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企业史

  吴晓波

　　正在写晚清到民国那段的中国企业史，或问，这跟当今的中国有什么关系？其实，130年来，我们一直在同一条“长江的三峡”里航行，我们曾以为自己已经走出了轮回，其实，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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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

　　晚清（1）

　　董桥说他一直不知道明清漆器的犀皮斑纹是怎么做出来的，后来读王世襄的书才搞清楚，过程是这样的：

　　工匠制作犀皮，必须先用调色漆灰堆出一颗颗或者一条条高起的地子，那是“底”；在底上再刷不同颜色的漆，刷到一定的厚度，那是“中”和“面”了；干透了再磨平抛光，光滑的表面于是浮现细密和多层次的色漆斑纹。

　　今天读到这里，突然很宛尔。发觉写字的活儿也跟那些工匠其实是一样的，每篇文字都有“底”、“中”和“面”，越是打磨肯定越是光滑，词汇的组合与观点的提取，就好比漆器上的斑纹，不是匆匆能够成就的。每一件绝世好东西都是以无比寂寞的勤奋为前提的，要么是血，要么是汗，要么是大把大把的曼妙青春好时光。今天写下来，算是对自己的激励。

　　正在写晚清到民国那段的中国企业史，或问，这跟当今的中国有什么关系？其实，130年来，我们一直在同一条“长江的三峡”里航行，我们曾以为自己已经走出了轮回，其实，没有。

　　招商局与三菱的两条道路

　　在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中，日本是一个很可以参照的对象。在过去的150年间，这两个东方国家在三个重大的时间点上出现过惊人的类比点。第一个时间点是1870年前后，当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动洋务运动，而日本则进入明治维新，两国几乎同时进行了工业化的变革；第二个时间点是1945年前后，日本战败变成一片废墟，而中国也处在国共和谈的转折点上，第三个时间点就是当下，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总量分别处在全球的第二、第三位。这种对比，有时候实在让人有点莫名的宿命感。

　　今天的专栏说一件很可比照的商业故事，时间点是1884年。

　　那一年，中国商业界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盛宣怀成了当时朝廷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的督办。在过去的13年里，这家企业“官督商办”，其经营活动一直由买办出身的唐廷枢、徐润两人把持。在企业站稳脚跟后，国营体制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无可避免。唐、徐两人认为“官款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所以，他们联名禀报李鸿章，称将官款“依期分还，币息陆续缴官，嗣后商务由商任之，盈亏商认，与官无涉，请免派员。”唐、徐此议等于要把招商局民营化，如果能够依此执行，洋务运动将可能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可是，这显然大大地不合李中堂心思，甚至是脑后生出反骨了。终于，他找到机会把唐、徐两人清除出局，派来自己的心腹盛宣怀。

　　盛宣怀上任之后，当即宣布朝廷“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唐徐时期，官派人员很少插手具体的经营事务，而自此之后，盛氏身兼督办、总办双职，终于弄得官商不分。他还暗用政府权势，逼迫其他的私人股东一一撤股，使股权结构全面变色，招商局成了一家官督“盛”办的企业。在今后的数十年间，这个“中国首家现代企业”还将几次经历产权争夺的大戏，可谓产权演变的“缩影”。

　　盛宣怀的这些行径，既跟唐、徐的民营治理观念全然不同，也跟当初李鸿章“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的思路有大大的出入，为了权力的掌控，他背叛了13年前的那种理念。盛氏风格日后被一路传承，祸害百年。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股与商股完全没有平等的权利与地位。一个叫吴佐清的商人就曾经颇有牢骚地描述过这种所有制上的产权歧视：“若云官办，则实招商股，若云商办，则有总办、帮办、提调名目。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即岁终分红，亦无非仰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得过问。虽年终议事，亦仿泰西之例，而商股与总办分隔云泥。”

　　1884年――也就是盛宣怀夺权招商局的同一年，在日本则发生了一件互可参照的公司新闻。明治政府将当时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几乎与招商局同期创办的长崎造船所，仅以1日元的象征价格“出售”给私营企业家岩崎弥太郎，这家企业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三菱株式会社。

　　19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与日本都开始工业化变革，两国均诞生了很多近代工厂，其现代化速度也非常近似。可是在十余年后，两国突然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就在盛宣怀将招商局重回官僚管制的同时，在日本则出现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明治政府认识到国有官营弊端太大，便毅然改弦更张推行民营化，明治维新启蒙者福泽谕吉疾呼：“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著名政治家、曾出任明治政府首相的伊藤博文则阐述说，明治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就应该把这些官营企业售给民间商社。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政府相继把众多国营的工厂转卖给私营企业家，有的甚至类似长崎造船所这样的“白送”。私营化运动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快速成长，自１８８４年末到１８９２年，日本的股份公司的数字和资金总额，分别由2392家、１亿日元增加到5444家、2.8亿日元，并出现了三井、三菱、关西铁路等众多财阀型私人企业。与不同的工业化思路相关联的是，两国在政治体制上的演变也南辕北辙。1889年，日本设立国会，颁布宪法，从而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新体制。

　　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导致了两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国运。百年后回视那条历史迷雾中的十字路口，令人哑然无言。


　　晚清（2）

　　我一直在找历史的轮回点。

　　譬如前博客中的1884年，是中国精英阶层与决策者在国营与民营之间做出的一个抉择点。130年来，完全类似的时间点还有：1927年，1956年和1998年。其中跨越了三个朝代，其逻辑却惊人相似。有趣的是，它们都相隔30－40年。

　　这个跨度对于一直在谋求变革的中国来说，好象是一个魔咒。

　　激进的经济改革为什么没有挽救清帝国？

　　1905年的中国，是近代史上最激进的年份。朝廷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推出了各项变革，涉及政治、社会和财经等诸多方面，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早已远远超出百日维新时期提出的所有内容。

　　一个留给后世的悬念是，为什么变法力度如此之大，而最终还是无法避免帝国的覆灭？覆灭是变革导致的结果，还是变革失败的结果？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经济变革与政治改革的权重分别有多大？

　　晚年的慈禧对财经变革的奏折几乎是“从善如流”。早在1903年7月，朝廷就专门设立了商部，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下属设立了商务局、劝业道、商律馆、商报馆、公司注册局、商标局等各级商务行政机构，张謇等商业名流被延聘为商部顾问官，第二年1月，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这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法。此后，又颁布实施《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商事法规。1906年颁布《破产律》和《试办银行章程》、《大清矿务章程》等等。这些法律的拟订和发布，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意味着中国公司由沿袭千年的特许主义，进入到了现代商业的准则主义。1906年，朝廷进一步将商部改组成农工商部，同时设立学部。商部还仿照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商会模式，倡导各地商人设立商务总会和分会。

　　更有趣的是，为了表达重视商业的决心，朝廷算是费足了脑筋，虽然皇上手中已经没有“米”了，但还是可以送出一大堆的“帽子”，在专门公布的《奖励公司章程》中就明确写着，“现在朝廷重视商政，亟宜破除成见”，于是规定，奖励之大小视集股之多少而定，集股5千万元以上者，奖予商部头等顾问官职，并加一品顶戴；集股2千万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顶戴及双龙金牌，1千万元以上封男爵，5百万元以上、8百万元以下者，则奖予商部四等顾问官，加四品顶戴。一个叫张振勋的商人因集资招股和捐献“贡献尤大”，被授予侍郎衔三品京堂候补、考察商务大臣、太仆寺卿。

　　这种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千年一见。民国学者杨杏佛曾感叹地说：“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乃以子男等爵奖励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这种用行政等级“吸引”和“奖励”企业家的行为，似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百年以后仍屡试不爽。

　　清政府在经济领域接二连三地释放出来的变革决心和措施，让帝国气象为之一新。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认为，“只是在1905到1911年中国工业出现之后，利润的诱惑才占了上风，经济收益才变成主要动机。”很多学者认同，1905年前后数年，“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公司创办数量超过了洋务运动30年国家投资的总额。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安原美佐雄因此断定，1905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新起点，即从“国家兴业时代”进入到了“国人兴业时代。”

　　跟经济变革上的大刀阔斧相比，清政府在社会变革上的力度稍稍下降，而在政治变革上则是迟疑摇摆。当时最重要的变革呼声是君主立宪。

　　在这一点，洋务派和维新派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他们都成了立宪派。六年前被追杀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成主流。1905年6月，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连连上奏要求立宪，当时全国八大总督中有五人明确主张立宪，朝廷在7月发布圣旨，同意委派大臣出洋考察。

　　在朝野的共同推动下，1906年9月1日，慈禧终于下达了“预备立宪诏书”。立宪开局看似大顺，但是其后的推进却非常的艰难。1907年秋，民间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各省闻风响应，中央政府无动于衷，1908年8月，政闻社因“明图煽动，扰乱治安”的罪名被查禁，同时，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正式宣布预备立宪，预备期为9年。立宪派很是不满，觉得预备期太长。最大的变数出现在11月。14日，百日维新后就一直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去世，一天后，慈禧太后去世，两人死期如此接近引发无数猜测。三岁的溥仪被抱上皇座，其父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国号宣统。慈禧的去世让帝国失去了一个铁腕的统治者，原本就威严尽失的中央政权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载沣等人为了维持满人统治，组建了一个“皇族内阁”，通过种种手法剥夺了汉人总督们的权力，还逼着当时声望最高、继李鸿章之后最有权势的袁世凯交出大权，回老家钓鱼。自此，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大臣开始对政权产生严重异心。

　　在野的立宪派的绝望则是因多次请愿运动的失败而酿成的。1909年12月，奉天、吉林、直隶、江苏、湖南等16省的咨议局代表在上海聚会，委派代表进京请援，要求速开国会，清政府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为由拒绝请求，第二年的6月，请援团再次北上请愿，清廷仍然拒绝松口。10月，参加请愿的人数急剧增加，规模扩大，不少省份出现游行请愿行动，政府恼羞成怒，在一些城市进行了强行镇压。张謇等人从此大为失望。朝野破局，

　　就这样，清政府尽管在经济改革上表现得超乎寻常的激进和开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则犹豫摇摆，它相继失去了洋务派、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及工商阶层――几乎所有人的信任，颠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势。


　　晚清（3）

　　胡雪岩的墓就在杭州西郊，原本是个乱石堆，90年代初被胡庆余堂的一个老职工发现，胡庆余堂的最后一个学徒青春宝的冯根生出资重修。这些年来，胡氏故居去了很多次，每次去我都有很奇妙的感觉，胡氏一生精明，晚年却做出一个豪赌棋局，斯人情怀绝非一个简单的臧否可以了断。盛宣怀曾经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过一段很豪情的话：“不过想要就商务开拓，渐及自强，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使各国知中原尚有人物而已。”胡氏心思可能也在这里。

　　胡雪岩是怎么破产的

　　近现代商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发生在1884年，主角是当时首富胡雪岩，结果是他倒掉了。

　　胡雪岩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传奇了。他靠为左宗棠采运军饷起家，在短短二十年内一跃成为全国首富。还是清朝三百年惟一一个被赐穿黄马褂的商人，被认为是一个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商业奇才。在1882年，早已名满天下的胡雪岩面临过事业上的一次重大抉择。他手握1000万两以上的巨额现金，是去办洋务，还是倒卖生丝，竟一时踌躇。

　　胡雪岩对洋务并不陌生，1868年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局的时候，所有购买外商机器、军火事务便都是由他一手操办的，日前我去福州的“中国船政博物馆”参观，开门就见三尊铜像，分别就是左宗棠、沈葆桢和胡雪岩。他显然看到了洋务事业的巨大“钱途”，1882年1月，他给恩公左宗棠写信，表示愿意出资，独力建设长江沿岸电报，他说自己为此可动用的资金在1000万两以上，它在当时几乎可以买下李鸿章过去十年辛苦所办的全部洋务企业。可是，最让胡雪岩费思量的却是，官场上微妙的人事格局。左宗棠与李鸿章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当时主管洋务的却是李大人，这让深谙官场门道的胡雪岩十分迟疑。

　　办洋务，商业前途大好却官场头绪难解，第二条路就是倒卖生丝。自晚明以来，江浙一带就是全国纺织业的中心，所谓“日出千绸，衣被天下”，在历史教科书上被认定是“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之地”。1860年代之后，江南丝商面临重大危机。当时，英美各国开始在上海开设机械缫丝厂，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就是从纺织业开始的，所以，中国传统手工缫丝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根本无法与机械缫丝竞争。洋商为了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价格，抬高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1868年，生丝每担市值白银517两，到1875年，每担价格已下跌至285两，再过8年，更暴跌至200两。兴旺百年的江南纺织业迅速没落。

　　目睹此景，胡雪岩认为商机浮现。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作为原材料的生丝却价格日跌，这是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据他的观察，主要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被洋人控制了价格权。因此，他决定靠自己的财力，与之一博。另外，还有资讯显示，在过去的两年里，欧洲农业遭受天旱，生丝收成减产。

　　正是基于这些判断，首富胡雪岩出手，高调做庄。百年企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爆发了。

　　1882年5月，他大量购进生丝8000包，到10月达1.4万包，见丝就收，近乎疯狂。与胡雪岩同时代的晚清学者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详细记录了这场商战的惨烈景象：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向胡说愿加利一千万两，如数转买此丝，胡非要一千二百万两不可。外商不买，过了数日，再托人向胡申买，胡坚持咬定此价。外商认为生丝原料仅操纵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将来交易，唯其所命，从何获利？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雪岩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各地生丝，不要给外商，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这样我们必获厚利。

　　在一开始，胡氏战略似乎奏效。西方学者斯坦利在《晚清财政》一书中记录，1882年9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先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先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到1883年8月，大商战进入决战时刻，胡雪岩前后已投入资金超过1500万两，继续坚壁清野，囤货坚挺，大部分上海丝商停止营业，屏气而作壁上观。华洋双方都已到忍耐极限，眼见胜负当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

　　变数之一，欧洲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 欧洲期货市场的紧张顿时暂缓，消息传回中国，军心开始动摇。

　　更大的变数是，中法因越南问题交恶，爆发战争。1883年10月，法国军舰驶抵上海吴淞口，扬言进攻江南制造局，局势紧张，市民提款迁避，市面骤变，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纷纷收回短期贷款，个人储户也紧急提现。钱庄逼账“急如星火，沪上商局大震，凡往来庄款者皆岌岌可危；虽有物可抵，有本可偿，而提现不能。钱庄之逼，一如倒账。”一般商品无不跌价30％至50％，所有房地产都难脱手，贸易全面停顿。

　　世事如此，胡雪岩已无力回天。11月，江浙丝商的价格同盟瓦解，生丝易烂，不能久储，胡雪岩不得不开始抛售，价格一路狂泄，损失以千万两计。生丝对搏失利，很快影响到“坚如磐石”的钱庄生意，民众排队提款，一些与胡雪岩不和的官员乘机逼催官饷，可怕的挤兑风潮出现了，先是杭州总舵关门，继而波及北京、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二十多个字号，到12月5日，阜康钱庄宣告破产。

　　第二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11月，朝廷下令对胡雪岩革职查抄，严加治罪。他遣散姬妾仆从，在圣旨到来之前，就非常“及时”地郁郁而死了。他的棺木被一老仆埋于杭州西郊鹭鹚岭下的乱石堆中，一直到整整100年后，才被人偶尔发现。

　　“红顶商人”以一种无比莽撞和壮烈的方式挑战英美纺织公司，这应该是传统商业力量在技术和工业模式都处绝对劣势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次绝地式反击。他的破产，宣告了传统商人阶层的集体殒落，“三大商帮”中的两枝，徽商和江浙商人在此役中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萌芽于晚明的纺织业彻底崩盘。


　　晚清（4）

　　铁路是怎么断送了清王朝的？

　　清朝是怎么灭亡的？教科书上说是武昌的辛亥起义。那么，武昌的起义又是缘起何事？答案是：铁路。

　　晚清时候，大兴铁路渐成热潮，朝廷将之当成国策，民间看到巨大利益，国际资本也不甘失去机会。于是，它成了各方争夺和博弈的最大热点。

　　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官商阶层坚定地认为，铁路必须国有化。他的逻辑是，铁路既然是事关国家命脉的经济事业，而且有如此丰厚的利益，则自然应该由国家来垄断经营。所以，在过去的七年里，他一直不遗余力地修筑铁路，同时则密切关注各条铁路的权益动向。在投资理念上，他的想法是：如果国家有钱，就坚决国营投入，如果没有钱，就只好引进外来资金，但宁可借款而不出让股份，如果借款，宁借外债，不信内资。

　　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倡议不借外债、靠民间资本建造川汉铁路，一时应者如云，11月，朝廷由商部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建造铁路干线或支线，设立铁路公司。1905年7月，张之洞在武昌召集三省绅商会议，决议向美国合兴公司收回粤汉铁路的修筑权，粤、湘、鄂“各筹各款，各修各路”，美方提出高额的转让价码，张香帅指示“但期公司归我，浮价不必计较”，最终以675万美元赎回。此后，全国很快掀起了铁路商营的热潮，从1904到1907年间，各省先后成立18家铁路公司，其中，13家商办、4家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1家官办。

　　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上，能源产业（煤铁矿及后来的电力、石油）和资源性产业（铁路、银行以及后来的航空、电讯业）一直是利益最为集中的领域，对其的争夺及利益配置构成了国家经济政策的所有标志。这一特征在晚清已经呈现得十分清晰。自洋务运动以后，国际公司最早投入到这些领域，国营资本紧随其后，民间资本则因散弱且政策不明而作为颇小。一直到1904年以后，随着《公司律》等法令的颁布，企业运作及股本权利有了相对的明确界定，特别是股份公司制度的出现，民间资本开始大胆进入能源和资源性产业。

　　据当时编纂的《湘路新志》记载，在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出现全民入资办铁路的热潮，甚至出现了“娟优乞丐亦相率入股”的壮观景象，“一时大绅富商咸以倡办本省铁路为惟一大事，如风起潮涌，蔓延全国……乃至农夫、焦煤夫、泥木匠作、红白喜事杠行、洋货担、铣刀磨剪、果栗摊担、舆马帮佣，亦莫不争先入股以为荣。”

　　1909年，张之洞修筑湖广铁路，在盛宣怀的游说下，他以商股筹集不易为由，与德、英、法三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磅。此事公开后，当即激起大规模的反抗浪潮，英名一世的张之洞竟在此次风潮中“心焦难堪，呕血而死”。正是在铁路国营化上的矛盾，导致了民间的企业家集团与朝廷的彻底决裂。当时著名的工商人士，大多对盛宣怀的这一决策不以为然。

　　1911年5月，盛宣怀上奏要求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回国营，朝廷准奏，并委派曾当过直隶总督的洋务派满人大臣端方督办此事。盛宣怀则与英、德、法、美四国紧密洽谈借款事宜。

　　后世视之，盛宣怀在铁路事宜上，除了国有理念与民间有重大分歧之外，还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一是，缺乏与民营资本的坦诚沟通，他以多年的政商经验认为，在朝廷的威权之下，民间资本从来都是“软柿子”，招之即来，挥之则去。二是，在股权回收上，明显欺凌民股。根据他公布的方案，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是无息股票，也就是说，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还承担了四成的损失风险。他的方案受到好友、当过粤汉铁路董事的郑观应坚决反对，他分别给端方和盛宣怀发去急信，认为“如政府收归国有，自应本利给还，不能亏本。若不恤人言，挟雷霆万钧之势力，以实行此政策，恐人心解体。”盛宣怀接信后，置若罔闻。

　　于是，“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闻之，群起反抗。

　　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万人群众集会，接着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上街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紧接者，四川组织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宣誓“拼死破约保路”，参加者数以10万计。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罗纶、蒲殿俊等人，枪杀数百请愿群众，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被激怒的四川民众将各处电线捣毁，沿途设卡，断绝官府来往文书。民变骤生，清朝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导致武汉空虚，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顿时燎原。这就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督办铁路国有事宜的端方在资州被起事的新军杀死，脑袋被割下来送到了武汉。

　　“意外”酿祸后，朝廷宣布革去盛宣怀所有职务，“永不叙用”，他惶惶然登上德国货轮，逃往日本神户。《清史稿》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

　　“误国首恶”四个字道出了历史的无奈与残酷。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有资本的自我瓦解是一个共同的途径，我们至今没有看到一个例外。后世人读史至此，当惕然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