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走穴2小时报酬22万 出场费三年涨10倍

大礼堂的入口处，身着米白色西装的郎咸平(微博


举手在空中划过一道姿势，三步就跨上了专为他搭建的临时舞台。坐在巴洛克宫廷式沙发上，他不断挥动“大锤”，砸向那些“那么近又如此远”的宏大经济命题。

2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多次听过郎咸平演讲的人感觉，这场堪称国内最贵的经济学演讲内容似曾相识。台下观众不知道的是，主办方花费了22万元来为郎先生的口若悬河买单。

而在Ideas&RePEc昨天发布的5月经济学家排行榜上，郎咸平仅列华人第十位。该机构总部位于瑞典，拥有全球最庞大经济学研究机构和科研工作者样本数据库。

圈内素有“狂名”、此次问鼎华人榜首的邹恒甫(微博)因此隔空开炮：他曾经很有学术影响力，这10年原地踏步，不进则退。

记者接触到的一份经济学家“走穴”报价单上，2009年报价1.5万的某当红女财经评论员出场费今年跳升至15万，谢国忠、宋鸿兵等财经人每场报价也都在10万元以上。

谁在走穴中赚翻

“专家消费”产业链漫长

20多万元也不是给郎咸平一个人的，而是通过中间人周转，层层累加到最后的打包价。

连续两年和郎咸平的助理砍过价的顾大晖对记者分析。上个月，他供职的一家电子商贸交易平台在上海举办一年一度的行业颁奖典礼，做客演讲的郎咸平一次性领走薪酬超过20万元。

给高校的价格稍微低一点，如果和经纪人直接谈，报价是15万元，但不再有杀价空间了，而且得按照他的时间表，演讲2小时还必须安排十分钟休息。

曾试图邀请郎咸平出席活动的某高校海外教育学院市场部许小姐透露，这样的“友情价”，一方面是剥离了支付给中间人的成本，另一方面超过20万元的定价确实超过了一般企事业单位的承受范围。

20多万元一场的价格只有协会、组织才能消费得起，它们可以在会员单位找赞助商，或者每个会员平摊费用。

许小姐最终因为报价过高和专家档期问题作罢。

这种说法也得到顾大晖的认同，他们的活动是由几大业内商会、协会联办。

虽然这笔钱是算公司的支出，但活动当天我们收回的招贴、杂志、视听等广告费就有200多万， 20万元等于是投资。

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郎咸平目前合作的经纪团队是他在中欧商学院结识的人脉资源，经纪公司包揽了他的各种会议、论坛接洽和行程安排，所以也在其“出场费”中分一杯羹。

赞助商、经纪人、专家……在这个“三角”关系里，也被一批文化传播公司嗅出商机。“要搞一个经济论坛简单得很，设计一个比较高端的主题，找一些比较热门的话题，拉几个比较靠谱的组织单位和主办方、邀请一群比较有身份的听众，然后搞定比较出名的酒店场地。”深谙此道的“论坛承包商”李先生对记者笑言。

所有费用都由我们来出，关键环节是忽悠赞助商投钱，他投50万，你花20万，就有差价利润了。

在他看来，之所以必须邀请有公众号召力的经济学家到场，既为了给赞助商的打包方案好看，也为了吸引媒体报道。

出场费怎么涨才算够

逢年必涨最多三年涨10倍

经济学家越是有“市场”，他“哺育”的利益链条就越漫长，而价格向上传导，相对附加费用也就越冗杂。仍以近几年最贵的经济学家郎咸平为例，据记者了解，他在2009年的出场费只有10-11万，现在平均价格翻了一番。

不止郎咸平，记者对比发现，涨势最凶猛的当属某当红女财经评论员。2009年，她的出场费只有1-1.5万元，而随着近几年出镜率频繁和抛出观点的夺人眼球，她去年的出场费已经飙增到了10万元，今年的出场费更是节节攀升到了15万之多。

玫瑰石投资顾问董事、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也一直是各大论坛、商业活动的宠儿。记者粗略统计发现，在过去一年中，光媒体公开报道的有他发言的大小活动就有十多个。即使是按2009年10万元/场的报价算，这笔收入也在百万元。

而宋鸿兵则因《货币战争》一书中奇巧的逻辑和瑰丽的文采一夜走红。再版、续篇连连不仅让他在去年以380万元年度版税收入登上作家富豪榜第12位，也让本在坊间无甚盛名的他成为公众追捧的对象，出场费也因此跻身“一流”之列。

据记者从一家专业财经公关策划公司拿到的一份“报价清单”上看，去年开价比较“亲和”的还是一些国内高校或政府相关机构的经济学家。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统计局相关专家出场费在4-5万元左右，“超级名校”经济学院院长级别专家出场费一般也在5万元左右，而普通名校或科研机构研究员亮一次相，价格不超过5万元。

其实在2006年前，国内经济学家的出场费几乎都在万元以下，3000-5000元就能请到比较主流的经济学家，但这两年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刚被2006、2007年的大牛市‘染红’，又碰上让企业家、公众都比较迷茫的金融危机，这波行情才真正发力，五六年间暴涨十倍是常态。

从事经纪业务已有多年的李先生对记者解释道。

高身价是如何炼成的

有专家微博营销狂刷“活粉”

喜忧迭错的全球资讯、纠结迷惘的公众心态，成了孵化天价经济学家的天然温室。记者注意到，经济学家的出场费多少自然与其知名度大小形成正比，虽然许多专家的名望与其抛出的观点和学术江湖地位“匹配，却也存在不少令人唏嘘的 ”纯炒作行为。

记者在一位韩姓经济学家的微博上看到，虽然他有多达近400万粉丝，其中大多数被疑露出虚假粉丝的痕迹。

从经验上判断，至少一多半是刷出来的。据一位长期跟踪关注他的媒体人介绍，他曾对这些粉丝进行过抽样质量鉴定“，发现相当多是有头像、有粉丝、每天定时更新微博的升级版 ”僵尸粉。

2010年8月中旬，这位经济学家粉丝群突然神秘暴增。按照当时微博给出的数据，他一天的新增粉丝数在35000个以上，这让他一举登上了当天的微博榜单。

那时我就注意他了，就算按一天24小时计算，每分钟至少他要增加粉丝26个人，但我蹲点了半小时，居然一个粉丝也没增加。

这位媒体人的较真还体现在横向对比上。

微博粉丝骤增，要么就是成为某个重大事件的核心人物，要么就是知名度极高。让他费解的是，这位经济学家的粉丝数比拥有庞大读者群的宋鸿兵还要高出好几倍。记者注意到，一般稍有知名度的普通经济学家粉丝数也在10万以内。

现在有很多以网络公关公司名义注册的公司，借刷粉丝来做名人包装和微博营销，签约的方式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半年、年度一签，期间每一条微博它都会转发评论，还有一种是单天某一条微博的转发，炮制所谓公众事件。资深IT人士如是解释。

另一位财经主持人微博上，看似拥有了560万粉丝，记者点击查看后却注意到，近50页粉丝名单中，竟有40页以上都是粉丝数不超过10个的标准版僵尸粉。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一位陈姓经济学家的微博上，泱泱近500万粉丝中，真实粉丝寥寥无几。

巨额收入交不交税

目前暂无专项监管体系

据业内人士估算，“身价之王”的郎咸平每年的“走穴”收入可能数千万，而以年度计算，其他一流经济学家的出场费同样不菲。那么，这些巨额收入是否依法交税呢？

理论上经济学家的出场费是要按照个人劳务所得交税的，是由支付单位来代扣代缴，谁请来专家也就是由谁来付，如果支付单位没有履行交税义务，就要由经济学家自付、自行申报。

上海财经大学税收系主任、中国税务学会理事胡怡建对记者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税务教研组组长汪蔚青则补充道：按超额累进税率计算，每次劳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低于2万的，税率为20%，2万-5万部分税率30%，5万以上部分40%。

尽管税法上的规定非常清晰，实际管理中却缺少力度。值得一提的是，国税总局2010年5月和2011年4月曾连发文件，要求对高收入人群严格征管缴税，其中就包括经济学家。

一位税务资深人士更对记者坦言，目前经济学家真正依法交税的很少，而税务如果真想查经济学家的“账”其实并不困难，但是，由于一般税务局查税都是先有人举报，而在经济学家讲课过程中实际上是没有利益受害者的，所以一般不会有人举报。“他对记者强调，”出场费不交税的经济学家其实已经构成逃税，而不仅仅是合理避税的行为。

还有多少“副业”要忙

兼职独董为利益集团代言

除了有令人艳羡的出场费扩入囊中，不少经济学家还在开辟更多牟利空间。近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身兼独董职务。记者综合财报信息，约有近50位经济学家在60余家上市公司担任独董职务。其中，一名经济学家担任3-5家公司独董的现象更是不罕见。

记者收集到的数据反映，有不少经济学家虽每年在至少一家上市公司领取好几万元独董津贴，公司召开的董事会中却有相当比例的缺席，多数是以通讯方式参加或者委托参加。

但独董制度推行8年间，被交易所谴责或被监管机构立案稽查的公司中95%以上独董没有提出异议的现状却应该令这些经济学家感到汗颜和尴尬。

戈壁合伙人有限公司副总裁许毅对记者分析认为，作为独董的经济学家不给力主要还是制度本身决定的。

和国外不同，国内公司其实不在乎独董能为经营带来多少帮助，学院派加入的意义是可以摆脱‘暗箱操作’和‘一言堂’的负面印象。

而在国外，一般企业都会聘请业内较有资源、懂行的人作为独董，希望可以对实际经营有所助益。许毅坦言，国内面子工程式的独董制度其实还含有一个更坏的逻辑：就是会误导投资者，因为这些名人本身附加了公众的信任，对财务造假会形成蒙蔽。

在他看来，独董制度本身应该是对对董事会给出的信息提出意见、判断和决策，但由于整个董事会也大多流于形式。

中国上市企业在经营中拍板的还是主要控制人，比如董事长和总经理，而独董的尽职首先要看董事会上探讨了些什么，另外要看独董自己有没有专业经营的知识，现在许多经济学家是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和实际经营有差距。

此外，经济学家经常扎堆的职位还有企业顾问。记者从一位经常鼓吹“油价没有涨到位”、“中国油价仍然偏低”等言论的能源专家履历中看到，他正是“两桶油”的御用顾问团成员。

“主业”交出怎样成绩单

不乏雷语学术成果稀缺

据记者了解，Ideas&RePEc圈内公认是比较权威的统计，而它统计的依据是在RePEc (ResearchPapersin Economics经济学研究论丛)上注册的经济学家所发表的学术论文、著作及期刊数量及其学术著作等被引用、下载及浏览的次数等36项指标的调和均值。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份榜单中，华人经济学家最好的成绩也只有146名，集体无缘百强难以逃脱学术成果凋零的质疑。

而在中国这个“主战场”上，尽管有一些真材实料的学者，但唇枪舌剑的经济学家中也不乏滥竽充数或“意在沛公”之人。仍以上述提及的韩姓经济学家为例，他就曾力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效果”，摆出激情“教主”架势，每每以自己煽情的经济预测带领“信徒”误入沙漠。

这位韩老师对形势的预测就与事实惊人地诡异反向：2007年8月到11月间，他曾号称5000点比1000点更健康，鼓吹中国股市牛市进程势不可挡，此间股指从最高点6124跌至5800点；2008年8月29日他又发博文称将跌至1000，事实证明前一日的1664点成历史大底；2009年3月他又强调金融危机第二波来临，当天却开始了2000点到3478点的强势行情；2010年7月5日博文再称市场将探1664点，7月2日的2319却最终被证实为近两年最底。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位经济学家近年来也混迹于各种资本论坛和研讨会大赚“走穴”外快。

此前还曾有细心网友将国内十七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集结成册，冠名《中国机构及学家骇人语录大全》。据媒体核实，诸如“房价涨得快是好事”、“腐败是改革的成本”、“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等30条雷人雷语、奇谈怪论并非杜撰，而是见诸于公开报道。

这些雷语中的逻辑令人匪夷所思，还包括“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所以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等等。

被误读的公知

大约2000多年前，一个雅典人日日坐在广场的础石上，和市民讨论着与肉体生存无关的各种命题。谁也不知道，这个身材矮小笨拙的人怎会有如此旺盛的精力。他当然就是苏格拉底，一个哲学先知，一个许多知识分子心存敬畏的人。但事实上，他的任何学说都无法与其知识、良心、批判的热忱和行动的渴望竞相争辉。于是后来他又被奉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鼻祖。

现代国人的求知欲似乎也为经济学家们营造了高谈阔论的环境。尤其金融危机席卷后，一些热衷于穿梭在镁光灯下的经济学家迅速脱掉了清贫的外衣，走出象牙塔，醉心于构筑知识的神坛。似乎从市场化角度看，这也是无可厚非之事。知识正如其它资源品一样待价而沽。而能够追逐这种“公知”形象的经济学家大多已用几十年的冷板凳支付了高昂的投资成本。

但他们之中有些人的造富速度却堪比娱乐圈。

编织哗众取宠的陈词滥调，跨界般对各种话题评头论足，随后在各种大小论坛上登堂入室——成了一套可以效仿的炒作流程。经济学家不应该忘却的是，和娱乐人相比，他们天然的严肃身份却决定了即使是在自己构筑的

神坛“上煽情般募集”信众的行为，也会为人所不耻。因为在公共平台上，他们的言说随时可能左右思想的进程，从这个角度看，经济讲坛要比娱乐圈更难宽容滥竽充数。

不可否认，这是需要“公知”的时代。但“公知”在忙于披上隐身衣、摆弄水晶球扮演预言家之前，请别忘记责任和良知才是最基本的

公知精神。而苏格拉底临死前的一则故事或许可供躬身自省。那时刑期已近，有一日，死囚苏格拉底听到隔壁牢房有个新来的犯人哼唱一首从未听过的新歌。他急忙请求唱歌的狱友教他唱这首歌。

您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被处决了吗？

我当然知道。

那您为什么还要学新歌呢？

这样我死时就多会一首歌。

愿那些真才实学的“公知”们也能沿着先贤的足迹，还能拥有学唱一首“新歌”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