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迁的财务伦理思想研析

司马迁作为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在继承和改良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理财活动的实际对财务伦理作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形成了兼收并蓄，融会百家的唯物主义财务伦理思想，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接。

　　西汉前期，“网疏而民富”，司马迁作为治生之学的集大成者，其独特的“货殖”财务理念吸收了“富国裕民”的儒家伦理思想，改造了“寡欲无为”的道家伦理思想，借鉴了“乐观时变”的商家伦理思想，成就了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和谐财务伦理思想，为后世所传承。

　　一、“利以生义”的财富伦理观

　　对义利观的不同主张，历来是诸子百家争论的焦点。与儒家“重义轻利”、墨家“重利轻义”的财富伦理观不同，司马迁提出了“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而好行其德，小人富而以适其力”的崭新观点，确立了经济基础与伦理道德相互依存、义利相彰的新型财富伦理观。

　　司马迁认为，一定时期经济的、物质的方面决定着人们的伦理道德水平，他引用管仲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经济层面寻求财务伦理形成的依据。在经济基础与伦理道德的相互关系上，司马迁明确指出了经济基础对于人们伦理思想的形成和伦理行为的选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反过来，伦理道德水平又会影响物质财富的积累，只要人们富足了，就会“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歌颂了历史上以经济基础为后盾的财务伦理践行者，如范鑫、子贡、乌氏保、巴寡妇清、卜式等，批判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大谈仁义教化、不顾人民疾苦的唯心主义财务伦理观，第一次提出了求富求利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源动力，这在当时“以儒为尊”的时代提出“利以生义”的唯物主义财富伦理观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二、“本富为上”的筹资伦理观

　　司马迁认为趋利求富是人的本性使然，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在社会生活中，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人尽其才，竭心尽力，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财富，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同时，司马迁强调人们在逐利时必须遵循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虽然“利以生义”，但“利”的追求必须始终符合“义”的要求，处于“义”的制约之下，“以礼义防于利”。

　　对于人们筹集资本、获取财富的方式、手段，司马迁认为“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所谓“本富”就是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末富”则是指通过工商业活动致富，而通过不正当手段如盗掘坟墓、拦路抢劫、私铸钱币、私刻假印、贪污受贿及欺行霸市等“弄法犯奸而富”，则属“奸富”。在司马迁看来，对财务活动必须要进行伦理区分：“本富”和“末富”是借助正当的经营“取与以时息财富”，是应该肯定的，但他更为主张符合农本思想的“本富”为上，“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而“奸富”最下。应“严削”以“齐之”，受到法律的制裁和道德的谴责。人们的筹资活动只有用伦理来指导。用制度来约束，才能保证百姓安居乐业，“仁以爱之，礼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可见，司马迁虽然赞成求富，但倡导的是有伦理内涵、合乎道义的富，反对“害于政，妨百姓”的不择手段的富。

　　三、“善者因之”的投资伦理观

　　“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司马迁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统一的，任何绝对的“重义轻利”从根本上说是违背人的本性，进而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因此，与其对人性抑而制之。不如顺应经济发展之自然，顺应百姓进行贸易、投资等活动，“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司马迁看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和动力。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逆转的，是所谓“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因而最佳的投资管理政策是要符合经济规律，顺应自然之势，“因而用之”。当然，如果投资活动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危害，也要因事制宜辅以一定的“利道”、“教诲”和“整齐”，由国家在某些方面进行相应的政策引导，或鼓励人们从事某些方面的投资活动，或对某些投资活动加以限制和强制，而不要武断地直接干预投资活动，“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投资活动常态化，“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由经济的自我发展而实现天下之大治，“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见，司马迁‘.善者因之，顺乎自然”的投资伦理观传承了孔子“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思想，并赋予了新的伦理内涵。

　　四、“资利资封”的分配伦理现

　　与封建社会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按政治权势进行财务分配的主张不同.司马迁首次提出了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素封”的观点，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创新地指出“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日‘素封’”。

　　在“货殖”经济中，司马迁认为财务分配必须遵循一定的要素标准：有官职者可以通过其管理得到傣禄的分配，有爵位者可以通过封地得到贡奉的分配，有土地者可以通过出租土地获得地租的分配，有货币资本者可以通过借贷货币获得利息的分配，“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而没有权财的人，则可以通过出让劳动力来获取收入，从而“各得其所”。此外，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结尾处对“素封”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司马迁认为，致富没有固定的行业，而资财也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才能的人能够聚集资利，不肖之徒最终会破财败家，“岂所谓‘素封’者邪？”可见，司马迁摒弃了道家“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分配观，改良了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开创性地提出了按照管理、资本、技术、劳动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度来参与财务分配的观点，这比亚当·斯密的要素分配论早了1800多年，堪称“史学一绝”！

　　“融百家治国之道，明古今盛衰之理”，在诸子百家的思想浸淫中。司马迁融宏观富国之学与微观治生之学于一体，以其睿智的眼光探寻伦理道德的物质本原，博通并蓄，凝练了中国财务伦理思想流变中的历史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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