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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军:美元洗劫世界与中国发展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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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融的奥秘

   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已经是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两个运动过程,他们有时独立,有时交叉交融,有时良性互动,有时剧烈冲突,形成了当今社会经济起伏跌宕、惊心动魄、光怪陆离的迷幻世界。


  货币的演变过程从物物交换、金属货币、金银到纸币,纸币也逐渐被电子货币所代替,从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再到金本位的废除,现代货币已经演化为完全是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财富凭证。这样任何一个政府在理论上都有超过实体经济实际需要多发货币的可能。根据传统的定义,货币供应量包括现金和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在现代的意义上,货币供应量是一个国家某一时点上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货币和执行货币职能的金融资产的总和,并不只是我们通常知道的M0M1 M2,还有M3M4M5……

  传统的金融主体主要是商业银行,提供存贷款和结算业务,服务于实体经济并且依附实体经济而存在;而现代金融主体不仅包括了各种形式的银行,还包括证券、保险、信托、养老基金、投资基金、储蓄机构,甚至政府、所有组织和个人也成为金融主体。现代金融市场不仅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且已开始独立存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已经是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两个运动过程,他们有时独立,有时交叉交融,有时良性互动,有时剧烈冲突,形成了当今社会经济起伏跌宕、惊心动魄、光怪陆离的迷幻世界。


  现代金融的发展极大满足了社会各种机构和普通大众对财富追逐的欲望,所以参与金融的机构和人数愈来愈多,热情愈来愈大。而这正中了金融家或金融企业的下怀,他们为了迎合这种盲目的狂热,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提供愈来愈多愈来愈复杂的金融产品来满足公众对财富的渴望;或者反过来说,金融企业在发展自身的过程中丰富了金融内涵外延、创造了金融工具,结果诱导了社会对金融的积极参与。


  在中国,国有企业连年亏损的局面无法破解,但通过资本市场很快得到解决;国有商业银行坏账居高不下,到后来几乎濒临破产的边缘,但通过资本市场的转化,一下子变成了全球追捧的好企业。现代金融这些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让美国政治家和政府如痴如醉,他们玩转现代金融的结果是:可以在本国不进行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生产活动就可以获取全世界的超额利润,更绝妙的是一旦有经济风险或经济衰退还可以让全世界来分担,现代金融业成为美国的支柱行业。难怪一个凯恩斯理论成为美国的“国教”,一个格林斯潘成了美国的“神祗”。


  美国通过过多货币的发行与现代金融的运用推动美国经济发展,将金融奥秘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1929年经济危机过后,美国采用凯恩斯理论,通过发行过多货币推行财政赤字政策,用投资弥补社会需求不足;另外过多的货币导致了长期低利率,进一步刺激投资,增加就业,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1971年布雷顿体系解体以后,发行货币更无限制,虽然凯恩斯理论后来被弗里德曼否定后国家政策有些变动,但通过货币发行及推进现代金融发展仍是美国的主流政策,尤其是格林斯潘的宽松金融政策,使美国成功通过强势美元和现代金融剥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化解或转移了或递延或分散了一次次美国经济衰退和危机。


  美国发行过多美元为什么没有在本国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呢?第一,美元作为全世界的储备和结算货币,被大多数国家锁定。第二,美国现代金融不断推出新的金融资产吸纳了多数美元,所以美国金融产品越来越多,衍生金融工具越来越复杂,金融资产规模越来越大,当然房地产也吸纳了一部分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少部分也逐渐流入原材料,使得原材料开始进入上行轨道。布雷顿体系解体以前,原油一直保持在1.9美元一桶,解体以后,一路上扬,现在一度到了近150美元一桶。第三,中国出口导向政策为美国源源不断输入低价消费用品,也抑制了其国内通货膨胀。


  按照凯恩斯理论:国家大量发行货币增加投资提高社会需求能保持GDP按照一个较高比率增长,而现代金融的发展又可以创造金融资产来吸纳这些多发货币,以致短期内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让经济持续发展。难怪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凯恩斯理论很长时间成为美国“国家指导思想”,后来西方很多国家也统统采用(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又放弃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不久也采用凯恩斯理论,并且至今是越用越有效,越有效就用得越充分。


  现代金融的风险

   经济的范畴本应属于人类物质生活的范畴,但现代金融却把愈来愈多的虚拟性带入了经济,现在还很难说这对人类是福音还是灾难。

  现代金融理论主要是研究最大限度提高全球资本与资产的配置效率,而设计越来越复杂的衍生金融工具正是“承担这一使命”。美国华尔街无疑是金融衍生工具设计中心,一个个冷战结束后无用武之地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一批批毕业于常青藤大学的精英聚集在此,他们的会合给虚拟财富装上了科技的畅想翅膀,让财富飞得更远更高,以至于设计出复杂衍生工具后连设计者本人都会迷糊。安然神话的破灭并不简单是做假账就能总结,两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创立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破产也不是内部风险控制出了问题就能简单概括,最近的贝尔斯登的倒闭更不是资产缺乏流动性这样的表面答案可以解释??一个85年年年盈利,最具创新精神、最受尊重、内部风险管理被华尔街公认最好的顶级投行公司转眼间就不存在了。全世界都感到迷惑,他们自己也感到迷惑。


  现代金融中心华尔街的业务到今天越来越定量化。从交易到风险管理,越来越依靠定量模型。但是这些模型有一个共性,即它们大多都假设所有过程服从正态分布。而正态分布有个致命的缺点,即过低的估计了非正常事件的概率。人们总是认为黑天鹅事件绝少发生,事实上,它们虽然很少发生,但是发生频率远比我们想象的高,或者说,远比模型模拟的结果要高。偶然一旦发生,将起到根本性的、革命性的变化。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787日、8日、9日这3天,许多著名的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对冲基金,如高盛的Global AlphaTykhe公司,在短短几天内损失最高的达40%。高盛的首席金融师宣称,高盛经历了25倍标准方差事件。这意味着如果投资组合服从正态分布,损失超过25倍标准方差的可能性10亿年才发生一次。而美国股市的存在只有短短200多年的历史,这样的事件不但发生了,而且在连续几天内重复发生。


  经济的范畴本应属于人类物质生活的范畴,但现代金融却把愈来愈多的虚拟性带入了经济,现在还很难说这对人类是福音还是灾难。在这里,人类认识有局限而且经常自陷矛盾之中。凯恩斯理论是许多年后才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但中国今天还在继续运用它;购并对绝大部分企业资本收益率来说是下降的结论,早已被芝加哥教授论证,但今天的投资银行家为收取费用到处鼓动企业进行购并,企业也积极配合;大家公认中国资本市场现阶段更多的是投机价值,但充斥我们视野的却都是所谓的“价值投资”:政府发展基金鼓励价值投资,专家高人指导百姓要价值投资,等等。


   现代金融的出现,的确推动了各国及世界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由于人类认识局限,对它们本身存在的隐患和可能带来的危险仍然无法把握:

  一是超过实体经济需要的过多货币,因为现代金融的吸纳和转换没有马上转变为通货膨胀,甚至较长一段时间也不会出现,谁能保证更长的时间不会爆发呢?谁又能保证金融泡沫不会瞬间破灭,新创设的金融资产不会立刻消失,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爆炸式发生,使实体经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二是通过信用货币及金融资产创造的虚拟财富越来越多,财富是在某一时段甚至某一点而且还有假设成立时才是财富,这让我们很难判断个人到底有多少财富,企业究竟实现了多少利润,国民经济实际发展了多少。缺乏了较明确的判断,怎么安排个人消费?怎样确定企业的下步规划?怎样制定国家的未来经济政策?人类的未来财富图景越来越难以琢磨。


   三是各种金融创新并不能消灭,只是分散和递延金融风险,那么如何保证一个地区的风险灾难不会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区,如何保证一个地区今天的繁荣不是这个地区明天的灾难?尤其是在一个短期行为严重的地区或国家。


  四是多数金融衍生工具是建立在模型之上,把不确定经济行为放进精确的数学模型里,用历史数据推演未来,用事件发生符合“正态分布”为假设条件,本身就有局限性。设计复杂的衍生工具,历史数据要求更高,前提条件越多,风险点就越多,风险点增加又要创造更多的产品去对冲,循环往复。这令人怀疑人类是否进入了一个有毒瘾的金融财富游戏中去了呢?


  五是美元作为全世界的储备和结算货币建立在美国负责和强大基础上,谁能保证它能一直强大,谁能保证它一定对全世界负责呢?一旦不利情况发生全球将会怎样?弱势美元已开始引发全球通货膨胀,而且愈演愈烈。美国是金融最发达国家,是建立在一系列模型基础上的金融王国,但现代金融高杠杆率、高关联度、高不对称特性,使得财富虚拟程度愈高,可能毁灭也最快。


  六是我们在思考现代金融是否发展过度?是否已经异化?现代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就像金钱与人的幸福的关系,后者已无法离开前者,但金钱的魅力越来越大后,人的幸福开始异化;同样金融市场本来对实体经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金融市场愈来愈复杂后,会不会反过来成为毁灭实体经济的巨大力量?


  美元洗劫世界

   以美元主导的金融全球化带来的资本跨境流动,美国金融机构主导的各类金融创新使全球金融市场体系过度利用金融杠杆,削弱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力,为美元诱发他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洗劫他国财富创造了制度性基础。


  人类的财富从实物、黄金、纸币,再过渡到信用货币,意味着世界性金融秩序已确立,世界经济已进入全球化进程。在这种情况下,谁控制了世界货币,谁就能支配世界经济。二战之后,美国挟强大经济实力,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几乎成为唯一的世界货币,并确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金融秩序,通过对金融秩序的控制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不可否认,布雷顿体系形成及随后缔结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对战后稳定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布雷顿体系的崩溃,美元开启了国际货币泛滥的历史。


  布雷顿体系的倒塌并未动摇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元依然是全球几乎唯一的世界货币。即使在今天,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比重依然高达70%以上。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布雷顿体系崩溃后,均采取了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系,汇率钉住美元或与美元挂钩。布雷顿体系时期,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在享有国际货币利益的同时也承担了与黄金挂钩的责任,保证美元随时可以按照约定的比例兑换成黄金。而体系的崩溃,意味着美元失去了国际准公共产品的法定地位,但其世界性货币的地位并没有改变,这就使美元在享有国际货币利益的同时,却可以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人类由此进入了纯粹的信用货币时代。


  一国的货币是一个国家中央政府向全国提供的公共品。但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则不是全世界的公共品,它仅仅是由美联储发行的对别国而言属于私人品的他国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发行者,按理说,美元的发行应该充分考虑其他国家对美元的需求,受到其他国家的经济与金融状况的制约,但事实上,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美联储在美元发行和执行货币政策方面更多地只从本国利益出发,有时甚至是有意通过货币政策的变化达成转移其国内经济和金融风险、变相洗劫他国财富的目的。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就曾说过:“虽然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其错配及其造成的全球不平衡,可是‘你们的’问题。”


  美元洗劫世界,表现在几方面:一是向美国之外的美元持有者征收铸币税。铸币税是指一国因其货币为他国所持有而得到的净收益。当其他国家对美国出现贸易顺差的时候,其仅仅是用出口商品换来了一张张绿色的纸片,而美国并不需要为外国人持有的美元支付利息。美国经济学家Frankel指出:保守估计,外国人持有的美元至少占流通中美元总量的60%。照此估计,美国每年借助美元霸权向全世界征收的铸币税达到120亿美元。此外,外国中央银行和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美国支付较低的国债利率而形成的利差事实上也是铸币税的一部分。二是通过超发美元征收“通货膨胀税”,达到世界补贴美国的目的。美国政府可以不断发行货币,通过美元的不断贬值减少其对外债务。三是通过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制造他国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达到转移其国内经济问题和洗劫他国财富的目的。


  布雷顿体系崩溃后的几十年,是美元泛滥的几十年,也是美元通过不断地贬值和间歇性升值,制造其他地区货币和金融危机、转移其国内经济问题、洗劫他国财富的几十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本质上是通过向穷人借钱给富人超前消费,为美国巨大的外部赤字提供低成本融资,使国际资本持续流入美国,这就像穷兄弟们勒紧裤带借钱给首富大吃大喝一样。


   布雷顿体系崩溃后的几十年里,西方发达国家并未发生大的金融危机,这是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很完善吗?不是。而是由于美元主导了国际货币体系以及相应的国际金融秩序,美国才能通过货币政策的变化将其国内的金融危机分散和转移。


   1970年代美元对马克,1980年代对日元,本世纪初对欧元的货币贬值,是美国借助于其盟国分担其国内经济问题的例证。由于这些国家或地区是美国的盟友,与美国存在着天然的经济政治相关性,它们在美国的压迫下,通过调整国内货币政策,使本国货币相对升值,帮助美国度过了经济危机。这些调整所引发的仅仅是货币危机,也就是汇率变动,并没有深入扩散到金融市场,并进而引起经济大幅衰退。这些调整本质上是西方世界主动对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的良性修复。美元通过相对贬值,增加了出口,减少了国际贸易逆差和政府赤字,维持了对西方发达国家有力的美元霸主地位。


   19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则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洗劫新兴地区的过程,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危机转移的具体表现。研究表明,美联储短期内大幅度提高利率水平,收紧国际流动性,而美元因利率的提高,相对于这些国家货币的汇率大幅升值,是导致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如1981年,美联储将3个月国库券贴现率提高到16%,带动欧洲货币市场6个月美元贷款利率上升到17%,导致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资本外逃、债务负担急剧加重,最终引发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美联储连续6次提高贴现率,导致美元资本从墨西哥回流,最终引发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在1996年美国将贴现率维持在5%的高水平后引发的。


  而以美元主导的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大规模投机资本频繁快速跨境流动,美国金融机构主导的各类金融创新使全球金融市场体系过度利用金融杠杆,这不仅削弱了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力,更主要的是为美元诱发他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洗劫他国财富创造了制度性基础。




反思中国经济增长之路


  多年来我们一直靠出口和投资两套马车来维持中国经济连续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中国GDP已经从1978年的0.36万亿增加到1988年的1.49万亿,从1997年的11.67万亿增加到2007年的24.66万亿,依次排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位居世界第四。但是人均GDP仍然很低,从2007年数据来看,人均GDP仅为2280美元,不到美国的二十分之一,排名世界100位以后。


  先看出口。中国的外汇储备在2007年就已达到15000多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一直以来中国推行出口导向政策,积极招商引资,给出口企业无数的优惠,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承担环境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的代价,生产出在价格上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将其源源不断卖到国外换来美元。当我们的政府、媒体、人民一天天陶醉在日益增多的外汇储备美元而自豪时,殊不知这些美元只不过是美国政府无限制发行的信用货币,更没有意识到辛辛苦苦换来的美元正在因为美国过度的货币发行而高速贬值,而且这种贬值还看不到尽头。如果我们手上持有少量的美元,那么我们很容易抛售美元,规避贬值风险。但是当我们手上持有15000亿美元以致今日1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时,我们就只能服服帖帖就范。我们卖美元就会把美元的汇率打得更低,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乖乖地承担了为美元“护盘”的角色。我们从亚洲金融危机中错误地认为,抵御未来的国际金融风险就要多多保有外汇储备美元,这背后实际上是重商主义在作祟。


  再看投资。中国的内需一直不足,因为老百姓的住房、教育、医疗的问题政府难以解决于是推行市场化,所以老百姓除了温饱问题解决后大多把钱存入银行以备解决上述三大问题。内需不足经济很难快速持续发展。为刺激经济发展,中国政府主要采取了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传统的财政政策主张收支平衡,最好略有节余,而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是赤字财政政策,国家借债进行投资,以此带动个人增加消费;另一方面,凯恩斯货币政策就是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用适度的通货膨胀刺激投资和个人消费;上述两项政策都可促进经济发展。同美国当年一样,政府投资非常有效带动消费增加,GDP增长效果立竿见影。但问题是若干年以后,事实会证明,用凯恩斯理论实施的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出现的不是经济增长,而是通货膨胀。上世纪70年代的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否定了凯恩斯理论,认为其宏观政策没有任何有益的效用,证明通过发行货币国家投资早期带来的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并不会增加利润,也不会刺激经济,而只会引起物价上涨。


  从金融领域看中国发展战略


  我国正步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面对美元洗劫世界,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该当如何应对呢?“全球化犹如一股汹涌的波涛,它既可以吞没一些国家,也可以将另一些国家向前推进。”(斯蒂格利茨语)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出现,世界货币体系多极化将不可避免。美元近年来的走势已经呈现出疲软态势。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欧元近年来持续走强,对美元汇率不断攀升。2000-2007年底,欧元兑美元升值约80%,从1欧元兑换0.82美元左右升值到11.47左右,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欧元所占有的份额也大幅上升到超过25%。去年,在美国本土爆发的次贷危机刺激美元进一步走弱。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也许预示着美元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的逐渐消亡,而多极化货币将逐渐成为世界货币的主角。


  在这个变动的过程中,我们应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掌握好恰当的改革顺序。首先是大力改善国内的金融生态环境,推进国内金融机构改革,加强金融监管,逐步实现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金融一定要向民间开放,这是提高中国金融未来国际竞争力的必经之路,而且早开比晚开好);其次是加强汇率改革,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第三,在时机成熟后,全面开放资本账户,使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成为世界性货币之一。


  在人民币成为世界性货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仿效欧盟,首先在大中华区(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形成确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经济一体化,并逐渐扩散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最终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地区确立货币的一体化,使人民币不仅可以自由兑换,而且成为世界性货币的一极。


  这个过程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区域性经济体的出现,加上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将严重冲击已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可能会使全球经济一体化出现暂时的倒退。为此,我们应加快经济的转型,努力扩大内需,减少外贸依存度,减少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我们有必要思考我国金融发展的模式问题:为什么德国金融体系不以资本市场为主也能成为世界强国?那我们为什么非要走英美之路呢?另外,由于历史数据缺乏且不准确,从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内,我国金融并不具备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的能力。


  最后,我们不要过于迷信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中国金融业的未来由于没有人真正对金融企业负责最终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对当前的表面繁荣要有清醒认识:金融业的巨额市值、规模和利润更多的是国家高度垄断的产物,是股市贪婪的推动,是金融从业人员,尤其是高官高薪获得和维持的产物,是透支未来收益递延当下风险的结果,本身是不可靠的,更不可能持续的。而金融业的暴利和高薪(2007年平安保险董事长年薪6600万,浦东发展银行员工平均年薪36万,而同期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年薪2万多元)进一步诱发全社会人财物向金融业倾斜:高考高分报考金融专业,理工科高材生毕业改行搞金融,全民致富靠股票,企业发展靠资本运作,每个城市都想建金融中心(最近深圳市给金融企业高官的子女高考加分引起社会强烈反对而被叫停)……这些现象对个人、个别企业城市是无可厚非,但站在国家角度,这是严重的资源配置失衡!政府应认真对待全国金融热问题。


  跳出金融领域看中国发展战略


  历史显示:不同国别经济发展的差异与其制度创新相一致,无论穷或富,其经济改变与政治改变基本吻合。英国在现代早期的崛起,缘于其“光荣革命”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改革,后来美国和日本的强大,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成功的经验无一不证明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和国富民强的根本作用。首先,产权改革一定要加快深化。我们不要被眼前国企的表面繁荣蒙住了眼睛,它们的强大不是靠市场的力量,完全是靠绝对垄断,改革到今天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权责利和优胜劣汰机制与过去并没有实质变化,所以,它们注定没有真正的市场竞争力。其次,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在去年24.66万亿元的GDP总量中,有11万多亿元控制在政府手中,占GDP总量的44%-45%。而在“文革”发生后的计划经济时代里,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多都在三分之一以下。这些数字说明,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正在急剧增强,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还强大。这是异常的、危险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在任何经济体制中,真正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均是由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所推动的。第三,中国经济已陷入一个新的瓶颈,急需政治体制改革给与突破!


  “教育乃立国之本。”所以,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大计,也是引导中国经济走向强盛的重要途径和长期任务。日本的经验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在当今世界上,谁能给予科技人员最好的发明创造空间和政策,谁能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国家综合国力,谁就会成为当今世界的强者。全球都进入了工业、信息网络、生物基因和纳米技术等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同时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来越快。在这个科技发展的大潮中,富裕与贫困、落后的差距在加剧,中国最终只有通过全面的科技进步拼搏向前以迎接时代的发展和挑战,并逐渐地融合在全球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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