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家三兄弟谁最先拿枪参加武装斗争？非毛泽东

　导读：农历9月初，周文楠接到毛泽覃写给她的一封家信，从落款的时间看，写信那天正是泽覃的生日。他在信中告诉爱妻，部队打散了，他与大家失去了联系，不得已卖掉了妻子给他买的一件绸衣服。他还问，小孩生下来没有？周文楠含着泪拿出泽覃的家信给二哥毛泽民看。可以说，在毛家三兄弟中，毛泽覃是拿起枪走向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人。

毛泽东和母亲及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资料图）　

　　本文摘自《革命与爱》，作者：耘山 周燕，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白色恐怖中，三兄弟在武汉都府堤的一次短暂相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举起屠刀，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大肆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4月15日，国民党右派又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华大地。　

　　5月初，毛泽民奉党中央之命，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武汉，继续负责党的出版发行工作。这一天，他身穿白色西装，脚踏咖啡色皮鞋，从十六铺码头登上了开往武昌的客轮。起锚的汽笛拉响了，严重超员的客轮一片嘈杂。毛泽民手捧一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坐在卧舱里旁若无人地阅读着，却不时用眼睛余光扫视着周围的动静。　

　　这时，一对年轻人走进卧舱。毛泽民心中一惊：“这不是小弟润菊和弟妹周文楠吗？”　

　　毛泽覃夫妇此时也看到了泽民二哥，高兴得差点叫出声来。　

　　经过几年地下工作磨炼的毛泽民，比激情似火的毛泽覃夫妇显得更加老练。他不动声色地抬起头来，用询问的眼光看着对方，装做很随意地与坐在对面的两位年轻人攀谈起来。毛泽民自称姓方，毛泽覃则称姓周。他们又问对方在哪里下船？又互认对方是自己的湖南“同乡”后，才天南地北地交谈起来。　

　　原来1925年秋天，毛泽东和毛泽民相继“逃往”广州后，小弟毛泽覃也从湖南衡阳地区来到广州，先后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中共广东区委、广东省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毛泽覃奉党的指示，前往武汉国民革命军工作。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没有走陆路，而是从广州绕道上海，然后前往武汉。　

　　对于弟妹周文楠，毛泽民也很熟悉。周文楠出生在长沙一个开明的官宦家庭。父亲周模彬曾任知县、知州，在长沙有一定的社会声望。母亲周陈轩是一位知书达理、心地善良的妇女。他们在长沙小吴门松桂园一号的家曾是我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毛泽东、郭亮、夏明翰等湖南早期共产党员经常在周家开会，研究工作。周文楠小小年纪，也参加了中共党组织领导的秘密活动，还和母亲一起帮助党组织收藏、保管和传递机密文件。革命和爱情像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年轻的周文楠，她追随毛泽覃来到大革命的中心广州，不久，与毛泽覃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小家庭。眼下，她只有17岁，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江轮从上海到武汉，逆水而行，需要四五天时间。一路上，随处可以听到枪炮声，轮船只要一靠码头，就要停很长时间不能开航，好不容易才抵达汉口码头。据周文楠后来回忆：“船走了5天才到武汉，哥俩儿上岸去找毛泽东，我在码头上看行李，后来，他们带我到天伦里的一家旅馆找到主席，还有蔡和森、杨开慧也在……我们在天伦里住了两天，就到都府堤去了。”　

　　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两个弟弟，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广州，此时毛泽东正为他们的安全担心。看到他们容光焕发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毛泽东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他高兴地连声说：“你们回来了就好了！回来了就好啊！”

　那时，毛泽东一家人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毛泽东把弟弟、弟妹都留在家里。大嫂杨开慧更是热情地招待他们。岸英、岸青两个小家伙一下子抱住二叔，一定要让他讲故事。让兄弟们特别高兴的是，一个月前，大嫂又生了一个男宝宝，取名毛岸龙。看着周文楠也已身怀六甲，毛家又要增添“新丁”，全家人自然喜不自禁。　

　　重逢的喜悦未散，毛泽民和毛泽覃兄弟不等打开行装，就围着大哥坐下来，迫切想听听大哥对眼下时局的分析。　
　　多日的疲劳，使毛泽东的双眼布满了血丝，但他心中却燃烧着火一样的激情。他兴奋地告诉弟弟们，年初，他曾到湖南农村进行了30多天的考察，他最先去了湘潭县城、银田寺和韶山一带。听说大哥又回到家乡，两个弟弟都瞪圆眼睛，目不转睛地听他讲家乡的情形。　
　　毛泽东说，韶山的情况与他和泽民1925年秋天离开时已经大不一样，韶山已经成了农民的天下！祠堂、庙宇做了农民协会的会部，农民协会不仅组织农民斗争土豪劣绅，还组织农民修塘、修坝、禁烟禁赌、办农民夜校。他特意告诉毛泽民，我们家的四嫂王淑兰可是不简单，她参加了共产党，还是韶山特区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她率领妇女游行，组织妇女开会，上台演讲，动员妇女剪头发、放小脚，还率领妇女冲进毛氏震公宗祠，办饭，坐上席。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他去唐家(土乇)，见到两位舅父和几位表兄的情景。　
　　毛泽东还告诉弟弟们：“国民革命需要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在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时，毛泽东高瞻远瞩，从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中，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和曙光。他的一席话更坚定了兄弟们革命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毛泽民在都府堤没有久留，当天就去党中央报到，就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毛泽覃也很快去汉口国民革命军工作。周文楠有孕在身，行动不便，杨开慧把她留在家里住。　
　　这时的武汉还是国民党左派的天下。毛泽民领导的上海长江书店虽然被迫停业，汉口长江书店仍然存在。党的出版发行工作照常运转，又出版了许多新的革命书刊。《向导》《中国青年》与当地的《楚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等组成强有力的舆论宣传阵地。　
　　《汉口民国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际却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董必武任社长，沈雁冰担任总主笔，即总编辑。编辑部里几乎都是共产党员。董必武是中共元老，在国共双方都很有影响力，自然兼职很多，工作十分繁忙。他把报纸的印刷、发行和报馆的全部行政事务，都托付给总经理毛泽民。在毛泽民和总主笔沈雁冰及报社全体同仁的努力下，报纸的发行量很快从每日4000份陡增到1万余份。　
　　进入5月中旬，湖南、湖北的政治形势风云突变，险象环生。先是5月17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马日事变加速了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走向反动。在武汉的共产党人不得不做最坏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毛家三兄弟同样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对两个弟弟说：“和平的日子不多了，我们三兄弟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了。”　
　　据周文楠后来回忆：“当时，蔡和森经常来都府堤，毛泽民和杨开慧的堂弟杨开明有时也来。主席和他们谈话商量事情时，表情非常凝重。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们很少从前门进。那段时间，主席不常在家，有时晚上也不回来。杨开慧有时帮助主席抄写东西，也经常化装外出。岸英三兄弟就由孙嫂照顾。泽覃有时也回来看看。端午节那天，全家人还一起吃过粽子。不久，泽覃就随叶挺的铁军出发了。”　
　　为应付突然事变，7月8日，毛泽民清理了手头的工作，待总主笔沈雁冰写完了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后，便一同辞掉《汉口民国日报》的工作，转入“地下”。　
　　毛泽东整日为党和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奔走，无暇顾及家小，他把转移家眷回长沙的事托付给毛泽民安排。　
　　这时，武汉三镇已经兵荒马乱，火车不好坐，反动军队沿途检查得很厉害。毛泽民关心地对周文楠说：“你准备一下，最好快点走，泽覃不在，走时我来送你。”　
　　周文楠不慌不忙地说：“我有办法！”她找到一位在武汉国民政府中当文书的亲戚，请他帮忙开了一张通行证。这位挺着大肚子即将临盆的周文楠，撤退时，不仅掩护着两位同志去长沙，还为毛泽民带了一件行李，里面藏着一些重要文件和一把小手枪。　
　　随后，毛泽民又安排大嫂杨开慧和3个孩子回到湖南板仓乡下。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正式作出“分共”的决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　
　　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湘鄂粤赣秋收暴动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在中央主持工作的瞿秋白，曾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坚决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他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8月12日，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长沙，领导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为了组织起义队伍，毛泽东曾不辞辛苦奔走在安源矿工与平江、浏阳、醴陵一带的农民自卫军之间。在各地党组织的帮助下，经过发动、组织，毛泽东将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和安源的工人纠察队等，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5000余人，并制定了在湘赣边界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　
　　毛泽民也跟随毛泽东一起回到长沙，参加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负责军运和管理军需。他曾秘密潜回韶山，为起义部队筹措军饷。在赶往起义队伍途中，他不幸遭遇地方团防和反动武装逮捕，虽然机智地逃脱，却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失去了联系。为了追赶起义部队，毛泽民迅即组织了几个农民赤卫队员。他本人化装成商人，赤卫队员化装成轿夫和随从，昼夜兼程。可路过湘赣边界时，他们又被地主民团截住。民团见他们身带武器，说是有“赤匪”之嫌。毛泽民理直气壮地训斥说：“我是做生意的商人，外边兵荒马乱，我带了几个人，有几支枪，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民团虽未发现可疑之处，却不让他们继续前进。毛泽民只得返回长沙。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各团按照事先预定的部署，分别攻取平江、萍乡、醴陵、浏阳后，一齐向长沙推进，准备最后夺取长沙。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工农武装，在强敌的重兵包围之下，各路起义部队的军事行动均遭受严重挫折。在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毅然决定，放弃原定攻取长沙的计划，迅速脱离容易遭受国民党军围攻的平江、浏阳地区，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点。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秋收起义的部队经过著名的文家市会合、三湾改编和古城会议，于10月27日到达井冈山茨坪，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　
　　回到长沙的毛泽民，被中共湖南省委任命为省委交通处处长。在以后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他辗转于长沙、武汉和湘赣之间。弟媳周文楠在长沙小吴门松桂园1号的家，就成了毛泽民在长沙落脚的重要去处。　
　　周文楠回到长沙不久，她的儿子毛楚雄就降生了。农历9月初，周文楠接到毛泽覃写给她的一封家信，从落款的时间看，写信那天正是泽覃的生日。他在信中告诉爱妻，部队打散了，他与大家失去了联系，不得已卖掉了妻子给他买的一件绸衣服。他还问，小孩生下来没有？周文楠含着泪拿出泽覃的家信给二哥毛泽民看。　
　　可以说，在毛家三兄弟中，毛泽覃是拿起枪走向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人。8月1日凌晨，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以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我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武装2万多人，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军经过4小时的血战，终于在拂晓前全歼南昌城内的守敌，一举占领南昌城。毛泽覃随铁军英勇作战，所向披靡，在烈火和热血中经受了历练。南昌起义后，毛泽覃随铁军一路转战。部队打到广东后，遇到反动军队的凶猛截击，经历数次激战，起义军寡不敌众，最后兵败潮(安)汕(头)……　
　　辗转上海、天津，印刷厂老板的地下“生意经”(缩写)　
　　1927年11月初，党中央紧急调毛泽民回上海，恢复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在黑暗之中勇敢探索的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渴望阅读到为其指引光明前途的革命图书。毛泽民重返上海不久，便创办了无产阶级书店，先后印刷发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大战斗争与共产党员的任务》《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全国总工会政治工作》《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理论与实际》《广州公社》《中国苏维埃文集》《党内斗争》和《支部工作》等24种革命书刊。后来，他又创办了华兴书局和浦江书店，在读者中颇有影响的启阳书店和春阳书店，都是华兴书局的化名。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兄弟之间很难互传家书。毛泽民就利用负责发行出版工作的有利条件，在手下排印、发行的报刊上，仔细寻找红军和毛泽东的消息。身在红色苏区的毛泽东也从党中央的刊物上看到毛泽民工作中的成绩。一份份革命的书刊，不仅传播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也联结着毛家兄弟的亲情，传递着兄弟间彼此的思念和鼓励。　
　　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党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将党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及工作人员，全部安全转移，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毛泽民领导的中央出版发行部和地下印刷厂也进行了紧急秘密转移。　
　　7月下旬，毛泽民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在踏上闽西红色土地的那一刻，一种游子回家的美好感觉在他心中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