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热”启示：必须“搞改革”

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人物》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我们为什么喜欢朱镕基？》的卷首语。近期由于《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的出版上市，“朱镕基热”再度成为一个文化现象。有媒体报道，购买者人潮涌动，各大书店遭遇“美丽的痛楚”脱销。
　　笔者在当当网上购买，发现确实拿不到现书，只能“预订”。这在以往的畅销书中并不多见。而更为直接的一个感观，还是来自媒体，尤其是微博，微博上各种摘录书中内容的帖子随处可见，并受到追捧和热议。无疑，朱镕基确实“热”了。
　　为什么会有“朱镕基热”？其实并不难理解，在朱镕基担任总理期间，就因为他的大胆改革和犀利言论而备受瞩目。大胆改革的形象，在当时，是他个人或一届政府的特色，在离任后，就是一笔留给后人的政治遗产。这也就是“每个人都在书写历史”的道理，政治人物尤其如此。
　　尽管每一届政府，有每一届的事务和责任，但总有一些东西是超越时空的，比如政治形象和政治伦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正是靠这样一代代人累积起来的。
　　朱镕基所累积的政治遗产，有人把它概括为“公”：《人物》杂志的那篇文章提出，人们喜欢朱镕基，最根本是因为他的“公”，公平公正、无私心，比如他的廉政、关心民生和敢怒敢骂、不做“好好先生”的个性；也有人概括为“能”，比如当年搞经济的大刀阔斧，国企改革，应对金融危机，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整治证券市场等等。
　　但不管怎么概括，有一条应该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搞改革”。1978年以来，中国最核心的一条发展主线就是改革开放，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开创的这个事业，始终没有间断和偏离，直到今天，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仍然要靠改革。而朱镕基，无疑是这段进程中一个形象鲜明的人物。
　　有网友说，“再掀‘朱镕基热’，说明现今的中国民众期望改革、期望敢于改革、敢于打破利益集团的领导人物出现。”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尽管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改革已经不能再完全寄望于某个强人身上，但重温改革精神，官民各方汲取改革动力，无疑是“朱镕基热”的主要原因。
　　书中被广泛转载的一段，是1998年3月朱镕基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即席讲话，当时谈及的一些问题，比如机构冗杂、官僚作风严重，官员到地方考察劳民伤财、浪费严重等等，至今仍然是改革的重要主题。这两年，公众热切关注的“三公消费”问题，还是政府机构自身的改革问题，包括推动国家各部委今年公开财政预算，也是这一主题下的举措。当年，朱镕基严厉地提出“约法三章”，此决心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改革。这正是改革的一脉相承之处。
　　所以，说到底，一句话，还是要“搞改革”。我们今天的很多问题，只有继续改革才能解决；公众心中的很多怨气，只有大胆改革才能化解。有些时候，改革慢了，都会造成重大的损失，哪怕方向是正确的，哪怕也在朝着那个方向去走。
　　朱镕基当年讲到惩办腐败时，提到为自己“留一口棺材”。今天的改革难度，某方面来看确实难过当年：既得利益者反改革的能量更大，一些社会积弊危害更深。但从另一方面看，改革共识也变得更广泛和强烈了，尤其是民间和中产阶层变得更为活跃，公民的力量在壮大，改革上下互动、形成合力的可行性大大增加了。这些都是令人乐观之处。
　　朱镕基谈到改革时说，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中国的改革，需要这份决心。

鲜为人知：邓小平曾经如此叮嘱朱镕基！

一边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市貌，一边嘱托身旁的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作为一个战略家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出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的优势人总是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退得成功，退得顺利，每退一步，其开创的事业都会向前迈进一步。有人说，从1980年辞去副总理职务开始，到1992年南方谈话和接见中共十四大全体代表，邓小平共用了12年多时间完全退下来。这显然做的是很有步骤，并且十分稳妥的。邓小平的退是为了进，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千秋大业。这就是政坛伟人的政治艺术！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开始由沿海向内地转移。实现这一具有战略意义转移的第一大决策，是开发开放上海浦东。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曾是远东最大的贸易金融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被称为“东方巴黎”。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仍是全国特大型工业商经贸济中心城市之一，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曾长期傲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独领风骚几十年。但进入80年代，南部沿海经济特区迅速崛起，广东、江苏等省的经济发展显示了强劲的势头，上海“老大哥”的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了。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的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历史积淀的与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等。这些，都预示上海有着迅速发展的内在潜质，有着重塑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之形象的先天条件。

    如果说长江是一条绵延千里的巨龙，那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是龙头。只有龙头高高昂起，吟啸四海，才能有腾云环宇的龙的飞升！

    在中国对外开放这块棋盘上，邓小平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视为举足轻重的一枚棋子。

    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特别关注了浦东的开发开放。他说：上海的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浦东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所以是全国的事。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邓小平特地要求当时的李鹏总理负责抓一下浦东的开发和上海的发展问题。

    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进行谈话。他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5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朱镕基

朱镕基进入中共权力核心，也是几经困难的，而一手提拔他的却是邓小平。朱镕基由于曾陪伴邓小平巡视上海，对邓的谈话深有体会，因此才组织在《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文章，直接推进邓小平南巡之举，邓也因此把朱镕基提拔上去。
　　使朱镕基成为中国政坛一匹“黑马”的人是邓小平。1992年10月19日，朱镕基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连跳四级，由中央候补委员一步跨入中南海内的权力核心——成为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排在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之后的第五号人物，全仰仗邓小平的力荐。

　　据说，邓小平的这项安排当时受到不少人的反对，就在正式选举的前5天，十四大主席团常委收到数位十三届中央委员和中顾委署名的信，反对朱镕基进入政治局。其中有一封信的语气极富煽动性和攻击性的，信中称：“作为一个马列主义政党，要警惕个人野心和假马克思主义者混入中央最高领导班子。”但邓小平对此颇不以为然。

　　邓小平特地通过江泽民传话给大会主席团，邓小平说：“要多看人家的长处，谁工作上没有失误？当然要失误少一些。”邓又说：“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他从地方到中央作出了不少成绩，党和人民都见到的。一些同志应当把偏见收起来，一大批新的能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好干部就在眼前。”江泽民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并向相关人士做了说服工作，因此在10月16日的内部选举中，朱镕基顺利过了关。

　　与毛泽东先后选择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接班不同，邓小平并不如此，他喜欢选一组人，这可以从最初时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以及后来的江泽民与朱镕基两组人马中可见一斑。这样至少可使党和政的权力得以分散。

　　不管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史，还是古代的思想史，均充满了“中庸之道”。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是“阴阳平衡”，邓小平深得此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在这当中，邓小平和陈云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两位“老人”有时看法一致，有时稍有分歧。但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阴阳搭配”，才使得中国的改革能在稳步中前进。如果把邓小平和陈云的角色做一个比喻的话，那么前者是“踩油门的人”，后者“踏刹车器的人”。邓小平希望自己身后的接班体制也能维持“阴阳平衡”。邓小平提拔朱镕基的一个最大出发点，是为了在江泽民和朱镕基之间制造一个平衡点。

　　人们不难注意到，在90年代初，88岁的邓小平南巡时，陪同的只有当时86岁的国家主席杨尚昆，两个八旬老人要以衰朽之力推动停滞不前的改革大业。而今想来，真是悲壮。当时中国全国上下一片反“和平演变”的声音，其环境之恶劣大有58年“反右”之势。作为总书记的江泽民，当时的处境同样不妙，被反“和平演变”捆绑住了手脚而动弹不得。

　　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如果把“和平演变”继续下去的话，很难保证不会演变成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运动，而其后果一定会葬送得来不易的改革成果，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但当时中国各政治势力均处于一片混沌之中，邓小平无法认清谁是他的政治同路人，谁是他的政敌。他是通过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署名评论员皇甫平的文章，以及因这篇文章引起的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看到了敌我阵营的力量对比，从而直接引发了邓小平南巡之举。

　　《解放日报》皇甫平的文章共四篇，其主要中心思想是要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只要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就不应该在“计划”“市场”姓“社”姓“资”的问题上畏缩不前。皇甫平文章发表之后，全国为之一振，海外舆论也立刻注意到了中国这一新的舆论动向，并把“皇甫平”的文章称为是“新时代的北伐”。

　　皇甫平的文章发表后，作为执笔的三位作者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有一位中南海主要领导人特地在上海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愤愤地说：“皇甫平的文章影响极其恶劣，把中央好不容易统一的思想又搞乱了。”三位当事者虽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们坚持原则，绝口不讲文章是怎样写成的。其实这四篇文章的一个间接幕后人物是朱镕基。

　　邓小平的南巡分为“小南巡”和“大南巡”。对深圳、珠海的视察称为“大南巡”，在此之前对上海的视察则称为“小南巡”。邓小平“小南巡”时，朱镕基一直陪伴在左右，邓小平在这期间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朱镕基体会到这些讲话的重要性，回到家后把这些讲话用蝇头小楷记录成文，这就成了后来皇甫平文章的主要观点。

　　现在回头来看，当时假如不是朱镕基的话，就不会有“皇甫平”的文章，如果没有“皇甫平”的文章，说不定就不会有邓小平後来的“大南巡”，在这当中，朱镕基的角色极其重要。由此亦不难看出，邓小平赏识朱镕基、提拔朱镕基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几经考验的，并非心血来潮。

石齐平：邓小平领跑开放 朱镕基接力改革

核心提示：邓小平跑第一棒，他的重要贡献就是开放，至于改革开放的第二方面，改革邓小平并没有做到，所以交给第二棒朱镕基。

凤凰卫视9月22日《石评大财经》，以下为文字实录：

姜声扬：石先生，其实可惜华尔街没有像朱镕基总理这样的一个人做大刀阔斧的改革。说到朱镕基，他最近又出书了，而且大家对他的评价也是相当的正面，我记得没错的话，你对他的评价也相当正面，对吧？
前世界银行副总裁：朱镕基完全有资格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石齐平：对，先不谈我自己对他的评价，我先要引用一位非常有名的人对他的评价，这位先生就是当年在世界银行担任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就是现在咱们中国经济学家林一峰那个位置，叫作施帝格得茨。施帝格得茨本身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在2001年他自己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可是那个时候他对朱镕基有这个评价，他说朱镕基光是凭1990年代，把中国的经济从一个很过热的状态给它软着陆，光是这一个表现很漂亮，就足以有资格拿一尊诺贝尔经济学奖。
姜声扬：你同意施帝格得茨这样的评价吗？
石齐平：同意，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要软着陆确实是有高难度的，而且它的软着陆的确实非常漂亮，你知道通货膨胀率在1997年被他控制到零，而经济增长率还能维持9%，你说这个漂亮不能不让人佩服。但是我话说回来了，施帝格得茨如果他还没看到另外一条，他如果看到朱镕基另外一条，他说不定说，哎呀，还可以拿第二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黄橙子：他还有什么精彩的贡献？
石齐平：邓小平领跑第一棒开放 朱镕基接力第二棒改革
石齐平：你看朱镕基当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事，南巡之后就是重用朱镕基，重用朱镕基的目的就是来对付邓小平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通货膨胀。然后朱镕基上去以后，领了军令状，我全力对付通货膨胀，对付通货膨胀就是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了，对不对。可是朱镕基上去以后发现糟糕，你知道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改革才进入到第二个十年，根本没有这种体制，没有货币政策，也没财政政策。
所以朱镕基只能用行政干预，你不准花钱，你不准贷款，于是朱镕基心里有数了，虽然他很漂亮地进行软着陆，他还一方面开始进行改革了。所以中国的什么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外汇体制改革都是从1993、1994年开始的。
所以我打个比方，你说邓小平很了不起，他是思想解放，没有邓小平思想解放，以后中国就不是这样子了，所以他跑第一棒。跑第一棒他的重要贡献就是开放，至于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改革邓小平并没有做到，所以交给第二棒朱镕基。
姜声扬：接力赛。
石齐平：哎呀，接力赛嘛，所以这就是我认为他有资格拿第二尊诺贝尔经济学奖。
黄橙子：确实是值得，那么您今天给的标题是过去的贡献和未来的贡献，您刚才讲的都是过去的贡献，那您认为朱镕基未来还能有什么贡献呢？
石齐平：朱镕基是整顿中国慈善事业的第一人选
石齐平：哎呀，朱镕基现在已经退休了，闲云野鹤，他事情看得也很淡，我们还对他有什么期待呢，我对他有期待。
你可以看到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塌糊涂社会公益慈善那种事情，连红十字会大家都觉得怎么会搞成这样子，那简直是千古奇闻，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中国人源自于同情心的那一点诚信都已经被践踏到这个地步，太可惜了。
姜声扬：怎么办？
石齐平：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需要整顿，可是整顿就必须要有个核心人物，这个核心人物第一他要有智慧，他要有能力，他要有魄力，最重要他要有全国老百姓都相信的诚信力，你说这个人到哪里去找。
姜声扬：本节目。
石齐平：不做第二人选，我们朱镕基先生，我觉得他应该当仁不让，大家社会对他应该有这个期待才好。
姜声扬：这个主意不错。
《石评大财经》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
主持人：石齐平
首播时间：  (周四) 19:20—19:55
重播时间：  (周五) 06:00—06:35 11:25—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