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VS段永平 看似陌路的同道中人

    燕涛 黄江伟

　　蒙牛牛根生VS步步高段永平 看似陌路的同道中人

　　很少会有人拿两个不同行业的企业家来做比较，因为行业不同、环境不同、区域不同、对手不同，几乎很难找到交集。

　　而恰恰又是这样两个不同行业、不同经历的企业家却演绎了很多的相似……

─────────────────────────────────────────────────────────────────

牛根生VS段永平 看似陌路的同道中人

　　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

　　在我理解，可能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拿自己和别人比，感觉总有差距，于是心理极为不平衡。其二是被相互做比较的本人，因为一“比较”似乎就要分个高下，于是谁也不愿意成为“抬高别人、贬低自己”的主。

　　因此做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往往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在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中，人们一般是比较习惯用“比较”的眼光去看待有着相似背景的成功企业家，或是一个行业、一个区域、一个年龄等等这些因素。这样似乎可以从更多的“相同”中看到更多的“异同”，从而丰富而多角度的理解“条条道路通 罗马”的古训。

　　而我们却把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企业家拉到了大家面前：

　　段永平是一个“求稳”的企业家。

　　步步高是在VCD竞争最激烈的时候进入该领域的，很多人说这是夕阳产业，段永平则认为夕阳无限好，人多的地方往往最安全，虽然失去了市场先机，但看清了前车之鉴。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敢为天下后，后中争先”，段永平认为，因为步步高是小企业，没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经营就得稳健。如果凡事都抢在别人前面的话，抢对了，也就抓住了机会；抢错了，就可能是灭顶之灾。事实上，步步高仅仅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己是名声大噪，所生产的步步高学生电脑、VCD机、电话机都进入国内市场前几位。1999年6月，段永平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金融业20位千禧年领袖之一。2002年2月，“步步高”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所以步步高一直是在“稳中求快”。

　　牛根生则是一个“求快”的企业家。

　　央视在对他的进行“年度经济风云人物”的颁奖词就这样写道：姓牛，但他喜欢速度，只用4年就从行业千名之外跨进乳业三强。2003年，他敏锐捕捉航天商机；2003年，他从大草原登上APEC国际舞台。他姓牛，但他跑出了火箭的速度。2002年10月，蒙牛以1947.31%的成长速度被权威机构评为1999-2001年度中国超速成长百强企业第一名，被誉为“蒙牛狂奔”。在蒙牛成立后的1000多天中，蒙牛在中国乳品行业的排名几乎每天都要往前提升一位。所以蒙牛一直是在“快中求稳”。

　　牛根生，一个在美丽草原上编织梦想的企业家，

　　段永平，一个在高尔夫球场上挥洒自如的企业家；

　　一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草原雄鹰，

　　一个，是冲在改革特区的弄潮青年；

　　一个，是与“牛”打了20多年交道的“老牛”，

　　一个，是在明天什么都可能生产的“阿段”。

　　作为蒙牛、步步高的当家人，牛根生、段永平无疑是大家公认的中国企业家中的佼佼者。也许在很多场合里，他们都经常的见面并且热情的寒暄。也许他们也会互相吹捧“蒙牛真牛！”、“步步高真高！”。也许段永平还会向牛根生说笑“我们是一家人”，因为他自己属牛。除此而外，我几乎想不到喜欢“牛”的“老牛”和喜欢“球”的“阿段”，还有什么更多的的共同语言？


　　坚守与逃离：集体跳槽

　　【新闻链接】据8月1日南方日报报道，惠州德赛集团、深圳中天通讯已获得国家发改委颁发的第三批手机牌照，而传闻获牌大热门的国虹通讯却未能如愿获得手机牌照。这使得“万明坚7月加盟国虹通讯，统领已集体跳槽的原TCL通讯团队。”的传闻似乎又变成一个值得继续期待的、而又必将发生的新闻。

　 集体跳槽，已经成为这几年职场中最频繁出现的名词。与以往的集体跳槽相比，现在的集体跳槽也呈现出许多新的手段与趋势。类似坊间关于万明坚的跳槽传闻，就是先是一个团队的整体跳槽，而关键人物的最终关键一跳，似乎也要等到一个关键的时机。说起牛根生与段永平的相似，一段集体跳槽的经历成为两者共同的记忆。

　　引发集体跳槽

　　1988年，段永平在“孔雀东南飞”的热潮中，南下来到广东，被中山市怡华集团聘任为属下的日华电子厂厂长。段永平将“小霸王”从昔日负债累累，做到产值逾10亿，但他依然是一个高级打工仔，被称为当时的“打工皇帝”。段永平并不甘心。他认为，企业要长足发展，必须有更先进的激励机制，否则会失去发展的原动力。“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段永平提出“改制”，但怡华集团高层拒绝了这个要求。1995年7月，段永平提出辞职，舆论一片哗然。1995年9月18日，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在东莞成立,段永平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几百人离开小霸王进入步步高。同年，原24个小霸王代理商投向步步高。

　　1983年，牛根生进入伊利的前身“回民奶制品厂”，在伊利他一干就是16年。从一名洗瓶工干起，担任过车间主任、厂长等职，在伊利做到了生产经营副总裁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牛根生是当年伊利的第一功臣，伊利80%以上的营业额来自其主管的各个事业部。1998年，伊利副总裁牛根生突然被总裁郑俊怀扫地出门。就在此时，原来跟随牛根生的一帮兄弟纷纷被伊利免职，他们一起找到牛根生，希望牛根生带领他们重新闯出一条新路。1999年1月，蒙牛正式注册成立，名字是“蒙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100万。1999年8月18日，“蒙牛”就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名字变为“内蒙古蒙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猛增到1398万元，折股1398万股，发起人是10个自然人。前十位的股东大都是原“伊利”公司的管理与技术人才。

　　集体跳槽成风

　　2000年11月，在4年内一手将创维电视的销售业绩从7亿做到43亿元的前创维区域销售总经理陆强华，发表《致创维销售体系全体员工公开信》，将其与创维集团4年来的恩恩怨怨彻底公开，并携150多名精兵强将投奔竞争对手高路华。

　　2004年4月，方正集团助理总裁周险峰率众加盟海信数码，除了周险峰以外，方正科技产品中心总经理吴京伟、销售平台副总经理吴松林、产品总监以及PC部门的一些基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一起投奔海信。

　　2004年12月19日，在掌舵TCL手机6年之后，曾经风光无限的 国产手机领军人物万明坚从TCL闪电出局。不久，原万明坚旧部集体跳槽到长虹。除了国虹通讯总裁由长虹董事长赵勇亲自兼任外，原TCL集团董事、TCL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谢安健出任长虹旗下国虹通讯数码董事副总裁兼深圳分公司总经理，万明坚原来的助理高斌现任国虹通讯总裁助理，原TCL移动市场策略部部长刘文权出任国虹市场部部长，更有原来负责TCL生产研发的部长加盟国虹。

　　“集体跳槽”既没有从段永平开始，也未能从牛根生结束。“集体跳槽”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的最致命伤害，不仅严重打击了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日常管理，更严重地破坏了公司的形象和商誉，造成的损害短时间很难弥补。以TCL通讯为例，2004年全年亏损高达2.24亿元，而在2003年第四季度，TCL通讯的净利润为2.323亿港元。TCL通讯2004年在国内市场仅售出了670万部自由品牌手机。虽然有整体市场环境变化的因素，但通讯团队的整体“变节”，无疑对呈现下滑趋势的通讯公司来讲更是雪上加霜。也使得一贯相对高调的李东生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思考集体跳槽

　　其实人的流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从某种角度讲，二十多年最大的改革开放成果就是，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相对自主的选择喜欢的事业与生活。“流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积极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一些。

　　如果仔细看看业界如此多的“集体跳槽”，我们不难发现这个结果往往与一个因素密切相关——“功高盖主”。在“君君臣臣”已几千年的中国，“功高盖主”几乎可以被领导阶层解读为与“造反”是同一种性质。所以我们从很多案例中看到，面对自己难以掌控的局面，领导阶层往往是会不惜后果的“清剿”。看看牛根生、段永平的离去，最初并没有形成“集体跳槽”的现象。而是原企业展开的清理“老牛”和“阿段”的所谓“嫡系”，将更多人推向了“集体叛离”这条的唯一选择。这个方面至今还是值得我们一些企业家深思的。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实现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多企业主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过对人才的珍惜，因为自身强烈的功利色彩，也很难使得部属保持很强的忠诚度与凝聚力，一旦面对外界的一点利益因素诱惑与影响，“毫无顾忌”、“毫不犹豫”就成为他们令业界震惊的行为。渴望尊重、追求归属感、提供施展的舞台，越来越成为高薪阶层追求的目标。看来除了指标与奖金，我们的企业主需要考虑更多的奖励与激励措施。

　　段永平离开步步高，牛根生离开伊利，和原有的企业相比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优势。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员放弃原有相对比较稳定、丰厚的回报，去开始一个充满未知的艰苦跋涉。这其实就体现出一种很强的领导力，“有人跟随”与“拉帮结派”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是一种人格魅力的召唤，后者只是一种利益纠合的归属。“集体跳槽”中有很多案例表明，能够最终由成功走向成功的微乎其微，当一群人在没有考虑具体利益的前提下与你相随时，你需要好好珍惜，因为这是你事业生涯中的“贵人”。


　　执行与掌控：自主创业

　　【新闻链接】2005年8月1日下午，国美对外宣布，国美收购中国建材旗下深圳易好家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双方签署正式收购合同。而易好家的总裁何炬，原为国美副总经理，曾在国美服务11年。何炬任职易好家后，多名从国美离开的人员或直接、或从其他家电连锁企业辗转进入易好家，譬如易好家总部业务副总裁郭军、华南区总经理韦永江、华南区业务总经理赵琦等。收购消息一经公布，已有多名国美旧部递交辞呈。

　　有人曾经撰文，把国美的文化称为“黑帮文化”。所谓“黑帮文化”有他硬、狠的一面，同时复仇色彩也是“黑帮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对叛离组织的人会进行报复，以树立组织“说一不二”的权威风格。国美并购易好家，在我理解应该还是处于网络扩张的考虑，但事实上被业界更多地误读为是一种“清剿”。因为对于何炬一批国美旧部来讲，这是一次沉重的事业打击，也许会促使一些人员被迫选择相对低层面的自主创业。

　　选择创业时机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企业处于发展的需要，本身就需要“新陈代谢”。但是现在很多企业出现了另外一种方向：想留下的跑了，不想留下的又不得不留下。其实我们收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离开的原因不难发现，被迫离开的还是占到很大比例。原因当然很多，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不成熟可能是主要的原因。大家面对失败或是胜利的心态失衡，使得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发生。

　　段永平当年提出的股份改革方案被否，使得如日中天的小霸王错失继续发展壮大的机会。企业主保留了绝对股权的所谓“尊严”，但却没有如愿获得资本保值、增值的良好初衷。牛根生当年希望实现伊利的跨越式发展，却被误读为“功高盖主”的策反之心。虽然目前我们可以说，也许没有伊利和蒙牛多年的竞争也不会成就双方目前的地位，但如果能够实现当年的兄弟“同心同欲”，郑俊怀也许不至于落入目前这样一个窘境，而伊利因此获得的长期、持续增长可能会使得中国乳业冠军更为强壮。也许这些都是不可能假设的场景，但“观史可以知今”，企业需要给予高管更多的信任与支持，很多“敌人”都是自己树立的，而非本身就存在在你的对立面。

　　其实正是因为被逼入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境地，所以段永平、牛根生在选择自主创业之后所体现出的创造力与爆发力都是空前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的择业时机不是“选择”获得的，而是在屡受“打压”的环境中萌生的。因此在看待他们的成功，需要放到特定的状态下去分析。这也是为什么目前一些企业高管的创业失败者居多的一个原因，那就是面对这些高管来讲，退路太多。失去了对方向的执著，即使航母的身躯依然会迷失自己的方向。

　　调整创业心态

　　有句话说得很好，思路决定出路！

　　而思路的产生的一个很重要源泉，在于如何来正确看待、判断面对的现实与问题。因为一个正确、良好的心态直接影响到观察力与判断力。

　　离开企业的初期，本身就是怨气较多的时候；离开曾经的高位，本身就需要进行角色转换；离开一个相对成熟、很有规模的企业，天天看到的问题要远比想象中的多。此时是一个新的企业主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当一种决策建立在“情绪”基础上，失败的几率是十分大的。

　　应该说是段永平的“本分”心态促使他今天能够在人群中淘汰率最高的企业家人群中依然健康的生存着。他认为的“本分”有三层意思：一是有多大能力做多大的事，而不是有多大胆量。第二层是有一个“足够的最小发展速度”，别人都追求高速发展，段永平只想有一个平稳的上升状态，他相信“欲速则不达”。第三层是底子：讲信誉。段永平说：“讲信誉是要付出代价的，我曾为一个承诺赔了1800万元。”

　　而牛根生则是在“小胜凭智、大胜靠德”的心态中，在人生最低潮期时，依然让很多人员愿意放弃稳定的岗位、丰厚的收益紧紧跟随。而且很好的化解了在发展之初，强大的竞争对手、“老东家”伊利对他的四处围剿。牛根生这样理解自己的这句座右铭：其实就是“与自己较劲”！发生任何问题，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因为改变自己容易，改变别人难。假使矛盾双方的责任各占50%，那么，你先从改变自己开始。当你主动改变后，你会发现，对方也会跟着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不是同比例的，往往你改变10%后，他会改变30%，真所谓“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万一你改变了50%以后，对方还是一点不变，怎么办呢？你还是要坚持“与自己较劲”。因为95%的情形不是这样的。当你无数次地“与自己较劲”后，回头再看，大数定律的效能就显现出来了：你通过改变自己而改变了世界！而事实上，相对于刚刚起步的蒙牛来说，如果对伊利的封杀举动正面抵御甚至以攻对攻，则可能激化矛盾。最终牛根生以退为进，赢得了创业难得的宽松空间。


　　理性与偏执：央视标王

　　【新闻链接】据每日经济新闻7月22日报道，原中央电视台广告部主任郭振玺升为中央电视台广告经济信息中心主任，原央视广告部副主任夏洪波接任广告部主任一职。2001年4月，郭振玺在央视广告收入出现连续4个月下滑的紧急状态时临危受命，成为引领中央电视台广告经营的新掌门人，随后便是力挽狂澜，广告上升速度一路狂飚。2004年11月，央视黄金段位招标历史性地突破50亿元大关，当年央视广告收入也再创新高，达80亿元之巨。

　　记得去年参加中国创新营销奖的颁奖活动时，陈春花在主题演讲中把“可口可乐下乡”、“宝洁获得央视标王”作为跨国公司在中国营销战略转型的标志。的确，在经历高傲的强势增长之后的本土堵击，跨国公司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中国市场的营销迷局。而当他们开始热衷与郭同志约时间的时候，两个在不同阶段获得过央视投标甜头的当家人——段永平、牛根生则开始了他们各种方向的新的尝试。

　　央视夺标回放

　　1996年，步步高出手8200万元夺得中央电视台一个黄金时段，以“股市又升了”的广告拉动其无绳电话夺得全国市场份额第一名。从这以后，无论多忙，每年的11月中旬，段永平都要留出3天时间，到北京梅地亚中心参加中央电视台黄金段位的广告招标。在近10年的招标会上，用段永平的话说是“差不多年年我都会到现场，都会实现自己的中标目标”。

　　而同样在央视招标这样一个环境中，却有很多企业躲不了“法老的魔咒”，其中不乏曾经与段永平“针锋相对”的爱多老总胡志标。作为央视1998年的标王爱多，当时在招标现场胡志标与段永平较起劲来，最终胡志标以2.1亿元胜出。如今，爱多已成为国美旗下布局制造业的一个旗子。而胡志标手中的那个爱多从创立品牌到峰顶，用了两年多时间；从顶峰跌落深渊，只用了一年多时间。1999年12月14日，爱多进入破产程序；2000年4月18日，胡志标被拘；2003年6月19日，胡志标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段永平每年的11月还是赶往梅地亚中心感受和参与中国经济的广告盛宴；每周如果有时间，还是“按部就班”的漫步在高尔夫球场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如何从“央视标王”做到“市场标王”？如何从“一夜标王”走向“行业标王”？如何从“负气标王”走向“理性标王”？步步高的段永平无疑提供了很好的标杆作用。

　　有人把“央视标王”作为衡量中国经济的晴雨表，这样的表述虽然有点夸张。但从白酒、VCD、乳业、通讯等行业可以看出，事实上“央视标王”基本见证了中国各个行业最惨烈竞争的最主要时期。2003年11月18日，还是在北京梅地亚中心，蒙牛以3.1亿元的巨额投入成为新的央视标王，紧随其后的是旧时牛根生的“老东家”伊利，投入2.1亿，其中包括1亿元天价竞得的上半年电视剧特约播出冠名权。由此也拉开了国内乳业全面竞争的序幕。

　　牛根生此时获得央视标王的时候，也正是央视招标活动开始饱受质疑的时候。面对“谁来谁倒台”的一个又一个事实，央视的确也很难将全部责任都简单的推向客户本身了事。而也正是这个阶段，以郭振玺为代表的央视广告部也开始了他们新的一种“挑逗哲学”，他们开始和客户，尤其是获得标王的客户进行深度沟通，并且开始有意识、有组织的挑起一些行业的排位二、三的企业参与央视广告的投播计划中来，给与很多良好的建议以及辅助资源，从而在行业中制造新的不平衡已获得更好的商机。事实上包括蒙牛在内的一些企业成为这种变化的受益者之一，统一润滑油、雅客糖果、晋江运动鞋企业、福建休闲服装企业都因为异军突起而改变了整个行业的格局。最终使得“眼红”的行业老大感到了危机，行业的后几位看到了希望，从而更加促使了央视广告收入的节节攀升。

　　摸索转型创新

　　市场在发生新的变化，也就要求企业必须学会根据市场变化进行调整。2004年央视招投标总额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国际客户投标额的大幅度增长，国际客户投标总额达到7.533亿，占中标总额的14.35%，较2003年增长了三倍多。国际品牌企业中标超过10家，这是央视招标历史上的最大突破和转折点。面对国际品牌对央视资源的重视，段永平、牛根生自然也有其应对之术。

　　段永平对央视投入在理性的同时依然热衷。他们甚至给步步高在广告投放上确定了这么几个原则：第一是广告主要投放中央电视台，第二是中央电视台广告主要投招标时段，第三是投标时主要争指定位置，第四是特别重视对中央电视台特殊广告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同时段永平认为需要根据不同市场竞争规则使用不同的广告策略。他认为：“在中央电视台不同的时段，我们都会投放广告。步步高在黄金时间的投放是给消费者看的，而在非黄金时段投放的广告是给经销商、零售商看的。零售商回家比较晚，当他们看到非黄金时段的广告时就会认为你在黄金时段也投放了广告，而愿意经销你的产品，这两个时段是相辅相成的。”

　　与段永平的相对保守相比，憨厚外表背后的牛根生却深知“眼球经济”的真谛。他一方面牢牢抓住央视这样一个强势的媒介平台，另一方面他义无反顾地介入一些重大的活动中去。2001年7月10日，离揭晓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还差三天，蒙牛宣布，一旦北京申办成功，蒙牛捐款1000万，是国内第一个向奥组委而不是奥申委捐款的企业。2003年10月16日，“神舟5号”顺利返回，与此同时，牛根生一声令下，候车亭、超市、电台、报纸、广播一起行动，几个小时之后，“航天员专用牛奶”的广告便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路牌和建筑上；晚上打开电视，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数十家电视台的黄金时间看到蒙牛“发射——补给——对接篇”的广告。而同样就是这个看上去有些土的牛根生，2005年又抓住了一年中最热的一个点——超级女声。使得一个蒙牛酸酸乳的新品短短一年之内就实现了知名度、美誉度、销售收入的三线增长。所以面对牛根生对机会的把握，以至于你不得不怀疑这个“老牛”的年龄背后是如何保持着“小牛”的心态与敏锐？

　　现在我们很多企业走进了一个误区，当然也还有着一些与央视利益有牵连的广告公司误导，似乎投放央视就是“克隆成功”那么简单。其实我们通过牛根生、段永平把“标王”做成了“恒星”而不是“流星”的过程来看，关键就是不断创新！其实在广告投播方面，我们很多企业似乎都忘记了一个基本原则，我们无论投放什么内容、在什么地方投入，考量的关键不是我们企业主自己的喜好，而应是我们目标消费人群的喜好。


　　反目与感怀：恩对旧主

　　【新闻链接】据美联社消息，美国华盛顿州高等法院7月28日裁决，最近跳槽到Google公司的前微软公司华裔副总裁李开复，不能立即从事Google交给他的工作。高等法院法官龚萨雷兹发出一项暂时禁制令，不准李开复在Google从事任何与他在微软时从事的相类似的工作，开发类似产品，参加类似项目，包括网际网络和桌面搜索技术。Google是于7月5日正式雇用李开复，19日任命李开复为Google中国工程院负责人兼Google中国区总裁。

　　这个夏天，盖茨真得有点头痛。李开复的离去不仅意味着微软失去一个高素质的人才，而且更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有一个对微软了如指掌的人成为自己的“敌人”。这时候每个当事人的心情都是很复杂的，因为当“爱”已逝，谁也无法轻易释怀。有统计表明，在全球500家成长最快的企业中，71%的企业的核心技术、核心资源都是来自企业创始人原来就职的企业。

　　一个在“忘记”成为流行的社会里，如何保留一些发自内心的感怀就显得那么令人感动，牛根生、段永平他们做到了。

　　饮水思源

　　段永平曾讲：“我离开小霸王，肯定是有很大的不满，但是我离开的时候，跟老板谈得很好。我没有忘记当年我一个穷学生到广东，靠5元钱过了一个月后，才被老板接受。我和老板有一个口头约定，就是离开小霸王后一年内不再做同样的行当，不和小霸王在国内竞争。”段永平说，“这个约定是我主动提出的，老板也没有要求我必须履行。但我还是打算自己另外干一番事情。”怡华的老板曾经问段永平，你想不想带人走。段说，你允许的话当然最好。老板说，你带6个人行不行？段说，好，生产3个，开发3个。

　　虽然最后离开小霸王到步步高的人远远要多于6人，但段永平还是坚守了自己的诺言。也许今天回头看，有人会讲那是段永平的精明，因为学习机市场一直下滑并萎缩着。其实这是没有看到他当时的情景，对于一个重新开始的创业者来讲，放弃自己已经十分熟悉的领域与积累的各种人脉关系，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与决心的。

　　而当年郑俊怀找牛根生谈话，告诉牛根生：“你不是想辞职吗？那我免你的职。我们采取一个过渡的方式，公司安排你到一个大学进修，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一定要离开呼和浩特500公里以外；第二，学习时间不能少于两年。”牛根生虽然当时满腔委屈不满，但还是如约的进入了高校，开始了一个老学生的学习之路。虽然后来牛根生白手起家继续从事乳品行业，但对于“老东家”长时间“围追堵截”的干扰，牛根生不仅喊出了“向伊利学习，为民族工业争气，争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的口号。还制定了针对伊利的“收奶三不干”政策：凡是伊利等大企业有奶站的地方蒙牛不干(不建奶站)；凡是非奶站的牛奶，蒙牛不干(不收)；凡是跟伊利收购标准、价格不一致的事，蒙牛不干。同时，牛根生启动“中国乳都”的概念，通过公益广告的形式打出“我们共同的品牌——中国乳都。呼和浩特”的口号，在众多场合提到伊利时都把伊利放在自己的前边。

　 2003年，伊利为了庆祝股份制创立十周年而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令郑俊怀和所有伊利人没有想到的是，牛根生不请自去。老牛当场对伊利的员工说了一番至情感人的话：“我在伊利干了16年，在蒙牛才干了5年。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伊利，在这里流过的泪、淌过的汗、洒过的血，比在蒙牛多得多！所以，要说感情，我对伊利的感情，实际上不比对蒙牛的少。”

　　感恩人生

　　牛根生、段永平创业所取得成绩有太多、太多因素，可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以德报怨”、“付出总有回报”的宿命观点似乎也有几番道理。而同样也是他们这种“恩对旧主”的情怀不仅化解着彼此的矛盾，而且还转换成强大的人格召唤力。这也许就是蒙牛、步步高能够实现高速增长背后的情感因素。

　　与“知恩图报”的牛根生、段永平相比，我们太多离开大公司去创业的经理人，却似乎总是在谩骂、攻击、侮辱的言词中回忆与形容着曾经让他们引以为豪的“老东家”。甚至一些离开原公司创业的人员，他们出走创业时，卷走了原公司的技术、人才、资源，但却没有对原企业表现出最起码的尊重和认同。也许正是因为现实社会的浮躁，我们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感谢”，忘记了“过去”对于未来的意义与价值。

　　其实很多人都如牛根生、段永平一样，在一家企业共成长的过程中，获得了理想与不理想的回报。如果说幽怨，我想他们两位远比任何人都强。段永平将一个乡镇企业发展壮大成为年销售收入过10亿元的明星企业，仅仅是希望在“股权”的长期利益上给予激励，却没有受到决策层的认同。他是完全有理由骂娘的，但事实上他把这种怨气转换成为了一种创业的激情。而同样牛根生也可以鼓起他的牛眼珠，为伊利打拼十余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可是就这么扫地出门，放到任何人身上都有可能血压上升。但谁又能够一直生活在对过去成绩的无限缅怀中？谁又能带着抱怨与仇恨开始自己新的路途？所以当“离开”已经如火车进进出出车站一般频繁时，带着记忆开始新的征程也许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对于每个职业经理人来讲，每个曾经服务的企业都是生命中一段不可抹去的记忆。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并不是为了迎合付给你薪水的企业主，而是因为我们的一生都是在给予与被给予中度过。感恩人生，应该成为我们职业道德教育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获得与舍弃：放逸人生

　　【新闻链接】据搜狐娱乐8月2日报道，著名业余登山家、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的新作——摄影画册《第八峰》在北京天竺开发区的雅昌艺术馆举行了盛大新书发布会。中国摄影家协会领导及各界人士纷纷到场祝贺，刚刚和王石一起从启孜峰归来的部分搜狗美女野兽登山队队员——张朝阳、王勇峰、王秋杨、姜培琳、高圆圆等也赶到现场，亲自见证新书的诞生。

　　与王石的潇洒相比，一直号称“唯一不缺的就是钱”的顾雏军最近却是痛苦万分。而在他之前“痛苦”的企业家还有很多，牟其中、唐氏兄弟、郑俊怀、黄宏生等等，与他们的财富与曾经浩大的企业规模相比，如今“自由”变成了他们最大而又最不可能享受的一件奢侈品。目前生活与生命，即使成功的企业家也需要思考，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怎样的规模与地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回答，但健康、快乐的生活并工作着，是中国经济向中国企业家发出的最真诚的祝福与呼吁。

　　段永平的健康生存

　　段永平虽然没有王石那般潇洒的去爬山、飞艇、航海，但可以肯定讲，他是一个将事业与生活协调得很好的企业家。段永平常说，缓解工作压力往往取决于智商之外的东西，困难必然会遇到，你必须沉住气。正如高尔夫，打出一个障碍球的时候，你要很清楚自己值不值得奋力一搏，否则将很容易扩大你的损失。

　　段永平最喜欢的户外运动是打高尔夫，他通常用80多杆打完一场比赛，好的时候70多杆。对于业余球手而言，这是一个不俗的成绩。而且段永平的高尔夫打得好在圈子里是有口皆碑，柳传志就曾经放言，学会打高尔夫之后第一个就要和他打。段永平曾经挑战世界最优秀、最年轻的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当然据说为了这样一个机会也散了不少银子。

　　而段永平的健康生活不仅表现在球场上，良好的心态还体现在其对企业经营的诸多看法上。目前，段永平在步步高的股份也由最初的70%减持到25%以下，当有记者问到其中是如何的考虑时，段永平说，“持有高比例股份本来就不是我追求的东西，我的心态也很平和。如果你是一个老板，你会很不理性地去想很多事情。我现在变得比较平静，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工作模式一样，我们最重要的是长期地发展，我们要对得起所有的股东而不是对得起某个股东。我的角色就是顾问，哪有顾问跑到人家那儿指手画脚的，那会被人赶出来的，对不对？”

　　步步高现在主要由视听电子有限公司、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教育电子产品有限公司三个子公司组成，每个子公司各设一个CEO，CEO全权处理各自公司的重要事务，只是有重大情况一般才直接向段永平汇报。而据灵通媒体报道，脱离具体公司经营的段永平已经是国际资本市场一个有些名气的“炒家”，人送外号“段菲特”。

　　看来段永平要做企业家、高尔夫球手、资本炒家的“三脚猫”了。

　　牛根生的散财哲学

　　也许正是牛根生长期以来对财富的看法与做法，使得他能够在不长的一段时间成就两个响当当的著名品牌。牛根生在伊利时就是著名的“散财先生”，牛根生曾就业绩突出而奖了一笔钱可以买好车，而牛根生折合成4辆面包车，分给自己的直接部下；在伊利获得100多万的年薪，牛根生基本上都分给了自己的员工。这也是让当年的郑俊怀十分不爽的一些行为。

　　2004年6月10日，蒙牛正式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乳制品企业。按照《福布斯》的排名，当时牛根生身价1.35亿美元，中国富豪排行榜107位。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就在外界对牛根生的“财富”议论纷纷的时候，牛根生却把自己的股份全部捐出。2004年12月28日，“蒙牛事业发展促进会”注册完毕，宣告成立。2005年1月12日，酝酿已久的“老牛专项基金”正式成立。具体内容是：作为蒙牛最大的自然人股东，集团总裁牛根生将自己不到10%的股份全部捐出。具体操作分两步走：第一步，在老牛有生之年，将股份红利的51%赠予“老牛专项基金”，49%留作个人支配，股份话语权不变，但当牛根生卸任董事长后，表决权将授予继任者；第二步，在老牛百年之后，股份全部捐给“老牛专项基金”，家人不能继承，妻子和孩子每人只可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月生活费。

　　对此牛根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从另一角度看，企业能否生存发展，决定我的收入。如果企业没有了，我的不到10%的股份还有什么用？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无”，要么就是“大有”，要么就是“大无”。财散人聚，财聚人散。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散财既然能聚人，为什么不散呢？散点财，“大无”和“大有”就有了关系，“无”是最大的“有”，“大无”等于“大有”。从无到有是很快乐的，但最大的快乐是从有到无。很多人不能从有到无，是因为他没有拥有财富。死在巨富的行列里是一件可耻的事，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是你散钱的时候。

　　此时的“老牛”俨然已经不是个企业家，而似乎变成了一个悟道的“老道”。

　　段永平对于生活的理解、牛根生对于财富的理解反映出新的一个历史发展期中，中国企业家的逐步成熟与理性。一个健康的企业家心态一定是成为一个健康企业生存的重要标志与特征。


　　结语

　　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一书的开头就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这句话放到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也十分有道理。

　　牛根生、段永平，隔着是地北天南，做的事情却是互无干系。但恰恰是这样两个成功的企业家所走过的不同路径，却冥冥中有着很多的相似。这种相似不仅发生在他们曾经已经过去的履历中，甚至我们随手翻阅目前的财经新闻，都或多或少的能够看到他们曾经的影子。因此我们把两个“风牛马不相及”的企业家放入我们“比较”的坐标，来看看相似背后能够给我们怎样的思考，来看看“不同”与“相同”，演绎的又是怎样的对比与反差。

　　“成功的企业都是相似的，失败的企业各有各的原因”。

　　当我们这样修改托老的名言时，但愿我们的企业都能够抓住与成功“相似”的灵魂，这样，企业的“微笑曲线”才能够持续……

　　（作者：燕涛，某大型企业职业经理人；黄江伟，营销策划、品牌管理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