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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四次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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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多以毛泽东的三次婚姻而谈,其实,毛泽东经历过四次婚姻,他的初次婚姻只不过时父母之名强加给他的包办婚姻,他自己不承认而已。
    石三伢子开始上学的那年,二弟已5岁,三弟还没有出生,母亲照样能下田劳动。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还是农家子弟改变社会地位的一条途径。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梦想,让无数学子热血沸腾。但是,1905年,家里、家外出的两个事情,影响了石三伢子的命运。
    一件事是,清朝政府推行“新政”,废除了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科举一废,断了成千上万读书人考取功名的路,读书不能直接做官了。在讲究实际的一些农人们看来,读书没有用了。另一件事是,这一年,三弟毛泽覃出生。母亲哺育幼儿,暂时不能下田劳动。家里缺少劳力,22亩田单靠父亲和长工忙不过来,再说,家中还有其他生意需要帮手。既然读书无用,不如回家种地、做生意来得实在。
    这样,1907年,13岁的石三伢子下了学。他成了一个专职的农民,整天在地里帮着长工干活。回到家里,喂猪喂牛,清除猪圈和牛栏里的粪便,堆起来作为田地的肥料。此外,还种菜、种树和养鱼。他小小年纪,白天已能做一个全劳力的活儿,晚上则替做米商的父亲记账。有时,他也为父亲在生意方面打打下手,比如赶赶猪,要要账等。从劳动中,石三伢子深深体会到了耕耘的艰苦和收获的快乐,也明白了“脏”与“净”的辩证法:农民们看起来很脏,但思想上最干净;瞧不起农民、认为农民脏的“干净”人,实际上最脏。
    转眼,毛家的长子成了14岁的棒小伙子。他高高个儿,细长的身体尽管还不那么粗壮,但全身是劲。他嘴边长出了毛茸茸的胡子。青春期已经到来。
    儿子大了,到了该成家的年龄。毛顺生、文七妹夫妇开始为毛泽东的终身大事张罗。他们希望长子能成个家,并认为这是做父母的责任。他们按照当时通常的做法,想娶一个年龄大、会过日子的女子做儿媳,让她管住这个倔强得好像不懂事的孩子。此外,二儿子和三儿子都还小,毛家确实缺少劳动力。
    毛顺生、文七妹替儿子定了一个比他大四岁零两个月的姑娘,并不管儿子是否满意,就把她娶进了家门。这一年是1908年。
    新娘姓罗,韶山冲附近杨林村人。据《韶山毛氏四修族谱》齿录卷十五记载,她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二十六日(农历),乳名叫“秀妹子”。由于她在三姐妹中最大,所以父母叫她“一秀”或“大秀”。大秀的父亲罗合楼是个通文墨、有田产、生活殷实的农民,与毛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这门婚姻与传统农家的许多婚姻一样,是“亲上加亲”。大秀的祖母毛氏与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是堂兄妹,大秀的父亲与毛泽东的父亲是表兄弟,且有生意往来。两家关系密切,彼此信得过。而且,毛家有子无女,罗家有女无子(5子2女夭折),正好互补。
    未满19岁的大秀嫁到毛家时,正当人生的好年龄,丰满的身材透着青春的气息。她受过良好的家教,生性温顺善良,勤劳俭朴,又是操持家务的好手,公婆都喜欢。
    不幸的是,毛泽东对这位元配夫人并不感兴趣。不知是因为从父母的不幸婚姻中受到了刺激,还是脑子中早就勾划好了理想伴侣的形象,或者压根儿看着这个大姐姐不顺眼,毛泽东对父母强迫他接受这桩婚姻,心理上非常反感.
   毛泽东结了婚,成了一个"小"丈夫。他闷闷不乐。在举行婚礼时,他衣着整齐,与从花轿上下来的新娘一起,在唢呐声中拜了天地和列祖列宗的神位,拜了父母,并规规矩矩地向舅舅等来宾磕头致谢。但晚上“圆房”时,他出乎意料地什么也没有做。
    也许,一个乳臭未干的大孩子,在小伙伴们的哄笑中,红着脸,可怜巴巴地与成熟丰满的新娘子站在一起,像木偶一样履行结婚仪式的场景,成了毛泽东痛苦的回忆。
    28年后,毛泽东在谈到这段婚姻时说,“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我从来没有和罗氏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他还说,从来没有碰过她一个指头。
    1907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白天参加农业劳动,晚上看书。1909年秋至1910年夏,复学到韶山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读书,但基本上在家住宿。在结婚近两年的时间里,大秀与毛泽东同居一个屋檐下,但没有怀过一个孩子。
    看来,毛泽东确实对这桩婚姻进行了坚决的消极抵抗,尽管有时候他也有青春的冲动。
    不从父母之命完婚,是不孝的行为,无论在家庭里还是在社会上都会有压力。这个14岁的大孩子还没有力量战胜他的父母和强大的习俗,但他坚定地战胜了自己。
    不喜欢的女人,就不接受,连碰都不碰。这与他单腿向父亲下跪是一脉相承的。从中我们能感受到少年毛泽东鲜明的个性。
    他不愿盲从,也不顺从。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好生活。尽管此时,他被笼罩在上屋场祖居的屋檐下,无法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在压力之下,面对父亲和家庭已经安排好的“命运”,他还是没有选择放弃自己的独立和主见。只不过,他的翅膀还不够硬,没有办法冲破上屋场的屋顶。4年前,他在山里跑了三天都找不着北。现在他还得依赖家庭,即使造反也不敢太过火。
    毛泽东在家住着,他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但过着“出家人”的生活。他守着新娘子,却当起了光棍汉。
    这一次,毛泽东没有离家出走,但他拒绝了这个“家”的安排,他一直没有走进这个小“家”。
    对毛家而言,这似乎预示着,毛家的这个长子开始了拒绝旧家庭的时代。
    他不想按照父辈的样子生活下去了。
    这年秋,毛泽东走出了上屋场。后来,他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找到了他的爱情、婚姻和幸福。
    而“屋里的”那位,坚守她的操守,照旧下田劳动,操持家务,帮婆婆照顾小叔子,减轻了公婆许多负担。她深得毛顺生夫妇喜欢,与两个小叔子、一个小姑子和后来过门的二弟媳王淑兰也相处融洽。
    不幸的是,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初二日,大秀因患痢疾突然去世,时年20岁。
    大秀的死,对毛家是个打击。年轻轻的儿媳死了,他们感到痛惜,同时也哀叹家庭的多灾多难。他们精心营造的这个家突然少了一根支柱,所有的负担重新落到老两口身上。16岁的儿子成了鳏夫,让他成家立业、传续香火,再度成为毛顺生夫妇的心事。
    毛泽东虽然不爱大秀,但她毕竟是他们家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死了,他从内心里感到悲凉和感伤。他也是多么的无奈和痛苦啊!
    夫妻两人,一样苦,却是两样情!
    大秀不会感觉不到丈夫的冷漠。她留在上屋场,遭遇了婆婆没有遭遇过的不幸:生前,没有享受过一次丈夫爱的温暖,身后没有留下一个子女。不知夜深人静之时,她只形孤影,是否曾对月哭泣?看着别的年轻媳妇与男人亲热,她是否为青春空耗而发出幽怨?农忙时,毛泽东是否曾同她一起下田干活?看着妻子递过来的毛巾,汗流满面的毛泽东是否板着脸接了过去?失落的日子里,什么是这位农家少妇的希望和慰藉?
    外人只知道她没有生育。除了公公婆婆,谁又知道她的难言之隐和愁苦?
    有人说,毛泽东不肯与他的妻子发生任何关系,曾使新娘一家备受羞辱和乡间闲话非议。
    也许,大秀不会埋怨毛泽东。她不幸去世时,毛泽东才是16岁的大孩子。
    大秀是上屋场毛泽东同辈人中第一个去世的人。去世后,作为毛家人,被葬在韶山南岸土地冲楠竹圫。后来,她的公婆去世后,也葬在那个山坡上,在大秀坟墓上方几步的地方。他们继续相伴。
    大秀是毛家明媒正娶的媳妇,毛氏宗族郑重地将她作为毛泽东的“元配”,列入《韶山毛氏族谱》,并高度评价。1941年,毛氏宗族四修族谱时,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列在大秀的名下承祧,以慰亡灵。他们尊重和依循的是传统。
    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毛泽东还有这样一个“元配”。大秀没有后代,清明节也没有人去祭奠她。随着岁月流逝,她小小的坟丘,现在已近平塌。没有墓碑,没有鲜花,没有香烛供果,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如同她短暂的一生,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与婆婆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她也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

毛泽东与杨开慧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1901年出生于长沙县板仓。其父杨昌济是闻名三湘的学者、教授,他思想先进,开慧虽为女儿身,但父亲也为他取了名、字、号。7岁时破例入长沙第四十初级小学,书香门第出身的杨开慧从小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气。

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举家北迁。毛泽东9月间来到北京,并经恩师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和杨开慧两人开始相爱了。

1920年初,杨昌济不幸病逝,杨开慧随母亲回湖南。这一年冬天,在长沙市望麓园附近的船山书院内,杨开慧和毛泽东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仅花了6元大洋请至亲好友吃了一顿饭。

婚后的毛泽东和杨开慧聚少离多,这对革命伴侣为了执着的信念经常天南海北,劳燕纷飞。开慧的性格自有她刚毅、坚强的一面,但在情感世界里,她又是那样多愁善感。这便注定了杨开慧作为一个女人所应承受的情感磨难,而这又是和毛泽东身份的特殊性联系在一起的。而毛泽东的内心又埋藏了多少对开慧的依依不舍!

1927年夏,八七会议后秘密潜回湖南的毛泽东日夜进行暴动的准备,杨开慧则照料着丈夫的生活。8月底,毛泽东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杨开慧给丈夫带上草鞋,并叮嘱毛泽东最好扮成郎中。但谁也没有想到,此次话别,竟成夫妻之间的永诀!

因关山远隔,音信不通,三年间杨开慧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屡“剿”“朱毛”却总不成功的消息,既受鼓舞又生牵挂。

同时,开慧的处境却是那样地险恶。敌人到处在搜捕她,她仍无畏地奔走于板仓方圆数十里的地方,顽强地坚持地下工作。

1930年10月,杨开慧在板仓被军阀何键抓捕。面对爱人,她是那样地温柔,但面对敌人,她又是那样的刚强,这就是杨开慧。出身书香门弟、“举止温婉”的杨开慧几乎每天都被提去过堂,遭到皮鞭、木棍的毒打,还被压杠子,被打昏后又用凉水泼醒……她带着儿子岸英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极其黑暗的日子。

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开慧勇敢而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同年11月14日,开慧在长沙被杀害,年仅29岁。牺牲前她只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杨开慧牺牲的当晚,尸体被老赤卫队员偷运回家。6岁的岸青和仅3岁的弟弟岸龙抱着妈妈的尸体大哭不止。过了十几天,岸英被营救出狱后,才准备掩埋开慧的遗体,三兄弟与妈妈难舍难分,痛哭不已,岸龙还非要和妈妈“睡”在一起。在场的人无不痛哭失声。岸英是第一个止住眼泪的,他擦了一把眼泪对两个弟弟说:“我们要懂事,要为妈妈报仇!”那时岸英刚刚7岁。

不久,正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痛彻心肝,他在给杨家的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时至27年后,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更是寄托了毛泽东对亡妻的绵绵哀思之情。



说到毛泽东的爱情,就不能不提到贺子珍。

生于1909年中秋的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她才貌出众,少女时代是有名的“永新一枝花”。

1927年8月,贺子珍参加永新暴动,并跟随宁冈农民自卫军上了井冈山。11月初,贺子珍被调任前委秘书,到前委书记毛泽东身边工作。冬天,陪同毛泽东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地区做社会调查,帮助毛泽东整理、抄写一系列调查材料。

1928年5月28日,在袁文才、王佐的撮合下,毛泽东同贺子珍结为夫妻。

成婚之前,毛泽东就曾神色黯然地告诉过贺子珍:自己结过婚,妻子杨开慧和3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久无音信,生死未卜。婚后,夫妻二人住在附近的攀龙书院八角楼时,他发现子珍总是将一个旧包袱另外放着,便问里边包的什么?贺子珍说:“我的行李。你什么时候将开慧姐接来,我什么时候离开。她带着3个孩子,多不容易呀。”

后来,杨开慧被杀害的消息传来,毛泽东泣不成声,贺子珍也扑到毛泽东的怀里哽咽不已。

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期,贺子珍始终伴随着他,帮助他走出人生与革命事业的低谷。贺子珍与毛泽东共同生活的10年中,共生育子女6人,除娇娇外其余全部丢失或夭折。后来,延安成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日圣地。国内外各种人物纷至沓来。毛泽东特别繁忙,回家后也顾不上贺子珍,这使贺子珍感到空寂、苦恼、烦躁。

年轻的贺子珍敏感、好强。她恨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想要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她想动手术,把体内的弹片取出来。可是,延安动不了这种手术,于是她便决定转道西安到苏联去。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要走,极力挽留;执拗的贺子珍此时已听不进去劝告。后来毛泽东又给暂住西安的贺子珍一连发过6封电报,劝她回延安,她依然执意不肯。

事实上,还在怄气的贺子珍并没有忘情于毛泽东。身在西安,她的心却飞回了延安,贺子珍惦记着毛泽东的健康与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窟窿、记录了他们爱情的红毛毯带出来,他的被褥更单薄了,晚上能不冷吗?于是,她用自己积攒起来的津贴费,上街买了一床新棉被,亲手缝好,托人捎给在延安的毛泽东。

最终贺子珍还是踏上了赴苏之路。

贺子珍没有想到,这条赴苏之路对她与毛泽东的关系而言是一条不归路,从此她再也回不到毛泽东身边了。两个同甘共苦整整十载的患难夫妻就此天各一方。

此后,尽管两人仍彼此牵挂,但仅于1959年在庐山见过一面。北京的大门,始终对贺子珍关闭着。1979年贺子珍终于来到了北京,在毛泽东遗体前泣不成声。两位老人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最终演绎成一场撼人心魄的爱情悲剧。


毛泽东与江青

1938年,在贺子珍赴苏之后,另一个女人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这个女人就是江青。

1937年从上海奔赴延安的江青,象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是怀着一腔热情踏上延安这片热土的。当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苦又离开的人很多,江青能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

江青能吸引毛泽东的目光,一方面是由于她的主动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当时的延安,她确实比较出众。当时的江青,头发乌黑、眼睛大而有神。她京戏唱得很好,在当时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环境中很受欢迎。江青的字写得也很好,特别是楷书更为出色。她还会织毛衣、剪裁衣服,并做得漂亮而合体。

也许是江青让毛泽东感到清新,因贺子珍出走而受伤的心得到了慰籍,毛泽东终于开始把眼光集中到江青身上。

1938年11月,45岁的毛泽东和24岁的江青结婚了。

毛泽东、江青两人的婚姻生活最初是幸福的。江青比较懂得毛泽东的爱好,毛泽东喜食辣椒,江青便会让窑洞飘满辣椒味;毛泽东喜欢京戏,江青就给毛泽东放唱片……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江青履行了一个妻子应有的职责。

由于历史因素,再加上自身的个性,出身演员的江青后来却错登上了政治舞台,而且又扮演了反面角色,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令人扼腕的印记。但历史终究不能假设。江青也终于得到了历史公正的裁判。摘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一起的日子:巨星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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