市公司，后两个在香港上市，被坊间称为“英雄问世、海鸟欲飞、商贸开路、地产为王”。“海鸟发展”后来更名为“大盈股份”(现“SST大盈”)。从2003年5月26日和6月1日周毛两人分别被内地、香港两地有关部门调查开始，4家上市公司纷纷与“农凯系”划清界线。

　　2003年6月5日和6日，“英雄股份”和“海鸟发展”先后发表澄清公告。当年8月，周正毅等农凯系股东将其实际持有的“上海商贸”股权全部卖出。由于周正毅的入狱，2005年9月20日，停牌超过两年的“上海地产”接管人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宣布通过清盘和解方案，公司当年10月10日正式下市。

　　但记者在调查时发现，虽然在香港的两家上市公司逐渐脱离了农凯系，但两家A股上市公司却一直保持着与农凯系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当中，“海鸟发展”的管理层一直盘根错节着周正毅的家族人物，并且在目前成为众矢之的；而不太为外界所关注的 “SST大盈”，也一度潜藏着许多耐人寻味的伏笔。

　　在2003年的澄清公告上，“海鸟发展”声称其控股股东为唐海根，此人在后来被确认为周正毅大哥周正明的妻兄。2004年9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海鸟发展”董事长唐海根、董事洪波、周敏、原董事董雪根作出公开谴责的决定。但记者发现，2005年4月18日唐海根离职之后，周正毅的亲戚周敏目前依然在公司担任董事职位。资料显示，周敏的任期将到2007年6月。

　　截止到2006年6月30日，农凯系旗下的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还持有“海鸟发展”26%的股份，是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此时，“海鸟发展”的主业已经成功转型为主营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相关的物业管理，并且得以参与朱家角中心镇——上海市政府规划“一城九镇”中试点城镇的开发建设。在2006年的投资报告中，该公司甚至被分析师称为“绝版正宗地产概念股”。

　　2006年6月9日，周出狱后不久，“海鸟发展”就发布公告称，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将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上海泰琳实业有限公司。有媒体指出，上海泰琳实业实际控制人也是周正毅，由于上海泰琳资产质量更好，因此对上市公司“海鸟发展”更为有利，这一“左手换右手”的伎俩显然是周正毅为复出做准备。

　　而相对于“海鸟发展”自始至终与农凯系保持着紧密联系，“SST大盈”则一直表现为积极摆脱原来阴影。周正毅第一次入狱后，从2005年开始，由于涉及关联担保，农凯系持有的大盈股权相继被冻结拍卖。但在周正毅2006年5月26日出狱前后，大盈的一些市场表现值得关注。

　　从2006年3月开始，“SST大盈”成交量突然放大，股价也迅速上涨，并且在5月后达到鼎盛。该年5月29日到6月14日，公司股票创下了连续12个交易日每天维持5%左右涨幅的纪录。

　　同年6月19日，最后一家持有“SST大盈”股权的农凯系公司上海农业投资总公司，因涉及与农业银行上海市长宁支行借款合同诉讼案，其持有的国有股在公开拍卖中被不知名的上海润勤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购买。同时，有媒体称得到可靠消息，“SST大盈”的第一大股东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公司的股权将被划转至目前同样有高管涉及上海社保案的上海电气集团。在周正毅收购当时还叫“英雄股份”的“SST大盈”时，上海农投曾经担任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在该次收购中，资金在周正毅旗下企业流动，最后周转出上市公司1个多亿的资金。2006年7月5日，上海市农投持有的股权被过户给上海润勤，由此得以被市场认定农凯系彻底退出“SST大盈”。

　　另外，2006年8、9月间，多家地产中介开始对外推荐吴中路26号地块。在“上海地产”的清盘和解方案中，该地块由中银香港获得。但此时中介们却声称这块土地来自于周正毅的大哥周正明，当时的报价为12.5亿元人民币，比33075万港元的土地购买价上涨了9亿多元人民币。

　　有报道披露，周正毅出狱之后，曾经多次与以前的商业伙伴接触，提出合作意向。在闲暇时，有人看到周不时出没于南京西路的“缤纷年代”夜总会，“有时过去为人买单，有时消遣娱乐”。随后，听到风声的周正毅开始办理相关手续，准备出国“避难”，“但还是没有来得及”。

　　周正毅再次“协助调查”之后的2006年8月27日，“海鸟发展”称大股东变更未获通过，原因是“未能在阶段性担保事宜上与质押权人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达成一致”。市面上对于吴中路26号地块的消息也复归平静。随后又有消息传出，周正毅当年打败香港地产大佬李嘉诚获得并导致其东窗事发的“东八块”地块将通过招投标，由上海房地局公开出让。

　　2006年12月下旬，上海市看守所所长黄坚因“接受周正毅家属贿赂”被刑事拘留。唐海根也于12月29日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且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一份“关于撤消唐海根第十届上海市政协委员资格的说明”称，唐海根涉嫌伙同周正毅，勾结他人，挪用“SST大盈”资金2.065亿元，同时涉嫌重大行贿。

　　2007年1月23日，“海鸟发展”就“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正毅被捕，是否影响公司经营”一事作出公告称：“公司是一个具有独立资产、人员、业务的上市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能正常开展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根据有关规定公司目前没有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一个机会主义者的自然“死亡”

　　发迹之后的周正毅曾经不遗余力地为自己渲染了更多的传奇色彩。如今，“上海首富”的故事降下帷幕，他最终回归到一个“投机者”的本质形象。周正毅对投机机会的把握能力非常强，正是这种能力给他带来了财富和最后的破灭。

　　坊间对于周正毅的发迹史流传着各种版本。周正毅大姐周雅珍的丈夫薛荣坤对记者回忆到，周在初中毕业后顶替父亲进厂半年后，就对家人说，“工厂赚钱太少，我要出来做”。1978年，周正毅拿出自己工作后所得积蓄在杨浦区开设了一个小馄饨店，后来又开始做小生意，“80年代就比较有钱了”。

　　据了解，周正毅抓的第一个政策空隙，远在1970年代后期。他加入到当地的外汇黑市，在上海淮海路上的华侨商店“打桩模子”(上海俚语，指倒外币)。从此开始，周一直被家人称道的“非常聪明”的特点开始有了用武之地，利用政策的缝隙投机成为他的聚财手段，并一发不可收。

　　周正毅的第二次大的投机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当时，上海掀起了去日本“扒分”(上海话，挣钱的意思)的热潮，周正毅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没有邀请函，但想方设法绕开政策，通过一个父亲的关系办理了去日本的护照。对于这段历史，大多数媒体报道说，周当时去日本名义上是读书，实际上是带走私货去日本倒卖，其中利润最大的是章光101生发精。也有一种说法是，周到日本后，最赚钱的是帮人办理手续去日本。之后，周从日本转道阿根廷，继而回到中国，来到深圳。在那里，他重新开始在日本的业务——帮大陆人去香港，这同样是被当时的政策所不允许的。为此周甚至被警方拘押过。“要不是通过朋友的疏通，他早就被判了”。最后，周赚到了一笔钱，更得到了投机的胆量和身手。

　　如果周正毅继续按照这样的方式小打小闹，他大概永远没有办法成为堂堂上海高层领导的座上宾。周真正大手笔的投机，更多是在对政治和法律空隙的游戏规则的把握上。正是这种对于法律规则的蔑视性钻营，使他的“上海首富”神话有了可能。

　　根据《商务周刊》的调查，周正毅是通过其伴侣、前上海地产总经理毛玉萍，得到了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1994年，两人合力开设“阿毛炖品”。根据薛荣坤的回忆，这家名字来源于毛玉萍昵称的饭店，早期是一个只有一间房的小店铺，1995年花费了五六千万元扩建至五层。与周围的饭店相比，“阿毛”的装修更为豪华，二、三层为散客厅，四、五层为包厢，均以巴黎、柏林等城市命名。五层正中临窗的房间被命名为“总统套间”，陈设最为奢侈。在“阿毛炖品”鼎盛时期，这里被称为上海银行界的“公共饭堂”，随时可以见到上海银行业人士出入就餐。据说，当时的“阿毛炖品”每年可以带来1000万元的利润。这被外界公认为周毛两人赚到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长期住在香港的毛玉萍在当地拥有极强人脉。即使毛今年1月在香港被起诉，还有包括新世界发展集团主席郑裕彤、星岛集团主席何柱国、华人置业执行董事刘銮雄、廖创兴银行主席廖烈文以及著名艺人成龙等提交求情信，指毛玉萍热心公益事业，希望从轻发落。毛最终因此减刑半年。而且，由于常常安排对访港上海官员的接待和打点，毛在上海市官员中也很“吃得开”。

　　在获得更多上层资源后，周正毅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投机。可以看到，他采取的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用抵押物向银行获取贷款，之后用贷款获取更多的资产。“空手套白狼”套到的“狼”，就是上海最赚钱的项目——房地产。

　　近15年来，上海依靠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基础建设，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优惠政策，这些不断变化的政策推动了上海市房地产业不断发展，但同时也给予了投机者种种机会。

　　1980年代后期，上海的土地主要为国营企业所有，按照工厂出地、外商投资的模式，很快掀起第一轮圈地高潮。1987年，上海规范土地使用和转让，各区政府开始设立下属房地产公司，这些国有地产公司依靠手中的土地都赚了大钱。而此时，周正毅还在进行原始的积累，无缘分得一杯羹。

　　1992年，中国房地产仍然近乎空白之际，香港房地产市场成了大陆唯一的教材。而在这方面，上海起步最早，它学到了以廉价的土地及银行资本撬动房地产市场的方法，但在如何避免银行作为单一融资渠道带来的风险方面，则一直被飞速扩张的房地产建设所覆盖。 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开始两年一波动。

　　在国内房地产业正承受着来自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重压力的背景下，1994年，上海开始实施“365计划”，进行第一轮旧城改造。这一计划被作为各区主要领导政绩的重要考核标准，各区最普遍的做法是由区里所属房地产公司及其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操作。但恰逢中国第一次房地产泡沫由海南、北海等地开始破裂并席卷其他城市，这些“国字号”企业赔了不少钱。1995年年底，上海市向各大企业集团推出一项输血政策——下发《批准上海市房产局关于盘活工商企业国有房地产试点实施意见的通知》。通知规定，对工商企业集团所辖企业依法取得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以“空转转账”的出让方式受让土地使用权，土地可以进入市场经营。这意味着，城区存量土地的控制权到了各企业集团手中。而此时，周正毅等所谓社会上的商人，还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分配的宴席中。

　　但是，随着导致周正毅第一次入狱的刘金宝1997年8月转任中银香港分行总经理，周正毅在香港设立了新总部“佳运投资公司”，其后来拿下“东八块”地产项目用的正是佳运的名义。周正毅在香港最早为公众所知，就是在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时以6200万港元的高价购入香港湾仔会景阁西翼顶层复式豪宅。

　　民营资金能够接触到上海房地产业，是在1998年、1999年前后。此时，上海政府开始招商引资，土地往往以用极低的价格就可以被外资获得。2000年，上海土地市场回暖，根据由中国新闻社上海分社房地产研究中心编发的内部旬刊《房地产信息汇编》显示，很多民营资金正是此时开始介入这一市场。之后两年，房地产开发的高额利润显现出来。“土地抢疯了，抢到就赚钱”，这是建设银行上海分行一位官员给记者形容的当时情况。

　　也就在1998年10月，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初始注册资本为1亿元，国有企业上海农业投资公司是其大股东。根据工商资料显示，到2001年底，周正毅已经成为第一大股东。农凯集团账面资产总额23.25亿元，净资产7.57亿元，成为周正毅的核心阵地。周正毅的资金此时足以操盘房地产市场。

　　此时的上海房地产市场在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政策的漏洞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土地一级市场没有一个统一的游戏规则。“拿地的方式主要是协议出让，即由收购方与土地使用权所有者一对一谈判。”时任浦东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李战军指出，这种不健全的一级市场又直接带来了二级市场的混乱。为了控制一级市场，上海在1996年成立了土地发展中心。

　　正因如此，拥有充足资金的周正毅在涉足上海房地产业之初主要选择了收购的方式：以每平方米6800多元的价格收购了上海中央商务区附近江宁路上的烂尾楼(即后来的“兴业大厦”)，该楼投入1亿多元再追加1亿多元完工，后市值超过5亿元；又以每平方米4100元的价格收购上海高尚区古北的烂尾楼“伦敦广场”，追加亿元完工，据周本人说获利5亿元以上。

　　2001年5月，上海市政府出台《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办法》(市府第101号令)，开始试行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办法。但招标的漏洞也随之初现。

　　根据上海市当时有关文件规定，“属于旧城改造、2001年7月份之前开发商储备的土地”，“已经谈妥、签定合同，通过前期条件准备”，“开发商取得相应用地手续、市政府批准的建设项目”，这三类土地不列入招标拍卖。政府并非有意打开缺口，而是由于旧城改造的拆迁成本很高，前期投入过巨，所以给予了区别对待，以便能够把旧城改造推行下去。但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黄浦区房产局的彭海东承认：“在2002年经营性土地转让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开发商想方设法使自己所要圈地块往这三类不采取招标拍卖用地上靠的做法，这些发展商活动频繁，黄浦区现在都没有什么存量土地了，大量的土地就是在2002年下半年被发展商给圈走了。”

　　针对这一漏洞，政府的解决方案是于2002年11月18日成立上海市地产集团。这个国有投资的集团公司的职责是，通过市场化运作进行土地开发，实现土地增值，确保土地出让中政府收益，并代表政府对上海的土地一级市场进行调控性经营。也就是通过所说的土地供应市场供应的“总龙头”、“主渠道”和“蓄水池”的作用。

　　但在此之前，周正毅已经开始行动，完成了他最为辉煌的一件事情：拿到了位置绝佳的静安区“东八块”地产项目，这个项目正是旧城改造项目。2002年5月28日，周正毅与静安区政府有关部门签约，获得“东八块”17.64万平方米地块的旧城改造项目，涉及万户动迁。这是周在上海房地产项目中首次以拿地的方式进行大规模开发。在签约仪式上，周正毅称，规划在5—7年间开发建筑总面积达82万平方米的大型高档居住区。和黄大班霍建宁胞妹霍建华、“中银证券”董事总经理冯志坚等风光人物均现身捧场。此时的周，在上海地产界还没有完整执行完成一单房地产开发案的经历。

　　外界的一种猜测是，如果周正毅得到机会，如期进行东八块项目的开发，这个好地段和上海的房价增长，足以让周正毅得到真正的财富和一个好的实业项目。但这些将永远停留在假设。周正毅和毛玉萍擅长在规则的缝隙中游走，却由于对于那些“更基本规则”的不熟悉或不在乎而最终触礁。
　

周正毅的另一面  情史与发迹史一样富有传奇色彩

　　草根公子

　　具有典型上海男人外貌和神态的周正毅，被生意伙伴和农凯集团比较亲近的属下称为“周公子”。香港媒体多数把他描述为“花花公子”和“暴发户”，内地媒体则更关注他在资本市场的翻云覆雨。

　　周正毅曾经多次对外谈及自己的苦出身，这与其后来亿万身价形成的强烈对比，往往让闻者惊叹。按照周的说法，他1961年出生于上海杨浦区，上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小时候靠在国有企业做工人的父亲养活一家七口，经常吃不饱、穿不暖，17岁就出来打工了。

　　与事实相比，周正毅显然对身世进行了夸大，以期更具传奇色彩。薛荣坤对记者证实，周正毅的父亲周裕兴在当时的上海锅炉厂(现上海电站附件厂)的职位是生产计划科科长，周母也是该厂工人。在当时的物价下，周裕兴夫妻的工资养活5个孩子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即使在被 上海人称为“下只角”的杨浦区生活时，周正毅也非常讲究衣着。发迹之后，在个人的穿着打扮上，周正毅也喜欢亲历亲为。“他一直都是自己熨衣服，只有在非常繁忙时才会假手于人。”薛荣坤说。出于对个人形象的考虑，周正毅的饮食总是以蔬菜为主。

　　周正毅从最早做生意时就搬出家，也一直没有再回去住过。他不经常回家，也很少跟家里人谈生意上的事，只是常常对家里人夸耀自己“很有做生意的头脑”。薛荣坤回忆到：“周正毅在家里和母亲感情最好。周母当时身体一直不太好，但周正毅一般隔几个月才回家看看，并且很匆忙地就走了。”

　　在1995年周母去世时，周正毅为其举办了极其隆重的葬礼。参加葬礼的车辆将周家所在弄堂口挤得水泄不通。后来，周正毅给父亲买下一栋 别墅，雇专人负责父亲的起居饮食，并配有司机和小车。据传在周父78岁时，周正毅为父亲迎娶了一位37岁的妻子，以排遣父亲晚年的寂寞。2003年初周父去世时，其葬礼规模同样让人侧目。

　　经过10多年的奋斗，周正毅身上已经看不出太多出身痕迹。时隔数年之后，一位财经界资深记者对与周正毅的初次见面依然记忆犹新。那是在2001年上海的一次晚会上，不少企业家都受邀参加。晚会开始一阵后，又有几个人走进来。“相信在场的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在人群中首先就看到了他，因为很少有中国的企业家打扮得那么精致。”他对《商务周刊》回忆到，“我当时还不认识此人，但这个人的气度无时不在提醒周围的人：这是个大人物。”他赶紧走上前去，与这位企业家交换名片，才知道这人正是周正毅。

　　拥有了不凡气度的周正毅，内心脱离出身的愿望依然非常强烈，这使得他打造农凯系过程中总是以“做大做大再做大”为决心和目标，并且在发迹之后为闻达于“富豪阶层”而煞费苦心。

　　一位接近周正毅的人士曾经透露：“他觉得小时候很苦，自己出身不好，所以曾经说，收购原来由李嘉诚和爱立信基金控制的建联通(即后来的‘上海地产’)，是为了找一个好的出身”。

　　在香港，周正毅和毛玉萍是狗仔队的热门人物，两人都喜爱LV手袋、CD套装。周正毅曾经大手笔买过11克拉的钻石送给毛玉萍，自己也是从手表到皮带扣都镶钻包金。在1997年购买湾仔豪宅后一个多月，周正毅再度花200多万港元购买了一辆宝马。他对汽车的喜爱由此在圈内出了名。巅峰时期，光农凯集团总部就有100多辆车，他自己经常使用的是一辆藏青色劳斯莱斯。1999年4月，他又以8600万港元购入渣甸山白建时道81号900多平方米的独立大宅，并且“花3000万港元豪华装修”。2001年，毛玉萍投资600万港元，在铜锣湾开设3层高的美容美发中心，也成娱乐版一时的热闻。

　　有香港媒体评论，周毛二人的衣着、住地、消费方式甚至更换的异性同伴，从此都要以香港最昂贵价位为标准。

　　2000年以前的周正毅很少为内地媒体关注，却迅速以其爆出的“豪言壮语”而进入到公众视野。2000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估算周当时资产为0.66亿美元，名列富豪榜第94位。当时，周正毅公开表示了不屑：“不止这么多！我家族全资拥有的上海农凯发展，在上海以发展房地产及基建为主，总资产近150亿元人民币。”2001年，周正毅的排名上升至第41位。

　　但在一些接近周正毅的人口中，周正毅的形象却有了变化。2003年周正毅的辉煌到达顶峰又迅速坠落之时，同在上海市黄河路上开店的邻居对记者评价周时就表示：“长得蛮好，很平易近人，看不出是亿万富翁。”

　　一位曾经与周正毅有过项目合作的投行人士也对《商务周刊》表示：“周正毅工作很努力，每天工作时间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很少休假，就算休息时也经常在琢磨生意上的事。”

　　在这位投行人士看来，周正毅后期种种高调表现，与其说是暴富之后对物质的渴望，不如说是作为外来者力图跻身香港当地以贵族自居的富豪行列的做法。而且，2000年到2002年，是农凯系连续吃进两地四家上市公司的时间，大手笔涉足资本运作的周正毅也需要向外界展示雄厚实力，以期赢得更多的合作者。

　　2001年，周正毅在香港的豪宅遭贼人光顾，周正毅事后主动对媒体表示，光是被窃的现金就达到130万港币。“上海首富”的称谓，由此开始为人知晓。　

　　随后，香港的大小报纸开始狂炒周正毅与香港女星的绯闻。当时的周正毅在合作伙伴面前并不掩饰对自己的名字与香港女星联系在一起的得意之情。“或许，在周正毅看来，与香港女星的绯闻是打开在港知名度最快捷的方式。”上述投行人士说。

　　2002年6月，周正毅甚至邀请香港各大传媒及基金经理到上海参加两天一夜的“上海首富”真人秀。考察期间他不仅自爆150亿元的身价，还大力推介自己的农凯集团，甚至于在席上公布自己将在静安区打造房地产巨舰。

　　2002年，当胡润再次编制富豪榜时，据说周主动找到了胡润。这一次，周排名得以名列第11位。即使在2003年首次被羁押的前一天，周正毅在会见来自北京某官方媒体集团的主要负责人时，还自称资产有400亿元，除可提供1亿元合资成立传媒投资公司，另可提供10亿元的现金“运作”。


　　家族纠葛

　　在周正毅2003年被有关部门带走后的第六天，毛玉萍也被香港廉政公署在香港的豪宅中带走。在一波多折甚至中途更换律师后，2006年1月16日，毛玉萍因串谋造市及妨碍司法公正罪成立，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囚三年半。

　　在周正毅的发迹史中，毛玉萍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让外界无法理解的是，20多年的共同打拼，尽管周正毅与毛玉萍无论是做生意组公司、买楼或买车，大部分都是联名，但却一直没有正式登记结婚。他们在英国读书的儿子也被隐藏得十分严密，让外人一直以为他们并无子嗣。

　　两人的认识经过同样有很多版本。可以确定的是，周正毅与毛玉萍最早让外界所知的同时亮相是1989年。当时的周正毅回上海，在黄河路附近开了一家美通饭店，还在北京路上开店经营装修、建材生意。这时的周身边已经有了年纪相仿的毛玉萍。

　　据薛荣坤的回忆，周正毅是在做生意时与毛玉萍认识，当时周不到20岁，两人随后一起创业。“他们都是比较外向的人，又都是家里的老幺。”薛荣坤说，“周正毅非常有自己的想法，毛玉萍给人的感觉是很擅长交际，待人非常客气。”

　　事实上，在香港和上海，周正毅的女人缘都让周围朋友不得不叹服。有香港媒体这样评论说：“周的情史与他的发迹史一样富于传奇色彩。”周的不少朋友都承认：“我们也搞不懂，女人就是肯为他花钞票，哪怕是他刚认识的女人，这点本事，你不服都不行。”

　　一直以来，毛玉萍常驻香港打理两家上市公司及相关资产，周正毅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周末通常回香港。虽然如此，被称为“毛小姐”的毛玉萍已经被两人共同的朋友认定为名副其实的“周太太”。而毛的精明能干甚至让不少生意伙伴心目中的周正毅形象被定位成了“靠女人吃饭”。在周正毅与明星绯闻被炒得最热闹的时候，有来自上海和香港的朋友在媒体上力挺毛玉萍，理由就是“周正毅有今日，毛玉萍付出好多，就算没有证书，大家都认定他们是一对”。

　　除了周毛之间的奇特关系之外，两个人所在的家族在农凯系中也形成了两股相抗衡的势力。作为“一个家族化管理非常明显”的公司，农凯系公司中周毛两家的嫡系和旁系亲属非常多，但他们大多是1998年农凯集团成立后逐渐加入的。

　　在农凯系中，除了周正毅和毛玉萍外，来自两个家族的“四大金刚”是举重若轻的人物，他们包括周正明、唐海根、毛伟平和毛和平。他们在农凯系的职责划分与周毛二人的分工相吻合。

　　周正明是周正毅的大哥，早年到江西插队落户，1985年在知青回城政策落实后回到上海。在农凯系实业部分的结构中，周正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同样有着在江西插队经历的唐海根，在周系人马2003年锒铛入狱之后支撑起残余上市公司资产的运营工作。毛玉萍的二哥毛伟平当时负责农凯的房产，三哥毛和平负责证券。

　　周正毅2003年被判入狱三年的同时，毛和平被处以有期徒刑一年半，周正毅的侄子周蔚雁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而毛玉萍在香港的官司却久拖未决，周毛二人打下的江山随后大部分被毛氏家族控制。有媒体报道称，当周正毅在提篮桥服刑期间，周毛两家就爆发出抢夺公章事件，周的姐姐试图夺回部分资产，但并未成功。2006年5月，周正毅出狱后，立即把毛家掌握的“伦敦广场项目、兴力浦广场项目”换成周的人，结果“惹得毛家翻脸”。

　　但是，由于再次被捕，本来已经接过原来被毛家掌控资产的周正毅，对其苦心经营的江山已是无能为力。按照律师界的说法，周正毅现在的罪名最高可判至死刑。而已经在香港大榄女子监狱服刑的毛玉萍还将因被控涉及信用状诈骗，于2007年4月再次上庭。对于周毛两案所暴露出来的更多问题，本刊将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