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躁温州-企业家系列自杀反思

2011年中小企业陷入新的困境，其实也可以算作2008年政策“下猛药”的后遗症，大多数温州人，还在期盼再一次的“国家救援”
　　《望东方周刊》记者姜智鹏,特约撰稿吕爽 | 上海报道
　　2011年4月13日凌晨，包头市亿万富翁金利斌自焚。死因据说为金利斌任董事长的惠龙公司近年来大规模进行社会融资，但2010年起无力偿还。
　　5月20日，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被发现沉尸在台州灵湖。死因据猜测是因身负4.2亿元债务，导致其投湖自杀。
　　3天后，刚刚上市仅3天的万昌科技，传出董事长高庆昌跳楼身亡的消息。据媒体报道，死因可能和万昌科技被怀疑在上市前转移资产有关。
　　千古艰难唯一死。三名知名企业家相继殒命，掀起了轩然大波。资金链断裂，是否真的成了中国民营企业跨不过的那道坎？
　　激烈的社会大讨论中，2011年3月发生在浙江苍南的一桩命案几乎没有掀起一丝波澜。
　　温州当地报纸的标题为“夫妻俩相约共赴黄泉 结果一死一伤”，讲述的故事是苍南一对经营外贸公司的夫妇，因为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借高利贷，无力偿还，被迫自杀。
　　悲剧的主人公没有显赫的身份，但却让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周德文不寒而栗：“温州大批中小企业正处于温水煮青蛙的环境下，现在，水马上就要开了。”
　　周德文告诉《望东方周刊》，2011年以来，他就“经常听说”中小企业老板因为还不起高利贷而潜逃。
　　多年来，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都在压缩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周德文说，“温州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现在，他们的处境比2008年还要艰难，而如果没有外力拯救，今年下半年就将迎来温州中小企业的倒闭潮。”
　　2011年，温州江南皮革有限公司企业主因欠巨额赌债外逃致使企业倒闭；波特曼咖啡企业主因经营不善出走造成相关门店停止经营；主营电线电缆的三旗集团则由于经营战线过长又遇内部变动陷入破产境地。网上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2011年以来，温州企业主逃跑的有7个，间接逃跑的有70个。
　　温州企业的倒闭潮是否已由此发端？赫赫有名的温州商人，真的难在了“钱”上吗？
　　收紧
　　温州企业缺钱，已毋庸置疑。
　　找银行贷款，是与虎谋皮。“十有八九贷不到，就算贷到了，没有几个月也拿不到，就算拿到了，也是烫手的山芋。目前，银行利率实际都上浮了3到8成。”周德文说，目前，中小企业到温州的银行贷款，都会面临很多附加条件，例如，必须购买该银行发行的一定数额的基金，“有的银行贷给你1000万，但实际只给700万，还有300万被强迫存在银行。”
　　浙江省银监局的报告显示，今年浙江省（不含宁波）主要银行机构可用信贷规模较去年下降了12%。
　　民间融资，也是步履艰难。
　　目前，温州民间借贷的资金总量已达1200亿元左右（业内也有说法为1800亿元），比2010年多出了400亿元左右。周德文说，即便如此，温州民间短期借贷的利息已普遍超过8分，3个月以上的长期借贷利息则超过3分。
　　2010年下半年时，温州民间借贷的短期和长期利率还分别只有4到5分和2.5分。
　　据温州市人民银行监测，一季度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单季上涨11．91%，比2010年第四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
　　“民间借贷的资本也不可能无限制扩张，1200亿元几乎已经是极限，因为风险也达到了极限。”周德文说，大笔资金进入民间借贷行业，却依然无法降低利率，就只能说明温州小企业非常缺钱。
　　这也是借贷者所能承受的极限。如今温州中小企业平均利润只有3%到5%，“有的企业只有1%的利润。”周德文说。
　　温州市经贸委公布的数据说，2011年一季度，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销售产值同比下降7%，利润同比下降30%左右。同时，这些企业订单金额出现减少趋势，单笔订单平均金额比上年同期下降的占16.7%。这些企业中亏损的超过25%，平均利润率为3.1%，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10家。
　　借钱是为了生产，生产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这个并不难解的道理，和温州的现实产生了冲突—— 借钱生产之后的利润，还不如利息高。
　　“虽然没有‘倒闭潮’那么夸张，但温州的中小企业的确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温州从事多年民间借贷生意的徐伟告诉《望东方周刊》，如今，在放贷的时候，徐伟总能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恐惧。
　　“温州民间借贷之所以兴起，是因为当时温州人抓住了赚钱的机会，却没有资本来实现。现在来贷款的企业，能赚钱的百分之一都不到。”徐伟说，2010年下半年以来，欠债逃匿的事件就时有耳闻，这在温州民间借贷历史上，也不多见。
　　忍耐的极限
　　既然借高利贷是饮鸩止渴，为什么温州企业依然前赴后继？
　　“很多温州人对工厂还是有深厚感情的，不希望企业毁在自己手里。”周德文说，包括他在内的大多数温州人，还在期盼再一次的“国家救援”。
　　2008年，周德文在央视做节目时，直言“温州20%中小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随后，国务院、商务部、银监局、发改委、国家税务总局等10多个国家机构纷纷赴温州考察，利好消息纷至沓来，温州中小企业才躲过一劫。
　　但现在，温州商人还没有等来政策的扶持，但其他不利因素却也积累到了极限状态。
　　“实际上，温州很多中小企业都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只不过，大部分企业没什么名气，所以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周德文说，2008年温州面临的困难主要来自外部，而目前的危机多是多年积弊，“温州企业面临着比金融危机时更艰难的局面。”
　　这是全民皆知的多年积弊。例如，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温州中小企业粗放式经营等等。
　　而今，这些问题对温州中小企业生命力的蚕食，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2年前，一吨铜的成本是3万多元，一名普工（普通工人，区别于熟练工）的月工资是800元，过年前跟老乡说好，过完年带一批人来，奖励你多少钱，就不用操心工人的问题。”还在温州眼镜业“挣扎”的胡静告诉《望东方周刊》，现在，一吨铜的价格是6万多元，1500元的月薪、包吃包住都招不到普工。但“眼镜出口的价格还是1块多美元，国外客户还会压价”。
　　多年以来，温州中小企业面对危机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忍”。但2011年，已经忍无可忍了。
　　以工人工资为例，温州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数据显示，2010年该中心同期所有工种的月平均工资1548.09元，2011年2月已上升至1810.24元，平均工资与2010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6.93%。
　　2011年春节以来，温州的工人工资再次上涨了25%到30%。
　　“很多企业挖空心思，给打工的夫妻建夫妻宿舍，春节后开工第一天给员工发红包、抽大奖，还有的给员工介绍男、女朋友，其实也就说明，加薪的空间已经没有了，只能从别的地方想办法。”胡静说。
　　招不到工—— 加点工资—— 再招不到工—— 再加工资的循环，已经走到了最后。“我们已经加不起工资了，工人工资再高，工厂就只能倒闭。”胡静说，原材料价格上涨、粗放竞争导致的利润减少，都处于类似的极限状态。
　　现在，她的工厂也处于半停工状态，“如果亏得不多，就接一些小的订单，这样工厂维持运转，客户关系也不至于丢掉，熬个一年半载的，说不定跟2008年一样，转机转眼间就出现了呢？”
　　“温州商人”还能坚持多久
　　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钊看来，胡静的期盼多少有些不切合实际。一方面，2011年中小企业陷入新的困境，其实也可以算作2008年政策“下猛药”的后遗症，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方式和“偏心”都还需要反思。
　　某种程度上说，温州企业在2008年的起死回生和2011年的重陷困境，是成也政策，败也政策。
　　“现在国家的政策目标转移到防通胀上，资金特别的紧，国有企业的资金比较有保证，而民营企业资金压力就显得特别大。”陈钊说，民营企业本身先天不足，只能依靠民间金融，在政策转变时就显得压力比较大。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国家的政策上给予帮助，政策比较激进。而且金融危机影响的大多是出口企业，非出口企业的压力并不那么的大。
　　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夸大了。现在通货膨胀跟当时激进的宏观调控是有关系的。
　　更需要反思的是，目前经济政策把防通胀放在首位，几次收紧银根，增加银行准备金。“中国经济政策上大起大落，遇到经济危机，下猛药；现在要治通胀了，又下猛药，收缩信贷。这种大起大落的政策制定方式要调整。因为政策效果是有滞后性的，当时不明显，但是之后的影响会特别大。”
　　陈钊说，还需要反思的是，中国的经济政策应该一视同仁。“比如经济危机的时候，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就不是一致的。现在，在收紧货币的时候，民营企业就首当其冲了。”
　　“如果金融危机时没有过于紧张，不是不分良莠一概用政策优惠来扶持，而是利用机会推动民营企业进行产业升级和转型，温州中小企业或许能走得更远。”周德文说。
　　无论如何，温州中小企业出现了周德文和陈钊都不愿意看到的趋势——逃离和重复。
　　同样在眼镜业发家的梅军，在2010年将工厂租给了曾给自己打工的安徽人。
　　“1年100万租金，包括厂房、生产线。”梅军告诉《望东方周刊》，这在温州已经是个普遍的现象，“大批大批的温州中小企业，已经不属于温州人了。”
　　租了梅军工厂的安徽人，原本是梅军请来的职业经理人，年薪10万元。“现在的温州企业主，已经不像创业的那一代人亲力亲为了，我们大多会请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梅军说，在温州中小企业里，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年薪已经从早些年的5万元，快速上涨到10万到20万元。
　　“安徽人和江西人能够吃苦耐劳，并且很能干，租下企业后，他们从老家带来亲戚朋友一起创业，什么事情都自己干，就像温州第一代创业的企业家那样，这样干下来，起码比打工挣得多。”对很多萌生退意的温州老板来说，这是个双赢的生意。
　　“我自己干，一年还挣不到100万，说不定还会亏。”梅军说，这在温州已是普遍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一边有人疾呼温州产业“空心化”，一边统计数据却显示温州企业数量没有大量减少。
　　比如，《人民日报》6月7日的报道就说：浙江企业的总体运行情况是正常的。因为，2011年前四个月，浙江共注销企业7306家，对比浙江省五年来1~4月份的企业注销数量：2007年7410家、2008年8059家、2009年7251家、2010年7610家，今年“倒闭”的企业并没有显著增加。
　　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末，全市私营企业注销户数534家，同比减少14.56%。而全市在册私营企业数量和注册资金分别同比增长15.11%和28.37%。
　　“再过几年，温州的实业就不属于温州人了。”梅军说，但他也有担心，继承他们事业的安徽人和江西人，挣的依然是辛苦钱，“重复老一代温州人的经验，究竟能支持几年还很难说，这些人再走了，温州的实业还能剩下些什么？”
　　周德文说，类似情况并不仅仅出现在温州，也不仅仅是在浙江，“这是全国都应该警惕和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