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裘宗舜：会计的先知

谷雨时节，江西财经大学学术报告厅。

“要以和谐对待争鸣的新观点，不要以权威将新观点扼杀在摇篮里！”当我国著名会计学家裘宗舜教授中气十足地结束了他的学术报告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彼时正值裘宗舜90华诞。

缘定会计70载

1921年，江西新建。

傍晚时分，一个男婴呱呱落地。或许谁都不曾料想，这名男婴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成为中国会计界的一名大师。他就是裘宗舜。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个人命运如国家命运一样，风雨飘摇，难以预料。

裘宗舜的童年生活并不平静。其父虽为旧时地主，无奈国事动荡，不善经营，家境可谓江河日下。直至变卖家产，背债度日。

小学毕业之后，裘宗舜的父亲希望他去读师范，因为师范不收学费。于是，12岁的裘宗舜独自一人来到莲塘县乡村师范。

两年后，裘宗舜顺利毕业。彼时，南昌有两所职业学校，工业职业学校和商业职业学校。裘宗舜第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

有感于父亲生意上的失败，在两个学校同时录取的情况下，裘宗舜最终选择了商业职业学校。开学后，他发现实质上他们是在学会计。

那一年，裘宗舜14岁。那一年，掀开了他70余载的会计人生。

在商业职业学校的那几年，正值日本侵占中国期间。受此影响，学校里银行系和商业系所学的会计教材全部都是日本传来的会计。从商业职业学校毕业时，日本侵占了南昌，裘宗舜也与家人失去联系。他辗转来到赣南一带的泰和县，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厦门大学。

由于成绩优秀，裘宗舜每年都可以获得商业职业学校的奖学金，但这依然无法支撑他全部的费用。没有家人的资助，裘宗舜便依靠半工半读来解决。即便到了厦门大学，他也会充分利用时间，寻找各种临时性的工作。

多年后，说起那段战火纷飞时的求学经历，裘宗舜并不因为艰辛而伤感。在他看来，那恰似一笔财富永久留在了他的生命中，而在他爽朗的笑声中，我们仿佛依稀可见那个抱有对知识无比渴望，坚强而又坚定的少年。

厦大才子回江西

“异地同窗彼此怜，而今俱已近耄耋……”这是裘宗舜90华诞时，会计大家葛家澍教授发来的贺词。在葛家澍眼里，裘宗舜堪称当年厦门大学诸多学子中的翘首。

1940年，裘宗舜踏入厦门大学会计系。虽然商业职业学校为裘宗舜学习会计奠定了一些基础，但真正为他打开深邃之门的是厦门大学会计系。

那个年代，能获得嘉庚奖学金的人寥寥无几，更何况是会计系学生。但刻苦勤奋的裘宗舜曾多次获得嘉庚奖学金。一时间，裘宗舜在学校里名声大噪。

彼时，裘宗舜的导师是陈德恒教授。巧的是陈教授同时也是葛家澍的导师，两人同在一个兴趣小组里，裘宗舜是组长。

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在厦门大学求学期间，裘宗舜广泛涉猎中外会计知识。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英美主导世界，且非常注重会计。而英语作为世界语，成为当时必须要掌握的语言。

至今裘宗舜依然可以轻松地阅读英文版的杂志书籍，这在他看来都得益于在大学打下的扎实基础。

中西合璧的大学里，传教士出身的老师不仅带来了纯正的英语，还给裘宗舜带来了新鲜知识和国际视野。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争分夺秒地丰富着自己。

1944年，裘宗舜面临毕业。江西省盐务局需要10名优秀的会计系毕业生，名单中第一个就是他。而那时，裘宗舜已被确定留校做助教。另外9名学子得知此消息后，担心裘宗舜不去江西会影响自己的工作，所以联名要求学校，让裘宗舜一同前往去江西。

长江的5月，疟疾肆虐。裘宗舜也未能幸免。念及江西乃是故土，同学又联名要求，他选择挥别厦门大学，回到江西。

让人惊奇的是，上午还高烧不断的裘宗舜回到江西之后，马上就痊愈了。而他自己也经常感慨，他的根就在江西。

葛家澍教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当年留下的是裘宗舜，或许就没有今天的葛家澍了。足见裘宗舜在学术上的造诣在年轻时已经崭露头角。

这个“奇怪”的裘会计

来到江西省盐务局的裘宗舜与当时国民党执政下的同僚格格不入，甚至一度被排挤到广东和江西交界一个非常小的镇做盐务转运处的会计。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让裘宗舜迎来了新的人生。他积极加入到解放军的物资协管部，成为一名会计，负责接管国民党的物资。

鲜为人知的是，那时的会计权力很大。面对大把的黄金白银，裘宗舜没有丝毫的高兴反而异常焦虑，因为物资接管没有任何制度的约束。他担心，如果对方只给了一两黄金，却说是10两怎么办？

科班出身的裘宗舜马上制定了一个办法：凡送来物资的战士都要写个清单，清点完毕后双方要在清单上签字，一式两份。

由于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被要求签字，无法理解裘宗舜的做法，都说他是“奇怪”的裘会计。然而有了清单的他却自得其乐，一身轻松。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清单在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很好地保护了裘宗舜。至今他回想起来，颇为自己当初的先见之明而欣喜。

解放后，江西省成立商业厅。商业厅有个供销合作社，裘宗舜便在这里担任财务科第一副科长。

那时裘宗舜经常讲会计，也编写了很多有关会计的书籍。他的会计教学生涯便可以追溯到这里。

后来，供销合作社成立了干校，无奈没有讲会计课的老师，学校就请裘宗舜去讲会计。没想到裘宗舜一炮而红，成为人人称赞的老师，于是裘宗舜很快接到调令调到干校任教。不久，他又来到江西财经学院的会计系，成为一名大学讲师。

这是自1944年离开厦门大学，裘宗舜在走了十几年的曲线之后，终于回到学校，踏上三尺讲台。

文化大革命期间，裘宗舜下放到武宁县三年。当时武宁要修两三个水库，裘宗舜又一次成为一名会计。因为严格遵守会计制度，他曾经得罪过不少人。其中不乏曾经的学校同事。

三年后，江西财经学院下调令将所有下放教师调回学校。裘宗舜仔细地将所有财产进行盘存登记，甚至将藏在池塘里的潜水棒也挖出来。直到把水库里的资产盘点清楚全部交到建设银行之后，他才最后一个离开水库。

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思想

1979年，哈尔滨，全国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理论研讨会。

裘宗舜旗帜鲜明地在大会上作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问题》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兴趣和高度重视。

这是一个处在中国政治敏感时期举办的会议。彼时，一场关于“什么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思想大讨论在全国刚刚兴起。

裘宗舜在厦门大学求学时曾追随当时著名的经济学教授王亚楠，积累了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经历过文革期间的下放水库和上山下乡后，他在实践中切实体会到，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讲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

然而现实却是，1979年以前，计划经济下的企业只需要单方面执行国家下达的指令，生产出产品就可以了，既不讲成本也不讲利润，基本不存在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的概念。

于是，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社会化大生产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公有经济，也是生产力水平尚未达到足够高度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专业化协作基础上的计划商品经济。裘宗舜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并将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理论运用到对经济核算作用的认识上。

他认为，经济核算是在当代生产力水平下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必然存在的客观经济范畴，它反映着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以及企业与职工之间的经济关系。他认为健全经济核算制的突破口在于改革企业财务关系，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办法。

他认为首先要完善企业财务管理体制，他主张将基建拨款改为长期贷款，使用固定资产要付费，征收土地占用税，加快折旧，促进技术更新，这些意见以后大都变成制度陆续出台，成为现实。

在1979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裘宗舜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的具体措施，对价格管理体制、物资管理和流通体制、税收改革等问题提出改革方案。这在当时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

随后，裘宗舜继续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其有关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方面的论著很多，集中反映在1989年9月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经济效果与会计》中。

会计本质之论

上世纪80年代，“会计信息论”和“会计管理论”之争是会计学界最为热烈的讨论之一。

以葛家澍、裘宗舜教授为代表的南派认为，会计的本质是一个以提供会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以杨纪琬、阎达五为代表的北派则认为，会计作为经济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算账型转向管理型。

事实上，关于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的观点早已经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出现。裘宗舜是偶然间在一本书上发现“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这样一句话，再无更多的解释。裘宗舜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观点，并开始系统研究。

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还没有电子数据处理系统，依然是手工记账。而上世纪80年代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算机的出现带来的信息革命强烈地冲击着裘宗舜。他结合吸收中国的情况和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大胆地提出会计的本质就是一个信息系统。

至今，裘宗舜仍认为，会计是采用一系列程序和方法，处理和控制价值运动信息的完整系统。虽然会计具有社会性，但更强调技术性。即会计可以为决策提供参考，但这不是其本质，更与政治无关。

这场讨论绝不是概念之争，而是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因为争论不仅涉及对会计的基本认识和会计目标，而且涉及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内容。如果会计的基本目标不明确，要讨论有关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就难以有深入的认识。

裘宗舜有关会计信息论的全面、系统的论述，在1988年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的与吴茂合著的专著《会计信息论》中得到充分反映。《会计信息论》运用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观点，对现代会计的本质、职能等基本概念进行了剖析。

20世纪90年代后，裘宗舜与葛家澍主编《会计信息从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不定期出版。该书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会计信息及其运用，分题阐述；书稿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切合实际；每个专题三五万字至七八万字不等，可读、可阅、可用，融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于一体。

与弟子二三事

■ 本报记者 杨雪

裘宗舜90华诞时，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秦荣生和中国建设银行广东分行广州地区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平分别作了重点发言。透过昔日的助手和首席大弟子，我们看到了一位会计大师很多鲜活的侧面。

严师与慈父

江西财经大学复院时，王平成为第一届本科生和研究生，师从裘宗舜。这段经历让他受益终生。

裘宗舜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读研期间，有一年的时间，除了正常课程之外会额外加任务。每个礼拜读一本书，要交3000字的读书笔记，这些书里不乏英文原著。”王平说。

除了学习，裘宗舜对学生的生活习惯甚至日常开销，他都会关心。“他不仅仅是老师，更像一位老父亲一样，从头到脚对你负责。”

秦荣生从江西财经学院本科毕业后，由于在校期间杰出的科研能力，留校任教后便成为裘宗舜的助手。

当时裘宗舜在课堂上讲会计信息论革命，秦荣生用录音机记录进行整理。由于讲话和书面语言差距还是很大的，所以他的笔记并不很成体系。裘宗舜就一字一句一个标点地改，改的过程甚至比他自己写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当时裘宗舜的一句话让秦荣生记忆犹新，“只有你自己经历了这个改的过程，你才能进步。”

严谨与创新

2009年10月，裘宗舜历时两年编写的《财务会计基础理论》一书出版，计20余万字。他将之献给共和国60华诞的礼物，表达他对祖国的深情厚意和美好祝福。

该书开篇第一章即是会计的历史发展和会计的实质。在很多人看来，裘宗舜是我国会计信息论的重要奠基人，相关论述早有系统，不需花费太大力气。令秦荣生敬佩的是，已经年届90高龄的老教授翻阅了大量资料，严谨论证，仅编写第一章就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老一辈治学严谨的态度至今不曾有丝毫改变。

与此相得益彰的是，裘宗舜在学术上亦保持着不断创新的精神。

1988年3月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破产法》，当时在会计核算上是一片空白。随后，裘宗舜将其指定为王平的毕业论文课题，带领王平探索新领域。

1990年初，全国第一本《破产会计》出版发行。这为后来学者研究破产会计提供了蓝本，填补了破产会计从无到有的空白。

对话裘宗舜

■ 本报记者 杨雪

《中国会计报》：为什么您不像其他会计大家、会计名家出版自己的论文专集？

裘宗舜：科学的学习研究有三个成分：继承、发展和创新。发展即意味着淘汰落后，否定过去。

任何学术思想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才能保持长青，有些论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是合理的，可是现在就不一定适用了。我还说不清，自己过去的文章哪些是落伍的，所以暂时不出版个人论文专集。

《中国会计报》：和您同一时代的有杨纪琬、余绪缨、葛家澍、娄尔行、阎达五等诸多会计大师，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会成就这么多熠熠生辉的会计大师？

裘宗舜：时势造英雄，时代创造了机遇。

余绪缨是我在商业职业学校的同学，葛家澍是我的大学同窗，我们当时学的都是会计。那时英美主导世界，可以说是他们酝酿了会计时代。英语作为世界语言是必须要掌握的，这为我们汲取新鲜知识、拓展国际视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会计报》：您怎么看待中国这几年的会计改革？

裘宗舜：中国这几年会计改革步伐很大，也很有力度。新会计准则、审计准则、内部控制等都有声有色。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求中国的会计改革要继续向世界会计靠拢，中国会计准则要和国际会计准则时刻保持趋同的趋势。

《中国会计报》：您保持身体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裘宗舜：简单，不太复杂。我吃穿都很简单，不抽烟不喝酒。坚持锻炼身体，我每天早上做半个小时的广播体操，几十年如一日。心态平和。2008年股市大跌，我损失一半，但我心态很好。因为炒股赔不了钱，病了医药费就高了。多读书看报。我订了《光明日报》、《信息日报》、《中国证券报》、《参考消息》，更新知识的同时还锻炼脑力。

记者手记

沉淀的智慧

用几千字的篇幅去展现一位90岁高龄的会计大师，显然不够。

因为他70余载的会计生涯精彩又不失厚重。他的人生有如一本中国会计发展的史册，每一页都需要我仔细地品读。

所谓“会计大师”，是指那些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会计思想体系的人，他的会计思想对会计学界甚至经济学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除此之外，大师的风范还体现在教书育人、提携后代、淡泊名利等为人处世的人生哲学中。毋庸置疑，裘宗舜是其中一位。

采访中，由于他浓重的江西口音我有时无法理解，老先生甚至会用英语来跟我沟通。

学术上的裘老很严谨、很创新也很较真，为了普及会计信息论，他带着弟子从南昌到上海再赴杭州，不遗余力；

虽然只做了短暂的实务工作，但他俨然是合格的“裘会计”，讲原则，秉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同事；

作为老派知识分子，他渊博的知识，对历史、哲学、经济、书法甚至花鸟鱼虫都可以娓娓道来，这让浮躁的我们只有反思自我的浅薄。

作为快乐的退休先生，他把炒股视为锻炼，徒步走到交易大厅，笑对股海沉浮。四份报纸知天下，简单生活乐悠悠。

沉淀。90年过去，裘老沉淀下来的是智慧，是从容，是人生态度。（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