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知識經濟來臨的時代,面對科技經濟實力的競爭,將主要是一種人才的競爭。因此教育界如何在未來提供更多的經世安邦之材,意義顯得格外重要。
筆者認為,現代教育不僅應關於事實的知識(know what),原理的知識( know why ),還要具備科技( know how )和人才的知識(know who)。而其中,人才培育的全過程尤為通識教育的關鍵所在。這是因為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所產生的一些負面影響,引發了許多新的人文課題。故而追求建立一種『以人為本』的教育觀,也就是以『人』為目的,全面發展人格成熟的君子教育,迫在眉捷。
既然以人格力量作為教育的內容,勢必對人格的健全完善,以及內在潛能之發展和知識內化的心理品質不可忽略。《管子》的義利觀或許可提供我們一些參考。
《管子》正視人性趨利的基本需求,且採不迴避態度,因而有「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之語;這使得他與傳統儒家有著顯著的不同。雖然如此,他卻反對因片面追求個人私利,而忘掉人在社會中的責任(這是公利)。趨利避害雖是人類自我保全的一種手段,倘若能以情理統帥利欲,使「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心術下〉,便可立刻從私己轉軌成公義。因此對於『義』,他的看法是行事必「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形勢解〉充分說明了言利,未曾捨義,義利並兼的態度。其所欲成就之最高理想,無非是要建構『富而好德』的價值風尚,而這正是有利於時代發展的。
就這個時代言,對只重知識和能力的傳播之教學,其所衍生的問題可能比想像中的嚴重,縱觀現今學生所產生的病癥:無根、無人、無心、無情、無我(註1)便知。故惟有重新調整正視物、我、人、自然的正確關係,型塑主體的精神特質,提高內心穩定的心理品質,當面對義利衝突時,能堅持以義取利,方能真正解決科技主導的後遺症。也唯有除了學會知識、學會做事外,還懂得『做人』的道理,這才是現代教育的要旨所在。
一、
《管子》書雖有非「一時之作,一人之作」的質疑(註2),然未能掩蓋其思想體系的一貫性及整體性。此一特質,方便了我們對其義利之辨進行全面性的理解。筆者窮本溯源的指出《管子》以一種新的存有型態,徹底落實了「身心一如」的生命實境,同時也看到《管子》欲以文化人的姿態,建構由自然人走向道德人的企圖。由於這項動作,使得我們回到實存場域,反而豁顯了生命的真義。
接著我們討論了《管子》是如何正視私欲在歷史經濟的推動上,有其時代性(而這也正是孟子王道理論的局限性),並檢討了心性修養與義利的關係;再試著以更寬廣的角度來檢視《管子》的人倫之道,以落實理論,畢竟實用不同於現實,實用乃經世之學,此又同質於儒家。最後從其禮法並舉的主張,積極回應二者的時代性及重要性;以對治當前因經濟發展所帶來一連串的功利效應,及生命幅度的膚淺。
二、
人與事是治國理政的基本單位〈版法解〉,因此對於〝人之所是〞的實存本源,就應有一根源性的說明。人生於天地間,是「參於天地」〈宙合〉「效夫天地之紀」的〈白心〉。他先揭示了『道』作為宇宙存有的根源,具有既超越又內在的特性。不僅「道在天地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心術上〉而且是「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內業〉道的特性正是由於這種「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心術上〉的作用,「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內業〉。此間所展現出大道的包蘊深閎,似乎與老子對道的描述無啥差異。
然而真的是如此簡單嗎?《管子》是有別於老子另立一宗的(註3 ),其中轉折是他提出了:「氣,道乃生。」〈內業〉的思考。袁信愛先生將其解釋為:異於老子的『氣由道生』觀念,而說『道由氣生』(註4 );企圖將《管子》對『道』的說明,貶抑為『氣』下之嫌,這實在是極大的誤解。(想來也是大部分人會將《管子》列為唯物論的主因吧!) 其實,《管子》的道與氣是無所差別的,二者均有著普遍性、變動性及無限的特性;且都有最高本體的性質。現將兩者列表觀之:
道
氣
〈心術上〉: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
〈內業〉:精存自生,其外安榮
,無形則無所位啎~故遍流萬物
,內藏以為泉源,浩然和平以
而不變,上天下地,遍九州。
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
〈宙合〉: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
;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
外出於四海之外。
窮天地被四海。
〈內業〉: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
也。
〈內業〉:是故氣杲乎如登於天
〈樞言〉: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
,杳乎如入於淵,綽乎如在於
心也。
海,卒乎如在於己。
〈內業〉:夫道者,所以充形也~淫淫乎與
我俱生。
(心術上):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
〈內業〉:靈氣在心,一來一逝
其小無內。
,其細無內,其大無外。
〈心術上〉:氣者,身之充也。
〈內業〉:道者,所以充形也。
因此,當他說:「道也者~~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又說:「~~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內業〉即知他是以成己成物的道用,來彰顯道體的客觀表現。繼之:「精也者,氣之精也。氣,道乃生。」又,「凡人之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和乃生。」〈內業〉,「凡物之精,比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內業〉由以上論述知道,氣是合道而化生萬物;天地之所以能長久,就在與氣和調,氣使萬物有了依歸,氣又為宇宙萬物的生命本原,因此『道氣無別』獲得實証。
他認為氣既然含攝道,而又內在於萬物中。經由其內在潛藏『一來一逝』的動力,開啟了化生萬物的道用,反而更証成道體的奧妙;而一切的相對也因為在『道』裡面並存、不相牴觸,成為絕對、超驗的精神實體。
說『道』內在於萬物中,一旦化育萬物,寓居於萬物之上的,就謂之『德』。即「化育萬物,謂之德」〈心術上〉。『德』,作為化育萬物的分殊本性,是萬物從『道』這個總根源處所賦予而來的『個體性原理』,萬物便可發揮自我實現之理。〈心術上〉中說:「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德既由道之開顯而凝聚成萬有之本性,德與道〝原委同根〞,自然導出「道德無間」〈心術上〉的論述(註5)。因為從萬物來說,本性是承道而來,而道又賦予萬物以生生之德,故與儒家「天命之謂性」具同一形式,使得人由自然人過渡到道德人成為可能。
由於:心是精氣之舍(氣充塞於心中)(註6 );且,「道之在人者,心也。」〈樞言〉道內在於心中,故道、氣同列,毫無疑問。再則,德又是道之舍〈心術上〉,形亦是德之舍(註7 ),故外在表現的端正與否,與內在精神靈明有著不可分離的統合性,所謂「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謂之內得(德)」〈內業〉,即是最好的說明。德是道在人身的體現,故德氣和合的結果,就能「精存自生~~中無惑意,外無災邪,心全於中~不遇人害」〈內業〉。可見『氣』實內含精神性概念。
既然精氣是九竅遂通的條件,又是四體得以固的條件〈內業〉,所謂「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道也者~~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精氣藏於胸中謂之聖人」「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內業〉,因而形神在此獲得統一。在《管子》看來,健全的身形和暢旺的生氣,是致德成功的第一步。故他有形神完備、身心雙全者就是聖人的看法。
三、
人生的重要課題主要是在如何安頓自身的心。所謂「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萬物得度」〈內業〉。心作為人們成就一切事物的關鍵(註8),究竟該如何使它獲得治理安頓呢?《管子》以為任道自顯,才能顯出大智慧。雖說「心也者,智之舍也。」〈心術上〉然實際發揮作用的卻是『精氣』。所謂「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內業〉所以要使精氣留存於心,方法上就應「敬守勿失」(註9), 使心知(心是精氣之舍)保持正常活動;精氣若充實地藏於胸中,心便能開展思維活動,產生真確的認識。此即:識道不待外求〈白心〉之意。他認為要想掌握一切物之理必須「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心術上〉,『緣理』便是應物,「是故有道之君子,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心術上〉這是指君子在自處時,好似一無所知,在處理事情時,也好像只是配合的作用,這套理論就叫做『靜因之道』。其主要目的,在把執己拿掉,以便收攝各種可能,建立客觀的實存性。由於人的認識,不僅是對外在事物的直接反映,且是主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故無法排除掉情意欲求等主觀意念的影響。所以面對這個問題時,《管子》勢必要處理。換句話說,《管子》並未否定主觀能動性,並與「非所設」〈心術上〉(註10)兼容。
四、
正如前述,《管子》是首先正視情意欲求乃人性中所固有。其云:「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禁藏〉,「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形勢解〉,「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禁藏〉,〈牧民〉篇中的四欲四惡論,更是與現代心理學家馬思洛(A. H. Maslow,1908--1970)所談論的需要層次理論極為類似。(註11 )
然而『情』究竟指的是什麼呢?《禮運》曾云:「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非學而能。」《荀子》也有:「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正名〉可以看出情指七情,與性、欲同位。《管子》則更進一步分析:「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又說:「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凡心~~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內業〉,由於憂、樂、喜、怒、欲利正是妨害心神安寧平靜,使道無法彰顯的主因,因此如何對治情欲以回返心的安寧平靜,成為首要之務。
《管子》認為對治情欲,應先從心智作用過濾掉不合理的成分,進而制定原則,以導正情之生發,方能使「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 」。因此《管子》提出的辦法是:
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恢復)其性,性將大定。〈內業〉
這是說『養情』取法於禮、樂、詩(註12),「亦可以為成人矣!」(註13)正是這種以文化創制行為系統的肯定,一方面節制情欲,使情之生發合於中節;另一方面則是「既知其極(守善準則),反於道德」〈內業〉是故人心能執於靜,又能敬守勿失,方能守住其性,成就道德人。
可是,人往往「不知量」又「不知節」〈乘馬〉,貪欲無窮的後果,身心不只無法獲得安頓,更糟糕的是「縱欲妄行,男女無別」〈立政九敗解〉。若一昧沉溺於聲色,縱欲妄行,終將『反於禽獸~~廉恥不立』〈立政九敗解〉了。所以他一面提醒執政者生產有限,人欲無窮的事實;一面則提出「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八觀〉,若墮入欲望的深淵,無法自拔,最終將是「縱情性~~禽獸行~~不足以通治」。(註14)
再就是,放縱欲望馳騁,「嗜欲充盈,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心術上〉,勢將導致「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形勢〉「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內業〉身有問題,心當然也快樂不起來,身心均遭受到傷害,道就無處可容了。因此想要去掉這些負面情緒,使心不煩不亂,做到意氣安定,「垂拱而天下治」〈任法〉的理想境界,就必須節欲。他認為「節欲之道,萬物不害」〈內業〉。節欲並不同於禁欲,欲望之所以使人頹敗,主要是心智外馳所致,而非由於身;但一直以來,身被誤解是擾亂了心的元凶,所以多數學者視身為罪魁禍首,贊成禁欲。
《管子》則認為要使人回到存有本源,不該以禁欲去對治縱欲,而應該是以心調身、再以身調節心的『身心一如』的工夫入路;這樣一來,心便不會只是向外的認識系統,而會回溯本源,彰顯心靈的作用入於真實的世界。這也就是為什麼《管子》會認為一個人若身心雙美,形神兼修,必然容光煥發,頂天立地,洞鑑觀瞻,能肩負大任。一個萎靡頹廢的身軀,無法提振精神,又遑論正德及治國呢?〈內業〉也正是因為欲念含有雜質性會干擾認識(道),因此「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心術上〉排除了欲念的牽扯,心意便能疏通,疏通就能保持虛靜;一旦做到了虛靜專一,冷靜智觀就能發揮大清明。換句話說,心唯有不存主觀成見,恬淡去私,就可進行與身的調和,從而提升智慧,致德有成。(註15)
為了防止心不識道,以禮義制約人的情欲之文化建構,便再次開展、挺立了人的實存價值。其云:「人迫乎於惡,則失其所好;怵乎好則忘其所惡:非道也。」,「惡不失其理,欲不失其情,故曰君子。」〈心術上〉說明了做為一個人在面對情欲衝突時,所必要依循的重要原則,那正是中國人特有的中道文化。他反覆強調著「中正者,治之本也。」〈宙合〉之意,像「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版法解〉,「精德立中以生正~~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法法〉,又說:「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弟子職〉,他所要求的一則以恕道而行,一則是「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得則喜,不得則怒,不喜不怒,平正擅匈(平和中正,獨佔胸懷)」〈內業〉,喜怒哀樂等情欲的保持適度,行為才能合理中正不偏,此又稱心術之道。而心術之道在形全而後神全的基礎上,又是人倫之道、君子之德。因此其所標示著為人處世的深厚哲學底蘊,那就是人應該精修德性,以確立中道,故云:「立身於中,養有節~~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禁藏〉。故而「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註16)使情之生發合於中節;便成為其必然要走的路。《論語‧顏淵》說得好:「好惡中節,君子自能不憂不懼」這個做人的基本原則,想必對『人無常道,事失常度』的現今社會,多少有點啟示吧!
五、
前已略論,面對欲望時若不能立身於中,養之有節,便可能導致價值體系的崩解;同時我們也知道,情欲與道德並不一定是衝突的;正視情欲的合理性,並不表示人就是自我墮落,重要的是人在面對實有狀態及隨自由意志而來的執染、性好、權力所產生的名利權位時,能給予恰當的安置。因此程序上,《管子》主要是先從外王事業而至內聖,再由內聖成就外王,這麼一來,面對新的場域,我們便不再固守僵化的單一的思考形式,而能以較靈脫的方式,落實到真實境域。此時心性修養課題,竟大大地助成了原先的存有態勢。
順此進一步討論到公義的問題:公義之於私利,便具有優先性了。對於義利觀的探討,向來以儒家最具代表。二程曾云:「道義與利,只是個公與私」(註17)的問題。他們認為義利皆根植於心,因此亦是性的內涵,通過心性的涵養集義,用以克制物欲,便能獲得人性的尊嚴及價值提升,實現道德上的真自由。孔子雖有「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之言(註18),然根本精神仍是在『利民以義』、『義以制利』(註19)之論。在價值取向上,『義』仍是重於物質利益,所以『重義輕利』期在表現出整體精神,以捍衛國家民族之大利。孟子義利互斥論,則是就義利關係對立化來論述;根據東漢‧趙岐的解釋:人君本身有三種需要j所欲k所樂l所性,『利』所指的就是欲跟樂。這三者就價值層次高度言,義顯然是獨立於利之上,有其先在本質性(見〈盡心上〉)。義亦可以是最高的利,二者實渾然一體。荀子則從主體論的角度來論述義利關係,故云:「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大略〉即,在滿足當下利益的同時,又能慮及長遠利益,便不違義。這樣的看法兼顧了實然面,顧到了全體社會的發展。道家則是提出了義利皆拋的觀點,以保住自身自由。墨子把義利通通化約成利,用以衡量一切,此種愛利兼舉的特性,已將天下之眾的大利轉向公利,故其云:「義,利也」〈經上〉清楚明白的揭示了義利具有一體兩面的特性。法家的唯利無義,主要是認為「義者,暴之道也」《商君書‧開塞》,仁義之道,後患無窮《韓非‧六反》。雖然他們也有由人性利己轉化成發展生產之公利理論,卻走向了與儒家全然不同的處置方式,那就是唯法是尚;此即是「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六反〉。
《管子》的義利觀又當如何予以理解呢?《管子》所提供的方向,仍是就著執中守經,通權達變,度時地之宜,以得時中(註20)而言。以下筆者就義、禮、仁的關係進行說明,以便進一步了解:首先就人性內在依據而言,《管子》說:「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心術上〉這是說,義為「事之宜,心之制也」;『事之宜』是因為有物有則,『心之制』則是由於思慮,透過理智的思維作用,上達「與天調」〈五行〉,臻於「法天合德」〈版法〉的境界;下開〝與物為對〞的主客對列之局,以成己成物。(註21)
義因為具備了「各處其宜~~明分以諭義」〈心術上〉的特性,為使吾心判斷獲得事物之宜,便須以智為條件,使《管子》所肯定的『正德、利用、厚生』之理序,依次實現。而智又以學為基礎,所謂『學則不固』,則中於事理,成全諸德。可見『義』在管書中的份量。義的範疇含蓋了「君臣、父子、人間(所有)之事。」〈心術上〉其具體內容包括「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屈,以辟刑僇;纖嗇省用,以備飢饉;敦懞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五輔〉只有當人民體義以行禮,行為上便能「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故「義不可不行也。」〈五輔〉簡言之,『義』作為血緣倫理的起源,社會治亂的內在根據,乃是君子所應自覺的行為規範。是以「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形勢解〉,「成功立事,必順乎禮義」〈七法〉,惟其如此,方能使「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此乃君子之道也。
又因為人有恥惡的價值意識,故須要「廉恥,以立人之大節」。以審於群己公私之界限,不敢為惡(註21)。這種具有辨別善惡是非的能力,與『義』的實質有其內在聯繫。所以「適身行義」〈禁藏〉,切實地去實踐義,自然能蘊育出正義感及羞惡心。也正是依於這樣的心情態度去為人處世,小者可「得天與人」〈樞言〉,大則「禍亦不來矣」。〈禁藏〉
另外,關於管書中的「仁從中出,義由外作」〈戒〉有待釐清,大多數的學者都以告子『仁內義外』之觀點來進行批判。這使得《管子》一直無法被合理的了解。現引原文以為釋意:「仁從中出,義由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仁故不代王,義故七十而致政。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道德當身,不以物惑」〈戒〉,又說:「既智且仁,是謂成人。」〈樞言〉,可見他心目中的仁,是不脫人心的自然要求之自然流露,故以仁為質。至於義,則是由理出〈心術上〉。也就是說義實是本諸仁心,所作的事理之當然判斷,故它是當下如此,不假思索的內化到生命裡去。因此像父對子所表現的慈愛,子對父的孝順,均屬於義的範疇。仁若是內、是質;義便是外、是表;這種就物之宜在外,所以使之得宜卻在內的當然之理應然之則,體仁以行,就成為義,而且是義外。所以他有「身行仁義,服忠用信,則王~~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接之以禮,結之以信,和之以樂~~帝事成形。」〈幼官〉之語。
至於「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任法〉又該如何予以理解呢?我們絕不能單一解讀,必須配合「法出於禮,禮出於治(道理)~~道也。」〈樞言〉來看,這道明了『法』亦源自於『禮』的事實,法雖具禁民之非的強制性,但根本上,仍須貫注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之唯(道)理是從,故云:「法者,乃天下之治道也」。〈任法〉
我們若再從春秋文化的特點來看,春秋時言仁,是將仁與功做了某種內在聯繫。《國語‧魯語上》:「夫仁者講功」,〈周語中〉:「畜義豐功謂之仁」,《左傳‧成公五年》:「仁以接事」,揭示了『仁』作為人際關係中重要的道德準則,還具備了實踐品質的要求。也就是仁與功利,並非本質相斥。就義言,春秋時人認為義是人行事合理與否的依據(註22 ),且又是禮的內在根據(註23 ),故人之行為,凡不合於禮之宜者,必然會遭致災禍。此則所以『多行不義,必自斃』《左傳‧隱公元年》!若再作觀察便知,春秋之人是肯定『利』的正當性的:如,「先王之於民也,使務利而避害」〈周語上〉,「利則豐民」〈晉語〉「義以建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左傳‧成公十六年》,肯定了合義之利,便是公利(利人、利國家),這樣的利當然被普遍認可,因為它們才是真正的利。《管子》雖說有生理欲望應獲得最低限度的滿足之論,但並不是想進行一個客觀事實的判斷,因為那只是個事實問題,他是就以禮制斷宜或不宜之表現來說義外的。也就是從『義正還會不利?道明還會無功?』的思惟,來進行建構符合時代意義的義利雙成之精神。義利可以相即相融,自然不同於告子的『仁內義外』。
至於義與禮的關係:《管子》常以禮義連詞,來展示他們也是同質的。所謂「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為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心術上〉禮是人們的行為規範,大凡儀節法度之制定,而各處其分位,不紊亂,都屬於禮;又因為「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心術上〉,故禮也是理。於是人民遵循禮義以行為處世,便不受物欲擺佈,徹底擺正了義利的關係。
從另一方面來說:民若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版法解〉。故「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曰:禮不可不謹也。」〈五輔〉,禮是協諸義而成的,禮亦是義之實,舉凡「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有體」〈心術上〉莫不是依於民情義理而制定的禮節儀式、章法,故就義的實踐義而言,「人君(就當)中正而無私,人臣(就當)忠信而不黨,人父(就該)慈慧以教,人子(就該)孝悌以肅,人兄(應)寬裕以誨,人弟(應)比順以敬,人夫(應)敦懞以固,人妻(應)勤勉以貞」〈五輔〉這一套要求,其實看來,就是指國家秩序及社會人倫秩序。換言之,禮若離開義便不成禮,沒有了禮來行義,義亦無從表現。禮義既同質,沒有了禮義,政治將無從施展,世界亦將無法繼續。如此說來,禮與義的關係是互為因果,互為表裡的。是故仁義禮既承受了上天的道而來,又作為人類共同承認遵守的道理,具有一定的內在聯繫,故三者所呈現縱軸向,多少反映了儒家本有的『盡心知性以知天』的理念。
儘管管書中有虛心、潔心之說法,但由於心能思慮〈宙合〉,且能穩定情緒,故去欲、修心後,使心靈明朗照,顯大清明的智慧,自然對行為所進行的任何判斷,都能合理合宜,這便是禮。又,義是由理智所發,故體義行事,就能端正性情,處靜安順,內心自然感到快樂、滿足。縱觀《管子》的義利觀,主要是從個體利益物欲價值的滿足,希望透過一個轉折,朝向整體利益發展,以成就道德價值之完全。可是我們所看到的是在面臨強大親親宗法制度下,人常「因私害公」,所以為了公正處理公私問題,他提議將這種趨利行為所可能導致的私己(惡行),以情理來制約〈心術上〉;遵循「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常,雖利不行;非吾道,非利不取」〈白心〉的精神,將私利轉軌成公義,便可如日月似的純澈德惠,胸懷博雅,倡行仁義,上下修治。他相信上行下效的效果,也知道「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七臣七主〉,故時時提醒「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舍法而行私,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人臣援私以為公」〈君臣上〉。終將遭致「亂天下者也」〈心術下〉的後果;反之,「若能如天之無私覆也,若地之無私載也」〈心術下〉,建立公心,發揮誠心,必能照見自己的性向,明白自我實現必在群己關係中實現。無私成為其治世治國的最高指導原則。
有鑑於人生理官能、七情六欲的紛紛擾擾,要在道德面與政治面取得平衡點,就必須同時兼顧精神及物質層次的滿足。所以在觀察了現實經驗所得後,他做了更接近事實的修正,即公義的基礎在道德,而經濟上的利卻又與道德及政治有著必然關連。因此《管子》提出了「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牧民〉的著名命題,論証了物質生活條件(功利行為)在道德上的合理性。換句話說,經由落實『制民之產』的任務,使民有恆產,有恆心,才可能進一步要求道德實踐的品質。反之,若是沒有社會物質經濟條件為道德辯護,倫理道德亦將無主。當然這並不是說經濟生活足以高過道德生活。
如果只講私己之利,卻枉顧同在這世界的彼此關係,勢必導致分配衝突;因此,絕不能停在個人之利上,還必須將此種私利轉換成(合義之)利,因利他而利己,以形成真正的大利,這才是《管子》想要的理想生活。所以說經濟生活的起碼要求,雖有其必要,然為了防止人們把私己之行為合理化,《管子》認為還必須加強教育功能以化民之惡,形成美俗。故他說:「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七法〉。其實我們對照現今社會的多元化現象來看,人們對事物的判斷,不再挶限於單一意識形態,由重人權,進而強調個人的殊異性,允許個人率性而為,以求得個人的自我實現。然而這種現象很容易導致另一極端,即年輕人走向以自身本位利益為首要考量,所以『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其實不論是古代或現代人,都必須服理行善。不論個人或社會集體,如果推翻舊有規制的目的,只是為了追求個人的自主,則這種追求重新定位的過程,勢必涉及深刻的反省及嚴格的自律。雖然台灣出現的光怪陸離景象,凸顯了許多年輕人在規範中瓦解,還沒有找到依歸。但當個人自由形成私己,只管門前瓦上霜時,人生的境域究竟是選擇向下沉淪?亦或是向上提升?答案已不言可喻。很顯然《管子》以自禁、慎己為主綱的道德修養內涵,著實可提供我們所有人一帖應世良方。
《管子‧權修》說:「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教育的根本做法,就在明確法令,使民興善。總的來講,就是希望生命有一合理的安頓。
因此他強調,凡事應從『反求諸己』做起。管書中到處可見此意之發揚。倫理道德作為調整人與人之間的行為規範,只有在內心樹立起堅定的道德信念,不把它當作僵化、過時的教條,並且化為真正的道德行為,而成為謙謙君子,這樣才有利於建立理想的社會秩序;通識教育的實質目的即在此。
人性既然趨利,就該把這不美的部分加以轉化,透過教化建立有關正己、行德的人文自覺。〈權修〉有云:「身者,治之本也。」,指出修身乃人的終身之計。〈樞言〉亦云:「德者,先之之謂也」,其所提倡的「禮、義、廉、恥」正是德的全幅展現。一個人立身處世,若是內心常秉持「非其所欲,勿施於人」〈小問〉的恕道精神,「克制自身,遵循儀法」〈禁藏〉,並且在言行上恪守中庸之道〈弟子職〉、人倫之道,便能要求人們的情與欲保持適當,防止過激的行為。現今通識教育所提倡的全人教育理念,不正是希望通過禮義的教化,因勢利導,以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使賢與不肖都能同時感化為中正之人麼!
我們再從《管子》的人格特質,略見其所標幟的道德規範:(1)以節儉為道。「縱欲妄行~~則禮義廉恥不立。」〈立政九敗解〉,「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心術上〉,這是講,人的心理活動失調,自然帶出來焦慮、憎恨、憂愁、悲傷、抑鬱等負面情緒,唯有以儉約的心情,將之素樸簡單化,方能有益身心健康,進而有益國家的安定團結。這與孔子的「欲而不貪」〈堯曰〉同。(2)言而求實,實事求事。《管子》云:「至貞生至信,至信生至交;生至自有道,不務以文(外表)勝情(真情) ,不務以多勝少。」〈侈靡〉又,「聖人之求事也,必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形勢解〉,明確地指示我們,行事前應考慮行為的正當性,及成功的可能性。(3)仁智雙彰。〈樞言〉:「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成熟的人) 。」由於仁往外通,便是智慧,所以是具智之仁,能成己成物,有其大用(楊祖漢師語);智又以仁為本質,故智必是洞見觀瞻,展現出智慧之光。 (4)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強調為人應「寬裕純厚,而不苛忮。」〈形勢解〉(5)反對矜誇自滿。「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禁藏〉,又云:「解惰簡慢~~以之起事,則不成。」〈形勢解〉他警告人們驕倨傲暴所帶來的禍害;並認為唯有守卑謙讓(註24 ) ,不以自己的主觀成見為是,剛愎自用,方能禍事不起。而人的成就與否又常與此有關。(6)孝順父母。〈戒〉曰:「孝弟者,仁之祖也。」對自己的父母及親屬親愛為仁,加以推廣,便能在邁入老人化社會的同時,形成一股新的和諧的氣氛。(7)善罪己身:即自我批評。〈小稱〉中說:「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治身之節者,惠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這是指承認自己的過失實乃強者的表現,修養節操是明智的做法,不將錯歸給別人,則是仁的體現。這樣的觀點在今日看起來,仍是很受用的。
因此德由內心出發,心行德,則天下莫之與爭。〈形勢解〉如果在上之人能常憂自身修養的不完善,「立儀以自正」〈法法〉,定能起到上行下效的良好風氣,此即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離婁上〉及荀子的「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道〉之意。
反過來說,在上之人的動作不能得著禮義,只「好觀樂玩好之說」〈立政〉「釋法而行私」〈君臣上〉「舍公聽私」〈任法〉把私利貪欲給全然合理化,那麼大眾自然會跟著學習如何的『援私以為公』〈君臣上〉,這麼一來,「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自是〝姦〞不為止』〈七臣七主〉。
誠然,《管子》以人性唯利論作為治政之依據,但同時也正視到人類這種保全自我是一個事實,一種情感;但絕不可將其作為私己之藉口。它必須是以愛民、利民、富民、惠民,為基本內容,作為興邦治國之綱領,故〈五輔〉說得好:「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外在面:用政績、政策來教育民眾,起到一定的作用。就內在面言,要求行君子之德,這便是行大道啊!。
義既然是對禮的貴賤有等,長幼有差的等級名分的價值評價與導向;這說明了禮、義無分。我們可透過禮義的規制,建立對道德行為的深化;一方面處理君臣父子這類人間關係,一方面建立尊卑、揖讓、貴賤有等的體統(禮);這個社會規範的體現,便是大道的呈現。
然要任公義不任私利,尚必須遵循法制建立體制。所謂「以法制行事,如天地之無私也~~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任法〉法律的職能就在立公去私,若任個人私心作祟,不但法制毀了,勢將危其社稷。〈七法〉因此,舉凡行政制度,經濟制度,司法制度等,均須就禮治原則來制定更具體且適應時代需要之法令規章。〈五輔〉法度與禮皆為萬民之儀表〈形勢解〉,倡行法治,實有助於保証禮的施行。
《管子》由此衍生出『禮法並舉』的概念。內容為「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法立令行也,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後下從,故教可立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禮樂制度教也,君人者不可以察也」〈正世〉法令之於人民,若不通曉禮義教化,便不可能自覺地去遵守法令,自然也就無法推行法制;若能建立法制,禮義制度教化才有所保障。所以說『法』,實際是用來維護禮的。人民自覺的遵守律法,律法本身又合情合理,為人民所知且認可,方可在法律的保障下,推動道德教育以化民成俗。
同時我們知道,美好道德情操之形成往往是由他律轉向自律,道德自律的自發性過程,固然極為重要。然在行為形塑過程中的他律,本就有某種強制性,使得人在遵守法的過程中,也漸次培養了良好的道德情操,優化了良好的美俗風尚。故「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恥靡〉;法的出現,主要是處理「人心之悍,故為之法」〈樞言〉。法的效果就在「禁淫止亂」〈明法解〉,「百姓皆悅為善,暴亂之行無由至矣!」〈權修〉
再則,法亦源自禮,禮即理,禮又從屬於道,故『道』具備了道德評價的客觀制約性,且能被我們掌握(註25 )。這個作為倫理規範及法制之依據的道,原本就為宇宙大法,為公平無私的,故執法應遵循此一(公義)原則,以為社會大道。故云:「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懸命也。」〈禁藏〉「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中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形勢解〉「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審,度量以閑之,多置師以說道之。」〈權修〉法治教育宣導的理由即在此。
「不法法,則事無規常~~令而不行~~法而不行~~不以身先之也」〈法法〉「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正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賞譽雖重,民不勸也,民之不畏也」〈法法〉「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任法〉所以一方面應從小養成知法守法的好習慣,一方面告誡執政者法令若朝令夕改,勢必使人民不畏法,甚而知法玩法。唯有「視法嚴於親戚」〈禁藏〉,「以法制行事,如天地之無私」〈任法〉,任何人就不該例外的「淫意於法之外,惠於法之內」〈明法〉(註26),如此一來,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任法〉自然能「身佚天下治」。推動法治教育的重要性即在此。
立法的目的雖則在禁惡與教化,但單靠刑法實難以匡正人心,因此根本解決之道,就像前所述:尚須輔以道德教化(禮、義、廉、恥)〈牧民〉,使人自覺地遵守律法,才能真正做到「教訓成俗,刑罰省」〈權修〉。因此禮義廉恥四維之教成,目的不止要求在上位者應身立正德,形成帶頭作用,同時養成民眾明禮義、知廉恥的民風,定能在外在行為上守法而不亂法,內在思想上,明守分際,端正有禮,知所進退,則無外在的逾越分寸,當然也就不會出現《管子》口中的「群臣不以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離法而治,則不祥」〈任法〉之事發生。
到此,我們可以看到《管子》似乎在這裡提供了一套轉私任公的步驟或方法,這個公義 (正義)的縱軸思維本就是要確立天、地、人的正確關係,好安頓人的實存形態。而由人際關係的橫軸考量所衍生出的順從權力與算計私利等,當然稱不上正義。
六、
吾觀現代的年輕人有幾個共同特徵:
1.人生目標太過狹隘;
2.生活態度太過自利;
3.自我中心太過膨脹。
因而一碰到問題,就顯得不安。久而久之,便產生無力感;甚至人生意義和生命的價值,亦無法在心中,獲得明確的肯定。
然而就《管子》所開出的『道』來看,人的生命應該是交感相通的。因為他不僅是獨立的個體,同時要求與人群社會相通。因此人的生命不再孤立,而是向外通,通向人倫世界,通向人文世界,通向宇宙自然的世界。
我們只要脫開一昧自利的迷思,便可認清自己的分位,向各方面展現適切才能,以成就各種價值。依於《管子》的倫序,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永遠可以在不同的分位上,完成自己的責任。綜上所述,《管子》力主從根本入手,從發揮倫理道德的社會作用,反証道德規範是如何體現了道的精神,並借此擺正義利的角色,使義利被限制在四維內;同時基於中道原則,把人的內在道德修養與外在行為思想動機與實踐效果全副統合起來,于此便把合義之利轉向天下之公利,成就了國家長遠的利益。
註釋:註1:史懷哲《文明的哲學》指出科技社會的病癥:1.無根(家庭的培育功能消失)2.無人(分工專業,使人囿於一隅難見全貌)3.無心(人與人之關係,由外在機械關係界定,不見真心)4.無情(喪失關懷他人的能力)5.無我(隨俗從眾,麻木不仁)
註2:胡家聰,《管子新探》張岱年先生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5,P2
註3:引自湯孝純注譯之新譯《管子讀本》下,三民書局印行,民84,P690
註4:袁信愛,《管子》中黃老道家的人學思想,哲學與文化,二十四卷第十二期,1997年12月,P.1132
註5:可同時參閱《莊子‧天地》的「泰初有無~物得以生,謂之德~~性修反德」之論。
註6:可參閱〈心術上〉:「虛其欲,神將入舍」「潔其宮,開其門,神明若存」「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
註7:〈心術下〉: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
註8:引自〈版法解〉:「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治身和治國是同一個道理;由治心而治國,心術治術兩面通,換言之修養和政治是同一條理路。
註9:引自〈內業〉: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以迎以意。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
註10:〈心術上〉:「因也者,捨己而以物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所謂因,就是拋棄主觀成見,而以客觀事物為依據。感知事物而後再作出反應,就不是光憑主觀願望了;按照事物的規律採取行動,就不是主觀所擇取的了。
註11:《管子》的四欲四惡論與心理學家馬思洛的需要層次論極為類似。其中佚樂、憂勞屬生理需要範疇;而生育、滅絕屬自我實現範疇;存安、危墮屬安全需要範疇;富貴、貧賤屬尊重的需要範疇。馬思洛認為高級需要是以低級需要的滿足為基礎,《管子》看法雖類似,卻並未作更詳盡的分析。
註12:尹知章注:『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荀子待情,亦是以禮制樂,以樂調和情;與管書同。
註13:出自《論語‧憲問》:「文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註14:引自《荀子‧非十二子》。
註15:《管子》似乎認為,認識只是個單一過程,忽略兼知的複雜面。
註16:引《荀子‧性惡》。
註17:《二程遺書》‧卷十七。
註18:《論語‧里仁》。
註19:〈憲問〉:見利思義;〈季氏〉:見得思義。是說主體自覺地以義為行為判準。
註20:《管子》有「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權不可不度之說;〈心術上〉:「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之語,充分表達通權達變,審時以舉事之意。《公羊傳》桓公十一年有「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至於『時中』一詞,則首見於《中庸》第二章。
註21:柳貽徵,《國史要義》第11,中華書局,民國46年,頁229。
註22:出自《國語‧魯語下》:故曰「咨義為度」,咨義為人所為,所為合度,便是義。
註23:出自《國語‧周語上》:「行禮不疚,義也」。
註24:〈形勢解〉: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天象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淫,行理而不惰。
註25:道作為國之綱紀,及最基本的倫理規範和準則,它包含了禮:守禮,人們就不會超越應守之規範;有義,就不會妄自求進;有廉恥,就不會掩飾罪刑,巧謀欺詐;行此四維,邪事不生。
註26:〈禁藏〉:「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