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

我曾在蒙古高原南端的一座城市张家口工作、生活了数十年，数十年的日子里，我感受着高原的阳光和风。高原的天空很蓝，云很轻，太阳很白很亮，光芒如钻石一般；风，四季从高原刮过。高原的夏季很短，又几乎没有秋季，仿佛夏季刚过，天就冷了下来，而冬天漫长而很深远，冬天的风总是带着尖啸，汹涌地穿越街市；春天的风裹着高原的尘沙，捕天盖地地刮来，有掩埋一切的桀骜，土地普遍裸露着，因为直到四月、五月才能开始播种；夏天是高原最好的日子，草和庄稼都在疯长，田野里能听到拔节的声音。

    走在街市上的姑娘，多半有飘逸的丽质，有如夏天高原轻盈的风。她们的皮肤白净，目光纯洁而含蓄……我无数次在想，高原的尘沙非常肆虐，高原的太阳紫外线很强，但为什么世代抹不去她们这样的生命丽质？街市上的男人多半伟岸，有点像树的品质。他们的一双眉毛很黑很浓，眉骨有些高，鼻梁直而挺拔，有山脊的凌峻，他们整个的模样是有棱有角。还有，他们多半做事都很细心、很钻研……华北其它几个城市的人到了塞外，大都有过惊叹：哇！真有些奇了，这塞外怎么会美女如云，俊男如林？人们感叹多了我就在想，从遗传学角度考虑，这里绝不是单色人种繁衍接代的地域！他们祖父的祖父、祖母的祖母们或者更远一些的祖先们，肯定是多色人种、多种民族抑或多个国籍的融合体……

    我有时一不小心就从这座城市的闹区走进了这里那里的老巷，老巷有时深得三里、五里走不到尽头，老巷两边的深灰色房屋一律地深严壁垒，气宇轩昂。临街的屋墙、院墙一律地丈余多高，全部地使用古代大青砖、长石条砌就，我感觉即使有人能飞檐走壁也很难入内。高大厚重的木门虽已布满苍桑，但它们和门庭两边昂首的石狮、门脑和庭院屏风处古老的砖刻、木雕一起，向你逼仄而来一种稳健和凛然，一种气势和威严。老巷深处的老者告诉我，说这些房屋大都有一、二百年的历史，有的够三百年！惊诧之余，我常常站在老巷的尽头凝想：深藏在这高原城市静寂处的一条又一条古老的街巷，这街巷深处三进五进的深宅大院里曾经有着怎样的财富和秘密？怎样的显赫与智慧？

有风无风的日子，我都喜欢在高原的街市上行走，我曾数次迷失在这些老巷深处，数百条网状的老巷迷宫一般缠绕。我在街市上行走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我感觉这座城市是我们这个世界遗落在高原的一块璞玉。如果你有心，轻轻弹去它的尘封，你会发现它是怎样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一年又一年过去，当一位高原的文化史者杨继先最终将30余卷、数百万字的有关这座城市的史料摆上我的书架时，在同样一年又一年翰海般的阅读里，我突然发现，这座高原之城的诞生与发展、繁荣与消落，还有那老巷深处的财富与秘密、显赫与智慧都居然与一条“路”须臾不可分离！！

2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鲁迅先生关于路的释义。我想，这大约是至今我们所读到的最直白、最朴素的关于路的格言了。路最初是和人类的生存希望连在一起的，人类怀着希望在原本没有路的地方四处寻找未知的世界，千万年的寻找，千万年不泯的期冀。今天，我们可以不必质疑，在寻找者的路上，掩埋着多少寻路者的白骨；我们同样毋须质疑，因为找到了路，财富和文明是怎样在路上聚集。

    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城市最终是在财富高度聚集的路段形成，然后形成政治或军事中心，然后集合一方地域的习俗、文化、情感和传统。当人类荜路蓝缕、步履蹒跚汇集在路上、创建了一路的文明和一路的城镇后，那这条路和路上的人就值得我们怀念和铭记。这便是我要说的塞外那座声光满目的城市和那条“路”的涵义。

    在我们这个时代开始前的七、八百年，或者更远一些的秦代吧，这个嵌在蒙古高原和恒山、燕山、阴山山脉夹缝里的地域就有了路。那位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始皇帝秦赢政，即使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位极其勤政且善于调查研究的帝王，你想，在几乎没有路的古代，他居然五次从咸阳出发，千里万里地四海巡行，最终病死在了巡行的路上。他每次巡行都需要三月五月，甚至半年，即使当年他可以乘木轮轿车或骑马，但在那荒山野岭，在只能是一边掘石垒土、一边砍树伐藤铺路的年代，其千万里的劳顿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公元前215年，他第一次决定远巡。他从咸阳出发，走过了陕西榆林（当年称上郡－－以下同），走到了内蒙古的包头（九原），一直走到内蒙托克托东北边（云中），后又折返到山西雁门，出雁门关到达今日张家口的蔚县（代郡）、怀来（沮阳），然后翻越险峻的燕山山脉到达北京的密云（渔阳）、天津的蓟县（右北平），最后巡行到河北的昌黎（竭石）。也许是这第一次巡行，使他感受到没有道路的艰辛，于是他召旨在全国开展修筑道路。最终，“筑道路”成为这个始皇帝六大历史贡献之一。

    我想说的是，如果文明的发端与道路密切相关，那么，在今天现代人几乎不屑一顾的塞外漠北，文明恰恰是从那里最先显现出了它古老的光环。

    再后来，那片地域因为有了道路，契丹人便无阻无拦地一路打进了中原；再后来，那个把帝国的疆域一古脑扩展到莫斯科、中亚、西亚、南亚以至欧洲，相当于今天两个中国版图面积的元王朝，因为实行“两都巡辛”制，居然在北京至漠北这条古老的山路上，“南北大游行”了160多年；再后来，那位在历史上十分显赫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最后也是沿着塞外这条古路，率百万大军，一举攻陷了北京城，结束了明王朝长达276年的统治；再再后来，就是八国联军攻陷天津、直逼北京时，清皇宫里一片混乱，最后决计西逃。于是，慈禧太后化装成乡下老太，带着光绪帝及其王宫、大臣、宫女、太监，坐着三辆骡子车，出德胜门，经昌平、延庆就进入了张家口的怀来、宣化、怀安，然后过大同、太原，直奔西安。是塞外漠北这条古老的山路救驾了一个末代王朝旋即的溃败。

    历史在塞北那条路上碾出了无数深深的辙痕，那条路挣扎着，翻越千山万壑，穿越草原、大漠、戈壁，一直延伸，延伸到历史的深处，延伸到文明的亮处……

  应该说，在李自成一路攻陷北京时，塞北那条路已经是有模有样了；在慈禧仓慌西逃时，那条路已经成为一条国际性的贸易商道了。是塞北原本有了千年的古道最终促使了古代贸易的发展？还是古代贸易的发展拓开了一条繁华的国际贸易商道？我想，正定理逆定理都成立。

    在现代人的意识里，声光满目的塞外张家口始终是作为军事重镇而存在，边城、垛口、烽火、狼烟是这一地域千年的象征。从清代直至民国结束的300余年里，由皇帝和中央政府直接选派到这里的都统竟多达69人、省府主席13人，直到我们刚刚过去的上个世纪中期（公元1952年）方改为张家口专区，隶属河北省。在设都统和省府主席的漫长年代里，这个地区称察哈尔特别行政区，民国后期称察哈尔省。都统府和省府一直设在张家口。都统即为封疆大臣，与将军一样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一职务与内地的“督抚”平级，他的最高任务就是抵御外来侵略，安抚边疆的稳定。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开放改革后，张家口作为军事要塞依然不能开放。只是到了刚刚过去不久的1995年5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时方向世界宣布了张家口的开放。消息传来，错过了中国开放改革最好时期的张家口人感慨万千。

    由此，我们看到了张家口作为军事屏障（察哈尔即蒙语“屏障”之意）的历史地位，然而，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商埠、一个延续了三百多年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货物集散地（历史上称“旱码头”）－－张家口，至今鲜为人知。

    张家口的国际商贸活动应追溯到明初。如果从明洪武年间开始移民山西人到张家口计起，这块原为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来了去了的马踏之地便成为了汉人与北方多民族的融合地，这段历史已达600余年；移民指挥张文于1429年（明宣德四年）在这块寒凉之地开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一百年后（1529年），同为张氏人士的张珍在张家堡开筑了一个小北门，名张家口（今为张家口市堡子里街），张家口名称的由来已近480年。作为商埠的张家口，如果从1551年（明嘉靖三十年）明廷批准在今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西沟与成吉思汗败北的子孙后裔们开办“以布帛易马”的边界“贡市”（后称“马市”），到1929年中俄（苏）断交、商贸停止，一条从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直延伸到恰克图（今蒙俄边界上的一个城市）的长达4300多里的中俄贸易商道，整整运行了377年！

    张家口边塞的贸易方式始终是以物换物，蒙民以马、牛、羊、驼、皮张等畜牧产品，换取汉民的绸、布、米、茶、锅等生活必需品。1571年（隆庆五年），张家口的“马市”开始了它的繁荣阶段，由于民间“马市”的开通，吸引来了大量的内地商贾，他们多是山西人，市场的热闹和成交量远远超过了嘉靖年间。《明代宣大山西马市考》记载：仅张家口、大同、水泉营三个马市“官市易马七千多匹，民间易马、骡、驴、驼、牛、羊达二万二千多匹（头）”。

    两年后的万历初年，山西商贾开始大批聚集于张家口，并在那里定居设店，从事对蒙贸易。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堡已是“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等等，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商贾皆争居之。”明王朝见此，出于边防安全考虑，曾想限止“马市”交易，诏令将三个马市十一处的易马数量限定在三万五千匹以内，但到了1579年，还是那本《马市考》记载说，“仅张家口一市，年易马就超过三万五千匹以上”。五年后的1641年，张家口的来远堡（今大镜门南）建成，于是，张家口就有了上、下堡的俗称，来远堡称上堡，张家堡称下堡，日后的年月里，上、下堡就成为张家口延伸、发展的母体，直至成为今天近百万人口的城市。

    民间互市的兴起，使蒙汉边界张家口一带呈现出一派和平新景观，明《国朝献征录》如是记载：“东延袤五千余里无烽火警，行不持弓矢。近边水陆屯田垦治如内地。墩台哨望之卒，以渐撤去。所省粮饷，岁不下十万石。”

    应该说，张家口国际商贸的真正繁荣始于清初并贯穿了整整一个清代。自清军进关的第二年（1645年），山西八大“皇商”（关于八大“皇商”我将在下一节中详叙）打着大清国的商旗，拉着骆驼，赶着牛牛车，满载着物资，走出大境门（清顺治元年，为开放正、西沟外管市场，挖开明长城建筑城门，此城门即今天世人皆知的张家口大境门），进入蒙古草原，张家口便开始了三百余年的旅蒙（俄）贸易。精明的八大“皇商”在长达46年的时间里，完全垄断着对蒙俄的全部商贸活动，直到1691年（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在蒙古众多贵族、王公和上层喇嘛们的请求下允许更多汉商进入草原，方结束了八大“皇商”的一统天下。

    随着清政府对蒙贸易的开放，张家口出现了更多的“跑草地”做买卖的商人，他们沿着古驿站，由近及远，从南至北，横穿蒙古高原，直抵中俄边界恰克图（今蒙俄边界）。旅蒙商在数百年里的名称都叫“通驿站”，只是到了清末才依民俗改称为“旅蒙商”。旅蒙商起初除了八大“皇商”外，大多只是一些驴驮、肩挑、历经艰辛的小商贩，到咸丰年间，已形成了两大帮派体系，即“山西帮”和“直隶帮”。“山西帮”是张家口旅蒙业的奠基者，他们有雄厚的资本，并和清王朝及蒙古贵族、王公、上层喇嘛们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始终垄断着张家口至恰克图、张家口至新疆伊犁两条路的对俄贸易，并兼做“票号”生意；“直隶帮”也称“京帮”，多为河北束鹿、深县、饶阳人，他们财势单薄，经营多以零售为主，平时扎根于草原的牧民中间，以物易物。除“山西帮”和“直隶帮”外，张家口的蔚县、阳原、宣化、怀安、怀来、万全、张北等地的人们，几乎全部卷入了这条商道。

    旅蒙业的经营范围极其广泛，他们用从中国内地购来的绸缎、布匹、米面、茶叶、食糖、瓷器、陶器、木器、蒙靴、马鞍、铜铁器具及喇嘛念经用品，到蒙古交换回来马、牛、驼、羊、皮张、绒毛和贵重药材鹿茸、麝香、羚羊角等，用茶叶、生烟等从俄国商人那里换回羽纱、毛毡、天鹅绒、波兰呢等纺织品，以及一些粗糙的银制品，如银碗、银盘、银腊台、银香炉、银花瓶等。这些银制品运回张家口后，大多打铸成银元宝流通于市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口平银”的由来。旅蒙商的贸易活动几乎覆盖了南北中国：向南，他们进货中心直达京、津、湖广、江浙、福建；向北，他们的销货地伸入到今内、外蒙古12个盟、154个旗！但他们的重点贸易地是蒙古库伦和俄国恰克图。

    当时国际贸易还未找到通兑货币，旅蒙商的商品销售，始终只能是以物易物，方法是“出拔子”。所谓“出拔子”，就是利用骆驼，牛牛车（或称勒勒车）载着货物，在辽阔的蒙古草原上，以走浩特（村落）、串牧场和赶一年一度的中俄“恰克图市场”进行换货贸易，交换来的商品，运回张家口，投放到大境门外的“外管市场”，通过经纪人之手完成销售。“出拔子”的人带的驼队，称“货房子”。每一顶“货房子”通常有3个押货人（即保镖），十二把骆驼（一把为14峰，计168峰骆驼），一匹或数匹找水用的马，3至10条狗，一个驼工拉一把（即14峰）骆驼，计20个伙计和驼工，组成一个销货单位。驼队常常是“数房”相随，数百上千峰骆驼，首尾难以相望，驼铃之声，在沙漠草原飘荡，十里可闻；常常是几百辆牛牛车同时结队而行，首尾衔接，长达数里。2800华里的张库（张家口至库伦）商道和4300华里的张恰（张家口至恰克图）商道上，每年都有数十万峰骆驼和牛车日夜不停地走过，就这样走了三百多年！

    下面，我想再从三个方面来进一步说明张家口这条商道曾经的显赫和辉煌。首先是商户的增加：康熙年间，由八户“皇商”发展到80余户，道光年间发展到260户，同治年间发展到390户，宣统年间发展到530户，民国六年（1917年）仅大境门外的商店和货栈就有1500余家，市内上堡、下堡一带商店达7000余家！民国十七年，仅大境门外市场，年营业额即高达一亿五千万两口平银。这年，由外蒙古输入马7万余匹，骆驼3万余头，羊150余万只，绒毛7620万斤，皮张1000万张；由内蒙古输入马2万5千余匹，绵羊25万余只；输出的商品中，仅茶叶一项即为40万箱，按一头骆驼、一辆牛车运6箱计算，需骆驼或牛车7万头（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年张家口街市上日夜车水马龙、驼牛云集、毛皮如山、人头攒动、十里长街、灯火通明的繁荣景象；

    其次是山西票号和外国洋行之多：《察哈尔通志》经济类记载着民国十二年以前张家口的42家钱庄、票号的基本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无论是民国政府或军阀官僚投资开设的银行，还是资本雄厚的商家、地主开设的银号，抑或是几家商号集股开设的钱庄，几乎全部为山西人操纵。关于这些，我也将在下一节中详叙。我现在想说的是，晋商最终开创了中国的金融事业、一举成为天下首富，而他们最初的发迹地恰恰是在张家口！与此同时，外国洋行纷纷进入张家口。从清光绪七年（1882年），清政府准许俄商在张家口建货栈，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各国在张家口买卖的洋行有四十四家”。英国的“德隆”、“仁记”、“商林”、“隆茂”、“平和”等10家，德国、意大利的“礼和”、“地亚士”、“兴隆”、“祥记”、“世昌”、“瑞记”等6家，美国的“茂生”、“德泰”等16家，日本的“三菱”、“三井”等6家，还有俄国商号8家，以及法国的“拔维晏”、“立兴”，荷兰的“恒丰”等等。我们依然不难想象，当年，操着世界各国语言的白皮肤、蓝眼睛的西方人穿行在张家口街市上的境况；

     我想说的第三个方面是近代交通：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赢得了在中国建造铁路的权利，众所周知，当初，慈禧太后一怒之下，曾下令拆除北京到青岛的外国铁路。但到了1904年，清政府居然批准建造的第一条铁路是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京张铁路，1909年，京张铁路的通车写下了中国铁路史光辉的一页，由这条铁路的修建，诞生了中国永垂青史的铁路专家詹天佑。1923年，在京张铁路基础上延伸的京包（也称京绥）铁路全线通车，成为中国第一条国有铁路！1918年，张家口通库伦的公路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客货双运的国有公路！中国交通史上光辉的一页书写在张家口这块土地上，足见这块边塞之地当年非同寻常的地位。

    写到这里我想回到文章的开头，那就是我们曾经对张家口人从外貌到气质的质疑，此刻应该得到依稀答案：数百年里经受着密集的商业文明和世界多元文化影响的张家口人，血脉里应当流淌着不万全徇同于华北其它地域的生命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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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被中国人称为“金融之父”的山西平遥、太谷、祁县的晋商们，他们的发迹无不始于北方这条古老遥远的商道，而他们创造的银行前身“票号”又无不与塞北这座城市张家口“血肉相连”。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那么，那些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大试身手”的码头在哪儿呢？现在我可以说，他们的大码头在张家口！他们是在张家口这座“旱码头”和由这座旱码头延伸出去的古老商道上聚敛了他们最初和最后的财富，那条古老的商道同时赋予了他们最精明而深远的商业精神和商业智慧。

    其实，始于明朝隆庆年间的张家口“马市”，已经给洪武年间移民到此的山西人输入了最初的商业信息，我甚至想，是这些山西人的世代勾连，终于使中国金融的始创者们在张家口诞生。历史上山西人的“走西口”是指走“张家口”，山西“八大皇商”的数百家商号最早诞生在张家口。由于张库商道的日益繁华，后来，山西商人把商号继续向西延伸，直到今日的呼和浩特和包头。这时，张家口在山西人眼里成为“东口”，呼市和包头成为“西口”，到清代乾隆年间，已有印着朝廷官印“东口厅”、“西口厅”的商业信票。但无论怎样，世世代代唱着“走西口”上路的山西人，他们首先到达的目的地是张家口。

    晋商的真正发达借助于一个历史契因：清兵入关。明崇祯九年，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终于背叛了占去他们江山的明王朝，而臣服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建都盛京（今沈阳），称“龙兴辽左”。东北的清军，急需多种物资以供军需，但因与明王朝的对立关系而不能入关贸易。为此，除不断突入内地进行军事掠夺外，大量的物资是通过蒙古地区到张家口的贸易市场取得。后来，随着清军对蒙古各部的征服，张家口就成为他们摄取各种物资的主要渠道了。清军是通过明末已成为操纵张家口贸易的山西八大商人来摄取军需物资的。我们从清乾隆年间《万全县志》（张家口当时属万全县管辖）里发现，这八大商人为：“八家商人皆山右（即山西）人，明末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龙。”下面的记载是说1644年（顺治元年）清军定都北京后举办的一件重要事宜，即重奖为其入关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八大晋商：“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后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赐馔……”在皇宫大殿吃完了皇赐盛宴之后的八大晋商，就被清政府赐为官商，每人一件皇赐“黄马褂”。此后，八位晋商便成为垄断张家口贸易市场的豪富。一年又一年，他们手持朝廷的“龙贴”（商业贸易最赋权威的信票），牵着成千上万的骆驼走进了草地，一直走到了库伦，走到了恰克图，最终他们在蒙古库伦拥有了400余家商号，并使原本荒芜的中俄边界（后为蒙苏边界）恰克图走进了一个伟大、精明的犹太人马克思的目光之中。马克思在《俄国与中国人》一书中对恰克图贸易进行了如下的记载：“这种贸易，采用一种年会的方式进行。由十二个商馆经营其事，其中，六个是俄国人的，六个是中国人的。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双方所供商品的交换比例－－因贸易完全是物物交换，银子在其中不过是价值尺度。”

    我们从清代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中认定，马克思所指的“六个中国商馆”皆为晋商所建：“……其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茶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皮等物。”又写道：“盖外国人初同内地民人市集交易，一切惟恐见笑……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此，我们不难发见，精明的晋商以其已经形成的商业目光以及朝廷所赋特权捷足先登，占有了广袤的中俄、中蒙贸易市场，最终开辟了一条载入历史的繁华的北方商道。乾隆四十二年，恰克图的中俄贸易额已达六百万两白银，到十九世纪中叶，由于恰克图贸易使中国成为俄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市场……

   

    1727年（雍正五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又称《布连斯基条约》）签定，双方便在色楞格河与鄂尔浑河交汇处，相距 140码对面，开始筹建各自的贸易圈。中方的贸易市圈称“买卖城”，全部是晋商所建；俄国的贸易市圈称“恰克图”，由俄国政府出资建造。这个简易的、长宽仅数百公尺的贸易市圈便是今日繁华的恰克图市的前身。在“恰克图贸易市圈”建成后的1728年，中俄贸易额为22万4千卢布，一百多年后的1845年，这个数字增大到1360万卢布，增加了60多倍！我们可以想见恰克图当年的商业繁华。

    在恰克图对俄贸易的商号有“福源德”，“天和兴”、“大升玉”、“锦泰亨”、“公和盛”等15家，这些商号均为晋商所开设，其中最大的商家是山西榆次车辋镇常家。常氏一门自常万达于乾隆年间在张家口大境门外西沟开设“大德玉”杂货店起，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由最初的“大德玉”扩大新建了“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四个联号，当年被称为“张家口四大玉”。这四个联号全部在库伦和恰克图设了分号，常氏家族成为清代闻名暇耳的外贸世家。除常氏外，恰克图的大商家为山西太谷县北光村曹氏，曹三喜最早在张家口发迹后共经历了24代，经营茶叶、绸缎的曹氏家族不仅在恰克图开设了“锦泰亨”、“锦泉涌”两大商号，同时把分号设到了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库伦。在恰克图设商号的还有闻名国内外的旅蒙巨商“大盛魁”。

    关于“大盛魁”，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提到了一句。当年，张家口上堡、下堡和大境门外聚集了数百家旅蒙商，而被称为巨商的有“大盛魁”、“天义德”、“元盛魁”三大号，其中又以“大盛魁”居首。大盛魁主要经营票号生意、出售日用百货、收购牲畜和畜产品以及药材，在对俄、蒙贸易中，数百年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大盛魁究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对此，张家口的文化人李志强先生作了较为详细地考察－－

    清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军队长途远征，需用大量的军粮和日用杂品。当时从事小本生意的扁担商王相卿（山西太谷人）和张杰、史大学（二人皆为山西祁县人）携货随军经商。当他们进入蒙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今蒙古国境内）后，这些肩挑扁担的商贩们就在一个叫杀虎口的地方合伙开了一个“吉盛堂”小铺。康熙初年，小店铺发展到一定规模，三人正式开设“大盛魁”。因无资本，只为人力合伙，蒙古地的贸易是以物易物，多是赊账兑货，一段时间后，因为生意清淡，张、史二人先后离去，由王相卿一人独自经营。王相卿的发家流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说正当大盛魁店铺无本经营面临倒闭之时，蒙古地来了个喇嘛，他称自己是过路者，无固定落脚处，愿将身边带的五百两银子暂存在店铺内，两年后再取回。但是，此后多年喇嘛踪迹渺无，再未来取回这些银两。大盛魁的王掌柜就用这些银子做了资本，作起较大的生意，数年后即获利数十万两，发了大财。此后，在大盛魁的总店、分号和庄口内，都建有神龛，龛内供奉着一位喇嘛和一根扁担，并奉之为“发家之神”。每年正月十五，都要请和尚或喇嘛念经，告诫大盛魁的后人不能忘记商号发家时扁担和喇嘛所作出的贡献。

    起初，大盛魁的总店设在归绥城（今呼和浩特），后因归绥城离北京路途遥远，交通阻隔，南货不易运入。王掌柜当机立断，果断地将大盛魁的商务活动中心转往张家口。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大盛魁的分号在张家口大境门外正沟街正式建立，不久，大盛魁的分号即发展到24处，从浙闽、武汉、北京，到塞外的张家口、大同、丰镇、集宁、归绥、包头，蒙古的多伦（今锡林浩特）、赤峰、贝子庙、百灵庙、东西苏尼特旗、库伦，一直到俄边的恰克图、漠河、贝加尔湖、毛斯格洼（今莫斯科），在遥遥万里的商道上，到处屹立着大盛魁的商号。大盛魁由广泛经营杂货到逐渐趋于茶叶和丝绸的专项经营，他们在浙闽山地购买了数百亩茶山茶场，包办了茶叶的全部收售加工；又购置了桑园千顷，并设立了收购丝绸的机构，将南方紧缺的货物尽力收购来垄断在手，然后通过水陆两路运至北京，而张家口的大盛魁是南货最大的集中地，一年又一年，张家口成千上万头（辆）骆驼和牛车将大盛魁的货物运至归绥、包头、大同、苏尼特、库伦、恰克图进行交易，然后从俄蒙商人那里换回皮毛、牛羊、鹿茸、蘑菇、羚羊角、水晶石、麝香、药材、黄金、白银等。

    唐熙二十三年（1684年），大盛魁、兴隆魁等张家口八大巨商居然影响了圣皇康熙的一次亲征：他们说服朝廷内务府上奏，诉噶尔丹侵吞漠北漠南，威胁圣上安全，影响国家经济发展，会造成大清帝国财力衰竭等等。康熙看了奏折，立即调拨三十万军马，分五路出兵征讨噶尔丹，康熙亲赴塞外指挥了这次征战。康熙率军经过张家口时，大盛魁一次拿出了价值五万两白银的物资慰劳出征将士，康熙接见了大盛魁的主事财东，御请便宴、赐黄马褂，授“双龙红贴”，定大盛魁为大清帝国与俄、蒙贸易的官助商家。大盛魁的财东们山呼万岁的感恩后“遂又献八万两白银劳军”。从此，康熙对大盛魁甚有好感。康熙三十五年，北征噶尔丹告捷，漠南漠北四十九旗王爷举行多伦会盟，康熙把大盛魁掌柜及其他几位山西商人召至多伦，介绍给各旗王爷和沙俄领事，如此，把山西商人的政治地位提高到相当高的位置。北征噶尔丹获胜后，漠南漠北四十九旗都归顺大清帝国，北方的那条商道更加通畅，商道上的生意更加兴隆起来。大盛魁人手持“双龙红贴”，在遥遥商道上所向披摩。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大盛魁以及所有成功的晋商，在他们的商业品质里，无不潜匿着“随机应变”、“识事务者为俊杰”的机巧，但应该说他们的发达最根本的还是他们自身所具备的商人素质，这其中包括我们今天依然信奉的一条法则，即准确获悉商业信息。这里，我还想举大盛魁的例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驾崩，全国要举行国丧大仪，蒙古（今内、外蒙古）四十九旗各部王爷为表达对康熙帝的感恩，都要穿白丧服，白布需求量激增。这一信息最早由库伦大盛魁分号获悉，怎样把这一商业信息传至张家口呢？库伦距张家口2800多华里，最快的马也得跑二十多天，为不失良机，他们决定让一条经常随驼队往返库伦和张家口的大黑狗去送情报。他们把信捆在狗的肚皮底下，狗被放出后，日夜兼程，只用了六、七天就到了张家口。大盛魁掌柜见狗回来，以为商队返回，即派人去接迎，可这只狗摇头摆尾不停地就地打滚，且不离开掌柜一步，掌柜好奇，就在狗打滚时发现了捆在狗肚皮底下的一个布袋，取下布袋，布袋里有一纸信，瞬间，一条重要的信息出现了！掌柜急命各地商号大量收购白布运至库伦，此一举使大盛魁发了一笔大财。后来掌柜为了奖励这只狗特别给它顶了二厘五生意。大盛魁财力丰厚，因此除了东家、掌柜，一般顶生意的只能顶一厘，顶二厘的也是少数，狗顶二厘五的生意实在是个奇迹。所以，当年张家口流传着一句民瑶：“你别兴，你别抖，你还不如大盛魁的一条狗！”这是讽刺那些依仗财势欺负别人的商人。

    大盛魁在内地和蒙俄的从业人员有六、七千人，资金到底有多少，其说不一。民国马鹤天在《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一书中记载，说在外蒙革命前，大盛魁有资本三千万银元；前苏联伊.米.迈斯基在《革命前夜的蒙古》中说，大盛魁的资金为三千万卢布。一卢布兑换白银2.15两，计折合白银六千四百多万两；而孟渠的《乌城回忆录》记载，说道光年间大盛魁资本已近万万两白银；后来人们普遍这样比喻，说“大盛魁的资金可用五十两银元宝一个接一个能从库伦摆到北京（二千公里）。”无论怎么说，大盛魁是在张家口这条古老的商道上走出了一个晋商的辉煌。

    我还想说说另一晋商范永斗。康熙北征噶尔丹的年代，特准许“随军贸易”以解决军需，张家口“八大皇商”们就纷纷组织起随军贸易队，这里面就有晋商范永斗的子孙。范永斗为山西介休县张原村人，早在明代，远祖范至刚就到张家口，成为“市易边城”的商贾，历经八代，传至范永斗。清兵入关前后，范永斗为清兵军需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帮助清兵渡过了难关，清政府建立，便把他隶为内务府籍，诏赐为官商，享有经商的特权。传至其子三拔时，因屡有贡献，频受朝廷优惠奖赏，经商规模已得到很大发展。传至三拔之子毓宾、毓覃、毓奇时，由于他们在平定噶尔丹叛乱时，自费办粮售军，“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闽阎，克期必至，且省国费以亿万计……将帅上其功，赐（毓宾）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弟毓覃赐职布政司参政。”（乾隆《介休县志》人物）范氏以务商获此高官，实为当时绝无仅有。其后，范氏声名显赫，家业大振，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范氏兄弟开始为清王朝在全国的六个造币厂由高丽（今朝鲜）、日本贩铜，此项买卖，使范氏白银收入更加滚滚而来。当年，张家口民间家喻户晓一条消息：“老茶店掌柜范氏贩铜”。范氏家族在清朝二百余年间，是既有权势，又有巨资，上通朝廷，下连市尘，堪称“兄弟从子，甲第联辉，各艳当世”的名门望族，亦官亦商，纵横稗盖的商界巨子。

    张家口民间传送的“老茶店贩铜”的“老茶店”，即为范氏开设的“大玉川”茶店。当年，清政府赐给“大玉川”的一对双龙石碑，至今还保存在张家口堡子里鼓楼北街茶店故址内，石碑上记载着这家茶庄在旅俄、旅蒙贸易活动中的功绩。山西商人从事茶叶的收售运屯，一手包办。他们深入到浙、闽、两湖、两广，收购了许多茶山、茶场、茶园，从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运输全部由茶庄自己经营。当年，“大玉川”在福建五夷山就有茶山五千亩、茶场七座。张垣茶商每年要由福建、湖南、湖北等地经过张家口向中俄边境输送数十万担、数百万箱、数千万斤的茶叶。在南方，他们把收来的茶叶集中起来，五夷山的茶叶由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进入江西铅山县，在此装船顺信江下鄱阳湖，穿湖而过，出九江口入长江，溯江抵武昌转汉水达樊城（今湖北襄樊市）起岸，由骆驼队接替运输，贯河南入山西泽州（今晋城）继续北上，抵平遥、祁县、太谷老号修整，然后再北上忻县、蔚县、阳原、天镇、大同到张家口，在张家口屯集、加工、分类、加固包装（张家口有晋商的茶庄茶店一百多家，加工茶叶的工匠人员近千人），然后北上千里草原、戈壁、沙漠，运至库伦和恰克图；或在武汉的加工厂焙制成砖茶，经水路运至襄樊起岸，用驼队运至北京，再由张家口驼队接运。每年茶事季节，张家口驼队到了北京，从新街口到西直门，骆驼一过就是几百匹，每每阻塞交通数小时，此情此景老北京人是记忆很深的。

    在张家口栖居的数十年里，我曾对这里方圆数百里的城镇、乡村精致的“茶道”发生过质疑，无论你走进什么人家，也无论这人家的生活多么拮据，你都不能不对他们品茶、喝茶、劝茶的精细和盛情所惊异和感动，你会无数次在心里发问，这远离清山绿水的贫远边塞，何以拥有如此深厚的茶艺茶情？后来，当我多次迷失在那些叫作“大茶叶巷”、“小茶叶巷”的悠深的古巷里，当我在晋商当年屯集茶叶的茶栈“晋昌东栈”、“晋昌西栈”的古墙边伫立，我就想：是精明的山西商人数百年的经营，使塞外这块原本荒凉的土地拥有了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商业文明，这文明曾如此深刻地浸入这里的人群！但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这一文明又潮水般退去？是什么摧毁了这条古老商道上的生命精粹？

    张家口在数百年的商业活动中，票号（也称银号）与钱庄始终掌握着这座塞外古城的经济命脉。而这些银号与钱庄，无不为山西人所控制。我常想，为什么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是山西人而不是我们今天普遍认知的、精明的上海人或广州人，抑或是今天无处不在的江浙人？仿佛历史开了一个庄严的玩笑，就是那几个山西人，在古老的中国创建了一种具有专业化、网络化意义的货币汇兑机制，使中国人卸下了数千年的实银运送的沉重负担。而那几个人不是别人，而是在张家口开始商业发迹的“八大晋商”。在塞外那座声光满目的城市、在城市里迷宫一样的深巷里，在深巷里晋商们森严壁立的“票号”前，我常常发出无声的诘问：是晋商在数百年的以物易物中感到了货物折算的的繁琐？还是在千驼万车的商品购置中银两千里万里运送的艰辛和风险？抑或是他们在手持“双龙红贴”走南闯北的方便与信用中，突然发现了一种货币流通方式的捷径与秘密？无论怎样，是沉稳、大气的晋商为我们这块古老的大地创建了一项新的文明，而对孕育了晋商如此智慧和聚敛了他们如此庞大财富的塞外那条古老的商道、那座古老的城市，我们今天怎样叙说它的意义都不过分！

    当然，今天我们无法详细探知他们的“发现之旅”，更无法窥见他们在“发现”之后露出的是发现者的灿然惊喜还是商人永远潜匿的“似笑非笑”，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这些“海内最富”们遍布在中国大地上的“票号”。

    《察口尔通志》经济类有这样一句话：“张家口的金融枢纽，操于钱商。”，还是这部志书中记载，在民国十二年（1922年）以前，张家口的票号、钱庄多达42家。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是，无论是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设的银行，还是资本雄厚的商家、财主开设的票号，抑或是多家资本集股开设的钱局、钱庄，全部由山西人一手操纵，非如此，在商场上根本无法打开局面。我们来看这样的事实－－

    当年，张家口堡子里棋盘街设有中国银行，总行在北京，为民国中央政府官办，经理是山西输次车辋人常老九（常万达的后裔），并通过常老九的介绍由山西输次人郭恒斋担任中行张家口分行主任，跑街业务员为山西徐沟人李金山；

    张家口堡子里阁儿西街设有中国交通银行，为北洋政府开办，经理不详，业务总理为山西文水人梁兆祥；

    堡子里开设的商业钱局、平行钱局，均为察哈尔地方政府开设，经理是张家口怀安人岳蔼卿，业务总理是山西人王子恒；

    堡子里阁儿东街先后开设的宏盛票号、豫兴票号，股东为大商号大盛魁，经理是山西祁县人王明府，宏盛票号有大盛魁作靠山，生意特别兴隆，王明府还被商界推选为张家口市商会会长；

    堡子里还设有敦义票号，股东是北京的一大商家，经理是山西人田云；

    堡子里棋盘街设有兴隆达票号，股东为祁县城内永聚祥商号；

    堡子里棋盘街开设的裕源生钱庄，股东为闻名察哈尔的张家口万全县大财主霍老三、霍老五兄弟，但掌柜是山西输次人李风池；

    堡子里棋盘街开设的裕源永钱庄，股东仍为霍氏兄弟，掌柜的是山西文水人王毕义；

    堡子里棋盘街开设的复兴成银号，股东为宣化大财主傅老二，掌柜是宣化人赵玉，但业务总管是山西输次人张斌英；

    张家口兴隆街开设的复元庆银号，股东是山西榆次聂店村王财主，掌柜是山西输次人韩邦俊；

    张家口上堡水岔街开设的锦泰亨、锦泉涌票号以及后来的锦泉兴、锦泉永钱庄，股东就是那位山西太谷县北光村财主曹三喜的后裔，经理是山西祁县人董若朴。后张家口锦泉兴巷由此得名；

    张家口东关街开设的玉通银号，经理是山西祁县人罗汉山，日本人侵华时当了汉奸，后被29军处决；

    张家口上堡锦泉兴巷集股开设的恒北票号，经理是山西阳曲人郭玉珍；

    兴隆街集股开设的永瑞票号，经理是太原新城人何尧臣；

    兴隆街集股开设的永利票号，经理是山西榆次人田培业；

    堡子里书院巷集股开设的宝丰裕票号，经理为山西祁县人段寿；

    堡子里东门大街集股开设的永胜票号，经理是山西交城人路升；

    堡子里兴吉票号，后改为“大川玉”，经理为祁县人王锡驾，后为榆次人刘乾甫、杜吉兆；

    堡子里大陆票号，经理为太谷人贺敬山；

    还有“兴太”、“广义”、“恒盛”、“永吉”、“大业”、“汇丰”、“世合德”、“义聚德”、“义和源”、“万裕兴、“永义隆”、“义顺成”等等。这些票号的股东、经理如同上面列举的一样，全部为山西太谷、祁县、平遥、榆次、文水人。

    在一大串山西票号的名字中，山西平遥的日升昌票号是最早开办异地汇兑业务的了，而张家口的平遥帮们也最早在张家口开设了“百川通”票号分号，平遥帮的百川通，本银为10万两，仅1900年前后的4年中，就获利603万两！

    堡子里二道巷宏茂票号，股东为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经理为祁县人乔范五。堡子里鼓楼西还有乔家开设的“大德通”分号。关于山西祁县乔家这里多说几句，今天祁县的乔家大院已成为山西旅游一景，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重笔写到了这个大院里叹为观止、气度万象的房屋建筑。有关史料说，乔家到清咸丰年间已家资万贯，他的商号已遍布中国的太原、西安、张家口、包头、呼和浩特、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地，他同时开设了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一行外逃经张家口到达西安后，一时穷困无着，便向资金雄厚的大德通西安分号借用银锭，后来慈禧返京后，便对该号银柜管事贾继英大加褒奖，让其出任了大清银行的总经理，自此，乔家大德通票号便身价百倍，一步登天。我没有考察乔家的发家究竟有多少招法，但我可以肯定他的万贯资财一开始就没有离开张家口这块土地、这条商道。我只举一个例子，那就是乔家对口碱的垄断。口碱是指张家口出产的碱，代表国碱，后来才有了进口的“洋碱”。碱业和盐业一样，在很长的历史年代里都曾经是国家的特殊行业，属官控行业。乔氏在道光年间迁居张家口，开设了“金城”、“元隆”两大碱店，一开始这两大碱店就属民办官商性质，得天独厚。张家口北边的草原上，遍布着万泓碱淖，乔家的碱商常年派专人在碱淖直接收购碱坯，长期雇用张家口崇礼县农民用木轮牛车拉回张家口，制成块碱后，一面印上“官碱”字样，一面印上“金城”、“元隆”商号名称，此碱销往中外，畅通无阻。乔家碱店、票号在1929年关闭前的一百年间，从张家口拉走了多少碱，这是个天文数字。但我们从崇礼县农民为乔家商号拉碱这一景观中，不难发见乔家的财富与张家口的关系。崇礼县原多为一家一户一辆牛车拉碱，后发展到许多独家独户拥有几十辆、上百辆牛车、甚至上千辆牛车组成的拉碱运输队，在碱坯进入张家口的高潮年份，每年有三万辆牛车进入草原拉碱，每车以拉400斤计，就是1200万斤，可出口碱960万斤。一年是这个数，一百年呢？这里还不说他在张家口开的茶庄、药铺、糕店、百货店，等等。今天，乔家的后裔们分布在中国和世界的多个地方，我想，在他们回眸的目光里，应该能看到他们的先祖曾经落脚的地方――张家口！

   

    已经用不着太多的举例，我们从以上的叙写中，应该不难看出，当年，那些挑着扁担走西口的山西人，走到了张家口，走上了那条流沙滚滚、荒草萋萋的漫长商道，靠着艰难而虎气生生的创业，实现了巨大的资金与财富的积累，因着这种积累，激发了这些并无多少文化的山西乡下人，创造了上一世纪中国金融业的奇迹。

    但我还是想说，是塞外那块土地、那条商道为山西商人最早提供了他们人生驰骋的疆域。

                                         6

    在没有现代交通的古代，数千里的张库商道上，都是靠"沙漠之舟"骆驼和木轮牛车来完成货货交换、进而实现财富积累的。数百年间，从张家口出发又回到张家口的骆驼和牛车有多少呢？我想，这依然是个天文数字。即便是中苏断交、商道猝然衰落的1929年，从张家口出发到库仑、恰克图的骆驼依然有19.2万头，从恰克图、库仑出发到张家口的骆驼仍有18万头。财富是晋商心中的神，但骆驼和牛是张家口人心中的神。数百年来，张家口人究竟饲养了多少骆驼和牛呢？据史料记载，光绪年间，张家口有一百多家养骆驼的，一般每家都养骆驼100头到200头，而宣化的郝家30多口人，世代养驼，他们买了100多亩地，饲养了一千多头骆驼。这应该是当年的养驼大户了。像郝家这样的千头大户，还有宣化的肖家，张家口的佟家、闪家、郑家、梁家等。张家口民间，每户人家养三、五头骆驼成为常事，所以，当年张家口有“骆驼城”之称。没有张家口养驼人，如何实现在商道上庞大的运输呢？你想，仅大盛魁一年的运输就需要七至十万头骆驼！

    有个小故事可以说明张家口人当年养驼的盛况。张家口东驼号南边有个能放养几百头骆驼的空旷场地，骆驼在场地一夜之间拉的粪就有十几麻袋。看场的王老太是小脚，每天早晨她都跪在地上拣粪蛋，晒干后一麻袋卖一吊铜板，当时四吊铜板能顶一块大洋。居民们买驼粪当柴烧，王老太的生意很兴旺。没用几年，王老太就用卖驼粪的钱买了十三间大瓦房。张家口有多少像王老太这样发展起来的富户呢？

    其实，我这里真正想说的是张家口的拉驼人和赶车人。这些人的辛苦和血汗数百年里碾在了千里商道上。张家口驼队的运输商道蛛网般通往四面八方：出大境门往北，走正沟到朝天洼、到平定堡、到多伦、兰旗、贝子庙、巴彦乌拉浩特，最终到达外蒙乌里雅苏台；出大境门往西北方，走西沟或平门，翻汉淖坝到张北、商都、化德、温都尔庙、赛汗塔拉、二连浩特、库伦、最后到达恰克图（1999年夏天，我曾沿着这条路走到了赛汗塔拉）；出张家口往西行，经山西、陕西、宁夏到甘肃，最终到达青海西宁；出张家口往西北行，到大同、集宁、呼和浩特，最后到达包头；出张家口往西南行，走阳原、蔚县、应县、出雁门关到忻州、太原、太谷、洪洞，最后到达曲沃（曲沃的东生烟每年数十、数百万箱地被运往张家口，再转运至俄国）；出张家口往东南行，到宣化、沙城、北京、沧州、祁州（河北安国，当年称药州）……拉驼人在路上编织着梦想，城市在路上崛起着财富与繁荣。

    张家口至恰克图是张家口所有路中最遥远的一条，沿途地广人稀，溯漠大荒，戈壁流沙，旅途漫漫。夏日酷暑，头顶烈日，足履灼沙，数日不见水源，如煎如炙；冬季，大漠高原，朔风呼啸，寒冷刺骨；春秋两季，时有风沙骤之，天地昧冥，填路埋人，间或遇“骑匪”出没，杀人掠货，死于天灾人祸的，时有所闻，黄沙埋白骨，风雪裹冻灵。旅途之险恶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骆驼运输是从秋天九月开始，直到冬季，因为这个时间，草原逐渐进入枯草期，而骆驼耐饥耐渴；牛车运输则为春夏两季，春四月出发，八月底归回，再晚也要十月归回，因为牛需要一路走一路放牧，而这两个季节草原水草比较丰茂。常常是数百头骆驼驮着数万斤货物从张家口出发，行40天到达库伦，再行20天到达恰克图，办完货货交换返回时已进入冬季，路上常遇大雪，茫茫草原千里冰封，若再有白毛风刮起，人和驼便常常被冻死。

    拉驼人在路上夜行昼息，这是为了骆驼白天好找些枯草吃。夜间上路拉驼人只能是看北斗定方向，三星升而起程，三星落而栖息。所谓三星是立秋后，晚九点左右从东方天空升起的三颗明星，又称为寒星，因为只有秋高气爽时它们才出现在天际，越冷越明亮。三星晚上从东边升起，天亮从西边落下，好象天上的时钟，告诉拉驼人一天的时辰，又像天上的路标，为拉驼人指示着方向。三星到了春季就渐渐隐退天穹，劳累了一秋一冬的骆驼也开始脱毛，进入休整放牧期。拉驼人为防止骆驼掉队，就在头驼和尾驼脖子下各系一个铜铃，深夜，驼铃叮当，声音传得很远，拉驼人根据铃声来判断骆驼是否掉队。昔日张家口有个民谣叫《提起个拉骆驼》，唱到：

                           

                              提起个拉骆驼

                              三星照路坡

                              蓝天当被盖

                              沙地作被窝

                              吃的是筱面沾盐水啊

                              提起个拉骆驼                                    

                             

                              提起个拉骆驼

                              几辈受饥饿

                              冬天冻个死

                              夏天热个慌

                              受不完的罪过吃不完的苦啊

                              提起个拉骆驼

                              ……

    张库商道上，除骆驼运输外，大量地运输工具是木轮牛车，也称老官车。所谓“老官”，是张家口人对通蒙语、俄语的人的称呼。张家口的晋商每年数以万计的各类货物除靠骆驼运输外，大半是靠老官车。万全县的老官车队数以千计，老官车队出发前，都得雇好通蒙语的老官当翻译。车队里一头牛驾一辆木轮车，每车装货四、五百斤，一个人驭牛车五至十辆。驾牛车的牛不是一般的草牛，而是专门喂养粮食、酒糟的糟牛，糟牛膘肥体壮，耐渴程度仅次于骆驼。老官车队每年清明青草发芽出发，上秋返回，走一趟库伦往返需半年时间，多则十月、一年。由于路途艰苦，车队为防匪人路劫，常常是每一百辆牛车为一组，称为“一顶房子”，多半是数顶“房子”搭伴一起走。出发前，驭车人备足干粮、干菜、找水用的木桶以及换洗衣服；出发前两天，驾车牛全部停食，因为饱食牛易上火闹病。木轮车上除了装有砖茶、布匹、米面、生烟、蒙靴、杂货、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外，还有大量的酒、油、鸡蛋（鸡蛋夹在小米中），而这些难运货物都是装在特制的一种“篓”里，此篓由荆条编成，用麻纸蘸马血糊成，久用不漏，这种篓是心灵手巧的张家口蔚县人发明，蔚县人开的德成篓铺、敬义篓铺就专售这种“篓”。篓有大有小，小则能盛五斤、十斤，大则可盛四、五百斤！

    车队一切准备就绪后，成百上千辆牛车一起到万全县洗马林镇西沙河集中，翌日清晨，商号的家小、掌柜、伙计以及驭手及其家人，起五更全部来到群牛汇集处，他们是来给牛举行隆重的送行仪式：首先给头牛披红挂彩，在头牛前摆上高桌，在高桌上摆满点心大供，然后焚香敬表，全体给头牛磕头，如祭祖一般虔诚。他们在心里祈祷，祈求头牛领好队，祈求上苍神灵保佑自己的亲人和车队一路平安。仪式完毕，供品全部喂给头牛吃掉。每每此时，全村、全镇的人都来观看，充满悲壮的意绪。

    在通往大库伦、恰克图四千里长路上，成百上千的老官车，远远望去煞如一辆辆“草原列车”，每年，平均都有两万辆牛车从张库商道上通过。然而，如骆驼队一样，老官车队一路所受的艰辛难以述尽。他们和驼队一样，过着“夜行昼伏”、晨昏颠倒的生活。深夜，木轮车上拴的红布灯笼昏黄而蒙胧，叮叮当当的牛铃声，使草原、戈壁显得更加空寂而辽远；太阳出山后，车队缓缓停下来，牛全部卸车，到附近放牧。木轮车迎向东南，围成圆形，为的是防西北风。这时，健壮的鞑儿狗蹲伏圈内，开始执行警戒任务，防匪防窃。赶车人打开布蓬后，开始四处寻找干牛粪、淖水或雨水拢火做饭。可怕的是他们常常一天、两天都找不到水，只好吃干炒面。途中，车队要经过一段沙漠地带，需六、七天方能通过，倘若未准备好水，人畜都会因干渴劳累而毙命。一路上，牛的遭遇更加苦不堪言，遇到天旱，常常一连好几天荒草都找不到，饿极了的牛不得不嚼土吞沙，最后因坠肠而死。牛中途病亡决非鲜事，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赶车人只能忍痛将牛带货一同扔掉，因为每头牛各负其重，若要加载，只会再累死一头牛。

    我常常到城市北边的草原，草原的晨曦、落日悲壮而凄美，每当我的目光和天际处的牛群、马群、牧人相遇，我的心中便升起无数遥远而古老的情绪……        

                                           7

    应该说，是张库商道的繁华，使廖廓草原兴起了偌大的城市乌兰巴托、恰克图、呼和浩特、包头和沿路无数的县镇、盟旗，其中，最大的受益之一是张家口成为驰名中外的“皮都”。

    从乾隆年间（1728年）始，张家口的皮毛作坊已鳞次栉比，从业皮毛的工人已数以万计。此时的张家口已开始由军事营堡向商业市镇过渡。从1860年（咸丰十年）俄国商人首次出现在张家口，到19世纪的最后十年，英、美、日、德等西方数十个国家的商人开始纷纷进入张家口，他们大量收购旅蒙商从蒙古草原换回的各类毛皮，外国人开的皮店、皮局随处可见；与此同时，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的中国商人也纷至沓来，企图从已飞黄腾达、财源滚滚的山西商人那里分一杯羹。这个时期的张家口，毛皮业的声誉已响彻海内外，由此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现象：即全国各地的皮市价格，非经张家口定价而不进入交易。张家口的毛皮业在中国毛皮业发展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1918年张库公路通车，张家口便成为连接西北、华北、蒙古、甘肃、青海、新疆和中国内地以及口岸的重要商业枢纽，这时，张家口皮毛贸易和皮毛加工业也进入了鼎盛时期：每年输入张家口的皮子约八百万张，毛、皮一千多万斤，牲畜、牛羊成群结队。我这里有一份1925年的统计，那年输入张家口的皮子839万张，其中羔皮300万张，老羊皮150万张，山羊皮100万张，灰鼠皮50万张，狐狸皮20万张，狼皮10万张，獾子皮50万张，牛皮150万张，马皮9万张，羊绒20万斤，驼毛150万斤，猪鬃30万斤。

    届时，张家口的皮毛业已自觉进入社会化分工，由裘皮、白皮、制革、蒙靴、皮件、鞍谵、毛毡、猪鬃等12个行业组成“皮都”庞大的生产体系，这12个行业共有商号769家，从业人员达3万多人，年营业额达六、七百万两白银，占全市各业营业总额的26%，居百业之首。一些大皮坊商号如“公记”、“信义德”、“恒兴义”、“恒天德”、“恒兴源”等，都分别在天津、上海、广州、南京、北平、武汉、沈阳等全国十几个大城市开设了分号，张家口“洁白如雪”、“柔软如缎”的皮衣、皮筒，在“老上海”、“老北平”、“老武汉”……们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在张家口从事毛皮行业的人员多半来自今天由张家口市辖的蔚县、阳原、宣化、怀安等地人，而其中蔚县人是最为辉煌的成功者。在张家口近八百家毛皮行业中有一半以上为蔚县人所开，在三万多从事毛皮业的人员中，有近两万人是蔚县人！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蔚县的“毛毛匠”几乎遍布中国，而中国最出色的毛皮商清一色为蔚县人。这曾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曾是一个商业奇迹。

    民国以前，蔚县属山西省所辖，为山西省蔚州。这里离山西平遥不远，在北京西200公里处，在张家口西南150公里处。历史上春秋时的代国、秦汉时的代郡均指蔚县，史载，汉末代郡都由蔚县迁往山西平遥；北魏时，原代郡所辖的怀荒、御夷第一次改称蔚州，侨置平遥，唐时，正式移置今蔚州城。所以，两地的历史渊源很长，由此而生成的两地文化特质、人文气息和后来的商业品格都极其相似。由山西境内自西向东横贯而来的苍茫恒山走到蔚县时分了个小叉，蔚县就是嵌在这个山叉里东西长160里、南北宽40里的一带平川。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匈奴人万马奔腾，他们铁骑滚滚从这一带平川飞驶而过；当“幽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人之后，“十六州”之一的蔚州（那时蔚州辖四县）就归了同样是“铁骑滚滚的辽国”；再后来，又归了依然是“铁骑滚滚”的蒙古人；直到明清之后，这“一带平川”从东到西才逐渐形成了八大商业集镇，其中之一就有那个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代国国都代王城。在长达五百多年的明清时期，八大集镇始终维持着繁华的古代商贸，而古代商贸的发展共同铸就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汉人――或许有匈奴人、契丹人、抑或是蒙古人的后裔――沉稳、冷静，勤奋、节俭，精明、强干，思想多于言语、喜怒不形于言表，独立孤傲的自我意识以及敬业、责任、吃苦、耐劳、意志力和生存力等等作为人的优秀素质。故此，蔚县人有“张家口的犹太人”之称。甚至说：“天下十三省，能不过蔚县人”。元朝把中国化为十一省，“十三省”这种说法源于什么朝代呢？先不管这些。总之，我们从这些“说法”中应该可以领略到蔚县这一地域里人群的出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伊始，京、津、冀1300多名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张家口，其中70多人分到了蔚县，我是70人中一员。我们那个年代的分配，包含有“发配”和“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的旨义。我在蔚县一呆就是十三年！我在那里结婚、生子、工作、生活。十三年和以后的许多年里，蔚县无数“谜”一样的文化现象和人文景观都令我惊诧不已－－

    首先是遍布蔚县的古建筑，这些古建筑包括古塔、寺庙、古堡、戏楼和民宅。如果说那座建于辽代时期的十三层古塔和一些寺庙我们在别的地方也可以找到的话，那么，那些古堡、戏楼和民宅就实在为中国一绝。在蔚县，无论高山还是平川，无论山地还是丘陵，有堡就有村，有村就有庙，有庙就有戏楼。蔚县历史上有800城堡之说，这足以说明蔚县曾经是冷兵器时代战事频繁发生的边地。800古堡最终成为800村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进行的文物普查发现，蔚县有738个村庄，有700座古戏楼，这些古戏楼全部为明清建筑。经过十年“文化革命”的浩劫之后，1984年蔚县再次进行文物普查，发现保存完好的古戏楼仍有300余座。那座屹立在古代国遗址上的代王城戏楼是一座三面戏楼，就是说它的东面、北面、南面都可以唱戏，这座建筑极其精美、如同古代亭阁般的戏楼是蔚县古戏楼中最独特的一个。蔚县还有诸多造型别致的穿心戏楼、排子戏楼、庭院戏楼，真是洋洋大观。戏楼在蔚县也被称为戏台、乐楼、歌台，这些青砖筒瓦、雕龙画凤、飞脊斗拱、彩绘纷呈的古代文化娱乐设施，星罗棋布般出现在蔚县，这不能不使人深思：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这里的人群在崇尚、敬畏着什么？它身后博大深邃的历史背景又是什么？

    蔚县的民宅建筑也极其独特，明洪武年间建成的蔚县城为州城，这整整一城池的民居，全部仿老北京的四合院建成，这些四合院如今大部保存完好。当你穿行在一街一巷的灰墙黑瓦、古石老砖的院落中间时，你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畅想：这会不会是当年被召到京城建元大都、故宫的三千蔚州男儿的遗传？在蔚县地域的最西端，有一个与山西接壤的古镇暖泉镇，暖泉镇是蔚县八大商业集镇中最独特、最美丽的地方，它的独特、美丽在于它有南方水乡之韵：当你看到绕街的小河从人家的门前汩汩流过，当你聆听一街一河的杵衣声和村妇们此起彼伏的欢笑声时，你无法不生出“塞北江南”的快乐与喜悦。暖泉镇最令人惊异的是它无与伦比的古民宅古民居，镇里的西古堡村是蔚州八百古城堡中最耀眼的一个，它的城堡呈“瓮城”形，“瓮城”建筑应追溯到元代。在瓮城内的民居民宅大都为明清古建筑，高大的木门楼、大青砖砌墙、无处不在的砖雕木刻……西古堡村至今保存完好的古代民居民宅院落有180个，走进这些四进四出、甚至九院相连（当地人称为“九连环”院）的古民居古院落，你无法不产生如同走近山西祁县乔家大院一样的历史感和苍桑感，你无法不想去追问：是谁在这里建造了如此的气宇轩昂？他们背后庞大的财政支持如何而来？

    我想说的第二个方面是蔚县的民间艺术。“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这个县的许多古镇有数百年的习俗，每逢春节，成千上万的各式灯笼把大街小巷挂成了一个灯的海洋，惹的京、津、张家口的城里人年年络绎不绝地赶来看灯；蔚县的剪纸艺术应该说是中国民间艺术一绝，由民间艺人手中上百把小巧玲珑的雕刀、刻刀（而不是其它地域剪纸用的剪刀）在白纸上雕刻出来的数以百万、千万计的花草、鱼虫、戏剧人物，用快乐饱满浓艳鲜活的大红大绿的色彩点染之后，便走向了世界。蔚县剪纸最富吸引力的是古代戏剧人物脸谱。蔚县人从王老赏始，世代相传，已将中国戏剧中的2400多个古代人物的脸谱刻成了剪纸，那脸谱上瀑布般流泄的黑胡须、白胡须根根细如发丝，蔚县人可以在这方寸白纸上，以阳刻法刻下近千刀！于是，那黑胡须、白胡须硬是有了飘拂感。现在，不仅在中国的旅游商店、机场、国际商贸活动场合无不出售、交换、展示着写有“中国剪纸”的蔚县剪纸，就是前些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也将校内的六大景点以蔚县剪纸的艺术样式向国内外朋友和全校师生赠送了20万套。蔚县剪纸的艺术特色、渊源已由蔚县文化学者田永翔先生撰文介绍到世界30多个国家。我收藏了一些蔚县剪纸，一有闲暇，我就喜欢翻弄出这些艺术品陶醉一番，我常常想，这原本由大姑娘小媳妇们绣鞋上的纸“花样”，怎样在数百年里发展成为蔚县男女老少都能从事的、且有了绝妙艺术造诣的民间艺术？我还想，由绣鞋的纸“花样”最后走上了遍及城乡人家的彩色“窗花”，蔚县人对生活有着怎样的审美追术呢？还有“蔚县秧歌”，这是一个蔚县在明清时代发展、完善起来的地方剧种，这个剧种在上世纪50年代由中国文化巨匠郭沫若评价为“百花丛中一点红”。“秧歌”的发展也是一个谜。你想，一个没有水泽的塞北高寒地带，何以将南方的“秧歌”、将江西的戈阳腔（后发展为京腔）、将元代在民间广泛流行的道家音乐“道情”以及今天家喻户晓的“山西梆子”，水乳般交融成为自己数百年不衰的一个剧种，蔚县曾经经历着怎样的南北文化大流通？

    我想说的第三个方面是关于蔚县的能工巧匠。前面说过，在张家口一带，几百年来都流传着一种说法，即“天下十三省，能不过蔚县人”，随着这一说法的另一种说法，叫“凡是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蔚县人”。还有人说，“蔚县人尿泡尿捏个狗头哨都能卖钱”。在计划经济年代，凡说这话的场合，人们都是带有嘲讽或戏谑的意味。但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完全应该将此理解为蔚县人顽强的生存能力。蔚县工匠艺人之多、门类之全、分工之细都是中国的许多县市无法企及的：木匠、石匠、铜匠、锡匠、银匠、画匠、麻绳匠、柳编匠、毡匠、萝匠、靴匠、帽匠、笔匠、油匠、香匠、纸匠、席匠、饼匠，还有烧沙锅的匠、捏瓦盆的匠，剪窗花的匠，卷花炮的匠，当然，最多的还是毛毛匠。蔚县匠人常常是一村一镇地集合性出现，如瓦盆窑的烧窑匠，辛庄的砖瓦匠，小贯头村的泥匠，纸店头村的纸匠，而南张庄家家户户是剪纸艺人……蔚县人在古代就懂得了我们今天依然遵循的商业法则，那就是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营，蔚县匠人最反对“样样精通，样样稀松”，蔚县人的生命里深深地潜隐着“凡事追求极致”的生存要素。蔚县人历来是忙时为农，闲时为匠，当他们在土地上刨不出食来时，他们就身怀绝技走四方。他们曾数千人到京都参与建造皇宫，小贯头村的泥匠们盖起了一个张家口市；他们织的麻布数百年里都是朝廷贡品，北京前门的绳麻店全是蔚县人所开，纸店头村的白麻纸销到了大江南北；遍布蔚县大地的古建筑、古民居、古戏楼、古庙宇都是蔚县工匠艺人自己的创造，他们甚至可以将盖好的戏楼仅拆去边墙、再整个地移到指定的地方……

    当然，最了不起的还是那些为张家口成为驰名中外的“皮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的“毛毛匠”。当年，仅蔚县城内的毛皮商号就达百余家，从事毛皮行业的有5000余人，多达半个城。一批又一批技术精湛的毛皮匠人被张家口的大商号纷纷聘请去当了经理、案头（皮货裁剪技术人员）。在晋商风云天下的时候，蔚县的“皮小子”们以自己独特的毛皮手艺和顽强的意志一个个走向了人生的成功：蔚县下平油村田旺高开设的“谦生义”皮号，从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民国一直经营了下来，蔚县的许多村镇都有“谦生义“的作坊，生产的羔皮百分之八十销往山东，当年，济南皮货商们非“谦生义”货不买；“逯元昌”皮号生产的鼠皮、红狐皮、白狐皮、沙狐皮、黄鼬皮等细皮货一直远销欧美；而“德巨生”皮号生产的皮袄、皮裤、坎肩等一直是抚顺、大连、内蒙、新疆、库伦、恰克图的抢手货；宣化、张家口的“德兴斋”、“德兴玉”、“德寿隆”蒙靴业老字号为蔚县人李盐房所开，当年张家口、宣化有蒙靴业字号80余家，从业人员两千多人，多半为蔚县人，每年销往蒙古地的各式蒙靴20余万双。蒙古活佛、四十八家王爷每年轮流去北京朝贡，路过宣化时都住李盐房家，一律免费吃住；最显赫的要数王朴（当地口音念po）。蔚县城乡四处流传着一句俗语：“不吃不喝，赶不上王朴”。王朴是蔚县涌泉庄人，自小挑着扁担随父卖煤，常常躺在城门洞里睡觉。十三、四岁时王朴就领着十岁的三弟到宣化府学皮毛手艺，弟弟学细皮行，王朴学老羊行，每天从老羊皮上铲肉渣、泡皮、揉皮，又嗅又熏又累，吃尽苦头。后因不忍欺辱和人打了架而被老板开除，走投无路的王朴一狠心就用几张老羊皮和已学会的手艺在张家口自己租房干了起来。王朴的故事很长，王朴的发达不无传奇，我这里暂不细说。我们只须知道王朴后来开的“德和隆”皮货商号最终发展成为张家口、北京、天津最大的商号之一，在王朴四个兄弟共同经营下，他们在天津拥有了三家合资企业和庞大的进出口贸易，他们和晋商一样，在天津开了银号。他们在北京大栅栏开了有名的“德聚隆”商号，经营皮革和进口百货，其四弟王槐成为名满京津的“王四爷”。王朴兄弟用在北京、天津、张家口、蔚县城开办皮货店、百货店、绸缎铺、面铺、鞋帽铺、盐坊、银号的钱，开始大量购置房地产：在蔚县老家涌泉庄、阎家寨、南留庄、北方城等村镇购买土地达三千余亩，在张家口坝上大青沟购地一万多亩。王朴涌泉庄的庄园占地60多亩、14个院落、220多间房舍，在阎家寨有房180余间，在张家口、宣化有房100余间，在蔚县城有房产40余处、500余间，另在北京、大同、呼和浩特、包头、大青沟的房产无计其数……

    1999年夏天，蔚县文联副主席田永翔先生陪同我在蔚县大地行走，我们走过了古代王城，走过了涌泉庄、北方城、宋家庄，走过了“江南水乡”般美丽的暖泉。一路我都在想，蔚县人普遍具备的钻研精神、精益求精精神、锲而不舍的创业精神，绝对是那些遍布蔚县城乡的工匠艺人精神的世代传承。蔚县人这种精神的形成与传承，绝对是遇上了一个经久不衰的商业竞争机制。没有竞争，他们何以求精？没有求精，他们何以生存？那么，他们遇上了什么样的竞争时代呢？

    综上所述，蔚县的“古建筑之谜”、“民间艺术之谜”、“古老而现代的商业精神之谜”都曾让我困惑、追问了很长年代，终于有一天，我在翰海般的阅读里，一切都豁然开朗。原来，这一切都与古老的张库商道有关。

    蔚县座落在恒山余脉西去的夹缝之中，层峦叠嶂的恒山，屏障般把蔚县乃至张家口地域千万年地挡在了寒冷的塞外。然而，大自然奇迹般地在蔚县南北的山脉中，留下了八大通口，古时叫关隘，这八大关隘南山自西而东有石门峪、北口峪、九宫口峪、松枝口峪、金河口峪，北山自东而西为鸳鸯口峪、榆林关、五岔口。所谓峪，即是恒山山脉中“蛛曲蚁穿”般的百里大峡谷。在没有路的年代，在有路而没有火车、汽车的年代，人类是从这些大峡谷中艰难地走进来又走出去的，最终走向了文明。由于这些峪的存在，蔚县自古成了军事上的锁钥重地，也成了张库商道上重要的商贸基地。穿越“千夫拔剑，露立星攒”的北口峪（历史上著名的飞狐峪），就到达保定的涞源；穿越悬崖如刀劈石砍般的石门峪，就通往了山西的灵邱、太原；松枝口峪通往易县、保定；金河口峪通往涞水、高碑店；北边过鸳鸯口经宣化到达张家口、库伦和恰克图；过榆林关往阳原东城到怀安、经大青沟直达内蒙草原；过五岔口经阳原西城直达山西大同。我们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精明的晋商、饶舌的京商、沉稳的蔚商以及南来北往的外国商、中国商们通过蔚县境内的八个大峡谷稳步走向张家口、走向库伦、走向恰克图，折转身，走向北京、天津、上海，一直走到武夷山的茶山、走向苏杭的绸缎和走向武汉、襄樊的码头时的情景。在数百年的走来走去中，走出了商道上蔚州古老的繁荣、古老的文化、古老的生命精粹，走出了蔚县大地上繁华的八大商业古镇，走出了驰名中外的百年“皮都”！

  

                                          8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1924年蒙古共和国独立，1929年国民党政府与前苏联断交，库伦、恰克图的400余家中国商号全部被没收，人员大部罹难，损失白银一亿万两，自此，繁华了300余年的张库商道从此阻隔、荒芜。接下来的是国内军阀连年混战、日本法西斯长达八年的侵略以及三年的国内战争，“皮都”的繁华便一撅不振。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中苏关系一直人为地紧张，张家口一直是反修防修最前线，那里的山都挖空了，整个城市都是一个大防空洞。直至开放改革，商品经济飞速发展，张家口依然为河北省的贫困地区，每年吃国家财政补贴5千万元人民币，昔日“皮都”的盛誉已飘然远去。

    是谁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将翘起地球。古城张家口的支点在哪儿？

    就在这篇文章落笔之时，电视新闻里传来江泽民主席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签定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消息传来，中国人一片欢呼、愉快。二十一世纪，是和平、友好、发展的世纪，张家口应该能找到新的发展契机。

    夜已经深了，当我抬头向窗外望去，仿佛看到了当年山西人、北京人、张家口人、蔚县人……赶着骆驼、牛车，在古老的商道上，向“毛斯格洼”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