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顾雏军看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罪与罚

9月14日下午，前格林柯尔集团创始人、原科龙电器董事局主席、资本狂人顾雏军深陷牢狱之灾七年后大规模召集媒体，他声称要回应《民营企业家顾雏军的牢狱之灾》。14点，顾雏军出场，其出场方式引发一阵惊呼：头戴白纸做成的高高的帽子，上面写着“草民完全无罪”。在重获自由后，他与那些在改革大潮中风起云涌而又获罪的企业家隐退之路不同，顾雏军选择了“开炮”，向那些其他认为给他施加罪名的官员“开炮”，他希望能够被“平反”。

顾雏军的三大错误

有人说顾雏军犯的最大的错，是当初不应该在未得到取保候审的前提条件下，在科龙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就像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丢了之后，贾宝玉就非完不可一样，顾雏军唯一的护身符丢了，岂有不完之理！当顾雏军的律师李贵方知道此事后，叹了一口气，轻轻的说了三个字“他完了”。

顾雏军的第二大错误，是他暴露的太早。李嘉诚在他钱还不够多，在他打造和黄系的旗舰时知道低调，知道不要告这个说那个，以免弄得全世界都想知道这个新富的钱从哪里来的。资本运作的潜规只有一个，就是一切都要在水下进行。大股东不要像个鲸鱼一样，在下面吃饱了还要跃出水面供公众凭吊。而他太喜欢站在高处喊话了。

顾雏军的第三大错误，用他自己出狱后的话说：“当时不该理郎咸平，张瑞敏和李东生就不理他，也许他们比我更高明。我当时就跟他争，可能是一个错误。”当郎咸平质疑时，顾雏军则以涉嫌诽谤起诉郎咸平。但是当顾雏军将其资本运作手段拿到阳光下便注定了要“见光死”。更遭的是在与郎咸平的口水战中，顾雏军的目标越来越大，行为越摸越黑，以至于他终日感慨“人言可畏”、“我不是骗子”、“善待中国的企业家”。

认识顾雏军的人，都说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是绝顶聪明的人也会犯大错误，甚至是天大的错误，显然这一次他的自信是一场灾难。性格决定命运，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人生，不难发现顾雏军的狂妄可与牟其中相媲美。顾雏军的火爆脾气，让他常常陷入与周围人的对立之中。他的部下回忆，顾雏军在科龙“想骂就骂，想吼就吼”；对当地政府，他一年也懒得去和官员们吃一次饭；对郎咸平的质疑，更是大骂他“狗屁不懂”，并毫不留情地把郎咸平告上了香港法庭；当证监会调查人员找顾雏军谈话时，他很不客气地说：“你找我的律师去谈”，甚至一度扬言要起诉证监会主席。结果是这场灾难断送了他的全部事业，断送了他的光明人生，也断送了他的家人的幸福，断送了他的家人的光明前途，甚至断送了他三个儿女本应该欢乐的童年。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的复杂政商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但“寻找权力的庇护才是为商之道”却成了民营企业家们根深蒂固的思想。那些活的好的民营企业家，像刘永好家族、鲁冠球、徐冠巨、梁稳根、尹同耀、吴仁宝、柳传志、沈文荣、尹明善……他们的秘诀何在？用严介和的话说：“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才能善于和政府打交道。在政府面前，我们始终扮演的是既聪明、又能干、更听话的角色。”他还说：“我认为，如果资金链出了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链出了问题。政治链出了问题，企业要破产，老板要坐牢。”这让民营企业家们常常面临一种“囚徒困境”：不行贿，可能会马上死亡；而选择行贿，也就种下了无穷祸根，从此踏上了一条“官商勾结”的不归路。

在当下中国，商业与政治难以完全分割，最关键是保持合适的距离。太近了，可以得到红顶商人的巨大便利，但最终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太远了，则太阳永远照不进现实，你会成为荒漠中无人理睬、自生自灭的野草。但到底是民营企业家造就了贪官还是贪官造就了民营企业家，这似乎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企业家们说社会风气迫使他们收买官员，而官员们却说是“商人们教坏了自己”。

拷问体制与财富的“游戏规则”

一批又一批的民营企业家落马，列起来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名单，比如，爱多集团胡志标、健力宝集团李经纬、顾雏军、托普集团宋如华、大午集团孙大午、伊利集团郑俊怀，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样的故事总在一批批一幕幕的上演，从牟其中、年广久、唐万新，到黄宏生、仰融、顾雏军、张荣坤、周正毅、龚家龙、戴国芳……数不清的民营企业家的倒下了。

仔细了解他们落马的原因，大多是由于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假账、虚假注册资金、违规担保、合同诈骗、偷税漏税等问题。但这种现象之所以一年又一年地出现，应该是由于“没有制定一个良好的游戏规则”。他们大都出身草莽，凭着常人不及的天赋与勤奋，在恶劣畸形的社会环境中野蛮生长，创造出了中国经济的真正奇迹并成为企业界的明星，最终又因踩到雷区，一个个锒铛入狱。用一位财经界人士的话说：“他们的失败，是一件让人遗憾但并不可耻的事情，因为这些失败往往伴随着伟大的创新和冒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燃烧在企业家内心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勃勃野心，在一次次颠覆着陈旧的秩序，掀起商业上的巨浪与革命。”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政府主导下处于转型期。一方面，政府掌控着大量经济资源尤其金融、土地等最核心的市场要素的分配权，以及财政、货币、税收、法律、行政审批权及执法权等政策资源；另一方面，中国宪政与法治制度的缺失，导致公权力缺少内部及外部制约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企业家更加不信任自由市场与法治秩序，集体为恶各自为政寻找各种保护伞与护身符，以致形成恶性循环，并最终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司法不公”的社会生态。（文/风青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